禮治社區：探索中國特色基層治理

作者：宋道雷、劉建軍(jun)

來源：《解放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八月初十日辛醜(chou)

           耶穌2015年9月22日

禮治社區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是與(yu) 具有中國特色的社區形態和基層治理關(guan) 聯在一起的。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推行禮治社區，意在構建一種不同於(yu) 傳(chuan) 統社區治理和西方社區治理的新型社區治理形態。這一新型社區治理形態不僅(jin) 具有當代意義(yi) ，更具有中國意義(yi) 。

社區作為(wei) 單位製鬆解之後成長起來的嶄新社會(hui) 空間，應該采取什麽(me) 樣的治理結構，到目前為(wei) 止，還是眾(zhong) 說紛紜。我們(men) 到西方發達國家去，很多西方學者告訴我們(men) ，在現代化的衝(chong) 擊之下，傳(chuan) 統意義(yi) 的社區在西方已經瀕臨(lin) 死亡。那種老死不相往來的陌生人社區已經完全取代了守望相助的熟人社區。這一轉變導致西方國家的社區被納入到了一種單純、極端的法治結構之中。但是，在中國，基層治理始終沒有放棄構建熟人共同體(ti) 、情感共同體(ti) 、自治共同體(ti) 的努力。由此，在城市基層社會(hui) 推行構建禮治社區的實驗，成為(wei) 中國基層治理的一種積極探索。

什麽(me) 是禮治社區

中國城市社區作為(wei) 獨特的社會(hui) 空間，要想把它完全納入到法治軌道中，還是比較困難的。但是，完全依賴德治，在一種崇尚內(nei) 在自覺的狀態中構建社區的治理結構，也是難以為(wei) 繼的。基於(yu) 此，我們(men) 就有了一種想法，試圖把法治精神和德治精神融合到禮治中，構建一種與(yu) 傳(chuan) 統相契合、與(yu) 現實相適應的禮治社區。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對中國文化尤其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及其在現代社會(hui) 的重要性極為(wei) 關(guan) 注，並把它視為(wei) 國家治理的基礎。他強調：“中華民族具有五千多年連綿不斷的文明曆史，創造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wei) 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中華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著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feng) 厚滋養(yang)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自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忠實傳(chuan) 承者和弘揚者，又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倡導者和發展者。要用中華民族創造的一切精神財富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決(jue) 不可拋棄中華民族的優(you) 秀文化傳(chuan) 統。”中國是有著悠久的禮治傳(chuan) 統的，今天研究的重點是，能否實現這一傳(chuan) 統在基層治理中的再生呢？

關(guan) 注中國基層治理不能全是“分析主義(yi) ”的，而應該是“行動主義(yi) ”的。換言之，對基層社區的關(guan) 注，不是僅(jin) 僅(jin) 將之作為(wei) 研究對象，而是要走進社區，通過溝通與(yu) 互動，推動社區居民的積極行動，以形成一種參與(yu) 式的治理結構。所謂“禮治社區”，就是在熟人共同體(ti) 、情感共同體(ti) 和自治共同體(ti) 這一理念的主導下，通過協商、討論而形成大家約定俗成、共同遵守的禮治規則，以達成一種有序、有信、有義(yi) 的社區公共生活形態。需要指出的是，禮治社區不是傳(chuan) 統禮治的複活，而是禮治在現代社區中的新生。這一形態是剔除傳(chuan) 統的“禮”中人與(yu) 人之間的不平等，包含著法治的精神和德治的素養(yang) ，包含著對每一個(ge) 居民平等的尊重。此外，禮治規則秉承“學以成人”的訓誡，在人性化、道德化和情感化的取向中，展示了社區治理獨特的關(guan) 懷與(yu) 追求。例如，停在社區中的每輛車的前排玻璃下麵，都有車主的姓名和聯係電話，在發生刮擦和停車不規範時可以方便聯係車主，這就是社區中的“停車之禮”；汽車進入社區時在門口務必停留三秒鍾，這就是社區中的“行車之禮”；　住在一樓的一對年老夫妻通過求助鈴與(yu) 住在四樓的一對年輕夫妻進行交流和溝通，這就是社區中的“關(guan) 愛之禮”；將社區中的法律工作室改為(wei) “社區說禮堂”，通過調解來解決(jue) 鄰裏衝(chong) 突，這就是社區中的“和解之禮”；社區將每個(ge) 家庭的家訓展示出來，形成家訓牆這一獨特的禮治景觀，這就是社區中的“教化之禮”。

十八屆四中全會(hui) 報告在闡述構建法治社會(hui) 時提出：加強公民道德建設，弘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增強法治的道德底蘊，強化規則意識，倡導契約精神，弘揚公序良俗。發揮法治在解決(jue) 道德領域突出問題中的作用，引導人們(men) 自覺履行法定義(yi) 務、社會(hui) 責任、家庭責任。發揮市民公約、鄉(xiang) 規民約、行業(ye) 規章、團體(ti) 章程等社會(hui) 規範在社會(hui) 治理中的積極作用。由此可見，中國要建設的社會(hui) 主義(yi) 法治國家是依靠廣義(yi) 之法而不是狹義(yi) 之法支撐起來的。除憲法外，黨(dang) 內(nei) 法規、市民公約、鄉(xiang) 規民約、行業(ye) 規章、團體(ti) 章程等，都構成了維護社會(hui) 秩序和政治秩序的法治資源。我們(men) 在社區調研中，切身感受到紙麵上的法律解決(jue) 不了社區所有的問題，很多時候，市民公約、鄉(xiang) 規民約的作用可能比專(zhuan) 門化的法律更為(wei) 有效，治理成本也更低。運用不同類型的法律和規則化解不同領域的衝(chong) 突和矛盾，是治理主義(yi) 法治觀的重要體(ti) 現。中國這樣一個(ge) 大國的治理肯定不能隻依靠單一類型的法律。社會(hui) 主義(yi) 法治國家有其獨特的基本要義(yi) 和獨特的治理形態。我們(men) 不能照搬西方理性主義(yi) 的法治模式，也不能固守工具主義(yi) 的法治模式，而應在更加冷靜、更加務實的道路上，創建符合中國國情的法治模式。

禮治社區的基本要素

中國的禮治傳(chuan) 統源遠流長。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禮運》也告誡說，“禮義(yi) 也者，人之大端也”，“故壞國、喪(sang) 家、亡人，先去其禮”。但是，禮治社區不是傳(chuan) 統禮治的簡單再生，而是剔除傳(chuan) 統禮治弊端後的現代轉型。禮治社區試圖將傳(chuan) 統的禮治與(yu) 現代城市中的社區結合起來，旨在構建一種開放性、包容性、關(guan) 懷性的社區治理結構。在實踐中，一個(ge) 成熟的禮治社區至少包含以下四種要素：一是禮治精神。所謂禮治精神，就是一種包容、平等的精神。例如，當本地人與(yu) 外地人、年輕人與(yu) 老年人共處一社區的時候，禮治精神恰恰能夠將不同身份、不同籍貫、不同職業(ye) 、不同年齡的人拉到一個(ge) 共同的起點上來，在關(guan) 照人性和尊重人格的平等起點上進行對話。禮治不是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分”，而是現代意義(yi) 上的“合”。二是禮治景觀。社區中的一草一木都是與(yu) 居民的生活具有高度關(guan) 聯性的。社區從(cong) 本質上來說是一種公共生活和空間，是公共交流的空間。所以，禮治景觀則是這種公共生活和公共空間得以展開的載體(ti) 。社區治理水平和治理質量的提升一定要與(yu) 科學的社區規劃結合起來。三是禮治公約。禮治公約是禮治社區最為(wei) 重要的要素。禮治之所以能夠將法治和德治融為(wei) 一體(ti) 並落實到社區生活之中，最為(wei) 重要的體(ti) 現就是兼具約束力和體(ti) 認性的禮治公約。四是禮治平台。所謂禮治平台就是居民進行討論和協商的組織。

以上四種要素不是彼此隔離的，而是要相互嵌入。這是構建禮治社區的關(guan) 鍵。

社區治理的中國邏輯

中國的社會(hui) 治理講求國家與(yu) 家庭的聯結。古人說“民為(wei) 邦本，本固邦寧”，強調的就是中國社會(hui) 治理中最為(wei) 重要的一對文化基因，即“國與(yu) 民”的關(guan) 係，或者說是“國與(yu) 家”的關(guan) 係。而西方社會(hui) 則講究國家與(yu) 社會(hui) 的關(guan) 係。這兩(liang) 對不同的關(guan) 係必然會(hui) 塑造出不同的治理形態。故中國“以民為(wei) 本”的社會(hui) 治理講求“政道”，西方由不同階級組合而成的社會(hui) 治理特別講求“政體(ti) ”。這就是學者王紹光所說的“政道思維”和“政體(ti) 思維”。政道思維關(guan) 注結果，政體(ti) 思維關(guan) 注形式；　政道思維講求寬厚包容與(yu) 整體(ti) 福祉，政體(ti) 思維講求唯一性和排他性。西方人對政體(ti) 形式之美的捍衛已經到了異常頑固的地步，而中國人所秉承的政道思維則在一種開放的胸懷中，可以吸收人類文明的所有優(you) 秀成果。以民為(wei) 本的公共政策與(yu) 國家治理特別講究與(yu) 每一個(ge) 國民、每一個(ge) 家族、每一個(ge) 家庭的關(guan) 聯。

中國的現代化曆程就是“國—家”結構和“國—民”結構這一文化基因重新煥發生機的過程。鄧小平同誌把現代化理解為(wei) 中國式現代化，指的就是小康之家的建設以及以無數個(ge) 小康之家為(wei) 基礎的小康社會(hui) 的建設。習(xi) 近平同誌強調家庭在社會(hui) 治理中的價(jia) 值，強調民心與(yu) 民意在現代社會(hui) 治理中的基礎性作用，實際上就是要將現代社會(hui) 治理確立在實實在在的小康之家的基礎之上，確立在牢固的民心與(yu) 民意之上。中國的國家治理和社會(hui) 治理絕不是也不可能是去追求隻具有形式之美和邏輯之美的政體(ti) ，而是關(guan) 注社會(hui) 秩序的構建、社會(hui) 資本的培育、社會(hui) 治理績效的提升以及民眾(zhong) 生活質量的提高。這是傳(chuan) 統政道思維的文化基因在當代中國社會(hui) 治理中創造性轉化的結果。

社會(hui) 治理的根本邏輯是搭建起從(cong) 家庭到國家的鏈條和紐帶，以達成家與(yu) 國之間的治理勾連，這是傳(chuan) 統中國社會(hui) 治理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國區別於(yu) 西方社會(hui) 治理的重要特征。因此，依托家庭而又超越家庭的禮治共同體(ti) 在當代中國的基層治理中就顯得特別重要。

禮治共同體(ti) 是中國社會(hui) 治理文化基因的現代轉化形式，它體(ti) 現了社區治理的中國邏輯和文化密碼。禮治社區的精神是依靠仁義(yi) 禮智信的基本規範、依靠大家約定俗成的居民公約，將社區中的個(ge) 體(ti) 、家庭、群團組織、業(ye) 委會(hui) 、物業(ye) 公司以及黨(dang) 組織、居委會(hui) 、社會(hui) 組織等多重力量串聯在一起，以鑄就將德治和法治融為(wei) 一體(ti) 的新型社區治理形態。當西方人在感歎社區在現代社會(hui) 已經死亡的時候，中國社會(hui) 轉型催生出來的禮治社區，很可能會(hui) 為(wei) 其他不同文化體(ti) 係的基層治理提供非常有意義(yi) 的借鑒和啟發。

世界上沒有兩(liang) 個(ge) 國家的社會(hui) 治理體(ti) 係是完全相同的。當我們(men) 走進各國真實的社會(hui) 治理情境中的時候，就會(hui) 發現，幾乎每個(ge) 國家的治理體(ti) 係都有其賴以產(chan) 生的前提和條件。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所提出的“中國優(you) 秀傳(chuan) 統思想文化體(ti) 現著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在生產(chan) 生活中形成和傳(chuan) 承的世界觀、人生觀、價(jia) 值觀、審美觀等，其中最核心的內(nei) 容已經成為(wei) 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在修齊治平、尊時守位、知常達變、開物成務、建功立業(ye) 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有別於(yu) 其他民族的獨特標識”，“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yu) 當代文化相適應、與(yu) 現代社會(hui) 相協調，以人們(men) 喜聞樂(le) 見、具有廣泛參與(yu) 性的方式推廣開來”。由此可見，禮治社區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是與(yu) 具有中國特色的社區形態和基層治理關(guan) 聯在一起的。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推行禮治社區，意在構建一種不同於(yu) 傳(chuan) 統社區治理和西方社區治理的新型社區治理形態。這一新型社區治理形態不僅(jin) 具有當代意義(yi) ，更具有中國意義(yi) 。

（作者分別為(wei) 複旦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講師，複旦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