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利他主義(yi) 模式”研究

作者：康曉光 張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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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十二月十五日乙巳

           耶穌2016年1月24日

【摘要】

毛時代，被視為(wei) 剝削階級的統治手段的“慈善”遭到官方的嚴(yan) 厲批判，以“慈善”為(wei) 名的行動也銷聲匿跡，因此很多人認為(wei) 那是一個(ge) “無慈善”的時代。然而，如果從(cong) “慈善”的本質——“利他”——出發考察那個(ge) 時代，我們(men) 對它的看法將會(hui) 發生根本改變。在毛時代，以實現共產(chan) 主義(yi) 為(wei) 指向、以個(ge) 人之間的互助和對集體(ti) 利益的維護為(wei) 標誌的利他行為(wei) 廣泛存在，並且建立了一套獨特的利他主義(yi) 意識形態和社會(hui) 化機製。

本文從(cong) “描述”和“解釋”兩(liang) 個(ge) 層麵對毛時代的利他主義(yi) 模式進行研究。

本文以社會(hui) 化理論為(wei) 基礎，按照從(cong) 理念到行動的脈絡，從(cong) 利他主義(yi) 理念、社會(hui) 化方式、公眾(zhong) 的利他主義(yi) 實踐三個(ge) 方麵，“描述”毛時代的利他主義(yi) 模式。本文認為(wei) ，共產(chan) 主義(yi) 理想、社會(hui) 主義(yi) 的集體(ti) 主義(yi) 、革命的人道主義(yi) 構成了毛時代利他主義(yi) 理念的核心要素；政治權威支持、領袖號召、利用一切正式組織特別是教育係統進行教育、運用一切媒體(ti) 進行宣傳(chuan) 、樹立榜樣等構成了社會(hui) 化的主要策略；而政府主導、非組織化、忘我奉獻構成了公眾(zhong) 利他主義(yi) 實踐的基本特征。

本文運用“還原論”方法對毛時代利他主義(yi) 模式進行“解釋”，即將它視為(wei) 其宏觀環境的產(chan) 物。本文的主要結論為(wei) ，毛時代的意識形態、政治和經濟製度、社會(hui) 結構以及它們(men) 之間複雜的因果網絡塑造了它的利他主義(yi) 模式。值得關(guan) 注的是，上述結構性要素均來自蘇聯——中國之外，也就是說，外來力量塑造了毛時代利他主義(yi) 模式。進一步的分析表明，這一體(ti) 係是在摧毀本土文化的基礎上興(xing) 建的。正因為(wei) 如此，當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動搖了毛時代的思想和製度的時候，毛時代利他主義(yi) 模式也隨之煙消雲(yun) 散。

一、導論

伴隨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沉寂已久的“慈善”，在中國大陸開始複活，而且日趨活躍，其影響與(yu) 日俱增。這與(yu) 剛剛逝去的毛澤東(dong) 時代恰成對照。在那個(ge) 時代，“慈善”遭到嚴(yan) 厲批判，被認為(wei) 是統治階級維護其統治的高明伎倆(lia) ，而“慈善觀念”則被視為(wei) 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在現實中，以“慈善”為(wei) 名的行動銷聲匿跡，“慈善組織”亦不複存在。於(yu) 是，今天的人們(men) 自然而然地認為(wei) 毛澤東(dong) 時代不存在“慈善”。

大多數學者認為(we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yi) 本身對於(yu) 慈善持否定態度。因為(wei) 馬克思恩格斯曾反複告誡工人，自由、平等、博愛“這些美好的空話”常常是資產(chan) 階級欺騙無產(chan) 階級，維護資產(chan) 階級統治的精神武器。他們(men) 指出，“用國家保證工作的辦法”，“各種慈善救濟的措施”都是民主主義(yi) 小資產(chan) 階級“以虛假的小恩小惠來收買(mai) 工人，用暫時改善工人生活條件的方法來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1]同時有學者研究發現，新中國成立以後相當長一段時間,由於(yu) 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ti) 製,國家與(yu) 集體(ti) 承擔了全部的社會(hui) 福利和社會(hui) 保障職責,民間慈善組織發展處於(yu) 停頓狀態。[2]基於(yu) 此，很多學者刻意回避這一時期的慈善問題，還有人提出：“新中國成立伊始，慈善事業(ye) 消亡。……毛澤東(dong) 認為(wei) 慈善事業(ye) 是統治階級籠絡人心、粉飾太平、緩和階級矛盾以至進行精神侵略的方式和手段。正是根據經典馬克思主義(yi) 者的論斷以及長期的階級鬥爭(zheng) 的思維定勢，新中國成立之後，慈善事業(ye) 隨著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的建立、無產(chan) 階級專(zhuan) 政的實現以及資產(chan) 階級作為(wei) 一個(ge) 階級的消亡也就喪(sang) 失了其存在和發展的空間。慈善事業(ye) 在新中國的命運，是與(yu) 馬克思所創立的科學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緊密聯係在一起的。在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沒有新的發展之前，慈善事業(ye) 就很難再次登上中國的曆史舞台。”[3]

但是，如果我們(men) 撥開概念的迷霧，從(cong) “慈善”的本質出發進行考查，那麽(me) 我們(men) 對毛澤東(dong) 時代的看法將發生根本改變。盡管“慈善”在不同的社會(hui) 形態和每個(ge) 社會(hui) 形態的不同曆史階段的表現有所不同,但其核心價(jia) 值可以歸結為(wei) 兩(liang) 個(ge) 字——“利他”。[4]在毛澤東(dong) 時代，盡管“慈善”消失了，但是以實現共產(chan) 主義(yi) 為(wei) 指向、以個(ge) 人之間的互助和對集體(ti) 利益的維護為(wei) 標誌的利他行為(wei) 廣泛存在，並且建立了一套獨特的利他主義(yi) 意識形態和社會(hui) 化機製。

本文將毛澤東(dong) 時代的利他主義(yi) 理念、使該理念社會(hui) 化的主體(ti) 、主體(ti) 所運用的社會(hui) 化方式、作為(wei) 受眾(zhong) 的公眾(zhong) 的利他主義(yi) 實踐合稱為(wei) “毛澤東(dong) 時代的利他主義(yi) 模式”，簡稱“毛-利他主義(yi) 模式”。

本文將對毛澤東(dong) 時代的利他主義(yi) 模式進行“描述”，並嚐試做出“解釋”。

二、描述：毛-利他主義(yi) 模式

不同於(yu) “利己”行為(wei) ，“利他”行為(wei) 深受價(jia) 值觀的影響，沒有高尚而強大的價(jia) 值觀的支撐，利他行為(wei) 無法廣泛、持久地施行於(yu) 一個(ge) 大社會(hui) 。而要使一種價(jia) 值觀和行為(wei) 規範被公眾(zhong) 廣泛接受，並能夠影響他們(men) 的思想和行為(wei) ，必須通過有效的“社會(hui) 化”。有鑒於(yu) 此，從(cong) 價(jia) 值觀入手，按照從(cong) 理念到行動的脈絡，根據社會(hui) 化理論，要完整地“描述”一個(ge) 社會(hui) 的利他主義(yi) 的方方麵麵，就要描述它的利他主義(yi) 理念、該理念的傳(chuan) 播者、傳(chuan) 播者所運用的社會(hui) 化方式、受眾(zhong) 的思想與(yu) 行為(wei) 。所以，本文對毛-利他主義(yi) 模式的“描述”涉及如下內(nei) 容：（1）毛-利他主義(yi) 價(jia) 值觀和行為(wei) 規範；（2）實施社會(hui) 化的主體(ti) 及其運用的社會(hui) 化方式；（3）社會(hui) 化對象在利他主義(yi) 實踐中的行動特征。我們(men) 的“描述”將力求全麵，但更關(guan) 注“重點”和“特點”，尤其要突出毛-利他主義(yi) 模式的與(yu) 眾(zhong) 不同的“時代特征”。

2.1  價(jia) 值觀與(yu) 行為(wei) 規範

人為(wei) 什麽(me) 要“利他”？誰有資格被關(guan) 心和愛護？被關(guan) 心和愛護的對象包括什麽(me) ？這是涉及利他主義(yi) 的普遍性問題。下麵探討毛-利他主義(yi) 模式對上述問題的回答。

共產(chan) 主義(yi) 理想與(yu) 共產(chan) 主義(yi) 道德

莫裏斯•邁斯納指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yi) 概念結構本身明確地把社會(hui) 意識、現實的價(jia) 值觀與(yu) 未來的共產(chan) 主義(yi) 目標聯係在一起”。[5]

實現共產(chan) 主義(yi) 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最高理想，是毛澤東(dong) 時代一切價(jia) 值觀的終極源泉。毛澤東(dong) 指出：“凡是願意為(wei) 人類解放事業(ye) 奮鬥而又真正研究和懂得共產(chan) 主義(yi) 的人，一定會(hui) 承認馬克思主義(yi) 是解決(jue) 社會(hui) 問題的最高的理想……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是全人類最美滿最愉快最幸福的社會(hui) 。”[6]《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黨(dang) 章》規定：“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黨(dang) 員必須……不惜犧牲個(ge) 人的一切，為(wei) 實現共產(chan) 主義(yi) 奮鬥終身。”

為(wei) 了實現共產(chan) 主義(yi) 理想，需要造就一大批具有共產(chan) 主義(yi) 道德的“新人”。“什麽(me) 是共產(chan) 主義(yi) 道德呢？按照列寧的指示：‘鞏固與(yu) 完成共產(chan) 主義(yi) 事業(ye) 的鬥爭(zheng) 是共產(chan) 主義(yi) 道德底基礎。’也就是說，凡是能夠促使腐朽沒落的社會(hui) 製度的消滅和新的社會(hui) 主義(yi) 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的建成的一切行為(wei) ，都是道德的。反之，凡是阻礙社會(hui) 主義(yi) 共產(chan) 主義(yi) 建成的行為(wei) ，都是不道德的。《列寧斯大林論共產(chan) 主義(yi) 道德教育》一書(shu) 指出：‘共產(chan) 主義(yi) 道德的最高標準，是爭(zheng) 取建成共產(chan) 主義(yi) 的鬥爭(zheng) 。我們(men) 所理解的有道德的人，是那些把自己的一切力量和精力貢獻給為(wei) 建成新的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而鬥爭(zheng) 的人。’”[7]

劉少奇指出，“無產(chan) 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解放全人類”、“拯救世界脫離資本主義(yi) 災難”、“建設幸福美麗(li) 的共產(chan) 主義(yi) 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科學共產(chan) 主義(yi) 的理論”，構成了共產(chan) 主義(yi) 道德的基礎。[8]毛澤東(dong) 把忠誠於(yu) 共產(chan) 主義(yi) 事業(ye) 、社會(hui) 主義(yi) 的集體(ti) 主義(yi) 、革命的人道主義(yi) 確立為(wei) 共產(chan) 主義(yi) 道德的基本原則。[9]

社會(hui) 主義(yi) 的集體(ti) 主義(yi)

馬克思主義(yi) 視“個(ge) 人主義(yi) ”為(wei) 資產(chan) 階級的人生觀。在馬克思主義(yi) 的語境中，“個(ge) 人主義(yi) ”即一切從(cong) 個(ge) 人的利益和需要出發，以追求個(ge) 人利益和需要的滿足為(wei) 行為(wei) 的價(jia) 值指針，把他人和集體(ti) 作為(wei) 達到個(ge) 人欲望的手段。而

“集體(ti) 主義(yi) ”是與(yu) 個(ge) 人主義(yi) 完全對立的價(jia) 值觀，是共產(chan) 主義(yi) 道德的核心，也是共產(chan) 主義(yi) 道德區別於(yu) 一切舊道德的本質特征。它是無產(chan) 階級處理個(ge) 人與(yu) 社會(hui) 、個(ge) 人與(yu) 集體(ti) 利益關(guan) 係的根本準則。它從(cong) 無產(chan) 階級的根本利益出發，強調個(ge) 人的一切言行應以合乎無產(chan) 階級及其廣大人民集體(ti) 利益為(wei) 根本出發點，強調衡量一個(ge) 人的人生價(jia) 值的最高準則就是他對人民、對社會(hui) 、對共產(chan) 主義(yi) 事業(ye) 的貢獻。

毛澤東(dong) 時代倡導的集體(ti) 主義(yi) 要求，在處理國家、集體(ti) 和個(ge) 人三者利益時，要把國家利益、集體(ti) 利益放在第一位；當個(ge) 人利益與(yu) 集體(ti) 利益出現衝(chong) 突時，要做到個(ge) 人利益服從(cong) 集體(ti) 利益；當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發生衝(chong) 突時，要做到局部利益服從(cong) 全局利益；當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發生衝(chong) 突時，要做到眼前利益服從(cong) 長遠利益。這種價(jia) 值評價(jia) 準則是無產(chan) 階級集體(ti) 主義(yi) 精神的集中體(ti) 現。

當時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jun) 委副主席林彪明確指出：“共產(chan) 主義(yi) 就是講的一個(ge) ‘公’字，反對一個(ge) ‘私’字。”[10]文革期間《人民日報》一篇社論很好地詮釋了“公”與(yu) “私”的含義(yi) 。該社論指出：“為(wei) 公還是為(wei) 私，是資產(chan) 階級和無產(chan) 階級的兩(liang) 種根本對立的世界觀……為(wei) 私，就是處處想到自己，隻顧自己，爭(zheng) 名，爭(zheng) 利，爭(zheng) 權，爭(zheng) 出風頭，忘了集體(ti) ，忘了社會(hui) ，忘了七億(yi) 人民，忘了三十億(yi) 世界人民。他們(men) 腦子裏隻有自己一口人。他們(men) 的世界觀，就是‘一口觀’。他們(men) 站在‘一口觀’上看世界，站在資產(chan) 階級立場上看待一切。為(wei) 公，就是不為(wei) 名，不為(wei) 利，不怕苦。不怕死，毫不利己，專(zhuan) 門利人，一心為(wei) 革命，一心為(wei) 人民，全心全意為(wei) 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務。他們(men) 站在無產(chan) 階級立場上，把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人類解放的利益，看得高於(yu) 一切。”[11]

革命的人道主義(yi)

在《為(wei) 人民服務》中毛澤東(dong) 指出：“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guan) 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在《紀念白求恩》中毛澤東(dong) 指出：“白求恩同誌毫不利己專(zhuan) 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同誌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他批評有些人“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後再替別人打算……對同誌對人民不是滿腔熱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關(guan) 心，麻木不仁。”他要求“每一個(ge) 共產(chan) 黨(dang) 員，一定要學習(xi) 白求恩……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

在毛澤東(dong) 時代，人與(yu) 人間的互助關(guan) 係建立在階級分析的基礎之上，隻有“階級兄弟”、“革命同誌”之間才能有無私的幫助，而對於(yu) 敵人則隻有無情的打擊。

在毛澤東(dong) 時代，“人民”並不包含所有的中國公民。“什麽(me) 是人民大眾(zhong) 呢？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nong) 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chan) 階級。” [12]也就是說，地主、資本家、反動派等剝削者作為(wei) 階級敵人，並不包括在“人民”範疇之內(nei) 。作為(wei) 階級敵人，他們(men) 不僅(jin) 不能得到關(guan) 愛，反而會(hui) 受到嚴(yan) 厲的打擊。人道主義(yi) 並不適用於(yu) 階級敵人！此所謂“革命的人道主義(yi) ”。

毛澤東(dong) 指出：“世上決(jue) 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至於(yu) 所謂‘人類之愛’，自從(cong) 人類分化成為(wei) 階級以後，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真正的人類之愛是會(hui) 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滅了階級以後。……我們(men) 不能愛敵人，不能愛社會(hui) 的醜(chou) 惡現象，我們(men) 的目的是消滅這些東(dong) 西。”[13]

毛澤東(dong) 時代的楷模雷鋒在日記中寫(xie) 到：“我要牢牢記住這段名言：‘對待同誌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樣的火熱，對待個(ge) 人主義(yi) 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對待敵人要像嚴(yan) 冬一樣殘酷無情。’”[14]這段話準確地表達了革命的人道主義(yi) 的真諦。

2.2 社會(hui) 化主體(ti) 及其社會(hui) 化方式

價(jia) 值觀和行為(wei) 規範隻有經過成功的社會(hui) 化，才能有效地指導人們(men) 的思想和行動的。成功的社會(hui) 化依賴有力的社會(hui) 化主體(ti) 運用恰當的社會(hui) 化方式將社會(hui) 化內(nei) 容灌輸給社會(hui) 化對象。毛澤東(dong) 時代，在毛-利他主義(yi) 的社會(hui) 化中，不但參與(yu) 的社會(hui) 化主體(ti) 極富特色，而且建立了一整套極富特色的社會(hui) 化方式。

政治權威作保障

毛澤東(dong) 時代，黨(dang) 和政府擁有無上權威。黨(dang) 和政府不但全力支持毛-利他主義(yi) 的價(jia) 值觀和行為(wei) 規範，而且全力支持它的社會(hui) 化和社會(hui) 實踐。下文所述的領袖魅力的發揮、各類單位的參與(yu) 、教育係統的投入、各種媒介的利用，均是政治權威支持毛-利他主義(yi) 社會(hui) 化的具體(ti) 表現。與(yu) 此同時，一切抵製行為(wei) ，包括異己的聲音，都會(hui) 受到黨(dang) 和政府的嚴(yan) 厲打擊。

在毛澤東(dong) 時代，毛-利他主義(yi) 模式擊敗了其他競爭(zheng) 對手占據了主導地位。沒有證據表明，毛-利他主義(yi) 模式僅(jin) 僅(jin) 憑借自己在思想市場上的競爭(zheng) 優(you) 勢獲得了主導地位；但是，卻可以肯定，來自政治權威的支持對它獲得優(you) 勢地位發揮了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作用。

借助領袖超凡魅力

毛澤東(dong) 直接參與(yu) 製定了毛-利他主義(yi) 價(jia) 值觀和行為(wei) 規範，撰寫(xie) 了一係列相關(guan) 文章（如“老三篇”），樹立了一係列道德榜樣（如雷鋒）。他還以領袖的身份親(qin) 自號召全國人民學習(xi) 和踐行毛-利他主義(yi) 。在那個(ge) 時代，毛澤東(dong) 被人民像神一樣的崇拜，毛澤東(dong) 語錄被人們(men) 奉為(wei) 神諭。借助毛澤東(dong) 的超凡魅力，向人們(men) 灌輸他所倡導的東(dong) 西，有力地推動了毛-利他主義(yi) 價(jia) 值觀和行為(wei) 規範的社會(hui) 化。同時，毛澤東(dong) 還親(qin) 自指導毛-利他主義(yi) 的實踐活動。

通過“單位”開展教育

“單位”是毛澤東(dong) 時代的基礎性的製度單元。根據最高權威的要求，各類單位都要對其成員進行毛-利他主義(yi) 教育。由於(yu) 每個(ge) 人都屬於(yu) 某個(ge) “單位”（黨(dang) 政機關(guan) 、企事業(ye) 單位、社會(hui) 團體(ti) 、城市居委會(hui) 、農(nong) 村人民公社），所以各類單位內(nei) 部開展的毛-利他主義(yi) 教育活動，幾乎可以覆蓋所有的社會(hui) 成員。而且由於(yu) 單位直接掌握了其成員幾乎全部的生活資源，它可以對其成員的思想和行為(wei) 發揮強有力的影響。

通過正規教育係統實施教化

正式教育係統包括小學、中學、大學、職業(ye) 學校、黨(dang) 校等，它們(men) 都在黨(dang) 和政府的直接領導之下。毛澤東(dong) 時代，各類學校都要對其學生進行毛-利他主義(yi) 教育。而且在所有學校的所有課程中都要以適當的方式融入毛-利他主義(yi) 內(nei) 容。

毛澤東(dong) 時代極為(wei) 重視人的思想改造，把正式學校視為(wei) 培養(yang) 共產(chan) 主義(yi) 新人的重要陣地。毛澤東(dong) 一再強調“政治掛帥”，強調“又紅又傳(chuan) ”，而且“紅”優(you) 先於(yu) “專(zhuan) ”。1958年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guan) 於(yu) 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確要求，包括階級觀點、群眾(zhong) 觀點、集體(ti) 觀點在內(nei) 的政治思想教育是教師和學生的必修課，“政治覺悟”是評價(jia) 學生優(you) 劣的重要考核指標。

利用各種傳(chuan) 媒進行宣傳(chuan)

毛澤東(dong) 時代，報紙、刊物、廣播是公眾(zhong) 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而且它們(men) 悉數掌握在政府手中，報道內(nei) 容和形式也由政府確定。政府通過它們(men) 向社會(hui) 有效地傳(chuan) 播自己選中的信息，同時濾除各種“噪音”，從(cong) 而使其倡導的理念得以迅速擴展。黨(dang) 和政府還充分利用其他傳(chuan) 播形式，如辦牆報、黑板報，組織演講、大辯論、文藝演出等等，宣傳(chuan) 自己的主張與(yu) 政策，使之深入群眾(zhong) 的日常生活。

樹立榜樣

毛澤東(dong) 相信“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革命和建設時期，他樹立了許多榜樣，並親(qin) 自號召人民向他們(men) 學習(xi) 。毛澤東(dong) 既強調榜樣是人民效仿和學習(xi) 的對象，也強調榜樣必須是人民群眾(zhong) 中的一份子。這些榜樣往往是來自基層的普通人，從(cong) 事著平凡的工作，但是具有崇高的思想和行為(wei) 。他們(men) 的言行充分體(ti) 現了共產(chan) 主義(yi) 道德。他們(men) 可以帶給人民群眾(zhong) 最直接、最生動、最具體(ti) 、最親(qin) 切的道德教育。他們(men) 都是平凡的，他們(men) 的事跡任何人都可以仿效；他們(men) 又是偉(wei) 大的，要做到他們(men) 那樣必需通過持續地、艱苦地努力。這些榜樣，能夠將抽象的意識形態轉變為(wei) 易於(yu) 被群眾(zhong) 接受的、具體(ti) 的、具有說服力和感染力的案例，因而能更好地引導、激勵廣大群眾(zhong) 成為(wei) 具有共產(chan) 主義(yi) 道德的一代新人。

當然，榜樣的選擇、解說、宣揚，完全由領袖、黨(dang) 和政府壟斷，人民群眾(zhong) 無緣置喙。

2.3 實踐特征

確立價(jia) 值觀和行為(wei) 規範，通過社會(hui) 化使價(jia) 值觀和行為(wei) 規範深入人心，都是為(wei) 了讓人們(men) 在實踐中身體(ti) 力行。不能落實在行動中的理念是無力的也是無用的東(dong) 西。毛澤東(dong) 時代，在實踐中，毛-利他主義(yi) 行動獨具特色。

政府主導

本文研究的“毛-利他主義(yi) 實踐”是人們(men) 自發的、自願的利他主義(yi) 行動。

在毛澤東(dong) 時代，即使是民間的、自發的、自願的利他主義(yi) 行為(wei) ，仍然受到黨(dang) 和政府的全麵而有力地幹預。首先，民間利他行為(wei) 必須遵循政府製定的原則，如對同誌愛，對敵人恨。其次，民間利他行為(wei) 必須響應政府號召，按政府要求去做。可以說，民間的自願行為(wei) ，也是政府號召的行為(wei) ，違背政府意願的事情誰也不敢做。第三，民間必須學習(xi) 政府樹立的榜樣，向榜樣那樣思考和行動。

非組織化或個(ge) 體(ti) 化

新中國建立後，取締了舊中國遺留的慈善組織，也不允許成立新的慈善組織或公益組織。

毛澤東(dong) 時代，不存在正規的民間公益組織，不存在民間的、有組織的、利他主義(yi) 活動，民間的、大規模的、經常性的、有組織的公益活動則完全絕跡。

毛澤東(dong) 時代，民間的利他行動主要有兩(liang) 種類型：以個(ge) 人為(wei) 單位的人際互幫互助,以及個(ge) 人維護集體(ti) 利益、國家利益的行動。

個(ge) 體(ti) 行動特征

毛澤東(dong) 時代鼓勵個(ge) 人在精神層麵幫助他人。在毛澤東(dong) 時代，學習(xi) 毛澤東(dong) 著作成為(wei) 一個(ge) 人思想是否進步的最重要的考核指標。因此，積極引導他人學習(xi) 毛澤東(dong) 著作，幫助他人共同進步，是毛澤東(dong) 時代一種普遍的民間利他行為(wei) 模式。

毛澤東(dong) 時代也鼓勵個(ge) 人為(wei) 他人提供有形的幫助。作為(wei) 毛澤東(dong) 親(qin) 自樹立的道德楷模，雷鋒的事跡很能說明問題。[15] 1960年春天，城市人民公社運動蓬勃展開了。雷鋒把自己兩(liang) 年來在工廠和部隊積蓄下來的二百元錢，全部取出來，捐給了駐地人民公社，而且不留姓名。[16]有一次，他到安東(dong) 去參加軍(jun) 區體(ti) 育運動大會(hui) ，從(cong) 撫順一上火車，就主動做了義(yi) 務列車員，擦地板，擦玻璃，幫婦女抱孩子，給老人找坐位，衝(chong) 茶倒水，忙個(ge) 不停，稍一有空，又拿出報紙，給旅客讀報。[17]

但是，毛澤東(dong) 時代的利他行為(wei) 的主要形式並不是直接給他人捐款捐物，而是為(wei) 他人、集體(ti) 和國家貢獻時間和精力，但最具特色的還是要求個(ge) 人為(wei) 他人、集體(ti) 、國家、革命事業(ye) 貢獻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為(wei) 了挽救他人的生命、為(wei) 了保護集體(ti) 利益、為(wei) 了革命事業(ye) 的成功而英勇獻身被認為(wei) “死得其所”。“為(wei) 了……舍生忘死”是毛澤東(dong) 時代常聽到的對英雄人物的讚揚。

三、解釋：毛-利他主義(yi) 模式的興(xing) 起

以上分析表明，毛澤東(dong) 時代確實建立了一種獨特的利他主義(yi) 模式，有自己的價(jia) 值觀和行為(wei) 規範，有自己的社會(hui) 化方式，也有自己的行動特征。既不同於(yu) 中國傳(chuan) 統的慈善模式，亦不同於(yu) 現代資本主義(yi) 的慈善模式。本文嚐試運用“還原論方法”對這種獨特的利他主義(yi) 模式作出解釋，即把毛-利他主義(yi) 模式視為(wei) 其宏觀環境的產(chan) 物，而宏觀環境包括毛澤東(dong) 時代的意識形態、政治和經濟製度、社會(hui) 結構、它所繼承的文化傳(chuan) 統，以及這些要素之間複雜的因果網絡。

3.1  價(jia) 值觀和行為(wei) 規範的來源

馬克思主義(yi) 是一種科學的意識形態，它涵蓋人類生活的各個(ge) 方麵，並許諾建成一個(ge) 全新的盡善盡美的社會(hui) 。毛澤東(dong) 時代，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信仰馬克思主義(yi) ,並居於(yu) 執政地位。中共追求大眾(zhong) 的積極認同，要求所有社會(hui) 成員信奉馬克思主義(yi) ，並跟隨自己按照意識形態藍圖改天換地。於(yu) 是,馬克思主義(yi) 指定的理想藍圖——共產(chan) 主義(yi) ——成為(wei) 全社會(hui) 的最高理想。

共產(chan) 主義(yi) 是一種涵蓋全人類的全部生活的理想藍圖，實現共產(chan) 主義(yi) 是一項造福全人類的事業(ye) 。“全人類”是最大的人類集體(ti) ，所以共產(chan) 主義(yi) 本身就是一項集體(ti) 性理想。馬克思主義(yi) 強調個(ge) 人與(yu) 集體(ti) 的相互依存、個(ge) 人價(jia) 值與(yu) 集體(ti) 價(jia) 值的相輔相成，但更加強調個(ge) 人價(jia) 值以集體(ti) 價(jia) 值為(wei) 前提，個(ge) 人價(jia) 值蘊含於(yu) 集體(ti) 之中，並通過集體(ti) 價(jia) 值體(ti) 現出來。馬克思指出：“隻有在集體(ti) 中，個(ge) 人才能獲得全麵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隻有在集體(ti) 中才能有個(ge) 人自由。”[18]最為(wei) 關(guan) 鍵的是，它認為(wei) ，全人類的價(jia) 值高於(yu) 個(ge) 人的價(jia) 值，個(ge) 人應該為(wei) 了維護全人類的價(jia) 值——實現共產(chan) 主義(yi) ——做出無條件的犧牲。同時,至少在無產(chan) 階級內(nei) 部,馬克思主義(yi) 承認“人人平等原則”和“功利主義(yi) 原則”,所以它主張多數人的利益高於(yu) 少數人的利益，其結果就是要求個(ge) 人利益服從(cong) 集體(ti) 利益、局部利益服從(cong) 全局利益。顯然，馬克思主義(yi) 宣揚的這種集體(ti) 主義(yi) 不同於(yu) 一般的集體(ti) 主義(yi) ，它以實現共產(chan) 主義(yi) 理想、實現無產(chan) 階級的根本利益為(wei) 出發點，所以稱之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的集體(ti) 主義(yi) ”。

實現共產(chan) 主義(yi) 的前提是埋葬資本主義(yi) ，但是資產(chan) 階級不會(hui) 自動退出曆史舞台，他們(men) 會(hui) 誓死捍衛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所以無產(chan) 階級必須消滅資產(chan) 階級，才能埋葬資本主義(yi) ，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最終實現共產(chan) 主義(yi) 。這是一場階級之間的鬥爭(zheng) ，也是一場殘酷的鬥爭(zheng) 。列寧一針見血地指出：“離開階級鬥爭(zheng) ，社會(hui) 主義(yi) 就是空話或者幼稚的幻想。”[19]在這場偉(wei) 大的階級鬥爭(zheng) 中，無產(chan) 階級必須團結起來才能取得鬥爭(zheng) 的勝利。自私自利、損人利己、勾心鬥角、爾虞我詐將嚴(yan) 重損害革命隊伍的團結，進而嚴(yan) 重損害無產(chan) 階級革命事業(ye) 。為(wei) 了加強無產(chan) 階級的團結，階級兄弟之間必須相互關(guan) 心、相互愛護，這就要求在無產(chan) 階級內(nei) 部實行人道主義(yi) 。反之，對敵人實行人道主義(yi) 不利於(yu) 對敵鬥爭(zheng) ，將會(hui) 破壞乃至葬送革命事業(ye) 。所以，實行人道主義(yi) 是有條件的，對革命同誌的愛必需伴隨著對階級敵人的恨。這種服務於(yu) 共產(chan) 主義(yi) 理想的、根據階級區別對待的人道主義(yi) ，即為(wei) “革命的人道主義(yi) ”。

3.2  社會(hui) 化主體(ti) 及其社會(hui) 化方式的形成

馬克思主義(yi) 認為(wei) ，沒有與(yu) 生俱來的、抽象的、普遍的、永恒的人性，人性是具體(ti) 的、曆史的、社會(hui) 的。人出生時就像一張白紙，這張白紙上畫什麽(me) 東(dong) 西，不取決(jue) 於(yu) 人本身，而取決(jue) 於(yu) 他置身其中的社會(hui) 。也就是說，人性無所謂惡，也無所謂善，通過改變社會(hui) 可以改變人的道德狀況。馬克思主義(yi) 經典作家強調“存在決(jue) 定意識”，而毛澤東(dong) 高度重視意識對存在的能動的反作用。他認為(wei) ，先進的社會(hui) 意識對社會(hui) 發展起積極的推動作用，而落後的社會(hui) 意識對社會(hui) 發展起消極的阻礙作用，因此可以通過對思想領域的重塑來有效地改變社會(hui) 。上述思想從(cong) 理論上論證了利他主義(yi) 價(jia) 值觀和行為(wei) 規範社會(hui) 化的可能性與(yu) 必要性。

毛澤東(dong) 時代，中國實行“一黨(dang) 製”，中共是憲法規定的唯一的執政黨(dang) ，整個(ge) 國家實行黨(dang) 的“一元化領導”。在毛-利他主義(yi) 價(jia) 值觀和行為(wei) 規範的社會(hui) 化的過程中，政治權威自然不會(hui) 置身事外，黨(dang) 和政府既是領導者、組織者，又是監督者，還是最重要的行動者。

中共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製，組織結構屬於(yu) 嚴(yan) 格的等級製，最高領袖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毛澤東(dong) 擁有神一般的權威，受到全民的瘋狂崇拜。同時，毛澤東(dong) 身兼“領袖”和“導師”，其個(ge) 人思想對全體(ti) 黨(dang) 員、幹部、公眾(zhong) 的思想和行為(wei) 具有直接的、夢幻般的、不可抗拒的影響。因此，由毛澤東(dong) 確立價(jia) 值觀，樹立典範，並號召全國人民學習(xi) ，無疑是最有效的社會(hui) 化方式。

在黨(dang) 的一元化領導之下，黨(dang) 掌控了一切組織，包括政府、人大、政協、企事業(ye) 單位、社會(hui) 團體(ti) 等等。為(wei) 了貫徹自己的主張，黨(dang) 自然而然地要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組織，在這些組織內(nei) 部開展宣傳(chuan) 和教育活動，並利用它們(men) 對外部社會(hui) 成員進行宣傳(chuan) 和教育。

黨(dang) 和政府對新聞、出版進行全麵的、嚴(yan) 厲的控製。黨(dang) 和政府掌控了所有的傳(chuan) 播媒介，包括報紙、雜誌、廣播、電視、出版物以及單位內(nei) 部的黑板報、街頭宣傳(chuan) 欄等等。黨(dang) 和政府自然要利用它們(men) 對社會(hui) 成員實施毛-利他主義(yi) 教化。

“榜樣”所擁有的強大的教化作用是公認的，“樹立榜樣”是最有效的社會(hui) 化方式之一。毛澤東(dong) 時代的獨特之處，不在於(yu) 通過樹立榜樣進行社會(hui) 化，而在於(yu) 榜樣是由黨(dang) 和政府確定的、定義(yi) 的、樹立的，其它社會(hui) 主體(ti) 無緣置喙。而且，絕大多數情況下，榜樣是毛澤東(dong) 本人直接指定的。對於(yu) 黨(dang) 領導一切，而領袖擁有無上權威的國家，這一切也不足為(wei) 怪。

3.3  實踐特征的形成

政治權威至上，黨(dang) 的一元化領導，經濟、社會(hui) 、文化領域均處於(yu) 黨(dang) 和政府的掌控之中，利他主義(yi) 的實踐自然也要由政府主導。

毛澤東(dong) 時代，政府禁止一切民間自發的結社、集會(hui) 、遊行、示威。由於(yu) 政府禁止一切民間自發的結社、集會(hui) 、遊行、示威，所以民間有組織的利他主義(yi) 行為(wei) 無法出現，隻能以個(ge) 體(ti) 化的方式出現。

毛澤東(dong) 時代，個(ge) 人可支配收入極為(wei) 有限，一般家庭的收入除了維持最基本的生存之外幾乎沒有剩餘(yu) ，所以誌願服務自然成為(wei) 主流的利他行為(wei) ，而捐款、捐物方式則退居其次。所以，與(yu) 西方慈善和中國傳(chuan) 統中更加注重財物救濟不同，毛澤東(dong) 時代民間利他行為(wei) 較少存在直接捐款捐物方式，主要是貢獻時間、精力與(yu) 技能。

以一個(ge) 至高理想為(wei) 歸宿的集體(ti) 主義(yi) ，本身就具有否定個(ge) 人價(jia) 值的傾(qing) 向。它要求個(ge) 人利益服從(cong) 集體(ti) 利益和革命利益，要求個(ge) 人隨時準備為(wei) 之獻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因此，在毛-利他主義(yi) 教義(yi) 中表現出“對人的健康和生命的輕視”也就不足為(wei) 怪了。

四、討論：來自本土傳(chuan) 統文化的影響？

在上述解釋中，我們(men) 把毛澤東(dong) 時代的利他主義(yi) 模式視為(wei) 當時的官方意識形態和基本製度的產(chan) 物。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這種意識形態和基本製度是學習(xi) 蘇聯的產(chan) 物。對於(yu) 中國來說，蘇聯是“外部”。既然這種意識形態和基本製度均來自“中國之外”，而又是它們(men) 塑造了毛-利他主義(yi) 模式，那麽(me) 可以合理地把毛-利他主義(yi) 模式視為(wei) “外部影響”的結果。

那麽(me) ，中國的曆史文化在其中發揮了什麽(me) 樣的作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是否是另一個(ge) 重要的解釋變量？

4.1  內(nei) 因論質疑

已有國內(nei) 外的一些研究者將毛-利他主義(yi) 的核心要素（如共產(chan) 主義(yi) 、集體(ti) 主義(yi) 、人道主義(yi) ）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相似要素關(guan) 聯起來，並以此“暗示”乃至“證明”中國本土因素對它們(men) 的影響。實際上，在中國近現代曆史研究中，“外因論”與(yu) “內(nei) 因論”的爭(zheng) 論由來已久。近來影響最大的是柯文以“中國中心論”批判主流的“西方衝(chong) 擊—中國反應”模式。[20]

大同思想—共產(chan) 主義(yi)

與(yu) 毛-利他主義(yi) 模式的核心要素關(guan) 係最為(wei) 密切的中國傳(chuan) 統思想是“大同”、“無我論”、“仁愛”。大同與(yu) 共產(chan) 主義(yi) 、無我論與(yu) 集體(ti) 主義(yi) 、仁愛與(yu) 人道主義(yi) 常被關(guan) 聯在一起，而且這種“關(guan) 聯”自然而然地被用來暗示或證明傳(chuan) 統文化對毛-利他主義(yi) 模式的影響。

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大同思想具有濃厚的理想主義(yi) 色彩，而且深入人心。“大同”是儒家的最高理想社會(hui) ，與(yu) 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有所契合。《禮記·禮運》對儒家的這一社會(hui) 理想作了完整、生動的描述。[21]後世研究者認為(wei) 《禮運》為(wei) 漢儒附會(hui) 孔子迎合漢初崇尚黃老風氣的偽(wei) 書(shu) 。盡管如此，人們(men) 仍肯定“大同”符合孔子仁學的宗旨。總的說來，大同是儒家的“未來理想”，而仁政是儒家的“現實理想”。

青年毛澤東(dong) 確曾為(wei) 康有為(wei) 的“太平世”（大同社會(hui) ）所吸引，但是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yi) 的洗禮後，毛澤東(dong) 將上述思想斥之為(wei) “空想”與(yu) “唯心主義(yi) ”。馬克思的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建基於(yu) 其政治經濟學、曆史唯物主義(yi) 、辯證唯物主義(yi) 之上，是一種宏大的現代社會(hui) 科學理論體(ti) 係。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那樣，是不同於(yu) “空想社會(hui) 主義(yi) ”的“科學社會(hui) 主義(yi) ”。

在《論人民民主專(zhuan) 政》一文中，毛澤東(dong) 三次使用“大同”比喻所要建立的理想社會(hui) 。在這裏，傳(chuan) 統要素被引用隻是為(wei) 了便於(yu) 宣傳(chuan) 馬克思主義(yi) 的對應要素，並不是被接受，也不意味著兩(liang) 者處於(yu) 同等地位。

無我論—集體(ti) 主義(yi)

所謂“無我論”是指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犧牲“個(ge) 人”成全“集體(ti) ”的思想。毛澤東(dong) 倡導的毫不利己、專(zhuan) 門利人、大公無私屬於(yu) 典型的“無我論”。有人認為(wei) ，先秦儒家的“無我”思想，經由梁啟超、毛澤東(dong) 的老師楊昌濟，對毛澤東(dong) 產(chan) 生了影響。[22]其實，受到影響的是“青年毛澤東(dong) ”，成熟之後的毛澤東(dong) 明確地拋棄並批判了這些思想。

儒家講求的是“小我”與(yu) “大我”的統一，超越“小我”，造福“大我”，不是舍棄“小我”，而是成就“小我”的必由之路。儒家承認個(ge) 人及其家庭的正當利益，但是要求君子不能滿足於(yu) 自身的完善和小家庭的幸福，還要為(wei) 更多的人乃至天下所有人謀幸福。儒家經典《大學》要求君子，在“修身”、“齊家”之後，還要致力於(yu) “治國”、“平天下”。完善“小我”，繼而完善“大我”，並因為(wei) 能夠完善“大我”而使“小我”更加完善，這才是儒家的邏輯。顯然，它不同於(yu) 毛-利他主義(yi) 所宣揚的犧牲自己和家庭的幸福以換取他人和社會(hui) 的幸福。

仁愛—革命人道主義(yi)

孔子講“仁者愛人”，但是“仁愛”不等於(yu) “博愛”，仁愛強調愛有差等、由近及遠，顯然不同於(yu) 毛-利他主義(yi) 宣揚的無產(chan) 階級內(nei) 部的“一視同仁”的“階級兄弟之愛”。再者，儒家亦不講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zheng) ，不以階級差別作為(wei) 是否施愛的依據，這與(yu) “革命的人道主義(yi) ”大相徑庭。

4.2  結論及其解釋

由此可見，毛-利他主義(yi) 模式與(yu) 傳(chuan) 統文化中的對應要素的差異性遠遠大於(yu) 兩(liang) 者的一致性。差異是本質的、深刻的；一致是表麵的、膚淺的。

與(yu) 傳(chuan) 統存在相似之處，哪怕是表麵的、膚淺的相似，無疑有利於(yu) 毛-利他主義(yi) 的傳(chuan) 播。但是，即使不存在這種相似性，不存在由此而來的傳(chuan) 播上的便利，毛-利他主義(yi) 仍然可以通行無阻。例如，革命的人道主義(yi) 以階級鬥爭(zheng) 為(wei) 前提，對一部分人的愛與(yu) 對另一部分人的恨相輔相成，這與(yu) 仁愛存在深刻差異，但是這種差異並未阻止革命人道主義(yi) 成為(wei) 主流思想，並對社會(hui) 實踐發生有力地影響。這足以證明無需傳(chuan) 統文化的支持，毛-利他主義(yi) 仍可以大行其道。這是因為(wei) ，（1）毛-利他主義(yi) 是一套自成體(ti) 係的學說，不需要來自外部（包括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補充和支持。它是自成體(ti) 係的馬克思主義(yi) 的有機組成部分。（2）馬克思主義(yi) 宣稱，共產(chan) 主義(yi) 的思想和製度與(yu) 既存的一切思想和製度截然不同，而且這種新的思想和製度是自有人類曆史以來最革命、最完全、最進步、最合理的。因而，否定一切曆史因素的價(jia) 值，拒絕與(yu) 一切現存的、異己的秩序妥協，是馬克思主義(yi) 的內(nei) 在要求。（3）在毛澤東(dong) 時代，觀念、理論、主義(yi) 的命運，不完全取決(jue) 於(yu) 它們(men) 在思想市場上自由競爭(zheng) 的能力，政治權威的偏好才是最終的、最有力的影響因素。在一元化體(ti) 製中，執政黨(dang) 既完全掌控政府，又通過中央計劃掌控全部經濟資源，還徹底掌控了教育和媒體(ti) ，同時對社會(hui) 、家庭和個(ge) 人生活實行全麵控製，可以說，黨(dang) 和政府幾乎控製了社會(hui) 化的所有手段。所以，政治權威能夠利用自己掌握的暴力、財富、宣傳(chuan) 機器有力地幹預思想的競爭(zheng) ，並決(jue) 定了它們(men) 的命運。（4）與(yu) “強大的政府”相對的是“脆弱的個(ge) 人”。人們(men) 既無法獲得境外的真實信息，也無法了解本國的真實曆史。政府成功地將資本主義(yi) 文明和本國傳(chuan) 統文化“妖魔化”。人們(men) 的物質生活也高度依賴政府，每個(ge) 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上學就業(ye) 、貴賤榮辱全操於(yu) 政府手中。同時，公眾(zhong) 處於(yu) 一般散沙狀態，沒有任何合法的集體(ti) 行動手段，也沒有任何名副其實的政治權利。這樣以來，他們(men) 隻能接受政府提供的知識，也隻能按照政府的要求行動，即接受政府主導的社會(hui) 化。

綜上所述，與(yu) 其說本土的傳(chuan) 統文化支持了毛-利他主義(yi) 模式，或傳(chuan) 統文化孕育了毛-利他主義(yi) 模式，不如說毛-利他主義(yi) 模式是在摧毀傳(chuan) 統文化的條件下，在傳(chuan) 統文化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可以說，不是本土的傳(chuan) 統文化，而是外來的思想和製度，建構了毛-利他主義(yi) 模式。也正因為(wei) 如此，當毛澤東(dong) 時代的意識形態和基本製度被動搖、被改變、乃至被摧毀的時候，毛-利他主義(yi) 模式也隨之煙消雲(yun) 散。而這也正是鄧小平時代發生的故事。

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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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