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顏氏家訓》與(yu) 《顏氏家訓集解》之得失

作者：陳冠偉(wei) （中南大學法學院博士後研究人員、文學院講師）

來源：《原道》第28輯，東(dong) 方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臘月十一日辛醜(chou)

           耶穌2016年1月20日

內(nei) 容提要：《顏氏家訓》是關(guan) 於(yu) “治家教子之學”的優(you) 秀著作，其主旨是“忠孝”，其思想內(nei) 容是符合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主流思潮的；在一些細節方麵（如避諱）存在疏失。《顏氏家訓集解》校勘精準，解說大都正確；但對顏之推的一些批評是有爭(zheng) 議的，其“《禮經》早已失傳(chuan) ”的說法是錯誤的。

關(guan) 鍵詞：《顏氏家訓》《顏氏家訓集解》忠孝禮王利器

家訓，往往是一家的長者對全家人的訓告和指示，拿自己的經驗和認識啟示後人該如何觀察世界、判斷是非、處理問題，向後人提出長輩的勉勵和希望。中華民族在共同的長期的社會(hui) 生活中，發掘而總結出了修齊治平之學：“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在中華民族優(you) 秀而寶貴的傳(chuan) 統文化中，“齊家”從(cong) 來就和“修身”“治國平天下”之學融匯於(yu) 一體(ti) ，“家訓”從(cong) 來就和社會(hui) 、國家事業(ye) 密切地聯係在一起。《顏氏家訓》指題署為(wei)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的《家訓》一書(shu) 。該書(shu) 反映了南北朝時期著名的文人學者顏之推的人生觀和思想學識，共七卷二十篇。《顏氏家訓》流傳(chuan) 於(yu) 中國社會(hui) 至今已經1400多年，是中華民族曆史上記錄“家訓”的眾(zhong) 多書(shu) 裏的一種，因其體(ti) 係宏大、內(nei) 容豐(feng) 富而聞名於(yu) 世。《顏氏家訓集解》[1]是由著名學者王利器收集曆朝曆代對《顏氏家訓》所作的注釋，結合自己的見解編撰而成，其成書(shu) 、出版，至今也有30多年了，是一部研究《家訓》的權威之作。這兩(liang) 部著作都有其明顯的過人之處，得到研究者們(men) 的反複征引和讚譽，關(guan) 於(yu) 其錯誤或不足之處則談得不多。《集解》雖然論及《家訓》的缺憾，但其批評卻未必完全妥當，而且並未察覺自身亦有疏失。

一、《顏氏家訓》的主旨與(yu) 價(jia) 值

記錄或反映中華民族傳(chuan) 統文化的文獻寶庫中，有很多關(guan) 於(yu) “家訓”、“家禮”、“家規”的文獻材料，這些文獻都可以歸類為(wei) “治家教子之學”這樣一個(ge) 內(nei) 容豐(feng) 富的係列。貫穿於(yu) 這個(ge) 係列的宗旨之一，可以用兩(liang) 個(ge) 字來概括，即“忠孝”。這與(yu) 傳(chuan) 統十三經之一的《孝經》之旨是一致的。唐明皇在《孝經序》裏點明了《孝經》之旨：“上古其風樸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yi) 既有，親(qin) 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yan) 以教敬，因親(qin) 以教愛，於(yu) 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是知孝者德之本歟！”[2]宋邢昺作疏說：“經雲(yun) 君子之事親(qin) 孝，故忠可移於(yu) 君……事親(qin) 能孝，移之事君則為(wei) 忠……《論語》雲(yun) ：‘孝弟也者，其為(wei) 仁之本歟。’今言‘孝者德之本歟’，歟者歎美之辭。舉(ju) 其大者而言，故但雲(yun) ‘孝’，德則行之總名，故變仁言德也。”

顏之推撰《家訓》，無疑也屬於(yu) “治家教子之學”這一係列，其主旨與(yu) 《孝經》也是相通的，都強調“忠孝”。《家訓》二十篇的第一篇《序致》，首句話就說：“夫聖賢之書(shu) ，教人誠孝。”王利器在《集解》裏證明，“隋人避文帝父楊忠諱改為(wei) 誠”（第19頁），所以“誠孝”就是忠孝。正因為(wei) 《家訓》突出了“忠孝”之旨，符合統治階級的要求，所以該書(shu) 自產(chan) 生以來，曆代統治階級的文人評價(jia) 很高。王利器的《集解·敘錄》就注意到：“袁衷等所記《庭幃雜錄》下寫(xie) 道：‘六朝顏之推家法最正，相傳(chuan) 最遠。’王三聘《古今事務考》二寫(xie) 道：‘古今家訓，以此為(wei) 祖。’”（第1頁）《顏氏家訓》能夠聞名天下，對後世產(chan) 生重大影響，其原因除了自身本來的文字優(you) 美和內(nei) 涵深邃，得到統治階級的推崇也是重要因素。

在宣揚忠孝思想這一靈魂的指引或管束下，《家訓》對晚輩提出了具體(ti) 而必備的要求。譬如第三篇《兄弟》說：“二親(qin) 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yu) 影，聲之與(yu) 響；愛先人之遺體(ti) ，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第40-41頁）第八篇《勉學》說：“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況凡庶乎……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shu) ，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為(wei) 一藝，得以自資……諺曰：‘積財千萬(wan) ，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xi) 而可貴者，無過讀書(shu) 也……”（第141，153頁）第二十篇《終製》向後人交代自己的後事，說：“今年老疾侵，儻(tang) 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複魄，殮以常衣……親(qin) 友來餟酹者，一皆拒之。汝曹若違吾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第536頁）

上引錄的三段文章，各有其義(yi) 蘊。出自《兄弟》的一段，教導後人兄弟之間互相友愛，屬於(yu) 中華民族傳(chuan) 統的“孝悌”之道。出自《勉學》的一段，勉勵後人向學（低要求是學技藝），勉勵後人用功讀書(shu) 。《終製》是寫(xie) 遺囑的文章，要求後人為(wei) 自己辦喪(sang) 事從(cong) 簡，以免“陷父不孝”。很多喪(sang) 禮儀(yi) 式都省去了，譬如“複魄”之儀(yi) ，“親(qin) 友來餟酹”之儀(yi) ，被立遺囑者明文禁行了。“複魄”之儀(yi) ，見於(yu) 《禮經·士喪(sang) 禮》，即後人為(wei) 剛剛死去的人招魂，古代喪(sang) 禮中常見，表示活著的人希望剛剛死去的人複活。[3]權貴家庭的葬禮往往極盡鋪張，而古人更甚於(yu) 今，如此家訓卻出自“黃門侍郎”的親(qin) 筆，這在古人之中是少見的。而由於(yu) 顏之推的先人後事從(cong) 簡，如果顏之推自己的葬禮規模太過講究，不僅(jin) 違背了他一貫以來“去奢”的理念，也會(hui) 使他有不孝之嫌。因此顏之推不要後人在他死後施行“複魄”之儀(yi) 和“親(qin) 友來餟酹”之儀(yi) ，表明了其思想境界上的超脫和對忠孝之道貫徹到底的決(jue) 心。

前引三段文章證明：該書(shu) 引導後人友愛兄弟，勤學而“得以自資”，自己做忠孝之人，千萬(wan) 不要“陷父不孝”。在其餘(yu) 篇章裏，還有要求子女養(yang) 成“慕賢”“去奢”“不吝”等好習(xi) 慣的意願。這樣的家訓是符合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主流思潮的，即使從(cong) 今天的觀點來看，也沒有誤導晚輩走歪門邪道之嫌。顏之推在《家訓》中向後人介紹了一生做人和治學的經驗，這些經驗對後人的為(wei) 人處事、讀書(shu) 治學都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對後世特別是宋以後有著深遠影響。可以說，治文史、治經學、治禮學、治社會(hui) 學、治倫(lun) 理學者不可不讀《家訓》。

二、《顏氏家訓集解》的優(you) 點

王利器是飽學大儒，著名文獻學家，他在《集解·敘錄》的最後兩(liang) 行說：“一九五五年五月初稿，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重稿。”這部五十萬(wan) 字的書(shu) ，自初稿、成書(shu) 到出版，經曆二十五年之久，令人對王利器治學的勤奮和嚴(yan) 謹肅然起敬。據《集解·敘錄》，“這部集解，是以盧文弨抱經堂校定本為(wei) 底本，而校以宋本、董正功《續家訓》、羅春本、傅太平本、顏嗣慎本、程榮《漢魏叢(cong) 書(shu) 》本、胡文煥《格致叢(cong) 書(shu) 》本……”（第11頁）底本之外的校本少說也有十三種之多。王利器之前，沒有哪位整理和解說《家訓》的學者找過同一種書(shu) 的這麽(me) 多版本。找對底本與(yu) 校本，對校勘學家而言是極其重要的。王利器為(wei) 整理《家訓》確定底本，搜羅眾(zhong) 校本，顯示了校勘學家的本色。

後麵的文義(yi) 考辯和解說之功，則得力於(yu) 王利器校勘學之外辨彰學術、考鏡源流的工夫。這裏從(cong) 《集解·教子篇》舉(ju) 例為(wei) 證：“齊武成帝子琅邪王，太子母弟也……及太子即位，王居別宮，禮數優(you) 僭，不與(yu) 諸王等；太後猶謂不足，常以為(wei) 言。年十許歲，驕恣無節，器服玩好，必擬乘輿；常朝南殿，見典禦進新冰，鉤盾獻早李，還索不得，遂大怒，訽曰：‘至尊已有，我何意無？’”關(guan) 於(yu) 這裏“禮數”的解釋，常見被理解為(wei) “禮貌、禮節的等級”；“何意”則容易被理解為(wei) “什麽(me) 意思”或“何故”。

王利器為(wei) “禮數”加注釋說：“古言禮亦謂之數，《左傳(chuan) 》昭公三年：‘子太叔為(wei) 梁丙、張趯說朝聘之禮，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前言禮，後言數，此二文同義(yi) 之證。《詩·小雅·我行其野序》鄭玄箋雲(yun) ：‘刺其不正嫁娶之數。’即用數為(wei) 禮。”（第32頁）這裏關(guan) 於(yu) “古言禮亦謂之數”的判斷是有根據的。王利器舉(ju) 昭公三年《左傳(chuan) 》為(wei) 證，足以說明問題。另外還可以在文獻中找出若幹證據。《昭明文選》卷二十三任彥升《出郡傳(chuan) 舍哭範仆射》詩首句雲(yun) ：“平生禮數絕。”禮數指的就是作為(wei) “國之幹也”的禮。韓愈詩《桃源圖》有“禮數不同樽俎異”之句，而“樽俎異”表現的就是“禮數不同”。[4]《新唐書(shu) ·裴耀卿傳(chuan) 》：“班爵與(yu) 公同而禮數異，何也？”[5]禮數即為(wei) 禮遇。這些文獻證據都可以說明，王利器關(guan) 於(yu) “禮數”的說法是對的。

王利器為(wei) “何意”加注釋說：“何意，猶言孰料。《古詩為(wei) 焦仲卿妻作》：‘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禦覽》九六〇引《幽明錄》：‘空中有罵者曰：虞晚汝何意伐我家居？’”（第33頁）這裏說“何意”的意思是“孰料”，也是對的，把這兩(liang) 個(ge) 書(shu) 證裏的“何意”換作“孰料”，非常順暢。另有未錄出的書(shu) 證，見於(yu) 《北齊書(shu) ·儼(yan) 傳(chuan) 》，其實與(yu) 顏之推《顏氏家訓·教子第二》說的“齊武成帝子琅邪王”雲(yun) 雲(yun) 是同一個(ge) 意思。

上文的意思是要說明：王利器撰《集解》，校勘精準，解說大都言之有據，大都可以信賴。所以《集解》被公認為(wei) 解讀《家訓》的權威之作。《家訓》配上《集解》，才能在中華禮義(yi) 之邦的傳(chuan) 統家風教育中發揮更好的作用。

三、《顏氏家訓集解》的缺憾

《集解》自出版問世以來，讀者從(cong) 中獲得很多方麵的教益，可是也難免會(hui) 產(chan) 生一些疑問：王利器對顏之推和《家訓》的批評全部都對嗎？譬如顏之推在《家訓·終製》臨(lin) 末要求後人“朔望祥禫”之際不可“有加先妣”、“陷父不孝”之後，又向後人表示希望說：“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及七月半盂蘭(lan) 盆，望於(yu) 汝也。”王利器加注說：“不忍違眾(zhong) 而忘親(qin) 之說，最足說明封建士大夫佞佛之心理，顏氏之以此望於(yu) 子弟，正複爾爾。”（第541頁）

暫且不論顏之推如果信佛是否應該被批判。“七月半盂蘭(lan) 盆”一句，其實仍然與(yu) 孝道有關(guan) 。《佛經大辭典》雲(yun) ：“佛教於(yu) 每年七月十五日（僧安居竟之日）以百種供物供三寶，請其威，得救七世之父母……《盂蘭(lan) 盆經》曰：是佛弟子修孝順者，應念念中憶父母乃至七世父母，年年七月十五日常以孝慈憶所生父母，為(wei) 作盂蘭(lan) 盆施佛及僧，以報父母長養(yang) 慈愛之恩。”[6]可見顏之推此言是為(wei) 報父母長養(yang) 慈愛之恩，是忠孝之念，應該可以諒解。

王利器在注釋中又說：宋本原注：“本無‘七月半盂蘭(lan) 盆’六字，卻作‘乃忠孝信不辱其親(qin) 所望於(yu) 汝也’。案：《續家訓》及各本與(yu) 一本合。”於(yu) 是王利器引別的學者的說法，證明顏之推信佛，且無“七月半盂蘭(lan) 盆”六字之一本為(wei) “後人”所改。但這畢竟隻能算揣測之詞，說服力不強。《北齊書(shu) ·文苑列傳(chuan) 》本傳(chuan) 並沒有說顏氏佞佛。所以如果不能從(cong) 顏之推自己寫(xie) 的詩文裏找到關(guan) 於(yu) 他信佛的證據，隻好判斷王利器對顏氏“佞佛”的批評不足以服人。但是在王利器看來，顏之推另有更嚴(yan) 重的問題。《集解》對《家訓》有如下的一段批評：“他一方麵頌揚‘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一方麵又強調‘何事非之君，伊、箕之義(yi) 也。自春秋已來，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一方麵宣稱‘生不可惜’，‘見危授命’，一方麵又指出‘人身難得’，‘有此生然後養(yang) 之，勿徒養(yang) 其無生也’。因之，他雖‘播越他鄉(xiang) ’，還是‘靦冒人間，不敢墜失’，‘一手之中，向背如此’，終於(yu) 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三為(wei) 亡國之人’。然而，他還在向他的子弟強聒：‘泯軀而濟國，君子不疚’……當其興(xing) 酣落筆之時，麵對自己之‘予一生而三化’，‘往來賓主如郵傳(chuan) ’者，吾不知其將自居何等？”（第3-4頁）也就是說，王利器認為(wei) 顏之推心口不一，雖然有時向子弟宣揚“誠孝”（忠孝）之道，但實際上奉行的是活命哲學而不忠不孝，甚至可說是恬不知恥。王利器的看法當然是有根據的，其根據就在《家訓》和該書(shu) 之外的顏之推的詩賦（特別是《觀我生賦》）。王利器從(cong) 其中錄出了一些明白地表示不忠不孝的句子，如“三為(wei) 亡國之人”，“予一生而三化”。其意分明是顏氏自承朝秦暮楚，無忠貞可言。

“三為(wei) 亡國之人”與(yu) “予一生而三化”句意思相同，都出自《北齊書(shu) ·顏之推傳(chuan) 》全文著錄的《觀我生賦》。顏之推自己的注釋是這樣的：“在揚都，值侯景殺簡文而篡位；於(yu) 江陵，逢孝元覆滅；至此而三為(wei) 亡國之人。”王利器據此作出判斷說，“此賦作於(yu) 齊亡入周之時”，這當然是符合事實的。其實還可以推斷：如果《家訓·終製》要說著者“四為(wei) 亡國之人”，“予一生而四化”，也是符合曆史事實的，因為(wei) 後來周亡入隋了。

然而王利器的觀點其實是有待商榷的。評判一個(ge) 人對國家是否忠貞的標準，自古以來並不完全統一。文天祥麵對元廷之刑，敢於(yu) 成仁取義(yi) ，那是對宋朝宋君的忠。他可以說“而今而後，庶幾無愧”，[7]可以高歌“留取丹心照汗青”。[8]但並不意味著所有人都要像文天祥一樣為(wei) 國捐軀才是盡忠。如顏之推，雖然“四為(wei) 亡國之人”，“一生而四化”，但他應該是沒有亡國之責任的。小戴輯《禮記·曲禮下》：“國君死社稷。”[9]《春秋公羊傳(chuan) 》襄公六年：“國滅，君死之，正也。”[10]在傳(chuan) 統觀念中，在國家需要國君為(wei) 國獻身的時候，如果國君苟且偷生，那就叫做於(yu) 國不忠，史書(shu) 就可以批評此君不正。而顏之推既不是國君，也不是手握兵權的將領。從(cong) “侯景殺簡文而篡位”“孝元覆滅”“齊亡入周”到周亡入隋，顏之推在這樣的曆史洪流之中是無力的。他雖然一生而四化，先後有四位與(yu) 他同時的國君倒下，但他和萬(wan) 千臣民一樣，並沒有必須為(wei) 這四君殉葬的責任。僅(jin) 僅(jin) 因此判斷顏之推四為(wei) 亡國之人而有不忠之罪，顯然有失公正。

其實依孟子的觀點，顏之推不但無需為(wei) 亡國之君盡忠，而且有理由視亡國之君為(wei) 寇讎，如果國君視臣民如草芥的話。“寇讎何服之有！”[11]王利器批評、諷刺顏之推為(wei) 人不忠，有過分之嫌。另據正史記載，顏氏後人（譬如顏清臣）正是由於(yu) 《家訓》的教導與(yu) 熏陶，成就為(wei) 彪炳史冊(ce) 的大忠臣。[12]

顏之推之為(wei) 人忠孝是值得肯定的，《家訓》在中國傳(chuan) 統文獻的治家教子係列的地位也應予肯定。當然不是說《家訓》其書(shu) 一點問題也沒有，然就其大體(ti) 而言，就其總的思想傾(qing) 向而言，《家訓》宣揚忠孝，勉勵隋唐以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努力走正路，至少稱得上是一部好書(shu) 。而王利器說：“此書(shu) 仍不失為(wei) 祖國文化遺產(chan) 中一部較為(wei) 有用的曆史資料。”（第7頁）這樣說當然也沒什麽(me) 問題，隻是評價(jia) 嫌低了點。其中對顏之推其人其書(shu) 的批評，畢竟過分了點。

由於(yu) 《家訓》“涉及範圍，比較廣泛”，要真正讀懂該書(shu) ，已屬不易。要對此書(shu) 做準確的解說和評價(jia) ，力求避免“顏氏所譏之‘妄下雌黃’”，實在有比較多的困難。然而王利器畢竟是一代著名國學大師，在社會(hui) 科學諸領域（譬如哲學、史學、文字音韻訓詁之學）造詣頗深，因此在解說《家訓》的過程中，大部分時候顯得遊刃有餘(yu) 。王利器著述甚豐(feng) ，其著述表現出作者對中華民族傳(chuan) 統文化頗為(wei) 精湛的真知灼見。以《集解》而論，王利器的《序錄》注意到《家訓》“對於(yu) 研究《南》《北》諸史”，“研究《漢書(shu) 》”，“研究《經典釋文》”，“研究《文心雕龍》”，都“可供參考”；而指出其中“《音辭》一篇，尤為(wei) 治音韻學者所當措意”（第7-11頁）：這就足以顯示王利器治學獨具隻眼，可謂出手不凡。《集解》二十篇中還可以舉(ju) 出很多例子來詮釋該書(shu) 的重大價(jia) 值。雖然如前文所言，《集解》亦有“有失公正”和“不足以服人”之處，但這並不影響其總體(ti) 上的優(you) 越。

如若再考察《集解》的成書(shu) 時期：此書(shu) 撰作於(yu)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前（“1955年五月初稿”，“1978年3月5日重稿”），恐難免受當時左傾(qing) 思想路線以及批孔反右的影響。有鑒於(yu) 此，《集解》對《家訓》的思想內(nei) 容方麵的批評，即使有些過分，又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在學術史方麵，《集解》也有值得商榷的說法。下麵舉(ju) 一個(ge) 例子。《家訓》第一篇《序致》有“雖讀《禮傳(chuan) 》”句，《集解》為(wei) 《禮傳(chuan) 》作注解如下：“《禮傳(chuan) 》，所以別《禮經》而言，《禮經》早已失傳(chuan) ，今之《禮記》與(yu) 《大戴禮記》，即《禮傳(chuan) 》也。”（第22-23頁）這裏說“《禮傳(chuan) 》，所以別《禮經》而言”，說“今之《禮記》與(yu) 《大戴禮記》，即《禮傳(chuan) 》也”，都對，可以證明王利器之於(yu) 禮學是有工夫的，至少不是外行。可是他還說“《禮經》早已失傳(chuan) ”，這是很有爭(zheng) 議的，甚至可以說是一大失誤。

關(guan) 於(yu) 禮籍的最早的著錄見於(yu) 東(dong) 漢班固的《漢書(shu) ·藝文誌》：“《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注]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13]1878-1956年在世的常州著名文獻學家顧實著作《漢書(shu) 藝文誌講疏》，講述“《禮古經》五十六卷”這一句說：“此《禮》古文經也。僅(jin) 十七篇與(yu) 今文經同，餘(yu) 並亡逸。”又對《藝文誌》“經七十篇”一句作解說雲(yun) ：“此《禮》今文經也。劉敞曰：‘此七十與(yu) 後七十皆當作十七，計其篇數則然。’劉說是也。”[14]北宋著名學者劉敞以為(wei) 禮今文經就是《儀(yi) 禮》十七篇，而顧實認可劉敞此說。關(guan) 於(yu) 《漢書(shu) ·藝文誌》所載禮書(shu) 中經與(yu) 記的關(guan) 係，南宋朱熹說得最明白。他說：“《儀(yi) 禮》是經，《禮記》是解《儀(yi) 禮》。如《儀(yi) 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yi) 》；《儀(yi) 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yi) 》。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15]這樣看來，如果僅(jin) 僅(jin) 說《禮經》有失傳(chuan) 而亡佚者，沒有什麽(me) 問題；但如果按王利器所言，說“《禮經》早已失傳(chuan) ”，似乎《禮經》早已完全不可得見因而今已不知其為(wei) 何物了，顯然是不正確的。事實上，《禮經》不僅(jin) 傳(chuan) 至後世，後人學者還多有引人矚目的研究成果。上個(ge) 世紀五十年代初去世的曹元弼先生撰有《禮經學》；[16]而曹元弼的弟子沈文倬先生同樣成果斐然，被公認為(wei) “當今治《禮經》之第一人”。[17]

要之，中國傳(chuan) 統禮籍中經與(yu) 傳(chuan) 記的關(guan) 係，本來是清楚的。譬如《漢誌》中《周官經》與(yu) 《周官傳(chuan) 》明為(wei) 經傳(chuan) 關(guan) 係。《周官經》就是傳(chuan) 存至今的《周禮》，隻不過在漫長的流布過程中丟(diu) 了《冬官》而已。“《禮經》早已失傳(chuan) ”這一論斷，反映持此說者若非一時失言，則既不知道禮籍中《禮經》與(yu) 《禮記》的關(guan) 係，又不清楚禮籍流布的曆史與(yu) 現狀。

當然，禮籍中《禮經》與(yu) 《禮記》的關(guan) 係，可能也存在另外的說法。有學者說：“三國魏時期，《禮記》升格為(wei) 經。”“《禮記》的升格為(wei) 經，意味著它已經取得與(yu) 《儀(yi) 禮》平起平坐的資格，已經擺脫附庸的名分，蔚為(wei) 大國。”[18]所以，出現《禮記》就等於(yu) 出現《禮經》了。但無論采取哪種說法，說《禮經》久已失傳(chuan) 都不妥當。更何況《顏氏家訓》一書(shu) 引“禮”多處，其中（如第六篇《風操》）明白地說是征引《禮經》。既如此，自然不能說“《禮經》早已失傳(chuan) ”。

綜上所述，《集解》確實存在一些缺憾。但即使從(cong) 中再找到一兩(liang) 處疏失（恐怕也不是根本找不出），也不能改變我們(men) 對此書(shu) 的總的看法，就其整體(ti) 而言，《集解》是一部優(you) 秀的著作。

四、《顏氏家訓》的疏失

雖然前文對王利器批駁《家訓》的一些觀點提出了異議，不過顏之推的《家訓》也不是一點問題都沒有。所謂百密一疏，其中還是能發現一些問題。

譬如《家訓·序致》：“夫聖賢之書(shu) ，教人誠孝。”前文提到，王利器已指出：“誠孝，即忠孝，隋人避文帝父楊忠諱改為(wei) ‘誠’。”《家訓·養(yang) 生》有“行誠孝而見賊”句，王利器注雲(yun) ：“誠孝即忠孝，之推避隋諱改。”（第334頁）應該說，王利器的說法是有道理的，古時避諱是很重要的禮製，顏之推在撰作時顯然也注意到並遵從(cong) 了這一點。然而《家訓》的避諱卻是不完全的。

譬如《家訓·勉學》有“猶能以學成忠”句，王利器引近代著名學者、經學家龔道耕注：“《家訓》忠字皆作誠，避隋諱，《序致》篇‘聖賢之書(shu) ，教人誠孝’，是其證。此當作‘以學著誠’。”（第193頁）宋本此句作“猶能以學著忠誠”。顏之推在這裏就沒有避諱，其中緣由雖不可考，但結合全書(shu) 來看可能是粗心之故。《家訓·勉學》又有言：“世人讀書(shu) 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yi) 不足……”（第161頁）此處的“忠孝”又沒有避諱。

又，據前文引過的《集解·終製》“及七月半盂蘭(lan) 盆”句注，宋本原注謂一本無“及”下六字，全句作“及盡忠信不辱其親(qin) 所望於(yu) 汝也”。王利器謂“《續家訓》及各本與(yu) 一本合”，又引清代學者趙曦明說“固宜有此言”。既如此，這裏的“盡忠信”為(wei) 何不避隋文帝父楊忠諱，也是讓人生疑的。

總之，如果不是版本之誤，那就隻有一種解釋，著者未能堅持避諱的原則。究其緣由，若是偶然忘記了當時“忠”字要避諱，則有粗心大意之失；若是原來就另有考慮，則有違背禮製之嫌。顯然這裏是顏之推一時疏忽的可能性更大。避諱本來是件麻煩事。“忠孝”恒言，每逢碰到要說“忠孝”的時候，馬上要避諱改說“誠孝”，偶爾出錯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還要從(cong) 《家訓》一書(shu) 中找差錯，大概多是這一類情況。所謂瑕不掩瑜，就大體(ti) 而論，《家訓》與(yu) 《集解》一樣，是一部相當優(you) 秀的著作。有誌於(yu) 學習(xi) 或研究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人，讀一讀《家訓》和《集解》，都能從(cong) 中取得借鑒或教益。

注釋：

[1]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下引《顏氏家訓集解》簡稱《集解》，僅(jin) 在正文適當位置標注頁碼；《顏氏家訓》簡稱《家訓》。

[2]《十三經注疏·孝經注疏》，中華書(shu) 局1980年版，第2540頁。

[3]鄭注：“複者有司招魂複魄也”，見《十三經注疏·儀(yi) 禮注疏》，第1128頁。

[4]《文選》，中華書(shu) 局1977年版，第333頁。

[5]《新唐書(shu) 》卷127，中華書(shu) 局1975年版，第4454頁。

[6]丁福保：《佛教大辭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622頁。

[7]《宋史》卷418，中華書(shu) 局1977年版，第12533-12540頁。

[8]《全宋詩》卷3598，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3025頁。

[9]《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yi) 》，第1259頁。

[10]《十三經注疏·春秋公羊傳(chuan) 注疏》，第2302頁。

[11]《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第2726頁。

[12]《唐書(shu) ·顏真卿傳(chuan) 》。《顏氏家訓集解》所附顏氏後人撰寫(xie) 的多篇序跋亦可為(wei) 證。

[13]《漢書(shu) ·藝文誌》，中華書(shu) 局1962年版，第1709頁。“[注]”是班固自注，本無“注”字。

[14]顧實：《漢書(shu) 藝文誌講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頁。

[15]《朱子語類》卷85《禮二·儀(yi) 禮》，嶽麓書(shu) 社1997年版，第1971頁。

[16]曹元弼：《禮經學》，《儒藏》精華編73，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17]《儒學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沈文倬先生學術紀年》，中華書(shu) 局2006年版，第589頁。

[18]呂友仁：《<禮記>五講》，《儒家文化研究》第3輯，北京三聯書(shu) 店2010年版，第273-27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