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出簡帛看《論語》成書(shu) 問題

作者：宋立林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退溪學刊》2014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臘月十一日辛醜(chou)

           耶穌2016年1月20日

摘要：《論語》向來被視為(wei) 研究孔子思想最為(wei) 可靠的文獻資料，但是人們(men) 對於(yu) 《論語》的成書(shu) 問題還有很多爭(zheng) 議。本文結合新出簡帛文獻，重新思考《論語》的資料來源、編纂目的、成書(shu) 過程等問題，認為(wei) 《論語》資料來源於(yu) 孔門弟子的記錄，《論語》的編纂出於(yu) 孔門弟子紀念孔子、共同維護孔門延續的目的，在實錄基礎上經過不斷的選擇、整理和加工，最後由子思主持完成的。

關(guan) 鍵詞：《論語》成書(shu) 子思簡帛

研究孔子思想，依賴於(yu) 文獻資料，即保存在傳(chuan) 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中的大量“孔子遺說”。這些孔子遺說是孔子在教學、生活過程中與(yu) 學生、時人的交談記錄。在這些孔子遺說之中，最為(wei) 世人所重的是《論語》。但是，關(guan) 於(yu) 《論語》成書(shu) 之問題，學者們(men) 依然歧義(yi) 紛紜，莫衷一是。一些流行甚廣的觀點，在今天看來也有重新檢討的必要。這種檢討，對於(yu) 理解中國古代文獻的形成和傳(chuan) 流、孔子與(yu) 早期儒學之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yi) 。

（一）孔子遺說之紀錄

孔子一生設教，當留下非常龐大的言語。但是，我們(men) 今天看到的卻並不多。當然，相對於(yu) 先秦時代的其他先哲，孔子遺說還是保存最為(wei) 豐(feng) 富的。那麽(me) ，這些孔子遺說是如何被記錄下來的呢？

我們(men) 認為(wei) ，孔子的這些“談話記錄”大都出自孔子弟子之手。根據文獻的記載，《論語》就是“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yu) 言而接聞於(yu) 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yu) 輯而論纂”而成；再如《孔子家語》，據孔安國所說，“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谘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yu) 《論語》、《孝經》並時。”當然，孔子與(yu) 各國君主、卿大夫的對話，也有可能由史官等記錄下來，流傳(chuan) 下來，然後為(wei) 孔門後學整理進儒家典籍之中，成為(wei) 孔子遺說的一部分。從(cong) 文獻的記載看，孔子遺說絕大部分應該都屬於(yu) 七十子及其後學所記，而且孔子弟子記錄整理孔子遺言也有明確記載。

最為(wei) 典型的材料見於(yu) 《論語》，《衛靈公》篇記曰：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裏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yu) 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yu) 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shu) 諸紳。

所謂“書(shu) 諸紳”，即寫(xie) 在束腰的大帶上。不難想象，孔子弟子在問學時有作筆記的習(xi) 慣，隨時將夫子的精粹之語，記錄下來以備忘。子張“書(shu) 諸紳”，顯然是一種特殊情況。我們(men) 可以試著還原一下當時的情形：一天，子張陪同夫子在外遊玩，忽然想到一個(ge) 問題，就向夫子提出來。孔子做了精辟的解答，子張感到十分精妙，為(wei) 了防止忘記，想立刻記錄下來。可惜手頭沒帶竹簡，情急之下，子張將孔子之語寫(xie) 在了自己衣服的大帶之上。古時候的人，有將筆墨隨身攜帶的習(xi) 慣，而竹簡則因為(wei) 沉重而無法隨身攜帶，往往會(hui) 在出遠門時放入橐中或車上。

其實，《論語》中的這一記載並不是孤立的，它可以與(yu) 《孔子家語》相互印證。如：

《入官》：“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

《論禮》：“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誌之？’”

《五刑解》：“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正論解》：“子貢以告孔子，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yu) 暴虎。’”

《正論解》：“孔子聞之，曰：‘弟子誌之：季氏之婦可謂不過矣。’”

《曲禮子貢問》：“孔子在衛，衛之人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wei) 藏乎，足以為(wei) 法也。小子識之！’”子貢問曰：‘夫子何善爾？’曰：‘其往也如慕，其返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哉？’子曰：‘此情之至者也。小子識之。我未之能也。’”

這些材料中的“誌”、“識”都是“記錄”、“記住”的意思。可見，孔子對於(yu) 一些重要的觀點、思想是時常提醒弟子記錄的，而弟子對於(yu) 老師的很多嘉言懿行，也往往有隨時記錄或時候補記的習(xi) 慣。

在孔門之中，還有一種近乎“製度化”的措施，類似於(yu) 王官中的史官。據《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記載，“叔仲會(hui) ，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yu) 孔璿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yu) 夫子，二人迭侍左右。”這一段記載，在《史記索隱》所引《家語》中稍有不同：“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yu) 孔璿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yu) 夫子。”雖然這則材料尚屬孤證，但我們(men) 可以猜測，孔門可能有讓年輕的學生負責記錄孔門事務的規矩，這有點像史官製度，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而所有這些，正是孔子遺說得以留存的前提所在。

近來也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認為(wei) 孔子及孔門弟子所處的時代，尚無隨時作筆記的條件。比如，高培華先生指出，“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多為(wei) 心記而很少筆記。當時的書(shu) 寫(xie) 條件，尚不具備學生記課堂筆記之便利，孔門教學多為(wei) 天地大課堂，弟子還不可能形成普遍記課堂筆記的習(xi) 慣。他還引用傅斯年先生《論語》成書(shu) 時代“文書(shu) 之物質尚難得”的說法，來說明當時絕無後來記課堂筆記之便利，並堅持認為(wei) ，當時多數弟子隻是默記於(yu) 心，事後追述。高先生對錢穆先生提出的“則當時諸弟子於(yu) 孔子之一言一動，無不謹書(shu) 而備錄之可知”一說，也提出批評。他的理由是：“假如真的‘一言一動’當時皆有記錄，則孔子執教近半個(ge) 世紀，何至於(yu) 現今《論語》連同一些重複章節計算在內(nei) ，也不足一萬(wan) 三千字？”[①]對於(yu) 高先生的這些看法，我們(men) 不能同意。首先，孔子課堂多為(wei) “天地大課堂”的說法，未免有些誇張。孔子時代，當然不可能有現今時代十分規整的“課堂”；孔子確實也經常將課堂延伸到任何地方，在河邊，在樹下，在山崗，在路上，但是，毫無疑問，孔子教學還是必然有一個(ge) 相對固定的場所，講授《詩》《書(shu) 》，演習(xi) 禮樂(le) 。孔門六經，固然需要口誦心記，但也必須有抄錄、筆記，否則很難想象其教學效果會(hui) 怎樣。孔子弟子對於(yu) 老師的嘉言懿行，必然會(hui) 隨時記錄，當然這樣的記錄肯定是簡略的大綱，如傅斯年先生所言，“一段話隻能寫(xie) 下個(ge) 綱目，以備忘記”，而需要事後予以補記。但傅先生所謂“詳細處則憑口說”[②]，恐怕隻看到了一種情形，而忽視了孔子弟子多有“退而記之”的習(xi) 慣。其次，高先生忽略了《論語》一書(shu) 的性質。《論語》絕非孔子遺說的全部記錄，而是孔門後學對孔子遺說的精選精編本。所以，即使孔子弟子對於(yu) 老師的“一言一動”都予以記錄，也絕不能全部反映在《論語》之中。君不見，在大小戴《禮記》、《孔子家語》等等文獻中還保存著大量《論語》未載的孔子遺說嗎？

對於(yu) 孔子遺說的記錄情況，陳桐生先生有過詳細的論說。他指出，在七十子之前，商周史官有執筆記載的傳(chuan) 統。王侯卿相發表治國言論，史官隨時將這些“治國之善語”記載下來，《尚書(shu) 》《國語》中的王侯卿相言論，就是由當時的史官記錄整理的。七十子記載孔子言行，就是從(cong) 商周史官記言記事學來的。不過，我們(men) 將《尚書(shu) 》《國語》和《論語》進行比較，就可以發現《論語》口語化傾(qing) 向特別明顯。這是因為(wei) ，商周史官記載王侯卿相言論，是在忠實履行王室職責，感情色彩要淡；而七十子對孔子的心理就不同了。他們(men) 對孔子有一種由衷的崇拜之情，以高山仰止的心情看待孔子，因此他們(men) 才會(hui) 以虔誠的態度執簡記載孔子的言行。從(cong) 文獻來看，孔子教育弟子不僅(jin) 僅(jin) 在課堂上，更多是利用課後時間進行教育，閑居交談，登臨(lin) 山水，征程旅途，祭所廟堂，無一不是孔子教育弟子的場所。弟子有了問題，或者有特殊的理論興(xing) 趣，便及時向孔子請教，孔子會(hui) 隨時隨地耐心予以解答，這些個(ge) 人輔導也成為(wei) 七十子記錄的重要內(nei) 容。孔子在教學之餘(yu) ，席不暇暖，向各國諸侯卿大夫宣傳(chuan) 自己的政治主張，而孔子與(yu) 這些政治權要談話時，七十子必會(hui) 執筆侍候，以備記錄。所以，七十子筆錄的內(nei) 容，十分廣泛，有時是孔子的某一句名言，有時是孔子與(yu) 門生弟子的閑居交談，有時是個(ge) 別弟子的請益，有時是與(yu) 諸侯貴族及時人的談話，有時是孔子生平經曆的各種事件，有時是孔子傳(chuan) 授的禮儀(yi) ，有時是孔子闡述的禮義(yi) ，有時是孔子講述的曆史舊聞，甚至孔子的行為(wei) 舉(ju) 止，起居嗜好也成為(wei) 七十子記錄內(nei) 容。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孔門弟子應該事先為(wei) 記載準備了筆墨簡帛。孔子時代書(shu) 寫(xie) 條件遠沒有今天這樣便利，當時弟子是用毛筆在竹簡或絹帛上記載孔子的話。竹簡有一定的重量，一支竹簡隻能寫(xie) 幾十個(ge) 字。絹帛雖然很輕，但是價(jia) 格昂貴，成本太高，不易得到。用毛筆寫(xie) 字，還需要磨墨，這些因素都會(hui) 影響到弟子們(men) 記錄的速度和內(nei) 容。孔子談話是“一次過”，當時又沒有錄音設備，所以要想完整、準確地記錄孔子的談話，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凡是有過記錄經驗的人都知道，記什麽(me) ，不記什麽(me) ，以及記錄稿的質量，都與(yu) 記錄者的文化素質、理解能力、寫(xie) 字速度、理論興(xing) 趣有關(guan) 。同時，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孔門弟子的記錄手稿，都能有幸成為(wei) 《論語》的備選材料，因為(wei) 《論語》是在孔子去世後編成的，當時七十子散居在各個(ge) 諸侯國，在古代通信、交通極不發達的條件下，要想把他們(men) 召集起來並非易事，編輯者隻能聯係到那些他們(men) 所知道的人，這顯然會(hui) 漏掉相當一部分人手中的材料。[③]陳先生以上這些詳細的論述，完全可以回應高培華先生對孔子遺說記錄情況的質疑了。

（二）由新出簡帛看《論語》成書(shu)

綜覽先秦兩(liang) 漢文獻，我們(men) 發現，孔子弟子記錄傳(chuan) 流下來的“孔子遺說”可以大體(ti) 分為(wei) 兩(liang) 類：第一類“語錄體(ti) ”，即所記孔子遺說大多為(wei) 語言片段，多數缺乏具體(ti) 背景的交代，語句短小，語言凝煉，簡明深刻，有語約義(yi) 豐(feng) 之效果，以《論語》、大小戴《禮記》等為(wei) 代表；除了《論語》以外，孔子裔孫子思的著作中很有可能就有一部分專(zhuan) 門記錄了孔子的言論片段，如保存在今本《中庸》的第二章到第九章、上博竹書(shu) 《從(cong) 政》篇、今本《禮記》保留的子思著作中的《坊記》、《表記》、《緇衣》（包括郭店、上博簡《緇衣》）等等。此外，其它典籍在敘事之後常常引述的孔子的評論之語應該屬於(yu) 此類，例如《左傳(chuan) 》、《公羊傳(chuan) 》、《穀梁傳(chuan) 》等等都有類似例證，《孟子》、《荀子》、《韓詩外傳(chuan) 》等書(shu) 中也有一些例子。這正如春秋戰國時期的人們(men) 經常引用《詩》、《書(shu) 》，借用經典那樣，乃是以孔子言語裁斷是非，評人論事。這些自然多出現在儒家著作中。這一類“孔子遺說”屬於(yu) 對孔子言語的精選，是精中選精的結果，未必完全出於(yu) 原始記錄。這一類材料應該屬於(yu) 孔子常常言及的典型話語，雖未必都有像孔安國所言《論語》那樣具有“切事”的特點，卻應該都比較“正實”（孔安國：《孔子家語後序》）。王充說：“周以八寸為(wei) 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以八寸為(wei) 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chuan) 文，紀識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論衡•正說篇》）從(cong) 王充的說法中，可以窺知這類記載的特征。

第二類則是成篇的論述，對話背景有一定的交代，所記為(wei) 完整的對話情形，篇幅相對較長，這一類姑且可以稱之為(wei) “文選”。這一類材料以《孔子家語》最為(wei) 集中，其它當然還有很多，如《禮記》、《大戴禮記》、《孔叢(cong) 子》中的一些篇章，又如《孟子》、《荀子》（《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堯問》五篇）、《莊子》、《呂氏春秋》、《說苑》中的一些章節，還有帛書(shu) 《易傳(chuan)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的一些篇章（如《民之父母》、《子羔》、《魯邦大旱》、《中弓》、《季庚子問孔子》、《君子為(wei) 禮》、《弟子問》），等等。

當然，這樣的區分十分粗略，也未必能夠準確反映現存孔子遺說的實際，這樣分類隻是為(wei) 了更好地概觀孔子遺說的材料。

近代以來學者多受到文章學的影響，認為(wei) 第一類為(wei) 原始狀態，而第二類則是後起的，顛倒了二者的順序，有必要進行辨析。清儒陳澧在《東(dong) 塾讀書(shu) 記》卷九曾提出，戰國記言之體(ti) 分為(wei) 三種的看法。他說：

古者記言之體(ti) 有三：其一，聞而記之，所記非一時之言，記之者非一人之筆，匯集成篇，非著書(shu) 也，尤非作文也。《論語》是也。其一，傳(chuan) 聞而記之，所記非一時之言，記之者則一人之筆，伸說引證而成篇，此著書(shu) 也。《坊記》《表記》《緇衣》是也。其一亦傳(chuan) 聞而記之，記之者一人之筆，所記者一時之言，敷衍潤色，駢偶用韻而成篇，此作文者也。《禮運》《儒行》《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閑居》是也。[④]

近代學者蔣伯潛先生據此以為(wei) ，此三種記言體(ti) ，由簡而繁，由質而文，時代先後，即可由此推知。[⑤]進而指出，《論語》記錄所聞所見，皆直錄也，故章既簡短，辭亦質樸。蓋慮鋪張潤色，或致反失其真，記錄忠實，理所當然。此最早的記言體(ti) 也。[⑥]他還說，就《論語》而言，《上論》為(wei) 親(qin) 聞於(yu) 孔子之言，《下論》已多傳(chuan) 聞所得之孔子之言，但終為(wei) 直錄所聞，最簡最質，記者非一人，所記之言非一時，當時各有所記，後雖加以論纂，不過匯錄所記各條，編成若幹篇而已。《坊記》《表記》《緇衣》等，其記傳(chuan) 聞所得之孔子之言，原與(yu) 《下論》同，但因增加伸說，故其辭已較《論語》為(wei) 繁為(wei) 文矣。至《仲尼燕居》《哀公問》等，則所記實僅(jin) 《論語》之一章，而敷衍潤色以成一篇，故其辭更繁而文更華。[⑦]

這種以文辭繁簡而論時代先後的觀點，在近代以來學者討論古籍文獻成書(shu) 時代先後時，十分常見。但是，仔細分析，可知這一認識，似是而非。

我們(men) 認為(wei) ，這三種記言體(ti) ，未必為(wei) 縱向演進的關(guan) 係，也可能為(wei) 共時性並存關(guan) 係。孔子與(yu) 弟子之對話，絕非僅(jin) 如《論語》之短章，《論語》之所以不同於(yu) 《家語》、《禮記》當與(yu) 孔安國所謂“正實而切事”的選擇有關(guan) 。楊朝明師曾謂《論語》為(wei) “孔子語錄”，則《家語》等則為(wei) “孔子文選”，可謂切中要害。李零先生在討論《論語》的編輯問題時，他將之與(yu) 《毛主席語錄》的做法進行了比較，認為(wei) 《論語》與(yu) 上博簡《仲弓》或《禮》大小戴記等相關(guan) 文獻之間是後者從(cong) 前者演義(yi) ，還是前者從(cong) 後者摘錄，兩(liang) 種情況可能都存在，但很多是《論語》摘錄了一些談話或對話的繁雜記載。[⑧]

其實，要搞清楚這一問題，近年出土的大量簡帛文獻已經提供了諸多例證。在郭店簡、上博簡等簡帛文獻中，我們(men) 發現有不少內(nei) 容與(yu) 《論語》《孔子家語》相關(guan) ，一方麵可證《家語》等文獻的真偽(wei) 與(yu) 可靠程度；另一方麵則為(wei) 我們(men) 進一步探討《論語》成書(shu) 及孔子遺說的記錄、整理情況提供了直接證據。這些例子主要有郭店簡《忠信之道》與(yu) 《論語·衛靈公》，上博簡《從(cong) 政》與(yu) 《論語·堯曰》《陽貨》，上博簡《君子為(wei) 禮》與(yu) 《論語·顏淵》，上博簡《仲弓》與(yu) 《論語·子路》。關(guan) 於(yu) 這幾組文獻的關(guan) 係，學術界存在著很多不同的看法。

如關(guan) 於(yu) 《從(cong) 政》與(yu) 《論語》的關(guan) 係，就存在截然不同的兩(liang) 種認識。郭齊勇先生指出：“《從(cong) 政》與(yu) 《論語》的親(qin) 緣關(guan) 係，的然可見。可能是七十子後學或戰國儒家綜合孔子治世思想而整理、發揚的一種儒‘書(shu) ’。”[⑨]周鳳五先生也提出，《論語·堯曰》“子張問從(cong) 政”章和《陽貨》的“子張問仁”章可能是《從(cong) 政》甲、乙篇的藍本，《從(cong) 政》可能是由《論語》這二章展開的。《從(cong) 政》與(yu) 《論語》相關(guan) ，其內(nei) 容可能是七十子之徒或其後學闡述《論語》或相關(guan) 材料的記錄。[⑩]陳劍先生也有類似看法：“簡文所雲(yun) ，亦當係本自《論語》。”[⑪]又說：“看來，《從(cong) 政》跟今傳(chuan) 《論語》之文有關(guan) 的內(nei) 容，可能是根據《論語》的原始材料或相關(guan) 材料，也可能是根據當時流傳(chuan) 的《論語》別本。”[⑫]而陳偉(wei) 先生則提出說：“《從(cong) 政》也許屬於(yu) 今傳(chuan) 《論語》的祖本係統，或者是與(yu) 之並行的另外一係。”[⑬]

關(guan) 於(yu) 《君子為(wei) 禮》與(yu) 《論語•顏淵》首章的關(guan) 係，學者也有所推論。如徐少華先生根據“侍於(yu) 夫子”作開篇語多見諸於(yu) 文獻，認為(wei) 這是“孔子之後的儒家學者們(men) 借以立言立說的一種基本形式。”[⑭]言下之意，這篇簡文當是儒家學者“借以立言”的，並非實有其事。淺野裕一則認為(wei) ，簡文是以《顏淵》首章這類資料為(wei) 基礎並將其故事化的。[⑮]陳桐生先生則提出：有沒有可能二者所記載的是孔子與(yu) 顏回兩(liang) 次談話呢？答案是否定的。其理由是，顏回“聞一知十”，這一對聖賢師徒決(jue) 不可能重複同一話題。那麽(me) 如何看待二者之間的差異呢？他分析道，《論語•顏淵》“顏淵問仁章”“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一組高度凝煉齊整的排比句，是《論語》編纂者在“顏氏之儒”的原始記錄材料上提煉的，具體(ti) 地說，“非禮勿視”四句是從(cong) “言之而不義(yi) ，口勿言也；視之而不義(yi) ，目勿視也；聽之而不義(yi) ，耳勿聽也；動而不義(yi) ，身勿動焉”濃縮而成，它是《論語》編纂者藝術加工的產(chan) 物。我們(men) 看到，加工前後的孔子語錄，藝術效果是大不一樣的，《君子為(wei) 禮》中這幾句話很普通，不會(hui) 引起人們(men) 特別的注意，而到了《論語》，編纂者將其提煉成四個(ge) “非禮勿……”的整齊句式，而且有意識地將“言”“視”二句互換位置，使第二句句末的“聽”和第四句句末的“動”押韻，經過這種點石成金的藝術處理，思想內(nei) 涵沒有變化，但孔子這句話卻成為(wei) 千古名句。[⑯]

關(guan) 於(yu) 《仲弓》與(yu) 《論語》的關(guan) 係問題，很多學者對此進行了分析。郭齊勇先生受周鳳五教授有關(guan) 《忠信之道》等論述啟發，提出簡文《仲弓》當是《論語•子路》第2章的“傳(chuan) ”，也就是說，《論語•子路》第2章為(wei) 經，簡文《仲弓》為(wei) 傳(chuan) 。[⑰]而晁福林、羅新慧等先生都認為(wei) 《論語》的相關(guan) 內(nei) 容是剪裁、刪削簡文而成。[⑱]這涉及到《論語》的成書(shu) 問題。據孔安國所說，《論語》是從(cong) 孔子弟子所記的孔子言論中取出“正實而切事”者而編成。從(cong) 《論語》文本來看，此說信不誣也。對比《仲弓》與(yu) 《子路》第2章的內(nei) 容，很明顯地可以認定，二者所記有繁有簡，《論語》當是在簡文的基礎上節錄整理而成，而不會(hui) 是簡文在《論語》基礎上所作的解釋和闡發之“傳(chuan) ”。

雖然我們(men) 也承認，關(guan) 於(yu) 簡文與(yu) 《論語》的關(guan) 係，存在著多種可能性。但是，我們(men) 經過反複思考，認為(wei) 其中主要有幾種情況。第一，如《忠信之道》，當是子張之儒對於(yu) 孔子“忠信”思想的闡釋之作，是對孔子思想的發揮，不能視為(wei) 孔子語錄。第二，如《仲弓》、《君子為(wei) 禮》等當是孔子弟子所記原始材料，《論語》相關(guan) 內(nei) 容是經過提煉加工而成的。對此，陳桐生先生提出了“繁本”與(yu) “節本”的看法，極富啟發性，但也存在很多問題。

陳桐生指出，今本《論語》、大小戴《禮記》乃至上博簡中記載孔子應答弟子時人的文章，大都是孔門弟子及其後學在原始記錄材料的基礎上整理出來的。今本《論語》不是孔門弟子的原始記錄，而是經過編者一番篩選、整理、提煉、編輯的工夫，是精選出來的“節本”或“精華本”。對比相關(guan) 文獻可知，《論語》編選孔子語錄有幾種情形：一是孔子對某一論題有多章語錄傳(chuan) 世，《論語》隻選一章。二是孔子對某一論題有較長一段論述，《論語》刪削了孔子語錄的部分內(nei) 容，這些被刪的內(nei) 容還保存在《禮記》之中。三是對孔子語錄進行提煉。他提醒人們(men) ，《論語》所展現的片斷語錄體(ti) ，並不能代表春秋時代寫(xie) 作水平。[⑲]這無疑都是十分精到正確的說法。

不過，他還指出了另外一種相反的情形。他認為(wei) 大小戴《禮記》以及上博簡的孔子應對弟子及時人的文章，應該是經過七十子後學的演繹加工，它們(men) 就是孔子語錄的“繁本”或“擴寫(xie) 本”。[⑳]陳桐生先生在討論上博《孔子詩論》時就認為(wei) ，戰國時期有一個(ge) 重塑孔子形象的過程，他將很多文獻如《易傳(chuan) 》、《孝經》、大小戴《禮記》、《春秋》三傳(chuan) 以及竹書(shu) 《孔子詩論》等中的“孔子曰”或“子曰”都看作後儒假托孔子以爭(zheng) 奪“話語霸權”之語。[21]對此，我們(men) 不敢苟同。既然《論語》是節錄的精華本，那麽(me) 原本是怎樣的呢？

我們(men) 認為(wei) ，所謂“繁本”就是孔子弟子的原始記錄，也就是《論語》所從(cong) 出的大量原始記錄材料，而並非出於(yu) 七十子後學的擴充。陳先生從(cong) 稱謂的變化以證明存在改寫(xie) ，是經不起推敲的。“仲尼”、“夫子”、“孔子”等稱謂並不存在論者所說的親(qin) 疏遠近的差別。現在存於(yu) 大小戴《禮記》、《孔子家語》等文獻的短篇、中篇和長篇的孔子語錄，皆當出於(yu) 孔子弟子的記錄，這才是孔子講授問題之實際情形的反映。至於(yu) 其中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整理、潤色等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這並不等於(yu) 是借孔子之名以發表自己的看法。

如果我們(men) 以《論語》為(wei) 第一類孔子遺說的代表，以《孔子家語》為(wei) 第二類孔子遺說的代表，那麽(me) 對於(yu) 二者的關(guan) 係，我們(men) 認為(wei) ，第二類的孔子遺說，反映了孔子弟子對孔子遺說記錄的原始麵貌；而第一類的孔子遺說，則是在第二類孔子遺說基礎上進行精選精編而成的，反映的是孔子弟子對孔子思想精華的提煉和整理。即使在第二類孔子遺說內(nei) 部，也存在加工程度不同的問題。比如，《家語》有《王言解》一篇，在《大戴禮記》中作《主言》，根據楊朝明先生的考證，《大戴禮記》與(yu) 《孔子家語》的不同，主要是因為(wei) 《大戴禮記》經過漢代學者的加工、整理，而這種加工和整理又受到漢代威權政治的影響所致。[22]再比如，《家語》中有《哀公問政》，又見於(yu) 《禮記·中庸》，將二者對勘會(hui) 發現《禮記·中庸》語言更為(wei) 簡練，似曾進行過修改、潤色，這種改動明顯帶有西漢時期的政治風貌。《家語·哀公問政》“為(wei) 政在於(yu) 得人”，在《禮記·中庸》中作“為(wei) 政在人”，前者強調賢者的重要性，後者卻是強調統治者的重要性。前者“爵其能”，《禮記·中庸》改為(wei) “尊其位”；“篤親(qin) 親(qin) ”、“敬大臣”、“子百姓”、“來百工”幾句，分別變成“勸親(qin) 親(qin) ”、“勸大臣”、“勸百姓”、“勸百工”，都反映了西漢政權高度統一，專(zhuan) 製主義(yi) 正在逐漸加強的特征。至於(yu) 前者的“舉(ju) 廢邦”在《禮記·中庸》中改為(wei) “舉(ju) 廢國”，顯然是避漢高祖劉邦的名諱。《禮記·中庸》晚於(yu) 《孔子家語·哀公問政》顯而易見。又如《賢君》部分可見於(yu) 《說苑·政理》，在《家語·賢君》中作“孔子見宋君”，而在《說苑·政理》作“孔子見梁君”。清儒俞樾指出，“仲尼時無梁君，當從(cong) 《家語》作宋君為(wei) 是。”[23]這也說明《家語》早於(yu) 《說苑》。這類例證比比皆是，不煩枚舉(ju) 。

而如果將《家語》與(yu) 《論語》相比較，顯而易見，《家語》記載的內(nei) 容更為(wei) 豐(feng) 富、更為(wei) 完整。正如孔子後裔孔安國在《孔子家語後序》中所說：“《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谘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yu) 《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wei) 《論語》，其餘(yu) 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

前麵我們(men) 說過，《論語》是孔子遺說的精選精編本。這在文字訓詁方麵可以得到佐證。關(guan) 於(yu) “論語”的“論”，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屯部》曰：“論，叚借為(wei) 掄。”《國語·齊語》“權節其用，論比其材”韋昭注：“論，擇也。”《荀子·王霸》“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照之，以觀其成者也”，楊倞注：“論，選擇也。”可見，“論”，有“選擇”、“別擇”的意思。如果《論語》書(shu) 名的“論”為(wei) 選擇之意，則《論語》應該是選自“孔子家”之“語”中的材料，這樣《論語》就是“孔子語錄”，《孔子家語》則相當於(yu) “孔子文集”。[24]而日本學者太宰純說：“《論語》之於(yu) 《家語》，猶《春秋》之內(nei) 外傳(chuan) 也。”[25]另外，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內(nei) 容上，《家語》都要高出《論語》很多。僅(jin) 從(cong) 規模上講，《論語》僅(jin) 有一萬(wan) 六千多字，而《家語》內(nei) 容比《論語》多出近四倍。《家語》詳於(yu) 《論語》，所記全麵，又有孔子言行的生動情節，與(yu) 《論語》相比，顯然更能展現孔子的人品和思想。楊朝明先生指出，在某種意義(yi) 上講，《家語》之價(jia) 值甚至要超出《論語》，可以稱為(wei) “孔子研究第一書(shu) ”。

（三）《論語》、《家語》與(yu) 子思之關(guan) 係

孔子遺說經孔子弟子的記錄而留存，但是如要更好地保護、傳(chuan) 播孔子的思想、言論，就不得不進行進一步的整理、匯編，乃至精選加工。這就涉及到《論語》和《孔子家語》的成書(shu) 問題。過去，關(guan) 於(yu) 《孔子家語》人們(men) 多將之視為(wei) “偽(wei) 書(shu) ”，而不太重視，因此對其成書(shu) 的探討相對較少，而學界關(guan) 於(yu) 《論語》成書(shu) 的看法，則要豐(feng) 富得多。那麽(me) ，我們(men) 先討論《論語》的編纂成書(shu) ，然後再分析《家語》的成書(shu) 問題。

孔子遺說的匯聚整理，尤其是《論語》的編纂，是在孔子去世之後進行的。其原因大體(ti) 有二：其一，孔子去世之後，眾(zhong) 弟子為(wei) 了緬懷夫子，紀念夫子，繼承和弘揚夫子思想，需要將孔子的嘉言懿行進行匯編整理。由於(yu) 孔子的學問、人格之魅力，及其對弟子的教誨、關(guan) 愛，在孔門師弟之間形成了一種“擬血緣性”關(guan) 係。後世所謂“師徒如父子”，是從(cong) 孔門開始的。孔門弟子對孔子無不十分敬重，如孟子所謂“七十子之服孔子，中心悅而誠服”。孔子去世之後，眾(zhong) 弟子悲痛欲絕。如梁皇侃《論語義(yi) 疏敘》所謂：“哀公十六年，哲人其萎，徂背之後，過隙叵駐，門人痛大山長毀，哀梁木永摧，隱幾非昔，離索行淚，微言一絕，景行莫書(shu) ，於(yu) 是弟子僉(qian) 陳往訓，各記舊聞，撰為(wei) 此書(shu) ，成而實錄，上以尊仰聖師，下則垂軌萬(wan) 代。”唐代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亦謂：“夫子既終，微言已絕，弟子恐離居以後各生異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yu) 論撰，因集時賢與(yu) 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

今人黃立振先生說：“以常情論，孔子歿，微言絕，而且弟子中已有不同學派，七十子在聚會(hui) 治夫子之喪(sang) 時，能不考慮今後大家離去，微言分散，不利以傳(chuan) 夫子之道嗎？所以說這時倡議纂輯《論語》，時機最為(wei) 成熟，匯集資料最為(wei) 方便。”[26]楊朝明先生對黃先生的說法表示讚同，但同時又提出，“此時所匯聚起來的可能是弟子們(men) 各自記錄整理的孔子言行，它應該就是《孔子家語》的雛形。而從(cong) 孔子言語中‘取’出‘正實而切事’的《論語》，很可能是此後的事情。”[27]唐明貴先生也有類似看法，認為(wei) 這時匯集起來的可能是“一個(ge) 類似孔子文集之類的東(dong) 西”[28]。

對於(yu) 這一分析，我們(men) 表示認可。出於(yu) 對孔子的懷念之情，此時提議匯編孔子遺說，可謂合情合理。但是，這時孔子遺說的匯編，還隻是初步的。整理出一個(ge) 具有權威性，能夠得到多數孔門弟子及孔門後學認可的孔子遺說精華本，需要一個(ge) 相當長的時間，花費相當多的功夫，更需要一個(ge) 在孔門內(nei) 部具有極高威望和崇高地位的人來主持其事。

其二，孔子去世之後，眾(zhong) 弟子“分化”的現象越發嚴(yan) 重，為(wei) 了統一或協調不同弟子學派的分歧，彌合孔門不同學派之間的矛盾，有必要對孔子言論進行一番匯編整理，形成一個(ge) 相對權威的孔子語錄，供各派教學、弘揚之用。

韓非在《顯學篇》提出，孔子去世之後，儒分為(wei) 八。盡管韓非的這一說法不盡可信，但是他指出孔門在孔子之後出現分化，卻是不爭(zheng) 的事實。我們(men) 曾指出：一個(ge) 學派之成立，往往需要有宗師與(yu) 門徒組成，還要有一個(ge) 基本一致的思想觀念。孔子和他的弟子們(men) 組成了這樣一個(ge) 學派，被漢代學者稱為(wei) “儒者”、“儒家者流”。《淮南子•要略》雲(yun) ：“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典籍，故儒者之學生焉。”《漢書(shu) •藝文誌》說：“儒家者流，蓋出於(yu) 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陽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yu) 六經之中，留意於(yu) 仁義(yi) 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yu) 道最為(wei) 高。”班固的這個(ge) 說法來源於(yu) 劉歆的《七略》。這個(ge) 學派在後世不斷壯大，但基本上都“宗師仲尼”，“鹹遵夫子之業(ye) ”，這是判斷一個(ge) 學者是否為(wei) 儒家的標誌或標準。

不過，在這個(ge) 基本的前提下，曆史上儒學的形態往往千姿百態，呈現出“多元嬗變”的發展格局。而這一格局的底定便在先秦時代。戰國儒學之多元嬗變，正是儒學富有生命力和活力的表現，而絕非儒學陷於(yu) 低穀之表征。其實，在人類思想史上，大凡一個(ge) 偉(wei) 大的思想家創立或發展了一套思想體(ti) 係或學說之後，往往會(hui) 出現其後學據一端以發揮思想的局麵，甚而出現分化，這是十分普遍而正常的現象，亦可說是學術思想發展的規律。正如大江大河，往往同源而異流，流亦分流，最終匯入大江大海；參天大樹，大凡一幹而多枝，枝又分枝，方能冠蓋成蔭。分是發展，合亦是發展，有分有合，方是思想發展的常態。而那些沒有發展變化的封閉保守者，則往往會(hui) 被曆史所淘汰。一個(ge) 學說之發展，必然要結合不同的時代情勢，發揮思想家本人之思想個(ge) 性，從(cong) 而形成異說紛紜、多姿多彩的思想盛況。因循守舊，泥古不化，絕非思想發展的應有狀態，而必然是自尋死路。[29]

孔子弟子的這種分化，在孔子生前就已經表現出來，隻是由於(yu) 孔子的巨大影響力而被遮蔽住了，待到孔子去世之後，孔子弟子之間因氣質、稟性、年齡、地位等引起的對孔子思想的不同理解，及由此出現的矛盾與(yu) 對立，就日益彰顯出來了。同時，孔門弟子為(wei) 了宣傳(chuan) 自己的主張，他們(men) 要借重孔子言論，從(cong) 而將會(hui) 繼續強化這種他們(men) 之間的分歧。很顯然，作為(wei) 孔子弟子，在他們(men) 之間的相互“論爭(zheng) ”中，無論是批評他人還是維護自己，最好的“尚方寶劍”都是“子曰”，都是孔子的遺說。不過，我們(men) 還應該清楚，盡管孔門發生了分化，但是這種分化乃是出於(yu) 對孔子思想的不同理解，而不是利益之爭(zheng) 、派性之爭(zheng) ，所以這種分化，絕非不可調和，水火不容的。

作為(wei) 一個(ge) 存續了幾十年的學派，在孔子去世，失去了核心與(yu) 領袖的情形下，他們(men) 出於(yu) 對孔子的尊敬，對孔門的依戀，對孔門分化的擔憂，必然要設法維護這個(ge) 學派的團結和統一，以使孔門得以繼續存在，使孔子未竟的事業(ye) 得以繼承和發揚。孔門弟子為(wei) 此進行了努力。那麽(me) ，如何維護孔門的團結和統一？其中一項重要的舉(ju) 措就是將孔子遺說進行匯編整理，進而編纂為(wei) 一部具有權威性的孔子語錄精華本。那麽(me) ，誰將擔負領纂這一重任呢？曆代學者對《論語》的領纂者做了分析。從(cong) 漢代以來，就有“仲弓、子夏等所撰定”說（《經典釋文》引鄭玄說）、“仲弓、子遊、子夏等撰”說（《經典釋文·論語音義(yi) 》引鄭玄說）、“子夏等六十四人共撰”說（《論語崇爵讖》）、“仲弓之徒”說（《文選·辯命論》注引《傅子》）、“曾子弟子”“曾氏之徒”說（柳宗元）、“有子、曾子門人所記”（崔述）說、“曾子領纂”說[30]等。這些說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是離事實可能有一定距離。

我們(men) 以為(wei) ，孔子遺說的整理和編纂，開始於(yu) 孔子去世之後，由孔門弟子中某人倡議，眾(zhong) 弟子“共紀孔子之言”、“相與(yu) 輯而論纂”，同時又有某位或某幾位出眾(zhong) 弟子領纂而成。其中，仲弓、子遊、子夏等都可能發揮過重要作用，但是，綜合所有信息來看，孔子遺說的後期匯集和整理，尤其是《論語》的編訂，與(yu) 有子、曾子關(guan) 係最為(wei) 密切。所以，我們(men) 認為(wei) ，《論語》當由有子、曾子、曾子弟子先後領纂完成。

這一推測，是由對《論語》及其他文獻所反映的有子、曾子在孔門地位的分析中得來的。在孔子弟子中，顏子地位最高，可惜他先孔子而去。在孔子晚年的孔門之中，子貢、有若、曾子都有重要地位。這在一些古代典籍中都有所體(ti) 現。

《孔子家語•終記》：二三子三年喪(sang) 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於(yu) 墓六年。自後群弟子及魯人處墓如家者百有餘(yu) 家，因名其居曰孔裏焉。

《孟子•滕文公上》：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yu) 子貢，相鄉(xiang) 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yu) 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遊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sang) 畢，相訣而去，則哭，各複盡哀；或複留。唯子贛廬於(yu) 塚(zhong) 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cong) 塚(zhong) 而家者百有餘(yu) 室，因命曰孔裏。魯世世相傳(chuan) 以歲時奉祠孔子塚(zhong) ，而諸儒亦講禮鄉(xiang) 飲大射於(yu) 孔子塚(zhong) 。……故所居堂，弟子內(nei) 。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chuan) 》：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yu) 共立為(wei) 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雲(yun) 乎：月離於(yu) 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wei) 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從(cong) 以上這些記載，我們(men) 可以做出如下一些推測：

子貢雖然頗受孔子器重，自身也有非凡的能力，但是他在思想深度上，似乎不及很多同門。我們(men) 在韓非所提的儒家八派之中，沒有發現子貢之儒，其實一點都不用奇怪。子貢雖然絕頂聰明，但是他的思想中具有現實主義(yi) 、理性主義(yi) 的特質，對於(yu) 開宗立派、傳(chuan) 道傳(chuan) 經都不感興(xing) 趣。因此，他在孔門中的核心地位，也隻能是特殊情況下的暫時狀態而已。在孔子弟子為(wei) 老師治喪(sang) 完畢之後，他們(men) 提出擁立有若為(wei) 新的“掌門人”。這一點，我們(men) 可以從(cong) 《孟子·滕文公》的那段引文中推測出來。

從(cong) 《論語》和《禮記》中，我們(men) 可以發現，有子留存下來的言語雖然不多，但是在理解和把握孔子的思想方麵，卻是十分深刻的。正因如此，當孔子弟子思慕恩師的時候，他們(men) 便推出有若，“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史記》所謂“有若狀似孔子”並不是說，有若長相與(yu) 孔子相仿，就像孔子與(yu) 陽貨那樣。南宋學者王十朋曾指出：“所謂‘似聖人’者，蓋必有子之學識於(yu) 群弟子中有一日之長，其見道有似吾夫子焉。世儒以謂貌似孔子，其說陋矣。且有子之似夫子，而曾子有不逮焉者，曾子嚐以‘喪(sang) 欲速貧，死欲速朽’為(wei) 夫子之言，而有子不然之。曾子質諸子遊，子遊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子遊之徒知有子似夫子素矣。所謂‘似’者，必有如辨曾子之言之類，豈以貌似之故虛欲師事之耶？雖然直似之耳，欲以事孔子事之則不可，故曾子不許之，而有子未嚐居師之位也。說者謂不能答弟子之問遂見叱而退，蓋好事者為(wei) 之辭以誣有子耳。然世皆知顏子之後有曾子，而不知有子者，亦回、參之亞(ya) 匹也。序《論語》者知之，故首記夫子之言，次記有子之言，又次記曾子之言，未必言之次第如是也，其必寓推尊之意焉。以謂夫子既沒之後，其道可尊，其人可子，其言可法者，莫先乎有子、曾子也。”[31]這種說法自有其道理。但是，我們(men) 還想指出，有子之被推舉(ju) ，恐怕不會(hui) 僅(jin) 僅(jin) 悟道甚深，堪於(yu) 傳(chuan) 道。很可能有若長期浸染於(yu) 孔子影響之中，在舉(ju) 止動作或神態方麵，與(yu) 孔子有相似之處，這種形似與(yu) 神似的結合，使得有子更容易引起其他弟子的關(guan) 注，進而公推其為(wei) 孔門新掌門人。

代替有子而起的孔門新核心，當是孔門中年紀比較小的曾子。從(cong) 《孔子世家》的記載可知，當子夏、子張、子遊建議像師尊孔子那樣師尊有若時，他們(men) 必須首先征求曾子的同意，顯示了曾子非同一般的地位。曾子以湅絲(si) 的工序為(wei) 喻，讚譽孔子之境界，如湅絲(si) 過程中，以江漢之水濯之，以秋日之陽暴之，方成明潔之素縞。[32]反對子夏等人將有若推至那樣的地位。結果，有若這一新的“掌門人”由於(yu) 未能得到曾子的認可，最後不得不離開“寶座”。從(cong) 中我們(men) 不難發現曾子在當時的地位不同凡響。

曾子在孔門中的地位是特殊的。由於(yu) 曾子為(wei) 人謹慎，性格內(nei) 斂，但同時柔中有剛，“弘毅”之氣，浩然可見。也許，正是由於(yu) 曾子更加忠誠於(yu) 孔子，長期活動於(yu) 魯地，而且又得享高壽，所以他在孔門之中，具有了特殊地位。據說孔子的裔孫子思，就是受教於(yu) 曾子的。這雖然是出於(yu) 宋儒的後起之說，但是得到了文獻與(yu) 思想的印證。

我們(men) 從(cong) 《論語》本身來看，在眾(zhong) 多出現在《論語》中的孔子弟子中，顏淵、子路、子貢、子遊、子夏、子張等皆稱字，而隻有有子、曾子被稱為(wei) “子”，顯示出有子、曾子在孔門之中的地位，也彰顯出有子、曾子與(yu) 《論語》成書(shu) 的密切關(guan) 係。打開《論語·學而》，第一章是孔子語錄，第二章便是有子語錄，第三章是孔子語錄，第四章便是曾子語錄。顯然，這種編排，體(ti) 現出編纂者的刻意安排，這是在突顯有子、曾子在孔門中的位置。

但是，在《論語》中，出現了關(guan) 於(yu) 曾子生命垂危時的情形，很顯然，曾子不可能是《論語》的最終編纂完成者，這一重任要由其弟子來完成。柳宗元曾提出，是樂(le) 正子春、子思之徒為(wei) 之的觀點。柳宗元的這一觀點，在現代學者中得到了回應。黃懷信先生以為(wei) ，子思不可能編訂《論語》，而樂(le) 正子春可能是最佳人選，但也不敢肯定；[33]而楊朝明先生則提出子思是最為(wei) 可信的最終領纂者。[34]我們(men) 認為(wei) ，楊先生的看法可能更接近於(yu) 曆史實際。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wei) 綜合各種條件而言，在曾子弟子之中，樂(le) 正子春的地位無法與(yu) 子思相提並論。盡管樂(le) 正子春真正繼承並發揚了曾子的孝論，而子思則逐漸背離了曾子的這一思路，但也恰恰因為(wei) 這樣，子思成為(wei) 曾子之後，在孔門更具影響力的領袖。

子思是怎樣走到孔門領袖地位的呢？他到底是怎樣一位人物呢？

子思，名伋。是孔子之孫，伯魚之子。春秋戰國之際著名的思想家，儒家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關(guan) 於(yu) 子思的生平，《史記》載之甚略。後世學者對此進行了不少探索。但仍存在不少失誤。筆者也曾經對此有所探討，提出了新的看法。我們(men) 認為(wei) ，子思之生卒年因史料不足，不能遽以論斷。不過，可以大體(ti) 推測一個(ge) 範圍：其生年當在西元前493-486年之間，其卒年當在西元前412-405年之間。[35]子思的師承問題，史籍中沒有明確的記載。自從(cong) 宋儒提出“孔—曾—思—孟”的“道統說”之後，子思師承曾子的說法便成為(wei) 一種共識。不過，隨著“道統說”的式微，人們(men) 對此一成說表示了懷疑。子思師承再次成為(wei) 爭(zheng) 論不休的問題。

我們(men) 認為(wei) ，子思從(cong) 輩分上來說，屬於(yu) 孔子裔孫，當為(wei) 孔門再傳(chuan) 。不過，子思曾經親(qin) 受業(ye) 於(yu) 孔子。隻是年限不長，隨著孔子的去世，子思也隻能就學於(yu) 孔子的諸位弟子。子思作為(wei) 孔子的裔孫，地位特殊。而孔門弟子與(yu) 孔子之關(guan) 係，有“擬血緣”性，情同父子。孔子去世後，子思年幼，而伯魚又先孔子卒，在這種情況下，孔門弟子擔當起教育、培養(yang) 子思的任務，實屬自然之舉(ju) 。尤其是在孔子剛剛去世的數年中，孔子的弟子大多在魯為(wei) 孔子服喪(sang) ，他們(men) 教育年幼的子思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據我們(men) 考場，在孔子弟子中，曾子、子遊、子張等可能對子思的影響較大。

而子思也不負眾(zhong) 望，在戰國早期占據了儒家群體(ti) 的中心位置，是當之無愧的儒家領袖。正如梁濤先生所說：“子思不僅(jin) 是早期儒學的關(guan) 鍵人物，其所代表的時代在早期儒學發展中也處於(yu) 一種樞紐的地位。子思之前，孔子吸收、總結堯舜三代的禮樂(le) 文化並加以創造、發展而形成的以仁、禮為(wei) 核心的儒學思想，匯聚到子思這裏，得到較為(wei) 全麵的繼承；子思而下，這一豐(feng) 富的儒學傳(chuan) 統開始分化，出現向不同方向發展的趨勢。從(cong) 子思到孟、荀，是儒學內(nei) 部深化同時也是窄化的過程，孟子、荀子分別從(cong) 不同方向發展了孔子以來的儒學傳(chuan) 統，使儒學的某些方麵得到充分發展，變得深刻而精致，但對儒學的其他方麵或有所忽略或出現偏差，因為(wei) 並沒有真正全麵繼承孔子以來的儒學傳(chuan) 統。”[36]因此，我們(men) 推測子思最後主持完成了《論語》的編纂，是有充分理由的。正如楊朝明先生所言：“這就出現了一個(ge) 矛盾，一方麵，《論語》出於(yu) 曾子門人，閱讀《論語》，其中厚重的曾子言行會(hui) 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除了曾子門人，他人一般不會(hui) 如此。另一方麵，論者又指出，《論語》形成於(yu) 孔門後學分化的背景之下，而孔門的嚴(yan) 重分化又難以聚集這麽(me) 多的材料。要解決(jue) 這樣的矛盾，合理的推論隻能是眾(zhong) 弟子將材料匯聚到一起，最後主要由一人進行整理、選輯、編訂，而這位整理編訂者應在孔門之中地位尊隆，而且是曾子門人。符合這種條件的人隻有子思。”[37]

前麵我們(men) 提到孔安國在《孔子家語後序》中的說法：“《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谘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yu) 《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wei) 《論語》，其餘(yu) 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由此可知，《孔子家語》是孔子弟子所共記的孔子遺說的較為(wei) 原始的資料。正如楊朝明先生所指出的，《孔子家語》之稱為(wei) “家”，其中記錄孔子身世、生平，又有《本姓》敘述其家世源流，說明《孔子家語》屬於(yu) “孔氏家學”的範疇。而《家語》與(yu) 《論語》“並時”的情況表明，二者的整理與(yu) 最終領纂者隻能是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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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楊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語通解》，齊魯書(shu) 社，2009年。

[5]陳澧：《陳澧集》，第2冊(ce)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6]向宗魯：《說苑校證》，中華書(shu) 局，1987年。

[7]王十朋：《王十朋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8]蔣伯潛：《諸子通考》，嶽麓書(shu) 社，2010年。

[9]李零：《簡帛古書(shu) 與(yu) 學術源流》，三聯書(shu) 店，2004年。

[10]陳桐生：《論語十論》，暨南大學出版社，2012年。

[11]梁濤：《郭店竹簡與(yu) 思孟學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

[12]唐明貴：《論語學的形成、發展與(yu) 中衰》，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05年。

[13]高培華：《卜子夏考論》，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

[14]陳桐生：《<孔子詩論>研究》，中華書(shu) 局，2004年。

[15]宋立林：《儒家八派的再批判》，花木蘭(lan) 文化出版社，2013年。

[16]楊朝明：（《新出竹書(shu) 與(yu) <論語>成書(shu) 再認識》，《中國哲學史》2003年第3期。

[17]郭齊勇：《上博楚簡所見孔子為(wei) 政思想及其與(yu) <論語>之比較》，載郭齊勇主編：《儒家文化研究》第1輯。

[18]周鳳五：《讀上博楚竹書(shu) <從(cong) 政>甲篇劄記》，載朱淵清、廖名春主編：《上博館藏楚竹書(shu) 研究續編》。

[19]陳劍：《上博簡<子羔>、<從(cong) 政>篇的拚合與(yu) 編連問題小議》，簡帛研究網，2003-1-9。

[20]陳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從(cong) 政>篇研究（三題）》，載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2005》。

[21]陳偉(wei) ：《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shu) <從(cong) 政>校讀》，簡帛研究網，2003-1-10。

[22]徐少華：《論竹書(shu) <君子為(wei) 禮>的思想內(nei) 涵與(yu) 特征》，《中國哲學史》2007年第2期。

[23]陳桐生：《從(cong) 上博竹簡看<論語>的編纂特點》，《湖北理工大學學報》2008年第6期。

[24]晁福林：《上博簡<仲弓>疏證》，《孔子研究》2005年第2期。

[25]羅新慧：《孔子的曆史觀、入仕觀及其它——從(cong) 上博楚竹書(shu) <仲弓>篇談起》，《史學史研究》2005年第3期。

[26]陳桐生：《孔子語錄的節本和繁本——從(cong) <仲弓>看<論語>與(yu) 七十子後學散文的形式差異》，《孔子研究》2006年第2期。

[27]楊朝明《讀<孔子家語>劄記》，《文史哲》2006年第4期。

[28]傅斯年：《戰國文籍中之篇式書(shu) 體(ti) ——一個(ge) 短記》，劉夢溪主編，雷頤編校《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29]黃立振：（《<論語>源流及其注釋版本初探》，《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

[30]賈慶超《曾子領纂〈論語〉說》，《東(dong) 嶽論叢(cong) 》2003年第1期。

[31]宋立林：《儒家八派形成因緣考》，楊朝明主編《孔子學刊》第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32]張德付《<孟子>“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句解》，彭林主編《中國經學》第11輯。

[33][日]淺野裕一：《上海楚簡<君子為(wei) 禮>與(yu) 孔子素王說》，載陳偉(wei) 主編：《簡帛》第2輯，第291頁。

Combine with new excavated documents to research the analects’compilation

"The analects"has been considered the most credible literature for researching Confucius thought.But there has been much debate about its booking.Combined with new excavated documents,we rethink its source,compilation purpose,process.We believe that"the analects"information from Confucius students records。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compiled because students remembering their teacher and maintenancing with school of inheritance.On the basis of records after continuous selection,finishing and processing,ultimately presided over by ZiSi.

注釋：

[①]高培華：《卜子夏考論》，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326頁。引者按，《論語》字數應為(wei) 一萬(wan) 六千字左右。

[②]傅斯年語。見傅氏《戰國文籍中之篇式書(shu) 體(ti) ——一個(ge) 短記》，劉夢溪主編，雷頤編校《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35頁。

[③]陳桐生：《論語十論》，暨南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8頁。陳先生還做了一個(ge) 有趣的類比。他說，孔子本人從(cong) 來不動筆寫(xie) 文章，他的教學方法是先生講，弟子記，孔門絕大多數文獻就是這樣產(chan) 生的。這種情形有些類似於(yu) 今天中央領導發表談話，工作人員將其談話錄音並加以整理，這些記錄稿就成了中央領導的著作。雖然陳先生說“孔子本人從(cong) 來不動筆寫(xie) 文章”，未免過於(yu) 絕對了，但這個(ge) 說法，無疑富有啟發性。

[④]《陳澧集》，第2冊(ce)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4-165頁。

[⑤]蔣伯潛：《諸子通考》，嶽麓書(shu) 社，2010年，第263頁。

[⑥]同上，第238頁。

[⑦]同上，第263頁。

[⑧]李零：《簡帛古書(shu) 與(yu) 學術源流》，三聯書(shu) 店，2004年，第298-299頁。

[⑨]郭齊勇：《上博楚簡所見孔子為(wei) 政思想及其與(yu) <論語>之比較》，載郭齊勇主編：《儒家文化研究》第1輯，第13頁。

[⑩]見周鳳五：《讀上博楚竹書(shu) <從(cong) 政>甲篇劄記》，載朱淵清、廖名春主編：《上博館藏楚竹書(shu) 研究續編》，第188頁。

[⑪]見陳劍：《上博簡<子羔>、<從(cong) 政>篇的拚合與(yu) 編連問題小議》，簡帛研究網，2003-1-9。

[⑫]見陳劍：《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從(cong) 政>篇研究（三題）》，載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2005》，第38頁。

[⑬]陳偉(wei) ：《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shu) <從(cong) 政>校讀》，簡帛研究網，2003-1-10。

[⑭]徐少華：《論竹書(shu) <君子為(wei) 禮>的思想內(nei) 涵與(yu) 特征》，《中國哲學史》2007年第2期。

[⑮][日]淺野裕一：《上海楚簡<君子為(wei) 禮>與(yu) 孔子素王說》，載陳偉(wei) 主編：《簡帛》第2輯，第291頁。

[⑯]陳桐生：《從(cong) 上博竹簡看<論語>的編纂特點》，《湖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08年第6期。

[⑰]郭齊勇：《上博楚簡所見孔子為(wei) 政思想及其與(yu) <論語>之比較》，《儒家文化研究》第1輯。

[⑱]詳參晁福林：《上博簡<仲弓>疏證》，《孔子研究》2005年第2期。羅新慧：《孔子的曆史觀、入仕觀及其它——從(cong) 上博楚竹書(shu) <仲弓>篇談起》，《史學史研究》2005年第3期。

[⑲]陳桐生：《孔子語錄的節本和繁本——從(cong) <仲弓>看<論語>與(yu) 七十子後學散文的形式差異》，《孔子研究》2006年第2期。

[⑳]見陳桐生：《孔子語錄的節本和繁本——從(cong) <仲弓>看<論語>與(yu) 七十子後學散文的形式差異》，《孔子研究》2006年第2期。

[21]陳桐生：《<孔子詩論>研究》，中華書(shu) 局，2004年，第36-96頁。

[22]楊朝明《讀<孔子家語>劄記》，《文史哲》2006年第4期。

[23]向宗魯：《說苑校證》，中華書(shu) 局，1987年版。

[24]楊朝明《新出竹書(shu) 與(yu) <論語>成書(shu) 問題再認識》，《中國哲學史》，2003年第3期。

[25]太宰純《孔子家語序》，日本元文元年[1736]江都嵩山房刻本。

[26]黃立振：（《<論語>源流及其注釋版本初探》，《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

[27]楊朝明：（《新出竹書(shu) 與(yu) <論語>成書(shu) 再認識》，《中國哲學史》2003年第3期。

[28]唐明貴：《論語學的形成、發展與(yu) 中衰》，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36頁。

[29]宋立林：《儒家八派形成因緣考》，楊朝明主編《孔子學刊》第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30]賈慶超《曾子領纂〈論語〉說》，《東(dong) 嶽論叢(cong) 》2003年第1期。

[31]王十朋：《梅溪集•梅溪前集》卷十九《論語三說》。

[32]參見張德付《<孟子>“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句解》，彭林主編《中國經學》第11輯。

[33]黃懷信：《論語新校注》前言，三秦出版社，2006年；黃懷信等：《論語匯校集釋》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34]楊朝明：《論語詮解》，山東(dong) 友誼出版社，2012年，第4-9頁。

[35]宋立林：《儒家八派的再批判》，花木蘭(lan) 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104-107頁。

[36]梁濤：《郭店竹簡與(yu) 思孟學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26-537頁。

[37]楊朝明：（《新出竹書(shu) 與(yu) <論語>成書(shu) 再認識》，《中國哲學史》2003年第3期。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