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19年，唐朝刑部侍郎韓愈冒死向唐憲宗上<<諫迎佛骨表>>，攻擊佛為“夷狄之一法”，反對朝廷推助佛教在中原的傳播。當時官府民間，均重佛事，唐憲宗本人也於當年下令迎佛骨入宮禁，一時崇佛的氣氛達到頂點，朝野上下如癡如醉。韓愈這時上書，既惹眾怒，又犯龍顏，於是立即被貶為潮州刺史，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1187年後，公元2006年的聖誕節即將到來，舉國上下一片節日喜氣之中，來自十所名校的10名博士生聯名呼籲，要求國人“慎對聖誕節”，希望“走出文化集體無意識，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表示了對洋節泛濫，傳統寂寞的擔憂。以王達山為首的這十名博士生甚至還希望相關部門適當介入對“聖誕狂潮”的管理。呼籲發出之後，一時網上議論紛紛，各種觀點大相徑庭，有相當大一部分人對這種呼籲抱不以為然的態度，甚至認為這是把老百姓放鬆的節日和政治強行掛鉤，體現出某種“不耐煩”的情緒，有“我過我的節日，別扯那麽遠”之意。也有一部分認為是“腐儒”的觀點，覺得我們應該海納百川，象唐朝一樣張開雙臂，迎接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化。 

　　首先，筆者以為，老百姓過節日，也可以是意識形態的事情。這次呼籲的發起者作為一名致力於儒學複興活動的哲學博士，對這種洋節日泛濫的現象進行反思，並提出自己的見解，應該說是他份內的工作。社會的思想界精英，當然要密切關注，充分挖掘民風民俗變動中反映出來的社會思潮和文化走向。所以筆者反對那種“不耐煩”的情緒， 

　　海納百川的看法，應該說有一定的道理。本文並不想對借鑒，引進外來文化的得失利弊作太多的剖析，但毫無疑問，曆史上每一次對外來文化的引進，都是收益和損失同在，機會與風險並存的。我們需要張開雙臂迎納外來事物的人群，也需要保持清醒堅守傳統的“腐儒”。就象在對外來文化兼收並蓄的大唐王朝，我們也看到了韓愈，其實在整個大唐，堅守傳統，抵製夷狄的聲音，始終不絕於耳。這種聲音和擁抱外來事物的恢弘氣魄，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製衡與互補。不僅中國，縱觀世界大國，在國內都多多少少有“保守”的，堅持本土文化純潔性和主體性的聲音。這是一種人的本性，也是一個民族保持自己特征與保持凝聚力的本能，這種聲音還起到對外來事物的過濾和改造作用，筆者認為無可厚非。 

　　另外，在引進外來文化上，我們不能盲目地比擬唐朝。 

　　首先，唐朝是民族大融合後出現的朝代，原來意義上漢民族的西晉政權已經在“五胡亂中華”中覆滅，中原的民族，經曆了一個重整，重生的過程，北朝和隋唐曆代皇室大臣，多有胡人血統，包括大唐皇室在內。某種意義上，大唐的民族，是一個經曆了新一輪大融合的民族，這和民族主體穩定的現代中國完全不同。大唐的海納百川，在某種程度上是融合的慣性；另一方麵，唐朝又有在世界上十分強勢的軍事、政治和經濟背景為依托，說唐朝豁達而後強大，不如說強大而後豁達。當代中國可以借鑒其曆史得失，但如果強行比照，恐怕會邯鄲學步，畫虎而類犬。 

　　其次，我們也應該看到，當民族的融合進入穩定期後，抵禦外來文化入侵，挺立中原文化主體性的聲音就由涓涓氣流匯為一時浪潮，直接服務於加強民族凝聚力的現實需求。這就是我們看到的中唐時代的韓愈所代表的複興儒教思潮。這種思潮的另外一個誘因，是當時的中原，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已沒有盛唐時代那種對他國的絕對優勢，甚至受到他們的侵略和威脅。 

　　當代中國，不象中唐一樣是從一種絕對優勢中跌落下來，而是從一種更劣勢的曆史角色中重新崛起。兩個時代的中國人，從不同的方向，走到一個相近的格局中，中唐由盛而衰，我們由衰而盛，但都處在一個不盛不衰的時期。我們希望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未來將走向盛唐那樣的局麵，但從目前的實力，格局和文化互動講，用中唐的形勢作為借鑒，無疑比盛唐更為合適。把這兩個相隔千年的時代放在一起，我們看到相似的文化交流，也看到思想精英內心相似的焦慮，所以筆者以為，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我們應該對這種焦慮給予充分的重視、理解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