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主義(yi) 批判

作者：餘(yu) 東(dong)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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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是二月初二日壬辰

           耶穌2016年1月11日

五四以來，反儒成潮，諸子百家中，法家最反儒，故最受推崇，商鞅和秦始皇又是法家中最受寵的兩(liang) 個(ge) 大腕。《商鞅徙木立信論》譽商鞅為(wei) 有史以來首屈一指的“利國福民偉(wei) 大之政治家”，一舉(ju) 奠定商鞅在知識群體(ti) 中的偉(wei) 大地位。最近《羋月傳(chuan) 》推崇商君之法，又讓此君在街頭巷議中小小火了一把。

法家可分兩(liang) 派：秦法家和齊法家，前者以管子晏子為(wei) 代表，為(wei) 管晏派，重視道德但不重視禮製建設，“假仁假義(yi) ”，以力假仁，導出來的是霸道，如齊桓公晉文公；後者以商鞅為(wei) 代表，韓非子集大成，稱商韓派，為(wei) 法家之正宗。商韓派反道德，唯講法術勢，導出來的是秦王朝。

法家有時也講仁愛講信用，那是“道德工具化”，不影響其反道德本質。對法家來說，信義(yi) 隻是工具，需要的時候就拿來，不需要的時候就拋棄。例如，徙木立信的商鞅，是個(ge) 背信棄義(yi) 奸詐無恥的人，連老朋友也欺騙出賣；親(qin) 自為(wei) 士兵吮瘡的戰神吳起，實則冷酷無情喪(sang) 心病狂，母死不悼，殺妻求將。

法家在哲學上持性惡論，認為(wei) 人性本惡；政治上倡君本位，或稱君本主義(yi) 。悠悠萬(wan) 物，唯君為(wei) 大，法術勢都是工具，民眾(zhong) 更是工具。儒家“民為(wei) 貴，社稷次之，君為(wei) 輕。”（孟子語），法家恰好相反，君為(wei) 貴，社稷次之，民為(wei) 輕。法家常拿國家說話，其實並非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國家主義(yi) 。

法家在法律上持重刑主義(yi) ，嚴(yan) 刑峻法，不教而誅，小過大懲，輕罪重罰。《漢書(shu) 刑法誌》記載，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夷三族）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亨（烹）之刑。”《史記菁華錄》記載：“衛鞅內(nei) 刻刀鋸之刑，外深鐵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yu) 道者被刑；一日臨(lin) 渭而論囚七百餘(yu) 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yu) 天地。”

《韓非子·內(nei) 儲(chu) 說上》將“刑棄灰於(yu) 街者”說成“殷之法”和為(wei) 仲尼所讚成，是故意栽贓，利用寓言造謠。夏商周實行的都是儒家禮製的典型，不會(hui) 那麽(me) 做。李斯在上秦二世書(shu) 中有言：“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yu) 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wei) 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史記》）此法顯然是商鞅的傑作。

有學者讚美秦法“刑及棄灰”為(wei) 小懲大誡，為(wei) 愛民之道和小人之福，混扯之至。小懲大誡意謂有小過失受到相應懲戒，就不致犯大錯，可不是小過失就大刑伺候。儒家也講亂(luan) 世重典，周公也誅聚眾(zhong) 飲酒，但與(yu) 秦法“刑於(yu) 棄灰”性質大不同。儒家德主刑輔，明德慎罰，刑罰世輕世重，即使亂(luan) 世重典，也是為(wei) 了治官和懲惡；周公禁酒令因時製宜，針對的是衛國官員。

關(guan) 於(yu) 刑罰，《春秋》有一些原則性規定，一是罪不相及：“春秋之義(yi) ，惡惡止其身”，“周書(shu)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二是罪止首惡：“春秋之義(yi) ，誅首惡而己”，“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三是刑不淫濫：“春秋之義(yi) ，不幸而失，寧僭勿濫”，“賞不僭溢，刑不淫濫”。

儒家反對連坐。《尚書(shu) 康誥》強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孟子提出“罪人不孥”的司法原則。荀子視“以族論罪”為(wei) “亂(luan) 世”之舉(ju) ，明確反對誅族之刑。他說：“亂(luan) 世則不然，刑罰怒罪，爵賞逾德，以族論罪，以世舉(ju) 賢。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

商鞅完全反儒家之道而行，主張連坐，而且發明了“連相坐之法，造參夷（夷三族）之誅”的“族刑連坐法”，一人犯罪，三族俱滅，堪稱法家特色的惡法。商鞅之前，暴君所為(wei) ，比較罕見，如殷紂王“罪人以族”，就是武王革命的理由之一。商鞅開始，滅族司空見慣，秦始皇時變本加厲。秦《挾書(shu) 律》規定，凡有私藏詩書(shu) 、以古非今者族，官吏知而不告發者同罪，一言不當，誅滅三族。

從(cong) 商鞅開始，很多法家文化、政治及軍(jun) 事大腕被族滅，可謂咎由自取，作法自斃。

商鞅之死不是“為(wei) 變法殉難”，而是為(wei) 罪惡殉葬，死於(yu) 非命的諸多秦法家和暴秦集團頭麵人物，絕大多數下場淒慘，最後嬴氏家族全體(ti) 被項羽誅滅，都是為(wei) 罪惡殉葬。邪說暴政的成功，廣大國民固然苦難深重，統治集團同樣災患空前。商鞅之法，齊之以嚴(yan) 刑，誘之以大利，把人民變成禽獸(shou) 豺狼，把國家變成一個(ge) 大獄。雖有一時強軍(jun) 之效，但堅而不久，惡果極大，是亡身滅家、亡國滅族並禍及自身之法。

值得一提的是，秦法讓商人和富人參政從(cong) 政，商而富則仕，在政治上將利益誘惑發展到了極致。王夫之指出：“富而可為(wei) 吏，吏而益富，富而可貽其吏於(yu) 子孫。毀廉恥，奔貨賄，薄親(qin) 戚，獵貧弱，幸而有貲，遂居人上，民之不相率以攘奪者無幾也。自非嬴氏為(wei) 君、商鞅為(wei) 政，未有念及此以為(wei) 得計者也。”（《讀通鑒論》）

法家最大乃至唯一的優(you) 點是“不別親(qin) 疏，不殊貴賤，一斷於(yu) 法”，在一定程度上體(ti) 現了法律的嚴(yan) 肅性和公平性。商鞅變法時，太子犯法，公子虔受刑，後因犯他法又受劓刑。商鞅說:

“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jun) 以至大夫 庶人,有不從(cong) 王令、犯國禁、亂(luan) 上製者，罪死不赦。有功於(yu) 前，有敗於(yu) 後，不為(wei) 損刑；有善於(yu) 前，有過於(yu) 後，不為(wei) 虧(kui) 法。”（《商君書(shu) 賞刑篇》）

統一刑罰，就是使刑罰沒有等級，從(cong) 卿相、將軍(jun) 一直到大夫和平民百姓，有不聽從(cong) 君主命令、違反國家法令和禁令，破壞君主製令的，處死罪，不赦免。從(cong) 前立過戰功，但觸犯刑罰的，不因此而輕刑；從(cong) 前做過好事，後來犯了錯誤的，不因此而破壞法令。

從(cong) 商鞍的這段話中可見，“刑無等級”的對象包括了國君以外的全體(ti) 臣民。盡管是惡法，除了君主貴賤一視同仁，一方麵相當公平，一方麵可見法家的法律，畢竟是維護君王的工具。

需要澄清一個(ge) 普遍的誤會(hui) ：秦國原本也不弱小，秦國之強並非完全靠商鞅之法。賈誼在《過秦論》深刻分析了秦國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漸強大的原因：巨大的地理優(you) 勢，正確的戰爭(zheng) 策略，幾世秦王的苦心經營等。賈誼說：“秦地被山帶河以為(wei) 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yu) 秦王，二十餘(yu) 君，常為(wei) 諸侯雄。此豈世賢哉？其勢居然也。”（《過秦論》）從(cong) 秦穆公到秦始皇，二十多位國君，經常在諸侯中稱雄。

秦穆公就是個(ge) 了不起的明主賢君。《尚書(shu) 》中最後一篇《秦誓》就出自秦穆公。秦穆公伐鄭，到了崤地，為(wei) 晉國所敗，穆公歸後作此誓以告誡群臣，表達了秦穆公深深地悔過自新和求賢若渴之意。《秦誓》中描述秦穆公心目中大德賢臣的“如有一介臣”一大段，為(wei) 曾子或曾子門人引入《大學》。

五羖大夫這個(ge) 故事，就表現了秦穆公的重賢。他用五張黑羊皮換來了名相百裏奚。百裏奚“謀無不當，舉(ju) 必有功”，開展文明教化，實行“重施於(yu) 民”的政策，內(nei) 修國政，外圖霸業(ye) ，開地千裏，稱霸西戎。

秦國的成功，還因為(wei) 當時諸國無道無禮的顢頇，紛紛反仁義(yi) 而動，以詐力相爭(zheng) ，滅於(yu) 虎狼之秦，可謂咎由自取。同力度德，大家力量差不多，德高者勝；同德度力，大家德性差不多，力大者勝。春秋禮崩樂(le) 壞，戰國學絕道喪(sang) ，社會(hui) 共業(ye) 惡劣，天下必有大患。

秦國的成功，更是當時大勢使然。秦國不是統一天下的合適之國，嬴政不是統一天下的合適之君，但是，統一天下確是人心所向。賈誼指出：

“秦滅周祀，並海內(nei) ，兼諸侯，南麵稱帝，以養(yang) 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風。若是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yu) 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強淩弱，眾(zhong) 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麵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zhuan) 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yu) 此矣。”（《過秦論》）

可惜秦人不明“安危之本”，不施仁義(yi) ，攻守之勢一異，轉瞬灰飛煙滅。

某些社會(hui) 環境和曆史條件下，惡質文化和極權惡製可能造成一時的“輝煌”，但必然持而不堅、堅而不久，就像服了含毒的烈性壯陽藥，藥性一過，立馬疲軟、癱瘓和崩潰。秦王朝和前蘇聯就是兩(liang) 大典型。

一些學者將王安石變法與(yu) 商鞅變法相提並論，混淆了儒法之別，王安石大儒，商鞅則是法家大腕，古典極權主義(yi) 的教師爺和實踐者，一正一邪，涇渭分明。王安石的改革雖有問題，終屬良性；商鞅變出來的都是惡法，強君弱民，背天逆理。其變法的成功，意味著人性的失敗和人道的毀滅，天下墮向黑暗的深淵。

曆代儒家對商鞅都持反對批判的態度。最早集中批判商鞅的是《鹽鐵論-非鞅》。該篇記載了鹽鐵會(hui) 議雙方即文學和大夫對商鞅及其變法的評價(jia) 。大夫認為(wei) ，秦之王天下由於(yu) 商鞅變法；文學認為(wei) ，秦之亡天下由於(yu) 商鞅變法。

雙方立場相反，針鋒相對，文學的反駁和批判頗為(wei) 有力，其中直接提及商鞅的言論如下：“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yu) 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楚人搔動，相與(yu) 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

商鞅變法的效果，短期內(nei) 是“秦日以強”，把眼光拉長一點，確實是“秦日以弱”，並且迅速滅亡。邪惡的東(dong) 西無論怎樣強大一時，都是難以持久的。《易經》說“惡不積不足以亡身”，反過來，惡積到一定程度就足以亡身了，個(ge) 人如此，政權也如此。惡貫滿盈，其亡無日，暴強一時就沒有後續了。

而一時暴強付出的集體(ti) 和個(ge) 體(ti) 代價(jia) 都無比慘重，所有法家大腕包括思想和政治大腕，全都死於(yu) 非命和滅族絕後，這就是商鞅主義(yi) 製造的惡果，贏得越多虧(kui) 得越大，最後一個(ge) 贏家也沒有。商鞅主義(yi) 是夷狄特色的古典極權主義(yi) ，可一分為(wei) 三，分為(wei) 性惡主義(yi) 、君本主義(yi) 和惡法主義(yi) 。性惡論是其政治及法律的哲學背景，另文批判。

可笑複可恥的是，法家最強調忠君，事實上法家人物最無忠誠可言。商鞅臨(lin) 危，先外逃後叛亂(luan) ，還可以說是被迫無奈；趙高李斯背叛秦始皇，矯詔殺扶蘇立胡亥，趙高繼而殺胡亥，皆奸惡狠毒無比。趙高能夠指鹿為(wei) 馬，可見秦廷文武大臣奸佞眾(zhong) 多。秦始皇秦二世都被自己信任的法家之臣叛賣。子嬰臨(lin) 危，群臣百官皆叛。

毫不奇怪，這是“惡必奴”定律起的作用。惡性與(yu) 奴性一體(ti) 兩(liang) 麵，越是凶惡，越是奴性。詐力崇拜就是惡性與(yu) 奴性的統一，最容易延伸出暴君崇拜暴政崇拜，奸惡之徒最容易臣服於(yu) 更奸惡者，但這種奴性的臣服是完全靠不住的，奴徒、暴徒和叛徒三麵一體(ti) ，換臉全不費工夫。2016-1-6餘(yu) 東(dong) 海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