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新儒家”與(yu) “現代新儒家”

——方克立先生信讀後

作者：王達三

我這裏所說的“大陸新儒家”，是指當下中國大陸的一批以儒家情懷、儒家理念、儒家立場登台亮相的中青年文化保守主義(yi) 者，代表人物是蔣慶、陳明、康曉光。 

說他們(men) 是蔣、陳、康三人是“大陸新儒家”，這並不過分。蔣以“公羊儒學”、“政治儒學”、“王道政治”三個(ge) 命題見稱；陳以“文化儒學”、“儒教新說”、“即用見體(ti) ”三個(ge) 命題見稱；康以“新政仁政化”、“儒教國教化”、“文化民族主義(yi) ”三個(ge) 命題見稱。其要，則是三人都持守儒家基本的價(jia) 值義(yi) 理係統和話語表述係統。三人也有差異，比如蔣重政治，陳重文化，康重民族；陳經常說蔣、康二人太保守，太頑固，而蔣、康二人也說陳遊移於(yu) 儒家內(nei) 外而不堅定。但這並不妨礙他們(men) 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2004年7月，他們(men) 三人，還有經濟學家盛洪，就一起在貴陽陽明精舍舉(ju) 行了一次儒學會(hui) 講，是為(wei) 大陸文化保守主義(yi) 者的第一次公開的、集體(ti) 的亮相。 

為(wei) 什麽(me) 在新世紀之初會(hui) 出現“大陸新儒家”這樣一個(ge) 群體(ti) ？我認為(wei) 原因有三：第一，世過百餘(yu) 年，人更三四代，在曆史上作為(wei) 中國主流、主體(ti) 、主導地位的儒家文化，在近代以來沒落崩潰，處於(yu) 餘(yu) 英時所說的“魂不附體(ti) ”的尷尬境地。但是，“魂不附體(ti) ”並不等於(yu) “魂飛魄散”，相反，儒家文化固有的合情合理、可信可欲的義(yi) 理價(jia) 值，卻並不因為(wei) 其在近現代的短暫崩潰而失去意義(yi) ，而是載之以書(shu) 籍，藏之以名山，待乎今人和後人挖掘——這是遲早的事。第二，作為(wei) 一個(ge) 巨大的、悠久的曆史文化傳(chuan) 統，儒學曆史地形塑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氣質和民族自性，浸染和融入於(yu) 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和心性情感之中。它具有很強的民間的、民眾(zhong) 的土壤和基礎，因而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和自我恢複能力，在政治導向稍微放開時，就會(hui) 有所萌動與(yu) 複興(xing) ——這並不是說國家對儒學的政治導向已經根本改變。第三，一個(ge) 民族的複興(xing) ，未必以其民族文化的複興(xing) 為(wei) 根本前提，但卻會(hui) 以其民族文化的複興(xing) 為(wei) 最高標誌和最後實現，這點對於(yu) 我們(men) 這個(ge) 泱泱大國來說尤其如此。在我們(men) 已大體(ti) 實現了“保種”、“保國”之後，我們(men) 可以而且也應該有一種自信，即恢複中華民族固有的儒家文化以為(wei) 我們(men) 的精神根柢，是為(wei) “保教”和“弘道”，亦即實現中國文化的複興(xing) ，主要是儒家文化的複興(xing) 。 

因此，“大陸新儒家”群體(ti) 的出現，既是對中國百餘(yu) 年來在精神上勇猛地“揮刀自宮”的一個(ge) 必然反思，也是對中國現實問題、中國文化建設的一個(ge) 必然回應。此外，蔣、陳、康三人都對西方文化或暴風驟雨或綿綿細雨式的對中國的滲透有著一種極大的憂慮，而對於(yu) 自己民族文化的情感和使命，也激發了他們(men) 的擔當意識。故而奮而起之，大力倡導儒家文化，開時代風氣之先，成為(wei) “大陸新儒家”群體(ti) 中的佼佼者。 

事實上，儒家就是儒家，儒學就是儒學，本無所謂新舊。新的未必能超過舊的，這是曆代儒家的一個(ge) 根本觀點。所以儒家會(hui) 不斷回歸孔子，回歸傳(chuan) 統，采取“保守主義(yi) ”的立場而因應新的時代問題。我曾在《中國本位文化論之重提與(yu) 新詮》一文中，對蔣、陳、康三人有過一個(ge) 定位，即“南蔣慶北陳明，中有康夫子”。“康夫子”自然是指康曉光，因為(wei) 他姓康，也主張儒教國教化，這和康有為(wei) 有著一比。現在又給他們(men) 三人冠以“大陸新儒家”的帽子，乃是因為(wei) 方克立先生稱他們(men) 是“第四代新儒家”。而我認為(wei) ，這種稱謂是不合適的。 

廣義(yi) 的“現代新儒家”，包括梁漱溟、熊十力、錢穆、馮(feng) 友蘭(lan) 、賀麟、馬一浮、張君勱、方東(dong) 美、唐君毅、牟宗三、徐複官等人，狹義(yi) 的新儒家，則指以新心學為(wei) 皈依的熊牟一係。此外，“現代新儒家”在某種情況下也和“港台新儒家”相等同。因為(wei) 建國之後，留在大陸的“新儒家”一度如同儒學一樣，或花果飄零或隱而不彰，而且他們(men) 的弟子寡少，又因為(wei) 大陸政治局勢的困厄而少有出眾(zhong) 者。因此，方克立先生所使用的“前三代新儒家”，在某種意義(yi) 上，是指“港台新儒家”。而我所說的“大陸新儒家”，是和“港台新儒家”沒有什麽(me) 直接關(guan) 聯的： 

第一，三代“新儒家”，以熊牟一係為(wei) 例，第三代則有蔡仁厚、林安梧、李明輝等人；以熊徐一係為(wei) 例，第三代則有陳昭瑛等人。“港台新儒家”三代之間，有一明確的師承關(guan) 係。或者說，它是一個(ge) 基於(yu) 師承關(guan) 係之上的業(ye) 緣群體(ti) 。而“大陸新儒家”則是和“港台新儒家”以及建國留在後大陸的“新儒家”沒有任何的師承關(guan) 係的。蔣慶早年也曾在香港拜會(hui) 過牟宗三，並對牟的思想拳拳服膺，但並未入牟門，也算不得什麽(me) 記名弟子。 

第二，從(cong) 年齡上來看，“港台新儒家”的第三代，和蔣、康、陳等人，大多年齡相仿，蔡仁厚的年齡要大些，但林安梧、李明輝、陳昭瑛等人，則和他們(men) 的年齡，沒有太大懸殊。當然，年齡不能視為(wei) 劃分儒家群體(ti) 間代際的主要因素，然而卻也不能不考慮在內(nei) 。實際上，以林安梧為(wei) 例，他和蔣、陳二人私交甚篤，互相目為(wei) 平輩學友。故此，不宜說“大陸新儒家”是第三代“港台新儒家”後的第四代。 

第三，在蔣慶看來，“現代新儒家”主要的国际1946伟德進路，乃在於(yu) 以儒學比附西學，是為(wei) 儒學的“歧出”，且“內(nei) 聖開新外王”的理路，並不符合儒家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兩(liang) 行不悖的傳(chuan) 統——蔣慶也承認錢穆、馬一浮等人的特殊性。換句話說，從(cong) 總體(ti) 上而言，蔣慶是批評和反思“現代新儒家”的，並且要扭轉儒學的這種“歧出”，而回歸儒學的正宗與(yu) 傳(chuan) 統，是為(wei) 儒學的“複位”。康曉光完全同意蔣慶的這一判斷。 

第四，在陳明看來，“現代新儒家”的主要国际1946伟德進路，乃在於(yu) 對儒學采取了哲學化的解讀，而陳明認為(wei) 儒學是一個(ge) 有機的、整體(ti) 的、功能性的文化體(ti) ，包含有政治、宗教、心性、哲學等不同的層麵。“現代新儒家”隻是彰顯了儒學的哲學層麵，而遺漏或弱化了其他層麵，這是對儒學的一種自我矮化和弱化。因此，從(cong) 總體(ti) 而言，陳明在學術理路和精神氣質上，對“現代新儒家”也是有很大保留的。蔣慶和康曉光，基本同意陳明的這一判斷。 

第五，在我看來，“大陸新儒家”和“現代新儒家”的一個(ge) 重要區別，還在於(yu) “現代新儒家”更多地傾(qing) 向於(yu) “坐而論”，而蔣、陳、康等人則更多地傾(qing) 向於(yu) “起而行”。當然，這種說法可能會(hui) 遮蔽一些問題，比如被稱為(wei) “最後的儒家”的梁漱溟，即是力行者。但蔣的“王道政治”、陳的“儒教新說”、康的“儒教國教化”等，具有明顯的擺脫單純的義(yi) 理討論而直接灌注現實問題的蘊義(yi) 。這樣的做法，在第三代“港台新儒家”那裏，已經是很少了。 

我把蔣、康、陳三人定位為(wei) “大陸新儒家”，還有一個(ge) 事實上的判斷，即在台灣出現“去中國化”的情況下，台灣“新儒家”的境遇日趨困難。中國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其傳(chuan) 承、其弘大的重任，已經曆史的落到了大陸學者的身上。如果說五十年來，我們(men) 是“保台灣以存中國文化之統”，那麽(me) ，今後我們(men) 就應該是“保大陸以存中國文化之統”了。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看，這還不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事實上的判斷，更是一種期許——“大陸新儒家”畢竟還是太少了。

附錄

【方克立】關(guan) 於(yu) 當前大陸新儒學問題的三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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