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2005年，歲在乙酉，金秋十月，平和書院創辦人洪秀平先生，赴深圳拜訪蔣慶先生，請教興辦書院事宜。謁先生於深圳彩田公園彩雲軒，軒中綠蔭曲水，茶香沁人。先生病體尚未全愈，然仍就時下書院建設及儒學傳承諸問題，談二時許。後學閆俊安、心蘭陪坐，心蘭錄音並整理。）

 

 

 

洪：早就希望能有機會拜訪蔣老師。心蘭、俊安到平和書院已一個月了，我計劃吸引一批學子過來，我們也製訂了一個計劃，但就是缺乏老師來講課。我們一直希望蔣老師能到平和書院來講課。

 

蔣：前幾天北京《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打電話來，說要采訪有關書院的情況，他說現在是“書院熱”，我也不太清楚。後來我上網查了查，發現這段時間，民間確實是興起了好多書院，但有些書院雖然興起民間，然名實不相符合。如果我們要用書院這個名稱的話，就一定要符合書院的實，要名實相符。現在我們發現，有些書院沒有符合實。傳統書院，它要符合幾個要件，第一個，肯定是民間性質的，不是官辦的，因為它不是官學。這體現在它的經費、財產、建築、主持書院的人員，如山長，都是民間的。還有，它的講學內容也是民間的，也就是說，私人性很強，誰辦的書院就講誰的學問，陽明辦的書院就肯定是講陽明的學問、陸象山辦的書院就講陸象山的學問，張敬夫在嶽麓書院主持的時候，也是講他自己的學問，這就是說書院的私人性很強，你是什麽學派，就講什麽。又比如明代，朱子學是官學，但書院講的朱子學是民間儒者或學者自己理解的朱子學，不是朝廷規定的朱子學。它的內容是民間性的，這是最基本的特征。第二個，書院的主要功能是傳道，不是傳授知識。但並不意味著書院就不重視知識，因為儒家的道統，在長期的曆史中也變成了知識，經書從孔子整理後，無數人注解，就變成了知識，講道的紀錄通過後人整理編纂也變成了知識。因此書院有傳授儒家文化知識的功能，但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傳承儒家的道統。對於知識的保存、傳授，主要責任在政府，因為它有這個條件和資源，古代的書造價是很貴的，民間收藏有困難。所以書院主要的功能是傳道、弘道、講道。而書院所謂講學，也是講“道”意義上的學，即經學、道學、心學等，而不是講現代學術意義上的學，即純粹知識性的學。現在興起的“書院熱”，好多書院就不是這樣。有的書院，不是民間興辦，是由政府給錢，維持也靠政府。比如現在的嶽麓書院，就不符合古代書院的性質，它不是民間辦的，是政府辦的，經費來源是政府。還有它講學的內容，剛才我們講到，書院主要是傳道，然後才是在“道”的意義上產生對“道的知識”的傳授。現在嶽麓書院辦的活動，有些是世俗性的學術活動，如辦有關期貨的班，與儒家文化無關的議題也拿到書院來講，就不合適了。還有文學家辦的書院，他們都是文學家，有地位，有聲望，有資源，也辦起來了書院，但他們的興趣都在文學方麵，舉辦的多是涉及文學的活動。傳統的書院講“道”不講文學，文學屬於“遊於藝”的範圍，與書院所講的“道”與“學”不屬同一層次。古代民間有專門研習切磋文學的組織，如詩社、文社等，但這不是書院，書院是嚴肅的具有神聖性的講儒家之道的道場。

 

洪：廣州有個東方英文書院，是講英語的。

 

蔣：那不是書院，他們是學香港的，名不符實。

 

洪：香港有個新亞書院。

 

蔣：新亞書院介於傳統書院和現代學校之間，不是傳統的書院。這是資源的問題。錢穆這些老先生，他們是想用中國文化的精神，創辦真正弘揚中國文化的書院，這是他們的理想與願望，但在現實中他們辦不下去，他們隻有理想沒有資源，要辦實際的事就需要資源。而有資源的人合作辦學的動機與有理想的人的動機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那些資助辦學的人要辦成學校，就是世俗的進行國民教育的學校。這樣一來，新亞書院就辦成了學校，它要在社會上招生，要考慮學生的就業問題，要培養世俗社會需要的畢業生，學生畢業後要上大學，這就進入了國民教育體製。不過新亞書院初建時還是很純正的，能夠在夾縫中秉持中國文化的理想教育學生。但後來建立香港中文大學的時候，新亞書院合了進來，在科層製的西式大學中就很難堅持中國文化的教育理想，最後錢穆先生被學校當局氣走，新亞書院的中國教育精神就不複存在了。梁漱溟先生在四川重慶辦勉仁書院的時候，他當初的理想就是要辦成宋明儒式的書院，他年輕時就是這個理想。那時已是抗戰後期，他要辦傳統的書院，但是他自己也是沒有資源的，雖然他有名氣。後來好多人支持他，但最後，支持他的人，不希望辦把書院辦成傳統的書院，因為那些出資的人也希望自己的孩子進書院讀書，就希望把書院辦成中學，梁先生就隻好妥協，將勉仁書院分成兩塊：一塊叫勉仁中學，一塊叫勉仁文學院，勉仁中學就是國民體製教育，就是現在的學校，學生從學校出來是要找工作的；勉仁文學院實際上就是傳統性質的書院，自由講學。最後，還是很艱難，沒辦法辦下去。馬一浮先生辦複性書院，當時之所以和熊先生意見不一致，就是因為這些現實的問題：學生出來怎麽辦。馬先生說傳統的書院，是不管出路的，不管找工作的，熊先生說這些實際的問題書院還是要考慮，這些現實的問題還造成了兩位先生的不和。複性書院最後因為國民政府教育當局違背不審查書院教學的承諾，也因為書院不接國民政府教育當局的審查而費用無著落，最後沒法辦下去。如果當時國民政府不存在的政策上的壓製，如果有社會資源，複性書院肯定可以辦下去。當時複性書院靠國民政府給錢，馬先生說書院是方外之學，不納入國民體製教育，具體說來就是書院的教材，國民政府不能幹涉審查，當時國民政府答應得好好的，結果辦了一段時間，國民政府違背承諾，要來審查書院的教材，馬先生氣壞了，就決定不辦書院了。

 

洪：清華國學院是不是也是想將書院與現代化的教育相結合？

 

蔣：沒有，清華國學院是按照西方的模式來辦的，基本上是漢學的方式，不是傳統書院的方式。

 

洪：那四個人（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除了陳寅恪其它不算儒家吧？

 

蔣：廣義上都算，這要看是哪種儒家了，儒家裏麵也是分好多流派的。我們說廣義的儒家，凡認同儒家價值的，都算儒家，這很複雜。梁啟超，在晚年算儒家，他早年晚年儒家色彩比較濃，中年走了歧路，晚年以後才回歸儒家。這幾年中國大陸出現了大家都想辦書院的熱潮，這是個好現象。但是就要注意名實相符的問題。如果有書院的名稱而沒有書院的實質，那意義就不是很大。所以要為書院正名，但書院傳統剛恢複時也不能求全責備，因為書院傳統在中國嚴格說來已經崩潰快四百年了，進入清王朝就沒有宋明儒式的書院了，我們希望以後能慢慢做到名符其實，按傳統書院的方式來辦書院。

 

洪：國內現在有傳統意義上的書院嗎？

 

蔣：目前國內的情況我還不清楚。

 

洪：我辦書院也是許多年前的想法。我感覺西方的大學製度是培養工匠的，上次到陽明精舍來後，就想看怎麽和精舍有個互補。你那頭是研道、守道、論道的地方，是不是還要有個傳道、弘道的地方？

 

蔣：書院也有提高與普及的關係的問題。

 

洪：我覺得你應該帶些弟子，這次去了曲阜，我看到相當一批人認同你的理念，而且都沒見過你，都希望到你的陽明精舍來。但陽明精舍沒有條件和能力來接待那麽多人，所以，我就產生了一個想法。先小規模搞一個書院，可以接待二三十個人，先辦起來。

 

蔣：應該這樣，書院規模不在大，而在體現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

 

 

洪：但是我現在有了場地，缺乏師資。

 

蔣：我這幾年還是比較低調的。隻是去年，偶然深圳晶報一位記者自己跑到山上來作了報導，大家才知道有一個陽明精舍。一直到現在，我都沒下山。去年因為那些媒體報導，好像以為我下山了，以前好多學生也鼓動我下山，其實我一直沒下山。為什麽呢？因為儒學這一百多年來受的磨難太大了，一個文化、一個教，最根本的還是他核心的學理價值，這個最核心的學理價值沒有了，便複興不起來。那些外在的形式，組織形式也好，教育形式也好，都是為了落實中國文化的義理價值，本身的意義不是很大，最還要的還是儒學基本的義理價值。這一百年來，儒學受到破壞最大的，就是其義理係統。書院建築被文化大革命砸掉了，有錢就可以恢複； 1905年後被拿來搞成洋學堂了，那也沒關係，以後隻要有資金，也很容易恢複。現在政府為了旅遊，不也恢複了很多古代書院的建築嗎？但這些恢複的古代書院的建築中已經沒有儒學的活的精神了，沒有中國文化的價值了。就算現在政府願意出錢恢複傳統書院，誰來講學呢？你就遇到這個問題了。你才第一個想辦講學的書院，就遇到了這種問題，根本就找不到人來講學。我們現在的情況，和漢代初年的情況大致差不多，可能比那時候還慘。那時候魯申公還在，政府感覺到要恢複儒學，就趕快“安車蒲輪”到民間去把他們請回來講學。那時候懂儒學的老先生們還在，雖然年紀很大了，魯申公九十幾歲了，但是朝廷請他出來讓他傳授《詩經》。伏生也還在，年紀太大了，實在來不了，朝廷就派人去他那裏學，把《書經》及其解釋記錄下來，不要讓文化失傳。我們現在幾代人過去了，我們中國還有魯申公、伏生嗎？沒有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複興儒學比古代艱難，表現之一就是沒有碩儒老師。還有，我們麵臨的摧殘，不僅僅是內部的政治動蕩，內部的文化分裂，還有西方文化的挑戰與霸權。這樣的話，現在辦書院師資就成了最大的問題。那麽怎麽辦呢？現在確實應該著重培養師資。但這種師資和其它師資又不一樣，不是說辦個培訓班速成班就能夠解決，也不像你辦個英語學校一樣，幾個月就可以很容易地培養出人材。學問的傳承，不會那麽快。高深的學問，特別是儒學，誠如錢鍾書先生所言，是荒江野老屋中一二素心人士慢慢商量培養出來的，不是市朝熱鬧之學，往往要花幾代人的功夫，你看理學的形成就花了濂、洛、關、閩好幾代人的功夫。其實我上網的時間也就是這兩年，我就發現這幾年像心蘭這樣信奉儒家價值的一批年輕人湧現出來了，他們有熱心，有激情，有信念，有擔當精神，而且活動能力也很強，我感到儒家後繼有人，所以很欣慰。現在我們生活在一個信息快速流通的特殊時代，網絡出現了，非常低的成本，非常快的速度，非常大的信息量。有了網絡，誌同道合的人就容易聯絡起來，互相交流，互相印證，也起到了書院的某些功能。實際上，書院的某一方麵的功能，在新的曆史時代，可以由網絡來實現。但是，書院師友同門麵對麵交流的深厚情誼，以及辯難的機鋒體驗與當下有省的悟道喜悅，網絡交流是做不到的，網絡最多能夠提供“理入”的空間（當然與書院相比網絡提供的“理入”空間也是有限的），而網絡不能提供“悟入”與“情入”的空間。所以，書院不隻是儒家說理論學的場所，而更重要的是我們證悟生命存在（悟道）與同道相互“印證”的場所。剛才還有一個書院的功能沒講到，就是印證。因為人學道，自己研究了，自己弄懂了沒有，自己是搞不清楚的，需要師友之間、朋友之間相互印證，這樣才可以發現生命悟道中的問題並堅定信心。一個人孤陋寡聞，信心很難堅持。所有的精神活動，都需要同道之間相互印證，傳統的儒家書院，就有這個功能。現在中國文化崩潰以後，我們所處的狀況，比古代還差，我原來的想法是要複興中國文化，就要先複興書院，但是現在發現，複興書院，首先要培養師資人才，沒有師資人才書院硬件再好也是無濟於事的。但問題是，師資人才不是一下子可以培養出來的。現在要辦一個國學院，也找不到師資人才，連當初清華四導師這樣的人才也找不到，更遑論魯申公、伏生這樣的經師碩儒了。清華四導師除陳寅恪外很難說是嚴格意義上的傳統儒者，傳統儒者是像魯申公、伏生、濂、洛、關、閩、陽明先生這樣有鮮明文化傳承與堅定道統擔當的人。沒有了這樣的儒者，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大悲劇與複興儒家文化的最大困難。

 

洪：蔣老師在這方麵有什麽計劃？

 

蔣：我覺得珠海這個地方適合搞文化。由你洪先生來做，有兩個優勢，一個是你有這方麵的能力，有辦學校的經驗；第二個，你有熱心和信念。書院不在大，不在你有多少的學生，有多少的資源，問題是你要起願發心，同時要有基本的能力，沒有基本能力也不行。我辦書院是沒有資源的，你辦書院已經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比我強。平和書院剛開始小並沒關係，重要的是首先要有信念，要心誠，第二個是要聚集一批朋友，象心蘭他們這樣對儒學有信仰的年輕人。第三個，要有長遠的打算。開始小，資源少，就小規模辦下去。現在培養師資，其實就是自己學習，要自己在儒學的道路上學習，自己培養自己。比如象心蘭這些人，想拜我為師，我都沒正式同意過。為什麽呢？因為現在師道已壞，恢複是比較困難的，隻有師道恢複後再說。還有，這個培養是個很長的過程，現在每個人都有每個人自己的儒學，特別是在網絡時代，每個人都可以成一派，每個人在網絡上都可以發言成為一家。現在要學儒學的人，比古代又有些麻煩，選擇上的麻煩。在古代比較簡單，比如在宋代，誰是當時的大儒，大家都知道，比如東南三賢——朱子、呂祖謙、張拭，大家都知道，學儒學大家都知道要找他們學，這是當時的共識。而在當時他們又是名符其實的大儒，朱子他們當時把所有的外部事物都摒棄了，一心一意研究學問。現在不一樣了，在一人一派的情況下，年輕人在選擇上就比較麻煩，每個人都可以說自己是儒學，還是儒學的正宗。在這種情況下，誰是誰不是，就出現了所謂後現代狀況，所有的學說都沒有權威，就算有權威也不承認，人人都是批評家，這是信息太方便後帶來的問題。這樣的話，比如我講的儒學，年輕人認不認同，認同到什麽程度，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所以，不急，拜師的問題不急。其實拜不拜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發心向學向道，學問道術本身才重要。至於問我有沒有什麽計劃，我沒有什麽計劃，我隻是默守傳統書院成規，讀書、守道、論學而已。

 

洪：現在由於信息的發達，你的書、你的文章很多都在網上能看到。但是如果有機會，麵對麵的交流能有碰撞，相互之間言傳身教，大家都有興趣在一起學習，比如針對華夏複興網上的同道，選擇一些悟性比較好的，比較謙虛好學的，大概十幾人左右，如果蔣老師有空，可以過來講課。

 

蔣：現在我自己身體不大好，不宜多說話，不能很長時間說話，講課有困難。

 

洪：米灣和張祥平他們都可以過來，這樣的話你就不用多講。

 

蔣：我可以視身體情況而定。因為平和書院搞一個會講，大家都可以講，以互動的形式辨析學理。現在平和書院的功能可能有兩塊，一是推廣兒童讀經，一是自己學習提高。在傳播普及的同時自己也需要提高，需要深入證悟體認儒學義理。平和書院不能局限在僅僅提供一個場所，自己也要提高。要提高對中學的理解，當然也應該了解西學，這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陽明精舍的定位，是完全傳統式的書院，它的運作方式、管理模式、功能，都是完全傳統的，而且主要是高層次的儒學研習與進修，就是我前麵說的讀書、守道、論學，不向外。以後平和書院發現可以深造的學子，可以送到陽明精舍來。最起碼我在精舍時可以來半年，到山上的目的就是讀書體道，進修提高。我不下山的理由之一是，每個人的精力和時間都是有限的，我花這麽多時間與精力去讀書，可能在這中間要走許多彎路。我把我二三十年體會到的道理簡要地講給你們聽，你們就不用再走這些彎路了。這是分工不同。讀書的方式有很多，也要有悟性，也不是下了功夫讀書就讀得懂的。我的最大樂趣在讀書，我一天到晚都在讀書，自得其樂，我現在才讀明白了一些古聖賢所說的道理。

 

洪：你現在道已很深了，什麽時候可以下山呢？

 

蔣：沒有時間表，有人來陽明精舍問道，他們下山把我講的道帶下山，我就不用下山了。

 

 

洪：你在山上可以培養君子，但能不能在短期內，開個培訓班…

 

蔣：君子不是辦班可以培養出來的，陽明精舍是完全傳統的書院，不辦培訓班，不培養畢業生，但可以通過高層次的學術活動影響學生，陽明精舍有儒家的精神影響力，有傳統文化的象征意義。我並不指望陽明精舍能培養出君子，古代的書院，創辦人去世以後在學術上就難以為繼了，這就是說書院的私人性很強，這也是中國書院文化的特點。說好的話它可以保持儒學的獨特性、豐富性；說不好的話，人亡道息，書院精神難以傳承。所以人最重要，有其人就有其道，有其道就有其書院，道因人傳，書院因人存。當然，我們現在還是可以摸索一種新的模式，既要保持傳統的特征，又要符合現代的現狀，比如說網絡，以前是沒有的，完全固守古代，是不智的，一些工具性的東西是可以利用的。我為什麽要下山？有人去把山上的信息帶下來不就行了嗎？

 

 

洪：目前情況下，能夠在山上呆半年的，我相信有人，但實際上…

 

蔣：實際上也沒多少人。我所做的事情，是把握儒家的精神價值，還有重建儒家的解釋係統。這是件很大的事，很費時間與精力。一個人所能做的事是很有限的，我不能同時做這些事，又同時到大學裏去講學，去民間推動兒童讀經運動，去培養講授儒學的師資，我沒有這麽多時間和精力。但我知道這些事很重要，我希望有儒家的後起之秀來做。陽明精舍基本上不接待希望一般性了解儒學的人，不做儒學普及推廣的工作，即使有人來，也不在多，而在質量，有那麽幾個人能夠真正把握儒學的真精神與真價值，能夠有力地回應時學的挑戰，也就夠了。不要有黃埔軍校的意識，因為我們不是在搞世俗的政治，世俗政治當然需要動員廣大的民眾，我們是做學問，學問不在人多，而在精專真誠。當然，在信奉儒家價值的人中，人的能力、偏好、取舍會有不同，有些喜歡學問，有些喜歡活動，到我這裏來的就是做學問。我自己也沒有興趣與聞時政，我隻是講明為政的大經大法，那就是孔子所說的“義法”。當年文中子調教魏征，也不是教他去做官。魏征剛開始是個縱橫家，縱橫家的目的就是自己的榮華富貴，出人頭地，即就是做官，而不管政治的大經大法。後來魏征到文中子的山上去，與文中子呆了一個月，出來後就變了，變成儒家了，雖然以後他繼續從政，但從政的目的就不是為了自己的榮華富貴出人頭地了，而是為了複興中國文化、複興儒家文化這一偉大的曆史使命與聖賢事業，儒家文化通過文中子的學生們複興起來了。但現在我們也不要太樂觀，這幾年認同儒家價值的人好像多一點了，就認為儒家文化的複興馬上就會有一個改觀，不會這樣快。我們還得紮紮實實把儒家學理搞清楚，培養出一批真正的，有擔當精神與擔當能力的人才來，儒家文化的複興才會大的改觀。培養這種儒家人才要花幾代人時間，要一代一代來。到朱子是第幾代？濂洛關閩，是好幾代了。我們現在做的是奠基的工作，道路還很長。

 

洪：你覺得中國的儒家文化，複位大概要多長時間？

 

蔣：這個算不出來的，儒家不算命，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現在社會不同於古代社會，現代社會信息傳播快，可以把儒家文化複位的速度加快。隻要儒家價值能夠被中國的精英人物接受，首先是優秀的知識分子接受，在中國人中達成以堯舜孔孟之道安身立命與治國平天下的共識，儒家文化的複位就離我們不遠了。

 

洪：我上次也和湯恩加先生說過，就是把儒商、儒官、儒士三結合。

 

蔣：文中子並沒有教他的學生怎樣去做官，而是用“王道”來教育他的學生，為他的學生樹立高遠的政治理想，這才塑造了“貞觀之治”一代儒將賢臣。你說的“三結合”中，儒士最重要，一個人必須先做儒士，然後才因其社會角色和分工而為儒商、儒官，儒士解決一個人的價值信仰與道統擔當，而儒商、儒官隻是儒士的社會職業分途。所以我們應該說先做儒士再做儒商、儒官，離開儒士的價值信仰與道統擔當就不可能有儒商、儒官。如果中國已經有了儒商、儒官，那他已經是儒士了，他生命中已經將三者結合了，不再需要外在的結合了。不過，從中國的曆史來看，儒士的文化地位要高於儒商、儒官，儒官多進入淩煙閣或忠烈祠，而儒士則進入孔廟配祀孔子。

 

洪：儒家總是講濟世安邦的，你講的這已不僅僅是修身了。

 

蔣：最大的濟世安邦，就是在政治中落實孔子的王官學，這是儒家最根本的文化訴求。

 

洪：我到其它地方感覺不到，隻有參加曲阜的會，我才感覺到，大家對儒家文化都有一種發自生命深處的內心信仰。

 

蔣：儒家的生命力在民間，你的感受再次證明了這一點。但儒家文化的複興現在還是比較艱難的，你如果想把平和書院辦成一個儒家的道場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你要把你有限的資源用在刀刃上，為儒家文化的複興做出貢獻。

 

 

洪：我到山上時，你還說你是在守道。現在不用守了，有這麽多人了，所以情況是在不斷地變化。

 

蔣：是在變化。陽明精舍是不動道場，道場有動的有不動的，平和是動的道場，可以互動。

 

關於平和書院會講一事，是學術性活動，主要的還是問難，探討問題。按古代的傳統，大家聚在一起，提出問題，互相討論，也不要固定講什麽，關鍵是與會者有什麽問題，我給他們解答。辯難問答，才是最高層次的學問。他們來一次，心裏有好多問題，自己可能把握不太準，來求證。書院的學術成果，是師生共同創造出來的，《傳習錄》不是陽明寫的，都是學生問學問道在一起辯難後，按照自己的理解記錄下來的。《論語》也是這樣。這些都是傳統，如果屆時我的身體允許我去平和書院，與會者中理解能力比較深的，他們可以問難，提問題，自己記下來，以後慢慢理解。書院不像現在體製內的大學和研究所，非要講課發表論文。中國書院的講學活動，是最符合人性，最自由的，最充滿靈性的，師生之間的一句話，一個動作，都是學都是道。一個老師在上麵講，一群學生在下麵聽，是西式的教育，中國古代不是這樣，會講最多擬出一個題目，老師引出問題，大部分問答辯難。就是學生們來了，大家坐在一起，有什麽問題問，老師答，這樣會很有效果。所以書院不能辦成體製化教學的方式，老師講，學生在下麵記筆記，這些都沒有必要。不要搞成現在的學術討論會，要恢複書院的自由講學氣氛，大家想到公園裏，或者想在自己的寢室裏討論問題，都可以。

 

現在中國確實需要建立儒家道場，培養人才。在剛開始時，我們培養種子，以後要靠他們去傳播儒學。

 

洪：具體怎麽操作，請蔣老師指點。

 

蔣：現在從儒教複興的角度來說，今後的確需要建一個有相當規模的中國儒學院，來培養專業的儒學教學人才與研究人才，同時也培養實踐儒家義理的社會活動家。傳統的時代，書院是在儒教的氛圍中辦的，它隻要好好把儒家學問做精做好就行了，不需要考慮重儒教重建的問題。現在不行了，我們麵臨的問題是，儒教崩潰了，中國文化被西方解構了，這種“禮崩樂壞學絕道喪”的狀況遍及整個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教育等的各個層麵，現在的中國處在梁漱溟先生所說的“文化真空”狀態。所以，要重建儒教，重建中國文化，就不僅僅是一個學問問題了，還涉及到儒家的社會實踐與創製努力。學問隻是重建儒教、重建中國文化的一個方麵，盡管是非常重要的方麵。現在除了講明儒家正學外，還需要開展儒教複興的社會實踐。

 

洪：我覺得現在的社會資源可以利用。

 

蔣：當然可以。我提到儒教重建的兩條路線，一條是上行路線，即重建王官學，就是儒化中國政治；另一條是下行路線，在民間重建儒教社會，即重建中國現代的禮樂社會。儒教的傳統就是我們今天可以利用的最大資源。

 

為了避免儒教體製化後可能帶來的腐敗，即使儒教恢複了，體製外的書院照樣必須存在，書院獨立自由的批判精神永遠是克服儒教異化的民間力量。所以，書院的建構永遠會存在。對此，平和書院應該有信心，以後大家都會支持。

 

洪：我以前還擔心會不會有學生，現在這兩位自願辭去工作來了，所以不成問題。他們現在都願意獻身於這樣的事業。

 

蔣：是的。

 

 

洪：香港有個孔教學院。

 

蔣：孔教和儒教不是一回事。孔教是康有為當時要回應基督教而提出的。基督教是耶穌教，它以耶穌作為精神信仰的象征，所以康有為覺得中國要回應基督教挑戰的話，就必須像基督教尊耶穌為教主那樣尊孔子為教主，但他沒想到儒教和基督教是有區別的。基督教從猶太教分裂出來後，舊約變成猶太教，新約變成基督教，雖然耶穌說自己是來成全舊約的，但實際上基督教的整個義理係統、組織形態基本上都離開了猶太教，所以新約是與上帝重新立約，耶穌的出現開創了人類曆史的新紀元。孔子不是這樣，孔子述而不作，憲章文武，追慕三代，孔子的出現並沒有否定三代的曆史，而是要重建三代的曆史，實現王道政治，所以孔子的出現並沒有開創曆史的新紀元，孔子在中國曆史文化中的地位不像耶穌是新宗教的教主。另外，儒教實際上已有6500年的曆史，伏羲畫卦，《易經》的出現就是中華文明的開始，即儒教的開始。伏羲本身就是聖王，聖王合一、道統與政統的合一就是儒教最大的特征，這就意味著儒教、中華文明已有6500年的曆史，而儒教的存在早於孔子4000年，孔子隻是儒教這麽長的曆史文化中的一個繼承發揚者。如果僅僅用孔子來做教主建立“孔教”的話，就很狹隘，那孔子以前4000年的中國文化（儒教）怎麽辦？所以，我認為應該提“儒教”，而不應該提“孔教”。

 

洪：儒教的英文全是Confucius。

 

蔣：那是西方人翻譯的。我們如果翻譯的話，就直接用漢語的音譯就行了。西方人把儒教翻成英文Confucius很自然，他們有個救世主，就自然把孔子也比照成救世主，把 “儒教”翻譯成“孔教”。上麵已說，儒教在孔子之前還有四千多年的曆史，“孔教”不能涵蓋“儒教”，所以我們應該提出複興“儒教”，而不是複興“孔教”。

 

 

蔣：一個教最重要的是它的學理、教義係統，不在它的形式。現在儒教的複興首先要在學理上複興起來，然後才是組織形式問題。如果沒有學理的複興，隻有組織形式，是不行的，因為組織形式隻是特定義理價值的載體，而組織形式本身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回想一下，這十幾年，特別是近三四年來，中國社會對傳統文化的認識多了，但多偏向於感性認識，還缺乏對儒學義理價值的深入了解。對儒教的複興應該有三個擔當：仁智勇“三達德”的擔當，即仁心擔當、義理擔當、氣魄擔當。現在仁心擔當容易建立了，因為中國人天然對自己的文化懷有感情，不忍自己的文化消亡。氣魄擔當這一塊也問題不大，因為發心向學向道的多是有誌青年。我們可以說，沒有豪傑的氣概，做不了儒家。儒家的氣魄是很大的，儒者必須頂天立地，把握乾坤。我們和自由主義的爭論，是王官學上的爭論，是道統上的爭論，不是在技術層麵的爭論。實際上我們與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的爭論都是在最高的層次，在道的意義上的爭論，所以我們要有“道在是”的氣概，要有孟子“舍我其誰”的氣概，要有陽明學所說的“狂者胸次”。我發現，除了我的政治儒學外，其它儒學與西學的爭論都是在技術層麵上的爭論，這樣的氣魄不夠大，儒者最大的氣概是橫渠先生的“四句教”，值得我們效法。第三個，就是義理擔當，這在現在的中國比較欠缺。因為中國文化被西方文化解構以後，我們自己對自己的義理係統都搞不清楚了，對儒學的價值都模糊不清了，到現在為止，什麽是儒學，都還在爭論。你們要建立一個網站也好、雜誌也好、書院也好，你們究竟要複興什麽樣的儒學？現在都不很清楚。你看現在的一些儒學網站，不缺乏仁心擔當與氣魄的擔當，但在義理上則各說各的，不能深入，多是感性層麵的認識，這需要再上一個台階，深入進行儒學義理的體認與研究，力圖正確地全麵地把握儒學的義理價值。但是，義理的功夫，又不是一天兩天可以成就，要花長期的時間，不斷的積累才能義理精純通透，這可能要花一輩子的時間。現在光靠仁心擔當，光靠氣魄擔當還不夠，還必須加強義理擔當。為什麽我們批評新儒家？港台新儒家不乏仁心擔當與氣魄擔當，但義理不純，有西化傾向，我們不能完全接受。港台新儒家的學問，是向啟蒙價值靠攏，向西方文化靠攏，這樣的話中國文化的獨特價值就不能體現。這些都是義理方麵存在的問題，所以，現在義理擔當是儒學複興與儒教重建的關鍵。

 

 

心蘭：那要不要以您的名義做一個網站。

 

蔣：不用。我希望的是一個相對安靜的環境，好讀書靜思。以後你們有什麽學理上的問題，自己先思考，自己不能獲解，可以來問我。我們今天的談話是事務性的，我更希望是深層次的學術問題，如果談話能解決一兩個學術問題，才有意義，因為儒家現在遇到的很多學術問題都得不到解決。

 

洪：那我們要不要在華夏複興網上專門開一個問答欄？

 

蔣：也不用，問的人要有一定層次。不是人人問都可以答的。為什麽《論語》是經典？《傳習錄》是經典？都是學生問得好。學生問得好老師才答得好，問得好才可以成為經典的問答，引出重要的問題而解決之，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大哉問”。提問必須是有層次的問，提問者自己已經把某一重要問題想了很久，百思不得其解，或者認為已得其解，這樣把問題問出來，就算老師回答不上來，也可以顯示這個問題的重要。當然，還有其它方式，平和書院可以嚐試采取一些現代的方式運作。其實我的心態完全是傳統的，我的興趣就兩條：第一是專心讀書，搞清儒學的義理問題；第二是有很好的學生，能夠“大哉問”的學生，激發出我的思想，師生共同解決重大的儒學義理問題。這不僅是我的興趣，更是我的樂趣。至於寫文章、開學術會議甚至辦書院對我來說都是責任，我看得並不是很重要。

 

洪：像孟子說“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蔣：這是可遇不可求的，並不是說在報紙上發個廣告，招一批人來就得英才教育了。這需要長期的往來、溝通、培養。儒學不是世俗的知識之學，而是生命體認之學、天道性命之學，不是那種現代教育製度可以直接教授的，要靠自己潛沉玩索默會於心的生命體會。像孔子、陽明的學生，都是接受老師的思想後，有自己深入的生命體會，才自己真正受用。真要辦儒家的書院的話，就必須自己是儒家的人。必須是子貢才會為孔子去做事情，不需要孔子講，子貢會自己做；不是孔子要子貢去做，而是子貢自己要為孔子去做。因為他們的信念是一樣的，都是為了儒家的事業。所以我常說，先有儒家的信仰，才會有儒家的事業。

 

後學心蘭乙酉年十月廿六日整理於平和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