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心竹（以下簡稱“王”）：張先生，您好，您是和合學的提出者，您也通過多部著作對這一思想進行了詳盡而豐富的闡述。這裏，我想問的是：從古今思想的繼承和創新關係上講，傳統的哪些思想構成您和合學的思想背景和資源？

張立文（以下簡稱“張”）：首先，“和”的思想在中國文化中有著很豐富的資源，而且出現得很早。《尚書•堯典》在說到當時各個諸侯國之間應該怎樣協調彼此關係時，提出了“協和萬邦”的思想。另外《詩經》中也有“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從“和羹”，即多樣性的融合來講“和”。《周易》當中這一思想體現得更為突出，《乾•彖傳》就有“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鹹寧”。就是說，天道變化，社會與時偕行，原有的政治、經濟關係和人的等級地位都發生變革而有衝突，就需要各自端正其符合現實的性命，各正其位，各得其所，這樣才能“保合太和”；隻有“保合太和”，萬物才能夠生長，萬國才能都安寧。後來的思想家都把“保合太和”作為一個重要思想來弘揚，故宮有三大殿，叫太和、中和、保合。為什麽起這樣的名字？道理就在這裏。和合一詞最早見於《國語•鄭語》，《國語》保留了當時比較原始的思想資源，在《鄭語》中提出 “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商契是商代的祖先，他能了解民情，因倫施教，父義、母慈、子孝、兄友、弟恭，百姓和睦，皆得保養。這一思想是西周末年鄭桓公為周幽王司徒時，與史伯縱論如何“成天地之大功”，使社會和諧，人民安居樂業，以及如何協調人與天地、社會的衝突，使和合社會的建構得以實現時，史伯所言的。史伯所列舉的人物中，除商契外，還有“虞幕能聽協風，以成物樂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以及“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史伯認為這些人才能“成天地之大功”，而周幽王為什麽不能的原因就在於他不是以“和”的思想來治理國家，而是用“同”，中國思想史上從此便有了和同之辨。史伯接著講為什麽“和”使國家興盛，而“剸同”會使國家滅亡，也就是“和實生物，同則不繼”。那什麽叫做“和”呢？就是“以他平他謂之和”，就是他與他的平，他者與他者之間是平等的互動者，相異而融合、和合成新事物、新方案。也就是說，他與他之間不是服從的關係，不是一方主宰另一方、一方吃掉一方。這種思想同西方的一方吃掉一方的二元對立是不同的，比如美國打伊拉克，把它吃掉就不是“和”。那麽“和”怎能生萬物？就是“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關於“雜”，韋昭解釋為“合也”。這和西方的思想不太一樣，西方本體論思想基本上都是一個上帝的變種，不管是柏拉圖的理念，還是後來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基本上都是一個絕對統一的東西，以這個東西作為世界的本原，然後產生其他事物，而這個絕對的東西是唯一正確的，是全知全能的，我們掌握了這個東西就等於掌握了真理，與此相反的都是異端或者要批判的，這樣一來就造成了西方的二元對立。中國不然，它沒有一個全知全能的東西造萬物，所有不同的事物盡管是相對、相反的，但相反才能相成，才能生萬物。剸同即是指唯一的、相同的、絕對的東西，是不能化生新事物的。《周易•革•彖傳》中就有：“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誌不相得”。因此中國從思維上、從語言的源頭上是主張多元、多樣的，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麽中國思想有很大的包容性，可以海納百川，這也是為什麽中國沒有發生宗教戰爭，猶太人到中國來可以被同化，清代整個滿人基本被漢人同化的原因。在中國的有些寺廟裏，儒釋道三教的教主都在裏麵，這是其他宗教寺廟裏麵看不到的。 

王：“和合”二字最早出現於“商契能和合五教”這一句中嗎？

張：是。從這一句看，和合一開始是作為一種調整人和人關係的重要思想提出來的，但是又不限於此，我將它總結為五點：一是要熟悉天地自然和社會矛盾衝突所在，依據對象的本性，加以協調，達到和諧；二是要順其自然，尊重天地自然和社會的運行規則，達到和諧；三是萬物高下，高下而有差分，差分而各得其所，各安其位。萬物各行各業並育而不相害，和樂繁榮生長。四是增強人類的生產能力，播種百穀，培育蔬菜，豐衣足食，人人富裕；五是提升人的道德水平、文明程度，百姓和睦，皆得保養，以建構和合的社會。當然人和人的關係是基本的，它調整好了可以影響社會的安定，如果人和人的關係處理不好，整個社會也不得安定。而人最重要的生活場所就是家庭，這就是我們中國人為什麽那麽重視家庭的原因。比如說五倫，父子、夫婦、兄弟，然後由父子推到君臣，由兄弟推到朋友，五倫關係就是這樣推出來的，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是這麽來的。《左傳》昭公二十年，有段記載齊景公與晏嬰討論“和”與“同”的對話，晏嬰把“和”的思想引用到政治上，是一種政治智慧。他認為一個君主提出的意見有合理的地方，也有不夠合理的地方，那麽對一個臣子來說該怎麽辦呢？不能因為君主說好就說好，君主說不好就說不好，那就剸同了。應該是君主認為行的而其中有不行的，臣子指出不行之處，而使其行更加完善；君主認為不行而其中有可取之處的，臣子指出行的方麵而去掉不行的方麵，這就是“和”，相當於我們現在所講的一個詞叫政治文明。

“和”的思想被老子和孔子所繼承。孔子述而不作，他吸收了《周易》的思想，並有發展，他把“和”與“同”作為區分君子和小人的一個標誌和尺度。和而不同是君子的人格，也是君子的道德，同而不和則是小人。還有一句是我們經常引用的，“禮之用，和為貴”，這句話是孔子的學生有子說的。禮之用，以和為貴，先王都以這個作為最好的道德，在孔子的思想中，禮實際上是外在的表現，是等級的製度，維持社會的穩定，一定的禮是很重要的，如果說沒有禮，手和腳都不知道往哪裏放。禮是用來規範人的行為的，當然也有法，但當時的禮比法還要重要。禮的作用，它的功用，要到達什麽目的，就是“和”。

王：但是不同的學者，對“禮”、“和”、“仁”的關係的理解是不同的，比如有的學者就不同意用“和”來概括孔子的思想。

張：孔子講“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要達到什麽樣的目標？就要達到社會、人的一種和諧，實際上就是“和”的問題。如果從“仁”與“禮”這對範疇來看，當然可以說仁本禮用，但“仁”與“和”不是這種關係。孔子“仁”的目的就是要達到社會的和諧。儒家的思想為什麽會在一個王朝獲得政權以後越來越受重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強調團結穩定，就是不要亂。法家就是要亂，鬥爭才能奪取政權。儒和法比較起來，儒更強調“和”，這是思想邏輯使然。除了法家以外，道家和墨家都強調“和”。道家很重要的一點不是把“和”僅僅看成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它是從生成和本體上講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從事物、從整個宇宙的生成來看，三生萬物，三就是多樣的，萬物是陰陽所構成的，這樣的衝氣就是一個“和”。

王：他和孔子所講的“和”有什麽不同呢？ 

張：當然不同了，他是從事物的生存、根源、根據上來講“和”，開創了本體論、形而上傳統。孔子主要是從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來講的。孔子是從人道講“和”，而他更多是從天道、本體來講的。

墨子也認為和合是治理個人、家庭、國家、社會關係的原理、原則，是家庭、國家、社會不分裂的聚合劑。他說：“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臭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他認為，國家、社會動亂的原因就在於“不相愛”， “兼相愛”，天下就能和諧而治。 

由“和”的思想就可以看出中西思想的不同：西方的思想從泰勒斯的水、赫拉克裏特的火、得謨克裏特的原子等，都是實體的，不可入的，具有絕對性；中國的思想則是多元的、可入的，又是包容的。

和合思想強調衝突的多元性、矛盾的多樣性，主張生生，《周易》講“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易就是天地萬物的變化、國家製度的變遷，中國古代講變化都是和生生聯係在一起的，也就是說，隻有生生才是可以不斷發展的，所以說生生是中國哲學的本質特征。

王：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您就開始講和合，是較早講和合的學者，我想請教的是，這兩個字分別是什麽意思？

張：在上古漢語係統中，“和”字有兩種左右組合造型。一種是從龠禾聲的“龢”，最早見於甲骨文，它的本義是指從三孔（或六孔、七孔）定音編管內吹奏出來的標準樂曲，以便調和各種音響。另一種是從口禾聲的“和”或“口禾”字，最早見於金文，其本義是指音聲相和，旋律合韻。“合”字是上下組合造型，從“ ”（“合”除去“口”之外的上半部分）從口。在甲骨文和金文裏，“合”字像容器與蓋子合攏之形。許慎的《說文解字》認為：“合”的本義是“合口”，即覆蓋的意思。“合”字的總體意象就是：廣泛采集眾多元素，匯合納入口中，覆蓋發酵，醞釀出新生態。《周易•文言》講，“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中國人把天看成是有道德的，人、社會當然也是有道德的。人道與天道是相符合的，因此社會有規律性，製度有次序，不能朝令夕改，人和人之間也有次序，要是沒有這個次序就亂套了。到孟子的時候，這一思想就更近一步發展了，他把“和”看成什麽呢？天時、地利、人和，這個人和，是和天時地利是相對應的，人不和的話，天時地利再好也不行。構建和合社會不是單一的社會問題，而是天地人關係的融突，融合和衝突。孟子還講到“和”的內在的心理基礎和人性基礎，那就是惻隱之心，一個小孩子掉到井裏，不管認不認識這個孩子，都會救他，不是為了名譽，不是為了地位，更不是為了討好孩子的父母，而是一種內在的心理本性使然。這一本性的基礎是牢靠的，不是外在的，外在的東西是法律，你可以認同也可以不認同，但是這個呢，它是內在的本性。還有一點，孟子看到了當時社會動亂，百姓生活貧困不堪、難以教化的原因，那就是沒有恒產，沒有恒產就沒有恒心，如果要使社會穩定，就要使每個人都有恒產，以維持社會的安定，達到和合。這裏孟子所講到的兩個方麵，一是心理的基礎，一是物質的基礎，這為“和”的思想奠定了一個非常堅實的基礎

王：這些資源來自春秋戰國時期吧，那麽和合思想達到成熟是什麽時候？

張：其實我們可以這樣說，和合思想最輝煌的時候是先秦。後來君主專製製度確立以後，過分強調大一統，到漢代董仲舒提出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際是與和合思想不太符合的，在一段時期內，和合思想比較潛層地沿續下來了，但並不是說沒有任何表現，而是在各方麵有具體的貫徹：漢朝的和親，唐朝的文成公主嫁到西藏，是化解民族矛盾的一種辦法，也是“和”在民族關係、外交上的運用；醫學中的相生相克，陰陽平衡，辨證施治，也使“和”的思想在醫學中得到了體現；中國的典章製度中的文官製度，六部互相製約，達到了一個動態的平衡，是中國政治製度中“和”的因素的體現；在農業中，講與天地四時合其序，每一年從春天播種，到秋天收獲，都要靠風調雨順，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懂節氣、農時是不行的。《呂氏春秋》上講，什麽時候砍樹，什麽時候不砍樹，都有明確的規定，這就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一種體現。這一思想可能有些人不同意，你們中國人講天人合一，其實你們破壞自然特別厲害。中國是從農業文明來體現天人合一的，其實工業文明對自然的破壞才真正是大規模的、致命的。

和合思想發展到宋明時期，又有了它獨特的詮釋。我們知道唐代蕃鎮割據，經過五代之亂，整個倫理道德、社會製度和信仰體係逐漸失落、淪喪，所以，宋明儒士都具有高度的憂患意識。唐代佛教興盛，當時記載，民間藏書，十之八九是佛教的書。在當時宋明理學家看來，佛教是外來的，他們要把中國傳統的東西恢複起來，所以當時張載就有一個很大的理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的《正蒙•太和篇》，專門講和。朱熹在注釋《周易》的著作裏，也發揮了和合的思想。朱熹的理學，講到人是怎麽來的時？提出人實際上是氣和理的和合。但另一方麵，宋明時期的哲學家都有其本體論的思想，這是受儒釋道三教融合結果的影響。要麽認為理是萬物的根本，要麽是氣，要麽是心。任何本體論的哲學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排他性，而與“和”所承載的真正的內在精神是不相符。所以到後來，程朱理學成為官方意識形態。所以我的和合學，沒有一個實體論的本體，而講和合起來。

王：和合學提出近二十年了，對和合學讚同者有之，反對者也有之，部分接受者更有之，在這樣一個複雜的狀況中，退一步講和合學至少是一種解讀方式，而且您的這種解讀從時間上是最早的，近二十年來實際也對學界和其他領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您這種解讀方式具有什麽樣的特點？

張：我們曾提出許多文化整合的方法，這些方法都受其背後價值觀的支配。我講的和合學是化解現代人類共同麵臨五大衝突和危機的原理；是21世紀時代精神的體現；是由和合生存世界、和合意義世界、和合可能世界建構的現代中國哲學；是繼先秦百家之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儒釋道三家之學，以及宋明理學之後的又一學術思想哲學理論新形態。程顥說，“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他把釋、道都融合在儒裏麵，創造出“自家體貼出來”的天理體係。和合學也是一樣，和合思想雖然古已有之，但以和合為中國傳統思想的精髓，並建構出一個理論新形態，則是一個創新。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要一再強調的是，中國哲學的創造必須回到源頭，和合學也回到了源頭。先秦諸子百家的核心話題是道，天道、地道、人道；兩漢講究天人之際；魏晉講有無；隋唐講佛性；宋明講理氣心性。同時每個時期圍繞核心話題有相對應的文本，比如說先秦時期就是五經；兩漢時期董仲舒講春秋學，他的文本是《春秋公羊傳》；魏晉時期是“三玄”，《老子》、《莊子》、《周易》；隋唐是佛經；宋明是“四書”，“四書”是將《大學》和《中庸》從《禮記》中抽取出來，與《論語》、《孟子》合在一起。後來隨著程朱理學地位的不斷攀升，以至到官方哲學的地位，“四書”的地位越來越高，超過了“五經”。

現代新儒學基本上接著宋明理學來講的，它不僅核心話題都還在宋明理學的框架裏頭，還是理氣心性，並沒有脫離出來，而且基本詮釋文本也還在“四書”的範圍。現在我們所處的環境和四十年代馮友蘭等所處的環境不一樣，科技的發展、整個世界的發展，完全不一樣，因此現在得有一個新的哲學出來，中國得建構一個立足於自身傳統的哲學。一個民族沒有自己的哲學，沒有主體性的東西，這個民族就不能立足。宋明理學家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那就是深刻的憂患意識和深重的曆史責任感。我們現在也應該有這樣的抱負和情懷，以傳承、創新本民族的文化精神為己任。和合與和合學義蘊的規定，正是對傳統和合人文精神的繼承，是對傳統和合思想的轉生，這個轉生是一個創新。

就核心話題而言，和合學是化解目前人類社會衝突與危機的構想和方案。目前人類社會存在五大日益嚴峻的衝突與危機，即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自身心靈以及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與危機。化解這五大衝突與危機的方案，就是和合學提出的五大理念，即以和生原理化解人與自然的衝突和由此引發的生態危機，以和處原理化解人與社會的衝突和由此引發的社會危機，以和立原理化解人與人的衝突和由此引發的道德危機，以和達原理化解人的心靈的衝突和由此引發的精神危機，以和愛原理化解各文明之間的衝突和由此引發的價值危機。就詮釋文本而言，和合學詮釋文本是《國語》，它既回到了源頭，又有不同，詮釋文本發生了轉換。總之，作為一個新的哲學體係，和合學有其內在的邏輯根據和演替脈絡。實現了核心話題的轉變、人文語境的轉移和詮釋文本的轉換，是體現時代精神的，是民族精神和主體精神超越的創新性標誌。核心話題的轉向體現了時代精神的意義追尋及其理論升華，人文語境的轉移反映了民族精神的審美情趣及其藝術結晶，詮釋文本的轉換意味著主體精神的價值承繼及其境界超越。

王：那麽您能否進一步談一談為什麽說和合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呢？

張：和合思想之所以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在於它具有：第一，超前性。先秦時期是一個諸侯爭霸、社會動亂的時期，屬於戰爭狀態，所以孟子講春秋無義戰，很殘酷的社會現實，他們能夠從人與自然關係的層麵，從社會製度的層麵，從人的道德的層麵，甚至是人性的層麵，提煉出和合的思想，而且在漢代以後，這種思想能夠在社會製度、生活的各個方麵得以貫徹，從而培育了中華民族包容平和的精神，是很超前的。他們看到了中國的社會必須要走向安定，這樣人們才能安居樂業。孟子講要有恒產，不然的話連生命都無法保障，所以《周易•係辭下》就講“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盡管你有百慮、殊塗，但最終要同歸、要一致。這個一致是什麽，其實就是貫徹“和”的思想，所以這個思想具有超前性。

第二，完善性。當時哲學家探討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人和萬物從哪裏來到哪裏去，軸心時代的哲學家都麵臨這樣一個問題，但不管是古希臘的水、火，還是印度《奧義書》所講的地、水、火、風四大，以及埃及所講的冷水，都具有直觀性，都是從尋找萬物背後統一性的根源來講的，都不及“和實生物”具有完善性。“和實生物”強調事物的產生是多元融合的結果，《周易》中也對“和實生物”有詳細的解釋，“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天地氤氳，萬物就慢慢產生出來了，男女媾精，就可能生出子女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類萬物之情”，都是一個道理。也就是說並不是什麽絕對的東西產生萬物，事物的產生是由不同的事物融合產生的，男女、陰陽、乾坤，媾精、氤氳，生萬物。

第三，合法性。和合思想所依據的是當時中國社會的現實、深厚的文化資源，以及人內在的思維方式，決不是建構在一個空想的基礎之上，有其堅實的合法性基礎。

第四，理性精神。和合思想對事物的之間的關係作以他平他的處理，對各種事物都很尊重，尊重它的生存和條件，尊重差別性。而當時軸心時代的許多思想家大多都不注意差別性，都強調絕對性和統一性。和合思想在對事物之間差別性的認識，對事物之間差別的體認中，確實貫徹著理性的思考，這也是和合思想的精邃所在。

第五，效用性。和合思想具有很強的操作性，所以我在《和合學概論》下卷從倫理道德、人文、經濟、自然科學，以及管理學等具體操作層麵對其做了剖析，實際上就是說，中國古代的文化，不管是在人與人、人與自然關係的處理上，還是在政治製度上、外交上、醫學上，都貫徹了這種和合思想，它具有操作性，並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培育起到了根的作用。

王：您詳盡闡述了中國傳統思想中和合思想的發展，並指出其何以被認為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在此基礎上，指出和合學是對傳統和合人文精神的繼承，是對傳統和合論的轉生，是創新。獲益匪淺，謝謝您。

張：不用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