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之內(nei) 皆兄弟：近代平等政治中“五倫(lun) ”話語的突變

作者：章永樂(le)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來源：原載於(yu) 《現代哲學》2015年第6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十一月十二日壬申

            耶穌2015年12月22日

自晚清以來，“五倫(lun) ”內(nei) 部就在經曆著一種結構性突變，“朋友”一倫(lun) 在公共話語中地位迅速上升，迅速擠占了其他四倫(lun) 的地位，乃至最終導向“五倫(lun) ”觀念結構的破裂；來自西方的平等政治話語，很大程度上恰恰是通過嵌入“五倫(lun) ”的結構而發生影響力。

本文將從(cong) 對朋友一倫(lun) 的兩(liang) 種理解模式開始，繼而以之為(wei) 基礎，對曆史經驗作進一步的類型化分析。我將以與(yu) “朋友”相關(guan) 的稱呼/稱謂的變化與(yu) 轉義(yi) 為(wei) 切入點，來研究“朋友”一倫(lun) 在近代的平等政治中地位的上升，以及由此帶來的“五倫(lun) ”整體(ti) 結構的逐漸破裂。

四海之內(nei) 皆兄弟也。

                                                        ——《論語 · 顏淵》

國就是大眾(zhong) 的一個(ge) 大家庭，國事就是和家事一樣。

                                                              —— 孫文

人們(men) 對政治事物的理解總是離不開“化繁為(wei) 簡”的類比（analogy）。選擇什麽(me) 樣的經驗模型作為(wei) 類比的起點，很大程度上已經限定了他對政治性（the political）的認知，並引導他的實踐。[2] 一個(ge) 政治共同體(ti) 選擇什麽(me) 樣的經驗模型來思考政治，更是遠遠超出單純的認知問題，而是關(guan) 係到其禮法的全局命運。

覆蓋了“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種關(guan) 係的儒家“五倫(lun) ”學說一度是中國社會(hui) 的倫(lun) 理支柱，其中居於(yu) 主導的是在“家”與(yu) “國”之間的類比。人生在世的種種人際關(guan) 係，包括政治生活中所發展出來的人際關(guan) 係，或者可以直接歸到“五倫(lun) ”之下，或者可以通過類比的方式由“五倫(lun) ”涵蓋。自從(cong) 漢朝以來，“君臣、父子、夫妻”三種非平等的關(guan) 係又被劃歸“三綱”，成為(wei) 社會(hui) 關(guan) 係的主軸。[3] 近代中國的平等革命將攻擊的矛頭集中指向“三綱五常”，最終將之驅逐出了政治與(yu) 日常話語。如果從(cong) 費正清式的“衝(chong) 擊-反應”模式出發，這一變遷必然會(hui) 被理解為(wei) 源於(yu) 西方的各種平等的政治話語衝(chong) 擊的結果，曆史的斷裂在此凸顯出來。然而這種解釋也必然會(hui) 忽略中國本土政治行動者所作政治抉擇的自主性和複雜性。而如果采取一個(ge) 內(nei) 在（emic）視角，優(you) 先考察行動者對自身政治抉擇的話語表述形式，就可以看到一幅更具有連續性的圖景：自晚清以來，“五倫(lun) ”內(nei) 部就在經曆著一種結構性突變，“朋友”一倫(lun) 在公共話語中地位迅速上升，迅速擠占了其他四倫(lun) 的地位，乃至最終導向“五倫(lun) ”觀念結構的破裂；來自西方的平等政治話語，很大程度上恰恰是通過嵌入“五倫(lun) ”的結構而發生影響力。

本文將從(cong) 對朋友一倫(lun) 的兩(liang) 種理解模式開始，繼而以之為(wei) 基礎，對曆史經驗作進一步的類型化分析。我將以與(yu) “朋友”相關(guan) 的稱呼/稱謂的變化與(yu) 轉義(yi) 為(wei) 切入點，來研究“朋友”一倫(lun) 在近代的平等政治中地位的上升，以及由此帶來的“五倫(lun) ”整體(ti) 結構的逐漸破裂。

 五倫(lun) 圖

兩(liang) 種理解模式

如何理解“五倫(lun) ”中“朋友”一倫(lun) 在近代中國所發生的影響力？近代作者中出現兩(liang) 種不同的理解模式。一種來自康有為(wei) 的門生、戊戌變法烈士譚嗣同，另外一種來自汪精衛偽(wei) 政府宣傳(chuan) 部部長胡蘭(lan) 成。前者提議以朋友之倫(lun) 為(wei) 範例改造其餘(yu) 四倫(lun) ，實則完成對五倫(lun) 的超越。後者認為(wei) 朋友既是五倫(lun) 的根基，又是在亂(luan) 世重建倫(lun) 常和禮樂(le) 的必經之途。

譚嗣同的“五倫(lun) ”觀念基於(yu) 其“仁—通”的觀念。在他看來，“仁”之要義(yi) ，在於(yu) “通”，即將差異事物聯成一體(ti) ，不致隔絕，但又不剝奪其差異性和多樣性。“仁—通”的物質載體(ti) 是不生不滅、構成人和萬(wan) 物的基本物質元素的“以太”。以太貫穿“天地萬(wan) 物人我”，渾然一體(ti) ，不分親(qin) 疏差等。既然事物本來就沒有親(qin) 疏差等，禮教之中的親(qin) 疏差等，也就沒有基礎。[4] 由此本體(ti) 之平等，推出萬(wan) 事萬(wan) 物之平等。因此，禮教中諸種不平等，也就有違自然。由此出發，五倫(lun) 之中隻有“朋友”才是“全具自主之權者”：

五倫(lun) 中於(yu) 人生最無弊而有益，無絲(si) 毫之苦，有淡水之樂(le) ，其惟朋友乎。故擇交何如耳，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節宣惟意”。總括其義(yi) ，曰不失自主之權而已矣。兄弟與(yu) 朋友之道差近，可為(wei) 其次。餘(yu) 皆為(wei) 三綱所蒙蔽，如地獄矣。[5]

譚嗣同進一步認為(wei) ：“夫朋友豈直貴於(yu) 餘(yu) 四倫(lun) 而已，將為(wei) 四倫(lun) 之圭臬。”有必要以朋友之倫(lun) 來改造其餘(yu) 四倫(lun) ，使君臣、父子、夫妻、兄弟皆為(wei) 朋友。[6] 這包含著一個(ge) 龐大的政治與(yu) 社會(hui) 改造方案。就君臣而言，西方“有所謂民主者，尤為(wei) 大公至正，彬彬唐虞揖讓之風”，尤值效法；就父子、兄弟而言，破除“四世同堂”，子女成年就分家，在教育上“易子而教”，繼承製度上，在財產(chan) 繼承製度上，遺產(chan) 不盡歸子孫，這樣就省去了父子兄弟間的很多爭(zheng) 議。就夫婦而言，實行一夫一妻，夫妻可合可離，講究兩(liang) 廂情願，避免妻妾和子孫嫡庶妒爭(zheng) 。而就朋友之倫(lun) 本身，也有必要以西人“崇尚風義(yi) ，講信修睦，通財忘勢，而相赴難”的朋友關(guan) 係為(wei) 典範。[7] 這位維新誌士對西方進行了浪漫化、理想化的想象。但其以“朋友”一倫(lun) 進行社會(hui) 改造的方案卻是非常清晰的。

承擔革新的政治力量，也有必要通過“朋友”一倫(lun) 來組織起來。在譚嗣同看來，孔子帶著弟子周遊列國，聯係這個(ge) 團體(ti) 的的紐帶就是“朋友”一倫(lun) ：“自從(cong) 孔耶以來，先儒牧師所以為(wei) 教，所以為(wei) 學，莫不倡學會(hui) ，聯大群，動輒合數千萬(wan) 人以為(wei) 朋友。”[8] 在此，譚嗣同的關(guan) 注點其實並不在“在家”或者“出家”，而是“倡學會(hui) ，聯大群”。此說具有鮮明的時代關(guan) 懷。自嚴(yan) 複將“sociology”譯為(wei) “群學”以來，“群”、“群學”等概念為(wei) 晚清思想界廣泛使用。[9] 康有為(wei) 、梁啟超、譚嗣同等深度參與(yu) 的維新變法，就是一次全麵改革的努力，而“倡學會(hui) ，聯大群”正是他們(men) 在士大夫之中進行改革動員的基本手段。譚嗣同的筆法不經意之間顯露出他對於(yu) 自己所參與(yu) 的維新變法的判斷：這場運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朋友”一倫(lun) 而展開。

如果說譚嗣同是在中國革命之前討論五倫(lun) ，胡蘭(lan) 成則是在1950年代，中國革命的高潮之後，重新討論五倫(lun) 問題。與(yu) 譚嗣同類似，胡蘭(lan) 成也從(cong) “仁”入手來討論五倫(lun) 問題。胡蘭(lan) 成先從(cong) 拆字開始：“仁”為(wei) 二人，而最單純的人與(yu) 人相處，就是朋友，承載著“仁”的德性。“朋友是最單純的人與(yu) 人相處，二人為(wei) 仁，交遊以義(yi) ，仁即是親(qin) ，義(yi) 即是敬，朋友有信並非契約式的信用，而是人與(yu) 人的相親(qin) 相敬，便一切都靠得住了。其它四常則是這親(qin) 字敬字的層次。”[10] 這就對五倫(lun) 作了一個(ge) 抽象化處理，從(cong) 中歸納出“親(qin) ”和“敬”作為(wei) 基礎，而這一基礎直接對應的就是“朋友”。[11] 而從(cong) “朋友”一倫(lun) 推廣，則可以化成整個(ge) 倫(lun) 理秩序：“中國則親(qin) 與(yu) 敬的層層推廣，親(qin) 有遠近，敬分長幼，這親(qin) 疏尊卑即成了天下世界的順序，故可以為(wei) 樂(le) ，可以為(wei) 禮，禮者大順，故各得其所，樂(le) 者大和，故天下喜慶，皆出自朋友一倫(lun) 的高揚。”[12]

“朋友”雖為(wei) 五倫(lun) 基礎，卻未必是最顯赫的一倫(lun) 。在胡蘭(lan) 成看來，太平時世“五倫(lun) 五常攸敘”，因而朋友顯得不那麽(me) 重要。但在亂(luan) 世，“…君臣失位，父子無策，兄弟離散，夫婦對泣”[13]於(yu) 是朋友“結義(yi) ”成為(wei) 在亂(luan) 世之中締造政治組織、重建秩序的基本途徑。[14] 而在胡蘭(lan) 成看來，近代中國無論是同盟會(hui) -國民黨(dang) 的革命，還是共產(chan) 黨(dang) 的革命，都是這一傳(chuan) 統的延續。就同盟會(hui) -國民黨(dang) 而言，“孫文的徒眾(zhong) 雖名為(wei) 革命黨(dang) 、國民黨(dang) ，其實仍是中國向來民間起義(yi) 聚徒結黨(dang) 的黨(dang) ，當年革命黨(dang) 人要歃血為(wei) 盟，孫先生即和許多同胞都歃過血的，這完全是為(wei) 兄弟的老法。”[15] 從(cong) 義(yi) 兄弟中又生發出師生關(guan) 係：其後國民黨(dang) 人對孫先生稱先生，而同輩之間則如師兄師弟的情分，這暗合曾國藩與(yu) 其部將的關(guan) 係。義(yi) 兄弟與(yu) 師生的長幼之序，再生發出父老子弟之親(qin) 情敬意，甚至直通君臣之義(yi) 。“孫文後來為(wei) 國民黨(dang) 總理、為(wei) 大總統、大元帥，其黨(dang) 人及部下對他倒是幼輩對長輩的敬與(yu) 親(qin) ，此長幼之序即定了君臣之分。”胡蘭(lan) 成認為(wei) 這又是暗合劉關(guan) 張桃園結義(yi) ，從(cong) 結義(yi) 兄弟的手足之情、朋友的肝膽相上升為(wei) 君臣之分的先例。甚至中共的起兵也是在這樣一個(ge) 傳(chuan) 統之內(nei) 。胡蘭(lan) 成指出，解放軍(jun) 當還在民間起兵的階段時，同誌間之間細心體(ti) 貼照顧，那種親(qin) 與(yu) 敬即為(wei) 俄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所沒有。而且，“他們(men) 進了街坊村莊，見人都依照輩分，叫女的嬸嬸嫂嫂或大姊小妹妹，叫男的叔叔伯伯、阿哥阿弟，民間遂把他們(men) 當親(qin) 人看待，而解放軍(jun) 是人民的子弟兵這句話，亦完全是中國的。”[16]

“朋友”的內(nei) 涵，在譚嗣同和胡蘭(lan) 成這裏，已經發生了一種微妙的滑動。二人傾(qing) 向於(yu) 將“朋友”的內(nei) 涵追溯到一個(ge) 更為(wei) 抽象的層次，在那裏，“朋友”和“仁”存在著一種本源性的關(guan) 係。胡蘭(lan) 成甚至從(cong) “仁”字的字形結構中直接解釋出“朋友”的意涵。於(yu) 是，“朋友”成了最為(wei) 本源的一倫(lun) ，能夠成為(wei) 其他四倫(lun) 的基礎。這種進路對於(yu) 古典儒家學術傳(chuan) 統來說，是相當陌生的。此外，兩(liang) 位作者都相信，在中國的政治變革之中，“朋友”一倫(lun) 將起到一種基礎性的作用。他們(men) 的最大差異在於(yu) ，朋友的“兄弟之義(yi) ”究竟是一種過渡性的、用以重建其他倫(lun) 常的手段，還是用以改造和取代其他四倫(lun) 的範本？這種差異背後隱藏著兩(liang) 位作者對於(yu) 平等這一價(jia) 值不同的認同。

兩(liang) 位作者之間的相似和差異，都為(wei) 我們(men) 理解中國近代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線索——這並不是說，兩(liang) 位作者在發生學的意義(yi) 上影響了中國近代革命，而意味著，他們(men) 所提供的視角，能夠使得我們(men) 的曆史想象變得更為(wei) 清晰。

從(cong) 會(hui) 黨(dang) 到政黨(dang)

胡蘭(lan) 成在同盟會(hui) -國民黨(dang) 的革命曆程中讀出“結義(yi) 政治”傳(chuan) 統，這一解讀富有啟發性。為(wei) 動員群眾(zhong) 參與(yu) 革命，孫文等革命領袖在很大程度上利用會(hui) 黨(dang) 力量，而會(hui) 黨(dang) 的諸多慣習(xi) 也被帶入後來組建的正式政黨(dang) 。在考察這一曆史過程的時候，杜讚奇（Prasenjit Duara）將革命領袖們(men) 的平等話語和會(hui) 黨(dang) 的等級製對立起來，他將這種話語視為(wei) 革命領袖從(cong) 外部強加的產(chan) 物，而“此種話語負擔對於(yu) 會(hui) 黨(dang) 來說，實在太沉重，難以負擔。”[17]這種解讀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會(hui) 黨(dang) 文化自身的麵貌。因為(wei) 在中國的傳(chuan) 統裏，朋友之間兄弟式的平等與(yu) 某種形式的等級製是可以並存的。如劉關(guan) 張之間實際上存在君臣之分，但這與(yu) 其兄弟關(guan) 係並行不悖。其原理在於(yu) ，朋友擬製為(wei) “兄弟”，而在中國的傳(chuan) 統家庭中，兄弟自然是分大小的。[18] 秘密會(hui) 社之內(nei) ，一方麵存在著職務等級，另一方麵首領與(yu) 一般會(hui) 眾(zhong) 也兄弟相稱，這以陶成章在反清組織龍華會(hui) 中的實踐最為(wei) 典型：

正副介士稱大都督叫老大哥，稱左右都督叫大哥，稱統製使、軍(jun) 正使、巡察使叫二哥，對自己並輩兄弟，彼此都稱老三。統製使、軍(jun) 正使、巡察使稱大都督也叫老大哥，稱左右都督也叫大哥，對自己並輩兄弟彼此均稱老二，稱正副介士叫三弟，左右都督稱大都督也叫老大哥，對自己並輩兄弟，均稱大哥，稱統製使、軍(jun) 正使、巡察使叫二弟，稱正副介士叫三弟… [19]

同樣的問題也可能出現在革命領袖們(men) 對於(yu) 會(hui) 黨(dang) 的“博愛”與(yu) “共和”的讚美上。孫文在洪門的組織中看到相互扶助的“博愛”精神，而陶成章在《教會(hui) 源流考》中指出，洪門“政體(ti) 主共和，同盟者一體(ti) 看待，多得與(yu) 聞秘密之事。”[20] 說洪門“政體(ti) 主共和”，其意思是說洪門的組織是在平等的基礎上團結聯合，各山堂並不相互節製，遇事結盟而行。其反例則是白蓮教，“政體(ti) 尚專(zhuan) 製，大主教為(wei) 最尊，主教次之，……凡教門大權皆統一，雖相隔數千裏，可以遙製之。”在這裏，“博愛”和“共和”都不是外來詞，隻不過其詞義(yi)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來影響，具有了某種混雜性。這種混雜並不是變態，而正是中國近代政治思想的常態。

胡蘭(lan) 成觀察到，傳(chuan) 統的會(hui) 黨(dang) 的確具有從(cong) 兄弟中生出君臣等關(guan) 係的傾(qing) 向。洪門崇瓦崗，便是“欲豫期聖天子之出世而輔之”（陶成章語）。對於(yu) 試圖推翻帝製的革命者來說，會(hui) 黨(dang) 的帝製傾(qing) 向是需要引導和克服的。因而革命者一方麵以會(hui) 黨(dang) 為(wei) 同盟力量，一方麵又必須創造出新的政治關(guan) 係，以影響既有的會(hui) 黨(dang) 實踐。這集中體(ti) 現在革命者對於(yu) “同誌”稱謂的推廣之上。

“同誌”並非外來詞。《說文》中指出：“同，和會(hui) 也。”“同誌”便是誌向的會(hui) 通。據《辭海》，“同誌”連用最早見先秦典籍《國語·晉語》：“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誌。”後又見《後漢書(shu) ·劉陶傳(chuan) 》：“所與(yu) 交友，必也同誌。”古代典籍中以“同誌”來描述儒家士人誌向會(hui) 通的狀態的比比皆是，但極少有將“同誌”作為(wei) 專(zhuan) 門稱呼和稱謂來用的。“同誌”成為(wei) 專(zhuan) 門稱呼和稱謂，跟近代日本以“同誌”來翻譯comrade有關(guan) ，後者指的是具有同一政治理想或者為(wei) 了同一事業(ye) 而奮鬥的人。中國的革命者接受了日本將revolution翻成“革命”，也接受了日本將comrade翻成“同誌”。從(cong) 此，造反的兄弟便成為(wei) 革命的同誌。[21] 對孫文而言，“同誌”是比“兄弟”更為(wei) 正式的用法。他在正式的政黨(dang) 宣言和文書(shu) 中，多用“同誌”，但在黨(dang) 人的交往之中，彼此仍然主要稱“兄弟”，而稱其他同道者為(wei) “同誌”。在某些情況下，還發生“兄弟”和“同誌”的疊加，如在孫文1900年致鄧澤如和同盟會(hui) 檀香山會(hui) 員的數封信中，稱受信人為(wei) “同誌仁兄”。 [22]

同盟會(hui)

“同誌”的稱呼從(cong) 革命的政治精英迅速向下擴展，迅速滲入這些政治精英領導的或有聯係的會(hui) 黨(dang) 組織之中。舉(ju) 例來說，四川保路運動中，主力其實是四川的哥老會(hui) ，但在同盟會(hui) 的領導之下，成立了“保路同誌會(hui) ”和“保路同誌軍(jun) ”。被統攝到革命理想之下的會(hui) 黨(dang) ，因而也成為(wei) 了革命的“同誌”。

傳(chuan) 統的“結義(yi) 政治”需要麵對麵的人際交往，需要血緣擬製的儀(yi) 式。而“同誌”卻可以確立一種超越麵對麵關(guan) 係和血緣擬製儀(yi) 式的政治關(guan) 係，具有支撐大型的、紀律嚴(yan) 明的政治組織的潛能。中國古代士大夫的結黨(dang) 很難達到嚴(yan) 格的“同誌政治”的高度。同盟會(hui) 乃至民國初年的國民黨(dang) ，也難以達到這一標準。它們(men) 都是比較鬆散的組織，缺乏嚴(yan) 格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二次革命”之後，孫文總結革命失敗的教訓，於(yu) 1914年組織以個(ge) 人效忠為(wei) 基礎的中華革命黨(dang) ，1922年又在蘇聯與(yu) 中共幫助下改組國民黨(dang) 。列寧主義(yi) 組織原則的引入充實了同誌式政治。“同誌”稱謂在黨(dang) 內(nei) 進一步推廣開來。

但直到這個(ge) 時候，孫文仍然同時使用“兄弟”和“同誌”稱呼他的戰友。對黨(dang) 的主義(yi) 的信仰，對黨(dang) 的紀律的奉行，以及黨(dang) 員之間的親(qin) 密感情，三者是聯係不可分割的整體(ti) 。在1925年所作的《澳洲國民黨(dang) 懇親(qin) 大會(hui) 紀念詞》之中，孫文回顧了興(xing) 中會(hui) 、同盟會(hui) 、國民黨(dang) 以及中華革命黨(dang) 諸階段。在四個(ge) 階段中，他尤其懷念同盟會(hui) 的階段：

論黨(dang) 員結合之固，信服主義(yi) 之篤，趨事之勇，興(xing) 中會(hui) 之少數人已為(wei) 卓絕，然而成功猶有待於(yu) 同盟會(hui) 甚矣，群策群力之足恃也。而其結合雖曰多多益善，其各黨(dang) 員相互感情之密接通洽，有如兄弟父子，實為(wei) 同盟會(hui) 之精神。國民黨(dang) 所以初見渙散，中華革命黨(dang) 所以能複振，亦以黨(dang) 員相互感情之親(qin) 疏異也。由是觀之，欲以一黨(dang) 謀中國之幸福，先須各黨(dang) 員日淬勵其互助之精神，而導之向於(yu) 同一之目標，可無疑也。[23]

 這段文字尤其支持胡蘭(lan) 成的解讀。在孫文的理想的政黨(dang) 內(nei) 部團結狀態中，黨(dang) 員之間感情“密接通洽，有如兄弟父子”。家庭的隱喻在此再一次潛入孫文對於(yu) 政黨(dang) 的探討，提示我們(men) 他所承載的中國結義(yi) 政治的傳(chuan) 統。

而如果孫文所體(ti) 現的結義(yi) 政治傳(chuan) 統尚保留著強烈的“替天行道”的朝向，在1927年的“清黨(dang) ”之後，大批舊軍(jun) 閥和舊官僚被收編到國民黨(dang) 內(nei) ，這使得國民黨(dang) 變成各種派係和山頭的大雜燴，其意識形態主張變得非常模糊。以“槍指揮黨(dang) ”起家的蔣介石在黨(dang) 內(nei) 又長期受到汪精衛、胡漢民等革命元老的挑戰。為(wei) 鞏固自身地位，蔣介石采取了極其傳(chuan) 統的方法：一方麵，和各色實權分子結拜兄弟，以義(yi) 氣來維持個(ge) 人忠誠。蔣一生結拜的兄弟不下於(yu) 兩(liang) 百位，其中包括了實權派如李宗仁、張學良、馮(feng) 玉祥等。據李宗仁回憶，早在1926年，他在長沙被動地和蔣拜了把子。蔣將金蘭(lan) 帖塞到他的兜裏，他不得不收。帖子上寫(xie) 著：“誼屬同誌，情比同胞，同心一德，生死係之。”[24] 但三年之後，兩(liang) 個(ge) 結拜兄弟之間就爆發了所謂的“蔣桂戰爭(zheng) ”。1928年，蔣在河南要求和馮(feng) 玉祥結為(wei) 兄弟，在金蘭(lan) 帖上寫(xie) 著“譜弟蔣中正敬奉煥章（馮(feng) 玉祥字）如胞兄：安危共仗，甘苦同嚐，海枯石爛，死生不渝。”但一年之後，即發生蔣馮(feng) 戰爭(zheng) 。在“同誌”和“兄弟”的修辭之下，隱藏著的是暫時和脆弱的利益同盟關(guan) 係，而並沒有真正的共同誌向和紀律。[25]

另一方麵，蔣又善於(yu) 利用師生關(guan) 係來培植自己的勢力。他利用黃埔軍(jun) 校校長身份，在嫡係軍(jun) 隊中培育對他個(ge) 人的效忠。根據馮(feng) 玉祥的說法，蔣介石不但擔任黃埔軍(jun) 校的校長，而且一身兼任了三十七個(ge) 學校的校長。[26] 所謂“一日為(wei) 師，終生為(wei) 父”，“師生關(guan) 係”中隱含著對於(yu) “父子關(guan) 係”的擬製，而最後所服務的是新時代的“君臣關(guan) 係”。用胡蘭(lan) 成眼光來看，這大概正是從(cong) 民間起兵的會(hui) 黨(dang) 的結義(yi) 兄弟中生出君臣等關(guan) 係的生動案例。

而在國民黨(dang) 的軍(jun) 隊層麵，大革命時期曇花一現的國民革命同誌關(guan) 係，很快難覓去向。曾在國民黨(dang) 軍(jun) 隊中服役的曆史學家黃仁宇回憶道：“我在國軍(jun) 內(nei) 之經驗，即不僅(jin) 部隊長之間人身關(guan) 係濃厚，即我們(men) 下級幕僚對部隊長亦複如此。總之，權利義(yi) 務之觀念馬虎，忠厚誠懇之需要占先。甚至下迄士兵，亦複如此，通常‘有麵子’與(yu) ‘無麵子’的著想超過紀律與(yu) 階級服從(cong) 之習(xi) 慣。”[27] 作家高戈裏在其關(guan) 於(yu) 國民黨(dang) 第60軍(jun) 的起義(yi) 和改造的案例研究中觀察到，國民黨(dang) 軍(jun) 隊，尤其是地方雜牌軍(jun) ，很大程度上是私有化的軍(jun) 隊。軍(jun) 隊統治集團內(nei) 部的結構方式體(ti) 現出強烈的家族主義(yi) 色彩，其親(qin) 疏關(guan) 係通常分為(wei) 三層：居於(yu) 核心的是親(qin) 屬圈；第二層是準親(qin) 屬圈，圈進來的主要是那些能以孝悌等家庭倫(lun) 理規則規範的人際關(guan) 係，如義(yi) 父子、結義(yi) 兄弟、師生等；第三層，是親(qin) 信圈，包括同鄉(xiang) ，同學，同事等。[28] 這三層關(guan) 係的區分，也足以體(ti) 現出平等的朋友關(guan) 係（第三層）所處的次要和補充地位。高戈裏指出，在國民黨(dang) 軍(jun) 隊中，長官和士兵等級森嚴(yan) ，士兵遭受上級壓迫和盤剝，嚴(yan) 重缺乏人格尊嚴(yan) 。士兵要麽(me) 效忠個(ge) 別長官，要麽(me) 抱著“當兵吃糧”的想法消極度日，一旦自身擢升為(wei) 長官，則完全複製長官的壓迫性行為(wei) 模式。

在天下大亂(luan) 的時期，“結義(yi) ”的政黨(dang) 和軍(jun) 隊是重建政治秩序的力量。但如果政黨(dang) 和軍(jun) 隊本身無法體(ti) 現更為(wei) 高尚和純粹的政治原則，我們(men) 也就很難期望其所建立的秩序能夠帶來多少新意。而這就是國民黨(dang) 所遭遇的曆史命運。

博愛與(yu) 同胞：民族的友愛政治

自晚清以來，“同胞”稱謂因民族主義(yi) 的勃興(xing) 而得以推廣。“同胞”並非外來詞，張載《西銘》中有“民我同胞，物我與(yu) 也”的表述，但在此“民”與(yu) “天”、“君”相對，與(yu) 特殊的民族共同體(ti) 毫無關(guan) 係。受西方（以及日本）影響，晚清反滿革命者主張漢民族主義(yi) ，以“同胞”來稱呼漢民族共同體(ti) 的成員；而以康有為(wei) 、梁啟超、楊度為(wei) 代表的立憲派反對革命者狹隘的漢民族主義(yi) ，主張中國境內(nei) 各民族屬於(yu) 同一個(ge) 更大的民族共同體(ti) ，亦屬“同胞”。

既有“同胞”兄弟，“父”在何處？反滿革命派以黃帝為(wei) 民族之始祖，康有為(wei) 、梁啟超、楊度等反對狹隘的漢民族主義(yi) 的立憲派也在不同程度上認同黃帝的始祖地位，隻是認為(wei) 須將滿、蒙、藏、回等民族也納入黃帝後裔的範圍中來。康有為(wei) 同時將清朝皇帝作為(wei) “同胞”之父。1894年康有為(wei) 在加拿大溫哥華對華僑(qiao) 的演說中指出：“皇上複位，則吾四萬(wan) 萬(wan) 同胞之兄弟皆可救矣。”“吾既舍身以救吾四萬(wan) 萬(wan) 之同胞，吾之同胞既不幸無父母之貽罹，惟有自求成立而已。既能自立，則父之在囚，且可救之矣。” [29] 在此，民族主義(yi) 和傳(chuan) 統的“五倫(lun) ”觀念發生了一個(ge) 相互嵌入。

康有為(wei) 以清朝皇帝為(wei) “父”的用法顯然不會(hui) 得到革命派認可。對於(yu) 法國大革命中的革命者來說，正是因為(wei) 國王不是一個(ge) “好父親(qin) ”，因此要推翻這個(ge) “父親(qin) ”的統治，以“兄弟”(fraternity，即中譯“博愛”) 取而代之。[30] 但對於(yu) 中國近代的反滿革命者來說，清朝皇帝是異族，根本不是什麽(me) “父親(qin) ”，因此不會(hui) 直接采取法國革命者的論述方式。

至於(yu) 批評專(zhuan) 製君主政治，則是革命派和立憲派人士都會(hui) 采取的姿態。同盟會(hui) 的《民報》主張“民權主義(yi) ”，要求推翻君主專(zhuan) 製，實行“共和”。梁啟超指斥中國傳(chuan) 統曆史皆為(wei) “一家一姓”之史，試圖在曆史寫(xie) 作中引進“民族”和“國民”主體(ti) 。這些批評可以被解釋為(wei) 一種以“同胞”為(wei) 主軸的國民政治對以“父子”為(wei) 主軸的君主專(zhuan) 製政治的批判。但在這些批判中，“君父”這樣的字眼的確很少出現。[31]

在談到“同胞”時，我們(men) 不能不談到對中國近代革命有深遠影響的法國大革命口號“博愛”。這是孫文題詞中出現最多的兩(liang) 個(ge) 字。[32]在1924年的《三民主義(yi) 》演講中，孫文將法國大革命的三個(ge) 口號“自由、平等、博愛”與(yu) “民族主義(yi) ，民權主義(yi) ，民生主義(yi) ”一一對應。他指出，“…博愛的口號，這個(ge) 名詞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國‘同胞’兩(liang) 個(ge) 字是一樣解法，普通譯成博愛，當中的道理，和我們(men) 的民生主義(yi) 是相通的。因為(wei) 我們(men) 的民生主義(yi) 是圖四萬(wan) 萬(wan) 人幸福的，為(wei) 四萬(wan) 萬(wan) 人謀幸福就是博愛。”[33] 孫談“博愛”，直接關(guan) 聯的並非作為(wei) “同胞－兄弟政治”的民權主義(yi) ，而是經濟社會(hui) 上的“民生主義(yi) ”，體(ti) 現的是歐洲社會(hui) 主義(yi) 觀念的影響。在更其民初的一係列演講中，這種關(guan) 聯就已經非常明顯。如1912年在上海中國社會(hui) 黨(dang) 總部的演講中，孫將“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博愛”緊密聯係在一起。在這一視野中，社會(hui) 主義(yi) 的“博愛”遠遠超出了國界，而指向“世界大同”的前景。[34]

孫之“博愛”觀念有基督教根源，[35]但也從(cong) 中國傳(chuan) 統思想中汲取資源。其主持的《民報》第一期中，即尊墨子為(wei) 中國的平等博愛主義(yi) 的大宗師，這可以說是晚清墨學複興(xing) 浪潮中的重要事件。[36] 1921年在桂林對滇贛粵軍(jun) 的演講中，孫又引韓愈所雲(yun) “博愛之謂仁”，將“博愛”解釋為(wei) “公愛”而非“私愛”。[37]而其集中體(ti) 現，則為(wei) “救世、救人、救國”。[38] 在此，“公/私”之界分，晚清以來對於(yu) “公”和“私”的重新界定，在這一階段已經成為(wei) 知識界和政治界的普遍意識。[39]

民國初期的孫文還沉浸在一種樂(le) 觀的情緒之中。他的“社會(hui) 主義(yi) 博愛”直接聆聽對象還隻是政黨(dang) 組織，沒有達到廣大國民。孫相信通過多黨(dang) 和議會(hui) 民主製度，能夠實現其設想中的“社會(hui) 主義(yi) 博愛”。但民國政局瞬息萬(wan) 變，在經曆了一係列打擊之後，孫文認識到，民族和民權的任務都不能說完成，更不用說民生了。晚期的孫文轉向了一條“以黨(dang) 建國”、“以黨(dang) 治國”的道路，這中間的重要環節，就是充實國民黨(dang) 的黨(dang) 義(yi) ，在民眾(zhong) 中宣傳(chuan) 、貫徹與(yu) 實施，以喚起民眾(zhong) 和實現建國。在此背景下，“同胞”便成了先鋒政黨(dang) 對於(yu) 沉睡著的國民的呼喚之聲。[40] 其晚年的《三民主義(yi) 》演講向聽眾(zhong) 指出了嚴(yan) 峻的國際形勢，呼籲同胞恢複民族精神，謀求民族獨立。他擔憂關(guan) 於(yu) “個(ge) 人自由”的種種談論，會(hui) 進一步加劇中國人“一盤散沙”的局麵，因而要求“個(ge) 人自由”服從(cong) 爭(zheng) 取“國家自由”的事業(ye) 。要建設強固的民族和國家，需要個(ge) 人將自己的忠誠從(cong) 低級的血緣和地緣群體(ti) ，如宗族和家族，擴展到民族和國家上來。[41] 孫文提出，可以通過宗族的聯合入手，而達到國家民族的團結。[42]

從(cong) 原理上來看，這一思路明顯承繼了他本人在1921年桂林演講中對於(yu) “公愛-博愛”的倡導，也直接影響到了國民黨(dang) 後來對“中華民族”的解釋——1943年出版的蔣介石《中國之命運》一書(shu) 中就將漢、滿、蒙、回、藏各族稱為(wei) "宗族"而非"民族"：“我們(men) 的各宗族，實為(wei) 同一民族”。[43] 這部發表在抗戰時期的著作，強調中華民族的“一體(ti) ”而非“多元”，無疑具有強烈的動員和宣傳(chuan) 意圖。它期望的閱讀對象絕不僅(jin) 僅(jin) 是先鋒政黨(dang) 的黨(dang) 員，也是普通的國民。對於(yu) 先鋒政黨(dang) 的黨(dang) 員來說，“博愛”就是要愛四萬(wan) 萬(wan) 人。但對於(yu) 普通國民來說，“博愛”並不簡單地意味著他們(men) 成為(wei) 先鋒黨(dang) 黨(dang) 員的愛的對象。他們(men) 也需要作出努力，將自己的愛從(cong) 家族和宗族擴展到民族和國家。國共兩(liang) 黨(dang) 在“反帝”和爭(zheng) 取民族獨立上有相當接近的立場。但孫文－蔣介石的“聯合宗族成為(wei) 民族”思路卻並非中共所讚成。中共直接斥之為(wei) 大漢民族主義(yi) 。[44]

遵循戴季陶的文化民族主義(yi) 路徑，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dang) 最終選擇了以傳(chuan) 統的話語來描述和規範新的政治關(guan) 係。1929年蔣介石主持製定的《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明確提出以中國傳(chuan) 統道德中的所謂四維(禮義(yi) 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yi) 和平)、五達道(即五倫(lun)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三達德(又稱武德，即智、仁、勇)等等作為(wei) 道德教育的基本內(nei) 容。1931年，蔣介石則動員了黨(dang) 政軍(jun) 力量，在全國開展“新生活運動”。[45] 蔣介石試圖對傳(chuan) 統道德內(nei) 容給予新的解釋，以適應新的時代，以他對於(yu) 五倫(lun) 的解釋為(wei) 例：

中國倫(lun) 理哲學的精要在於(yu) 五達道——這就是五倫(lun) ；實在是闡明人生個(ge) 人對於(yu) 其他份子的正當關(guan) 係而課以積極責任的教條，也可以說是規定群己關(guan) 係的標準。五倫(lun) 中的君臣關(guan) 係，表麵上看，現在似已過去不適用，但實際在解釋上不可泥於(yu) 一義(yi) 。就現今情形說，就是國民對國家（國民是臣，國家是君）或公務員對國民（公務員是臣，國民是君）的關(guan) 係。在這種關(guan) 係中應當貫以忠的精神，就是說要忠於(yu) 國家、忠於(yu) 國民、忠於(yu) 所事。至於(yu) 父子、夫婦、兄弟的家庭關(guan) 係，雖不必如宗法時代那樣規定的呆板，但家齊為(wei) 國治之本，在責任觀念上並沒有今古的不同。再則此種家庭關(guan) 係，現在更應該擴而大之為(wei) 對鄰裏鄉(xiang) 黨(dang) 的關(guan) 係，亦要貫以孝悌、仁愛、和平的精神，盡其相親(qin) 相扶、相勉為(wei) 善的責任。朋友一倫(lun) 則應推而廣之為(wei) 對同誌、對同胞的關(guan) 係，而應貫以信義(yi) 仁愛和平的精神，竭盡互助互信生死患難與(yu) 共的本分。[46]

蔣在此將五倫(lun) 分為(wei) 三組，君臣為(wei) 一組，父子夫妻兄弟為(wei) 一組，朋友為(wei) 一組，對於(yu) 三組都作了新的解釋。君臣一倫(lun) ，適應新時代的發展，轉化為(wei) 國民和國家的關(guan) 係和公務員對國民的關(guan) 係；家庭三倫(lun) ，則要求擴展為(wei) 對鄰裏鄉(xiang) 黨(dang) 的關(guan) 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蔣提出將朋友一倫(lun) 推廣為(wei) 對同誌、對同胞的關(guan) 係。因而，不僅(jin) 革命政黨(dang) 本身是一個(ge) 革命朋友的共同體(ti) ，革命政黨(dang) 想要喚醒的民族，也是一個(ge) 朋友的共同體(ti) 。對同誌的友愛，和對同胞的友愛，一並歸於(yu) 朋友之倫(lun) 。

至此，國民黨(dang) 出身的胡蘭(lan) 成對於(yu) 近代革命的理解獲得了相當程度上的經驗支持：在一個(ge) 倫(lun) 常混亂(luan) 的年代，革命的會(hui) 黨(dang) -政黨(dang) 憑借兄弟/同誌的朋友之義(yi) 重建政治秩序，進而尋求重建五倫(lun) 的秩序——至少從(cong) 話語上完成了這一秩序的論述。這一視角能夠幫助我們(men) 理解近代革命與(yu) 傳(chuan) 統在話語上的連續性。但胡蘭(lan) 成的視角有其深刻的弱點：它難以理解為(wei) 什麽(me) 國民黨(dang) 的“新五倫(lun) ”話語體(ti) 係最終遭到失敗。為(wei) 了理解這種失敗，我們(men) 需要回到譚嗣同的視角。

“階級兄弟”與(yu) “同誌”話語的興(xing) 衰

據張國燾回憶錄，1935年，紅一、四方麵軍(jun) 在川西懋功會(hui) 師，在張國燾和博古之間，圍繞著稱謂問題發生了一場不大不小的爭(zheng) 論。博古黨(dang) 內(nei) 一概稱同誌，“充分流露出莫斯科的氣味”。而張國燾還會(hui) 按1927年前的習(xi) 慣稱“潤之兄”、“玉階兄”。博古質問張國燾：“想不到你還喜歡稱兄道弟？”他認為(wei) 這是國民黨(dang) 軍(jun) 閥的習(xi) 慣，和中共布爾什維克的意識極不相稱。張國燾解釋說，稱兄道弟是中國民間表現友愛的傳(chuan) 統，和國民黨(dang) 軍(jun) 閥作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這種稱號表現彼此間的平等關(guan) 係和親(qin) 切友愛，其意義(yi) 是與(yu) “同誌”相同的，因而中共初期也常稱兄道弟。國民黨(dang) 軍(jun) 閥雖然也稱兄道弟，“但那裏有甚麽(me) 真正的兄弟之義(yi) 。”[47] 張國燾的回憶證實，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之前，像孫文那樣“同誌”、“兄弟”並用是國共兩(liang) 黨(dang) 的普遍做法。但1927年是個(ge) 分界點。張國燾還堅持了1927年前的稱呼方法，但他的許多黨(dang) 內(nei) 同誌已經悄然改變了稱呼方法。

這一圖景在幾個(ge) 方麵需要補充或修正。第一，在1927年之前，在國共兩(liang) 黨(dang) 內(nei) ，“兄弟”和“同誌”並稱是很普遍的現象，這一點殆無疑問。在看到這一點同時，也需要看到在一部分共產(chan) 黨(dang) 人那裏，“同誌”這一稱號已經取得了壓倒性的份量。陳獨秀的兩(liang) 位從(cong) 蘇俄留學歸國的兒(er) 子陳延年、陳喬(qiao) 年和其父親(qin) 不僅(jin) 是在黨(dang) 內(nei) 工作場合，甚至是在私人書(shu) 信裏也是“同誌”相稱。這樣做當然有莫斯科的影響，但其根苗卻是在陳獨秀領導的“新文化運動”中種下的。[48] 陳獨秀希望通過培育一種普遍主義(yi) 的、非情感取向的倫(lun) 理關(guan) 係來取代特殊主義(yi) 和情感取向的倫(lun) 理關(guan) 係，以成就真正的共和政治。正是這種倫(lun) 理革命觀為(wei) 他接受莫斯科的影響作好了充分準備。

第二，如果像張國燾認為(wei) 的那樣，1927年是個(ge) 轉變的關(guan) 節點，這一轉變與(yu) 其說源於(yu) 莫斯科的直接影響，更不如說是源於(yu) 中共麵對惡劣的生存環境而做出的自我調整。這一年在江西三灣，毛澤東(dong) 做出了“黨(dang) 支部建在連上”，“士兵委員會(hui) 建在連上”的決(jue) 定，對秋收起義(yi) 部隊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一種新的關(guan) 係模式在紅軍(jun) 中得以建立。而原有的長官以“弟兄”稱士兵，士兵以職務稱長官的做法，與(yu) 這種新的關(guan) 係模式之間已經存在緊張。“同誌”這一黨(dang) 內(nei) 的稱呼在軍(jun) 隊中擴展開來。1929年的古田會(hui) 議則進一步規定了紅軍(jun) 處理內(nei) 外關(guan) 係的準則，指出紅軍(jun) 官兵都是“階級兄弟”，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官兵之間隻有職務的分別，沒有階級的分別。[49]

“階級兄弟”和“結義(yi) 兄弟”有什麽(me) 區別？與(yu) 後者相比，前者擬製血緣的意味已經大大淡化了。“階級”與(yu) “家庭”、“家族”有很大的不同：家族意識和家庭意識是基於(yu) 自然血緣關(guan) 係和共同生活經曆而發展出來的，而“階級”意識卻是需要通過政治教育來塑造。要知“階級”，必須知“生產(chan) 關(guan) 係”，但“生產(chan) 關(guan) 係”是高度抽象的理論概括，不是憑直覺可觸摸得到的。同時，虛擬血緣的“兄弟”是分大小的，模仿了家庭中的“長幼有序”，但“階級兄弟”通常和序齒沒有太大關(guan) 係，不由此產(chan) 生“悌”的義(yi) 務。

“階級兄弟”也是一個(ge) 帶有強烈國際主義(yi) 色彩的稱謂，其運用絕不僅(jin) 僅(jin) 限於(yu) 民族國家內(nei) 部。在社會(hui) 主義(yi) 陣營內(nei) 部，有“兄弟國家”、“兄弟黨(dang) ”的稱謂，其理論背景就是全世界無產(chan) 階級的團結。非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的無產(chan) 階級成員也能被納入“階級兄弟”的行列。在抗戰期間，中共甚至可以將俘虜的日軍(jun) 士兵視為(wei) 階級兄弟，[50] 一些被俘的日軍(jun) 士兵加入了八路軍(jun) ，站到日本法西斯主義(yi) 的對立麵，個(ge) 別覺醒的日軍(jun) 士兵（如山田一郎）甚至成為(wei) 中共黨(dang) 員。

對於(yu) 習(xi) 慣於(yu) 在家族關(guan) 係中生活的中國人來說，理解和運用“階級兄弟”這樣的詞匯並不容易。剛剛接觸到馬克思主義(yi) 理論的時候，一般中國人並不能很好把握其中的階級鬥爭(zheng) 思想。據劉少奇回憶，他1921年剛到莫斯科的時候，看到盧布票子上有個(ge) 口號：“全世界無產(chan) 者聯合起來”，上麵各國的文字都有，其中的中國文字是華僑(qiao) 翻譯的，翻成《論語》中子夏所雲(yun) “四海之內(nei) 皆兄弟也”。“全世界”譯成“四海之內(nei) ”，“聯合起來”譯成“皆兄弟”，“無產(chan) 階級”則完全翻不出來。[51] 劉少奇以為(wei) “同誌”、“無產(chan) 階級”、“帝國主義(yi) ”等詞都來自莫斯科，此說並不確切。其實同盟會(hui) 主辦的《民報》早就開始宣傳(chuan) 馬克思主義(yi) ，將之與(yu) 孫文的“民生主義(yi) ”關(guan) 聯在一起。朱執信於(yu) 1906年發表的《德國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家列傳(chuan) 》，其中就介紹了馬克思的階級鬥爭(zheng) 思想。但當朱執信試圖在中國語境中運用馬克思主義(yi) 的時候，將其作了特殊處理。他將Bourgeois翻譯成“豪右”，將 Proletarians翻譯成“細民”。[52] 而這樣的翻譯其實反映不出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意涵，而落入慣常的貧富對立思維模式。同盟會(hui) -國民黨(dang) 試圖自上而下進行社會(hui) 革命的思路也導致了其對於(yu) 馬克思的自下而上的階級動員理論缺乏興(xing) 趣，因而辛亥革命元老們(men) 所掌握的馬克思主義(yi) 思想並沒有傳(chuan) 播開來。如果說前麵說的是理解上的問題的話，還有一個(ge) 應用的問題。“階級兄弟”是一個(ge) 在政治運動中使用的詞匯，具有動員的意圖。因而，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啟動工人運動和農(nong) 民運動之前，這一詞匯很難有傳(chuan) 播力。

有證據表明，雖然“同誌”的稱呼在黨(dang) 內(nei) 和軍(jun) 隊幹部中推廣了，在紅軍(jun) 戰士層麵，“弟兄”的稱呼仍相當普遍，而且得到官方認可。就在懋功會(hui) 師前後，紅一、四方麵軍(jun) 的電文來往中，都稱對方的紅軍(jun) 戰士為(wei) “弟兄”。1935年6月22日出版的第22期《紅星報》以“一片階級友愛的熱忱，贈給紅四方麵軍(jun) 的弟兄們(men) ”為(wei) 題，記述了紅一方麵軍(jun) 募捐犒勞四方麵軍(jun) 的情況。報道說：“這是階級友愛的熱情，這是階級團結的精神，這是我們(men) 的力量，我們(men) 野戰軍(jun) 和四方麵軍(jun) 的同誌們(men) 將依靠著這種力量很有配合的作戰，不斷的取得偉(wei) 大的勝利。”[53] 6月24日，《紅星報》發表紅四方麵軍(jun) 戰士致中央西征軍(jun) （即紅一方麵軍(jun) ）全體(ti) 紅色戰士書(shu) ，開始的稱呼就是“親(qin) 愛的同誌：親(qin) 愛的弟兄們(men) ！”[54] 不過，在“弟兄”的官方理解上，已與(yu) “階級友愛”緊密聯係在一起。[55]

在延安時期，“同誌”的稱呼則進一步普遍化了。而革命政黨(dang) 領袖製禮作樂(le) 的努力，進一步充實了這一稱呼的內(nei) 涵。1944年，毛澤東(dong) 在普通戰士張思德的追悼會(hui) 上發表《為(wei) 人民服務》演講，闡發了革命政黨(dang) 的倫(lun) 理主張。[56] 祭祀向來是重申一個(ge) 共同體(ti) 的基本原則，並進一步加固其團結的時刻。追悼會(hui) 這種祭祀形式雖非中共首創，但由黨(dang) 的領袖為(wei) 普通戰士主持祭禮，並將之進一步推廣到基層社會(hui) ，卻是新的舉(ju) 措。它對於(yu) “為(wei) 人民服務”這一誌向的強調，從(cong) 實質上闡明了“革命同誌”這一關(guan) 係的內(nei) 涵，從(cong) 而加固了革命隊伍的團結。

大批知識青年從(cong) 國統區投奔延安，加入革命隊伍，分享著“同誌”這一稱呼。據韋君宜回憶，當時的延安還流傳(chuan) 著一首蘇聯歌曲：

人們(men) 驕傲地稱呼是同誌，

它比一切尊稱都光榮。

有這稱呼各處都是家庭，

無非人種黑白棕黃紅。[57]

歌是蘇聯的，但情感是內(nei) 生的。當人人相信彼此誌同道合的時候，在這樣一個(ge) 近似透明的共同體(ti) 裏，組織的信任和同誌的友愛所帶來的自我實現感和尊嚴(yan) 感是無與(yu) 倫(lun) 比的。正如韋君宜寫(xie) 道：“現在有人說，那種感情是一個(ge) 人年輕時幼稚單純的感情。我想，那其實不是一個(ge) 人的，而是我們(men) 的民族的精英當時都處在那麽(me) 單純到透明的時代的感情啊！不止我們(men) 這些年輕人，我就見過足以做我的父輩的也和我們(men) 一樣！”[58]

韋君宜所引歌曲中的“家庭”一詞，當然不再是五四青年所批判的舊式家庭，已經是經過改造的、關(guan) 係平等的家庭。在延安時期，毛澤東(dong) 也數次在講話中提出，對待同誌要像對待兄弟姊妹一樣。如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hui) 的工作方針”一文中，毛澤東(dong) 指出：

……一切同誌，要在這個(ge) 曆史決(jue) 議案下團結起來，像決(jue) 議案上說的團結得像一個(ge) 和睦的家庭一樣…… 我們(men) 這回說，團結得像一個(ge) 和睦的家庭一樣。家庭是有鬥爭(zheng) 的，新家庭裏的鬥爭(zheng) ，是用民主來解決(jue) 的。我們(men) 要把同誌看成兄弟姊妹一樣，從(cong) 這裏能得到安慰，疲勞了，可以在這裏休息休息，問長問短，親(qin) 切得很。[59]

其他類似表述還有“要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樣看待本地幹部”（“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hui) 上的口頭政治報告”）（1945年4月24日），[60]“我們(men) 黨(dang) 內(nei) 要有民主，就是對同誌要有同誌的、朋友的、兄弟的、姐妹的態度”（1945年10月25日“在抗大七分校的講話”)，[61] 等等。這裏雖然用了“兄弟”、“姐妹”這些稱呼，但強調的仍然是建立在共同誌向和平等關(guan) 係上的溫情，並不因年齡差距而生出類似“悌”的義(yi) 務來。

毛澤東(dong) 同誌與(yu) 楊家嶺農(nong) 民親(qin) 切交談

作為(wei) “五四之子”的中共，從(cong) 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反對以父子為(wei) 主軸的傳(chuan) 統家庭關(guan) 係。在建立革命根據地之後，中共很快開展對中國基層社會(hui) 婚姻家庭的改造。但中共並非從(cong) 一開始就能實現政治理想和社會(hui) 現實的協調。1931年製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第9條幾乎照搬了蘇聯《婚姻、家庭及監護法》第18條的規定，宣布：“確定離婚自由。凡男女雙方同意離婚的，即行離婚，男女一方堅決(jue) 要求離婚的，亦即行離婚。”[62]這一規定主要考慮的是婦女解放、社會(hui) 革命而非社會(hui) 穩定，頒布之後，蘇區形成了“離婚潮”，按傳(chuan) 統習(xi) 俗成婚的婚姻關(guan) 係變得極其脆弱，離婚後財產(chan) 分割與(yu) 子女撫養(yang) 糾紛大量出現，更要命的是，絕對的“離婚自由”讓紅軍(jun) 戰士的婚姻關(guan) 係都難以維係，影響了紅軍(jun) 的戰鬥力。在經過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蘇維埃政府作了一些適應社會(hui) 現實的調整，於(yu) 1934年4月8日頒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在堅持解放婦女、保護婦女合法權益的同時，也進一步保護了兒(er) 童的權益，又適當體(ti) 現公平原則和照顧現實情況，對紅軍(jun) 戰士的家庭婚姻也進行了特別的保護。[63]

而類似的故事，在陝甘寧邊區時期又重演了一次。1939年4月《陝甘寧邊區婚姻條例》頒布之後，同樣引起了“離婚潮”，並影響到抗日軍(jun) 人家庭的穩定。1944 年 3 月 20 日重新頒布了《修正陝甘寧邊區婚姻暫行條例》，修正後的條例一定程度上向當地的傳(chuan) 統婚姻家庭模式作了妥協。[64]中共認識到，僅(jin) 僅(jin) 是法律條文的變化，並無法保障婦女地位，更重要的是改變家庭的經濟基礎和生產(chan) 關(guan) 係。1943 年 2 月中共中央發布《抗日根據地目前婦女工作方針的決(jue) 定》，動員婦女參與(yu) 大生產(chan) 運動，把發展根據地的家庭生產(chan) 作為(wei) 實施婚姻家庭變革的主要內(nei) 容, 改變了先前單純宣傳(chuan) 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作法, 這樣做的結果促使男女兩(liang) 性的利益在發展經濟、增加家庭收入上更容易得到統一。在大生產(chan) 運動的發展過程中，一些家庭開始通過“家庭會(hui) 議”的方式來管理家庭事務，而不再是由長者說了算。對這些新的變化，《解放日報》積極跟蹤，並報道了王世興(xing) 、張樹風、王國保、李來成、蔡德旺等典型。

1944年8月31日，毛澤東(dong) 在給《解放日報》社社長博古（秦邦憲）的信中曾係統闡述了解放區的“家庭問題”。毛澤東(dong) 提出，要將家庭改造和群眾(zhong) 運動聯係起來，“農(nong) 村家庭從(cong) 封建到民主的改造，不能由孤立的家庭成員從(cong) 什麽(me) 書(shu) 上或報上看了好意見而獲得，隻能經過群眾(zhong) 運動。”而群眾(zhong) 運動，既有當地的不脫離家庭的類型——“變工隊及合作社，自衛軍(jun) 及民兵，鄉(xiang) 議會(hui) ，小學、識字組及秧歌隊，以及各種群眾(zhong) 的臨(lin) 時集會(hui) ”；也有脫離家庭、遠離農(nong) 村的類型——“進軍(jun) 隊（才有革命軍(jun) ），進工廠（才有勞動力市場），進學校（才有知識分子）以及其他出外做事等”。[65] 此外，毛澤東(dong) 還指出，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還需要進一步發展社會(hui) 化生產(chan) 的工廠與(yu) 合作社，克服分散的家庭農(nong) 業(ye) 和家庭手工業(ye) 。這封信可以幫助我們(men) 理解中共通過社會(hui) 和經濟革命來改造家庭的思路。可以說，建國之後，從(cong) 合作化、集體(ti) 化到人民公社，其中都包括了一條改造舊式家庭的線索。

然而，哪怕是在“大躍進”最高潮的時候，毛澤東(dong) 也反對“廢除家庭”的提法。1958年11月3日第一次鄭州會(hui) 議上，毛澤東(dong) 指出，“就我們(men) 不是破滅家庭，而是廢除家長製。家長製是個(ge) 封建製度，本來應該在民主革命的時期解決(jue) ，但是不可能，在社會(hui) 主義(yi) 時期才能解決(jue) 。在社會(hui) 主義(yi) 的合作化時代還不能解決(jue) ，隻有現在人民公社階段才能解決(jue) 。廢除家長製，社會(hui) 成員平等，男女老少都是社會(hui) 成員，都在食堂裏頭吃飯，都發工資，都學習(xi) 或者勞動，年老的是休息，這是一個(ge) 很大的解放。”[66]

之所以不是“破滅家庭”，是因為(wei) 廢除婚姻製度在現階段仍然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1950年的《婚姻法》第七條和第八條分別規定，“夫妻為(wei) 共同生活的伴侶(lv) ，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夫妻有互愛互敬、互相幫助、互相扶養(yang) 、和睦團結、勞動生產(chan) 、撫育子女，為(wei) 家庭幸福和新社會(hui) 建設而共同奮鬥的義(yi) 務”。[67]這意味著，夫妻的關(guan) 係具有平等的“同誌”關(guan) 係的屬性。《婚姻法》建立了以夫妻共同財產(chan) 製為(wei) 基礎的家庭製度，對傳(chuan) 統的以父子為(wei) 主軸的家庭是一個(ge) 很大的改造，也是對家長製的很大的衝(chong) 擊。

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中共更是推廣“革命化婚禮”，婚儀(yi) 從(cong) 簡，加入許多宣示革命忠誠的內(nei) 容。家庭關(guan) 係，無論是父（母）子（女）關(guan) 係，兄弟（姐妹）關(guan) 係，還是夫妻關(guan) 係，都與(yu) 革命忠誠掛起鉤來。這就使得“同誌”這一關(guan) 係模式，對於(yu) 家庭而言，具有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力。然而，家庭的過度政治化，在文革之中產(chan) 生了一些人倫(lun) 悲劇。政治立場的差異，導致一些高級幹部和知識分子家庭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家庭的脈脈溫情蕩然無存。而由此也引發了對家庭關(guan) 係泛政治化的反思。

革命，最後走向了終結。這也意味著原有的通過改造社會(hui) 生產(chan) 方式促進家庭內(nei) 部關(guan) 係平等化的運動退潮。在80年代，人民公社被解散，農(nong) 村回歸一家一戶的生產(chan) 方式，而大量公共服務也隨之撤出了農(nong) 村。因此，家庭不得不承擔比人民公社時期更重的經濟社會(hui) 功能，許多剛剛走出家庭領域不久的農(nong) 村婦女，也因此回歸家庭。在建國後前三十年受到壓抑的宗族，在這一時期也出現了複興(xing) 的跡象。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家庭製度的鞏固。有若幹新的因素的出現，使得家庭製度變得日益脆弱：（1）“一對夫婦隻生一個(ge) 孩子”的嚴(yan) 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大大改變了中國家庭的結構，弱化了家庭的生育功能，獨生子女家庭使得“悌”的傳(chuan) 統德性也無從(cong) 附著；（2）鄉(xiang) 鎮企業(ye) 的衰落，外向型加工製造業(ye) 的繁榮，加上嚴(yan) 格的戶籍製度，三個(ge) 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中國出現了大量成員分居兩(liang) 地的家庭，這使得婚姻變得極不穩定。（3）在離婚率步步高升，社會(hui) 貧富分化的背景之下，越來越多的富人選擇個(ge) 人財產(chan) 製，以防止家族財產(chan) 被人分走，而這就對原有的以夫妻共同財產(chan) 為(wei) 基礎的家庭製度產(chan) 生極大的衝(chong) 擊。在前不久的圍繞《婚姻法》司法解釋三所展開的討論之中，我們(men) 可以看到家庭製度本身的深刻危機。[68]

如果說之前的社會(hui) 主義(yi) 探索致力於(yu) 削弱傳(chuan) 統的家庭製度，在消除掉家長製之後，它至少還試圖以一種平等的、同誌式的倫(lun) 理關(guan) 係取而代之。而在晚近的演變中，不僅(jin) 傳(chuan) 統的家庭模式在一個(ge) “市場社會(hui) ”裏日益舉(ju) 步維艱，就連“同誌”的稱呼也日益從(cong) 後革命時代的日常生活中消失。“先生、女士、師傅”等等占據了“同誌”空出來的位置。在黨(dang) 政機關(guan) 內(nei) ，互稱同誌的傳(chuan) 統也日趨衰弱，讓位於(yu) 以職位互稱，以至於(yu) 一些有政治敏感性的地方黨(dang) 政領導一再發文重申黨(dang) 內(nei) 要互稱“同誌”。[69]

這樣來看，似乎隻有“同胞”的稱謂/稱呼獲得了鞏固。每逢國族危機，或者回顧和紀念曆史上的國族危機，對“同胞”的呼喚就會(hui) 響起。然而，在共同的社會(hui) 進步願景弱化之後，市場競爭(zheng) 帶來的階層分化和族群邊界的競合，引發了國內(nei) 某些族群間的緊張關(guan) 係，在邊疆局部地區甚至演化成了治理危機。韋伯曾指出的不受倫(lun) 理約束的自由市場和友愛倫(lun) 理體(ti) 係之間的緊張關(guan) 係，正在凸顯。[70] 作為(wei) 對治理危機的反應，國家加強了維穩的努力。然而維穩僅(jin) 僅(jin) 隻是對社會(hui) 矛盾後果的某種控製，從(cong) 長期來看，問題仍在於(yu) 將市場嵌入一種什麽(me) 樣的倫(lun) 理關(guan) 係之中。無疑，對“同胞”的呼喚，需要和重建倫(lun) 理關(guan) 係的政治/社會(hui) 實踐結合起來，才能夠起到重塑共同身份認同的作用。

餘(yu) 論：“朋友”的過去和未來

在“告別革命”之後，二十世紀以“朋友”一倫(lun) 改造其他四倫(lun) 的社會(hui) 革命努力逐漸淡出了人們(men) 的視線。“五倫(lun) ”的話語正在回歸之中。隨著文化保守主義(yi) 的興(xing) 起，“五倫(lun) ”反複被人重新提及，一些論者甚至提出要恢複“三綱”。然而在實踐層麵，無論是以父子關(guan) 係為(wei) 主軸的傳(chuan) 統家庭模式，還是以夫妻平等關(guan) 係為(wei) 主軸的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家庭模式，都在遭遇著一個(ge) 市場社會(hui) 的衝(chong) 擊，就連共同財產(chan) 製度都日益被侵蝕。在此，危險並不在於(yu) 哪一倫(lun) 擠占其他倫(lun) 常的位置，而在於(yu) 所有的倫(lun) 常都有可能同時喪(sang) 失了規範現實的能力。如《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所言，“一切堅固的東(dong) 西都煙消雲(yun) 散了”。

將市場社會(hui) 重現嵌入倫(lun) 理關(guan) 係，因而成為(wei) 一種時代的需要。然而困難和挑戰也是多方麵的。首先，新時代的倫(lun) 理究竟建立在一種什麽(me) 樣的經濟基礎之上。工業(ye) 化和社會(hui) 化大生產(chan) 當然已經成為(wei) 前提，然而所謂“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究竟對應著何種所有製結構和分配模式？離開生產(chan) 關(guan) 係來談倫(lun) 理關(guan) 係，必然是空洞的，而生產(chan) 關(guan) 係層麵的不確定，必然也帶來倫(lun) 理關(guan) 係的不確定性。其次，是如何協調儒家的倫(lun) 理話語和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的倫(lun) 理話語。畢竟，二者盡管都強調個(ge) 人鑲嵌在一係列社會(hui) 關(guan) 係之中，但對何種社會(hui) 關(guan) 係是正當的，有著不同的意見和實踐。

本文對二十世紀五倫(lun) 結構內(nei) 部突變的研究，隻是對以上問題的一個(ge) 預備性回應。“朋友”一倫(lun) 地位的上升，讓我們(men) 看到儒家與(yu) 新民主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的倫(lun) 理話語體(ti) 係之間的關(guan) 鍵連接點。然而展現這個(ge) 連接點，距離“通古今之變”仍極為(wei) 遙遠。真正的通達，還需要在過去和未來之間進一步的流連顧盼，直至看到過去的遺產(chan) 成為(wei) 未來倫(lun) 理世界的有機環節，它所需要的不僅(jin) 僅(jin) 是理論的努力，更是實實在在的建設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