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我國大陸現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胡治洪）

一、回顧

1980年代前期，隨著思想解放的深入、改革開放的推進以及文化討論的展開，以闡揚民族文化特別是儒家傳統為一貫宗旨、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曾經發生較大影響並於1949年以後在海外遞續發展的現代新儒家，逐漸受到國內學術界的關注，對現代新儒家群體或個案的研究論著開始出現。[1] 應合著這一勢頭，方克立率先發出了“要重視對現代新儒家的研究”的倡議。[2] 1986年11月，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會議上，“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被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課題，[3] 方克立、李錦全擔任該課題負責人。方、李隨後聯絡國內高校、社科院係統十多家單位的有關人員組成課題組，從而正式拉開了中國大陸現代新儒家研究工作的帷幕。

（一）1987—1996：從宣州會議到“評大陸新儒家推出的兩本書”

1987年9月，“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課題組在安徽宣州召開了第一次學術討論暨工作協調會。會議對現代新儒家的學派界定、階級屬性、形成原因、思想特征、學術成就、曆史作用、發展階段、代表人物以及關於現代新儒家研究的方法和工作安排等問題進行了討論，達成了一些基本共識。課題組成員比較一致地同意以梁漱溟、熊十力、張君勱、馮友蘭、錢穆、賀麟、方東美、牟宗三、唐君毅、徐複觀作為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亦即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研究的指導思想確定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曆史唯物主義基本原則以及辯證法精神。[4]

此後，現代新儒家研究便以國家課題組為主體而穩步開展起來。隨著研究成果的增加及其影響麵的擴大，又由於這一課題本身所蘊涵的理論深度以及研究對象所具有的精神魅力，還由於杜維明等現代新儒家後學在國內的積極推擴，並且不排除某些重建精神家園的企念乃至療救人倫病態的動機，致使越來越多的學者參與到這一研究領域之中。從“七五”到“八五”的十年間，現代新儒家研究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

在總體研究方麵，這一階段的研究者們探討了現代新儒家思想的源流、地位及其與同時代其他思想派別的關係，[5] 尋繹了現代新儒家傳承發展和代際轉變的軌跡及其當下境遇，[6] 揭櫫了現代新儒家在思想資源、學派意識、思維方式、生活形態、存在歸趨、理論取向諸方麵的特點，[7] 論述了現代新儒家的文化觀及哲學觀，[8] 勾稽了現代新儒家的人生哲學和倫理道德思想，[9] 比較了現代新儒學與現代化以及後現代思潮的關係，[10] 指陳了現代新儒家的理論得失。[11] 一批綜論性的論集和專著也於此間出版，其犖犖大者有：《現代新儒學研究論集》第一、二輯（方克立、李錦全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1991年版），《評新儒家》（羅義俊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當代新儒家》（封祖盛編，三聯書店1989年版），《現代新儒學概論》（鄭家棟著，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現代新儒學研究》（宋誌明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儒學的現代轉折》（陳少明著，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現代新儒學心性理論評述》（韓強著，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傳統與人文：對港台新儒家的考察》（胡偉希著，中華書局1992年版），《寂莫中的複興——論當代新儒家》（黃克劍、周勤合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哲學與傳統——現代儒家哲學與現代中國文化》（陳來著，台灣允晨文化公司1994年版），《新儒家評論》第一、二輯（鄭家棟、葉海煙主編，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1995年版），《現代新儒家人生哲學研究》（武東生著，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中國馬克思主義與現代新儒學》（李毅著，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佛學與現代新儒家》（盧升法著，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現代新儒學在美國》（施忠連著，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現代新儒家與西方哲學》（趙德誌著，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現代新儒家學案》（全三冊，方克立、李錦全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當代新儒學論衡》（鄭家棟著，台灣桂冠圖書公司1995版），《新儒學批判》（啟良著，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專業學術會議主要有國家課題組等單位於1991年初在廣州舉行的“現代新儒學與當代中國”討論會。

在個案方麵，這一階段的研究者對於現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研究都有創獲。

梁漱溟（1893—1988）研究研究者們考察了梁氏的思想淵源、理性觀、非理性主義、直覺說、人生哲學、中西文化觀、文化比較模式、“人生三路向”說、社會改造思想及其生活態度。[12] 有關梁漱溟研究的主要著作有：《最後一個儒家》（[美]艾愷著，鄭大華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梁漱溟文化理論研究》（馬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梁漱溟與現代新儒學》（鄭大華著，台灣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梁漱溟思想研究》（曹耀明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梁漱溟與胡適：文化保守主義與西化思潮的比較》（鄭大華著，中華書局1994年版），《梁漱溟哲學思想》（郭齊勇、龔建平合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梁漱溟社會改造構想研究》（李善峰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梁氏年譜和多種傳記以及梁氏本人著述的全集、選集也於此間出版。[13] 另外，汪東林編著的《梁漱溟問答錄》（湖南出版社1988年版）是對梁氏思想資料所作的一次搶救性發掘。1987年秋，中國文化書院在北京舉辦了梁漱溟思想國際學術會議。

熊十力（1885—1968）研究這一研究涉及熊氏思想的演變與形成，熊氏的本體—宇宙論諸範疇、形上學思想、心論、體用論、易學思想、佛道觀、文化意識、中國文化觀、哲學方法論，熊氏與現代新儒家其他代表人物的思想異同。[14] 研究專著和論集主要有：《熊十力與中國傳統文化》（郭齊勇著，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88年版；台灣遠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回憶熊十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玄圃論學集――熊十力生平與學術》（蕭萐父、郭齊勇編，三聯書店1990年版），《王學通論——從王陽明到熊十力》（楊國榮著，上海三聯書店1990年版），《本體與方法——從熊十力到牟宗三》（鄭家棟著，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熊十力思想研究》（郭齊勇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熊十力的新唯識論與胡塞爾的現象學》（張慶熊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評傳類著作主要有：《熊十力》（景海峰著，台灣東大圖書出版公司1991年版），《熊十力評傳》（宋誌明著，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天地間一個讀書人——熊十力傳》（郭齊勇著，上海文藝出版社、台灣業強出版社1994年版）。整理出版的熊氏著述選集主要有：《熊十力集》（黃克劍等編，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現代新儒學的根基：熊十力新儒學論著輯要》（郭齊勇編，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6年版），《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熊十力卷》（王守常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此間，台灣學者翟誌成發表《長懸天壤論孤心——熊十力在廣州（1948—1950）》（台灣《當代》第76—78期，1992年8—10月）一文，對熊十力的人格進行了有失客觀公正的過分貶損，並對當時兩岸及海外主要的熊十力研究者作了不甚恰當的批評，郭齊勇遂發表《為熊十力先生辯誣——評〈長懸天壤論孤心〉》（台灣《鵝湖》1994年第2期）、《翟誌成“審訂”之〈熊十力佚書九十六封〉糾謬》（台灣《鵝湖》1994年第3期）二文，對翟氏基於某種政治標準以衡判熊十力道德人格的作法予以嚴正反駁，並指出了翟氏對熊十力佚書的“審訂”所存在的大量錯誤。這場爭論引起了兩岸及海外人文學界的關注。[15]

張君勱（1887—1969）研究這一階段關於張氏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呂希晨、陳瑩合著的《張君勱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劉義林、羅慶豐合著的《張君勱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張氏著述的選集有《張君勱集》（黃克劍等編，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精神自由與民族文化：張君勱新儒學論著輯要》（呂希晨、陳瑩編，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版），《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張君勱卷》（黃克劍、王濤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馮友蘭（1895—1990）研究研究者們考察了馮氏的學思曆程，闡發了馮氏的新理學體係及其諸範疇、哲學方法論、人生境界論、文化類型說、中西文化觀，勾稽了馮氏哲學的終極關懷及其神秘主義意蘊，比較了馮氏哲學思想方法與實證主義的異同，探討了馮氏對中國哲學現代化的貢獻。[16] 關於馮氏研究的專著和論集主要有：《馮友蘭哲學思想研究》（王鑒平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馮友蘭與新理學》（田文軍著，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馮友蘭先生紀念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馮友蘭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清華大學出版社 1995年版），《馮友蘭學記》（王中江、高秀昌編，三聯書店1995年版）。年譜和傳記有：《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蔡仲德編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信念的旅程：馮友蘭傳》（程偉禮著，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馮友蘭評傳》（李中華著，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馮氏著述編為《三鬆堂全集》13卷，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於1994年出齊。馮氏著述選集有：《馮友蘭集》（黃克劍等編，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闡舊邦以輔新命：馮友蘭文選》（謝遐齡編，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版），《極高明而道中庸：馮友蘭新儒學論著輯要》（田文軍編，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95年版），《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馮友蘭卷》（陳來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1990年和1995年冬，由中國文化書院等單位在北京舉辦了兩次馮友蘭思想國際學術會議。

錢穆（1895—1990）研究這一階段切入錢穆研究的主要有羅義俊、郭齊勇、汪學群，他們對錢氏的史學、儒學、文化學思想及其學術成就進行了梳理。羅氏的主要論著有：《論國史大綱與當代新儒學》（《史林》1992年第4期）、《錢穆與顧頡剛的〈古史辨〉》（《史林》1993年第4期）、《錢穆曆史觀要義疏解》（《史林》1994年第4期）、《錢穆學術綜論》（《上海文化》1995年第5期）、《論錢穆與中國文化》（《史林》1996年第4期）。郭、汪合作的論著有：《錢穆的文化學思想》（《中州學刊》1995年第1期）、《錢穆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縱橫中西，集異建同──論錢穆的文化學與文化比較觀》（《新儒家評論》第二輯）。郭氏另有《論錢穆的儒學思想》（《學人》第八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汪氏亦獨著《錢穆學術思想史方法論發微》（《孔子研究》1996年第1期）。另外，張學智《錢穆先生治朱子學之方法舉隅》（《原道》第三輯，1996年）對錢氏在其《朱子新學案》中所貫徹的方法論進行了考繹。

賀麟（1902—1992）研究有關這一個案研究的論文有郭齊勇的《賀麟前期的中西文化觀與理想唯心論試探》（《天津社會科學》1988年第1期）、《論賀麟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哲學雜誌》1993年第1期），周熾成的《賀麟：抗戰時期的倫理學家》（《廣東社會科學》1994年第1期）。論集有《會通集――賀麟生平與學術》（宋祖良、範進編，三聯書店1993年版）。傳記有張學智著《賀麟》（台灣東大圖書出版公司1992年版），王思雋、李肅東著《賀麟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賀氏著述選集有《儒家思想的新開展:賀麟新儒學論著輯要》（宋誌明編，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8月版）。

方東美（1899—1977）研究這一階段關於方氏研究的成果不多，現在可見的主要有餘秉頤的《方東美論中國傳統形上學》（《學術月刊》1994年第6期）、《方東美的哲學觀》（《學術界》1995年第2期）等論文。方氏著述選集有蔣國保、周亞洲所編《生命理想與文化類型：方東美新儒學論著輯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黃克劍等編《方東美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方東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牟宗三（1909—1995）研究應該說，在這一階段，大陸學者對於牟氏龐大深邃且尚未完結的理論體係還在觀察、研究和消化之中，因此隻有少量論著初步探討了牟氏的道德形上學、文化哲學觀、中西文化觀、曆史觀。[17] 從總體上對牟氏思想加以概括的文章有郭齊勇的《牟先生的學術貢獻不朽》（香港《法燈》1995年5月號；台灣《鵝湖》總240期，1995年6月），鄭家棟的《牟宗三思想的意義與當代儒學的轉型》（《哲學研究》1995年第11期）。比較全麵地研究牟氏思想的著作則有顏炳罡的《整合與重鑄——當代大儒牟宗三先生思想研究》（台灣學生書局1995年版）。此間出版的牟氏著述選集有：《道德理想主義的重建：牟宗三新儒學論著輯要》（鄭家棟編，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牟宗三集》（黃克劍等編，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1992年秋，在濟南舉行了牟宗三與當代新儒家學術思想研討會。

唐君毅（1909—1978）研究郭齊勇、景海峰大致是大陸最早發表關於唐氏研究論文的學者，郭氏的《唐君毅與熊十力》（台灣《鵝湖》第164期，1989年2月）、景氏的《唐君毅先生之生平與著作論述》（《深圳大學學報》1989年第2期），對唐氏的師承、際遇及其學術進行了梳理。此後發表的一批論文，對於唐氏的哲學史觀、中國哲學範疇研究、華嚴思想、人文觀、文化哲學理論、傳統文化觀、人生觀、道德倫理觀以及唐氏與現代新儒家同代學人之異同、唐氏哲學對黑格爾哲學之取舍，分別進行了論述。[18] 唐氏研究專著有張祥浩所著《唐君毅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唐氏著述選集有《文化意識宇宙的探索：唐君毅新儒學論著輯要》（張祥浩編，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唐君毅集》（黃克劍等編，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唐君毅卷》（黃克劍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1995年夏，四川省社會科學院與香港法住文化書院在成都合辦了第二屆唐君毅思想國際會議。

徐複觀（1903—1982）研究這一階段發表的論文主要論述了徐氏的思想史觀、文化哲學及其對於儒家精神的闡揚乃至道家思想研究。[19] 徐氏著述的選集有：《徐複觀集》（黃克劍等編，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中國人文精神之闡揚：徐複觀新儒學論著輯要》（李維武編，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6年版）。1995年夏，武漢大學與台灣東海大學合辦了徐複觀思想與現代新儒學發展學術討論會。

除了以上十位研究對象之外，“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課題組在研究工作開始後不久，就根據海內外一些比較重要的學者的意見，將馬一浮納入到研究對象範圍之中。[20] 而當時在大陸具有較高知名度和一定影響力的現代新儒家第三代學者，如杜維明、劉述先、成中英等人，雖然其學術和思想尚在發展之中因而還不足以被列為正式研究對象，但有關資料的準備以及偶或為之的探討也已開始。

這一階段關於馬一浮（1883—1967）研究的論著主要有：《中國當代理學大師馬一浮》（畢養賽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學問方向之扭轉的生命路之展示——讀馬一浮先生〈爾雅台答問〉》（羅義俊著，台灣《中國文化月刊》1993年第11期），《馬一浮的人格境界與哲理詩》（郭齊勇著，《中國文化》第9期，1994年2月），《馬一浮與儒學文化體係的重建》（範兵著，《中國文化》第9期，1994年2月），《略論陸王心學在馬一浮哲學中的地位》（夏瑰琦著，《孔子研究》1994年第3期），《馬一浮的儒佛會通觀》（李明友著，《孔子研究》1995年第3期），另外還有非正式出版的《馬一浮學術研究》（畢養賽、馬鏡泉主編，杭州師院1995年印行）；《馬一浮評傳》（馬鏡泉、趙士華著，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也已麵世；《馬一浮集》全三冊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於1996年聯合出版，馬氏著述選集則有《默然不說聲如雷:馬一浮新儒學論著輯要》（滕複編，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版）和《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馬一浮卷》（馬鏡泉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1993年春，杭州師院舉辦了馬一浮國際學術研討會。

有關杜維明（1940—）的研究多是對他當時在大陸出版的幾種著作的商討，[21] 根據杜氏著述選編的《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杜維明新儒學論著輯要》（嶽華、關東編，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也已出版。劉述先（1934—）著述的選集《儒家思想與現代化：劉述先新儒學論著輯要》（景海峰編，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亦於同時出版，但研究論文似乎僅有李翔海的《方東美成中英劉述先合論》（《學術月刊》1996年第1期）。關於成中英（1935—）研究的論文也隻見到方克立、李翔海的《成中英新儒學思想述評》（《學術月刊》1993年第2期）、周熾成的《分疏·溝通·融合——評成中英的比較哲學研究》（《文化中國》1996年3月號）等少數幾篇。

到1996年，“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雖然尚未完全結題，但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則已截止。當此之時，該項目負責人方克立發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評大陸新儒家推出的兩本書——〈理性與生命〉[1]、[2]》（《晉陽學刊》1996年第3期）。文章批評了國家課題組原成員、“後因思想觀點分歧”而退出的羅義俊和另一位學者陳克艱，指出他們“公開批評‘大陸馬列派’”，“無條件地認同港台新儒家”。文章還提到蔣慶的《中國大陸複興儒學的現實意義及其麵臨的問題》（台灣《鵝湖》第170-171期，1989年8-9月）一文，並提及“所謂包容了馬克思主義的‘大陸新儒學’或‘社會主義新儒學’”，得出了“大陸新儒家”“在中國大陸已作為一個學派而存在”的判斷。實際上，在此之前，方氏就已多次批評過蔣慶的觀點，[22] 但撰寫《評大陸新儒家“複興儒學”的綱領》（《晉陽學刊》1997年第4期）一文，專門對蔣氏的“儒學複興論”予以反駁，也是在1996年。[23] 選擇這一時間對蔣慶1989年發表的文章和羅、陳1993至1994年間出版的文集進行批評，固然由於“大陸新儒家”或“文化保守主義”在此時“已有相當的勢力和影響”，有必要基於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對之表明態度，但也應該是方氏對於“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十年工作得失的一種特殊的總結。[24] 從此，以國家課題組為主體的現代新儒家研究基本結束，這一研究轉入一種多元開展的局麵。

（二）1997—2004：從批評“儒學複興論”到“文化保守主義年”

1997年及以後幾年間，基於馬克思主義立場批評現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義以及由這一研究所引發的同類思潮乃至所謂“儒學複興論”的論著時有發表或出版，除方克立在《現代新儒學研究十年回顧》（《社會科學戰線》1997第2期）的訪談中重申對羅義俊、蔣慶等人觀點的批評之外，這類論著主要還有：《馬克思主義永遠是我們的指導思想——兼評“儒學複興說”》（李鴻軍，《毛澤東思想論壇》1997年第3期），《對文化保守主義和現代新儒家的再認識》（李毅，《教學與研究》1998年第10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與當代文化保守主義思潮》（李毅著，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年版），《在世界文化中創造中國現代先進的民族文化》（劉中樹，《清華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但這些論著並未引起爭論，也沒有影響現代新儒家研究的繼續深入。現代新儒家研究呈現出比前一階段更加踴躍的勢頭。[25]

這一階段研究的一個特點是出現了一批綜述性論著，如《現代新儒家研究綜議》（向世陵，《人民日報》1998年7月11日），《近五年來中國大陸儒學研究的現狀與發展》（郭齊勇，《原道》第六輯，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此著全麵論述了1993—1997年大陸儒學研究狀況，其中第三部分專門論述了現代新儒學研究），《近二十年當代新儒學研究的反思》（郭齊勇，《求是學刊》2001年第1期），《牟宗三哲學的研究現狀及其局限》（王興國，《哲學動態》2001年第4期），《近二十年中國內地學人有關當代新儒學研究之述評》（郭齊勇，《人文論叢》2001年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近二十年熊十力哲學研究綜述》（秦平，《哲學動態》2004年第12期）。這些論著從不同視角，對此前的現代新儒家研究給予了概括的描述和評價。

在總體及個案研究方麵，這一階段較前一階段不僅論著數量大大增加，而且內容都有深化或開拓。總體研究除了繼續深入探討現代新儒家的淵源承傳、[26] 思想特質、[27] 表現形態、[28] 發展路向、[29] 理論局限[30]及其文化觀、[31] 倫理觀[32]之外，還從宗教性、[33] 美學、[34] 詩學、[35] 經子學、[36] 方法學、[37] 社會政治理論、[38] 全球化[39]等方麵，對現代新儒家思想作了發掘和闡釋。一些學者還選取不同的參照對象與現代新儒家（學）進行了比較，諸如新興宗教巴哈伊與現代新儒學在世俗性格方麵的差異以及由此導致的現實影響力的強弱，[40] 西方後現代主義注重生命意義安頓的思想轉向對於置身於前現代、現代與後現代文化被擠壓在同一個平麵上的基本存在境遇中的現代新儒家所造成的困境及其提供的機遇，[41] 晚清以迄民國時期的儒者段正元的“中道”觀與現代新儒家的“心性之學”在把握和承續儒家“道統”上的畸正，[42] 等等。這些比較對於認識和評價現代新儒家提供了新的視角。在研究對象和時段方麵，這一階段也有拓展，金嶽霖（1895—1984）、陳榮捷（1901—1994）、蔡仁厚（1930—）、李澤厚（1930—）乃至“鵝湖係”都被一些學者納入到研究範疇之中，所謂“後新儒家時代”也受到了關注。[43]

這一階段比較重要的專著、論集和譯著有：顏炳罡著《當代新儒學引論》（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黃克劍著《百年新儒林——當代新儒學八大家論略》（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陳來著《現代中國哲學的追尋：新理學與新心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劉雪飛主編《現代新儒學研究》（《二十世紀儒學研究大係》第四卷，中華書局2003年版），吳光主編《當代新儒學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美國學者列文森著、鄭大華譯《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比較重要的會議有2004年4月在杭州舉行的當代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在個案研究方麵，有關梁漱溟的研究較多地探討了梁氏的儒佛觀、東西文化觀、人生哲學，[44] 一批梁氏傳記於此間出版，[45] 美國學者艾愷的梁氏研究專著在此階段又有新譯本。[46] 此階段熊十力研究的最大創獲是由蕭萐父、郭齊勇分任正副主編的《熊十力全集》九卷十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一次出齊，為此，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等單位於2001年9月舉辦了熊十力與中國傳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熊十力全集》首發式；該會議論文集《玄圃論學續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收入論文50餘篇，對熊氏思想作了全麵深入的探討，並涉及現代新儒家其他一些人物思想。其他一些論著分別研究了熊氏的本體論、宇宙論、體用思想、道家思想、唯識學。[47] 丁為祥著《熊十力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版）於此間麵世。為數不多的張君勱研究論著主要圍繞張氏的科學觀、憲政觀、自由民族主義思想立論；[48] 鄭大華著《張君勱傳》（中華書局1997年版）、《張君勱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版）和陳先初著《精神自由與民族複興――張君勱思想綜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於此間推出。馬一浮研究亦相對冷清，專著唯見滕複所著《馬一浮思想研究》（中華書局2001年版），論文《馬一浮的儒學教育思想與教育實踐》（金榮昌、馬鏡泉，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馬一浮教育思想精粹及其意義》（朱曉鵬，浙學網）表彰了馬氏的教育理念及其實踐。

此階段的馮友蘭研究堪稱熱點。1997年10月和2000年12月，在鄭州—開封和北京舉辦了兩次馮友蘭學術思想研討會。一大批研究論集和專著出版。[49] 新出傳記有宋誌明、梅良勇的《馮友蘭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版），田文軍的《馮友蘭傳》（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其他論文則或闡發馮氏的人生哲學、文化觀、中國哲學史學、道家和宋明理學研究、對現代新儒學的審視、對傳統與現代化的思考，[50] 或梳理其思想曆程、考稽其理論探求、比較其哲學與西方哲學的關係，[51] 或評析其形上學與境界論的張力，[52] 一時蔚為大觀。經過增補調整的《三鬆堂全集》共14卷也於2000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再版。錢穆研究主要圍繞其曆史觀展開，一些論著還涉及錢氏的學術觀、文化觀、知識分子觀及其朱子學研究。[53] 汪學群著《錢穆學術思想評傳》和陳勇著《錢穆傳》分別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於1998年、人民出版社於2001年出版。《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錢賓四卷》（郭齊勇、汪學群編）則由河北教育出版社於1999年出版。賀麟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宋誌明所著《賀麟新儒學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002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北京舉行了賀麟誕辰百周年紀念會。關於方東美的研究探討了其哲學思想的儒釋道精神；在判定方氏思想屬性的問題上，胡軍、蔣國保、餘秉頤等學者還進行了小規模的爭論。[54] 第一部方氏研究專著《方東美思想研究》（蔣國保著）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於2004年出版。

牟宗三研究洵為此間另一熱點。作為兩岸分治以來牟氏所接納的大陸唯一的弟子，羅義俊在積極推動牟著在大陸出版的同時，撰寫了一批導讀性論著，並針對“後牟時代”的概念提出了“續牟時代”一說。[55] 其他學者對牟氏的師承、[56] 宋明理學研究、[57] 宗教觀、[58] 康德研究及其與康德思想之異同、[59] 對現象學的把握[60]以及牟氏哲學對中國哲學的繼承與開展、[61] 牟氏思想學說的得失及其當下境況[62]等方麵進行了探討和評論。幾種牟氏傳記於此間出版。[63] 1998年9月，由中國孔子基金會、山東大學與台灣東方人文學術基金會、《鵝湖》雜誌社聯合主辦的牟宗三與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在山東濟南召開。唐君毅研究的最重要成果是單波著《心通九境——唐君毅哲學的精神空間》（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出版，此著全麵論析了唐氏的心本體論、道德哲學、人文精神論及其宗教哲學。其他論文亦圍繞唐氏的“心靈境界”說發論，探討其中蘊涵的道家精神和華嚴意旨。[64] 比較而言，徐複觀研究亦屬熱點之一。有關論著探討了徐氏的文化哲學、政治哲學、中國史學精神論、中國道德精神論、中國藝術精神論、知識分子論、現代性反思、國際政治觀，評價了徐氏作為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學思成就。[65] 研究專著有蕭濱的《傳統中國與自由理念――徐複觀思想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論集有李維武編《徐複觀與中國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傳記有李維武著《徐複觀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年版），新編選集有5卷本的《徐複觀文集》（李維武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2003年12月，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和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舉辦了徐複觀與20世紀儒學發展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

與杜維明在大陸學界的活躍表現相應，這一階段有關杜氏的研究也日益增多。除了宋開芝、胡傳勝基於話語係統與意義係統相割裂的思維方式判斷杜氏對於儒學的挖掘乃是對於儒學的“埋葬”之外，[66] 其他學者基本上肯定杜氏將儒家傳統注入了現代精神。這一觀點通過探討杜氏的儒學第三期發展說、儒學與馬克思主義互動說、儒家傳統現代轉化說、儒家知識分子論而表現出來。[67] 東方朔的《心靈真切處的體知——杜維明的劉宗周思想研究》（載《杜維明學術專題訪談錄：宗周哲學之精神與儒家文化之未來》，複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透過杜氏的蕺山學研究，抉發了杜氏的“體知”說、哲學的人學思想及其天人觀。郭齊勇的《論杜維明學術思想——以新出〈杜維明文集〉為中心》（《中國哲學史》2002年第4期）則第一次全麵概述了杜氏的儒學創新、啟蒙反思、文化中國、文明對話諸論域。2004年間，有兩種關於杜維明研究的專著出版。[68] 5卷本的《杜維明文集》（郭齊勇、鄭文龍編）也由武漢出版社於2002年推出。劉述先的係統哲學思想開始受到關注。[69] 有關劉氏研究的專著則有姚才剛的《終極信仰與多元價值的融通——劉述先新儒學思想研究》（巴蜀書社2003年版）。李翔海的《尋求德性與理性的統一——成中英本體詮釋學研究》（台灣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版）是迄今唯一的研究成中英哲學思想的專著。

這一階段，一些儒學研究者基於對儒家精神的深切體認，參以對家國天下的現實感知，將研究凝煉為思想，提出了一些具有創發性的論說。如蔡德貴等提倡注重現代社會發展和人類精神家園重建的“實用儒學”，[70] 任劍濤期待作為中國現代社會政治理論建構的前提條件之一的“社會政治儒學”，[71] 蔣慶主張以《春秋》公羊學所體現的孔子“王心王道”創設中國式政治製度的“政治儒學”，[72] 郭齊勇標舉作為生命生活生存之常道的“生活方式”儒學，[73] 吳光揭櫫以“民主仁愛為體，科技法製為用”的“民主仁學”，[74] 黃玉順構思將生活本源、形而上學、形而下學一體囊括的“生活儒學”，[75] 康曉光力陳作為國家合法性基礎的“仁政”和關涉中國未來政治發展前途的“儒化”。[76] 若稍加延展，則宋誌明於2005年提出的從理論轉向實踐、從精英轉向大眾的“德性儒學”亦屬此類。[77] 其基本旨歸都在於將儒學從學院推向社會，從理論落實到現實，從知性了解轉化為德性推擴。

2004年間還出現了一係列與儒學相關的引人注目的事件。5月，蔣慶選編的《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並引發“讀經運動波瀾”；7月，蔣慶、陳明、盛洪、康曉光等文化保守主義人士在貴州陽明精舍舉行以“儒學的當代命運”為主題的會講；9月，中國人民大學舉辦“孔子文化月”；同月5日，在許嘉璐、季羨林、任繼愈、楊振寧、王蒙發起的“2004文化高峰論壇”閉幕會上，70位高層人士或社會名流簽署發表了旨在保存和發展傳統文化、高揚中華文化的人文精神、捍衛世界文明多樣性的《甲申文化宣言》；28日，山東曲阜舉行建國以來首次由政府主持的公祭孔子大典；亦於此時，一篇署名“炎平”的《洙泗新聲——新儒洙泗民間學人宣言》在網絡上流傳；12月，“共同的傳統：新左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視域中的儒學”暨《原道》十周年會議在北京舉行。所有這些表明，不僅在學術研究領域，而且從高層到民間，已經形成一股以尊孔崇儒為核心的文化保守主義社會思潮。這一思潮的形成當然不完全是由於現代新儒家及其研究的影響，但現代新儒家幾代人物對儒家精神的抉發、闡揚和貼近現實的積極推擴，以及近20年現代新儒家研究所積累的社會資本，則無疑是催生這一思潮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基於對這種社會思潮的觀察，一些人士將2004年界定為“文化保守主義年”。[78]

（三）2005年以來：當代儒學的新麵相

近一兩年出版的現代新儒家研究專著主要有景海峰著《新儒學與二十世紀中國思想》（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李翔海著《民族性與時代性——現代新儒學與後現代主義比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陳迎年著《感應與心物：牟宗三哲學批判》（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版）；傳記類著作有劉克敵著《梁漱溟的最後39年》（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論集有吳光編《當代儒學的發展方向-——當代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漢語大辭典出版社2005年版）；陳來主編的“北大哲學門經典文萃”選收了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賀麟的論著精粹（各一冊，均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據悉5卷本的《成中英文集》（李翔海編）將於2006年中由湖北人民出版社推出。總體研究方麵的論文主要對現代新儒家的思想運動、詮釋路徑、發展曆程、現代轉化、開展方向等問題進行了論述，[79] 有些學者還探討了現代新儒家關於儒家傳統與自然科學關係的觀點。[80] 個案研究則涉及梁漱溟的文藝思想、熊十力對生命哲學的擇取、張君勱新儒學思想的發展、馬一浮的學術實踐對於現代新儒家具有的啟示意義、馮友蘭的哲學方法與中國哲學的理性形式和價值內容、牟宗三對康德和海德格爾的研究與吸收、唐君毅思想的現象學基礎及其人生哲學和形上學觀、徐複觀的學術特點及其民主政治與儒學傳統的“雙重主體性”思想、杜維明通過“體知”儒學而開展的文化社會學諸論域、劉述先“理一分殊”的方法論原則、成中英的學術貢獻等等。[81] 2005年10月，江南大學等單位在無錫舉辦了首屆錢穆學術思想研討會。

近一兩年現代新儒家研究的高潮當為2005年9月在武漢大學舉行的第七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以及美國、加拿大、比利時、澳大利亞、以色列、日本、韓國、新加坡的150多位學者參加了會議，其中有杜維明、劉述先、成中英、蔡仁厚、戴璉璋等現代新儒家領軍人物；台灣“鵝湖”、香港“法住”的新儒家群體幾乎全體到場。會議收到論文120多篇，對現代新儒家幾代人物乃至原始儒家、宋明儒家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探討；諸如德性儒學、知識儒學、生命儒學、草根儒學、道德儒教、生態倫理、後新儒學等命題以及現代新儒學與康德哲學、與韋伯宗教社會學、與“李約瑟難題”、與民主政道、與合理化社會、與文明對話和全球倫理等問題，在會議上都有表述和討論。[82]

在這次會議召開前夕，方克立致信會議主辦者，建議“要開始重視對第四代新儒家（即大陸新生代新儒家）所倡導的‘大陸新儒學’的研究”。與1996年對“大陸新儒家”的比較寬泛的界定不同，方氏在此信中明確將“大陸新儒家”（或“大陸新生代新儒家”）指定為蔣慶、康曉光、盛洪、陳明等人。他認為，以這些人士為代表的“大陸新儒家”並不是獨立於現代新儒家譜係之外的思想派別，而“正是港台新儒家進行‘反哺’的結果”，是“整個現代新儒學運動的第四個階段”。[83] 由此，方氏不僅指明了“大陸新儒家”的思想定位，而且實際上理出了“大陸新儒家”與當前大陸文化保守主義社會思潮的相互聯係。亦因此，則不僅蔣、康等人的論著及其思想，而且當前大陸體現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諸多社會現象，都應被納入現代新儒家研究的範疇。對於方氏的觀點，被指為“大陸新儒家”的個別人物及某些同情者並不同意，他們從存在境遇、問題意識、學術觀點、知行興趣等方麵論證了所謂“大陸新儒家”與通常意義上的“現代新儒家”的差異。[84] 但是，從思想資源、中心關切、理論取向乃至麵臨的問題來看，兩者之間的共同點還是顯而易見的；而且在後者對於前者的主導性影響方麵，《原道》同人也坦承不諱。[85] 隻不過從學術、理論及思想諸方麵的現實表現看，所謂“大陸新儒家”都還甚為欠缺，並不足以作為研究對象，至多應予一定的關注而已。

這一兩年中，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勢頭更趨強勁，引起的社會反應也更加強烈。2005年1月，《新原道》第三輯發表杜維明、龐樸、盛洪、程亞文等人文章，率直標舉“文化保守主義”或“文化民族主義”。[86] 同輯所收蔣慶《王道政治是當今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一文繼續闡揚“政治儒學”觀點，冼岩《21世紀來自中國的理性聲音――評康曉光新保守主義》則對康氏措意於中國現實社會政治問題的新保守主義作了基本肯定的分析評價。該輯還刊發了一組不同思想立場的學者關於兒童讀經活動的爭鳴文章，主張讀經的觀點儼然作為正方。同年，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所儒教研究中心成立，並於當年12月出版了《中國儒教研究通訊》（第1期），其中刊有蔣慶《關於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一文。該文是蔣氏繼提出關於儒家政體之合理性的“政治儒學”論說之後，進而提出的更具涵蓋性的重建儒家意識形態的論說，其目的在於“在新的曆史時期用儒教來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和人生問題”，這就明顯區別於以往那些從曆史形態或比較文化角度討論“儒教”或“儒學宗教性”問題的理路，而具有了強烈的現實關切。此文一出，便遭到學界和媒體的眾多批評，被指為結黨營私、爭權奪利、思想專製等等。為此，蔣氏借媒體訪談之機，重申了對於“儒教複興”的信心。[87]

學界與民間結合或民間自發的儒學活動近年來也方興未艾。一大批以教授傳統蒙學和儒家經典、普及儒家文化為主的書院、私塾和讀經班在各地出現，如宜賓的中華經典讀書班，蘇州的菊齋私塾、複興私塾，珠海的平和書院，行唐的明德學堂，吉林的長白山書院、萊州的王財貴經典幼兒園，以及重慶、深圳、徐州等城市和江西、湖南一些地方的類似民辦教學機構；海口甚至開辦了“中華少兒讀經網”。這些書院、私塾、讀經班以及網站的出現及其教學的形式和內容，在社會上激起了很大反響，多家報刊和網站對此進行過報道和討論。[88]

2005年的祭孔活動也表現出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特點。先是4月間十多位來自全國各地服膺儒學的人士身著深衣，按明代規製祭拜孔廟和孔林，開啟了當代中國大陸首次由儒家學子自主舉行祭孔儀式的先例。[89] 至9月28日孔子誕辰，山東曲阜文廟與河北正定、浙江衢州、甘肅武威、廣東德慶、雲南建水、上海、台北、香港等國內和台港18個城市的文廟以及韓國、日本、越南、新加坡、德國、美國等國家10個城市的文廟同時舉行祭孔活動，首次實現了“世界文廟同祭孔”的盛典。[90] 這些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傳統在當代中國社會心理中的深厚底蘊以及理性自覺，[91] 但也遭到了一些非儒或反儒人士的激烈批評。[92]

2006年3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人大、政協“兩會”，也出現了一些文化保守主義的新動向。一些政協委員建議重樹仁、義、禮、智、信道德規範，主張將四書五經列為中小學教育和公務員考試的內容。特別是“建議以孔誕為教師節”的提案，得到40多位政協委員的聯署和各界人士的廣泛支持，成為一個“擠破頭的提案”。[93] 上述所有思想和社會現象，都為當代儒學研究提供了值得注意的新材料。

二、展望

通過以上遠非全麵的回顧即可看出，近20年來，我國大陸的現代新儒家研究業已取得十分豐碩的成果，這不僅表現為研究論著質高量豐，研究隊伍不斷壯大，而且表現為社會影響愈益深廣，從而成為培養對於儒家傳統的“溫情與敬意”的社會心理的重要方麵。在當前中華民族全麵複興的形勢下，隨著民族文化自覺意識的複蘇和文化主體性的高揚，現代新儒家研究將會獲得更加寬鬆的社會、政治和思想環境，因而可望取得更大的成就。

誠然，近20年的研究已經對現代新儒家領域進行了相當密集的發掘，現有的研究對象，除杜維明、劉述先、成中英還可能有思想發展和新著產生之外，其他諸家的思想資料已被曆史定格，而且絕大多數已被爬梳剔抉，因此，企圖在這一領域通過新資料的發現進行外延式的開發，雖不能說決無可能，但期望值也實在不可懸之過高。而將研究領域下延以涵括牟宗三、唐君毅弟子輩的一些台港學者作為研究對象，這種想法也存在問題。這倒不一定是由於這個群體中的一些人的思想已經從牟、唐的譜係轉開，[94] 也並非因為他們不再繼續心性論形上學的進路而導致所謂“現代新儒家已歸於消解”，[95] 而主要在於他們的學思成就與經過近20年發展積累的大陸同仁處於基本相同的水平上；兩岸三地的現代新儒家學者或研究者今後更多的將是切磋攻錯的關係，而再難以如同1980年代“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課題在大陸剛剛開始實施的時候那樣，一方被另一方作為當然的研究對象了。[96] 至於所謂“大陸新生代新儒家”，即使確能納入現代新儒家範疇，也因其學術、理論及思想諸方麵均尚甚為欠缺而遠不足以作為研究對象。總之，今後的現代新儒家研究，通過外延式取徑以求新突破的可能性不大。[97]

但是，思想和思想史的研究乃是基於當下境遇而對思想資料不斷進行重新詮釋的工作。在這個意義上，從新的問題閾出發而對現代新儒家的深度解讀，還大有文章可做。如果說作為國家課題的現代新儒家詮釋不同於多元開展條件下的現代新儒家詮釋，那麽，一方麵，在當前社會各層渴求道德規範、生態倫理和安生立命之道的重建，民族成員深入反思續續不斷的中華五千年文明之未來發展的精神方向，舉國上下期盼增強民族認同感和凝聚力以提高參與國際競爭的綜合國力，乃至政治體製謀求防治腐敗、提升官員從政素質，防止涉及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的國內外各種宗教思想的滲透或擴張，擘畫關乎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兩岸關係問題的解決，以及尋求在中華民族迅速崛起的形勢下重塑我國的國際形象的時代氛圍中，另一方麵，在西化人士從各個方麵質疑甚至否定儒家傳統和中華文化的挑戰下，現代新儒家的詮釋應該而且必然呈現新的麵相。

對於現代新儒家的重新詮釋，首先在於對其哲學體係的進一步展示。[98] 如果說，現代新儒家建構其本體論形上學的初衷是為了回應科學主義思潮以科學取代哲學的主張（如熊十力、馮友蘭等）或凸顯西方哲學遮蔽下的中國哲學睿智（以牟宗三為代表），那麽，對現代新儒家哲學體係的重新詮釋就特別是為了回應近年來出現的所謂“中國無哲學”的論調。“中國無哲學”論者基於西方標準，從學科名稱、體係形式、特定術語及其指涉的特定對象等方麵否定中國哲學的存在，而將中國近現代以來冠以“哲學”名稱的體係化的哲學指為“哲學在中國”，從而質疑其作為中國哲學的“合法性”。通過展示現代新儒家的形上學體係——如熊十力從理論框架到核心範疇都取之於中國傳統思想資源而又確乎涵括了本體論、宇宙論和人生論等純粹哲學問題的“新唯識論”，不僅足以反駁對於中國近現代哲學“合法性”的質疑，而且可以證明中國曆來自有不同於西方philosophy的哲學。應該指出，關於中國有無哲學的問題決不僅僅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關涉民族文化自信心的重大現實問題，因此，對於現代新儒家哲學體係的展示也就不能視為學院派的概念遊戲。在這一方麵，一些學者已經做了很好的工作，[99] 但是，更加係統顯豁的闡述，具體地說，現代新儒家哲學史論的構撰，仍然是一項十分必要的工作。

現代新儒家作為一個學術群體，學術是他們的立身方式，也是他們形成思想、表達理論、發生社會影響的基礎。現代新儒家處於包括學術在內的整個西方文化強勢入侵、中國主流知識精英從對西方文化被動應激到積極認同並出於反正統的目的而倡導傳統文化多元論的時代條件下，為了爭取發言權並使其理論具有說服力，便既要護持儒家傳統的根本精神，又要因應時代潮流而接納學術平等和社會進步的觀念，因此，其學術照顧麵就既須沉潛於傳統儒學，又要深研釋道諸子，還需把握“兩希”傳統以及近現代西方思想學說。這種極具挑戰性的學術氛圍恰恰成就了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等平章三教、軒輊中西的學術巨匠，他們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留下了精見紛呈的原創性學術經典。近20年來，不少研究者對現代新儒家的學術成就進行了探討，涉及現代新儒家與原始儒學、宋明儒學、道家之學、魏晉玄學、佛學、西學（特別是康德哲學、現象學、生命哲學、存在哲學、分析哲學）等方麵，取得了可觀的成績。[100] 但是，這一探討的整體性、全麵性、深入性、係統性都還不夠，並未將現代新儒家的學術成就完全呈現出來。因此，繼續深入進行這一方麵的研究也將是今後現代新儒家研究的重要工作。

現代新儒家是中華文化的體認者、摯愛者和守護者。麵對近代開始走向強勢的西方文化，他們的基本觀點是，中西文化各有長短，強弱之勢可能換位；雙方應該平等互視，而不應以暫處弱勢的一方消泯於暫處強勢的另一方。他們對民族文化的闡揚、對西方文化的分析以及對那種“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缽效貧兒”的全盤西化派的批判，曾極大地提振了民族成員的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直接或間接地起到了凝聚全民意誌的作用。他們的文化觀的確當性，已被“軸心文明”理論以及“多元文化”論說所證明。近20年來，對於現代新儒家文化觀的研究是一個相當熱門的課題，有不少論著發表或出版。[101] 但是，麵對近年來以反文化相對主義名義改裝重現的西方中心論，繼續大力闡述現代新儒家的文化觀，仍然具有十分現實的意義。

作為文化保守主義思想派別，在後五四人士看來，現代新儒家的中心關切與民主、科學扞格難通。在現代新儒家研究啟動之前，一些後五四人士想當然地將現代新儒家置於五四民主、科學精神的對立麵；隨著研究的深入，現代新儒家關於民主、科學的觀點漸為人知，於是這些人士又極力貶低或否定現代新儒家在民主、科學方麵的用心。[102] 在這些遵循絕對主義思想方法的人士看來，現代新儒家既然護持儒家傳統，就不可能容受現代性的民主與科學。然而事實上，現代新儒家在堅守儒家精神的同時，對於社會政治層麵的民主、科學大都持讚成態度，其中有些人物甚至是民主政治的積極推行者。隻不過現代新儒家對民主、科學的態度是分析的、辯證的、曆史主義的，與後五四人士的宗教信仰式的民主、科學崇拜大相徑庭；而前者思想觀點的相對確當性，也被作為現代民主、科學原產地的西方世界興起的主張在現代體製中保持傳統精神的新保守主義、反對原子式個人主義民主體製的社群主義、以及以製止科學無限膨脹導致生態毀滅為核心內容的啟蒙反思思潮所證明。對於現代新儒家的民主、科學觀這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問題，迄今為止的研究還比較薄弱，一些學者在關於梁漱溟、熊十力、張君勱、牟宗三、杜維明等人物的研究中或有不同程度的涉及，隻有少數學者對徐複觀的民主政治思想作過專門論述。[103] 在今後的研究中，加強對這一方麵的探討，也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現代新儒家與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大致在相同時間登上曆史舞台。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雙方基本上處於思想摩蕩的格局中。在1949年以後的約30年間，前者在大陸受到批判、限製或改造，在台港和海外則成為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派別。改革開放以來，雙方都開始重新互認。無論雙方在哲學觀、曆史文化觀、社會政治觀等方麵存在多少歧異，但對於積澱著文化傳統的祖國、民族的熱愛則是根本一致的。在當前中華民族全麵複興的偉大進程中，通過客觀研究評價現代新儒家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異同，進而著重勾稽雙方的共同點，這對未來中國思想文化的建設無疑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如上所述，近年來表現為尊孔崇儒的文化保守主義社會思潮與現代新儒家研究形成一種相得益彰的關係。學術研究以其厚重的理論成果和相關學術活動為社會思潮的形成積累社會資本；社會思潮則不僅通過推擴和普及方式實現學術研究成果的現實轉化，而且以其日新又新的麵相為學術研究提供新的思想資料。隨著這兩方麵互動的深入，現代新儒家研究可能日趨泛化，逐漸融入當代儒學運動的潮流之中，從而譜寫中華文化在新的世紀實現偉大複興的新篇章。

注釋：

[1] 當時這類論著主要有：郭齊勇、李明華《試論熊十力哲學的性質》（《江漢論壇》1983年第12期），郭齊勇《熊十力的認識辯證法初探》（《中國社會科學》1985年第6期）、《論熊十力“天人不二”的思維模式》（《江漢論壇》1985年第11期）、《熊十力及其哲學基本命題》（《光明日報》1985年12月23日）、《熊十力及其哲學》（華夏出版社1985年版），景海峰《試論熊十力的體用觀》（《深圳大學學報》1985年第3期）、《當代儒學思潮簡論》（《深圳大學學報》1987年第1期），李澤厚《關於儒學與“現代新儒學”》（《新華文摘》1986年第4期）、《略論現代新儒家》（《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東方出版社1987年版），羅義俊《論錢賓四先生史學對象論》（《史林》1987年第1期），何新《對現代化與傳統文化的再思考——評海外新儒家》（《社會科學輯刊》1987年第2期）。1985年12月，武漢大學與北京大學等單位在湖北黃州聯合舉辦了熊十力學術思想國際討論會。

[2] 方克立《要重視對現代新儒家的研究》（《天津社會科學》1986年第5期）。

[3] 該課題於1992年初又被續列為國家社科基金“八五”規劃重點課題。

[4] 參見方克立《關於現代新儒家研究的幾個問題》、李宗桂《“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的由來和宣州會議的爭鳴》，均載《現代新儒學研究論集》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

[5] 主要論文有：膝複《“五四”時期的東方文化思潮與現代新儒家》（《孔子研究》1988年第3期），李宗桂《現代新儒學思潮——由來、發展及思想特征》（《人民日報》1989年3月6日），羅義俊《論當代新儒家的曆程和地位》（《現代新儒學研究論集》第一輯），周熾成《現代新儒家對五四道德革命的批評與回應》（《華南師範大學學報》1990年第4 期），吳光《略論儒學的衰落與轉型——從清代實學到現代新儒學》（《鵝湖月刊》1990年第6期），周熾成《德性之知與見聞之知：從宋明儒家到現代新儒家》（《學術研究》1994年第2 期），鄭家棟《當代新儒家的道統論》（《原道》第一輯，1994）。

[6] 方克立《現代新儒學的發展曆程》（《南開學報》哲社版1990年第4、5、6期），李翔海《從“內聖外王”到“批判精神”——略論第三代新儒家的新動向》（《河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4年第3期），李振綱《救世意識與時代悲感——現代新儒家在中國與當代世界的命運》（《河北學刊》，1994年第5期），方克立、李翔海《現代新儒學發展的邏輯與趨向》（《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5年第3期）。

[7] 郭齊勇《試論現代新儒學的幾個特點》（《孔子誕辰2540周年紀念與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海三聯書店　1992年版）。

[8] 李維武《現代新儒家文化哲學初探》（《現代新儒學研究論集》第一輯）、《論現代新儒學對中國哲學本體論的重建》（《武漢水利電力大學學報》哲社版1995年第1 期），周熾成《“返本開新”與“中體西用”》（《學術研究》1991年第5期）、《“內聖外王”與“中體西用”》（《東嶽論叢》1992年第5期），鄭家棟《意義的危機與形上的追求——現代新儒家的哲學取向》（《新華文摘》1993年第2期），張立文《宋明新儒學與現代新儒學形上學之探討》（《新儒家評論》第一輯）。

[9] 武東生《現代新儒家人生哲學思想的邏輯發展》（《南開學報》1994年第1期）、《現代新儒家倫理道德思想述評》（《南開學報》1994年第4期）。

[10] 方鬆華《現代新儒家與中國現代化》（《新華文摘》1996年8期），衣俊卿《評現代新儒學和後現代主義思潮》（《新華文摘》1996年第8期）。

[11] 郭齊勇《試論五四與後五四時期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台灣《中國文化月刊》第121期，1989年11月），牟鍾鑒《新儒家的曆史貢獻與理論難題》（《新儒家評論》第一輯），李維武《現代新儒學重建本體論的貢獻與困境》（《新儒家評論》第一輯），高瑞泉《新儒學與民族價值的重建》（《開放時代》1995年9-10期）。

[12] 郭齊勇《梁漱溟的文化比較模式析論》（《武漢大學學報》1988年第2期），方克立、曹耀明《梁漱溟非理性主義哲學思想述評》（台灣《中國論壇》第26卷第7-8期），鄭大華《梁漱溟與陽明學》（《孔子研究》1990年第2期），胡偉希《梁漱溟“人生三路向”說與中西印文化的互補》（《孔子研究》1994年第1期），柴文華、孟昭紅《超越的直覺與直覺的超越——梁、熊、賀三先生直覺說研究》（《孔子研究》1994年第2期），景海峰《梁漱溟對西方文化的理解與受容》（《深圳大學學報》1994年第4期）、《梁漱溟早期思想論略――以佛學研究為中心》（《文化與傳播》第三輯，海天出版社1995年版）、《梁漱溟的出世間與隨順世間》（《中國哲學史研究》1996年第1期），喬清舉《梁漱溟文化思想通論》（《孔子研究》1995年第1期），陳來《略論粱漱溟對中國文化的社會學分析——兼論粱漱溟與馬克斯·韋伯的中國文化觀》（《新儒家評論》第二輯），郭齊勇、龔建平《理性──梁漱溟中國文化觀的中心範疇》（《珞珈哲學論壇》第一輯，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龔建平《梁漱溟人生哲學中的佛儒雙重性》（《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

[13] 年譜有李淵庭、閻秉華合編《梁漱溟先生年譜》（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傳記主要有馬勇《梁漱溟評傳》（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王宗昱《梁漱溟》（台灣東大圖書出版公司1992年版），馬東玉《梁漱溟傳》（東方出版社1993版），景海峰《梁漱溟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梁漱溟全集》凡八卷，由山東人民出版社於1989至1994年陸續出版；選集有黃克劍等編《梁漱溟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鄭大華、任菁編《孔子學說的重光：梁漱溟新儒學論著輯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版），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梁漱溟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4] 郭齊勇《論熊十力的中國文化觀——〈讀經示要〉、〈原儒〉讀後》（《孔子研究》1987年第3期）、《熊馮金賀合論》（《哲學研究》1991年第2期）、《熊十力“本體—宇宙論”諸範疇闡要》（《中國文化》1991年秋季號）、《熊十力——文化意識宇宙中的巨人》（《當代中國十哲》，華夏出版社 1991年版）、《論熊十力對現代新儒學之形上學基礎的奠定》（《現代新儒學研究論集》第二輯）、《唐力權的蘊徼論與熊十力的體用論之比較》（台灣《哲學雜誌》總第13期，1995年7月），唐明邦《熊十力論船山易學》（《船山學報》1988年第1期），景海峰《略論熊十力哲學思想的演變和形成》（《玄圃論學集——熊十力生平與學術》，三聯書店1990年2月版）、《和而不同兩大師――熊、梁辯難所引發的問題思考》（《學人》第七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陳來《熊十力哲學的的心論》（《孔子研究》1992年第3期），李維武《重建本體論：熊十力與道家哲學》（《道家文化研究》第十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5] 現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台灣學者劉述先也發表《如何正確理解熊十力——讀〈長懸天壤論孤心〉有感》（台灣《當代》1993第81期）一文，對翟誌成進行了反駁。

[16] 主要論文有：田文軍《馮友蘭文化類型說芻議》（《江漢論壇》1987年第8期）、《馮友蘭的中西文化觀》（《孔子研究》1989年第1期）、《馮友蘭“共相說”鉤沉》（《現代新儒學研究論集》第一輯）、《馮友蘭人生境界論評析》（《中州學刊》1990年第2期）、《馮友蘭對新理學的反省與認同》（《武漢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新理學方法簡論》（《現代新儒學研究論集》第二輯）、《馮友蘭與文化保守主義》（《中國哲學史》1996年第 3期），李維武《馮友蘭新理學與維也納學派》（《現代哲學》1990年第4 期），蕭萐父《舊邦新命真火無疆——馮友蘭先生學思曆程片論》（《中州學刊》1991年第6期），景海峰《簡議“新理學”的形上學係統》（《深圳大學學報》1992年第2期），周熾成《重評馮友蘭的人生境界論》（《華南師範大學學報》1993年第2期），王中江《極高明而道中庸：馮友蘭哲學的終極關懷》（《馮友蘭先生紀念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認定超越性的實在：馮友蘭與實證主義的緊張》（《馮友蘭學記》，三聯書店1995年版），方克立《馮友蘭與中國哲學現代化》（《中國文化研究》1994年夏之卷），陳來《論馮友蘭哲學中的神秘主義》（《中國文化》第13期，1996年），錢耕森、程潮《馮友蘭與唐君毅的人生境界說之比較研究》（《新華文摘》1996年第2期），傅雲龍《馮友蘭的人生價值觀》（《孔子研究》1996年第3期）。

[17] 主要論文有：郭齊勇《簡論牟宗三的中西文化比較模式》（《現代新儒學研究論集》第一輯）、《論牟宗三“兩層存有論”的道德形上學》（《天津社會科學》1993年第5期），景海峰《牟宗三的文化哲學及其曆史觀析論》（《深圳大學學報》1992年第4期）。

[18] 景海峰《唐君毅先生對華嚴思想之闡釋》（《唐君毅思想國際會議論文集》第二冊，香港法住出版社1990年版）、《唐君毅的新人文觀試探》（《東西方文化評論》第三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宗教化的新儒學――略論唐君毅重建中國人文精神的取向》（《現代新儒學研究論集》第二輯），方克立《中國哲學範疇研究的鴻篇巨製——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評介》（《唐君毅思想國際會議論文集》第三冊，香港法住出版社1991年版），周熾成《唐君毅、牟宗三的道德倫理觀》（《社會科學家》1991年第6期）、《唐君毅人生論述評》（《華南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第4期），蕭萐父《論唐君毅之哲學史觀及其對船山哲學之闡釋——讀〈中國哲學原論〉》（《吹沙集》，巴蜀書社1991年版），郭齊勇《論唐君毅的文化哲學》（《求是學刊》1993年第4期）、《唐牟徐合論》（《學人》第五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趙德誌《〈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述評——兼論唐君毅與黑格爾哲學》（《孔子研究》1995年第1期），羅義俊《文化悲願與傳統護法——論唐君毅先生對“保守”之價值厘定》（《原道》第三輯，1996年）。

[19] 李維武《價值世界與人文精神的探索——— 徐複觀文化哲學的基本路向》（台灣《中國文化月刊》第130期，1990年8月）、《徐複觀文化哲學的基本思想》（《現代新儒學研究論集》第二輯）、《徐複觀對道家思想的現代疏釋》（台灣《中國文化月刊》第188期，1995年6月），郭齊勇《論徐複觀的思想史觀》（《江漢論壇》1993年第6期），羅義俊《儒家批判傳統的重建——論徐複觀的時代貢獻》（日本《中國研究》1995年第12期）。

[20] 參見方克立《現代新儒學研究的自我回省——敬答諸位批評者》，載《南開學報》1993年第2期。

[21] 如黃克劍的《“文化認同”和儒學的現代命運：評杜維明〈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讀書》1988年第3期），冷德熙的《曆史神話和現代神話——讀杜維明〈人性與自我修養〉》（《讀書》1990年第7期），劉軍寧的《新加坡：儒教自由主義的挑戰》（《讀書》1993年第2期），劉墨的《“後儒家的挑戰”——杜維明的新儒學著作》（《中國圖書評論》1996年第3期）；柴文華、李秀雲的《儒學的層麵剖析與重建途徑——論杜維明先生的儒學觀》（《學術交流》1996年第3期）比較深入地論述了杜氏的新儒學思想。

[22] 參見氏著《現代新儒學研究的自我回省——敬答諸位批評者》（《南開學報》1993年第2期）、《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現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高校理論戰線》1996年第2期）以及關東的《現代新儒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訪方克立教授》（《哲學研究》1990年第3期）。

[23] 參見氏著《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該文題記。

[24] 在《評大陸新儒家推出的兩本書》中，方氏說：“十年來這項研究確有一定的進展，但有兩個情況開始我卻沒有想到。一是沒想到現代新儒學研究很快會在國內‘熱’起來，從斷頓30餘年的‘絕學’變成一門‘顯學’。……二是沒想到今天會有一些大陸學者欣賞、認同以至歸宗現代新儒學，自稱‘大陸新儒家’”。

[25] 在此有必要提及1994—1995年間關於“國學”與馬克思主義關係的討論。1994年6月，《哲學研究》發表《國粹·複古·文化——評一種值得注意的思想傾向》，對“文化複古熱”與“馬克思主義之冷”的現象提出批評。此後，該刊發表一係列文章，對當時的國學研究展開批評或批判。至1995年6月，《孔子研究》發表一組筆談，對《哲學研究》的有關文章進行反批評。同年12月，中央黨校科研部與中國孔子基金會學術委員會聯合召開“馬克思主義和儒學”學術討論會。從會議論文集《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來看，對儒學的批評仍是會議的主調。由於這次討論中馬克思主義學者所批評的乃是包括現代新儒學在內的整個儒學、特別是傳統儒學及其研究，因此與1996年及以後幾年中主要對現代新儒學及其研究的批評還是存在著針對範圍上的差異。

[26] 如李道湘《現代新儒學與宋明理學》（遼寧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彭國翔《道德與知識：從宋明理學到現代新儒家——對現代新儒學的一個發生學解說》（《原道》第六輯，1999年），成守勇、陳贇《新儒家為什麽出入佛老——兼論儒學在現代開展的途徑》（《孔子研究》2001年第4期），姚才剛《“第三代新儒家”芻議》（《南昌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陳代湘《現代新儒學與朱子學》（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7] 如葉賦桂《現代新儒家的思想特質》（《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1997年第1期），樊浩《論“新儒學理性”與“新儒學情結”》（《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2期），李翔海《論現代新儒學的內在向度——尋求宗教精神、哲學精神與科學精神的統一》（《南開學報》哲社版2001年第1期），郭齊勇《論現代新儒學的特色》（日本北海道大學《中國哲學》第三十號，2001年12月），餘日昌《當代海外新儒學的“三統”觀》（《江海學刊》2003年第3期）。

[28] 如彭國翔《為道與為學 —— 當代儒者的社會功能與角色定位》（《鵝湖》1999 年第 9 期），景海峰《清末經學的解體和儒學形態的現代轉換》（《孔子研究》2000年第3期），顏炳罡《泛化與界域——論當代新儒家的定性與定位》（《求是學刊》2001年第2期）。

[29] 如景海峰《當代儒學走向多元化》（紐約《明報》1997年7月8日），範希春《現代新儒學的轉向省察》（《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2000年第6期），杜鋼建《新儒家在大陸的發展前景》（《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王心竹《注定做不了旁觀者──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儒學》（《新原道》第二輯，2004年）。

[30] 如孟建偉《以人文涵蓋科學——現代新儒家文化觀及其偏頗》（《自然辯證法研究》2000年第7期），蔣國保《現代新儒家的理想、困境與迷失》（《江海學刊》2001年第2期），李宗桂《當代新儒學發展的若幹難題》（《文史哲》2003年第2期），李憲堂《先秦儒家的專製主義精神：對話新儒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李永忠《享其實者懷其樹，飲其流者懷其源——論“新儒家”的存在意義與其內在理論困難》（《湘潭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2004年第5期）。

[31] 如餘秉頤《評現代新儒家的文化價值觀》（數字中國網，2004年3月23日），柴文華《現代新儒家文化觀研究》（三聯書店2004年版）。

[32] 如王澤應《現代新儒家倫理思想研究》（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33] 如郭齊勇《當代新儒家對儒學宗教性問題的反思》（《中國哲學史》1999年第1期）。

[34] 如張毅《現代新儒家生命美學引論》（《中國文化研究》2004年第2期）。

[35] 如侯敏《有根的詩學：現代新儒家文化詩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6] 如陳代湘《現代新儒家的朱子學研究概述》（《哲學動態》2002年第7期），郭齊勇《現代新儒家的易學思想論綱》（《周易研究》2004年第4 期）。

[37] 如宋誌明《略論儒家解釋學》（《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00年第2期）。

[38] 如羅義俊《當代新儒家的自我定位與其政治學的現代展開》（台灣中研院文哲所《儒家思想與現代世界》，1997年12月），丁原《海外新儒家及其外王學》（《天津社會科學》1998年第5期），任劍濤《社會政治儒學的重建──關於“儒家自由主義”的理論期待》（《原道》第七輯，2000年）。

[39] 如李維武《全球化與現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義》（《學術月刊》2001年第10期）、《現代新儒家對全球化運動的反思——以梁漱溟、馮友蘭、徐複觀為中心》（《中國哲學的創造性轉化》，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0] 蔡德貴、牟宗豔《儒學現代化應向巴哈伊汲取什麽?》，《海南大學學報》社科版1998年第3期。

[41] 李翔海《論現代新儒學與後現代主義》，《教學與研究》1998年第9期。

[42] 鞠曦《段正元與現代新儒學“道統”觀念之比較》，“孔子2000”網，2001年6月12日。

[43] 見喬清舉著《金嶽霖新儒學體係研究》（齊魯書社1999年版），周熾成撰《簡論陳榮捷對儒學的世界性貢獻》（《中國哲學史》1999年第4期）、《向西方介紹中國哲學——陳榮捷的學思與功業》（《學術研究》1999年第8期），景海峰撰《從仁厚先生所贈書觀其“昭熊述牟”之誌》（《蔡仁厚教授七十壽慶集》，台灣學生書局1999年版），石義斌撰《儒學傳統的轉化性創造——李澤厚新儒學思想述要》（《學術論壇》2000年第4期），王其水撰《鵝湖係：台灣新儒學的新趨向》（《孔子研究》1998年第2期），範桂萍、幹春鬆撰《後新儒家時代》（《哲學動態》1997年第3期），洪曉楠撰《也談後新儒家時代》（《哲學動態》1997年第7期）。

[44] 如程恭讓《梁漱溟的佛教思想述評》（《孔子研究》1998年第2期），熊呂茂《梁漱溟的儒佛文化觀之比較》（《湖湘論壇》2000年第4期）、《評梁漱溟的東西文化觀》（《孔子研究》2001年第5期），陳來《梁漱溟早期的中西文化觀》（《武漢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劉長林《梁漱溟對儒家聖賢人格說的現代重構》（《孔子研究》2001年第5期），楊孝容《不舍眾生不住涅槃、出世即救世——梁漱溟人生哲學的佛教底蘊初探》（重慶社會科學院網，2003年10月31日）。

[45] 白吉庵《物來順應——梁漱溟傳及訪談錄》（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版），馬勇《末代碩儒》（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鄭大華《梁漱溟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版），梁培恕《梁漱溟傳——我生有涯願無盡》（明報出版社2001年版），鄭大華《梁漱溟傳》（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6] [美] 艾愷著，王宗昱、冀建中譯《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7] 陳來《熊十力<體用論>的宇宙論》（《現代中國哲學的追尋：新理學與新心學》），張光成《中國現代哲學的創生原點：熊十力體用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郭齊勇《熊十力與道家》（《道家文化研究》第20輯，三聯書店2003年版）、《熊十力の佛教唯識學批判》（日本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紀要》第37期，2004年4月），郭美華《熊十力本體論哲學研究》（巴蜀書社2004年版）。

[48] 江日新《儒家思想與現代世界：“民族複興之學術基礎”的尋求――張君勱的科學概念與研究政策》（《原道》第七輯，2000年），黃東婭《試析張君勱憲政觀的文化關懷》（世紀中國網，2001年6月13日），許紀霖《從國民共同體到民族共同體——現代中國的自由民族主義思潮》（上海社聯網）。

[49] 主要有：《馮友蘭研究》第一輯（蔡仲德編，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版），《解讀馮友蘭》（全三冊，單純、曠昕編，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馮友蘭哲學思想研究》（陳戰國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版），《舊邦新命――馮友蘭研究》第二輯（高秀昌編，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學術與政治之間：馮友蘭與中國馬克思主義》（鄭家棟著，台灣水牛出版社2001年版），《解析馮友蘭》（鄭家棟、陳鵬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傳統與創新——第四屆馮友蘭學術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胡軍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生命的層級──馮友蘭人生境界說研究》（劉東超著，巴蜀書社2002年版），《哲學與哲學史之間：馮友蘭的哲學道路》（鬱有學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版），《馮友蘭哲學生命曆程》（金春峰著，中國言實出版社2004年版）。

[50] 主要有：田文軍《馮友蘭的生活方法新論》（《中州學刊》1997年第5期）、《馮友蘭文化觀芻議》（《哲學研究》1998年增刊）、《馮友蘭與中國哲學史學》（《學術月刊》1999第4期）、《馮友蘭論現代心學與理學》（《玄圃論學續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蔣永青《馮友蘭先生的〈老子〉意義論》（《中國文化研究》2000年春之卷），餘敦康《馮友蘭先生關於傳統與現代化的思考》（《中國哲學史》2001年第1期），宋誌明《略論馮友蘭晚年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蒙培元《知識還是境界——評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總結”》（《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1年第3期），丁為祥《從形式與質料到真際與實際——馮友蘭朱子詮釋芻議》（《人文雜誌》2001年第4期），陳代湘《馮友蘭方法論與朱熹工夫論》（《湘潭大學學報》2002年第6期）、《馮友蘭對朱子學的繼承和超越》（《船山學刊》2003年第1期）。

[51] 鬱有學《試論馮友蘭的思想曆程》（《中國文化研究》2000年夏之卷），陳鵬《新理學與西方哲學——新理學形上學形成的一種解釋》（《哲學研究》2000年第1期），李維武《馮友蘭在全球化與民族性之間的探尋》（《南陽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

[52] 郭齊勇《形式抽象的哲學與人生意境的哲學——論馮友蘭哲學及其方法論的內在張力》（《中州學刊》1998年第3期）、《形式抽象的哲學與生命體驗的哲學——馮友蘭哲學的內在張力》（日本東北大學文學部《文化》第68卷第1-2號合刊，2004年9月）。

[53] 此階段對錢氏曆史觀研究成果最多的是徐國利，其上十篇論文散見於《史學理論研究》、《史學史研究》、《求是學刊》、《史學月刊》、《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學報》等多種刊物及一些文集，分別探討了錢氏的曆史本體論、曆史文化構成論、人文曆史認識論、聖賢史觀、史學方法論、史體史書論、中西史學比較觀諸方麵，在此不遑列舉；其專著《錢穆史學思想研究》於2004年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他如羅義俊的《錢穆及其史學綱要》（《曆史教學問題》1997年第1期），郭曉東的《對曆史的一種溫情與敬意——讀錢穆〈中國曆代政治得失〉》（《讀書》2003年第10期），亦屬此類。探討錢氏學術、文化觀的論文主要有郭齊勇、汪學群《錢穆學術思想探討》（《學術月刊》1997年第2期），郭齊勇《中國民族性與中國文化精神──錢穆論曆史、民族與文化》（《珞珈哲學論壇》第2輯，遼海出版社1999年版），徐國利《錢穆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觀及其意義》（《中西會通與中國哲學的近現代轉換》，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研究錢氏知識分子觀的論文有羅義俊的《錢穆的中國知識分子觀》（《史林》1997年第4期）。關於錢氏朱子學的研究則有陳代湘的《錢穆的朱子心學論評析》（《中國文化研究》2001年第3期）及其《論錢穆與牟宗三對朱子中和學說的研究》（《泉州師範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等文。

[54] 參見胡軍《方東美哲學思想的道家精神》（《中國哲學史》2000年第1期）、《也談方東美哲學思想的儒家精神》（《中國哲學史》2001年第4期）、《也談方東美哲學思想的理論歸趣》（《學術月刊》2004年第5期），蔣國保《方東美哲學思想的儒家精神》（《中國哲學史》2001年第2期），餘秉頤《方東美對原始儒家、道家哲學的闡釋》（《江淮論壇》2001年第6期）、《方東美哲學思想的理論歸趣——與胡軍先生商榷》（《學術月刊》2001年12月號）；另外，李安澤著有《方東美華嚴哲學理境探賾》（《世界弘明哲學季刊》1999年第12期）、《共命慧與圓融美——方東美哲學理境探賾》（《山西大學學報》哲社版2004年27卷5期），吳光興著有《方東美對原始儒家的哲學闡釋》（《中國文化》第21期，2004年6月）。

[55] 如《讀牟宗三〈生命的學問〉》［加拿大《文化中國》1997年第9期］，《我讀牟宗三：典範的學思生命和哲學創造》（台灣《鵝湖》1998年第10期），《分判與會通——讀牟宗三先生〈中西哲學之會通十四講〉》（香港《毅圃》第16期， 1998年12月），《宋明理學研究的典範》（載牟著《心體與性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宋明理學的幾個問題與牟宗三的通釋》（載牟著《從陸象山到劉蕺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牟宗三與魏晉玄學研究——讀牟先生〈才性與玄理〉》（《史林》2003年第2期），《圓教與圓善：康德與牟宗三——讀牟宗三先生〈圓善論〉》（《社會科學》[滬]2004年第3期）；“續牟時代”說見於氏著《續牟宗三時代：新儒學的繼承與發展》（《學術月刊》1997年第9期）。

[56] 如王興國的《熊十力與牟宗三》（孔子2000網，2002年2月9日）。

[57] 如陳代湘的《牟宗三對朱子中和學說的闡析》（《湘潭大學學報》2001年第5期）、《評牟宗三對胡宏和朱熹工夫論的闡析》（《南開學報》2002年第3期）、《牟宗三“良知自我缺陷”說與朱子學的關係》（《朱子研究》2003年第1期）、《牟宗三“別子為宗”說評析》（《朱子研究》 2003年第2期）。

[58] 如程恭讓的《牟宗三〈大乘起信論〉“一心開二門”說辨正》（《哲學研究》1999年第12期），苗潤田《牟宗三儒學宗教論研究》（《孔子研究》2000年第6期）。

[59] 如彭國翔的《康德與牟宗三之圓善論試說》（台灣《鵝湖》1997年第8期），鄭家棟的《超越與內在超越——牟宗三與康德之間》（《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4期），程恭讓的《牟宗三對孟子與康德學理相關性的詮釋》（《學術月刊》2001年第6期），以及上揭羅義俊《讀牟宗三先生〈圓善論〉》一文。

[60] 如倪梁康的《牟宗三與現象學》（中國儒學網轉自中國現象學網，2003年5月12日）。

[61] 如彭國翔的《從中國哲學自身的演進看牟宗三哲學的基本架構與核心概念》（《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刊》第 54 期，1998年第3期），李維武的《牟宗三對“存在”問題的探尋與未來中國哲學的發展》（《孔子研究》1999年第1期）。

[62] 如鄭家棟的《孤獨·疏離·懸置——牟宗三與儒家的當代境遇》（載《儒家思想的現代詮釋》，台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7年10月印），景海峰的《簡議牟宗三圓善論的理性主義困限》（《深圳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楊澤波的《“道德他律”還是“道德無力”——論牟宗三道德他律學說的概念混亂及其真實目的》（《哲學研究》2003年第6期），閔仕君的《中國現代形上學建構的反思——以牟宗三“道德的形而上學”為例》（孔子2000網，2004年6月18日）。

[63] 顏炳罡著《牟宗三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鄭家棟著《牟宗三》（台灣東大圖書公司2000年版），李山編著《牟宗三傳》（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64] 如李維武的《心通九境：唐君毅與道家思想》（台灣《中國文化月刊》第205期，1997年4月），佚名《試論唐君毅“心靈境界說”對華嚴佛法的融契和闡揚》（唐學網，2003年9月29日）。

[65] 主要論著分別有：李維武《國族無窮願無極，江山遼闊立多時——－徐複觀的文化哲學與人文世界》（《徐複觀與中國文化》），洪曉楠《中國文化的現代疏釋——論徐複觀的文化哲學思想》（《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2001年第3期）；李維武《徐複觀的政治理想與孫中山的政治哲學》（《徐複觀與中國文化》），任劍濤《自由主義的兩種理路：儒家自由主義與西化自由主義——徐複觀、殷海光政治哲學之比較》（《原道》第4輯，1997年），胡治洪《專製政治·儒家精神·現代自由主義——徐複觀政治思想述論》（2003年12月徐複觀與20世紀儒學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郭齊勇《徐複觀論禮樂》（《江西社會科學》2004年第8 期），吳根友《徐複觀與儒家的政治哲學》（2004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學國際新儒學會議論文），陳少明《從徐複觀看儒學對當代政治觀念的反應》（中國儒網）；李維武《徐複觀對中國史學精神的闡釋》（《思想與文化》第1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李維武《徐複觀對中國道德精神的闡釋》（《江海學刊》2002年第3期）；李維武《徐複觀對中國藝術精神的闡釋》（《福建論壇》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3期）；許紀霖《重建知識與人格的立足點——徐複觀的知識分子論》（世紀中國網，2004年9月7日）；李維武《徐複觀對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反思》（《山東社會科學》2003年第1期）；李維武《徐複觀：一個現代儒者對世界和平的待望》（《孔學論文集》第3輯，馬來西亞孔學研究會2004年版），徐水生《徐複觀的日本觀的研究》（台灣《鵝湖》2004 年第3期）；蕭萐父《徐複觀學思成就的時代意義》（《徐複觀與中國文化》），周熾成《徐複觀：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傑出一員》（《華南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6期）。

[66] 見《儒學意義世界的挖掘與埋葬——評杜維明的哲學》（《學海》1998年第6期）。

[67] 主要論著有：采臣《小議儒學三期發展：讀〈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津圖學刊》1998年第3期），李存山《儒學創新與馬克思主義創新：和杜維明先生對話》（《哲學動態》1999年第4期），洪曉楠《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論杜維明的文化哲學思想》（《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科版2000年第1期），程亞文《傳統儒家的知識分子形象——評〈道、學、政：論儒家知識分子〉》（《開放時代》2001年10月號），魏彩霞《杜維明現代知識分子觀述評》（《貴州文史叢刊》2002年第2期）。

[68] 胡治洪《全球語境中的儒家論說：杜維明新儒學思想研究》（三聯書店出版），魏彩霞《全球化時代中的儒學創新：杜維明的現代新儒學思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69] 主要論著有：吳俊明《建構新儒家係統哲學的劉述先》（《北方論叢》1999年第1期），姚才剛《論劉述先係統哲學思想》（《湖北行政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

[70] 參見前揭蔡德貴、牟宗豔的《儒學現代化應向巴哈伊汲取什麽? 》。另外，蔡氏在《實用儒學芻議》（《魯文化與儒學》，山東友誼出版社1996年版）中對此也有論述。

[71] 任劍濤《社會政治儒學的重建──關於“儒家自由主義”的理論期待》，《原道》第七輯，2000年。

[72] 蔣慶《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發展》，三聯書店2003年版。

[73] 王達三《儒學是我們的生活方式——郭齊勇先生訪談錄》，孔子2000網，2004年11月9日。

[74] 吳光《從孔孟仁學到民主仁學——儒學的回顧與展望》，思問網。

[75] 黃玉順《“生活儒學”導論》，《原道》第十輯，2005年。實際上，“生活儒學”概念是黃氏基於早先幾年的思考而於2004年5月在一次網上討論中正式提出的。參見《黃玉順“生活儒學”自選集·說明》，中國儒學網。

[76] 康曉光《仁政：權威主義國家的合法性理論》（《戰略與管理》2004年第2期），《我為什麽主張“儒化”：關於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保守主義思考》（燕南社區網，2004年12月10日）。

[77] 宋誌明《德性儒學芻議》（“第七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第二冊，武漢大學2005年9月）。

[78] 參見《2004儒學秀：現代儒生風花雪月》（壁上客，搜狐網，2005年1月26日），《2004：文化保守主義抬頭》（陳濤等，原載《外灘畫報》，轉自新浪網，2005年1月18日），《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評大陸新儒學“浮出水麵”和保守主義“儒化”論》（方克立，載《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2005年第6期）。

[79] 如郭齊勇《An Overview of the New Confucian Intellectual Movement》（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Vol.36,No.2，New York，2005），李承貴《現代背景下的儒學開展方向——百年來儒學開展方向主要論說及評論》（《江西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儒學當代開展的三個向度》（原載《光明日報》，轉自人民網，2005年7月12日），景海峰《儒家思想現代詮釋的哲學化路徑及其意義》（《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6期），蔣國保《儒學普世化的基本路向》（國際儒聯網，2005年7月8日），郭沂《儒學當代發展的回顧和展望》（《新華文摘》2005年第15期），陳寒鳴《現代新儒學的發展曆程》（孔子2000網，2005年11月16日）、《關於儒學的現代轉化問題——評現代新儒家的儒學轉化觀》（孔子2000網，2005年12月3日）。

[80] 如郝海燕《儒家文化與中國科學：現代新儒家的見解》（原載《自然辯證法研究》，轉自中國公眾科技網，2005年5月24日），陳衛平《“李約瑟難題”與現代新儒家》（《儒林》第一輯，2005年9月）。

[81] 主要論著分別有：高迎剛、馬龍潛《梁漱溟文藝思想論略》（《齊魯學刊》2005年第2期）；景海峰《熊十力與柏格森》（《儒林》第一輯，2005年9月）；鄭大華《九一八事變後張君勱新儒學思想的發展》（《商丘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高迎剛、高霞《馬一浮與“現代新儒學”的思想危機》（《上海大學學報》社科版2005年12卷4期）；蒙培元《“接著講”與“天地境界”》（《中國思想史研究通訊》第五輯，2005年5月）；杜霞《論牟宗三的康德研究》（中國儒學網，2005年1月13日），君雅《牟宗三先生論海德格的“基本存有論”》（中國儒學網，2005年3月20日），陳克艱《牟宗三與康德哲學散論》（中國儒學網，2005年8月8日），郭齊勇《牟宗三先生以“自律道德”的理論詮釋儒學之蠡測》（《哲學研究》2005年第12期）；黃玉順《唐君毅思想的現象學奠基問題——〈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再探討》（《思想家》第一輯，巴蜀書社2005年版），何仁富《唐君毅論超越人生之哀樂相生》（唐學網），王怡心《從〈哲學概論〉一書論唐君毅先生中期的形上學觀》（唐學網）；周桂鈿《徐複觀的學術特點》（國際儒聯網，2005年5月12日），丁為祥《民主政治與儒學傳統——徐複觀“雙重主體性”思想述評》（《中國思想史研究通訊》第七輯）；寧新昌《“體知”儒學，考量文化——杜維明儒學思想評述》（《中國思想史研究通訊》第八輯）；姚才剛《“理一分殊”與儒學重建——論劉述先新儒學思想的方法論原則》（《湖北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郭齊勇《成中英先生的學術貢獻》（《本體與詮釋》第五輯，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5年版）。

[82] 參見劉體勝《現當代新儒學的一次盛會——第七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綜述》（《中國哲學史》2006年第1期）。

[83] 見方克立《致第七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的信》（《原道》第十二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84] 參見陳明、王達三《“原道”與大陸新儒學的建構》（《原道》第十二輯），王達三《“大陸新儒家”與“現代新儒家”》（儒學聯合論壇網，2005年9月29日）。

[85]《新原道》第一輯“編後”說：“港台新儒學是《新原道》同人從正麵走近傳統的接引者。”

[86] 見杜維明《〈原道〉、儒學與文化保守主義》，龐樸《我是中國文化的保守主義者》，盛洪《文化保守主義的大旗應該舉得高高》，程亞文《文化民族主義的知識衛護――《原道》輯刊讀解》。

[87] 見劉敬文《蔣慶：我對儒教複興信心十足》（《晶報》2005年12月28日），另參見米灣《對蔣慶先生〈關於重建儒教的構想〉一文的質疑的質疑》（2005年12月27日，華夏複興網）。

[88] 主要有：《私塾教育是教育創新還是文化複辟》（原載《江南時報》，轉自新浪網，2005年10月27日），《傳統國學風吹草動，“現代私塾”裝模做樣？》（人民網，2005年11月2日），《菊齋私塾：國學複興的一個標本? 》（左讚，《鄭州晚報》2005年11月2日），《能否給“現代私塾”一個空間？》（黃波，荊楚網，2005年11月5日），《現代私塾：風物長宜放眼量！》（個一，紅網，2005年11月7日），《現代私塾，複辟還是弘揚？》（原載《三晉都市報》，轉自山西新聞網，2005年11月8日），《“現代私塾”之我見》（孫亞軍，中國教育在線網，2005年11月14日），《劉緒貽：不要再毒害孩子了》（學術批評網， 2005年12月31日）。

[89] 人在瑞士論壇網發表了記述這次祭儀全過程的報道，題為《乙酉春新儒學子深衣祭聖禮》，並配發了一組照片。

[90] 參見《聚焦第二十二屆國際孔子文化節·全球聯合祭孔》（《經濟導報》電子版2005年9月23日）。

[91] 這種自覺在參加過“乙酉春新儒學子深衣祭聖禮”的趙宗來所撰《乙酉秋民間學子聖城釋奠禮紀事》一文中有較好的表現。文見人在瑞士論壇網。

[92] 主要有：《“祭孔”的憂思》（趙士林，《粵海風》2005年第6期），《祭孔，首先與民族出路無關》（馮磊，天涯雜談網，2005年10月4日），《不妨將祭孔當做“超女”，誰要玩祭孔，就讓他們玩去》（鄢烈山，國際在線網，2005年9月28日，轉自《新京報》）。

[93] 見《全國政協委員建議四書五經列入公務員考試內容》（原載《信息時報》，轉自搜狐新聞2006年3月18日），《李漢秋委員建議以孔子誕辰日9月28日為教師節》（人民網2006年3月12日）。

[94] 如林安梧認取船山的“氣”範疇作為其思想建構的出發點，霍韜晦及“法住”同人對禪學多有吸取。

[95] 參見鄭家棟《新儒學：一個走向消解的群體》（《文化中國》第2卷第3期，1995年9月），黃玉順《文化保守主義與“現代新儒家”》（《讀書時報》2005年11月30日）。

[96] 實際上，在大陸“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課題啟動之初，對於將牟、唐等人作為研究對象也並不是沒有爭論的。參見方克立《關於現代新儒家研究的幾個問題》（《現代新儒家研究論集》第一輯）。

[97] 這裏並不排除某些學者選取現有的現代新儒家研究對象之外的人物加以研究，但這種研究的學術、理論和思想價值及其社會反響不會很大。

[98] 有些學者並不同意這一觀點，如黃玉順認為，熊、牟的“哲學形而上學，恰恰是對生活本身的遮蔽。這樣的哲學形而上學，在二十世紀以來的當代思想中，恰恰是必須被‘解構’的東西”（見前揭氏著《文化保守主義與“現代新儒家”》）。然而吊詭的是，黃氏“生活儒學”的建構卻恰恰是采取的哲學形而上學的進路。實際上，缺少了哲學形而上學建構，生活本身的一切都將失去究極根據。試想現代新儒學若無熊、牟等人的哲學建構，將是一種多麽平庸的麵相。今後儒學如要發展，仍然少不了哲學形而上學的建構。

[99] 如郭齊勇等對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牟宗三諸家哲學體係的中國特性分別作了精到的論述。參見郭齊勇著《熊十力及其哲學》（華夏出版社1985年版）、《熊十力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形式抽象的哲學與人生意境的哲學——論馮友蘭哲學及其方法論的內在張力》（《中州學刊》1998年第3期）、《牟宗三先生會通中西重建哲學係統的意義》（第七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2005年9月）以及郭齊勇、龔建平合著《梁漱溟哲學思想》（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00] 限於篇幅，茲不具引有關篇目，讀者可於本文“回顧”部分尋繹。

[101] 關於這方麵的情況，亦請讀者複按本文“回顧”部分。

[102] 最為典型的是對牟宗三關於通過“良知的自我坎陷”達致“內聖開出新外王”的論說的指責，批評者將這一論說指為完全不具現實可能性的邏輯遊戲。對於這種批評可作以下幾點辯駁。其一，“良知坎陷”說即使確實不具現實可能性，也不必作為理論家的詬病。理論家隻對理論本身的周嚴性負責，而不包辦現實問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從周嚴性角度看，“良知坎陷”說是成立的。其二，“良知坎陷”是具有操作可能的，這種可能取決於主體的選擇；如果主體自覺地暫置德性修養，而將製度安排和知性追求作為階段性的中心關切，其“良知”之“坎陷”也就得以實現。其三，寬泛地看，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進程，大致就是一種“良知”日益“坎陷”的實踐。從傳統社會以希聖希賢作為首要追求，經鴉片戰爭、洋務運動、戊戌維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乃至當今的現代化建設，民主、科學已經成為社會的中心關切，製度和物質建設也已取得了巨大成就，“良知”已經實現了“坎陷”。問題隻是在於，這種“坎陷”，特別自五四以來，采取了非“良知”或反“良知”的方式，民主、科學被當作了唯一的絕對可欲的目的。當前，麵對極度“坎陷”的狀況，社會各層都在籲求道德重建，“良知”正在被重新喚回。

[103] 參見本文“回顧”部分。

寫於2006/12/05

近20年我國大陸現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胡治洪）

胡治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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