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普適文明與(yu) 中國價(jia) 值對立是偽(wei) 命題

作者：許紀霖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時間：孔子2566年暨耶穌2015年12月07日

（編者按：本文係華東(dong) 師範大學許紀霖教授於(yu) 饒宗頤國學院“普適價(jia) 值再思”論壇演講《走出普適價(jia) 值論與(yu) 中國特殊論的二元對立》部分內(nei) 容，注釋從(cong) 略，由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當代中國思想界有兩(liang) 種極端的傾(qing) 向。一種是原教旨自由主義(yi) 者所主張的“文明一元論”， 相信世界各國、各民族的現代化發展道路“殊途同歸”，萬(wan) 川河流不管來自是黃土地、紅土地還是黑土地，最後都會(hui) 匯集到西方的“藍色文明”之中。中國的未來隻有一條道路，那就是西方所代表的普適的現代化道路。以此截然相反的是曆史主義(yi) 者所持有的“文化相對論”，認為(wei) 各個(ge) 民族與(yu) 國家的現代化道路由於(yu) 國情與(yu) 文化不同，各有其價(jia) 值所在，不同文化之間不可通約，不存在一個(ge) 為(wei) 不同文化和民族所共享的普適文明，全球的現代性模式不是“殊途同歸”，而是“分道揚鑣”，你走你的陽關(guan) 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彼此之間沒有什麽(me) 共同的道理可講。吳增定相信：“每個(ge) 文明都注定無法理解、也不可能接受其他文明的最高理想，而在任何文明之間都不存在一個(ge) 所謂的普適價(jia) 值，因為(wei) 任何‘普適價(jia) 值’僅(jin) 僅(jin) 對這個(ge) 文明本身才有普遍意義(yi) ，一旦超出自己的自然界限，那麽(me) 它就注定要成為(wei) 一種尋求擴張和征服的堂皇借口。”無論是“文明一元論”的“殊途同歸“，還是“文化相對論”的“分道揚鑣”，其背後的理據都是需要予以重新討論的。

原教旨自由主義(yi) 視西方為(wei) 文明的普適模式，這種黑格爾式的文明發展一元論將導致科耶夫所批評的並非美妙的“同質化的普遍國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多樣性與(yu) 豐(feng) 富性將被這種同質化的一元文明所徹底摧毀。普適文明的確存在，但對此有兩(liang) 種不同的理解。亨廷頓在《文明的衝(chong) 突與(yu) 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明確區分了兩(liang) 種對普適文明的闡釋：一種是在意識形態冷戰或者二元式的“傳(chuan) 統與(yu) 現代”分析框架之中，將普適文明解釋為(wei) 以西方為(wei) 典範的、值得各非西方國家共同仿效的文明，另外一種是在多元文明的理解框架之中，普適文明乃是指各文明實體(ti) 和文化共同體(ti) 共同認可的某些公共價(jia) 值以及相互共享與(yu) 重疊的那部分社會(hui) 文化建製。1990年代中期之前，當思想界還沉睡在冷戰思維和現代化模式之中時，西方中心主義(yi) 的確主宰過中國人天真的心靈。近十年來，隨著“反思的現代性”思維崛起，普適文明的內(nei) 涵發生了內(nei) 在的轉變。西方與(yu) 東(dong) 方一樣，隻是眾(zhong) 多特殊文明中的一種，所謂的普適文明正是各種特殊性文明中所共享的重合部分，是人類得以和平共處與(yu) 健康發展的基本價(jia) 值。普適文明不是一組固定不變的靜態要素，而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與(yu) 更多文明的介入，其內(nei) 涵也處於(yu) 不斷的再建構過程之中。普適文明既是動態的、曆史的，又並非邊界模糊、可任意解釋與(yu) 發揮。當上帝和天命等各種超越世界解體(ti) 之後，普適文明便擁有了深刻的啟蒙印記，文明是對人之所以為(wei) 人的製度性守護，是對人性尊嚴(yan) 所必須的自由平等的捍衛。這些已經被寫(xie) 入聯合國一係列基本公約、並為(wei) 大多數國家所簽訂認可的，已經成為(wei) 人類的核心價(jia) 值。

到了二十一世紀，全球的現代性方案形形色色，五花八門。仔細考察，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假如用帕森斯的三條鐵律來衡量，的確無法解釋。這表明，以本質主義(yi) 到思維理解現代性，已經麵臨(lin) 著不可逾越的內(nei) 在障礙。要超越這一困境，解開現代性的普適與(yu) 多元內(nei) 在緊張的死結，維特根斯坦的“家族類似”理論會(hui) 給我們(men) 一條新的路徑。維特根斯坦在研究各種詞的意義(yi) 的時候，發現其意義(yi) 是不確定的，隻有放在具體(ti) 的曆史語境之中，一個(ge) 詞才能獲得確切的意義(yi) ，但不同語境下的同一個(ge) 詞的意義(yi) 又是相似的，他將之稱為(wei) “家族類似”。也就是說，一個(ge) 家族的成員，他們(men) 的容貌都有相似之處，但並沒有共同的本質，維特根斯坦“家族類似”理論對我們(men) 理解現代性的普適價(jia) 值，在不確定的曆史語境之下獲得現代性的確定意義(yi) 非常有啟發。它提示我們(men) ，現代性並不是一種僵硬的本質或確定不移的目的，不是帕森斯式的三條鐵律。現代性意味著一組價(jia) 值，包括自由、權利、民主、平等、博愛、富強、幸福等等。都是現代性的價(jia) 值。這些價(jia) 值按照以賽亞(ya) ·柏林的說法，彼此之間很難和諧，相互之間經常有衝(chong) 突。於(yu) 是對於(yu) 不同的現代性價(jia) 值需要選擇。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在哪種價(jia) 值具有優(you) 先性的問題上理解是不一樣的。之所以在當今世界有不同的現代性，乃是它們(men) 對何種價(jia) 值優(you) 先的理解和處理不同。比如，英美比較注重自由與(yu) 法治，法國突出民主，東(dong) 亞(ya) 注重發展和富強。不同的現代性，隱含了價(jia) 值優(you) 先性的差異。不過，如果說它們(men) 都是現代性的話，一定具備了現代性這組價(jia) 值中的大部分，具有“家族類似”的特征。不同的現代性既具有相似性，也具有可比性，現代性有品質高下之分，有好的與(yu) 不好的區別。當一個(ge) 國家的現代性過於(yu) 偏重某個(ge) 價(jia) 值，比如隻注重國家富強，公民缺乏基本的人權保障，或者民主製度有了，卻沒有相應的法治秩序，貪汙賄選成風；或者社會(hui) 實現了平等，卻在普遍的貧窮中掙紮……凡此種種，我們(men) 都可以判定不是一種好的現代性。唯有這樣的理解，我們(men) 才有可能在走出“文明一元論”泥沼的同時，又不致於(yu) 陷入“價(jia) 值相對主義(yi) ”。

與(yu) 原教旨自由主義(yi) 用“普適價(jia) 值”代替“中國價(jia) 值”相反的是，中國的曆史主義(yi) 們(men) 有一種將“普適價(jia) 值”與(yu) “中國價(jia) 值”人為(wei) 對立的預設。似乎普適價(jia) 值就是西方的價(jia) 值，中國的“好”一定要與(yu) 西方的“好”對著幹。的確，西方現代性具有複雜的雙重性，既有內(nei) 涵普適文明的啟蒙價(jia) 值，也有野蠻擴張的國家理性。人類的普適價(jia) 值自然不能被西方所壟斷，它是各種高級文明共同參與(yu) 的結果，但也絕非與(yu) 西方全然無關(guan) 。問題的關(guan) 鍵在於(yu) 吸取何種西方文明：是自由民主的普適價(jia) 值呢，還是野蠻擴張的國家理性？令人驚異的是，中國的曆史主義(yi) 似乎與(yu) 子安宣邦、酒井直樹這些日本左派學者不同，他們(men) 批評西方的炮火，不是瞄準以富強為(wei) 導向的馬基雅維利主義(yi) ――在這方麵，反而令他們(men) 驚羨不已――而是靶指自由民主的啟蒙價(jia) 值。於(yu) 是，對西方現代性的討伐變成一個(ge) 有選擇的逆向揚棄：拋棄了製約人類狂妄自大的文明價(jia) 值，而獨獨留下了最可怕的馬基雅維利主義(yi) 。

中國的曆史主義(yi) 在乎的隻是“我們(men) ”與(yu) “他者”的區別、如何用“中國的”價(jia) 值代替“好的”價(jia) 值，以為(wei) 隻要是“中國的”，在價(jia) 值上就一定是“好的”。這種封閉的“區別敵我論”並不能構成有效的價(jia) 值正當性，因為(wei) “我們(men) 的”價(jia) 值無論在邏輯還是曆史當中都無法推理出必定等同於(yu) “好的”和“可欲的”價(jia) 值。中國的目標如果不是停留在民族國家建構，而是重建一個(ge) 對全球事務有重大影響的文明大國，那麽(me) 她的一言一行、所作所為(wei) 就必須以普適文明為(wei) 出發點，在全球對話之中有自己對普適文明的獨特理解。這一理解不是文化性的，不能用“這是中國的特殊國情”、“這是中國的主權，不容別人來說三道四”這類慣常語自我辯護，而是要用普遍的文明標準來說服世界，證明自己的合理性。中國作為(wei) 一個(ge) 有世界影響的大國，所要重建的不是適合於(yu) 一國一族的特殊文化，而是對人類具有普遍價(jia) 值的文明。對中國“好的”價(jia) 值，特別是涉及到基本人性的核心價(jia) 值，也同樣應該對全人類有普遍之“好”。普適文明，不僅(jin) 對“我們(men) ”而言是“好的”，而且對“他者”來說同樣也是有價(jia) 值的。中國文明的普適性，隻能建立在全人類的視野之上，而不是以中國特殊的價(jia) 值與(yu) 利益為(wei) 皈依。中國文明在曆史上曾經是天下主義(yi) ，到了今天這個(ge) 全球化時代，天下主義(yi) 如何轉型為(wei) 與(yu) 普適文明相結合的世界主義(yi) ，這是一個(ge) 文明大國的目標所在。

文明與(yu) 文化不同，文明關(guan) 心的是“什麽(me) 是好的”，而文化關(guan) 注的則是“什麽(me) 是我們(men) 的”？ 文化隻是為(wei) 了將“我們(men) ”與(yu) “他者”區別開來，實現對“我們(men) ”的認同，解決(jue) 自我的文化與(yu) 曆史的根源感，回答我是誰？我們(men) 是誰？我們(men) 從(cong) 哪裏來，又要到哪裏去？但文明不一樣，文明要從(cong) 超越的視野――或者是自然、或者是上帝，或者是普遍的曆史――回答“什麽(me) 是好的“，這個(ge) “好”不僅(jin) 對“我們(men) ”是好的，而且對“他們(men) ”也同樣是好的，是全人類普遍之好。在普適文明之中，沒有“我們(men) ”與(yu) “他者”之分，隻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類價(jia) 值。

這種意義(yi) 上的普適文明，是一種以“文化多元主義(yi) ”為(wei) 基礎的普適文明。與(yu) “文明一元論”的“殊途同歸”與(yu) “文化相對主義(yi) ”的“分道揚鑣”不同，“文化多元主義(yi) ”的基本理念是“理一萬(wan) 殊”。它承認不同的文化之間雖然有質的不同，但彼此之間是可以相互理解的，並且在一些最重要的核心價(jia) 值上，有可能獲得共約性，比如自由、平等、博愛、公正、和諧等，在當代社會(hui) 便成為(wei) 不同民族和文化共享的基本價(jia) 值。隻是在這些價(jia) 值之間何為(wei) 優(you) 先，什麽(me) 最重要，不同的民族與(yu) 國家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和選擇。這種意義(yi) 上的普適文明，是一種以文化多元主義(yi) 為(wei) 基礎的普適文明，文化多元主義(yi) 與(yu) 國家主義(yi) 者所堅持的文化相對主義(yi) 有著非常重要的差別。文化多元主義(yi) 承認不同的文化之間雖然有質的不同，但彼此之間是可以相互理解的，並且在一些最重要的核心價(jia) 值上，有可能獲得共約性，比如自由、平等、博愛、公正、和諧等，在當代社會(hui) 便成為(wei) 不同民族和文化共享的基本價(jia) 值。隻是在這些價(jia) 值之間何為(wei) 優(you) 先，什麽(me) 最重要，不同的民族與(yu) 國家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和選擇。“文化多元主義(yi) ”可以與(yu) 普適文明並存，主張用文明的對話取代文明的對抗，在各種文明平等的對話與(yu) 交流之中獲得普適文明的價(jia) 值共識。中國文化的確是特殊的，就像西方文化也是特殊的一樣，但中國文化畢竟是偉(wei) 大的軸心文明，特殊之中蘊涵著豐(feng) 富的普遍性，蘊涵著可以與(yu) 人類其他文化分享的普適文明。“中國特殊論”貌似政治正確，卻將文明降低到文化的層次，大大矮化了中國文明，實非中國之福音也。

在歐洲思想史中，早期的曆史主義(yi) 有其特殊的理論貢獻，它糾正了啟蒙運動中普適理性忽視不同民族文化獨特性的偏頗，為(wei) 人類普適理想的實現奠定了多樣性的民族文化之根。隻是到費希特之後，曆史主義(yi) 開始保守化，逐漸與(yu) 國家權力聯手，變得歇斯底裏。一種在曆史上有影響的主義(yi) 思潮，本身具有多歧性，就看與(yu) 誰聯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曆史主義(yi) 有多種內(nei) 在的發展脈絡，其在歐洲思想史中擁有與(yu) 啟蒙同樣悠久的傳(chuan) 統，在意大利、英國和法國都有其表現。但為(wei) 什麽(me) 到了德國之後就發生了蛻變？德國曆史主義(yi) 的大家梅尼克在納粹滅亡之後，痛定思痛，他發現19、20世紀的德國曆史主義(yi) 拋棄了德國早期啟蒙運動中歌德、康德和赫爾德的人文主義(yi) 傳(chuan) 統，而與(yu) 普魯士保守的國家主義(yi) 勾搭成奸，最後敗壞了德國文化的好名聲。 德國的這段沉痛往事足以為(wei) 中國的曆史主義(yi) 者們(men) 敲響警鍾：你可以秉持“中國價(jia) 值”、“中國模式”的曆史主義(yi) 立場，問題在於(yu) 你的曆史主義(yi) 在多元的中國文明當中與(yu) 誰結盟，與(yu) 那種傳(chuan) 統相結合？是與(yu) 人文傳(chuan) 統的儒家，還是富國強兵的法家？或者外儒內(nei) 法的政治傳(chuan) 統？中國文明早已不是一個(ge) 同質化的整體(ti) ，它早已風化為(wei) 各種有待激活的思想碎片，就看你的曆史主義(yi) 青睞何種傳(chuan) 統，與(yu) 哪一種曆史傳(chuan) 統發生化學反應了！

事實上，歐洲早期的曆史主義(yi) 屬於(yu) 啟蒙思潮的一部分，與(yu) 人文價(jia) 值並不衝(chong) 突。以賽亞(ya) ·伯林在談到歐洲早期曆史主義(yi) 的代表人物維柯和赫爾德時指出，他們(men) 並非是時人所誤解的文化相對主義(yi) 者，而是真正的文化多元主義(yi) 者。文化相對主義(yi) 認為(wei) 不同的文化價(jia) 值沒有可比較的通約性，因而也沒有絕對的對與(yu) 錯。任何的“好”都是相對的、局部的，隻有對個(ge) 別民族的“好”，沒有普遍的人類的“好”。而文化多元主義(yi) 則承認人類的普遍價(jia) 值，但在不同的曆史文化脈絡之中，普適價(jia) 值會(hui) 有不同的文化形式和具體(ti) 表現。離開了民族文化的根基，普適價(jia) 值便成為(wei) 無本之源。文化相對主義(yi) 往前跨越一步，便是尼采式的虛無主義(yi) 。而文化多元主義(yi) 則可以與(yu) 啟蒙的普適價(jia) 值兼容共存。伯林認為(wei) ，不同的文化價(jia) 值是平等的：同等真實，同等終極，同等客觀，不存在價(jia) 值的等級秩序。但對於(yu) 人性來說，不管多麽(me) 複雜善變，隻要還可以稱之為(wei) 人，其中必然含有“類”的特征。不同文化之間也同樣具有可通約的共同價(jia) 值。雖然民族文化的差異很大，但核心部分是相互重疊的，這些核心價(jia) 值和終極目標都是敞開的，是人類所共同追求的。我們(men) 有必要也有能力超越自身的文化、國家和階級的特殊價(jia) 值觀，突破文化相對主義(yi) 者企圖限製我們(men) 的封閉盒子，進入“他者”的文化。隻要我們(men) 充分發揮想象力，總是可以理解“他者”的心靈，理解他們(men) 的生活目標，從(cong) 而實現人類文化的共同性與(yu) 多樣性。

普適文明，還是中國價(jia) 值？或許這是一個(ge) 偽(wei) 問題。確切的答案是：以普適文明的胸懷，重建中國的價(jia) 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