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時報·華夏網  2006-4-25   記者  周懷宗

 

 

 

一

 

陳明出生於1962年。一次，吃飯時，他的朋友用三句話總結了他們那一代人的命運，他說：“我們這一代人，小時候聽戰爭的故事，稍大的時候看見的都是鬥爭，成年以後又身處競爭之中，結果一生都在和人爭。”

 

陳明說他這半生一直都在鬥，與天鬥、與地鬥、與古人鬥、與洋人鬥，是非曲直，是一定要爭明白的，理之所在，當仁不讓。但另一方麵，陳明卻完全是另外一派作風，在社科院這麽多年，他從沒申請過一個研究項目，沒拿過一分錢的研究經費，因為他實在看不起那些計劃學術下的研究課題。

 

爭與不爭，在不同的事情上，陳明似乎有不同的標準。

 

二

 

陳明研究的方向是“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在我的判斷裏，所有第一流的知識分子，必須是經世致用的，比如墨子、王安石、顧炎武、張之洞，他們是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的，是死不旋踵的。而相對的，那些“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的隱逸避世者，那些披發入山的不合作主義者，雖然看起來更加自由和痛快，但我並不佩服他們。

 

宋朝有個隱士，叫楊樸，有一次被迫入京見駕，宋真宗問他：你來時，有人作詩替你送行嗎？楊樸說隻有他老婆作了一首詩，詩為：更休落拓耽杯酒，且莫猖狂愛作詩，如今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像楊樸這樣做隱士是不行的，一個人，倘若不入世，就不能真正地發揮他的作用。所以，基本上來說，一個知識分子的精神，在害怕“斷送老頭皮”和不怕“斷送老頭皮”上，就可以看出個大概。

 

三

 

我們知道，一切革命者都是天生的浪漫主義者。

 

不過在這一點上，我們的教育似乎有很大的問題，永遠喜歡把英雄塑造成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形象。實際上，那更像一個鄉願，子曾經曰過：“鄉願，德之賊也。”一個“德之賊”是沒有什麽前途的。

 

浪漫主義精神中重要的一點就是決不悲觀、決不灰心、決不垂頭喪氣，他們善於在戰鬥中獲得快樂，在失敗中看到希望，善於因禍得福、轉敗為勝。

 

　　在這麽多年裏，陳明罵人無數，樹敵也無數，但他的臉上卻總是蕩漾著笑意。陳明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也是一個實踐主義者，他所在乎的，是如何把理想變為現實，而不是別人對他的評價，他以出世的精神在做入世的事情，所以，他是快樂的，即便是在戰鬥中。

 

陳明是個學者，他是社科院儒教研究中心秘書長，還被稱為新儒學的領軍人物。他主編的雜誌《原道》是儒學陣營很重要的交流平台；他對於很多社會現象都曾有激烈的批評，是個敢說敢當的漢子。

 

雖然在學術圈很有名，大多數人仍然不知道中國有這麽一號人，就像陳明自己所說的，他永遠都是一個邊緣人。

 

可這個邊緣人最近卻很火，現在在網絡上的搜索量已經快趕上那個同名的歌手了，這多半要歸功於熱播的電視劇《施琅大將軍》，因為陳明正是這部電視劇最初的倡導者，而且在一片反對聲浪中為施琅其人其事挺身辯護。

 

估計以前大多數人知道施琅都是因為金庸先生的《鹿鼎記》，很多人認為施琅降清攻打台灣，鎮壓鄭成功的後裔，是漢奸，而這部電視劇卻肯定施琅，所以他們都認為認可施琅的陳明也與漢奸無異。雖然罵聲不斷從四麵八方傳來，但陳明並不煩惱，他說他不怕和所有人為敵，因為他堅信自己是對的。

 

采訪陳明的地方是人民大學附近的一個茶館，之所以在茶館，是因為陳明現在沒有家，他住在一個朋友家。離婚的時候，他把所有的東西都給了前妻，隻身出戶。北京的房子實在貴得離譜，一個月隻有2500塊工資的他是買不起房子的，所以他打算從社科院調到一所大學，因為那所大學能給他一套房子。

 

那天的沙塵暴真的很厲害，從朝陽趕到海澱，我已經滿身都是土了，陳明比我近，但他也好不了多少。

 

拍照的時候，陳明很配合，和攝影記者開玩笑，還擺了幾個自己喜歡的動作。采訪大概進行了兩個多小時，雖然是老相識了，但很多事情還是第一次聽他說。

 

　　茶館的環境很好，是陳明選的，他說他常來這裏。那天下午沒什麽人，很安靜，音樂自始至終都輕輕地響著。

 

 

 

如果說當代思想界有什麽共識和交集的話，那就是罵陳明了。這和央視熱播的電視劇《施琅大將軍》有關。

 

原因是陳明在他自己的原道網站“儒學聯合論壇”上無意間說的一句話，當時大家在論壇上討論施琅正很激烈，陳明於是跟帖說“這部戲最早還是我建議拍的呢”。陳明說：“我對那些批評的觀點很不同意，所以就跟了這麽一句話，說明我的觀點，沒想到隨後就引來了各方麵的批評聲。”

 

但實際上，陳明除了提出這個題材之外，並沒有真正參與電視劇的改編，陳明說：“當時有一家影視公司的朋友來找題材，問到我時，我給了他三個建議，一個是楊家將，一個是再生緣，另外一個就是施琅。後來他們找到了《威震台海》這本書，選定了施琅。輾轉兩年後，終於在央視看到了《施琅大將軍》。其實我就是那個推車者，等車啟動了以後，就沒我什麽事情了，至於那車怎麽走，走到哪裏，都與我無關，也不是我說了算的。”

 

陳明認為，雖然施琅這個人物先投降清朝，後來又反清複明，再後來又投降清朝，攻打鄭成功的後人，從個人氣節說確實並非無可爭議。但我們今天麵對這個曆史人物，“應該把施鄭兩家的恩怨跟大陸與台灣的關係區分開來，把施琅的私德與收複台灣的事業區分開來，把康熙作為國家的代表者與滿漢的衝突區分開來。畢竟，曆史是發展的，民族是不斷融合的，文化是開放的，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在今天，滿漢之分並不存在，中華民族是一個大家庭，我們思考問題也必須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上，而不是站在滿漢對立的立場上”。

 

可是這些畢竟隻是陳明的個人想法，現在民間的批評聲非但沒有停歇，反對陣營而且還在擴大，陳明說：“我現在是四麵楚歌，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新儒家都在罵我，但我仍舊堅持我的觀點，我有我堅持的理由，我非常自信，等他們拿出有分量的文章後再去回應。”

 

學者的質疑當然是理性的，但網友的罵聲就不那麽好聽了，什麽難聽的詞都有，陳明說：“連我去世的爸爸都被牽連了，這些網友基本上沒有什麽觀點，有的人根本就是謾罵，這個我無所謂，也不會生氣，但卻有些悲哀，因為他們的人數實在太多了，可能也代表大多數人的意見，說明大多數人的認識就是這樣的，所以我有些悲哀。”

 

 

陳明小學和博士都是極好的學生，可上中學時，有一次被認定在老師筆記本上寫了罵老師的話。因為不忍心爸爸陪著自己寫檢查，陳明隻好違心地認錯。

 

陳明出生於湖南長沙的一個城鄉接合部的地方，他說那裏既可以受到城市的教育，又有鄉村上山捉鳥下河摸魚的樂趣，魯迅小時候很羨慕閏土的生活而不得，他卻可以輕鬆地擁有，所以他身上到現在還保留著許多野性的東西。

 

陳明本來有一個哥哥，可是兩歲的時候不幸夭折了，所以後來出生的他就成了家裏的長子，理所當然地受到了很多偏愛，而姐姐和弟弟就沒有這麽好的待遇了，他姐姐是外婆帶大的，弟弟是托付給別人帶的，惟獨自己，是父母親自帶大的。

 

陳明說他上學兩頭最好，就是小學和博士都是極好的學生，但中間的卻是壞學生。陳明上小學時是全校最好的學生，在他畢業的時候老師給了他非常高的評語，以至於進了初中後，“所有的老師都想見我，看看我到底是怎麽樣一個人”。

 

但到了初中，陳明卻完全變成一個壞學生了，而且還被記過一次大過。至於為什麽會有這樣的轉變，陳明說是緣於一起冤假錯案，他說：“有一次，不知道哪個同學在我們老師的筆記本上寫了‘××老師大草包，鴉片煙鬼’這麽一行字，結果老師覺得和我的筆跡很像，結果他拿我的作文本去對筆跡，一來一去就認定那行字是我寫的了。”

 

被冤枉以後，老師把陳明叫到辦公室，讓他承認錯誤，寫檢查。陳明當然不肯承認，於是就用寫檢查的紙筆寫申訴書，結果卻引來老師更大的不滿，就把他爸爸叫來，陪著陳明寫檢查，這一招最終管用了，陳明說：“我實在不忍心我爸爸跟著我受委屈，就承認了。”就這樣，陳明得到了人生的第一次處分：記大過。

 

這件事情對陳明的性格影響非常大，那就是愛憎分明，受不得一點委屈，陳明說：“有人對我好，我就千百倍回報他，要是有人冤枉我，我就連殺了他的心都有。”

 

 

有一次，大學的食堂賣排骨，可不停有人插隊，餓得心浮氣躁的陳明眼看買不到排骨了，一氣之下就拿飯盆砸到那個插隊學生的腦袋上了。

 

考入大學的陳明依舊不是個好學生。那時候食堂的夥食真的很差，吃不到肉，有時候，一塊排骨就足以引發一次事端。陳明說：“有一次，食堂賣排骨，好多人排隊，有一個老生就插隊，本來排骨就少，我又餓得心浮氣躁，眼看著排骨越來越少了，這時候還有人插隊，我一氣之下就拿飯盆砸到那個插隊學生的腦袋上了。當天晚上，那個老生帶著一幫人來尋仇，結果被我的幾個同學給勸住了，最後我請人家吃了頓飯了事，後來我們還成了朋友。”

 

陳明說他小時候最佩服兩種人，一種是老師，一種是軍人。可是中學的冤案讓他對老師完全改變了看法，雖然他大學上的是師範，但並不喜歡這個專業，他上課的時候看得最多的，不是教科書，而是兩本辭典，一本《哲學辭典》、一本《政治經濟學辭典》，這兩本書對他後來的選擇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畢業後的陳明被分配到一個工廠的技工學校教書，在那裏，他和幾個誌同道合的朋友辦起了一個詩社，那一年恰好碰上九星連珠——太陽係九大行星排成一條直線，於是他們就出了一期詩刊，名字就叫“九星”，沒想到“九星”兩個字給他帶來一場麻煩，陳明說：“當時有人說‘你們名字叫九星，難道是想超過五星嗎？’那以後我也心灰意冷了，離開那個學校，開始專心考研。”

 

陳明說他在最後的讀書時期才回複到一個好學生的身份，這得益於他的博士生導師，當時有人向導師打報告說陳明每天的生活就是“上午睡覺、下午踢球、晚上打牌”，結果導師說他根本不管陳明每天在做什麽，隻關心陳明的論文寫好了沒有。陳明說：“老師對我好，我就加倍努力，老師對我不好，我就沒興趣學習了。”

 

 

《原道》是一本一年隻出一期的純學術刊物，從一開始就幾乎流產，但陳明還是自籌資金把它堅持辦了下來，並且受到了很多好評，可是陳明覺得這種堅持其實也是恥辱。

 

從1995年開始，陳明就一直主編一本刊物——《原道》，這本刊物讓陳明覺得有成就感，但也讓他覺得恥辱，有成就感是因為《原道》畢竟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儒學陣地，而恥辱則是覺得在偌大一個中國，做這麽一點文化的事情竟然這麽難。

 

《原道》的創辦和堅持確實很難。陳明說：“當初流行下海的時候，我的很多同學都下海了，有幾個也確實賺了點錢，後來他們湊了點錢，想辦一份刊物，請我來當主編，我答應了，就立刻開始著手準備，找到了書號，然後就開始約稿，很多很著名的學者比如李澤厚、朱學勤等等都答應了給我寫稿。”但矛盾卻在這個時候產生了，陳明和幾個出資人的理念完全不同，陳明想辦一個思想性學術性的刊物，可是他們卻不同意，最後雙方隻能散夥。

 

出資人走了，剩下的“爛尾樓”留給了陳明，而這時候，約的稿子來了，陳明說：“那就像個火球一樣，燒得我熱血沸騰，於是幹脆一狠心，想著砸鍋賣鐵把這期出了，出完了拉倒。”在這種心態下，陳明又找了幾個同學，大家想盡辦法湊錢，自己找出版社，自己找印刷廠，自己搞發行，把第一期《原道》出來了。

 

可沒想到，第一期《原道》出版以後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反響，很多學者都稱讚這本刊物辦得好，就連大眾媒體也開始關注。這讓陳明又拾起了信心，決心把《原道》辦下去。不過信心畢竟不能當錢來用，作為一本純學術的刊物，《原道》隻能自己出錢出版，盡管每年隻出一期，但這一期就需要好幾萬。這對於沒有任何研究經費的陳明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陳明說：“《原道》到現在已經十一年了，這十一年來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想辦法，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先後換了七家。如果說我有兩根白頭發，那麽一根半都是為這個事情白的！這麽大的一個民族，做這麽一點點文化的事情，竟然這麽難，我覺得這是一種恥辱。”

 

有一次一個朋友問他：《原道》還在出嗎？然後是一句：怎麽像做賊似的？“聽得我幾乎暈了過去！”陳明說。

 

 

陳明覺得人大國學院有那麽大的號召力，可是他們做的卻根本不是真正複興國學，於是他自己也辦了一個，不過對前途他不敢樂觀，能說的隻有盡力。

 

2005年，人民大學成立了國學院，這讓大家興奮了好久，也引起了陳明的注意，但觀望了一段時間以後，陳明覺得人大國學院做的大多是考據學和語言學的事情，這不能說不是國學，但這和他們當初宣揚的差得也太遠了。陳明說：“人大占有著那麽好的教育資源，又有那麽大的號召力，可是他們做的事情卻太不符合他們的身份了，我覺得他們更多地是在撈取一些資源，根本就沒想真正複興國學。”

 

除了不滿之外，恐怕陳明還有些羨慕，他不滿的是人民大學並沒有好好地去做複興國學的事情，而羨慕的卻是他們擁有的那些教育資源。在去年年底，陳明和廣東的一個民辦教育集團合作，也辦了一個國學院，陳明任院長。但這個國學院的規模和力量實在比人大國學院差遠了，這一點，陳明也很無奈，他說：“我們辦國學院，就是準備在民間做普及的工作，就資源上來說，我們根本就沒辦法和人大國學院比。現在我們的投資方也是很有些猶豫，商人重利，沒有回報的事情他們肯定是不會做的，這個世界上本就沒有天上掉餡餅的事情。”

 

但即便如此，陳明依舊還是很樂觀，他說：“我所做的事情我隻能盡人力而聽天命，所謂‘道之行否，委之天數’，孔子說‘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天如果要喪斯文，就不會讓人明白什麽是斯文；天既然讓我們明白了斯文，我們就應該去扶助它，維護它。）

 

 

一

 

認識陳明很偶然，大概在半年多前，有一次需要采訪一個國學方麵的專家，便經人介紹找了陳明，那次電話采訪很順利，對於他自己的專業，陳明很願意和別人交流。采訪結束的時候，陳明忽然和我說，他們在廣州有一個儒教的論壇，讓我也一起去。

 

不久後，我們就在廣州見了麵。剛剛見麵的時候，我甚至不能相信我麵前的就是陳明，我以為是介紹的人說錯了。因為麵前的這個人讓我完全感覺不到一絲學者的氣息，更不要說什麽大儒的風範了，確切地說，他更像一個精明而幹練的商人，精神飽滿。

 

二

 

作為一個湖南人，陳明口音明顯地帶著湖南腔，而且他的語速很快，不過他卻能讓你聽得很明白，這是一個奇特的事情。我想，這和他用詞的準確和語氣的幹脆很有關係。

 

陳明說，在中國他是湖南人，而出了中國，他就是中國人。陳明說他見過很多在國內很有名的教授學者，可是一旦出國，就會變得很猥瑣，臉上永遠都帶著諂媚的笑，說話都磕磕巴巴，他最看不起這種人。

 

三

 

影響陳明最深的兩本書是《水滸傳》和《約翰·克裏斯朵夫》，他說他喜歡水滸英雄的義氣，喜歡那種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氣概，喜歡那種大秤分金小秤分銀的豪爽，但同時他又喜歡約翰·克裏斯朵夫的那種優雅和高貴。

 

張抗抗曾經寫過一本《作女》，陳明說他自己就是一個作男，一個永遠精力過剩想找事情做的人，這樣的人不成大器就成囚犯，幸好，他還沒有成為囚犯。

 

四

 

陳明這些年來做的事情基本都是個人行為。在社科院這麽多年，他沒有申請過一個項目，沒有拿過一分錢經費，所有的收入就是一個月2500塊錢的工資。“我永遠都是一個邊緣人，就是在社科院，我也是很邊緣的，以至於到現在，才是一個副研究員，這個職稱，還是拖了5年才評上的，原因就是我辦《原道》，他們覺得我的思想很偏激。”

 

可他不在乎別人罵他，也不在乎受到冷落，他說生命是蒼白的，快樂是自找的。

 

五

 

陳明說他現在有兩個遺憾：一個是當年下鄉的時候讓姐姐去了，自己留下了。姐姐一個女孩子，因為下鄉受了很多苦，現在想起來還覺得不該；另外一個就是自己的離婚給孩子帶來很多不好的影響，很內疚。

 

六

 

陳明沒有偶像，曆史上那些偉大的人物他一個也不佩服，因為每個人都是曆史造就的，所謂“各自因緣際會”。他唯一欣賞的就是譚嗣同，他欣賞譚嗣同那種獻身精神，明明能走卻不肯走。

 

　　1998年，在譚嗣同就義100周年的那一天，午時三刻，他正站在譚嗣同的墓前，而午時三刻，也就是行刑的時刻，那一天，陳明在譚嗣同的墓前待了好久。到底想了些什麽，他沒有說，我也沒有問。蕭條異代，100年後的陳明和一百年前的譚嗣同，在那一刻，他們或許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