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蔣慶，大陸名儒，他推廣讀經之舉及建立儒教主張，曾引起廣泛爭論，被稱為“原旨儒學主義者”。主要著作有《公羊學引論》《政治儒家》。

蔣慶在自由人士中是受激烈抨擊的。徐水良君曾在某海外“名壇”梟文後發言道（公開發言，非私聊也，故引用前不征求徐水良君意見了）：“好像是你曾推崇的集中西垃圾於一體的偽儒蔣慶門徒加中共小卒！補充一句，老梟是真儒，推崇蔣慶是走眼。”

我提醒徐水良：蔣慶對民主自由認識或有不足，但絕非偽儒！徐水良答道：“他抱住東方文化中糟粕，又引入政教合一等西方垃圾，卻否定世俗、多元、寬容、人本等中國文化精華，非偽而何？” 

我對蔣氏完全談不上“推崇”，倒是徐水良走眼了，認梟既不準，看蔣又大誤。作為一個老民運，對他人而且是對一位大陸名儒作出這樣粗暴的論斷，未免輕率。當時正忙，這個話題未再深入。今撥冗多說幾句。

二
蔣家儒學頗多戲論又不乏高論，很難一概而論。

蔣慶研究方向是儒家外王學即公羊學，倡“王道政治”。王道政治強調政治權力的天、地、人三重合法性：“天”的合法性指超越神聖的合法性，地的合法性指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王道政治代表天地人的合法性。

蔣慶認為，王道政治的現代形式應為議會製。議會由三會組成：通儒院、庶民院、國體院。通儒院代表超越神聖的合法性。議長由公推之大儒擔任，議員來源有兩個途徑：一、由社會公推之儒家民間賢儒，二 、國家成立通儒院專門培養通儒。庶民院代表民意合法性，由普選和功能團選舉產生。“國體院”代表曆史文化的合法性，由世襲與指定產生，由曆代君主後裔產生，由曆代聖賢後人與代表曆史文化的名人的後人，由各宗教界產生。任何法案必須由三院同時通過才能生效。

上述政治主張及架構，都不無幼稚、膚淺乃至落後之處，幾乎沒有可*作性和實踐的可能性，但也並非全是糟粕、一無可取。至少，王道政治中強調的民意的合法性，就與民主自由等普適價值相通吧？

三

我對蔣氏儒學頗不認同，有多篇梟文批評之。在《蔣慶批判之一》一文中，我曾指出“蔣家儒學”的四大認識誤區（詳見該文）。至於其它小誤區就更多了，例如，其《公羊學引論》一書將公羊學與心性儒學割裂開來，有違儒家根本；又如我在《本體三論》中所言，蔣慶對本性認識依然一線未徹。

他說：“人性善隻是心性儒學的方便設教與生命信仰,而人性不善才是曆史與政治中的事實。”此言就“隔”了一層。人性不善確是曆史與政治中的事實，人性善是則從本性上說的，這不是“方便設教”，而是“第一義諦”。生命信仰必須建立在絕對真理之基礎上，豈容絲毫“方便”？

但是，徐水良知否，蔣慶對製度重要性是有相當認識的。他在《公羊學引論》中說：“公羊學主張在製度中來完善人性,是認為製度在完善人性上有其必要性,因為公羊家所理解的人是曆史文化中具體的普通人,而不是超越曆史文化與天道性體同在的純粹精神存在。作為曆史文化中具體的普通人,其人性不甚完滿,再加上曆史的限製,離開製度普通人的人性就很難向善……”

蔣慶對良知頗有體悟，《心學散論——蔣慶先生談儒家的生命信仰》中談到佛性與良知時，有一段話寫得相當中肯。他說：

“佛性無生，良知生生；佛性寂而無感，良知寂而感通天下；佛性還滅入無餘涅盤，良知創生而裁成天地；佛性無善無惡無是無非，良知無善無惡無是無非又時時知善知惡知是知非；佛性歸寂不動如明鏡止水，良知性覺如鳶飛魚躍是活機活水；佛性是“有”為法界真心器界所依，良知是《易》為萬化所出變動不居；佛性是涅盤性海無明風動情識浪滾而起惑，良知是萬物一體之仁不容已入世擔當而以情。” 

這段話中體現出來的“思想深度”，非一般學者所能知也，徐水良隻怕是“茫然墜煙霧”吧？

四

我發現不少民運名人有信口開河的毛病，而且對儒學一無所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對於了解不夠、理解有限的人物及其理論，當然也可以進行思想批評，但最好不要對“人身”輕易作出道德論斷。

尤其是著名的民運誌士，這方麵更應嚴格要求自己，過頭的話，沒有根據的話，不如實不如理的話，盡量少說為妙。這是對他人、對社會、對民主事業、同時也是對自己負責。

對太不著調、太“沒文化”的人，我以前還會偶爾賞臉小予批評，現在一般巳懶得一睬。似乎徐水良還算好的，在民運圈中屬於少數對儒學持“不完全否定”態度的有識之士。但說蔣慶“抱住東方文化中糟粕，又引入政教合一等西方垃圾，卻否定世俗、多元、寬容、人本等中國文化精華”，並斥為“集中西垃圾於一體的偽儒加中共小卒” 雲雲，一棍子打死，過了。徐君以為如何？

2008-5-10東海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