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當代新儒學領袖級學者，1981年開始任哈佛大學中國曆史和哲學教授，並曾擔任該校宗教研究委員會主席、東亞語言和文明係主任，聯合國推動文明對話傑出人士小組成員，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成員。1988年獲選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自1996年開始出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作為國際漢學界和當代新儒家的代表，杜的研究以中國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為中心，主要著作有《儒家思想新論》、《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問題》、《今日儒家倫理--新加坡的挑戰》等。上世紀80年代以來，杜成為中國大陸學術界最熟知的海外學者之一。他的思想廣為學界所重視，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由於其傑出的貢獻，在2001年和2002年，分別榮獲第九屆國際T’oegye研究獎和聯合國頒發的生態宗教獎等獎項。

宋元(以下簡稱宋)：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們看到文化仍呈多元趨勢，異彩紛呈，相互作用甚至碰撞，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做到更大範圍內的包容？

　　 杜維明(以下簡稱杜)：現在有三種潮流，一是排斥性，二是包容性，三是多元化。像原教旨主義就是排斥性的典範；而多元是指多個精神傳統之間可以互動和重疊，但不一定完全能夠交融，像韋伯他們所說，個人的人格之所以能夠建構，常常是排斥外來力量，尋找自己的獨特性，在這個情況下要講包容很困難。現在許多學派，把自我、把曆史文化等都解構掉了。其實在人的演化、人之所以為人的因素這些根本問題上，他們不可能把所有東西都給消解掉的。地球的故事每個人都在分享，在這個情況下，就要有一種新的人文主義出現。儒家可以顯現出來一些優點：如它跟西方基督教不同，它排斥精神性，它是凡俗的，它的觀點是要和自然保持一種親和關係，和天道相輔相成，既不反對自然主義，也不反對精神主義，所以包容的範圍比較大。 

　　 宋：反恐已成為全球共同的話題。盡管世界人民都希望對話和合作，但由於曆史和現實的原因，戰爭還是在發生。而實際上，在恐怖主義和反恐戰爭這一對矛盾的背後，沒有人能回避不同宗教的矛盾問題，這是不是可以作為文明衝突論的例證呢？ 

　　 杜：當然，這也是我的同事亨廷頓的看法。他認為，21世紀各方麵的衝突不僅是政治、軍事、地緣的衝突，最難辦的還是文明的衝突。他當時有幾個預設，認為西方的製度、民主、自由這些東西，都是普世的；因為隨著社會主義勢力下降，日本學者福山提出的文明的終結有很大影響力，那幺美國就推行自己的價值理念。9•11對於美國的衝擊很大，現在美國的防禦體係雖然很先進，但人們在大城市卻沒有安全感。從這個角度來看，文明與文明，特別是宗教之間如果不進行對話，是很危險的。亨廷頓最大的錯誤是：他沒有認識到，衝突和矛盾常常不是發生在文明之間，而是發生在文明的內部。像伊斯蘭內部的最大矛盾，是伊斯蘭的極端主義者如本拉登和基地組織，與溫和派之間的矛盾；現在基督教最大的衝突，是自由主義基督徒和真正保守的基督徒之間的矛盾；而猶太教，你們知道，拉賓是被自己人暗殺的。

　　 中國現在盡管到處都在講"和而不同"，可是在自己家裏麵，如兩岸問題，關係也沒搞好。 

　　 隻要有文明衝突的存在，就必須要有文明之間的對話，這個課題涉及到國際關係秩序結構的重組，而美國如果不對話，搞單邊主義，能夠支撐多久？ 

　　 宋：儒學的根基是在中國，可是為什幺近幾十年來，牆內開花牆外香，儒學在海外的發展比在國內要好？而正是在海外，才興起了所謂的新儒學？

　　 杜：從鴉片戰爭開始到五四運動，由最初列強的利炮堅船，到後來西方的民主製度、技術和工業組織，巨大的衝擊使中國這個社會崩潰，隨之文化認同也崩潰了，最集中的表現就是打倒孔家店；認為隻有徹底地打破它，才能真正地救亡圖存拯救中國。解放以後，儒學的發展一點生命力都沒有，雖然經過了許多努力和方式，但是受到官方的影響和製約很大，到後來連馮友蘭都主張反孔了，盡管他後來又反悔了，海外有些人還是對他很不諒解。在那樣一個氣氛下，從1949到1979年之間30年，儒學的研究一直都在海外：在亞洲四小龍、在美國、還有海外的其它華人社會，而在國內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這個情況，從改革開放一直到1989年，雖然有所變化，但大勢沒變。如1989年的《河殤》，仍然是把中國文明看作是一種黃色土地，流入藍色文明的海洋裏。現在，他們當中已經有人認為，這是個很情緒化的東西，把儒學趕出了大門。到了上世紀90年代，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剛剛有一些人對儒學產生了興趣，現在才是初期。

　　 宋：有人說，現在美國和歐洲所取得的成就，不僅得益於他們的民主政治、法製體係和市場經濟，更是因為受到基督教教義的恩惠，所以能夠保持長時間的繁榮。現在新儒學的振興時期還遠沒有到來，就像曾經發生的五四運動一樣，脆弱的儒學是否還會再次受到強勢西方文化的毀滅性衝擊？ 

　　 杜：基督教神學在西方現代社會的發展進程中起了相當大的積極作用，比如說韋伯，就認為基督教新教的倫理和資本主義的興起有很大關係，是新教倫理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他當時批判中國，認為中國沒有基督教，所以資本主義發展不起來；因為儒家思想是要和世界保持一種親和關係，而基督教則是要改變和控製世界，是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一種動力。 

　　 而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在背後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其實並不完全是基督教的力量；它也來自歌德所說的浮士德精神。浮士德精神是為了追求一種價值，追求真理，可以放棄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靈魂，跟魔鬼打交道，把靈魂都去掉，這跟基督教的精神是矛盾的。值得注意的是，啟蒙運動的發展是從中世紀開始的，中世紀是神學的世紀，從馬丁•路德改教開始，天主教的神學枷鎖被解開了，每個人是通過信心得救。於是，啟蒙運動中像伏爾泰這些人，基本上都反對基督教；他們當時把中國作為參照社會，把儒家作為一個參照文化，他們覺得很驚奇，為什幺一個不信仰上帝的民族，能成為一個文明大國。 

　　 所以，現代性在西方出現以後，有基督教文明，也有反基督教的文明，錯綜複雜，強烈的個人主義和強烈的集體主義，結果就導致工業革命。

　　 宋：相比於其他宗教文化的一脈相承，在五四運動的時候，為什幺儒家思想遭到文化精英們毀滅性的反戈一擊？ 

　　 杜：我們說世界上的重大文明、軸心文明，如印度的印度教、佛教，中國的儒家和道教，還有中東的伊斯蘭教，以及猶太教、基督教，其中除了儒家外，其它文明都在凡俗世界裏創造了一個精神世界。孔子則作了一個純粹的選擇：我要在這個社會中存在下來，完成轉換，不選擇離開，那幺儒家同政治社會的關係要比其它宗教深厚得多，複雜得多，它在現實世界中的影響力也比其它宗教要大。 

　　 儒家受到重大摧殘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跟其它的文明不同--沒有創造出一個精神世界。以我個人來看，在文明傳統中受到極大批判的，隻有儒家。五四運動的時候，學術精英對儒學是全麵批判的，但我認為批評得不夠深入，因為當時的學者把儒學看得簡單了。當時魯迅所講的國民性都跟儒學的陰暗麵有關係，現在這些國民性有的變好了，有的還變本加厲；如男權、等級、小農意識，我承認通過文化的作用，這種積習會產生非常不好的作用。但是，從近現代第一代研究儒學的人康有為開始，儒學經過了一個非常複雜的西化過程，如對於個人尊嚴、平等、自由、人權和法製，都經過了痛苦的消化接受過程。 

　　 宋：大儒張載有四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事開太平。最近溫家寶訪美，到哈佛作報告，結束的時候引用了前麵三句。那幺你覺得，在當前的中國政治體製內，儒家的發展走向將會怎樣？

　　 杜：我確實發現現在中國三大思潮的互動，一個是自由主義，一個是新馬克思主義，再就是新儒家，這三者的互動關係非常複雜。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最強勢的是自由主義，向西方學習，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專製主義，儒家就是封建遺毒，所以它對儒家教義進行解構，對社會主義的專製進行抗衡；天.安門事件以後，90年代以來的情況比較複雜，不管你是哪一家哪一派，發掘傳統資源已經成為共識。

　　 但現在國內意識形態的情況卻讓我感到失望，因為聲音比較大的還是自由主義和新左派，兩者的陣地完全不同，隻在各自的報章雜誌上發表自己的觀點，沒有一個相互交流和交鋒的平台；而真正的辯論討論，結果肯定是雙贏的。一個自由主義和一個新左翼對談，新左翼突出正義，自由主義突出自由，這兩個當然是大問題。儒學在將來會成為兩大陣營的資源。這其中，媒體要扮演一個重要的作用，要創造一個平台，讓兩者在平台上平心靜氣的交談，慢慢地就能談出問題來了。雖然在論點上，爭鋒激烈，但在下麵都是很好的朋友，要在中國建立起這樣一種風氣；現在卻沒有，網上充滿了謾罵。 

　　 宋：據官方統計，現在中國信仰各種宗教的人數加起來有1.2億，這個天文數字同時說明了宗教影響力在中國的深度和廣度，您曾擔任哈佛宗教研究委員會主席，那幺您是如何看待這個現象的？

杜：實際的數目比這個多得多。基本上從文革以後，大陸就是宗教發展的沃土，特別是基督教。在大陸，更多的基督教是地下的教會，官方支持的"三自愛國"根本沒有辦法跟地下教會相比，農村裏地下宗教的發展更不得了。我們做過調查，現在上海等地印《聖經》，是每秒印一本，他們還覺得慢，恨不得是每秒10本，巴不得全中國人手一本。其實不隻是基督教，佛教的影響也會日益擴大，在很多方麵會超過基督教。將來真正大行其道的是佛教，佛教正逐步在進行一些現代化，過去不觸及死亡的問題，現在也提出了"人生佛教"。那幺還有伊斯蘭教，這個跟東突有很大的關係。在官方意識形態相對弱化後，宗教的力量被挖掘出來，它勢必對中國產生深刻而久遠的影響。

文/記者 宋元 
《鳳凰周刊》總第15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