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義(yi) 利觀：“因義(yi) 得利”與(yu) “以義(yi) 求利”有何不同？

原標題：《儒家義(yi) 利觀：義(yi) 以為(wei) 上》

來源：《光明日報》2015年11月23日 16版

作者：李翔海（作者係北京市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北京大學教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十月十二日癸卯

           耶穌2015年11月23日

李翔海

重“德”是中華文化深厚綿長的傳(chuan) 統。由此，中華民族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形成了高度注重克己修身的自覺。這在集中討論道德與(yu) 利益關(guan) 係的儒家義(yi) 利之辨中得到鮮明體(ti) 現。義(yi) 利之辨是儒學的核心論題之一，也是近代以來受誤解最多的問題之一。時至今日，不僅(jin) 對其完整內(nei) 涵的闡釋不充分，而且將其基本精神歸結為(wei) 義(yi) 利對立、認為(wei) 儒家義(yi) 利之辨提倡“以義(yi) 取利”等誤解也時有出現。本文擬對其基本內(nei) 涵與(yu) 意義(yi) 做出闡釋，並對一些典型的誤解做出辨析。儒家義(yi) 利之辨包含了四方麵的基本內(nei) 容。

第一，明確反對見利忘義(yi) 。成就人之所以為(wei) 人的理想人格，是儒學關(guan) 注的中心，克己修身而成就德性，成為(wei) 其精神追求。為(wei) 此，孔子一改此前以社會(hui) 地位區分君子與(yu) 小人的主張，將是否具有德性作為(wei) 根本標準，做出了為(wei) 義(yi) 利之辨奠定基本精神方向的論斷：“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做有德君子而不做隻知追求一己私利的小人，正是儒家對人的基本要求。為(wei) 此，儒家一方麵明確提倡“見得思義(yi) ”“見利思義(yi) ”，另一方麵也明確反對見利忘義(yi) 、“放於(yu) 利而行”。

第二，肯定合理之利的正當性。由於(yu) 儒家從(cong) 成人、重德的基本要求出發，充分突顯了義(yi) 的首要性，而且從(cong) 孔子起就開創了“罕言利”的記錄，加之孟子有“何必曰利”的說法，董仲舒留下了“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記載，宋明理學家也嚴(yan) 辨“義(yi) 利”，這就易於(yu) 給人一種印象，似乎儒家隻重義(yi) 而排斥利。這一認識並不符合實際。在提倡“見得思義(yi) ”而反對見利忘義(yi) 的基礎上，儒家肯定了合理之利的正當性。對此，孔孟等均有明確論述。

孔子曾說：“富與(yu) 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yu) 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明確承認，富貴為(wei) 一般人所喜好，貧賤為(wei) 一般人所厭惡。這就認可了合理之利的正當性。當然，無論得到富貴還是去除貧賤，都應當為(wei) 之以道，而不能肆意妄為(wei) 。這段話可與(yu) 孔子另一段話相印證：“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wei) 之。如不可求，從(cong) 吾所好。”正是立足這樣的認識，《論語》標舉(ju) 了“義(yi) 然後取”的原則。可見，在孔子那裏，隻要是不違背道德而理當得到的利益，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取得。孟子同樣明確肯定了普通民眾(zhong) 正當物質利益的合理性。麵對戰亂(luan) 時代始終不懈地追求王道，是孟子的一個(ge) 重要特點。為(wei) 此，他提出了仁政主張及具體(ti) 舉(ju) 措。其經濟上的一個(ge) 基本立足點，就是首先保障普通民眾(zhong) 物質利益方麵的基本需求。孟子明確地把“養(yang) 生喪(sang) 死無憾”視為(wei) “王道之始”。在保障普通民眾(zhong) 的物質利益以“富之”的基礎上，再施以教化，就可以推行王道於(yu) 天下。

第三，在動機上反對“以義(yi) 求利”，但在結果上可以接受“因義(yi) 得利”。即反對在主觀動機上假仁義(yi) 之名而行牟利之實，但卻接受在客觀效果上因行義(yi) 而得到正當利益特別是公共的大利。這一點體(ti) 現得最典型的就是《孟子·梁惠王上》。麵對梁惠王“亦將有以利吾國乎”的提問，孟子回答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yi) 而已矣。”表麵看來，孟子似乎將道德與(yu) 利益對立起來，隻講義(yi) ，不講利。仔細的分析表明，這種認識是難以成立的。

通觀全篇，此章的完整意涵在於(yu) ：如果整個(ge) 社會(hui) 的各階層都隻知講利並陷入利益紛爭(zheng) ，必將給國家與(yu) 包括君主在內(nei) 的社會(hui) 各階層帶來亡國滅身等巨大危害；隻有行仁踐義(yi) 、施仁政，才能“王天下”即結束戰亂(luan) 、走向統一。顯然，這不僅(jin) 符合君主自身的利益，而且更是當時百姓最大的利益。而這種利又是在行義(yi) 的過程中實現的。這不僅(jin) 不是要將義(yi) 利對立，就其客觀效果而言，甚至是“義(yi) 利雙成”。當然，正如“何必曰利，亦有仁義(yi) 而已矣”的回答所表明的，孟子的相關(guan) 主張不能歸結為(wei) 是主動自覺地“以義(yi) 求利”，而是動機上反對“以義(yi) 求利”，但結果上可以接受“因義(yi) 得利”。

第四，在特殊情況下則犧牲利益而成就道義(yi) ，極端的情況即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yi) 。在義(yi) 與(yu) 利尖銳對立、隻能做出非此即彼選擇的特殊情況下，儒家的確體(ti) 現出了更為(wei) 注重道義(yi) 而非利益的傾(qing) 向，這是其相對於(yu) 墨家與(yu) 法家的一個(ge) 重要特色。孔子指出：“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進而展示了特殊情況下義(yi) 利間所具有的巨大張力，並揭示了何以必須“舍生而取義(yi) ”的理由。透過孟子“魚與(yu) 熊掌不可得兼”的著名論述，可得出三點結論：第一，正像魚與(yu) 熊掌並非任何時候都隻能二者擇一，義(yi) 與(yu) 生也是可以共存並同為(wei) 我所欲的；第二，隻是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情況下，才不得不做出“舍生而取義(yi) ”的選擇；第三，之所以做出為(wei) 道義(yi) 而安然赴死的選擇，是因為(wei) 在義(yi) 與(yu) 生相衝(chong) 突的情況下，追求義(yi) 的價(jia) 值超過了生命本身的價(jia) 值，對違義(yi) 的厭惡超過了對死本身的厭惡。可見，儒家主張，當遇到義(yi) 利尖銳衝(chong) 突而不可調和的特殊情況時，誌士仁人決(jue) 不為(wei) 苟活而做損害仁義(yi) 的事，而是寧可犧牲生命也要成仁踐義(yi) 。

不難看出，儒家的確首重義(yi) ，但並不以義(yi) 利對立作為(wei) 理解義(yi) 利關(guan) 係基本前提。儒家不僅(jin) 肯定合理之利的正當性而且在客觀效果上接受“因義(yi) 得利”表明，在其對義(yi) 利關(guan) 係的整體(ti) 理解中包含了義(yi) 利統一向度。因此，即使儒家所謂重義(yi) 輕利也不是建立在義(yi) 利對立基礎上的。隻是在義(yi) 與(yu) 利尖銳對立的特殊境遇中，儒家才明確主張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犧牲利益而成就道義(yi) 。不能將“義(yi) 利之辨”針對特殊境況的主張擴大化、絕對化。

在客觀效果上接受“因義(yi) 得利”不能歸結為(wei) “以義(yi) 取利”即主動自覺地打著道義(yi) 的旗號謀取利益，這也是討論儒家義(yi) 利之辨必須加以認真辨析的一個(ge) 原則性問題。實際上，以義(yi) 取利是儒家所一直明確反對的行為(wei) 方式。孟子與(yu) 荀子正是因為(wei) 五霸假借仁義(yi) 謀利而羞於(yu) 談論他們(men) ，朱熹更對此有明確論說。當有人不讚成“正其義(yi)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認為(wei) “仲舒說得不是。隻怕不是義(yi) ，是義(yi) 必有利；隻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時，朱熹鮮明地指出：“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為(wei) 之，非所以為(wei) 訓也。固是得道義(yi) 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義(yi) 而功利不至者，人將於(yu) 功利之徇，而不顧道義(yi) 矣。”這就一針見血地道出了其中症結所在：如果為(wei) 利而義(yi) ，其最終結果必然是不顧道義(yi) 而“徇”利。這就涉及了儒家之為(wei) 儒家的根本。作為(wei) 一種成德之學，儒家所關(guan) 注的中心是德性人格的成就。真正的德性是高度自主而不為(wei) 外在利益所左右的，“以義(yi) 取利”顯然是有違於(yu) 此的。因此，無論出於(yu) 怎樣的主觀願望而認為(wei) 儒家義(yi) 利之辨提倡“以義(yi) 取利”，都不僅(jin) 完全消解了儒家義(yi) 利之辨的價(jia) 值意義(yi) ，而且有違於(yu) 其基本理論立場。

綜上而論，儒家義(yi) 利之辨歸根結底體(ti) 現為(wei) 一種“義(yi) 以為(wei) 上”即以德性作為(wei) 人之所以為(wei) 人之本的精神追求。當道義(yi) 與(yu) 利益、德性精神與(yu) 感性欲求發生衝(chong) 突時，誌士仁人理當超越利益的糾結與(yu) 感性的欲求而致力於(yu) 對道義(yi) 與(yu) 德性的追求，並在其中得到精神的滿足與(yu) 心靈的自由。由此，超越物欲與(yu) 私利的誘惑，不斷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成就以德性精神為(wei) 依歸的理想人格，就成為(wei) 儒家精神追求的一個(ge) 重要特色。

在儒學中，做一個(ge) 孜孜以求利、放於(yu) 利而行，因而無德性、無操守、肆無忌憚的小人，還是做一個(ge) 義(yi) 以為(wei) 上、行仁踐義(yi) ，因而重德操、求上達，行己有恥的君子，是人在夢覺關(guan) 頭的一次重大生命抉擇，是關(guan) 係到究竟做一個(ge) 真正的人還是做一個(ge) 衣冠禽獸(shou) 的大問題。麵對物欲橫流的生存環境，現代人並沒有遠離這一生命抉擇。麵對市場經濟的衝(chong) 擊，體(ti) 現“義(yi) 以為(wei) 上”的精神追求，通過提升境界而築起精神的堤防，對於(yu) 有效地抵禦拜金主義(yi) 與(yu) 享樂(le) 主義(yi) 的侵蝕，同樣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yi) 。而如何既堅持“義(yi) 以為(wei) 上”的主導，又達成客觀效果的義(yi) 利雙成，更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儒家義(yi) 利觀的現代轉化應當認真麵對的富有挑戰性的時代課題。

 責任編輯：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