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歐美視角看體現中國軟實力的“大國學”
作者:黃保羅(Paulos Huang)
作者單位:芬蘭赫爾辛基大學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3-4
“大國學”應該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概念,因為它所反映的“中國形象”是不斷變化的。如此的“大國學”,是研究中國“軟件”體係的學問,它應該清楚說明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告訴人們“中國人”是什麽樣的人;能夠客觀描述中國思想、文明和精神的實況:中國文明是什麽;可以有效支持中國“硬件”運行:影響和決定中國人及中國行動的內在體係是什麽。
“國學”乃與“西學”相對的“中國固有之學”,其研究對象包括語言、文化、思想、曆史、宗教、信仰甚至天文地理等。就中國而言,清末民初中國麵臨亡國之際,國學興起;其後國學不敵洋槍、洋炮、洋文化而苟延殘喘近百年;21世紀中國在世界崛起之時,“國學熱”大為流行。就世界而言,自從16世紀耶穌會士(Jesuit)開始,西方人就努力研究中國文明,經曆了注重曆史傳統之研究的“Sinology”(漢學,以利瑪竇、高本漢為代表)與注重現當代現實研究的“China Studies”(中國學,以費正清為代表)的不同階段。
從歐美的視角來看中國近年的“國學熱”,會發現其中的許多狹隘之處與誤導盲點。如果說政治、經濟和軍事是中國崛起的硬實力的話,那麽,中國文明就應該是中國崛起的軟實力,而“大國學”則能夠體現這種軟實力。
挑戰與應戰
國學誕生於清末特別是五四運動之際,處於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劇烈衝突的語境之內。借用湯因比的“曆史文明”理論來說,中國國學的誕生,主要是中國人和中國社會麵對西方文明的“挑戰”而提出的“應戰”之舉。
在西方文明的挑戰出現之前,關於中國文明的研究,是作為一種曆史文化知識的探索而進行的,若有挑戰也不是來自於今天的西方。在知識層麵,傳統國學麵臨“描述性和解釋力”的問題,“儒學”就往往被當做國學的主要內容甚至是代表來描述曆史中國的思想文化和精神文明體係的全貌或主要特征。但是,曆經“五四”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與發展近百年的進程,這個傳統的“國學”已經被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物質主義、市場經濟、科學理性與民族主義所衝擊甚至所取代。
在今天的全球化新語境中,探討“國學”必須有“大”視野:一方麵,今天的挑戰者是“全球化的世界”,這與100年前的相似點在於挑戰者來自於“非中國”的語境,不同點在於今天的中國已經與挑戰者成為密不可分的統一體,雙方不再是零和遊戲而是共生共存的關係;另一方麵,今天“國學”之“國”已經不同於100年前的中國,今天之“中國固有傳統”已經包含了馬克思主義、物質主義、科學理性和市場經濟等100年前沒有的或不太多的內容。
因此,曆史的發展,就是文明單位麵對“挑戰”來製定“應戰”的“自我決策和執行”的過程。據此理論,今天討論國學,顯然就是探討中國文明應該如何應對新的挑戰之學問;這裏的核心問題是,國學研究者應該分清楚:誰是真正的挑戰者(全球化的世界),誰是真正的應戰者(被傳統中國文明和現代文明所影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挑戰和應戰的內容是什麽(全球化要融化中國文明,中國文明要作為中國的軟實力繼續發展),這一挑戰與應戰的目的是什麽(增強文明生存和國家發展的軟實力)。
自我認同與中國形象
所謂的“國學”,應該反映中國人的“自我認同”與中華民族的自我形象即“中國形象”。“自我認同”是關於“我(們)是誰”的問題,是“了解我占據的立場”,“我的同一性由能為我提供某種框架或視域的介入和識別活動所界定,在這個框架或視界之中,我試圖判斷什麽是善的、有價值的,什麽是應該做的,什麽是所支持或反對的,換言之,這是我借以采取立場的視界”,可謂安身立命之根基。
據此,“大國學”應該是一個不斷變化的概念,因為它所反映的“中國形象”是不斷變化的。如此的“大國學”,是研究中國“軟件”體係的學問,它應該清楚說明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告訴人們“中國人”是什麽樣的人;能夠客觀描述中國思想、文明和精神的實況:中國文明是什麽;可以有效支持中國“硬件”運行:影響和決定中國人及中國行動的內在體係是什麽。也就是說,“大國學”應該可以代表中國的形象,可以客觀地描述和清楚地解釋中國的文明和精神體係,並能為中國的生存和發展提供動力。
通過歐美對中國形象的認識,我們可以簡單勾勒中國“大國學”的三個階段性特點:一是理性文明在16—18世紀(1500—1800)代表的中國形象:歐洲所認識的中國是以耶穌會士所介紹的儒家孔子為代表的,當時歐洲的早期東方學家、早期漢學家及啟蒙主義者都對中國的理性和文明非常欣賞。例如,耶穌會士柏應理等在1687年根據“四書”的主要內容在巴黎翻譯出版的《中國賢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中附有孔子圖像,在歐洲人的心目中,中國的形象就是由孔子代表的,儒學、儒教當然就是中國“大國學”的主要內容。
二是“東亞病夫”和落後國家在19—20世紀的近200年(1840—1997)裏代表的中國形象:這個階段在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可用幾幅圖畫來作代表。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西方的一幅漫畫是中國龍被降伏。當時上海外灘公園門口據說掛著一個寫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這時,儒釋道或中國傳統根本無法為中國的生存和發展而提供動力。1949年以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世界仍然有著很大的隔閡。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從綜合國力上已經躍升為世界強國之一,但與此同時中國的人均國力和部分地區仍然非常落後。因此,中國處於一種矛盾狀態之中:既發達又落後,既偉大又渺小。在這個階段,中國的“國學”是混亂的、矛盾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是消極的。
三是大國崛起在最近十多年裏代表的中國形象:西方所認識的中國形象有了極大的改變,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後,中國作為大國的形象才逐漸引起全世界的關注。此後的澳門回歸、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功舉辦奧運會、度過世界性金融危機和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慶典,使世界對中國形象有了新的認識。這樣的一個國家形象應該如何描述、如何解釋,是“大國學”應該研究和努力解決的問題。從代表中國形象的“大國學”視角來說,在這個階段比較有代表性意義的是中國政府在世界各地通過“孔子學院”來推廣中國語言文化和理念的措施。但是這個孔子,既不是春秋戰國時代的孔子,也不是17世紀歐洲啟蒙主義者眼中的孔子,而是21世紀中國形象的代言人。
“一首兩翼四足一尾”的“大國學”
今天的“孔子學院”所宣講的內容應該是“大國學”,其研究對象應該是“一首兩翼四足一尾”的有機體。
這個“身體”是由曆史上曾經存在過的各個民族(如西夏、契丹、女真等)和現當代的56個民族構成的中華民族有機體。
中國文化之“首”(領導者)是“政權”,從古代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到今天為止,政權對文化的巨大影響是中國的特色之一。就21世紀的中國而言,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都是政權思想的體現。
中外、“我他”兩大文化源頭之“兩翼”不但表示所有的中國文化元素就其來源可分成“中、外”兩類,而且它是處理中華文化構成元素之間關係的一種模式。古代的華夷之分和今天的愛國與否,都往往是這種思維模式的反映。一方麵,出於“自傲”而對日漸受到世界文化衝擊的現狀產生了焦慮感,因此,以基督教等來源於西方的文化元素作為假想敵進行排斥。另一方麵,出於鴉片戰爭以來的屈辱記憶,而努力通過狹隘的民族主義來排斥抹黑外來元素為“其心必異”的“非我族類”。對於這種兩翼式的思維模式,政府和民眾對此都應該是有保留地利用,而不能完全認可。但從現象學的層麵,撇開價值判斷,我們必須承認這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本性特色之一。
“四足”則是中國文明的實際組成部分:“腿一”是普世性之足(世俗主義、以人為本);“腿二”是中國固有之足(儒、道、民間信仰);“腿三”是法律和情感上均入籍的移民之足,即雖是外來的,卻獲得了認可而成為本土化的移民身份之元素(佛、來自西方的理性、科學);“腿四”是法律上入籍而情感上仍未入籍的移民之足,即外來的元素,雖然居住在中國,從政治和法律的層麵而言已經獲得合法的居留身份,但在民眾的情感和草根階層中,卻仍被視為外來的非中國之足(基督教、伊斯蘭教)。
“一尾”則代表新興宗教及其他沒有概括進來的文明元素。
至於這個有機體到底是一條活龍、一隻鳳凰、一隻熊貓還是溫馴的鴿子,如何以某個圖騰來勾勒才能更有美感,我們可以作進一步探討。
“大國學”的功能
這種“大國學”涵蓋了中國的“國學”與世界性的“漢學”這一根藤上的兩個瓜。其實用功能有兩點特別突出:
其一,對內,具有解釋力和凝聚力。它能夠描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神,並能增加中國人的凝聚力。“大國學”蘊涵著中國作為由現在的56個民族和曆史上曾經出現的中華民族所組成的大民族家庭的和諧統一的思想精髓。“大國學”有利於民族團結、增強民族自信心,也可拓寬少數民族文化發展的思路。帶有很大的社會學和政治學意義,會讓漢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進行更多、更有力的交流,在文化的互補和磨合中促進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共同繁榮。
其二,對外,具有宣傳力。它能夠擺脫狹隘的民族主義“國學觀”而幫助國人向世界展示一個健康和與人為善的中國。現在是全球對話的時代,我們不僅需要應對外來的挑戰,而且應該對世界作出積極貢獻。隨著中國經濟、政治和軍事實力的增強,世界也向中國提出了要求,即中國應該如何幫助和影響世界。在全球化的語境中以什麽樣的“大國學”來構建中國的精神體係與價值觀,事關重大,不僅決定中國的命運,而且影響世界的格局。正如魯迅所比喻的“如果你的嘴裏並沒有‘毒牙’,那何必在自己的額頭寫上‘蝮蛇’二字,引人來打殺呢?”所以,我們對外要向世界解釋說明“中國可以向世界貢獻什麽”,中國對自己的定位是什麽,中國想在世界舞台上體現的形象是什麽等問題。
因此,處理好中國文明各個構成元素之間的關係非常重要;愛國主義是合理的,但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唯我獨尊的國學觀會為中國帶來災難,是應該努力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