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中華文明的新形態與(yu) 世界文明的新重心

作者：方朝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曆史係教授）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時間：孔子2566年暨耶穌2015年11月16日

【內(nei) 容提要】本文從(cong) 文化心理的角度說明，中華民族不大可能像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所說的那樣，成為(wei) 未來主導世界統一進程的民族。但是鑒於(yu) 中國現有的規模，隻要能把自身的問題真正解決(jue) 好，就將成為(wei) 未來世界文明的重心之一。而能否建成世界文明的重心之一，關(guan) 鍵要看其今後能否在製度、價(jia) 值和信仰等三方麵建成一種新的文明形態。

1974年，在中國的“文革”還沒有任何退潮跡象的時候，著名英國學者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就曾對中國在未來世界統一進程中的作用表示了無與(yu) 倫(lun) 比的期待。這位20世紀西方最傑出的史學家之一這樣說道：

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並且正因為(wei) 中國有擔任這樣的未來政治任務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國人在世界上才有令人驚歎的威望。[①]恐怕可以說正是中國肩負著不止給半個(ge) 世界而且給整個(ge) 世界帶來政治統一與(yu) 和平的命運。[②]中國人和東(dong) 亞(ya) 各民族合作，在被人們(men) 認為(wei) 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類統一的過程中，可能要發揮主導作用。[③]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集體(ti) 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liang) 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法的中華民族。[④]像今天高度評價(jia) 中國的重要性，與(yu) 其說是由於(yu) 中國在現代史上比較短時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毋寧說是由於(yu) 認識到在這以前兩(liang) 千年期間所建立的功能和中華民族一直保持下來的美德的緣故。[⑤]

聯係湯因比作為(wei) 一名偉(wei) 大的曆史學家，曾對過去6000年來地球上大多數主要文明的起源、興(xing) 起、衰落、解體(ti) 作過深入研究，我相信湯因比上述觀點不是出現一時興(xing) 致所致，而是基於(yu) 對人類數千年文明史的整體(ti) 研究。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湯因比先生對中國在未來世界的作用寄予如此高的期望呢？仔細研讀其書(shu) 可知，他認為(wei) 人類未來避免自我毀滅的唯一途徑在於(yu) 政治統一，而在這方麵，中國有著最為(wei) 成功的經驗。他說，過去五百年間西方人雖然在經濟和技術上、甚至一定程度上在文化上把全世界統一了起來，但是西方人卻無法在政治上統一整個(ge) 世界。這是因為(wei) 從(cong) 曆史的角度看，“在羅馬帝國解體(ti) 後，西方本身或在世界其他地區，都沒有實現過政治上的統一”；從(cong) 現實的角度看，西方的民族國家製度本質上是民族主義(yi) 而非世界主義(yi) 的。[⑥]然而，“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yi) 民眾(zhong) ，從(cong) 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men) 顯示出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yu) 倫(lun) 比的成功經驗。這樣的統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絕對要求。”[⑦]“中國的統一政府在以前的兩(liang) 千二百年間，除了極短的空白時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幾億(yi) 民眾(zhong) 統一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的。”[⑧]

湯因比對中國在未來世界進程中的作用是否高估了？該如何來理解他的上述觀點？本文試圖從(cong) 分析湯因比的上述觀點入手，對於(yu) 中華文明在未來能否成為(wei) 世界文明重心之一這一話題提出若幹看法。

（一）

關(guan) 於(yu) 中國古代社會(hui) 大一統趨勢的成因，前人有許多有價(jia) 值的解釋。特別是魏特夫（K. A. Wittfogel）有名的“治水工程說”[⑨]，金觀濤、劉青峰的“超穩定結構說”（後麵討論），許倬雲(yun) 的縱橫聯係說[⑩]，趙鼎新的階層融通說[11]，等等。其中魏特夫的觀點後人批評甚多。本文不否認前人說法合理性，但想換一個(ge) 角度，從(cong) 中華民族基本性格——我也稱為(wei) 文化心理結構——的形成，來分析中國在過去數千年來表現出強大的統一能力、也就是所謂“大一統趨勢”的原因。

我認為(wei) ，中華民族的基本性格早在西周（約前1046年-前771年）已基本定型，它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形成了以此岸為(wei) 取向的高度世俗化文化。與(yu) 希臘文化、猶太-基督文化、阿拉伯-伊斯蘭(lan) 教文化、印度文化乃至東(dong) 歐-東(dong) 正教文化等相比，中國文化早就表現出對人類生活於(yu) 其中的“這個(ge) 世界”（this world）——稱之為(wei) “天地”或“六合”——持完全肯定的態度。而在前麵所列的幾大文化中，對於(yu) “這個(ge) 世界”則皆持消極或否定的態度。他們(men) 往往認為(wei) 這個(ge) 世界為(wei) 虛幻，或者在整體(ti) 上墮落或有罪；這幾大文化皆認為(wei) 生命本身永不終結，終結的隻是肉體(ti) ；因此宗教修煉的目標在於(yu) 徹底擺脫這個(ge) 世界，生命的終極歸宿在這個(ge) 世界之外而不是之中。

相反，在中國文化中，對於(yu) 這個(ge) 世界之外的世界，即天地之外有無天地、六合之外有無六合，基本上采取否定或存而不論的態度。從(cong) 根子上講，中國人相信世界隻有一個(ge) ，即以天地為(wei) 框架、以六合為(wei) 範圍的“這個(ge) 世界”（this world）；與(yu) 此同時，他們(men) 對於(yu) 死後生命采取了消極懷疑的態度。幾千年來中國的精英文化對死後生命是傾(qing) 向於(yu) 否定的。在日常生活中，中國人即使祭祀鬼神，也不敢真相信自己靈魂不滅。

中國文化的這一特點，導致中國人非常重視天下的和合或和諧。這是一種本能的對生存安全感的追求。假如世界有無數個(ge) （如“三千大千世界”），假如這世界虛幻不實，我們(men) 無需擔心它不和諧，因為(wei) 它本來就要被超越或克服。但假如世界隻有一個(ge) ，又神聖無比，它就是我們(men) 唯一的家園。它的動蕩和不寧就會(hui) 直接摧毀我們(men) 的人生安全感，導致我們(men) 無家可歸。因此，“天人合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人的最高追求，深深紮根於(yu) 中國人心靈底處。

另一方麵，中國文化的“此岸取向”還導致了它的另一重要特征，我稱之為(wei) “關(guan) 係本位”。即：中國人既然不太看重自己與(yu) 另一個(ge) 世界（God、上帝之城、六合之外等）的關(guan) 係，自然會(hui) 看重自己與(yu) 此岸人/物的關(guan) 係，以此來確立人生的安全感和方向。我的所有“關(guan) 係”，是指我與(yu) 身邊所有對象的關(guan) 係，當然包括我與(yu) 家人、親(qin) 友、同事、團體(ti) 、地方、民族、國家、社會(hui) 、自然等一切可能事物的關(guan) 係，構成了我這個(ge) 人的全部生活內(nei) 容。根據費孝通的說法，這些關(guan) 係在我的世界裏是根據親(qin) 疏遠近而呈現出“差序格局”的。按照有些學者的說法，中國人的關(guan) 係世界是通過人情和麵子這兩(liang) 個(ge) 重要機製來組織和運行的。中國文化本質上就是一種“關(guan) 係的文化”。關(guan) 係本位導致中國人重私德而不重公德，重人情而不重製度。

由於(yu) 中國人人生安全感寄托於(yu) “關(guan) 係”，所以他們(men) 特別重視關(guan) 係的和合或和諧。因此中國人在主觀上希望（1）和天地宇宙，（2）和人間世界，（3）和國家民族，（4）和親(qin) 朋好友，（5）和家人族人都建立起和諧的關(guan) 係。“家和萬(wan) 事興(xing) ”，最好整個(ge) 世界都能像家一樣安全可靠，讓人放心。顯然，這種和合精神，更傾(qing) 向於(yu) 接受統一而不是分裂。這是因為(wei) 差序格局的重要特點之一，是對於(yu) 陌生人（關(guan) 係疏遠）不放心。如果能統一到同一個(ge) 共同體(ti) ，按同樣的方式行事，彼此就可以放心了。

這種“關(guan) 係本位”，在中國文化中還產(chan) 生了兩(liang) 個(ge) 特殊的變體(ti) ，一是許烺光所稱的“處境中心”（situation-centered），[12]即從(cong) 周遭處境出發建立自己的安全感。所以“處境中心”就是我與(yu) 自身處境（the situation in which I live）的關(guan) 係。這種“處境中心”會(hui) 抑製攻擊衝(chong) 動，渴望安定，向往太平。這導致了中國人過去數千年缺乏象遊牧民族或西方民族那樣進行大規模、遠距離遷徙的熱情，沒興(xing) 趣去進行橫跨幾大洲的長程侵略或殖民。因為(wei) 對中國人來說，那些遙遠的異國他鄉(xiang) 太陌生，讓人不放心，寧願舍棄。安土重遷也罷，重視風水也罷，都是“處境中心”的體(ti) 現方式。所以，他們(men) 雖然寧願修築長城把敵人擋在外麵，而不一定要占有敵人的土地；他們(men) 最終放棄曾統治過的朝鮮和越南北部，因為(wei) 那遙遠荒蠻之地終究是個(ge) 麻煩；他們(men) 不願直接統治、管理那些少數民族，寧願采取藩屬方式讓其自理，因為(wei)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能心心相印，豈能讓人放心）。如果中國人要對其他民族發動戰爭(zheng) ，往往是出於(yu) 生死存亡的恐懼、無路可走的選擇等原因。“處境中心”因此暗含一種務實地與(yu) 周邊環境和諧相處的精神。

“關(guan) 係本位”在中國文化中的另一個(ge) 變體(ti) 是“團體(ti) 主義(yi) ”（collectivism）。因為(wei) “我”不可能跟所有人同樣好、同樣熟悉，通過人為(wei) 構造一種相互理解、相互需要的小團體(ti) ，可以抵禦陌生人或其他力量的威脅，團體(ti) 無疑比單個(ge) 人的力量大。“團體(ti) 主義(yi) ”是對自己生存處境的積極、人為(wei) 建構（也是一種“處境中心”），關(guan) 注我和我所在團體(ti) （collective in which I live）的關(guan) 係（是“關(guan) 係本位”的變體(ti) ）。文化團體(ti) 主義(yi) 一個(ge) 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區分自己人和外人（in-group/out-group），對“非自己人”持排斥態度。團體(ti) 主義(yi) 的積極形態可以包括集體(ti) 主義(yi) 、愛國主義(yi) 和民族主義(yi) ，其消極形態可以變成圈子意識、幫派主義(yi) 、山頭主義(yi) 、地方主義(yi) 和種族中心主義(yi) 。文化團體(ti) 主義(yi) 體(ti) 現了中國人構造人生安全感的一種方式。在中國曆史上，團體(ti) 主義(yi) 精神是追求大一統的重要心理基礎之一。中國人春秋時期形成了“夷夏之辨”，後來又發展出忠孝節義(yi) 、精忠報國的傳(chuan) 統，其中皆包含舍小我、保大我的集體(ti) 主義(yi) 精神。

上述幾方麵，或可幫助我們(men) 理解中國文化中有利於(yu) 大一統的因素，解釋湯因比所說的中華民族的統一趨勢。

（二）

然而，中國文化中雖有上述有利於(yu) 統一的因素，也同樣存在有利於(yu) 分裂的重要因素。在中國文化內(nei) 部，分與(yu) 合的巨大張力從(cong) 來都異常明顯。比如我們(men) 常常講中國人自我中心，“一盤散沙”；中國人勾心鬥角，內(nei) 耗嚴(yan) 重；中國人拉幫結派，陷於(yu) 黨(dang) 爭(zheng) 。此外，地方主義(yi) 從(cong) 未斷絕，王朝因此衰落，國家因此解體(ti) 。所有這些，無不體(ti) 現了中國文化中與(yu) 統一相反的趨勢。導致這一趨勢的根本原因恰恰也是關(guan) 係本位和團體(ti) 主義(yi) 。

一方麵，“關(guan) 係本位”體(ti) 現了對人與(yu) 人關(guan) 係的深刻依賴，由此導致了無比深刻的人際矛盾與(yu) 鬥爭(zheng) ，進一步可導致人與(yu) 人分崩離析。人與(yu) 人之間如果關(guan) 係疏遠甚至冷淡，有時不會(hui) 有太大矛盾；人與(yu) 人之間如果過分親(qin) 密或依賴，各種矛盾就容易產(chan) 生。這種由人際關(guan) 係所引發的人際矛盾和鬥爭(zheng) ，也表現在幫派、諸侯和地方之間。二者在性質上完全一樣，後者是前者的延伸。這無疑是造成分裂的重要動力。

另一方麵，“團體(ti) 主義(yi) ”易墮落為(wei) 幫派主義(yi) 、山頭主義(yi) 、地方主義(yi) 等形式，後者曆來都是分裂的主要誘因。中國人覺得隻有在自己熟悉或者特別是有感情、非常了解的人之間才有安全感，民族、國家、政治、製度這些東(dong) 西在中國人看來都是陌生、冷漠、遙遠和沒感情的東(dong) 西，不能給自己帶來足夠的安全感。所以寧願依賴於(yu) 自己建立的小團體(ti) 或地方勢力。當中央權威強大且公正時，人們(men) 覺得安全感有保障，沒必要追求地方主義(yi) 。但是當中央權威衰落或不能主持公道時，人們(men) 求助於(yu) 地方主義(yi) 或私人團體(ti) 來謀求自己的安全感。

既然如此，為(wei) 什麽(me) 秦漢以來中國曆史形成了以統一為(wei) 主流的趨勢呢？

首先我們(men) 要認識到，“團體(ti) 主義(yi) ”雖然是分裂的禍根，也可以是統一的動力。這是因為(wei) 文化團體(ti) 主義(yi) 意味著，集體(ti) 越強大，個(ge) 人越安全。特別是當小團體(ti) 林立、小團體(ti) 不足以消除外部勢力的無窮威脅時，人們(men) 會(hui) 逐漸認識到如能將所有小團體(ti) 統一起來、造就一個(ge) 大團體(ti) ，安全感才有根本保障。所以每當人們(men) 感到中央政權公正可靠時，他們(men) 寧願選擇統一的中央集權。

另一個(ge) 重要事實是，“關(guan) 係本位”雖然是分裂的誘因，也可以是統一的因素。因為(wei) 在無休止的爭(zheng) 鬥中，人們(men) 逐漸認識到，統一才是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我們(men) 看到，每當中國人分裂為(wei) 不同的幫派、諸侯或軍(jun) 閥時，總是硝煙四起、戰爭(zheng) 不斷。妥協極難做到，和平難以持久。結果，與(yu) 其他幫派、地方或諸侯的關(guan) 係，會(hui) 消耗人大量的精力和心血，讓他們(men) 筋疲力盡，正像日常人際矛盾中那樣。與(yu) 此同時，長期的衝(chong) 突和戰爭(zheng) ，也會(hui) 把全民的安全感摧毀殆盡。最終，人們(men) 普遍意識到，還是選擇一個(ge) 中央集權的政府更好，於(yu) 是統一成為(wei) 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我們(men) 在研究中國曆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13]的規律時發現，即使在分裂最久的春秋戰國（約前722-前221）和魏晉南北朝（220-581年），逐步走向統一的趨勢也異常明顯。以春秋時期為(wei) 例，先是東(dong) 周初期至少上百個(ge) 大大小小的小國被楚、齊、晉、秦等大國所吞並。據顧棟高考證，楚國在春秋時期吞並的小國多達42個(ge) ；晉國、齊國分別吞並周邊小國18個(ge) 和10個(ge) ，就連魯國這樣的小國也吞並了9個(ge) 周邊小國。[14]所以戰國七雄本身就已經是統一的產(chan) 物，而秦統一六國不過是這場統一潮流的頂點。再以魏晉南北朝為(wei) 例。三國鼎立隻有45年即為(wei) 西晉統一。西晉滅亡後，南北朝雖朝代更迭頻繁，但南方基本保持統一格局，而北方在各政權的混戰中也曾分別於(yu) 公元376年、439年和577年幾次實現過統一（其中北魏統一北方近百年），最後南北方統一於(yu) 隋。是否可以說，秦和隋的統一均是順應了某種曆史趨勢呢？[15]

除此之外，經過春秋戰國500多年、魏晉南北朝360多年的戰亂(luan) ，人們(men) 對分裂的苦果已深深品嚐。南北朝及五代十國這兩(liang) 次較長的分裂，如果不是少數民族入侵及其政權建立，分裂時間應該會(hui) 短很多。而在其他時期，像秦末、隋末及漢、唐、宋、元、明、清時期，雖然都出現了分裂甚至內(nei) 部嚴(yan) 重分裂的跡象（諸侯叛亂(luan) 、同姓或異姓稱王、農(nong) 民起義(yi) 等等），但都比較快平息了下去。這種現象的發生，除了金觀濤等講的社會(hui) 組織方式、許倬雲(yun) 說的縱橫聯係網之外，應當還有深層的文化心理因素。

金觀濤、劉青峰先生曾運用控製論、係統論方法，對中國古代社會(hui) “大一統”趨勢從(cong) 組織結構上進行了研究。他們(men) 把中國古代社會(hui) 大一統格局的形成解釋為(wei) 以儒家意識形態為(wei) 粘合劑，同時為(wei) 上層官僚機構、中層鄉(xiang) 紳自治和基層宗法家族提供合法性支持，並建立了儒家意識形態、政治結構和地主經濟三者相互耦合的一體(ti) 化結構。[16]事實上，金、劉所說的“意識形態與(yu) 社會(hui) 組織一體(ti) 化”，或“宗法一體(ti) 化結構”，其成熟而典型的形態出現在明、清時期，並不是秦漢以來一直如此的。由於(yu) 作者以中國古代社會(hui) 成熟、穩定時期的社會(hui) 組織形態為(wei) 代表，就無法解釋在統一意識形態嚴(yan) 重衰退、社會(hui) 組織方式深刻變遷的春秋戰國和魏晉南北朝，為(wei) 何有內(nei) 在而強烈的統一趨勢？[17]

事實上，金、劉所說的“超穩定結構”不僅(jin) 有清晰的生成、演變軌跡，在其背後還有更深層、也許是更重要的“超穩定結構”，即前述所謂以此岸取向、關(guan) 係本位和團體(ti) 主義(yi) 等為(wei) 特點的文化心理結構。金、劉對統一意識形態重要性的認識，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春秋戰國和魏晉南北朝時的分裂為(wei) 何長久，但不能解釋為(wei) 何這兩(liang) 次分裂未能像古希臘和西歐那樣，永遠持續下去。可以說，秦和隋的統一是中國曆史上兩(liang) 次最重要的統一，正是這兩(liang) 次統一促成了金、劉所說的“超穩定結構”。[18]可以說，金、劉所說的文化、政治、經濟三位一體(ti) 的超穩定結構之所以能形成，與(yu) 許倬雲(yun) 所謂的“縱橫聯係”、趙鼎新所謂的“階層融通”一樣，在更深層次上由本文所說的深層文化心理結構促成。[19]

必須認識到，中國人的統一能力有明顯的局限。這首先表現為(wei) 中國人的“統一趨勢”是有限度的。通常他們(men) 主要隻在本民族或已高度同化的民族之中才追求統一，而對其他民族，特別是少數民族，通常較少有興(xing) 趣統一（當然，在對方直接威脅自己的生存時則例外）。正如前述，漢人政權對少數民族政權在傳(chuan) 統上更傾(qing) 向於(yu) 采取藩屬或羈縻的方式。總之隻要你不惹事就好了，我才不想管你呢。這與(yu) 一些遊牧民族不同，當他們(men) 統治中原時，寧願直接統一所有被他們(men) 征服的民族。今天中國境內(nei) 少數民族的格局正是滿人給我們(men) 留下的遺產(chan) 。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我們(men) 也不要對湯因比先生的預言過高估計。

（三）

湯因比先生說：

在過去二十一個(ge) 世紀中，中國始終保持了邁向全世界的帝國，成為(wei) 名副其實的地區性國家的榜樣……在漫長的中國曆史長河中，中華民族逐步培育起來的世界精神……。[20]

統一的中國，在政治上的宗主權被保護國所承認。文化的影響甚至滲透到遙遠的地區，真是所謂“中華王國”。實際上，中國從(cong) 紀元前二二一年以來，幾乎在所有時代，都成為(wei) 影響半個(ge) 世界的中心。[21]

湯因比所描述的中國人的世界主義(yi) 精神，及其曾經長期影響到半個(ge) 世界的巨大能量是什麽(me) 原因導致的呢？我想一方麵，這確實要歸功於(yu) 中華民族能不斷地走向統一，通過統一積聚起巨大的能量，從(cong) 而能打敗個(ge) 人戰鬥力遠勝於(yu) 漢人的遊牧入侵者，建立起空前未有的世界性大帝國。事實上，在中國曆史上，每當漢人王朝衰落的時候，就有不少少數民族趁機南下，建立割據政權，造成分裂局麵。

另一方麵，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天人合一”觀念，背後暗含著“天下一家”、“九洲大同”的夢想，這確實是一種有助於(yu) 天下一統的世界主義(yi) 精神。這種理想在中國曆代思想史上一直占據主流。除了孔子、老子及先秦儒家表達過天下大同的期望外，後世學者也一直有強烈的“天下主義(yi) ”情懷，甚至現當代學者如康有為(wei) 、熊十力等人仍在闡述此種理想。與(yu) 此同時，古代中國帝王的“天朝上國”、“中央之國”雖似可笑，但背後也透露著某種包容全天下的宏偉(wei) 理念。這種天下一統的理想之所以誕生，從(cong) 文化心理學上看，也是由於(yu) 中國人對於(yu) 陌生人、對“異類”不放心，缺乏安全感。隻有都成了一家人，才能保障安全，所以最好是“天下一家”。

第三方麵，中國文化的世界主義(yi) 特征還要極大地歸功於(yu) 中國文化的相對早熟。別的不說，漢字早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西周建立以前）就已經是相當成熟的文字了，其發明時期可能要再往前追溯2000年。而在中國周邊，少數民族最早發明文字的時間也要到突厥人和藏族人在公元7世紀，比漢人可能晚了3700年。中國或中國周邊其他民族發明文字的時間則分別是：契丹人公元960年、西夏人公元1036年、女真人公元1119-1138年、蒙古人公元1204年、朝鮮人公元1424年、滿人公元1599-1632年、越南人公元1651年，比中國人可能晚了4000年以上。

一個(ge) 民族沒有文字，自然無法積澱起豐(feng) 富的曆史經驗，寫(xie) 成世代流傳(chuan) 的文化經典，形成博大精深的思想體(ti) 係，塑造完備發達的製度係統，從(cong) 而建立世界性的政治國家。中國文化的早熟保證了漢人在與(yu) 周邊異族的戰爭(zheng) 中，可以借助於(yu) 高效的行政能力和強大的國家力量，形成龐大的集團戰鬥力，從(cong) 而打敗並成功同化許許多多的異族。今天我們(men) 在甲骨文、殷周金文及《左傳(chuan) 》一類古書(shu) 裏所看到的許多方國或異族，早已消失在曆史的雲(yun) 煙裏，它們(men) 的名字詮釋了華夏政權曾經的強大。秦的統一並不僅(jin) 僅(jin) 是漢民族內(nei) 部的再統一，而且是漢族勢力向周邊、包括向長江流域甚至其以南的巨大擴展。從(cong) 此以後兩(liang) 千多年裏，中國人的地理空間基本上以秦統一後的版土為(wei) 基礎，逐步而緩慢地向外輻射或推進。這大概就是湯因比所謂的中國人的世界主義(yi) 吧。

從(cong) 曆史的角度說，我一直認為(wei) ，西周時期是中國文化史上一次空前絕後的大發展。不要忘了，東(dong) 周的分裂和戰亂(luan) 是在西周數百年統一和融合的基礎上發生的。西周漫長的統一極大塑造了中國人的民族性格，鑄就了中國文化的基本模式——此岸取向、關(guan) 係本位和團體(ti) 主義(yi) 等。西周深深地塑造了華夏文明共同體(ti) 意識，“夷夏觀”成為(wei) 後世“大一統”思想的重要源頭。西周文明還激發出一種卓越的天下觀念，正是在這一天下觀的基礎上，有了以治理全天下為(wei) 己任的百家爭(zheng) 鳴，有了以全麵整理文化為(wei) 使命的“六經”編訂，有了儒家關(guan) 於(yu) 未來世界的千秋盛世和萬(wan) 世太平理想。所有這些，都是中國文化早熟的重要標誌，也是後來再次統一的深厚文化基礎。

然而，正如其統一能力有局限一樣，中國人的世界主義(yi) 也有明顯局限。“處境中心”的思維方式，導致在通常情況下，中國人對於(yu) 與(yu) 自己差別較大的民族或完全陌生的世界，傾(qing) 向於(yu) 采取謹慎保守的態度，沒有巨大的熱情去同化。所以中國人從(cong) 未發展出類似於(yu) 佛教、基督教、伊斯蘭(lan) 教等世界性宗教那樣無比強大的傳(chuan) 教熱情，和前赴後繼的傳(chuan) 教運動。“處境中心”思維傾(qing) 向於(yu) 通過緩慢融合來實現和平，所以會(hui) 盡可能采取“懷柔”的外向政策。它不太相信武力，因為(wei) 懼怕導致惡性循環式報複，保證不了長治久安。這就造就了一種保守的世界主義(yi) ，而不是積極的、進攻性的世界主義(yi) 。

我估計今後中國人也不大可能改變這種相對保守的“世界”觀。在曆史上，中國文化的世界主義(yi) 特征，固然與(yu) 其內(nei) 部“大一統”的理想和能力有關(guan) ，但由於(yu) 也與(yu) 其在文化上相對於(yu) 周邊少數民族早熟有關(guan) ，其有限的世界主義(yi) 特征也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ge) 附帶產(chan) 物。

正因為(wei) 如此，我們(men) 有什麽(me) 理由片麵相信湯因比的話，過份抬高中國文化的世界主義(yi) 特征？如果文化早熟是中國式世界主義(yi) 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天中國文化還有什麽(me) 優(you) 越性可言呢？至少古人所引以為(wei) 豪的許多因素，比如文字早熟、宗教早熟、製度早熟等等，今天均不複存在了。再說，自身內(nei) 部的少數民族問題數百年都解決(jue) 不了，還有什麽(me) 資格談世界主義(yi) ？

（四）

湯因比認為(wei) 未來世界的主導權在東(dong) 亞(ya) ，他說：

西歐在人類史的最近階段掌握了主導權，扮演了支配的角色。……在人類史的下一個(ge) 階段，西歐將把其主導權轉交給東(dong) 亞(ya) 。[22]

東(dong) 亞(ya) 有很多曆史遺產(chan) ，這些都可以使其成為(wei) 全世界統一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主軸。[23]

我所預見的和平統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軸為(wei) 中心，不斷結晶擴大起來的。我預感到這個(ge) 主軸不在美國、歐洲和蘇聯，而是在東(dong) 亞(ya) 。[24]

我期待著東(dong) 亞(ya) 對確立和平和發展人類文明能作出主要的積極貢獻。……我認為(wei) 世界其他地區即印度、巴基斯坦次大陸和中東(dong) 地區，對這種穩定似乎還不能起到這樣的積極作用。[25]

湯因比所說的東(dong) 亞(ya) 或東(dong) 亞(ya) 文明，是指以中國為(wei) 代表，同時包括日本、朝鮮、越南在內(nei) 的文明類型，他把古代日本、朝鮮、越南視作中華文明的子體(ti) 。

現在我們(men) 不妨來思考一下湯因比這些話究竟能不能成立？綜合上述，我想中國文化在未來未必真的如湯因比所相信的那樣，在世界統一方麵發揮主導作用，但考慮到中國規模之大，中華民族應該有能力建設成世界文明的新重心之一。換個(ge) 角度說，如果中國連世界文明的新重心都成不了，所謂統一天下的世界主義(yi) 也沒意義(yi) 了。那麽(me) ，中國未來如何成為(wei) 世界文明的新重心呢？

必須認識到，假如在未來的世界裏，中國人僅(jin) 僅(jin) 在經濟上取得成功，並因此在軍(jun) 事和政治上始終保持自身作為(wei) 一個(ge) 世界大國的國際地位，這絕不能保證中國成為(wei) 世界文明的重心之一。

因為(wei) 首先，人類曆史上許多大國（包括前蘇聯帝國、納粹帝國、蒙古帝國等等）都曾經成為(wei) 軍(jun) 事和政治上名副其實的世界帝國，但由於(yu) 製度不文明，文化不進步，一旦倒台，立即土崩瓦解、煙消雲(yun) 散。

所謂“世界文明的重心”，順著湯因比的思路，至少要包括：

（1）成熟進步的社會(hui) 製度；

（2）自成一體(ti) 的價(jia) 值觀念（與(yu) 生活方式相配套）；

（3）普世意義(yi) 的偉(wei) 大宗教（至少一個(ge) ）。

這些構成偉(wei) 大文明的要素，在古代的中國都具備了，隻是就宗教而言，中國人的普世宗教並不像湯因比所說的隻有大乘佛教，更包括影響不比大乘佛教小的儒教、道教及地方宗教。事實上，大乘佛教一直到隋朝之前基本上還不占居統治地位，它的真正得勢也許要到唐朝。在宋代以來的曆史上，雖然佛教一直是最大的宗教之一，但在官方和私人生活中，影響最大的還是儒教。

然而，今天中國人麵臨(lin) 的真正難題恰在於(yu) ，那些構成一個(ge) 偉(wei) 大文明的要素還不具備。過去的價(jia) 值觀念、精神信仰（特別是儒教）以及製度體(ti) 係受到了全麵衝(chong) 擊。一方麵，儒教等宗教的價(jia) 值和信仰不再構成當代中國人社會(hui) 生活的主導因素；另一方麵，民主、法治、人權、自由等所代表的西方製度及價(jia) 值全麵湧入，卻又不能落地生根。中國人能否重建自身的製度和價(jia) 值，至今還莫衷一是，前途未卜。

湯因比非常大度地說：

對過去的中國，拿破侖(lun) 曾說，“不要喚醒酣睡的巨人”。英國人打敗了拿破侖(lun) ，馬上就發動了鴉片戰爭(zheng) ，使中國覺醒了。[26]

然而，中國人覺醒了，不等於(yu) 就能建立起一種新的文明形態。隻要一種新型的、具有中國或東(dong) 亞(ya) 文化自身特點的獨特文明樣式沒有建立起來，任何關(guan) 於(yu) 中國將成為(wei) 未來世界文明重心之一的預言都言之過早。

湯因比研究過人類曆史上曾經出現過的20多種文明，這些文明從(cong) 形態上我認為(wei) 可以大體(ti) 劃分為(wei) 八大類（有的已消失）：（1）西方社會(hui) （包括希臘、羅馬及猶太），（2）東(dong) 正教社會(hui) ，（3）伊斯蘭(lan) 教社會(hui) （包括伊朗、阿拉伯及敘利亞(ya) ），（4）中國社會(hui) （包括日本、朝鮮及越南），（5）印度社會(hui) ，（6）美索不達米亞(ya) 社會(hui) （蘇美爾、赫梯和巴比倫(lun) ），（7）古埃及社會(hui) （已消失），（8）拉美社會(hui) （安第斯、尤卡坦、墨西哥及馬雅）。他把日本、朝鮮及越南當作中國文明的子體(ti) 。[27]當然我歸納其為(wei) 八大類古代文明類型，不一定準確，希望能反映湯因比對人類文明形態的劃分框架。湯因比意味深長地指出，在公元775年左右，“在世界地圖上的不同社會(hui) 的數目和一致性同今天大體(ti) 上相同。”[28]

按照亨廷頓的觀點，未來世界文明的基本形態包括西方、中國、印度、日本、伊斯蘭(lan) 、東(dong) 正教、佛教、拉丁美洲、非洲等為(wei) 代表的幾大文明。[29]亨廷頓的文明劃分晚於(yu) 湯因比，針對的時代也不同。不過，其中中國和日本或許不代表兩(liang) 種不同的文明形態，不妨按湯因比合稱為(wei) “中國文明”或“東(dong) 亞(ya) 文明”；他所說的佛教文明應該主要指信仰小乘佛教的南亞(ya) 國家，可與(yu) 印度文明視作一類。這樣一來，我們(men) 今天就有了——：

（1）西方；

（2）中國；

（3）印度；

（4）伊斯蘭(lan) ；

（5）東(dong) 正教；

（6）拉美；

（7）非洲

等為(wei) 代表的大致七大文明形態。亨廷頓的觀點常被國人誤解為(wei) 主張“文明必定衝(chong) 突”，事實上他隻是主張冷戰結束後世界的格局發生了或發生著重大調整，呈現出多極化（multipolar）或文明多樣化（multicivilizational）的趨勢，未來世界的主要衝(chong) 突可能源於(yu) 此。正是基於(yu) 這一文明多樣性觀點，他非常反對以美國為(wei) 代表的西方霸權主義(yi) ，他甚至稱美國的外交政策是“人權帝國主義(yi) ”。[30]

基於(yu) 湯因比和亨廷頓對人類文明的分類，過去一千多年來，雖然人類文明經曆了無數變遷甚至浩劫，但其基本形態並沒有改變。據此我們(men) 可否預言，未來一千年內(nei) ，人類文明的基本形態也不會(hui) 有大的改變？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想應該對於(yu) 中國人在未來建立起新的文明樣式有更大的信心。

讓我們(men) 重申：決(jue) 定未來中國能否成為(wei) 世界文明重心之一的關(guan) 鍵在於(yu) ，中國人能否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完整的價(jia) 值體(ti) 係、製度模式及精神信仰（或普世宗教）。這套價(jia) 值、製度及信仰的具體(ti) 內(nei) 容和特征，已超出本文預定範圍。這裏隻想強調一點，中國人隻要能把自己的問題解決(jue) 好，自然就會(hui) 成為(wei) 有世界影響的國家。目前已經取得較大現代化成就的日本、韓國等國，在建立新型東(dong) 亞(ya) 文明形態方麵還沒有表現出足夠的自覺和自信。從(cong) 曆史的眼光看，中國人在這方麵的自覺和自信是從(cong) 來不缺的。

【注釋】

[①]池田大作、阿·湯因比著，《展望二十一世紀——湯因比與(yu) 池田大作對話錄》，荀春生等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2版，頁278。本書(shu) 以下引稱《展望》。

[②]《展望》，頁279。

[③]《展望》，頁283。

[④]《展望》，頁284。

[⑤]《展望》，頁276-277。

[⑥]《展望》，頁278。

[⑦]《展望》，頁283-284。

[⑧]《展望》，頁278。

[⑨] 卡爾·A·魏特夫，《東(dong) 方專(zhuan) 製主義(yi) 》，北京：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

[⑩] 參許倬雲(yun) ，《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頁25-51。許氏認為(wei) ，中國的大一統格局得以維持，是因為(wei) 在橫向上有橫貫全國的經濟交通網，在縱向上有大家族及士大夫階層與(yu) 官方之間的媒介作用。因此我稱其觀點為(wei) “縱橫聯係”或“縱橫聯係網”之說。“縱橫聯係”或“縱橫聯係網”均非許氏用語。許氏說，“大一統力量長期維係中國，一方麵可能由於(yu) 巨大的經濟交換網維持了經濟上的互轉；另一方麵，地方利益及地方意見經由察舉(ju) 保持了中央與(yu) 地方的聲氣相通，也保持了政權對於(yu) 儒家思想的密切關(guan) 聯。”（《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頁31-32）這一觀點金觀濤、劉青峰在《興(xing) 盛與(yu) 危機》等書(shu) 中也從(cong) 控製論的角度提到了。

[11] 趙鼎新，“中國大一統的曆史根源”，《文化縱橫》2009年第6期。趙認為(wei) ，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社會(hui) 結構不像羅馬和歐洲那樣多重政治勢力（國王、貴族、教廷、城市中產(chan) 階級）並存、誰也不能吞並誰，而是隻有國王和貴族兩(liang) 種勢力主為(wei) ，且各國實現了旨在削弱貴族的郡縣製。社會(hui) 結構的單一，也導致類似於(yu) 民族主義(yi) 和國家主權一類概念在中國未能形成，這些都有利於(yu) 走向統一。在漢代以後，“儒學為(wei) 中華帝國提供了一個(ge) 同質性的文化和認同感基礎，從(cong) 而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古代帝國控製能力有限這一局限”。他對漢以後儒學重要性的看法與(yu) 金觀濤、劉青峰相似。他對先秦時期社會(hui) 結構的分析很有道理，但我認為(wei) 並不代表全部原因。而且，中國在先秦時期貴族階層逐漸被削弱從(cong) 而導致社會(hui) 結構單一化，這是與(yu) 封建製度解體(ti) 相伴隨的現象，而在歐洲沒有出現此種情況，為(wei) 何在中國出現了此種情況，還值得深入研究。“階層融通說”是我用來概括趙的觀點的，非其本人用語。趙的觀點，在我看來正好映證了我所說的中國文化由此岸取向決(jue) 定的關(guan) 係本位重視和諧、和合的特點。從(cong) 此岸取向出發，各家學說皆以天下治理為(wei) 宗旨，所以必然導致儒家這種最有利於(yu) 天下治理的學說獲勝。從(cong) 關(guan) 係本位出發，不能容忍某種獨立的勢力（如貴族、教廷）完全自外於(yu) 世俗政權體(ti) 係。

[12] Francis L. K Hsu, Americans and Chinese: Reflections on two Cultures and their People, introduction by Henry Steele Commager,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Natural History Press, 1970

[13] 對於(yu) 中國曆史上統一與(yu) 分裂的考察，參葛劍雄：《統一與(yu) 分裂：中國曆史的啟示》（增訂版），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8年。

[14]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全三冊(ce) ），吳樹平、李解民點校，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3年版，頁524（楚）、517（晉）、510（齊）、507（魯）。

[15] 據盛思鑫介紹，王賡武先生在近來也論證了唐末五代十國時期，各國如何在製度改革上為(wei) 後來的統一作了準備，從(cong) 而說明了五代十國從(cong) 分裂邁向統一的曆史必然性。不過王的角度與(yu) 本文完全不同，但也不矛盾。參盛思鑫，《大一統思想與(yu) 意識形態結構——評<分裂的中國：邁向統一的883-97>》，《愛思想網》（https://www.aisixiang.com/data/46555.html），2011年11月15日，上網時期：2015年10月8日。

[16] 金觀濤、劉青峰，《興(xing) 盛與(yu) 危機：論中國社會(hui) 超穩定結構》，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另參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hui) 超穩定結構》，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頁1-17；金觀濤、劉青峰，《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與(yu) 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第一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頁7-21。

[17] 金觀濤、劉青峰既然以儒家意識形態、國家官僚係統及自耕農(nong) 經濟這三個(ge) 子係統的耦合來解釋中國古代社會(hui) 的超穩定結構，自然就無法解釋在儒家意識形態未興(xing) 起前的三代，統一為(wei) 何延續那麽(me) 長久（夏、商、周三代曆時2000年左右），以及春秋戰國的分裂為(wei) 何會(hui) 走向統一。對於(yu) 魏晉南北朝到隋唐統一的完成，作者解釋為(wei) “民族大融合大體(ti) 完成，儒學消化了外來文明後再次複興(xing) ，中國才又按著傳(chuan) 統的一體(ti) 化社會(hui) 整合方式，建立了強大興(xing) 盛的隋唐帝國”（氏著，《開放中的變遷》，頁418。類似觀點參《興(xing) 盛與(yu) 危機》，頁227-267），這一解釋固然符合作者所建構的“超穩定結構模式”，但無法解釋儒家為(wei) 何在經曆巨大衰落後能取代佛教和玄學而複興(xing) ？為(wei) 何中國未像西藏等地那樣變成純粹的佛教王國（特別是在由少數民族主導的北朝）？北朝的封建化趨勢為(wei) 何會(hui) 中斷、傳(chuan) 統的一體(ti) 化結構為(wei) 何能重建？他們(men) 似乎也意識到這個(ge) 問題，用了“令人驚訝的曆史慣性”來說明（《興(xing) 盛與(yu) 危機》，頁260）。事實上，南北朝時期的民族融合有一個(ge) 前提，即中原漢族人口數量上占優(you) 勢，並在生活方式上基本保持不變。我在其他地方論述過，儒家在中國成為(wei) 統治意識形態是西周即已成型的中國文化心理結構決(jue) 定的；漢代以來獨尊儒術之所以能形成，與(yu) 此有關(guan) ，並非由於(yu) 個(ge) 別帝王的偶然決(jue) 定。（參拙著，《“三綱”與(yu) 秩序重建》，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因此南北朝之中儒家複興(xing) 和統一趨勢，不能說與(yu) 文化心理結構無關(guan) 。

[18] 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西周時期的統一，及戰國的“大一統”思想皆為(wei) 後世大一統趨勢的重要來源。參李學勤，《失落的文明》，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劉家和，“論漢代春秋公羊學的大一統思想”，《史學理論研究》1995年第2期，頁58-67；張傳(chuan) 璽，“大一統與(yu) 中國古代多民族國家”，《北京日報》2000年9月18日第12版（理論周刊欄目）。許倬雲(yun) 亦說，“秦漢與(yu) 羅馬，文化的統一早於(yu) 政治的統一”，“在秦漢統一以前的戰國時代，中國即已走向統一。”載氏著，《萬(wan) 古江河 中國曆史文化的轉折》（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年)，頁109。

[19] 在《開放中的變遷》一書(shu) 中，金觀濤、劉青峰同樣用“超穩定結構”說解釋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意識形態、社會(hui) 結構均發生巨大變化的條件下，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是如何竭力重建意識形態、政治係統和經濟係統的一體(ti) 化結構的。這一觀點獨到、新穎，在我看來進一步說明了深層文化心理結構的巨大力量，也即中國文化內(nei) 在的“大一統”趨勢。

[20]《展望》，頁277。

[21]《展望》，頁278-279。

[22]《展望》，“序言”。

[23]《展望》，頁277。

[24]《展望》，頁283。

[25]《展望》，頁276。

[26]《展望》，頁280。

[27] 湯因比著，索麥維爾節錄，《曆史研究》（上冊(ce) ），曹未風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1966年，頁15-43；另參維基百科英文版詞條“A Study of History”，https://en.wikipedia.org/wiki/A_Study_of_History，上網時間2015年10月1日。

[28] 《曆史研究》（上冊(ce) ），頁10。

[29] Samuel P.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nc., 1996.

[30]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72, No.3, Summer 1993, pp.40-41.

（本文發表於(yu) 《人民論壇》2015年10月中，發表時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