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大陸新儒家”

——有感於(yu) 李明輝教授的批評

作者：黃玉順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原載《探索與(yu) 爭(zheng) 鳴》2016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十月初一日壬辰

           耶穌2015年11月12日

台灣的李明輝教授於(yu) 2014年12月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zhuan) 訪，坦率地表明了他的態度“我不認同‘大陸新儒家’”[①]，引起了大陸一些儒者對其“不認同”的不認同。有朋友希望我就此談談看法。說實話，我從(cong) 未讀過李教授的東(dong) 西。找來這篇訪談，讀過之後，我不得不說：對李教授的“不認同”態度及其理由，我是大致認同的，盡管有所保留。關(guan) 於(yu) 他為(wei) 什麽(me) 不認同“大陸新儒家”，李教授陳述了三點看法，我也就這三點談一些看法吧。

一、什麽(me) 是“大陸新儒家”

我首先想說的是：“大陸新儒家”是一個(ge) 有待界定的概念。李明輝教授說：

首先，我對“大陸新儒家”這個(ge) 說法不認同。現在所謂的“大陸新儒家”是主要以蔣慶為(wei) 中心、包括陳明在內(nei) 的一小撮人的自我標榜。但並非到現在大陸才有新儒家，而是本來就有的。除了那些後來赴港台的新儒家之外，熊十力、梁漱溟和馮(feng) 友蘭(lan) 不都是大陸新儒家嗎？他們(men) 的位置放在哪裏呢？

李教授的這個(ge) 觀點，我是大致認同的：確實，“大陸新儒家”這個(ge) 說法，在概念上存在歧義(yi) 。今天中國大陸的新儒家，難道僅(jin) 僅(jin) 是“以蔣慶為(wei) 中心、包括陳明在內(nei) 的一小撮人”嗎？例如李教授在訪談中提到的張祥龍教授，是不是大陸新儒家？

這裏有必要弄清“大陸新儒家”這個(ge) 說法的來龍去脈。這樣的稱謂最早是由方克立教授在2005年9月1日致第七屆當代新儒學國際學術會(hui) 議的一封信中提出來的：

我認為(wei) 以甲申（2004）年7月貴陽陽明精舍儒學會(hui) 講（或謂“中國文化保守主義(yi) 峰會(hui) ”）為(wei) 標誌，它已進入了以蔣慶、康曉光、盛洪、陳明等人為(wei) 代表的大陸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階段，或者說進入了整個(ge) 現代新儒學運動的第四個(ge) 階段。因此我建議在繼續推進對前三代新儒家思想研究之同時，還要開始重視對第四代新儒家（即大陸新生代新儒家）所倡導的“大陸新儒學”的研究，這一研究對儒學和新儒學的未來發展可能具有更加重要的現實意義(yi) 。[②]

這裏有幾點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這封信僅(jin) 代表方教授個(ge) 人的看法，而且寫(xie) 於(yu) 10年前，盡管方教授一向觀察敏銳，但畢竟當時剛進入21世紀不久，有別於(yu) 20世紀“現代新儒家”的21世紀“大陸新儒家”還處在“亮相”的最初階段，人們(men) 的認識還很模糊。所以，方教授信中的提法並不確定，如“第四代新儒家”、“大陸新生代儒家”、“大陸新儒學”等，都不是“大陸新儒家”的提法。

第二，該信所提及的人物之所以僅(jin) 限於(yu) 蔣慶、康曉光、盛洪、陳明四人，那是因為(wei) 方教授特別看重那次“陽明精舍儒學會(hui) 講”，認為(wei) 具有“標誌”意義(yi) ，而當時參加那次會(hui) 講的知名儒者就這四位，並不是說當時大陸新儒家就隻有這四人。

第三，該信認為(wei) 大陸新儒家是現代新儒家的“第四代”，這個(ge) 判斷是不能成立的。上述四人、以及大陸新儒家的其他人物都明確表示過，他們(men) 與(yu) 現代新儒家之間沒有傳(chuan) 承關(guan) 係，而這是符合他們(men) 的思想觀點的實際情況的。李教授不認同他們(men) ，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wei) 李教授本人正是現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的傳(chuan) 人。事實上，大陸新儒家與(yu) 現代新儒家（包括港台新儒家）之間不僅(jin) 沒有傳(chuan) 承關(guan) 係，倒毋寧說是一種“斷裂”、“轉型”的關(guan) 係。所以，有學者已指出：要嚴(yan) 格區分20世紀的“現代新儒學”和21世紀的“當代新儒學”。[③]

對李教授的觀點，我之所以隻是“大致”認同，是因為(wei) 李教授的視野也是有問題的。他心目中的“大陸新儒家”，是與(yu) “港台新儒家”相對的概念，即是指的他所提到的“熊十力、梁漱溟和馮(feng) 友蘭(lan) ”那一代人之中的一部分人，亦即在國民黨(dang) 撤退到台灣時留在大陸的儒家。但實際上，這些人並不屬於(yu) 人們(men) 稱謂的“大陸新儒家”。“大陸新儒家”這個(ge) 概念主要是特指的21世紀以來在中國大陸興(xing) 起的儒家，不僅(jin) 在空間上與(yu) “港台新儒家”相對而言，而且在時間上與(yu) 20世紀的“現代新儒家”相對而言。

所以，首要的問題是準確界定“大陸新儒家”概念。究竟什麽(me) 是“大陸新儒家”？其實，“大陸新儒家”和“大陸新儒學”也不是同一個(ge) 概念。如果所說的是大陸新“儒家”，那麽(me) ，中國大陸凡是持儒家價(jia) 值立場的人都應計入，那就太多了；至於(yu) 大陸新“儒學”，則隻是大陸新儒家當中的一部分人的學術，即其思想理論方麵的建樹。我這裏所討論的“大陸新儒家”，其實是“大陸新儒學”的概念：

從(cong) 外延看，“大陸新儒家”主要是指的時間上21世紀以來、空間上中國大陸的儒家。如果凡是21世紀以來在中國大陸活躍的儒家就是大陸新儒家，那就遠遠不止“一小撮人”，而是一個(ge) 較大的群體(ti) 。例如，有學者在《當代儒學理論創構》一書(shu) 中所列的十家（分為(wei) 四種形態：杜維明、林安梧；李澤厚；成中英、劉述先、安樂(le) 哲、黃玉順；張立文、牟鍾鑒、郭沂）[④]，其中至少四家都屬於(yu) 大陸新儒家。又如，有學者在《新世紀大陸新儒家研究》一書(shu) 中所列的六家（蔣慶、陳明、張祥龍、黃玉順、盛洪、幹春鬆），全都是大陸新儒家。[⑤] 此外還有不少知名的儒者，都應當歸入大陸新儒家。這些人並不都是李教授所批評的對象；李教授的批評對象主要是蔣慶，但蔣慶遠不足以代表大陸新儒家，而僅(jin) 僅(jin) 是其中一派的代表而已。

從(cong) 內(nei) 涵看，“大陸新儒家”概念的著眼點，乃在其“新”，即對儒學“原理”進行了某種程度的創造性的新詮釋，而且這種詮釋是具有一定係統性的思想理論建構，而不僅(jin) 僅(jin) 是在個(ge) 別問題上有創見的觀點，更不是那種常見的對象化的儒學史（如儒家哲學史、儒家思想史）研究。換言之，這樣的大陸新儒家，就是儒學在當代的代言人，猶如現代新儒家就是儒學在20世紀的代言人。這樣的人物盡管不是太多，但也絕非“一小撮人”。

二、大陸新儒家的政治儒學

近年來，政治儒學成為(wei) 儒學的熱點。李教授也特別關(guan) 注這個(ge) 方麵。所謂“政治儒學”也有廣義(yi) 、狹義(yi) 之分：狹義(yi) 的是指以《政治儒學》為(wei) 代表作的蔣慶那一套思想觀點；[⑥] 廣義(yi) 的則是泛指儒家的政治哲學。我曾講過：大陸新儒家主要在做兩(liang) 件事：“創教”與(yu) “幹政”。[⑦] 其中所謂“幹政”，就是說的大陸新儒家的政治哲學。李教授所批評的，其實隻是蔣慶的“政治儒學”。他駁斥了蔣慶關(guan) 於(yu) 現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沒有自己的政治儒學的觀點：

其次，我也不讚同他們(men) 對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的區分。他們(men) 認為(wei) 港台的新儒家偏重心性儒學，而大陸新儒家的側(ce) 重點在政治儒學，這多半是因為(wei) 蔣慶在講政治儒學的緣故。我之前也公開講過，港台的新儒學界怎麽(me) 會(hui) 沒有政治儒學呢？他們(men) 不能隻看到牟宗三的心性儒學，除了牟宗三之外，還有張君勱，他本身就是個(ge) 政治學家。張君勱的政治儒學比蔣慶他們(men) 的高明多了。同時徐複觀也遊走在學術與(yu) 政治之間，也參與(yu) 過政治。而就牟宗三來說，他也有“外王三書(shu) ”，就是《曆史哲學》《政道與(yu) 治道》和《道德的理想主義(yi) 》，它們(men) 都涉及政治哲學。港台新儒家怎麽(me) 會(hui) 隻局限於(yu) 心性儒學呢？

李教授的這個(ge) 觀點，我也大致認同。確實，現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並非沒有自己的政治儒學；大陸新儒家也非完全沒有自己的心性儒學。

至於(yu) 現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學是不是成功的，那是另一回事，例如不少學者批評他們(men) “內(nei) 聖開不出新外王”，我本人也批評過現代新儒家；[⑧] 但無論如何，現代新儒家致力於(yu) “新外王”——民主與(yu) 科學，接納現代政治文明，這個(ge) 取向是應當給予充分肯定的。即以李教授所提到的張君勱而論，眾(zhong) 所周知，他一方麵倡導現代新儒家的“新宋學”[⑨]，另一方麵在政治上是自由主義(yi) 者、民主主義(yi) 者，不僅(jin) 譯介了大量憲法文獻，還親(qin) 自擬定了幾部極有影響的憲法草案，由他起草設計的“四六憲法”被公認為(wei) 中國迄今最好一部憲法，他也被公認為(wei) “中國憲法之父”。

這裏我不得不說：至少就政治儒學而論，比起20世紀的現代新儒家來，當今的大陸新儒家整體(ti) 上是退步了。大陸新儒家致力於(yu) 政治儒學的有一大批人，其思想觀點的差距甚大；然而勿庸諱言，其中存在著一些極其危險的政治傾(qing) 向，特別是個(ge) 別人不僅(jin) 倡導威權主義(yi) ，甚至主張專(zhuan) 製主義(yi) 、極權主義(yi) ，反對自由、平等、民主等現代文明價(jia) 值，不禁讓人想起魯迅的說法——“幫忙與(yu) 幫閑”[⑩]，實則是幫凶。其中有些人是“真睡著了”，有些人則是“裝睡著了”。我特別想指出這樣一股危險的思潮：以狹隘民族主義(yi) 的“中西對抗”來掩蓋“古今之變”的人類文明走向，借“反西方”之名、行“反現代”之實，用“文化”來拒絕“文明”。這些都是當前“儒學複興(xing) ”中最值得警惕的傾(qing) 向。

當然，這並非大陸新儒家的政治儒學的全部；實際上，大陸新儒家當中，也有人的政治哲學理念與(yu) 李教授的理念相通。例如我本人的“中國正義(yi) 論”[11]，其實也是一種政治儒學。我本人就大致認同李教授在這個(ge) 層麵上的基本理念，例如他說：“在我看來，儒家和自由主義(yi) 之間並沒有根本的矛盾，而且新儒家對於(yu) 自由主義(yi) 的核心價(jia) 值也是肯定的”；“民主本身就是現代社會(hui) 的產(chan) 物，民主製度的建立本身就需要從(cong) 傳(chuan) 統社會(hui) 過渡到現代社會(hui) ，在很多地方都需要一個(ge) 文化轉化的過程”。

所以，這裏我特別想指出一點：大陸新儒家並非鐵板一塊，並不是一個(ge) 學派，不是統一的思想派別。他們(men) 唯一的“底線共識”恐怕隻是認同“儒家”而已，而且他們(men) 對“儒家”或“儒學”的理解實在大相徑庭，於(yu) 是就有了原教旨主義(yi) 儒家、自由主義(yi) 儒家、馬克思主義(yi) 儒家，以及其他林林總總的儒家，都屬於(yu) 所謂“大陸新儒家”。

三、大陸新儒家的思維模式問題

確實，大陸新儒家的一部分人有一種關(guan) 於(yu) 儒學的認知模式，就是將儒學歸結為(wei) “心性儒學”與(yu) “政治儒學”，並將兩(liang) 者截然對立起來，主張“政治儒學”，拒絕“心性儒學”。蔣慶尤其典型。對此，李教授批評道：

第三，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在儒家的傳(chuan) 統裏本來就無法劃分開來。我也公開批評過蔣慶。他認為(wei) ：在先秦以後，儒家分成了兩(liang) 支。一支是心性儒學，比如宋明儒學，另一支是以漢儒為(wei) 主的政治儒學，以公羊學為(wei) 主。他認為(wei) ：在孔子那裏，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兩(liang) 方麵都存在，而後來儒家本身就分裂了。這說得通嗎？儒家本來就把“內(nei) 聖”和“外王”連在一起講的，不能撇開“內(nei) 聖”而隻講“外王”，隻可能從(cong) “內(nei) 聖”推演出“外王”。所以蔣慶的方法論都是有問題的，如果他撇開心性儒學隻講政治儒學，那根本就不是儒家的傳(chuan) 統。所以我基本上反對他們(men) 的這種講法。

李教授的這個(ge) 觀點，我也基本認同。確實，政治儒學作為(wei) 一種形下學，不可能沒有形上學的依據；反之亦然，心性儒學作為(wei) 一種形上的觀念係統，也不可能沒有形下的現實政治考量。儒學史的事實是：沒有任何儒家學派是不關(guan) 心政治的。“為(wei) 政”正是儒學的秉賦，即儒學是“務為(wei) 治者”[12]，此乃儒學常識。

但同時，我認為(wei) 李教授的觀點還是不夠透徹的：

首先，不僅(jin) 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不可能分離，而且整個(ge) 儒學並不是“心性儒學/政治儒學”這樣簡單的劃分就可以概括的。李教授本人是現代新儒家中的熊十力-牟宗三這一係的傳(chuan) 人，該係的儒學所繼承的主要是古代儒家心學一係，概括為(wei) “心性儒學”未嚐不可；但曆史上所謂“心性儒學”其實不僅(jin) 陸王心學一係，也包括程朱理學一係，兩(liang) 派都是從(cong) “思孟學派”發展而來的。牟宗三認為(wei) 朱子是“歧出”，那是他個(ge) 人的學術觀點。不僅(jin) 如此，思孟學派的心性儒學盡管曾經長期占據儒學主流地位，但遠不是儒學傳(chuan) 統的全部，這也是眾(zhong) 所周知的儒學常識。

其次，進一步講，盡管陸王心學、程朱理學，即通常所謂“宋明理學”，都是從(cong) 思孟儒學發展而來的，但思孟儒學與(yu) 宋明理學之間卻存在著根本的區別：從(cong) “外王”、政治儒學層麵看，思孟儒學所處理的是王權社會(hui) 、宗法社會(hui) 、貴族社會(hui) 的倫(lun) 理政治建構問題，而宋明理學所處理的則是皇權社會(hui) 、家族社會(hui) 、君主專(zhuan) 製社會(hui) 、官僚社會(hui) 的倫(lun) 理政治問題（而且是該曆史時代的後期的問題），那是兩(liang) 個(ge) 截然不同的曆史時代，猶如今天的民權社會(hui) 是又一個(ge) 不同的曆史時代，麵對著截然不同的倫(lun) 理政治問題；從(cong) “內(nei) 聖”、所謂“心性儒學”層麵看，思孟儒學其實並非宋明理學那樣的先驗形而上學，例如孟子的思想就決(jue) 不是宋明理學那種簡單的“性本情末”、“性體(ti) 情用”模式，即非“性-情”、“形上-形下”的形而上學思維模式，而是讓“四德”心性本體(ti) 發源於(yu) “四端”的生活情感，即是“情-性”模式。[13] 然而現代新儒家的“心性-政治”觀念其實卻是宋明理學那種“形上-形下”形而上學思維模式的結果，所以才導致“內(nei) 聖開不出新外王”，因為(wei) 其形上根據是前現代的，而其形下問題卻是現代性的；而大陸新儒家的一些人因此而幹脆拋開形而上學，這不僅(jin) 是因噎廢食，而且其思維模式其實顯然仍舊在這種“形上-形下”的框架之中。

最後，綜上所述，我對大陸新儒家的未來發展有幾點基本的判斷：第一，在形下的層級上，當代儒家的政治哲學必須接受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價(jia) 值，否則儒學遲早必定為(wei) 時代所唾棄，不論當前如何“虛假繁榮”；第二，為(wei) 此，在形上的層級上，當代儒學必須重建形上學，而非墨守傳(chuan) 統形上學，否則必定“內(nei) 聖開不出新外王”，無法導出現代政治文明，反而孕育出某種現代政治怪胎；第三，上述兩(liang) 點意味著，當代儒學必須突破“形上-形下”、“心性-政治”或者“倫(lun) 理-政治”之類的先驗形而上學的思維模式，回歸生活本源，麵向當代生活、即現代性的生活方式，否則不僅(jin) 無法容納現代政治文明價(jia) 值，而且無法完成為(wei) 之奠基的形而上學重建的曆史任務，勢必淪為(wei) 時代的棄兒(er) ，甚至將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注釋】

[①] 轉自“共識網”：www.21ccom.net/articles/thought/zhongxi/20150126119523_all.html。下同。

[②] 轉自“凱迪社區”：https://club.kdnet.net/dispbbs.asp?id=809781&boardid=24。

[③] 徐慶文：《應當嚴(yan) 格區分“當代新儒學”與(yu) “現代新儒學”》，《社會(hui) 科學研究》2013年第2期。

[④] 郭沂編：《開新：當代儒學理論創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另見郭沂：《當代儒學十家撮要》，載《當代儒學》第一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頁。

[⑤] 崔罡主編：《新世紀大陸新儒家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⑥] 蔣慶：《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yu) 發展》，北京：三聯書(shu) 店2003年版。

[⑦] 黃玉順：《當今儒家的“創教”與(yu) “幹政”及基督教在中國的傳(chuan) 播問題——在聯合國總部“紐約尼山世界文明論壇”上的點評發言》，載《當代儒學》第四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⑧] 參見黃玉順主編：《現代新儒學的現代性哲學》，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

[⑨] 參見黃玉順：《超越知識與(yu) 價(jia) 值的緊張——“科學與(yu) 玄學論戰”的哲學問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⑩] 魯迅：《幫忙文學與(yu) 幫閑文學》，見《魯迅全集》第七卷《集外集拾遺》，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11] 參見黃玉順：《中國正義(yi) 論的重建——儒家製度倫(lun) 理學的當代闡釋》，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該文集收錄了本人自2007年以來的相關(guan) 文章和文字共24篇。該書(shu) 側(ce) 重的不是具體(ti) 的現實製度設計，而是儒家製度倫(lun) 理學與(yu) 政治哲學的“原理”。

[12] 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見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華書(shu) 局1982年版。

[13] 參見黃玉順：《注生我經：論文本的理解與(yu) 解釋的生活淵源——孟子“論世知人”思想闡釋》，《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學報》2008年第3期；《孟子正義(yi) 論新解》，《人文雜誌》2009年第5期；《養(yang) 氣：良知與(yu) 正義(yi) 感的培養(yang)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4年第6期。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