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學者楊儒賓：大陸新儒家的“光譜”應更廣

來源：鳳凰原創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九月廿二日癸未

            耶穌2015年11月3日

【導言】2015年10月31日，知名學者、台灣清華大學楊儒賓教授應邀出席在千年學府嶽麓書(shu) 院舉(ju) 辦的“中國經學與(yu) 中華民族精神”國際高層論壇。會(hui) 議的間隙，楊儒賓先生接受了鳳凰網國學頻道主編柳理的專(zhuan) 訪，就兩(liang) 岸新儒家今年的相關(guan) 爭(zheng) 論、儒家對於(yu) 當下中國社會(hui) 的作用、以及傳(chuan) 統文化的複興(xing) 等問題，暢談了自己的見解。以下是訪談實錄：

楊儒賓先生接受鳳凰國學專(zhuan) 訪

鳳凰國學：最近我注意到台灣學者李明輝先生與(yu) “大陸新儒家”學者的辯論比較激烈，很想聽聽您對此的看法。另外，“大陸新儒家”是不是真的像李明輝先生說的那樣，有一種“儒家的沙文主義(yi) ”？

楊儒賓：老實講我是不知道，他（李明輝）那篇文章主要針對大陸的幾位新儒家學者，我不知道他實際上指的是那一些人，還是說大陸的一些儒學關(guan) 懷者，或者說整個(ge) 大陸有彌漫著一種比較強的民族主義(yi) 思想，老實講我不是很明確地知道他指的是哪個(ge) 。我想，他之所以這樣想，背後是有一種觀察，可能是跟大陸最近興(xing) 起的民族主義(yi) 有關(guan) 。而某些新儒家學者的理論，背後帶有民族主義(yi) 的一些關(guan) 懷——民族主義(yi) 通常就牽連著反西方，所謂的“沙文主義(yi) ”，不曉得是不是這個(ge) 意思。台灣跟中國大陸反帝出來的曆史脈絡，我想真的是不一樣。從(cong) 台灣的觀點來看，可能會(hui) 覺得民族主義(yi) 太強不是好事，把“西方帝國主義(yi) ”都當成一整塊，或者把中國大陸當成儒家唯一的“體(ti) ”，可能會(hui) 出問題，我猜可能是這樣子。

鳳凰國學：對於(yu) 李明輝先生從(cong) 今年年初起的幾次發聲，“大陸新儒家”的反應“炮火”來得比較猛烈。台灣的新儒家，從(cong) 唐君毅、徐複觀、牟宗三先生那時候走過來，曆史相對久一些，而大陸的新儒家，有人說是“自我加冕”，您怎麽(me) 看？

楊儒賓：很抱歉，來之前我沒有做仔細的研究，雖然是有讀過他們(men) 的文章，但“讀過”你也知道不一定就能記得那麽(me) 清楚。記得當時是有這種說法，有人講大陸的新儒家是在“自我加冕”。但是我不知道，像陳明他們(men) 這些人是不是自封為(wei) “大陸新儒家”，我估計可能不是。因為(wei) 陳明、蔣慶這些人有共同的價(jia) 值取向，人家自然而然的就把這個(ge) 標簽貼在他們(men) 頭上。而這個(ge) 標簽會(hui) 流行起來確實是有它的道理，因為(wei) 中國現在是需要一些儒家代表人物。一些人提出儒家的命題，跟大陸的現實政治會(hui) 有一些牽連，然後就被人貼上這樣一種標簽。“大陸新儒家”可能是別人叫響的，但我估計他們(men) 可能沒有反對這個(ge) 標簽的意思。

大陸新儒家的“光譜”應該更廣

鳳凰國學：從(cong) 一個(ge) 台灣學者的角度，您怎麽(me) 看蔣慶、陳明等學者所代表的“大陸新儒家”，他們(men) 能夠代表大陸新儒學的整體(ti) 方向或者趨勢嗎？

楊儒賓：我想他們(men) 能夠代表一部分人的情懷，因為(wei) 他們(men) 基本上把儒家當成一個(ge) “教”，具有很強的精神價(jia) 值。所以他們(men) 有一定的代表性，這個(ge) 我不會(hui) 懷疑。而且基本上我是肯定的，我認為(wei) 有這樣的人出來是好的。但是關(guan) 於(yu) 整個(ge) 儒家興(xing) 起，我想它的光譜應該輻射更廣。你看有些在學院從(cong) 事哲學文化研究的人，他可能有一些儒家的情懷，但他沒有打著這樣的一個(ge) 招牌，沒有站隊。舉(ju) 個(ge) 例子，像陳來、郭齊勇這些先生，你說他們(men) 算不算儒家？我相信，以我對他們(men) 的了解，這些先生應該對儒家是有相當濃厚的情懷，那麽(me) 他們(men) 算不算“大陸新儒家”？除了那些打出相當響亮口號的人之外，中間還有相當大的“光譜”，比如說在民間推動讀經的一些人，讚助文化活動的民間企業(ye) 家，三教不分的信仰者等等，我相信中間還是有很多過渡的地帶。所以陳明、蔣慶這些人是不可能代表大陸儒家完整的麵，我相信這是可以確定的。

鳳凰國學：您剛才說的，大陸新儒學的“光譜”是很廣的，它牽涉很廣。但“大陸新儒家”這個(ge) 提法好像是來自方克立先生，您同意他的說法嗎？

楊儒賓：方克立先生您也知道，他是左派的立場。我印象中沒有錯的話，早期要了解海外新儒家，他是很重要的一個(ge) 推手。但是他做這樣一種研究，我相信很大程度上是抱著提防的心態：要了解，但是要提防。所以當他提出“大陸新儒家”一詞時，我相信他的意思是說，海外已經影響到中國大陸，所以大陸也有一些新儒家，他當時的提法可能還沒預設到“大陸新儒家”跟“海外新儒家”這樣的分化，而是指出一種現象：新儒家在大陸有它的影響力。我想他可能是指出這樣的一種現象，詳情要請方先生自己回答才算數。

你看早期的像蔣慶他們(men) 這些人，確實是受到海外新儒家的影響，當時他們(men) 應該也沒意識到要跟海外新儒家區隔。海外的新儒家，他們(men) 關(guan) 注的麵很廣，從(cong) 內(nei) 聖到外王，也就是從(cong) 所謂的心性儒學到政治儒學，事實上這兩(liang) 個(ge) 版麵都有照顧到。隨著客觀情勢的轉移，現在慢慢發展出在大陸研究儒學的這些人，他們(men) 認為(wei) 應該對所謂的政治儒學賦予更大關(guan) 心。也是在這樣一種關(guan) 注的轉移中，海外新儒家跟大陸新儒家，好像當中就劃出一條線，我想這當中很多是值得討論的。

鳳凰國學：這是不是也因為(wei) 兩(liang) 岸半個(ge) 多世紀以來的隔閡所產(chan) 生的一些影響？

楊儒賓：我想主要不是這種隔閡。因為(wei) 經過了這一二十年，大陸研究儒家的學者，看海外的東(dong) 西是一點困難都沒有，他們(men) 有很多的管道可以取得資料，對海外新儒家的了解是不會(hui) 有問題的。我想主要是因為(wei) 整個(ge) 政治局勢不一樣，三十年前他們(men) 剛接觸到海外新儒家的時候，當時中國剛改革開放沒多久，所以相對之下，他們(men) 對傳(chuan) 統文化在海外的保存，有一種很強烈的向往，我相信我們(men) 可以找到很多的例子看得出來。

但是經過這三十年的時光，台灣的、海外的整體(ti) 的吸引力老實說變得不是那麽(me) 大。相對之下，中國起來了，傳(chuan) 統文化，尤其是儒家，被張揚起來。而且這次是上上下下一起動員，共識很高。一方麵是官方真的是需要儒家，這非常明顯。你看這種趨勢，當中國起來（崛起）到一定地步的時候，“中國”的意象要傳(chuan) 到海外去，到底要提供什麽(me) 樣的價(jia) 值？這個(ge) 問題不可能不出現。官方上來說，“中國起來”當然意指現代的中國代表中國，但“中國”是什麽(me) ？總不能老是籠統地講這是“中國特色”，當然這種話可以講，但這種話很籠統、很蒼白，到時還是要具體(ti) 落實到你的軟實力在什麽(me) 地方：除了政治、經濟、軍(jun) 事上以外，你還有什麽(me) 東(dong) 西沒？這時候你隻能數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所以隻能廣設孔子學院，而不會(hui) 廣設毛澤東(dong) 學院。傳(chuan) 統文化更落實一下，那麽(me) 就得從(cong) 儒家算起。

所以不管你喜歡不喜歡，整個(ge) 情勢就逼得儒家在當代中國不可能不扮演重要的角色。這是從(cong) 客觀的情勢，從(cong) 上跟下，確實都有這樣一種情懷。儒家在當代中國，它要扮演怎樣一種更積極的角色？我相信這是一個(ge) 大的結構。因此說，在大陸有儒家情懷的人，很自然而然的，就會(hui) 對儒家在政治事務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有所期待，我想他們(men) 是有這樣的情懷，最主要是因為(wei) 這種局勢的改變。

鳳凰國學：這就引出來一個(ge) 問題，現在說的大陸新儒家，在主張上與(yu) 民國時期的新儒家，像梁漱溟先生、熊十力先生、馬一浮先生等等有什麽(me) 關(guan) 係？

楊儒賓：我有一種直覺的感覺就是，現在大陸這些新儒家，跟民國新儒家是有一些關(guan) 係，但好像康有為(wei) 扮演的角色是更重要。

相對之下海外的新儒家，1949年以來他們(men) 在海外的發展，他們(men) 是很蓄意的在建構，從(cong) 哲學的理論上建構，怎樣在台灣現實的基石下，落實儒家的理念。我說的這樣感覺還是籠統，因為(wei) 他們(men) 在純粹哲學建構花的工夫非常大，而且我認為(wei) 基本上是產(chan) 生了實質的政治影響，這點是我跟大陸的一些新儒家研究者判斷不一樣的地方，他們(men) 有意無意地劃分了政治儒學跟心性儒學，認為(wei) 海外新儒家是心性儒學，大陸這邊是政治儒學。我想應該不是！

徐複觀與(yu) 牟宗三

1949年以來的台灣，經過六十多年的發展，你可以看到台灣的民主政治其實是新儒家跟自由主義(yi) 者共同推動的結果。新儒家的“外王”重建，實際上是一個(ge) 政治活動，很明顯的，像張君勱，他是中華民國的憲法的製訂者；徐複觀，他跟反對運動的關(guan) 係非常密切。而且還有一個(ge) 很重要的，就是徐複觀他們(men) 把日據台灣時期反對日本帝國主義(yi) 的那些人——1945年台灣光複以後，國民黨(dang) 不太信任但事實上有很強代表性的那部分台灣本土人——徐複觀先生他很努力地就跟這些人聯接。從(cong) 徐複觀到牟宗三，他們(men) 在建構，在提出他們(men) 的民主理論。所以你如果把台灣新儒家跟自由主義(yi) 者對比來看：現在大家都認為(wei) 自由主義(yi) 者像殷海光、像連震、像胡適，他們(men) 當然是有影響。可是老實講，他們(men) 的影響大多是推動民主，可在理論的進步上實際上沒有多大的貢獻，他們(men) 隻是根據民主清單，說國民黨(dang) 你要解除報禁，解除黨(dang) 禁，你要解除什麽(me) 什麽(me) ，一一列出。可是相對之下，像牟宗三、徐複觀，甚至像唐君毅，他們(men) 是有提出新的民主理論的。他們(men) 使得整個(ge) 儒家在當代多出來一些關(guan) 於(yu) 民主政治的理論。

而且我認為(wei) ，還有更重要的，就是在1949以後，到海外的自由主義(yi) 者跟這些文化傳(chuan) 統主義(yi) 者，在民主與(yu) 傳(chuan) 統文化的關(guan) 係上麵，兩(liang) 者和解了，取得共識。一開始他們(men) 是摩擦的，最後發展的結果，反而是很多的西方派讚成新儒家的觀點。他們(men) 認為(wei) 民主政治這一條線，絕對是儒家要有的，是現代中國要有的。你不能說它來自西方，天生就有帝國主義(yi) 的DNA，有比較合理的機製，你就不能跳過去。當然，民主不能隻是這樣，台灣新儒家強調的就是民主一定要有民族文化的內(nei) 涵，中華民族的文化內(nei) 涵，這個(ge) 內(nei) 涵在整個(ge) 民主政治裏麵非常重要。不管在理論的建構上，或者在實際政治的影響上，新儒家在台灣事實上是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

儒家對當下社會(hui) 的作用毋庸置疑，目前是最好機會(hui)

鳳凰國學：您說的非常好。那麽(me) 今天我們(men) 看儒家文化的思想土壤，如果把儒家主張再一次作為(wei) 國家社會(hui) 的核心價(jia) 值觀，能不能讓科學或者民主的花結出健康的果呢？

楊儒賓：這個(ge) 問題，最直接的當然是從(cong) 牟宗三的“民主開出說”裏麵來談的。在儒家的土壤上到底能不能開出民主科學，我想或者應該這樣子問：到底民主科學跟儒家的價(jia) 值有什麽(me) 衝(chong) 突？我想民主科學與(yu) 道家、佛家距離是相當的遠，兩(liang) 者的關(guan) 係不好談，當然有人不讚同了。民主科學有很多種解釋，事實上已經很多人提到了。

所謂中國的現代性，要溯至宋朝，也就是從(cong) 宋明理學興(xing) 起開始。理學興(xing) 起非常重要的一個(ge) 機緣，就是從(cong) 絕世離俗的佛教的中世紀世界觀走出，強調“道”要在世界裏展開。所以理學最基本的設定乃是所有的“物”都是“道”的展現，換言之，任何職業(ye) 的人都可以在具體(ti) 的生活上麵找到通向“道”的途徑。朱熹講“格物窮理”，其實意思就是這樣。任何一個(ge) 人你要正視“物”本身的真實性，你隻要通過格物窮理，都可成聖。這裏麵首先是個(ge) 認知的活動，理學家當然最後不隻是說認知活動，他認為(wei) 這種認知的活動最後都是與(yu) 宗教的救贖有關(guan) 係，都通向豁然貫通的性天境界。現代的一般人不會(hui) 接受這種觀點（認知活動與(yu) 宗教的救贖、自由的通道有關(guan) ），這是包括胡適他們(men) 都不接受的，但恰恰這正好是理學家跟近代科學的一個(ge) 很大的差別。朱子（朱熹）最重要的洞見，他使得任何一個(ge) 現實的人都可以透過自己的工作找到一個(ge) 安身立命的力量。你看他的認知格式，他的這種世界圖像，認為(wei) 世界無一物沒有它的理，物本身有了終極的根本意義(yi) 。我認為(wei) 這種對世界的肯定、對物的肯定是比所有的科學的活動更厲害，在科學與(yu) 宗教間找到聯係點，也可以說給科學更根源的基礎。所以這一點，大概沒有人會(hui) 認為(wei) 朱子這一套是反科學的。

朱熹

再說民主，我想相關(guan) 性是很明顯的。我們(men) 現在講東(dong) 方有現代性，中國有現代性，這個(ge) 一般就提到，從(cong) 宋代以後確實有相似的社會(hui) 環境。為(wei) 什麽(me) 《孟子》在宋代以後就變成那麽(me) 重要的經，它以前不是經。因為(wei) 《孟子》是講每個(ge) 人都有成聖的條件，人皆可以成堯舜嘛。由這樣一種道德上的人格主義(yi) 轉到民主上，道德主體(ti) 變成政治主體(ti) ，一直轉不過去，可這種需求一直有。後來到王陽明、到泰州學派，要求始終在；為(wei) 什麽(me) 到明末會(hui) 有黃梨洲（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唐甄的《潛書(shu) 》等，你可以看到黃梨洲、唐甄很徹底地批判中國的政治製度絕對不行，天下是每個(ge) 人的天下嘛。原則上，政治的主體(ti) 要轉到每個(ge) “有良知”的個(ge) 人上來。這種民主思想的發展，後來因為(wei) “亡天下”而沒有再進一步了，被滿清打斷了嘛。但是你可以看到晚明這些民主思想都是從(cong) 儒家發展出來的，不是受傳(chuan) 教士的影響。所以這種民主的因素在中國並不是太奇怪的，它一直都有，而且有很強的需求，到最後隻是說它怎樣落實到政治。

這裏有個(ge) 很有趣的故事，乾隆皇帝讀到程伊川“天下治亂(luan) 係宰相”、強調士大夫當以天下為(wei) 己任的言論時，他就大怒，說你以天下為(wei) 己任，那我皇帝算什麽(me) ？事實上，像宋初時候的範仲淹、王安石、程伊川，他們(men) 當時就真的認為(wei) “士當以天下為(wei) 己任”，相當程度上認同我跟皇帝共同治理天下。那個(ge) 時代是孟子學相當流行的時候，加上科舉(ju) 製度的推行，每一個(ge) 人都有這種共治天下的機會(hui) 。你看那時的科舉(ju) 製度，社會(hui) 階層的流動是很明顯的，相當大程度的文官，包括宰相那麽(me) 高的官員，都是從(cong) 底下階層上來的。所以確實在中國的文化脈絡底下，真的可以看得到有一種比較符合我們(men) 希望的那種現代思維，那種民主思維的趨勢我認為(wei) 當時就是有的。很多人講中國那些王朝比較專(zhuan) 製，特別是明清；可是話說回來，一方麵明清的皇帝權力越來越大，但是相對之下，中國的社會(hui) 也越來越大，形成了鄉(xiang) 紳社會(hui) ，社會(hui) 大於(yu) 國家，這也是從(cong) 宋代以後慢慢形成的。

鳳凰國學：最近大陸對傳(chuan) 統文化越來越重視，包括正麵肯定家風、家訓、鄉(xiang) 賢等對社會(hui) 的建設作用。那麽(me) ，儒家對當下政治的影響力到底有多大？就民間來說，儒家的複熱會(hui) 不會(hui) 對社會(hui) 治理的功效越來越大呢？

楊儒賓：我認為(wei) 儒家如果在當代複蘇，需要麵對一個(ge) 很重要的問題。現在中國崛起，假如興(xing) 起太強的民族主義(yi) ，我覺得很危險。通常民族主義(yi) 是被壓迫者的武器，有侵略即有反抗，有反抗即有民族主義(yi) ，帝國主義(yi) 是現代的民族主義(yi) 之母。但是現在已經沒人想說要侵略中國了，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挨打的國家了。

孔子臨(lin) 終夢奠兩(liang) 楹，曰“予始殷人也”（資料圖）

前一兩(liang) 年因為(wei) 有一大國老是借普世價(jia) 值之論，行幹涉他國內(nei) 政之實，所以大陸有些人士反對“普世價(jia) 值論”。我認為(wei) 不妥，我說孔子就是普世價(jia) 值主義(yi) 者。孔子是殷人，他的家族跟殷商有極密切的聯結，雖然後來逃到魯國去，即使過了幾代人，他們(men) 跟殷商後裔的宋國關(guan) 係還是很密切。孔子可能長於(yu) 宋，他的妻子也是宋人。可是孔子相當了不起的就是，他雖然是殷商後裔，但他自己跨越了民族的仇恨、界限，他找到了從(cong) 殷商到周的文化聯結，反而從(cong) 民族的糾結中找到認定的普世價(jia) 值，從(cong) 禮樂(le) 文化中找到仁的價(jia) 值，他認為(wei) 自己繼承的是周公，“周監於(yu) 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他找到了自己認定的普世價(jia) 值。

我根本上非常反對從(cong) 民族主義(yi) 來看待儒家的複興(xing) 。你如果把儒家的價(jia) 值變成隻對中國人有意義(yi) ，那麽(me) 在同一個(ge) 儒家文化圈的韓國、日本、越南等，你如何去說服他們(men) ？自己劃下了界限，人家為(wei) 什麽(me) 要加入你這個(ge) 民族主義(yi) 國家的文化陣營呢？

另外，現在中國的問題不是談民族主義(yi) 的時代，而應該談中國貢獻給世界怎樣的價(jia) 值，提出一種可以跟17到19世紀民主、自由、博愛、反帝等同樣高度的普世價(jia) 值，應該把儒家放到這個(ge) 高度。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儒家如果到現在還有意義(yi) 的話，應該回應世界，回應西方的民主製度。對於(yu) 西方民主製度出現的問題和不足，儒家應該從(cong) 哪裏提供貢獻。從(cong) 這種前瞻的觀點考量，我認為(wei) 目前恰恰是儒家最好的機會(hui) ，是儒家可能提供最大的貢獻的時機。

孫中山先生手書(shu) “博愛”（資料圖）

當代西方的民主出現了問題，已不僅(jin) 是學術理論上的問題，這個(ge) 事實上已經從(cong) 新聞上看得到了。西方的社會(hui) 事實就是把民主自由建立在那種純粹以法理為(wei) 中心的個(ge) 人主義(yi) 上麵。舉(ju) 個(ge) 很現實的例子，同樣是發生金融危機，在東(dong) 方你看亞(ya) 洲金融危機時，韓國的百姓把自己的財產(chan) 拿去捐獻，那些老教授公務員工資都打了九折，但是沒有人抗議，雖然他們(men) 罵政府也罵得一塌糊塗，可是對於(yu) 政府（的做法）依然接受，大家共體(ti) 時艱。可是你看希臘，要減一毛錢他們(men) 公務員都不願意，這個(ge) 是有問題的。怎麽(me) 一個(ge) 國家的債(zhai) 大家都不願意承擔呢？這個(ge) 例子不是單例，症狀很多，比如說犯罪現象在歐美就多一點。最近德國法蘭(lan) 克福學派的霍耐特主張：民主發展到現在，是出了些問題，需要更根本地反省到民主的基礎，以前隻講積極的自由、講消極的自由是不足的，還要講社會(hui) 的自由。就是說怎麽(me) 讓一個(ge) 社會(hui) 或者人相互有一種共感的能力，如果每一個(ge) 都劃清界限講自由，在法理的框架下保障個(ge) 人的權利，這個(ge) 雖然是必要的，但是，有很大的問題。

個(ge) 人對社會(hui) 對公共的責任，還是需要的，而且要很自然的。所以民主製度講到最後，會(hui) 牽涉到的不可能隻是法律的問題，還牽涉到文化風格，還有根本價(jia) 值體(ti) 係等問題。儒家就有這種相當強的符合當代社會(hui) 的這種需求。從(cong) 理論上來看，儒家特別講究仁愛，這種仁愛就是講相互之間關(guan) 係的，這是儒家最基本的關(guan) 懷。人的完成永遠和人倫(lun) 的美滿一齊完成，人倫(lun) 的一方受損了，我們(men) 也跟著受損。“相偶性”是“仁”的內(nei) 涵，代表文化體(ti) 係的“禮”也是“仁”的一環。儒家的“仁”和“禮”關(guan) 係很緊密，雖然在曆史的發展過程中這種關(guan) 係也會(hui) 受到破壞。儒家的這種道德的設想，是人與(yu) 人、人與(yu) 社會(hui) 的連接很密切。所以這種情懷下，就使得儒家不太容易產(chan) 生蒼白的孤感的那種個(ge) 體(ti) 。這在傳(chuan) 統中國大陸在韓國在港台都是這樣的。

還有一個(ge) 很值得留意的觀察點，顯示儒家提供社會(hui) 自由、或者成為(wei) 社會(hui) 共識是有得天獨厚的條件的，就是儒家價(jia) 值作為(wei) 一種人民必備的基本修養(yang) ，從(cong) 漢代以後逐漸成為(wei) 了中國的共識。即是你是佛教徒道教徒，即使你有任何的宗教信仰，可大家都會(hui) 認為(wei) 儒家的這種修養(yang) 是大家的共同修養(yang) 。明末耶穌教會(hui) 到中國來，他們(men) 也認同儒家的教化功能。你看台灣的讀經運動，對讀經運動幫助最大的，是佛教道教，許多寺廟借場地給讀經運動用。南懷瑾、淨空等這些佛道中人出的力量非常大。所以說在台灣把儒家經典作為(wei) 教材，有人反對，但絕對不會(hui) 是佛教道教中人，反而是一些政治意識形態的狂熱者。如果在歐洲把《聖經》編入教材，那可不得了，別的教就要反對了。所以這就顯示了儒家的這些東(dong) 西讓大家產(chan) 生共識非常容易，對外的話至少可以使得社會(hui) 更潤滑。所以說儒家的這一套，我不會(hui) 懷疑它對當下社會(hui) 的作用。

楊儒賓，1956年生，台灣台中人。畢業(ye) 於(yu) 台灣大學，曆任韓國外國語大學講師，日本東(dong) 京大學、九州島大學及美國威斯康新大學訪問學者，現任台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係教授。

（本文經楊儒賓先生審定並獨家授權鳳凰國學發布，未經許可，請勿轉載。文字整理：楊亢、周家琛、丁夢鈺、閆瑞華、李誌明；攝影：周家琛）

責任編輯：雅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