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新文化運動人的觀念的一個(ge) 反省

作者：何懷宏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九月十六日丁醜(chou)

           耶穌2015年10月28日

在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與(yu) 辛亥革命之後發生的新文化運動，試圖喚起“吾人最後之覺悟”，即進行思想、文學乃至語言文字之革命，其著眼點是在器物、製度變革似乎不奏效之後解決(jue) 人的問題，尤其是人心的問題。

如果說20世紀初的《新民說》還主要是試圖建立能夠適應新的製度的、社會(hui) 政治層麵的公民德性體(ti) 係，那麽(me) ，新文化運動中的“人的觀念”已經涉及從(cong) 信仰、追求、生活方式到社會(hui) 行為(wei) 規範的一整套價(jia) 值體(ti) 係。

於(yu) 此，新文化運動就觸及到中國文化的根本，觸及到主導了中華文化兩(liang) 千年的儒家思想文化，因為(wei) 它也是以如何做人、如何成人為(wei) 核心的。

1.衡量文化的儒家的“成人”是以要成為(wei) 高尚的道德君子為(wei) 目標的，是要“希聖希賢”，以此前的聖賢為(wei) 榜樣，如孔子說：“吾從(cong) 周”，“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夫！”顏淵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wei) 者亦若是！”而後世又起而仿效仿效者，學習(xi) 學習(xi) 者，追尋“孔顏樂(le) 處”。

儒家的這種“成人”追求是普遍號召的，即“有教無類”，任何人都可以進入這種“成人”的追求；但這又是完全自願的，儒家從(cong) 來不曾試圖在社會(hui) 民眾(zhong) 的層麵強製人們(men) 都成為(wei) 君子，儒家對人性的差別也有深刻的認識，於(yu) 是實際上還是隻有少數人願意和能夠進入這種追求。

這種開始主要是同道、學園或學派的追求，到了西漢漢武的“更化”期間，有了一種社會(hui) 政治的製度連帶，即通過政治上的“獨尊儒術”和察舉(ju) 製度，解決(jue) 了秦朝沒有解決(jue) 的、可以長期穩定的統治思想和統治階級再生產(chan) 的兩(liang) 大問題，遂使一種人文政製成為(wei) 此後兩(liang) 千多年的傳(chuan) 統製度的範型。學者同時也成為(wei) 朝廷的官員和鄉(xiang) 村的權威。“士人”既是“士君子”，也是“士大夫”。

儒家試圖馴化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教化民眾(zhong) 和馴化君主。而從(cong) 兩(liang) 千多年曆史看，它在馴化自身上最成功，其次是教化民眾(zhong) ，最後才是馴化君主。它造就了世界文明曆史中一個(ge) 文化水準最高，道德方麵也相當自律的官員統治階層；造就了一個(ge) 書(shu) 卷氣最濃、重文輕武的民族；也熏陶了一些明君，但卻還是有許多不夠格的皇帝。君主道德水準的提高與(yu) 君主權力的提升並無一種正比關(guan) 係，相反的關(guan) 係倒更接近於(yu) 曆史的真實。

2.中國近代以來，首先破除的是這種“成人”的政治連帶，廢除了科舉(ju) 製和君主製，然後是新文化運動試圖全盤打破一切傳(chuan) 統的束縛，擺脫一切羈絆，非孝反孔，追求一種個(ge) 性絕對自由解放的新人。

社會(hui) 不僅(jin) 漸失“齒尊”，年青人甚至有意斬斷和中老年人的聯係，乃至從(cong) 一開始，刊物和社團就是以“青年”“新青年”“少年中國”為(wei) 號召的。

於(yu) 是，相當於(yu) 昔日“士人”階層的知識青年始初有一係列走出家庭、嚐試一種全新共同生活的工讀互助團和新村的試驗，但是，這些新生活的試驗不久都歸之於(yu) 失敗。當個(ge) 人自願結合的團體(ti) 嚐試變為(wei) “新人”失敗之後，從(cong) 中吸取的教訓不是反省這理想，而是得出必須全盤改造社會(hui) 的結論。挾蘇俄思想赤潮的湧入，社會(hui) 的重心轉而走向一種在政黨(dang) 競爭(zheng) 、軍(jun) 事鬥爭(zheng) 中的“新人”磨煉。

在這一過程，始終有一種完美主義(yi) 的伴隨：先是追求完全自由的個(ge) 人，然後是追求一個(ge) 盡善盡美的社會(hui) 。

為(wei) 了實現這一完美的社會(hui) 理想，卻需要另外一種“新人”，一種接受嚴(yan) 格訓練和組織紀律的“新人”。那麽(me) ，在這兩(liang) 種新人之間——試圖完全擺脫一切束縛的自由“新人”和接受嚴(yan) 格紀律約束的組織“新人”之間如何轉換？這種轉換可能是借助於(yu) 一種無限放大和不斷推遠的完美未來：在未來的完美世界中，將實現所有人的完全的自由和幸福；而為(wei) 了實現這一人類最偉(wei) 大的理想，則必須接受目前最嚴(yan) 格的紀律約束。走向一個(ge) 黃金的世界必須通過一個(ge) 鐵血的時代。

於(yu) 是，為(wei) 了完美的自由，必須進入一種最嚴(yan) 格的規訓。而在社會(hui) 層麵倡導追求解除一切羈絆的絕對個(ge) 性自由，適足以為(wei) 一種對個(ge) 人的絕對控製準備“特殊材料”。

任何一個(ge) 烏(wu) 托邦理想家設想的社會(hui) 都會(hui) 是完美和可實現的——隻要在這個(ge) 社會(hui) 裏生活的都是理想家設想的“新人”而非現實的人類。於(yu) 是，是否能夠造就出這樣的一種“新人”，對這樣一個(ge) 理想社會(hui) 的實現就至為(wei) 關(guan) 鍵，甚至生死攸關(guan) ：如果人們(men) 的確能夠被普遍地造就為(wei) 理想家心目中的“新人”，這一最後的社會(hui) 狀態就將是天堂；但如果不能，實現這一社會(hui) 的過程就可能是地獄——而不是其中一些知識者所以為(wei) 的“煉獄”。

古代世界也有培養(yang) 和造就“新人”的嚐試，比如斯巴達通過某種軍(jun) 事共產(chan) 製來造就一個(ge) 勇敢簡樸無私利的武士統治階層；埃及的馬穆魯克體(ti) 製通過購買(mai) 和劫掠非穆斯林世界的奴隸男童，進入與(yu) 社會(hui) 封閉的學校培養(yang) 為(wei) 各種軍(jun) 事和政治的統治人才，但他們(men) 的子孫不能再成為(wei) 統治者，因為(wei) 這些子孫不再是奴隸，因而必須一代代重新購買(mai) 和培養(yang) 。而終身不婚的天主教會(hui) 的僧侶(lv) 和修士甚至也可說是一種培養(yang) “新人”的嚐試。

但這些古代的“新人”嚐試和現代世界的嚐試明顯不同的是：它們(men) 都是明確地限於(yu) 這個(ge) 社會(hui) 的全部人口中的少數人的，這少數人與(yu) 社會(hui) 民眾(zhong) 是保持相當的距離甚至是相對封閉隔絕的。比如說柏拉圖描述的共產(chan) 製是僅(jin) 限於(yu) 少數統治者的，他們(men) 擁有統治的權力和很高的社會(hui) 地位與(yu) 威望、榮譽，但他們(men) 不用於(yu) 屬於(yu) 個(ge) 人的私有財產(chan) ，甚至不擁有自己單獨的家庭與(yu) 兒(er) 女，以此來保證權力不被濫用和遺傳(chuan) 。雖然這也可能仍然是一個(ge) 不能持久的烏(wu) 托邦，但古代的“新人”嚐試的確沒有試圖去改造所有人，去改造整個(ge) 社會(hui) ，它們(men) 也沒有一個(ge) 地上完美天堂的夢想。包括渴望一種超越存在的完美的基督教，也沒有打算實現一個(ge) 人間此世的天堂。而在新文化運動之後出現的“新人”嚐試則是大規模的，全社會(hui) 強行的，為(wei) 的是實現一個(ge) 完美主義(yi) 的社會(hui) 理想，然而，這一完美未來的地平線卻令人沮喪(sang) 地不斷後退。

於(yu) 是，這就會(hui) 提出一個(ge) 人性的普遍可能性和可欲性的問題：人們(men) 或許能在很大程度上洗心革麵，改造自己，我們(men) 的確可以看到有這樣的道德聖賢或宗教聖徒。但是，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改變社會(hui) 上幾乎所有人、或者就是大多數人的人性？而且，一種強行的試圖全盤改造他人和整個(ge) 社會(hui) 的嚐試，是否本身就違反道德乃至人性？

無論如何，新文化運動帶來了社會(hui) 對於(yu) 人的觀念和理想的一個(ge) 劇變。在民國之後、新文化運動之前，社會(hui) 崇尚的還多是孔子等傳(chuan) 統聖賢人物；在這之後，崇尚的人物就再也不是以孔子為(wei) 中心的傳(chuan) 統人物了。新文化運動標誌著傳(chuan) 統人的觀念的一個(ge) 巨大轉折。

和西方的文藝複興(xing) 運動不太一樣，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一是有意和傳(chuan) 統的斷裂乃至決(jue) 裂；二是和政治的緊密連接。最後，它的結果主要不是文化的成果，而是政治的後果。

西方文化複興(xing) 運動產(chan) 生了一係列文化的巨人，而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則開啟了一個(ge) 激烈動蕩的時代，這時代也產(chan) 生了自己的政治巨人，並不斷樹立自己的英雄模範人物。新文化運動中不乏道德高尚的君子和文化的翹楚，但是，經過百年來一係列的轉折跌宕，它最後造就的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可能還是寥寥幾個(ge) 政治“超人”和不少“末人”。

3.今天我們(men) 也許有必要重溫傳(chuan) 統的“成人”之學，但也必須根據現代社會(hui) 的情況有所轉化。

傳(chuan) 統儒家的“成人”之學能夠轉化的一個(ge) 關(guan) 鍵是：它同時也是一種“為(wei) 己之學”。它也明確地自視為(wei) 一種“為(wei) 己之學”，這意味著即便在古代最強勢的時期，儒家也並不打算在全社會(hui) 強行其“希聖希賢”的道德，它的君子理想向幾乎所有人開放，但實際隻有少數人能夠甚至願意進入，因為(wei) 它需要一種更高的文化能力和更高道德標準的自我約束。

它也不僅(jin) 是少數的，而且是自願的，它不是尚武的，而是尚文的；它開始也不是抱有政治統治的目標的，而隻是一個(ge) 求學問道的團體(ti) 。但它通過選舉(ju) 製度造成的一種溝通上下、注重文化，政治機會(hui) 平等的文官治理體(ti) 製最後卻延續了兩(liang) 千多年，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絕無僅(jin) 有。它的這一獨特意義(yi) 看來還沒有得到世界足夠充分的認識。

儒家的“成人”路徑或可說是一種“學以成人，約以成人”，即最終能夠趨於(yu) 道德自由之境的人們(men) ，主要是通過一種自我的學習(xi) 和功夫，通過一種和神聖、社會(hui) 與(yu) 同道的立約，通過規約自己而最後達到自由的自律。

新文化運動中的人們(men) 急欲擺脫傳(chuan) 統，其中激烈者呼籲要“打倒孔家店”，而今天重溫孔子有關(guan) “學以成人”的名言，卻深感其中有即便是現代人亦不可違者也：

十五有誌於(yu) 學——這是“成人”關(guan) 鍵的第一步，但還遠不是“成人”。“誌學”同時意味著自身的有限性和自身的可能性，於(yu) 是開始有一種修身求知的自覺。學是起點，是開端。不學無以成人。雖然這“學”並不限於(yu) 文字和文獻之學，但在中國的儒家那裏，的確也離不開文字與(yu) 文獻之學。

三十而立——這是初步的成人，也是社會(hui) 眼中的成人。它不僅(jin) 是性格的獨立、也是經濟的獨立；不僅(jin) 是自我事業(ye) 的初步確立，也常常是家庭的確立。即所謂“成家立業(ye) ”，但最重要的還是一種精神品格的獨立，雖然今後還可能會(hui) 有探索方向上的錯誤，但那也是自我選擇的結果，而不是人雲(yun) 亦雲(yun) 。

四十而不惑——雖然可能意誌還不足，境界還不夠，但此後或不再犯根本的認識論錯誤，不會(hui) 再走大的彎路，尤其是不易受浪漫的空想的蠱惑，理性已經相當冷靜和充分，情感也相對穩定。

五十而知天命——這已經是大成的時候。“命”既是“使命”，也是“運命”，即是開放，也是限製。命也，非來自我也，天降於(yu) 我也；命也，無可更改也，但最大的限製即被自覺地認作“使命”，也可能恰恰構成最大的力量，而且還構成一種真正有力量者的安心。

六十而耳順——“耳順”是對他人，對社會(hui) 而言。自己對來自他人和社會(hui) 的一切已經“寵辱不驚”，而且，對他人還有了一種透徹認識人性之後的寬容；對社會(hui) 也有了一種通透的理解，知道還能做什麽(me) 和不能做什麽(me) 。

七十從(cong) 心所欲不逾矩——這時才是達到一個(ge) 真正的個(ge) 人自由之境，完善之境。道德意誌不是脫離規矩為(wei) 二，而是與(yu) 規矩合一。規則完全不再是外在的異己之物，而就是自身精神最深的需要。

這一過程以自我始，以自我終。但最初的自我是一個(ge) 剛剛開始發願和立誌的自我，最後的自我則已經是一個(ge) 與(yu) 天、地、人契合的自我。

且不說還有“困而不學者”，誌學者並不是都能達到這最後一步，甚至達到“知天命”這一步都很難，可以說隻有很少人能達到這最後一步，甚至中間的幾步，但這最後的一步就像歌德所說“永恒的女神”，引導有誌者永遠向上。

而如果說，即便如孔子這樣的聖賢，也是自許為(wei) “學而知之”而非“生而知之”，我們(men) 有誰又敢說自己是天縱之才而不需要通過學習(xi) 就能悟道和成人？我們(men) 即使承認如柏拉圖所言“學習(xi) 就是回憶”也具有一定的真理性，即學以悟道成人也需依賴一定的天賦與(yu) 悟性，然而，後天的、艱苦的“學習(xi) ”也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媒介和必須的途徑。

而如果說，即便如孔子這樣的聖賢，也是到七十歲的時候才能做到“從(cong) 心所欲不逾矩”，即在經過幾乎一生的規約之後才得到比較完全的自由，我們(men) 有誰又敢說我們(men) 一開始就可以不要任何約束就能悟道成人？我們(men) 有誰又敢說自己可以通過擺脫一切羈絆的絕對自由而成為(wei) 新型的完人？

這提醒我們(men) 或許從(cong) 一開始就要預防一種對個(ge) 人絕對自由和完美政治社會(hui) 的追求。

孔子又說：“君子博學於(yu) 文，約之以禮”。顏淵亦言：“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

我們(men) 或可究其“約”義(yi) 且又廣其“約”義(yi) ，談到一種偉(wei) 大的預約與(yu) 規約。

首先，“學以成人”可以是一種神聖之約，是自我與(yu) 超越存在之約。這超越的存在可以是天，可以是神，可以是聖。因為(wei) 這神聖之約，所以我要成為(wei) 配得上這神聖的一個(ge) 人。

其次，這約定也是一種社會(hui) 之約，是自我與(yu) 家庭、與(yu) 親(qin) 人、與(yu) 職業(ye) 群體(ti) 和其他團體(ti) 、與(yu) 政治共同體(ti) 、與(yu) 整個(ge) 社會(hui) 之約。我必須做一個(ge) 擔負起我的各種社會(hui) 責任的人。

再次，這約定也是一種同道之約，是自我與(yu) 同一誌向的朋友之約。這是自願的結成一體(ti) 。對於(yu) 一個(ge) 偉(wei) 大的目標，我們(men) 每一個(ge) 人的力量都可能是不夠的，需要互助和互勵。而到一定時候，一個(ge) 人如有了相當的力量，又是要散發開去的，而這散發也是回收，這力量又會(hui) 加倍地回到自己的心身。

最後，又還有一種踐約，這踐約實際也主要就是規約，我們(men) 需要不斷地規訓自己，而這律己其實又是一種自律。不否定有人有頓悟的可能，但很少人有這樣的可能。悟性之高如李叔同者，入佛門也是進入律宗。

一種誌願必須從(cong) 自己的內(nei) 心生發出來，“十五有誌於(yu) 學”便是立約的開始。預約不妨其高，不妨其不與(yu) 眾(zhong) 同，但不斷落實，不斷具體(ti) ；規約則不妨從(cong) 低開始，從(cong) 底線開始，從(cong) 與(yu) 眾(zhong) 人同的社會(hui) 規則開始，但能夠將“庸常之行”與(yu) “高尚之誌”連接起來。

雖然古代“成人”的意義(yi) 就已經不是完全一律，有儒家的“成人”，也有道家的、或其他路徑的“成人”，但儒家的路徑的確是占據主導，而今天的“成人”則更趨多元，不再有一種固定的、統一的意義(yi) 。類似於(yu) 古希臘的“Virtues”，人們(men) 追求的人生目標將向各個(ge) 方向展開，它們(men) 不僅(jin) 僅(jin) 限於(yu) 道德或宗教的，還有藝術的，各種才幹和能力的，甚至精致的休閑之道，體(ti) 育競技之道等等，而所有這些追求又應該受到一些基本的規約的限製，以不妨礙他人的同等合理的追求。

今天的任何一種“成人”或都已經失去社會(hui) 政治的直接效用，這就使一種神聖和同道的相約顯得更重要了。

以上諸約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儒家那裏是一體(ti) 的，天道與(yu) 社會(hui) 、一己與(yu) 同道、本體(ti) 與(yu) 功夫常常都是打通的。而道德渴望與(yu) 其他方麵的文化追求、乃至與(yu) 政治權力、經濟財富和社會(hui) 名望都是連接的。但現代社會(hui) 的人們(men) 則可能、或也隻能擇一而行，而對何謂“成人”目標的理解也有了各種合理的差異，但精神卻仍可以是一種：即努力在做人中尋求“成人”的意義(yi) 。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