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研究應當重視《孝經》學（代序）

作者：彭永捷

來源：作者惠賜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時間：孔子2566年暨耶穌2015年10月26日

劉增光是我指導的博士研究生，他專(zhuan) 攻《孝經》學，博士論文以晚明《孝經》學為(wei) 研究對象，入學不久就定下博士論文選題，就讀三年來孜孜不倦，收集、校讀了大量一手文獻，寫(xie) 就了近四十萬(wan) 字的學位論文。晚明《孝經》學涉及《孝經》今文學和古文學之爭(zheng) ，又糾纏著理學內(nei) 部的朱子學與(yu) 陽明學之爭(zheng) ，這些爭(zheng) 論相互交織，牽涉廣泛，處理起來難度很大。增光矢誌學問，敏求深思，對晚明《孝經》學諸家逐一辨析，厘清脈緒，對晚明《孝經》學和晚明理學的研究皆有推進，對晚明《孝經》學的問題意識、學術源流、理論分野、思想流變，均有清晰把握。增光在其博士學位論文出版之際，囑我作序，我借此談談對開展《孝經》學研究的幾點粗淺看法。

《孝經》學研究本屬於(yu) 傳(chuan) 統經學研究範疇，中國哲學研究以往不怎麽(me) 重視這一塊。不僅(jin) 不重視《孝經》學的研究，而且對於(yu) 除《易經》以外的其他諸經，都不太重視。我們(men) 通過圖書(shu) 館對於(yu) 諸經上架的分類，便可一目了然：《詩經》相關(guan) 的書(shu) 是放在文學類，《尚書(shu) 》、三《禮》、《春秋》相關(guan) 的書(shu) 是放在曆史類，隻有《周易》是放在哲學類，理由是《周易》看起來富有哲理，更有“哲學味兒(er) ”，所以是哲學研究的對象，其他諸經似乎不怎麽(me) “哲學”，於(yu) 是哲學對他們(men) 都不太重視。

為(wei) 什麽(me) 中國哲學研究會(hui) 將《孝經》學納入其學科範圍？這和較早的中國哲學學科合法性問題的討論相關(guan) 。學術界關(guan) 於(yu) 中國哲學學科合法性問題的廣泛討論，揭示了使用產(chan) 生於(yu) 西方的哲學來整理中國傳(chuan) 統思想，尤其是毫無自覺地將其成果視為(wei) 中國自身思想本來傳(chuan) 統，會(hui) 帶來一係列不好的後果，這些後果包括：一、掘斷中國自身思想傳(chuan) 統，使中國自身思想傳(chuan) 承和創新的模式無以為(wei) 繼，即所謂“截斷眾(zhong) 流”。二、顛倒經學、子學地位，將吾國思想傳(chuan) 統與(yu) 思想曆史最重要之經學，置於(yu) 從(cong) 屬、廢棄地位，將子學上升至學術觀察最重要部分，即學人所譏之“婢作夫人”。三、用哲學的語言、思維、問題來詮釋中國古代思想，其有效性大有疑問，即“漢話胡說”。這些討論，已形成許多重要成果，我們(men) 在此不過多展開。

現在我們(men) 所麵臨(lin) 的問題是，在“後合法性時代”，我們(men) 如何開展中國哲學研究，以及如何開展對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的研究。這兩(liang) 個(ge) 問題並非是同一問題，但息息相關(guan) 。哲學是人類思想的範型之一，但卻不是普遍範型，中國傳(chuan) 統思想不屬於(yu) 這一範型，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的曆史並非是哲學傳(chuan) 統的曆史，因而，用哲學的方式來整理中國思想的傳(chuan) 統，才會(hui) 產(chan) 生所謂“中國哲學學科合法性”問題。換言之，我們(men) 絕不能把孔、孟、老、莊視為(wei) 吃飽喝足沒事幹（閑暇）而從(cong) 事於(yu) 探求自然奧秘以滿足好奇心（驚訝）的“愛智者”。這點是需要再度明確的。因為(wei) 即便許多人參加了前一階段的討論，依然不明白為(wei) 什麽(me) “中國哲學”在學科上便是存在問題的，他們(men) 隻是將之簡單化地理解為(wei) ：西方哲學有西方哲學的“法”，我們(men) “中國哲學”應該有我們(men) “中國哲學”的“法”，我們(men) “中國哲學”為(wei) 什麽(me) 要合西方哲學的“法”呢。雖然這樣理解也能得出樹立“中國哲學”主體(ti) 性的結論，但卻不是在根源上明了了問題之所在。

中國自身的思想，我們(men) 稱之為(wei) 義(yi) 理之學也好，稱之為(wei) “道術”也好，總歸不是哲學。但也並不意味著我們(men) 一味排斥哲學、拒絕哲學。雖然我們(men) 自身思想的傳(chuan) 統不是哲學這種類型的，中國沒有一個(ge) 自古以來的哲學傳(chuan) 統，但哲學已經傳(chuan) 入中國，並形成了一個(ge) 用哲學來開展思想研究的傳(chuan) 統，因而如何恰當、合理地開展這一新的傳(chuan) 統，並使哲學的開展更多結合中國自身思想的傳(chuan) 統，這應該是中國哲學研究應著力探索的一個(ge) 方向，亦即“漢語哲學”的方向。筆者曾著文略述之，此不贅言。

擺在我們(men) 目前的另一個(ge) 重要問題是，在“後合法性時代”，我們(men) 怎樣開展對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的研究才是恰當的。當前國學學科還未能確立，國學研究和國學教育還未能在教育體(ti) 製和學術體(ti) 製上廣泛推開，對中國傳(chuan) 統思想的研究仍然還要更多依賴中國哲學這個(ge) 學科，依仗中國哲學研究這支學術隊伍。在中國哲學學科的名目下，我們(men) 一方麵大力探索“漢語哲學”，讓哲學說漢語，用漢語講哲學，另一方麵卻恰恰要開展“去哲學化”的工作，解哲學之蔽。反思中國哲學學科影響中國思想界的曆史，我們(men) 可以發現，許多人受哲學的“毒害”太深，在研究中國自身思想的領域內(nei) ，太過於(yu) 把哲學當回事兒(er) 了，以至於(yu) 為(wei) 哲學所蔽，不清楚研究中國思想的目的和任務究竟是什麽(me) ，也不清楚如何才能去發展中國的思想。比如用什麽(me) 唯物主義(yi) 和唯心主義(yi) 、辯證法和形而上學以及階級鬥爭(zheng) 史觀去鑒定古代思想家的那一代，花費了半輩子的精力從(cong) 事於(yu) 斯，空耗了生命，所做的工作卻並無太多學術意義(yi) 。又比如，一些人執著於(yu) 要把儒家學說發展成什麽(me) 本體(ti) 論、存在論，或者用康德哲學或現象學加工一下，認為(wei) 這樣就使儒學現代化了，把儒學“提升”到了某種高度。可是，對於(yu) 發展儒學來說，這種加工工作不僅(jin) 沒有提升儒學，沒有直麵儒學所麵臨(lin) 的時代任務，隻會(hui) 在學術上提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問題，得出一些莫名其妙的結論。加工者的本意是在“提升”傳(chuan) 統，提升儒學，但在他們(men) 的骨子裏，實際上視傳(chuan) 統或者儒學為(wei) 某種低級的東(dong) 西，似乎隻有在他們(men) 用西方的哲學加工一番之後才有價(jia) 值。這不過是重新使用了黑格爾式的歐洲中心主義(yi) ，把西方的哲學視作人類思想的最高形式。其實，隻要破去哲學之障，儒學雖然可以借鑒哲學這種方式，哲學也可以將儒學作為(wei) 研究對象，但對於(yu) 儒學自身的發展而言，儒學既不必把自己裝點得像個(ge) 哲學，也不是必須成為(wei) 哲學，儒學的生命力在於(yu) 運用自身的智慧並汲取其他思想，創造性地回應當代問題，完成從(cong) 傳(chuan) 統儒學向當代儒學的複興(xing) 。其中，經學是一條重要的途徑。經學的意義(yi) 在於(yu) 重新把儒家經典置於(yu) 載道之具的地位，重新在學術上確立了儒家經典所承載的常道義(yi) 理，重新采取一種契合中國傳(chuan) 統思想曆史的治學方式和解經方式，並通過這種方式將思想曆史的研究和當代思想的生產(chan) 重新有機結合起來，經學研究還可以幫助我們(men) 重新建立中國思想自身的話語係統，用中國思想的語言來言語中國思想，這是用“漢話漢說”來替代“漢語胡說”的可能途徑。當前中國哲學學科研究中，仍然有不少人不願意接受“中國哲學學科合法性”討論形成的成果，仍然想延續從(cong) 西方哲學學個(ge) 把詞匯來與(yu) 中國思想史料附會(hui) 、演繹一下的學科模式，並以此來繼續“忽悠”、訓練青年學子。這種做法是不負責任的。中國哲學研究領域的青年一代，應當盡早明了這些問題，避免把寶貴的學術生命浪費在無意義(yi) 的工作上，避免重蹈幾代學者學術實踐總結出的沉痛教訓。對於(yu) “中國哲學”這個(ge) 學科，我們(men) 可以利用它做一些事情，卻不應被它所限製。

關(guan) 於(yu) 《孝經》的研究，過去中國哲學學科關(guan) 注比較少，隻有倫(lun) 理學因為(wei) 要討論“孝”的問題，才會(hui) 有一些關(guan) 注。其實“孝”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裏，並非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倫(lun) 理學問題，孝親(qin) 也不僅(jin) 僅(jin) 是一種美德，而是在家庭生活、社會(hui) 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起著至關(guan) 重要的作用。仁是組織家庭、社會(hui) 、國家的根本原則，孝是基於(yu) 血緣的親(qin) 親(qin) 之仁最直接的體(ti) 現，對孝的提倡與(yu) 重視，根源在於(yu) 對仁愛的推崇、培養(yang) 和發揚。孔子“祖述堯舜”，《尚書(shu) 》言上古政治，獨從(cong) 堯、舜說起，《尚書(shu) 》體(ti) 例雖多，獨稱堯、舜兩(liang) 篇為(wei) “典”，用意深刻。儒家追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wei) 公”的理想政治，孔子對聖王皆有推崇，但最推崇“明明揚側(ce) 陋”的舜，舜是出於(yu) “問題家庭”卻又事親(qin) 至孝的典範，以其道德與(yu) 賢能成為(wei) 堯的接班人，體(ti) 現了他崇尚“選賢與(yu) 能”的政治模式。《論語》中記載孔子弟子認為(wei) “孝”是“為(wei) 仁之本”。《孝經》對孝在個(ge) 人修養(yang) 、家庭生活、國家政治中的作用都做了許多論述，孝經學則是圍繞《孝經》所形成的思想史和生活史。孝的文化隨著儒家文化的傳(chuan) 播，也影響到周邊的一些國家，而這幾個(ge) 國家，也恰是歐洲學者認為(wei) 人均智商最高的區域。在人類文明史上或人類政治史上，用“孝”的文化來組織人群，把家庭、社會(hui) 和國家完美地結合在一起，無疑是一種高超的智慧，是高智商人群才能想出來的生活智慧，值得我們(men) 不斷研究和汲取。破除了現在中國哲學學科對學術研究的限製，我們(men) 可以重新發現《孝經》學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可以研究和汲取的內(nei) 容很多，可謂“海闊天空”。

劉增光博士在晚明《孝經》學領域已經做了有益探索，也表現出了在學術研究方麵的紮實功底和巨大潛力，希望他沿著《孝經》學研究這條道路不斷探索下去，奉獻更多的學術成果，也希望他作為(wei) 新一代從(cong) 事經學研究的學人，將古老的經學傳(chuan) 統發揚光大。

西曆2014年10月30日於(yu) 北七家

晚明《孝經》學研究

【基本信息】

書(shu) 名：《晚明<孝經>學研究》

作者：劉增光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ISBN：9787532575435

叢(cong) 書(shu) 名：上海市社會(hui) 科學博士文庫·第16輯

出版時間：2015-07-01

【內(nei) 容簡介】

明代經學以往並不受學界重視，其《孝經》學尤甚。劉增光所著的這本《晚明<孝經>學研究》以晚明《孝經》學為(wei) 主題，從(cong) 文獻學角度對明代的《孝經》學著述進行了細致的梳理，並在此基礎上對《孝經》學在晚明的發展與(yu) 興(xing) 盛做了深入的分析，揭示出了晚明《孝經》學與(yu) 朱子理學、陽明心學、三教合流思潮以及晚明政治禮製之間的內(nei) 在關(guan) 聯，從(cong) 而勾勒出了晚明《孝經》學的發展脈絡，呈現出了其多重麵向。這對於(yu) 重新認識明代經學，深入研究明代後期哲學思想皆不無裨益。

【作者簡介】

劉增光，1984年生，山西襄汾人，哲學博士，現任教於(yu)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目錄】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對象與(yu) 設定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yu) 取徑

一、文獻學的方法

二、經典詮釋學的方法

三、內(nei) 在理路與(yu) 外緣背景的二重分析法

第三節  研究現狀與(yu) 本書(shu) 內(nei) 容

一、晚明《孝經》學文獻的著錄

二、晚明《孝經》學研究的現狀與(yu) 問題

三、本書(shu) 內(nei) 容安排

第一章  《孝經》學史上的重要公案辨析

第一節  《孝經》的作者、時代與(yu) 名義(yi)

一、《孝經》與(yu) 孔子思想是否相悖

二、《孝經》的作者及成書(shu) 年代

三、《孝經》之命名及名義(yi)

第二節  《孝經》今、古文問題梳理

一、漢代官方十八章本《孝經》和二十二章本《孝經》的初現

二、漢代的《孝經》今、古文問題

三、今、古文《孝經》的文本問題

第三節  懸置今古紛爭(zheng) ，探求《孝經》大旨――晚明《孝經》學關(guan) 於(yu) 《孝經》今古文問題的看法

一、虞淳熙之從(cong) 今文說

二、孫本、朱鴻之從(cong) 古文說

三、異中之同――《孝經》是孔子“孝治”之書(shu)

第二章  明代前期《孝經》學

第一節  明代《孝經》學著述與(yu) 地域分布表

一、明代《孝經》學著述與(yu) 地域分布表

二、簡要的統計與(yu) 分析

第二節  明代前期《孝經》學概況

一、今古文壁壘分明，互相攻駁不已

二、《孝經》為(wei) 童習(xi) 訓蒙之書(shu)

三、將《孝經》和《忠經》並列的庸俗化傾(qing) 向

四、理學化的《孝經》闡釋

第三節  明代前期的《孝經》改本

一、朱熹的《孝經》學範式及其遺留問題

二、明代前期的幾種《孝經》改本

第三章  疑朱而又尊朱――朱熹《孝經》學範式影響下的晚明《孝經》學

第一節  本性立教，因心成治――晚明《孝經》學對《孝經》宗旨的闡發

一、作為(wei) “孝治”大法的《孝經》

二、孫本對《孝經》為(wei) 孔子論“孝治”之書(shu) 的論證

第二節  晚明的《孝經》改本

一、朱鴻的《孝經》改本

二、沈淮的《孝經會(hui) 通》改本

三、虞淳熙的《孝經邇言》改本

四、楊起元的《孝經》改本

五、黃道周的《孝經》改本

第三節  《孝經》外傳(chuan) 的編纂

第四節  對朱熹《孝經刊誤》之反駁與(yu) 清理

一、“聖言無有可議”――孫本《孝經釋疑》對朱熹《孝經刊誤》的質疑

二、呂維祺對朱熹《孝經刊誤》的徹底清理

第五節  從(cong) 詮釋學角度看晚明《孝經》學對朱熹《孝經》學的反撥

一、獨斷型詮釋與(yu) 探究型詮釋

二、“更好地”理解與(yu) “不同地”理解

第四章  從(cong) 良知學到《孝經》學――陽明學影響下的晚明《孝經》學

第一節  從(cong) 《大學》到《孝經》――王陽明及其後學的孝論

第二節  朱鴻立本於(yu) 良知學的《孝經》觀

一、“本心之良”與(yu) “孝弟之實”

二、《孝經》為(wei) 六經之總會(hui)

第三節  “孝弟為(wei) 良知之實”――羅汝芳的“孝弟慈”之學與(yu) 《孝經宗旨》

一、以“求仁”為(wei) 宗，以“孝弟慈”為(wei) 實

二、從(cong) 《大學》的“孝弟慈”之學到《孝經》學

三、《孝經宗旨》

第四節  良知學化的《孝經》學典範――晚明居士虞淳熙的《孝經邇言》

一、太虛、氣化與(yu) 鬼神――對張載“形潰反原”理論的借用

二、天心與(yu) 仁心――對羅汝芳思想的接納

三、“萬(wan) 物一體(ti) ”義(yi) 與(yu) 齋戒工夫

四、孝即良知――以“孝”詮釋良知

第五章  三教融匯思潮影響下的晚明《孝經》學

第一節  以孝弟、禮儀(yi) 為(wei) 中心看晚明的三教融合

第二節  雲(yun) 棲襪宏的“孝戒為(wei) 一”論及其影響

一、孝名為(wei) 戒

二、孝名念佛

第三節  楊起元三教合一論域下的《誦孝經觀》

一、楊起元三教合一的孝論

二、融合三教修養(yang) 工夫的《誦孝經觀》

第四節  楊起元的“戒自孝生”論

第五節  孝、禮結合――虞淳熙的《齋戒之目》

第六節  三教皆孕於(yu) 孝――虞淳熙的《全孝圖》

一、“太虛”與(yu) “孝”二元結構的宇宙生成一本體(ti) 論

二、釋、道二教亦在孝中

三、“忠孝一理”的《孝經》宗旨

第七節  晚明勸善運動與(yu) 《孝經》學

第六章  餘(yu) 論：晚明《孝經》學的其他麵向

第一節  晚明《孝經》學的道統觀

一、傳(chuan) 道即傳(chuan) 孝：以“孝”為(wei) 判準建構道統

二、學術與(yu) 社會(hui) ：晚明《孝經》學士人道統建構之二重原因

三、典範轉移：與(yu) 朱熹、王陽明之道統觀的比較

第二節  和會(hui) 朱陸、兼采漢宋的晚明《孝經》學

第三節  晚明《孝經》學與(yu) 明代政治

第四節  從(cong) 東(dong) 亞(ya) 的視角看晚明《孝經》學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附錄】

晚明《孝經》學研究

作者：黎大偉(wei)

來源：《古籍新書(shu) 報》第313期

“晚明”是個(ge) 被說得太過熱鬧的時代，奇人畸士迭出，世俗社會(hui) 興(xing) 起，其種種新象異象為(wei) 人們(men) 所津津樂(le) 道，學者則不斷製造出“思想解放”、“資本主義(yi) 萌芽”、“前近代中國”等宏大敘事加諸這個(ge) 時代。不可否認，對晚明的政治、經濟、社會(hui) 狀況的研究可謂繭絲(si) 牛毛，目前已積累了豐(feng) 富而細密的研究成果，但就晚明人的精神世界而言，盡管從(cong) 思想文化史角度進入的研究也很不少，我們(men) 卻似乎長期缺失一個(ge) 重要的觀察維度：經學。“經”為(wei) 中國古代社會(hui) 中最具權威性和涵容性的思想資源，一時代之經學風尚往往即為(wei) 其精神風尚之反映，一時代之經學詮釋往往即為(wei) 其主流世界觀之縮影。然而學者或受清人“明人治學粗疏”、“明代為(wei) 經學積衰時代”諸說的影響，迄今專(zhuan) 研明代經學的著作甚少，而諸經之中，《孝經》尤甚，蓋因“孝”被看作無須申說的基本倫(lun) 理，《孝經》亦因篇幅短小而被視為(wei) 義(yi) 理淺薄的“小經”甚至訓蒙之書(shu) ，無甚研究價(jia) 值。因此，劉增光博士的《晚明孝經學研究》一書(shu) ，可謂是選擇了一個(ge) 冷僻的角度去觀照晚明。“孝”僅(jin) 僅(jin) 是我們(men) 所習(xi) 知的家庭倫(lun) 理，還是會(hui) 因時代風會(hui) 不同而獲得新的意蘊？晚明人的《孝經》詮釋是否可幫助我們(men) 窺探晚明浮華世象深處的一些暗潮潛流？在該書(shu) 中我們(men) 或許可以找到答案。

該書(shu) 可分為(wei) 三部分。在第一部分（“緒論”）中，作者對此前的晚明《孝經》學研究進行了回顧與(yu) 反思，陳述了本書(shu) 的研究範圍和方法取徑。第二部分（第一、二章）則是對晚明之前的《孝經》學史的簡要梳理，而尤以先前罕有研究的明代前期《孝經》學為(wei) 重點。第三部分（第三、四、五、六章）為(wei) 本書(shu) 主體(ti) 部分，從(cong) 晚明《孝經》學對朱熹《孝經》學範式的回應、陽明學及“三教合一”思潮與(yu) 晚明《孝經》學的關(guan) 係、晚明《孝經》學與(yu) 明代政治的互動、晚明《孝經》學的海外流衍等角度對晚明《孝經》學進行了正麵論述。

從(cong) 本書(shu) 章節設置中我們(men) 已可看出，與(yu) 那些倚重於(yu) 共時性的概念推演和義(yi) 理分析的哲學研究著作不同，作者特別重視“史”的維度，既努力探尋《孝經》學史自身的發展邏輯，也沒有忘記外部之史即社會(hui) 政治情境變遷對《孝經》學的影響。就前者而言，本書(shu) 對宋元《孝經》學（尤其是朱熹《孝經》學）與(yu) 晚明《孝經》學的關(guan) 係的梳理堪稱一次突破。此前有關(guan) 這方麵的研究多停留在較為(wei) 宏觀的論述上，如呂妙芬雖已指出，宋代以降一方麵“孝”的教化向下層社會(hui) 推移，另一方麵在士大夫群體(ti) 中《孝經》的重要性明顯下降，幾乎淪為(wei) 蒙書(shu) ，而在明代尤其是晚明士人那裏出現了對上述趨勢的反動，他們(men) 相信《孝經》承載著聖人“孝治天下”之道，而非單純的教人事親(qin) 之書(shu) ，因此不滿於(yu) 《孝經》地位的淪落，然而呂氏的論述缺乏細密的文本分析。本書(shu) 作者則注意到晚明士人對宋元《孝經》學既有反動，也有繼承，更為(wei) 吊詭的是，反動往往即寓於(yu) 繼承之中。譬如晚明士人沿襲了宋元人通過改動章節次序等方式來製作《孝經》“改本”之舉(ju) ，然而通過對朱鴻、沈淮、虞淳熙等晚明士人的《孝經》改本的細讀，作者發現，他們(men) 已不再執著於(yu) 前人所熱衷的對《孝經》今古文問題的討論，而均是根據自己對“孝治天下”這個(ge) 大旨的理解來對《孝經》進行修改，這已經類似於(yu) 一種創作活動，而非如前人一樣旨在追求對《孝經》曆史文本原貌的恢複。這一現象無疑反映出經學史發展的某種複雜性，用單純的“反動”或“沿襲”這樣非此即彼的話語來描述它也許是危險的。就外部之史而言，作者注意到現實的社會(hui) 政治情境與(yu) 《孝經》學的互動關(guan) 係。譬如，不少晚明士人都著力推闡《孝經•五刑章》，主張用國家刑法來規製不孝之行，作者指出，這一方麵是繼承了自隋代劉炫以來的對《五刑章》的一種解釋傳(chuan) 統，另一方麵也是對明代自太祖以來的“重典治國”國策的一種呼應，並舉(ju) 出有些明代學者直接引用《大明律》注釋《孝經》的事例為(wei) 證。以上這些例子均體(ti) 現出作者要將經學史發展的內(nei) 部邏輯與(yu) 外在的社會(hui) 曆史情境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努力，而這種努力為(wei) 我們(men) 觀察晚明《孝經》學提供了一個(ge) 更為(wei) 恢弘的視野。

而在本書(shu) 第四、五、六三章中，作者則把《孝經》學置於(yu) 晚明的幾大流行思潮之中來進行觀照。就陽明學而言，作者梳理出了一條以“孝”為(wei) 中心的義(yi) 理發展線索，即陽明後學中自聶豹處發端，由以“孝”為(wei) 工夫之本演變為(wei) 以“孝”為(wei) 良知本體(ti) （羅汝芳“孝弟慈”之學）乃至以“孝”為(wei) 宇宙萬(wan) 物之本體(ti) （虞淳熙《全孝圖》）與(yu) 道統論之判準（虞淳熙《宗傳(chuan) 圖》），“孝”之意蘊由此得到了極大的豐(feng) 富。因此，作者最後的結論“（晚明《孝經》學士人）似乎揚棄了朱熹的《孝經》學範式而回複到了漢唐時期的《孝經》學範式，但這一回複並非簡單的重複，而是經過反思和推闡後的螺旋式發展”，誠為(wei) 的論。就“三教合一”思潮而言，作者重點考察了虞淳熙和楊起元兩(liang) 個(ge) 個(ge) 案，挖掘出了他們(men) 富於(yu) 宗教性意涵的《孝經》著述與(yu) 誦讀《孝經》時的禮儀(yi) 性操作背後所潛藏的來自佛、道二教的思想資源，以及出身儒家的士大夫在利用這些資源時隱微的心態。實際上，這些研究不僅(jin) 豐(feng) 富了我們(men) 對《孝經》學的認識，也提示我們(men) ，陽明學在王陽明之後的走向，不僅(jin) 僅(jin) 有縱情恣肆的“王學末流”，還有欲以宗教化的“禮”和“孝弟”實踐來收束人心、整頓世道的一派士人。隻不過，他們(men) 的聲音在後來清代朱子學複興(xing) 和樸學興(xing) 起的曆史大潮中被湮沒了。

當然，該書(shu) 亦猶有未發之覆存焉。比如，作者注意到了晚明的《孝經》改本，而實際上，不僅(jin) 僅(jin) 是《孝經》，晚明人改經甚至製作偽(wei) 經蔚然成風（最著者如王陽明《大學》古本），如能將《孝經》改本放在這一改經風潮中來觀察，可能會(hui) 獲得關(guan) 於(yu) 明代經學的更具普遍性的認識。再如，由家庭倫(lun) 理而引發的政治事件在明代在在多有，直接由“孝”引起的則有嘉靖帝的“大禮議”和張居正“奪情”事件，其對明代社會(hui) 影響之大毋庸贅述，而該書(shu) 雖然注意到了《孝經》學與(yu) 明代政治的關(guan) 聯，但對這些事件的分析仍難稱具體(ti) ，實為(wei) 憾事。盡管如此該書(shu) 無疑已經取得了對晚明《孝經》學和“孝”之義(yi) 理研究的突破，尤其是作者兼顧學術史邏輯推演與(yu) 曆史文獻考證的研究方法，以及他對文本細讀的重視，都是值得我們(men) 充分肯定的。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