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震 著 

《當中國儒學遭遇“日本”——19世紀末以來“儒學日本化”的問題史考察》

  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10月

摘要

儒學東(dong) 傳(chuan) ，經過一番“日本化”改造而融入日本文化傳(chuan) 統當中，從(cong) 而形成日本的儒學（儒教），回溯曆史，這項改造工程大致從(cong) 17世紀初江戶時代就已全麵啟動，這是當今學界的一般通識。在明治維新（1868）以後的近代日本，儒學遭遇了“日本化”與(yu) “近代化”的雙重夾擊，它被作為(wei) “東(dong) 洋倫(lun) 理”或“日本道德”的代表，或被化作帝國意識形態下的“國民道德論”，被用來提升全民精神文明，實現“臣民一體(ti) ”、“道德齊一”，以為(wei) 由此便可抵禦西方精神汙染，進而實現“近代超克”直至“解放亞(ya) 洲”，在此特殊的年代，儒教遭遇了“再日本化”的命運。戰後日本，“儒教”名聲一落千丈，人們(men) 在對“近代日本儒教”猛烈批判之同時，也開始對儒教日本化的諸多理論問題進行省思，人們(men) 發現在日本化背後存在著“日本性”問題，亦即“日本化”得以可能的日本自身文化傳(chuan) 統究竟何在的問題，丸山真男晚年的“原型”論致力於(yu) 探尋“日本性”，便與(yu) 此問題意識密切相關(guan) 。但是在當今日本，儒學日本化的進程已然中斷，其原因是否由於(yu) 日本已經徹底“西化”抑或已經退縮至“原型”則已非本文所能深究。但可肯定的是，對於(yu) 尚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而言，各種西學的“中國化”既是實踐問題又是理論問題。

前言

如果從(cong)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帶來了馬克思主義(yi) 算起，盡管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的實踐進程就已啟動，然而人們(men) 意識到在理論上有必要將馬克思主義(yi) “中國化”，卻在一個(ge) 世紀之後即進入了21世紀才由官方正式提出，至於(yu) 各種外來思潮（例如自由主義(yi) 、民主主義(yi) ）是否也有必要或者“中國化”或者“再普遍化”或者幹脆“拒之門外”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則仍在不斷探索乃至爭(zheng) 吵。與(yu) 此同時，在“中國化”問題的背後，存在一些更為(wei) 重要而又互為(wei) 纏繞的需要追問和解答的問題：我們(men) 究竟應當或可以利用什麽(me) 樣的傳(chuan) 統文化資源才能使“中國化”得以可能？而“中國化”是否應當在“多元文化”的立場上才能展開？或者索性關(guan) 起門來即便出現閉門造車出門不合轍之現象亦不為(wei) 異？這裏麵涉及衡定“中國化”的判斷標準及實施策略又是什麽(me) 等問題，目前似乎尚在摸索途中。

再看中國的另一邊，日本接受儒學的曆史甚早，約始於(yu) 公元5世紀，然而真正在實踐和理論兩(liang) 個(ge) 方麵開始啟動“日本化”卻在17世紀進入德川朝以後，形成了所謂“德川儒學”，隻是明確提出“儒教日本化”這一概念則已是19世紀末（首次出現於(yu) 1893年）。及至20世紀初帝國日本期間，儒學遭遇了“再日本化”的命運，在帝國意識形態的操作下，形成了所謂“近代日本儒教”，致力於(yu) 推動全民道德“齊一化”（丸山真男語）運動——國民道德運動。顯然，“中國化”與(yu) “日本化”的問題背景完全不同，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在“化”字背後蘊含著某種民族文化的自信卻多少有點相似，因為(wei) “中國化”也好“日本化”也罷，其主旋律在於(yu) 突出自身文化的主體(ti) 性，或“反模仿”西方（江戶時代，中國相對於(yu) 日本便是西方）或將西方“個(ge) 案化”，這是毋庸置疑的。

從(cong) 曆史上看，17世紀江戶時代以降，在儒學日本化的同時，儒學也麵臨(lin) 著被重新詮釋、批判解構乃至被重組，由此產(chan) 生兩(liang) 個(ge) 互相連帶的後果：一是增強了與(yu) 中國文化的差異意識，一是日本文化的自覺意識得以提升。例如17世紀末18世紀初的古學派對儒家形上學、國學派對整個(ge) 漢學的批判解構便極大地提升了儒學日本化的進程。及至19世紀末明治維新以後，儒教麵臨(lin) 著“近代化”和“日本化”的雙重衝(chong) 擊，事情就變得有些複雜：保守主義(yi) 者以為(wei) 儒學傳(chuan) 統的道德主義(yi) 可以作為(wei) 抵禦西潮的資源而加以利用，自由主義(yi) 者則將儒學看作近代化的死敵、亞(ya) 洲停滯的宿因而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但不管怎麽(me) 說，直到20世紀40年代二戰結束之前，儒教並未完全退出曆史舞台，盡管它幾經改頭換麵，充當了帝國意識形態的工具。

二戰以後，戰前國家意識形態受到猛烈批判，人們(men) 將“近代日本儒教”與(yu) “日本精神論”、“日本道德論”視作一丘之貉而加以唾棄，於(yu) 是儒學僅(jin) 被視作一種研究的曆史對象，再也沒有在理論或實踐上重提“日本化”。渡邊浩宣告自明治維新後，儒學就開始了“自殺”的進程，（注1）這並非是聳人聽聞之詞。的確，在近代伊始，一方麵儒學扮演了引進西學的角色，在幕末維新之初，一些儒者在“天下公共之理”這一新儒學的信念下，坦然接受西潮思想，然而另一方麵，在與(yu) 西學的激烈競爭(zheng) 中，儒學終於(yu) 敗下陣來而落得個(ge) “自殺”的結局。（注2）

在當下中國，“日本”是個(ge) 敏感詞，將其納入學術話語展開討論變得很難，因為(wei) 一不小心便會(hui) 被人質疑話語背後有何另外的動機。另一方麵，“儒學”與(yu) “國學”正在連手，大有文化傳(chuan) 統開始複蘇之象，令人仿佛回到了一百年前人們(men) 急於(yu) 尋找中國文化主體(ti) 性的那個(ge) 迷惘傍徨而又令人激動的年代。然而“東(dong) 亞(ya) 儒學”的研究狀況卻不容樂(le) 觀。數年前筆者撰文曾樂(le) 觀地估計近十年來在“漢語學界”悄然興(xing) 起了“東(dong) 亞(ya) 儒學”的研究熱潮，（注3）現在看來，所謂“漢語學界”仍限於(yu) 台灣一地，而在大陸，與(yu) 儒學研究正高歌猛進的走勢相反，東(dong) 亞(ya) 儒學研究卻少有問津。個(ge) 中原因非一言所能盡，既與(yu) 當下東(dong) 亞(ya) 出現的“新冷戰”局勢有關(guan) ，也與(yu) 曆史上的“大中華意識”變身為(wei) 文化保守主義(yi) 或民族主義(yi) 等姿態在大陸學界仍時常作怪之現象不無關(guan) 聯。

按理說，在當今世界所處的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時代背景下，我們(men) 理應可以努力做到立足中國、放眼世界，重新審視儒學在未來發展的可能性，至少對於(yu) 改善“東(dong) 亞(ya) 儒學”在大陸的研究態勢或有推動作用。但是現在問題很多，何謂“東(dong) 亞(ya) ”、“東(dong) 亞(ya) 儒學”何以可能又何以必要等問題，仍然難以找到共識。筆者曾就“東(dong) 亞(ya) ”一詞的文化曆史涵義(yi) 以及東(dong) 亞(ya) 儒學的研究性質、對象及其方法途徑等問題有過初淺的探討以及展望，此不必複述。我的一個(ge) 主要觀點是：東(dong) 亞(ya) 儒學是多元性學術研究領域，而非政治學意義(yi) 上爭(zheng) 取話語霸權的場所，是將儒學在東(dong) 亞(ya) 的傳(chuan) 播、接觸、交流等曆史作為(wei) 一麵借鏡，來探討儒學思想資源在未來的方向性及可能性，從(cong) 根本上說，當今東(dong) 亞(ya) 儒學研究可以而且應當成為(wei) “世界文明對話”的重要一環。（注4）至於(yu) 東(dong) 亞(ya) 儒學的未來發展如何可能等問題，顯然與(yu) 當下東(dong) 亞(ya) 社會(hui) 的諸多現實性問題密切相關(guan) ，就目前看，對這類問題下任何判斷僅(jin) 有“預言”性質，似不必多言。

本文主要涉及二大問題領域：一、19世紀末在加速“近代化”，逐漸走向“帝國化”的近代日本期間，為(wei) 對抗西潮、同時也為(wei) 強化思想統治，儒教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二、及至戰後日本在反省帝國意識形態所帶來的思想災難之際，又是如何審視儒教“日本化”何以可能以及日本傳(chuan) 統文化的“日本性”問題？當然，在探討過程中，也將針對有關(guan) “儒教日本化”之現象背後的一些理論問題進行必要的省察，最後，我們(men) 將對“中國化”問題以及儒家文化問題談幾句感想。

注：

[1].渡邊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提出了一個(ge) 新觀點，以為(wei) 19世紀末隨著明治維新的成功，在推動“振興(xing) 皇基”、“王政複古”之革命的同時，思想界也發生了“儒學西洋化”的革命。維新以降，儒學漸被“西洋思想”所吸收，而儒學自身作為(wei) “體(ti) 係”的思想生命力卻迅速喪(sang) 失。“至少就日本而言，儒學對於(yu) 引進源自西洋的‘近代’扮演了引導者的角色，然而同時又意味著自殺”〔渡邊浩：《西洋の“近代”と儒學》，載溝口雄三等編：《漢字文化圏の歴史と未來》，東(dong) 京：大修館，1992年，第132頁；後收入渡邊浩：《東(dong) アジアの王権と思想》（《東(dong) 亞(ya) 的王權與(yu) 思想》），東(dong) 京：東(dong) 京大學出版會(hui) ，1997年，第209頁〕。

2.如慶應四年（1868）三月日本新政府提出的一項“國是”中就提到“須基於(yu) 天地之公道”來應對外來衝(chong) 擊，這顯然汲取了“天下公共之理”這一新儒學的觀念，而這項“國是”的原型則是源自幕末儒學家橫井小楠（1809—1869）的《國是三論》（關(guan) 於(yu) 小楠，後麵會(hui) 有涉及）。不過，在西潮衝(chong) 擊下，儒教的命運雖然不妙，但是在明治昭和年間，儒教也有多次反彈。正如渡邊浩所言，儒教“自殺”不過是“一個(ge) 方麵”，若將日本近代思想史看作西學徹底戰勝儒教的過程來描述，便不免受“進步史觀”之牽製而有單純化的危險。

3.《“東(dong) 亞(ya) 儒學”芻議——普遍性與(yu) 特殊性問題為(wei) 核心》，載劉東(dong) 主編：《中國學術》總第31輯，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2年9月，第345—405頁（按，該文未經我校對，誤植甚多，不堪卒讀）。另參拙文：《試說“東(dong) 亞(ya) 儒學”何以必要》，刊於(yu) 台灣大學人文社會(hui) 高等研究院《台灣東(dong) 亞(ya) 文明研究學刊》第8卷第1期（總第15期），2011年6月，第299—318頁；該文的簡體(ti) 字版刊於(yu) 《華東(dong) 師範大學學報》2011年第5期，第57—66頁，並恢複了子標題“從(cong) 子安宣邦、黃俊傑的相關(guan) 論述談起”。

4.參見上揭拙文：《試說“東(dong) 亞(ya) 儒學”何以必要》，第316頁。另參拙文：《德川日本心學運動中的中國因素——兼談“儒學日本化”》，載《中華文史論叢(cong) 》2013年第2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29—176頁。

目錄

前言

一  “儒教日本化”之言說的出現及其背景

1、德富蘇峰：“儒教日本化”的提出 

2、武內(nei) 義(yi) 雄：“日本化之儒教” 

3、小結：“日本化”言說之背景

二  “近代化”與(yu) “日本化”的雙重夾擊

1、兩(liang) 種視角：日本化與(yu) 近代化 

2、元田永孚：以儒教為(wei) 國教 

3、西村茂樹：日本道德論 

4、小結：儒教主義(yi) 的反彈

三  “日本道德論”到“國民道德論”

1、幾點說明：“道德”為(wei) 一切問題的核心 

2、井上哲次郎：國民道德運動的“旗手” 

3、西晉一郎：“外來之教日本化” 

4、小結：由“入歐”重返“亞(ya) 洲”

四  “近代超克論”與(yu) “道德生命力”

1、“近代超克論”的問題由來 

2、兩(liang) 場座談會(hui) ：“超克”三大主義(yi)  

3、“近代超克”的理念：“道德生命力” 

4、小結：以“特殊性”戰勝“普遍性”

五  丸山真男有關(guan) “日本性”問題的思考

1、“近代”是丸山的一種宿命 

2、早期丸山的“日本研究” 

3、晚期丸山的“原型—古層”論 

4、小結：對丸山“日本性”探索的一些思考

六  當代學界有關(guan) “儒教日本化”的考察

1、對“儒教日本化”的反思 

2、以“土著化”取代“日本化” 

3、小結：當“日本化”與(yu) “日本性”相遇

七  餘(yu) 論：從(cong) “日本化”想到“中國化”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