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鄒恒甫事件到何誌毅事件，不到一年間，曾經被海內外視為中國人文精神聖地的北大，被一個叫張維迎的人搞得名聲狼藉，斯文掃地。一時間，重尋北大使命、重建北大精神的呼聲在民間響徹雲霄。

比之一些歐美名校，北大建校為時雖不長，但怎麽也有110年曆史。更上承古之“太學”、“國子監”，可謂源遠流長。這麽一個文化學術的聖地，這麽一個精神傳承之所，怎麽可能僅因兩幕鬧劇、一個庸人就聲譽蒙羞，成為眾矢之的？相信這是海內外許多心係北大者感到疑惑的問題。

張祥龍先生的《無孔子之北大無靈魂》一文，為此謎底揭開了冰山一角——北大精神之流失，非自張維迎始。在此之前，北大早已是虛有其殼。一個缺乏民族文化自信，隻知迎合於強勢話語，追逐於商業利益的北大，不可能承擔精神傳承的使命。

以自然科學論，“中不如西”有目共睹，早有定論。但以社會人文論，中西可謂各有所長、各有所適。文化的價值是相對人群而言的，其意義在於傳承人群的精神，強化共同體的凝聚力。以此標準相衡量，中華文化是人類迄今為止最優秀的文化傳統，因此才能維持我華夏文明綿延五千年不絕。古代同時興起的四大文明，其它三者早已淹沒在曆史的長河中，僅餘遺址、殘篇供人吊挽；獨我中華一脈不絕如縷，雖山川易色，朝代更替，皆不改我文明血脈之顏色。

得能如此，中華文化之功莫大焉；作為傳統文化核心之儒學，功莫大焉；儒學之創始人及集大成者孔子，功莫大焉。橫向而論，以文化及個人的影響和份量而言，東哲孔子略相當於西哲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三者之和。發生在中華文明傳承聖地北大校園內的咄咄怪事卻是：西哲蘇格拉底的半身像很輕易就立起來了，而當有人建議應該樹立中華民族自己哲人孔子的像時，校領導的反應卻是“要謹慎”，於是不了了之。

作為當代中國人文精神之旗幟，北大總應該承擔些什麽才能名副其實。何況在這裏需要承擔的，既非流血、殺頭之險，也非斯文掃地之憂，不過是須麵對某些精神洋奴的刮噪而已。一個不能承擔的北大，一個精神上已經奴化的北大，不再是中國人文之象征，不再是眾人仰望的旗幟。不是張維迎之流使北大精神墮落，而是北大的精神已經墮落，無德無才，慣於搞“人事鬥爭”如張維迎之流，才能在北大如魚得水，攪得風生水起。年前的鄒恒甫事件和何誌毅事件，隻是北大精神墮落的信號；民間重尋北大使命，重建北大精神的呼聲，則是對此的確認。

北大精神雖已萎靡，卻並非不可重振。畢竟有著百多年的文化底蘊，有著海內外眾目所注，眾望所歸。古人雲，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重振北大精神的關鍵，就在於戰勝自我，超越自我。90年前，北大曾經引領新文化運動的浪頭，那場運動雖起到了喚醒國人、振聾發聵的作用，但也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過激口號，這可能是北大某些人認為立孔子像“要謹慎”的一個原因。幾十年過去了，過激思潮給中華民族造成的動蕩與災難，人所共知。北大在享受往日尊榮之時，也應該負起自我清算的責任。在校園內立孔子像正是一個機會，一個向世人展示北大勇於追求真理，勇於承認錯誤，北大精神猶存的一個契機。

在全球競爭時代，各國、各校之文化也在競爭。世事如逆水行舟，不進必退。當代中國人文精神的旗幟，並沒有注定非北大莫屬。麵對難得的機遇，以複興北大精神為使命的人，都會知道該如何選擇。而庸庸祿祿於官位私利者，將葬送北大的未來。

《深圳商報》2008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