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報道：本報訊（記者甘丹）昨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宣布正式成立，來自香港孔教學院的院長湯恩佳在成立大會上做了《儒教對中國的偉大貢獻》的學術報告。

 

據記者了解，“儒教研究中心”成立之後的主要任務是編輯內部交流刊物《儒教研究通訊》，除了與港台地區相互交流之外，還將與東南亞華人地區的儒教研究機構和組織機構進行交流。此外，首屆“全國儒教學術研討會”也將開始籌備。

 

“儒教研究中心”的領導機構為學術委員會，包括主任一名，秘書長一名，以及副秘書長一名和17位學術委員。這些學術委員分別來自於社科院、人民大學、清華大學以及複旦大學等其他幾個高校。同時，還聘請了餘敦康、呂大吉和牟鍾鑒三人作為學術顧問。據陳明介紹，這三位學術顧問都是在宗教學界德高望重的學者。

 

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下已經設有“儒教研究室”，那麽是否還有成立“儒教研究中心”的必要呢？記者就這一問題詢問陳明時，他稱，兩者的研究內容、研究人員確實存在部分重合，最大的區別是，中心是作為一個較為獨立的組織機構存在的，它將獨立地開展各種儒教研究交流活動，整合儒教研究資源。

 

陳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儒教研究中心”的成立可能會導致外界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可能會認為這是對儒學的一種誇大。但他表示，“儒教研究中心”將把儒教問題的研究放在廣闊的中國文化背景之下，從中國曆史文化發展之一貫性以及儒學與民族生命存在之內在性出發，進行全麵係統的梳理。

 

 

陳明（儒教研究中心秘書長）

 

1978年，任繼愈當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時提出了中國的儒學是一種宗教的觀點，這一提法開創了從宗教學的角度來理解儒學。

 

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宗教在文化認同、政治認同以及個體認同方麵的意義和影響越來越受到重視。“儒教研究中心”將站在文化立場上，從學術分歧上對儒教做一些研究。我們會超越過去對傳統、對宗教片麵的理解，從現代性、全球化下對儒教的文化認同問題、民主憲政等問題進行研究。和過去的研究相比，我們的立場會更加著重於現實。

 

也許有人會覺得這是對儒學的一種誇大，但是我認為儒教不是一種盲目的信仰，是一種對儒學的準確把握和定位。我以前也反對把儒學當作儒教來看待，但是隨著我對宗教的深入理解，對國外宗教的調查增多，認為儒學具備多維度。

 

它可能包括人生哲學、政治哲學，同時也包括了宗教哲學，更像一個千層餅。今天我們從宗教的角度去理解儒學的發展程度，其實是對傳統、對宗教冷靜和客觀的理解。儒教它不隻是知識或是學術，它對於現代社會有很大的意義。

 

2005年6月15日來源：  新京報

 

 

作為中國文化主體的儒家思想，按照現代學術分類，包括儒學和儒教兩個層麵的內容。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康有為試圖借助政治的力量立孔教為國教，掀起了孔教運動。今天，新世紀之初，儒教問題再成學界和社會熱點。

 

它背後的深層原因在於，隨著現代性的深化和全球化的推進，文化認同、政治認同以及個體認同等問題日益凸現出來，宗教在這些問題上所具有的意義和影響已引起人們強烈關注，並形成了相當程度的共識。

 

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以及對黨中央建設和諧社會、實現民族複興號召的響應，“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近日在北京成立。

 

長期以來，儒教問題的研究和討論深受西方中心論以及極左思潮的影響。

 

利瑪竇從其基督教背景和立場出發，認為春秋以前的儒學是宗教，兩漢以後的儒學不是宗教，並表揚前者貶抑後者。這樣做的目的一是為了化解儒家文化敬天法祖於基督教義的矛盾，一是為了避免與中國政府和民間在價值和尊嚴上引起衝突。

 

康有為的儒學宗教化則是其現實政治謀劃與文化設計的有機組成部分，包含“挾孔子以令皇帝”與為儒學尋求新的製度依托兩個方麵的意圖：通過前者可以為自己帶有民權平等諸西政西學色彩的政治改革提供合法性與權威性；通過後者可以在廢除科舉製（他主張）之後另立儒學與社會的連接管道，為世道人心的維持、文化認同的維護提供組織保障。但是，康在將儒家文化某些層麵的內容意義放大彰顯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對其他一些層麵內容意義的忽略、扭曲和遮蔽，使自己的儒學或儒教與其所共生的中國社會多少脫節，從而使其所欲解決的問題的解決難度增加。

 

任繼愈帶著強烈的現實關懷和價值預設提出“儒學宗教說”。當時十年“文革”剛剛結束，他要對這一場災難進行反思，而流行了將近30年的“兩軍對戰論”（唯物對唯心、辯證法對形而上學，又稱“對子論”）這一分析架構的解釋分析能力又使他十分不滿，其之提出儒教說，可以更方便的否定傳統文化，因為在他看來宗教是封建社會的伴生物，是為封建專製辯護服務的。這一出發點，注定了其對宗教理解的機械性和評價的否定性，決定了這一命題本身所具有的意義隻能是過渡性的。李申的《中國儒教史》強化放大了這兩點。

 

何光滬把宗教當作一種文化現象作正麵理解，其儒教說在對儒教的理解和對宗教的評價上都與任繼愈不同，而與利瑪竇十分接近：儒學與儒教是兩個不同係統，儒教植根於殷周以來的上帝、天命觀念，生存於民間；宋明儒及其思想則是對儒教之宗教精神的背離。但與利氏不同，何認為“漢代以後的儒教，實質上就是我國古代的國教”。他不滿儒學越來越趨於主觀主義、相對主義和世俗主義，而要通過重建儒學與天帝的聯係重建這一傳統。撇開具體的理論和現實困難不論，其以耶說儒、以耶補儒的方法和立場本身即是大可商榷的。

 

康曉光教授堅持康有為的理念和理想，堅持功能承擔的重要性，主張在當代中國重建儒教，以有力促進仁政與王道理念的落實，更把康有為儒教運動中尚不是十分明確的文化認同問題推到了中心地位，並且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中評估論證其意義和作用。但是寄望於政府，以運動為形式、意識形態為目標，一方麵對儒教的內在特征和文化特性似缺乏足夠的重視，同時也多少忽略了植根社會的重要性，從而存在著操作策略上的某種偏差……

 

作為國家級專門研究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的成立，標誌著對儒教問題的討論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把儒教問題的研究放在廣闊的中國文化背景內，從中國曆史文化發展之一慣性以及儒學與民族生命存在之內在性出發進行全麵係統的梳理，是儒教中心的宗旨和任務。

 

國家宗教事務局葉小文局長出席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成立典禮。作為中心的榮譽主任，香港孔教學院湯恩佳院長在成立大會發表了“孔教與民族偉大複興”的專題演講。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卓新平高度讚揚湯院長及孔教學院的工作，並期待作為國家級專門研究機構的儒教研究中心，能夠承擔起開拓論域、整合資源、提供平台以深化儒教研究的責任，既要提供平台，整合資源，更要充分利用所內學科齊全的優勢，形成自己的學術特色。中心主任盧國龍研究員在致辭中指出，工具理性支配、文化認同危機、政治合法性重構，這些隨著現代性深入、全球化推進和意識形態調整所帶來的思考，催生了當代社會對文化傳統的新需要和新認知；而這，正是儒教問題越來越受到社會和學界關注的深層原因。秘書長陳明博士對儒教問題的曆史和現狀作了回顧分析，認為所謂的儒教之爭作為一個知識論問題，它首先需要對中華文明發展的曆史獨特性給予足夠的重視；作為一個價值和意義的問題，則必須意識到其本質上乃是一個對當代文化結構如何設計建構的“存在性問題”。換言之，最重要的並不是它過去曾經是什麽樣子，而是今天它應該是什麽樣子；這就要求我們從時代對文化的功能需求出發對這一傳統進行積極的發展和建構。

 

為實現引領風氣、開拓論域、整合資源、提供平台這一目標，中心組成了以國內中青年學者為骨幹的學術委員會，及時報道儒教研究領域的成果和活動，使目前尚顯零散的國內儒教研究通過互動聯係而成為一個有機整體；年內組織首屆“全國儒教研討”學術會議，並爭取將儒教研究的主題研討序列化、常規化；積極開展對外學術交流，廣泛聯係港台和東南亞華人地區的儒教研究機構和組織機構（香港孔教學院是儒教中心的主要合作夥伴）。

 

（上述內容係予沉根據陳明提供的相關材料編輯而成）

 

2005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