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的正義(yi) ，華夏的公道

——對一個(ge) 中國儒家政治學基本觀念的再認識

作者:張曉剛、張周項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八月初四日乙未

           耶穌2015年9月17日

過去近40年中，中國的變遷，全世界有目共睹。但如此巨大的變遷到底是如何取得的?支持它的基本觀念是什麽(me) ?中國實現這一變遷的過程，有哪些要點可向世界說明，可與(yu) 世界分享?曆史悠久的華夏文明如何在暗中承載著14億(yi) 人民生活方式的如此重大的變化，又可能將這一遠未完成的變遷推向何方?

就這些問題，英文《中國日報》高級顧問張曉剛、記者張周項最近向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yu) 社會(hui) 科學高等研究研究院教授姚中秋先生進行了一次訪問。問答摘要如下：

張曉剛(以下簡稱張)：中國現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但我們(men) 在麵對世界介紹自己的時候似乎遇到了一些麻煩：有時我們(men) 自己都說不清楚自己是誰，是按照哪一套東(dong) 西行事。這麽(me) 多年中國走過來，的確在很多方麵都在向西方進行學習(xi) ，但能夠把改革開放簡單說成就是一個(ge) 照搬西方模式的過程麽(me) ?顯然不能。與(yu) 此同時，中國對自己的傳(chuan) 統做了很多批判，其嚴(yan) 厲程度恐怕勝過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但能夠把中國的變遷艱難歸納成一個(ge) 對傳(chuan) 統決(jue) 裂和反叛的過程麽(me) ?好像也不能。

但是，在與(yu) 西方對話的時候，中國人能從(cong) 觀念上說出什麽(me) 來?我們(men) 看到，他們(men) 有一套很係統的政治學理論，從(cong) 古希臘，到羅馬，再到啟蒙運動，然後到現代主義(yi) 、後現代主義(yi) 。他們(men) 有表達得很清晰基本觀念，比如說正義(yi) ，比如說自由。但中國人能有什麽(me) 好說的?從(cong) 西周建立到諸子百家，然後到中央集權文官帝國製下的曆朝曆代，一直到20世紀的革命，以及20世紀後期開始，一直延續到今天的改革開放，中國人一直堅持下來哪些東(dong) 西?無論是在日常生活的層麵，還是在社會(hui) 治理的過程中，中國人能不能說清楚他們(men) 到底有什麽(me) 向往，有什麽(me) 底線，有什麽(me) 樣的東(dong) 西叫他們(men) 耿耿於(yu) 懷、不願舍棄?

姚中秋(以下簡稱姚)：中國社會(hui) 仍不能拋棄儒家政治學的理念，因為(wei) 沒有一個(ge) 社會(hui) 能為(wei) 它的曆史文化經驗找到替代品。

說儒家政治學不願規範權力或考慮如何規範權力的問題是不對的。的確，儒家不計較皇帝到底是從(cong) 哪兒(er) 來的，怎樣獲得的權力，但儒家堅持認為(wei) ，不管皇帝是從(cong) 哪兒(er) 來的，怎樣獲得的權力，都必須服從(cong) 於(yu) 道。

儒家的基本政治理念可以歸於(yu) 一句話，那就是“致君行道”，引導權力遵循正道。其實儒家過去兩(liang) 千多年所發揮的作用，最核心的就是要求權力，馴化權力，引導權力往正道上運行。當然儒家也很現實，永遠不說自己百分之百在道上，而是如同孔子講的，誌於(yu) 道，有向道之誌，持續努力。這也跟中國人的曆史觀有關(guan) 係，起點是什麽(me) ?終極是什麽(me) ?這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一個(ge) 正確的方向，始終沿著正確的方向前行。

這與(yu) 西方的政治理念不同。西方政治學者始終有一種想象，他們(men) 也有這種信心，認為(wei) 人類可以找到一個(ge) 解決(jue) 方案，從(cong) 而達到一種理想狀態，至少是一種擺脫了既有邪惡和妄念的新的開始。從(cong) 柏拉圖到黑格爾，再到他們(men) 的當代傳(chuan) 人福山，都在探討怎樣建立一種與(yu) 社會(hui) 經濟結構和人的存在形態相匹配的理想政體(ti) ，也就是弗朗西斯·福山所說的“曆史的終結”。

張：Alan Ryan的《政治論》就承認：[[1]]從(cong) 柏拉圖和亞(ya) 裏士多德開始，西方政治學家就熱衷於(yu) 設計政體(ti) ，設計出來更符合人的本性或自然狀態(nature)的製度，熱衷於(yu) 從(cong) 頭開始。美國從(cong) 獨立戰爭(zheng) 到聯邦製憲，就是一個(ge) 將這種理想，以及相應的思辨，付諸實踐的過程。

姚：對，他們(men) 有這種信心，曆史也恰好給了他們(men) 這樣的機會(hui) ，但未來如何，難說。然而，中國傳(chuan) 統思想家沒有這種信心，卻並不說明他們(men) 放棄理想，停止追求;他們(men) 不會(hui) 去花很多精力設計所謂理想政體(ti) ，卻一直在探究和強調一個(ge) 方向，一直在界定和指明一些相應的最根本的原則。在實踐上，他們(men) 也一直在試圖把現實政治推向這個(ge) 方向;他們(men) 一直在遵循自己心中的那個(ge) 潛移默化的道。這是因為(wei) 一方麵，中國曆史從(cong) 不允許它有一個(ge) 幹脆利索的“從(cong) 頭開始”，另一方麵，中國人骨子裏也不相信有什麽(me) 最優(you) 的(或用有的人話說是最不壞，其實也就是現實世界上可創造的最好的)製度——長遠地看，任何製度運行久了都難免出現腐敗，或具有它自己特點的因循、遲鈍。結果將是僵化、冷漠，甚至衰敗，這就需要不斷調整，需要一再變通。中國人說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就是這個(ge) 道理。

張：但您不認為(wei) 西方曆史上的反複校正、不斷修補的例子不是也有很多麽(me) ?

姚：西方人也要調整，正如中國人也並非不承認好製度的重要性。但不同的地方在於(yu) ，他們(men) 認為(wei) 調整是手段，好製度是目的、並且通過這個(ge) 好製度，可以終結曆史;而我們(men) 認為(wei) ，一個(ge) 製度，無論再好，都仍隻是一個(ge) 起點，正像一切現存的都可被視為(wei) 一個(ge) 起點、

生活在這個(ge) 製度下的所有有公共責任心的人們(men) 都還要通過日複一日的努力對它進行改進，把它向更好的方向調整。所以學問好的儒家，也都是現行體(ti) 製、現實社會(hui) 的批評者，首先是建設性的批評者;他們(men) 對製度的不斷批評和修訂構成了中國傳(chuan) 統政治學的主要內(nei) 容。

中國曆史上一個(ge)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從(cong) 楚漢相爭(zheng) 到西漢中期，儒家人士就用了七八十年的時間來尋求這種變化。這種意識從(cong) 陸賈與(yu) 漢高祖的對話中就表現的很明顯。漢高祖劉邦曾很輕視讀書(shu) 人，以馬上得天下而自豪。陸賈“時時前稱說詩書(shu) ”。劉邦就說：“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shu) ?”陸賈反問：“可以馬上得之，安可以馬上治之乎?”太史公司馬遷的記載是劉邦“不懌”，也就是不高興(xing) ，但“有慚色”。在這次對話後，漢高祖逐漸聽取儒家人士的政治理論，尤其是對秦朝政治的批判，並吸收他們(men) 參與(yu) 治理。

從(cong) 漢高祖接受儒家人士的意見，到後來漢武帝開始尊六經，這一係列事態發展，一方麵是對一個(ge) “馬背得天下”的政權的理性化、斯文化的不可替代的改造，另一方麵，也確立了漢朝政治的公共性和正當性。首先，經過兩(liang) 三代儒家人士的努力，漢朝政治權威的定義(yi) 已不再“馬背”上的暴力，而是文明;其次，六經記載了孔子之前的聖王事跡，囊括了三千年的曆史經驗，尊六經說明漢朝是文明的繼往開來者，而不僅(jin) 僅(jin) 是作為(wei) 征服者的某個(ge) 集團、某種勢力。

參與(yu) 漢朝建立和治理的這批儒家人士做了兩(liang) 件影響深遠的事：其一，就是興(xing) 辦教育、培養(yang) 士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套係統的公立教育體(ti) 係。從(cong) 中央到郡、再到縣，每一級都有學校在培養(yang) 士人。中國從(cong) 春秋戰國時代起就沒有血緣貴族的製度了，士人就是依據孔子的有教無類原則造就的平民貴族，或為(wei) 一個(ge) 平民社會(hui) 承擔公共責任的有使命感的人，重要的是，人人可以成為(wei) 這樣的人。

其二，在學校的基礎上，又建立了選舉(ju) 製度。“選舉(ju) ”這兩(liang) 個(ge) 字，是“選賢才而舉(ju) 之”的意思，與(yu) 現代漢語中的投票選舉(ju) 並非同一個(ge) 概念。但是，它的政治功能，卻有相同之處。簡單說，中國政治的基本製度是“學而優(you) 則仕”，也是為(wei) 了讓一個(ge) 平民社會(hui) 能夠把來自基層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輸送到權威部門和領導崗位上去。

通過這兩(liang) 個(ge) 製度，漢朝建立起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政府形態——也就是士人政府，或者說一種中央集權的，但由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組成，能夠承擔大量公共服務職能的政府。這個(ge) 政府是當時世界上具有最高文化水平和社會(hui) 治理能力的政府。這種政府是中國人最偉(wei) 大的政治發明，是後來進一步規範化的科舉(ju) 製的先聲，也是現代國家普遍實行的文官政府和公務員考試製度的初始模板。

據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當時的儒家學者，如熊十力、梁漱溟等，也提出過類似的建議，希望促進一個(ge) 革命政權的理性化和斯文化發展。

中國曆史上的另一個(ge) 例子是北宋中期。如同所有好的政治一樣，這段時期中國正式是充滿活力的，幾十年間中國出現了很多理論家和政治家，比如王安石、範仲淹、歐陽修等。或許由於(yu) 他們(men) 各自的傳(chuan) 世名篇，這些人經常被後人當作文學家看待，其實這是很片麵的。他們(men) 的政治思想當時影響很大，隻是後人沒有繼續討論他們(men) 的命題，20世紀寫(xie) 的曆史更是把他們(men) 都誤解和貶低了。

張：類似曆史案例我們(men) 還可以繼續說——有的我們(men) 每一次說都能情不自禁地感到鼓舞。但中國人的道或者對道的追求與(yu) 貼近，最基本的內(nei) 涵是什麽(me) ?在跟其他國家的人對話時，我們(men) 總不能再像老子那樣，隻說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吧?中國文化裏對政治的理解，到底有什麽(me) 東(dong) 西與(yu) 西方的政治理論相比而言最獨特的地方呢?說起正義(yi) 、自由，再到人權、民主，中國人從(cong) 不反對，也說不出反對的理由，因為(wei) 在中國儒家政治學裏，並無與(yu) 之對立的立場。但中國人總不能跟西方人說“我們(men) 跟你們(men) 其實都一樣”吧?在日常行為(wei) 的層麵，可以看出，相比於(yu) 西方人，中國人往往有不一樣的取舍，或不一樣的側(ce) 重。這些不一樣的地方，總得有一個(ge) 理論的概括吧?

姚：我的概括，就是“天下為(wei) 公，選賢與(yu) 能”。[[2]]

“公”與(yu) “私”是有嚴(yan) 格界限的，雖然不是永遠對立的。

“公”與(yu) “不公”是對立的，是帶價(jia) 值判斷的。

在中國語言裏，隻有很少的字後邊可鄭重其事地連上一個(ge) “道”字。但我們(men) 有“公道”這個(ge) 詞。它從(cong) 春秋戰國時代開始就見諸於(yu) 政治文獻，[[3]]一直到現代，都存在於(yu) 中國人(尤其上了點歲數的人)的日常語匯，比如“辦公道事”，“說公道話”等等。

其實，對公共事務、公共政治的理解，以及對公共福祉、公共秩序的要求，構成儒家政治學的一個(ge) 基礎。

在傳(chuan) 統政治學和文化研究的層麵，中國人對“公”的理解和定義(yi) 有很多層次，很複雜。它像一個(ge) 主軸，連接者對“天”和“天下”的認識，對“中”和“中庸”的認識，對精英/民眾(zhong) 以及少數個(ge) 人關(guan) 係的定義(yi) 以及對士人人生使命的定義(yi) ，以及人們(men) 對在一個(ge) 幅員廣大的多民族國家裏如何建立政府，維持秩序，以及實施社會(hui) 治理的基本認識。隻不過，很遺憾，這些東(dong) 西，仍尚未有人以現代學術語言係統討論過。

這個(ge) 概括，對於(yu) 理解中國之所以為(wei) 中國至關(guan) 重要。從(cong) 邏輯上說，“天下為(wei) 公”和公共政治的邏輯，是不同於(yu) 或不可僅(jin) 僅(jin) 等同於(yu) 集團競爭(zheng) 、贏者通吃式的政治邏輯的。這也說明了為(wei) 什麽(me) 中國人對單純集團競爭(zheng) 型(尤其是以政黨(dang) 競選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政治，會(hui) 普遍感到不滿，認為(wei) 不能解決(jue) 社會(hui) 問題，也不能營造公共福利。

正如西方學者說正義(yi) 是西方政治學的一個(ge) 基本理念(當然，他們(men) 對正義(yi) 如何定義(yi) ，如何實現有很多不同見解)，“天下為(wei) 公”和“公道”是中國傳(chuan) 統政治學的一個(ge) 基本理念。

當現代中國人完全借用西方政治學的術語講解中國的時候，因為(wei) 沒有一個(ge) 可對應概念和一套可對應、可翻譯的術語，反倒把這個(ge) 基本概念淡忘和忽略了，這可以說是一個(ge) 文明交流過程中的誤會(hui) ——雖然在行為(wei) 上，中國人仍擺脫不了這個(ge) 概念，仍會(hui) 以決(jue) 策是否出以公心，執行是否贏得公信，處理問題是否符合公道等等，來判斷身邊的政治。

張：現代語境中，經常把“選賢與(yu) 能”當作一項人才政策，看來是一種簡單化的理解。

姚：對，這是一個(ge) 常見誤區。事實上，“天下為(wei) 公，選賢與(yu) 能”這兩(liang) 句話是高度相關(guan) 的，“天下為(wei) 公”是“選賢與(yu) 能”的前提。

天下為(wei) 公，意思說天下是天下人的，不是一家一姓的，也不是哪一個(ge) 集團的，即使你馬上打天下，把天下真的打了下來，但儒家也會(hui) 對這個(ge) 皇帝說，絕不能把天下當成你家私人擁有的。相反，你要公天下，讓天下人共同治理天下。理論上說，天下所有人都可以參與(yu) 到治理中去。當然，理論不可代替現實，所以我們(men) 要選賢與(yu) 能，把天下賢能選拔、推舉(ju) 到社會(hui) 治理和公共服務的崗位上去，以保證促進天下人的福利。

其實按照傳(chuan) 統中國政治學的定義(yi) ，選賢與(yu) 能就是政治的核心，最高領導者的工作一大部分就應該是選賢與(yu) 能。最好的政治就是選賢與(yu) 能的政治，因為(wei) 隻有選拔出真正的賢人和能人、並讓他們(men) 充分發揮作用，才能實現“天下為(wei) 公”。

這裏的公有多重含義(yi) 。它首先對應的就是天，也就是中國人的基本信仰，敬天。天的屬性就是“公”的，或者說是普遍的，一視同仁的和沒有偏袒的，對於(yu) 每個(ge) 人都是平等的。天之下，人人平等。

“公”還講究“生”，如《尚書(shu) 》裏講的，“正德、利用、厚生”，生也是一個(ge) 基本原則。鰥寡孤獨皆有所養(yang) ，每個(ge) 人都有活下來的權利，這也是公的一部分。

公還有一個(ge) 原則，那就是“共”，即共治。在公的社會(hui) 裏，政府要服務於(yu) 公，權力要“公天下”，不能為(wei) 一家一姓把持。所以，盡管中國曆朝曆代實行的是君主製，但很難說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理論的核心內(nei) 容就是為(wei) 君權和君主製進行正名、進行辯護的。從(cong) 實踐上說，由於(yu) 政治的目的是讓最優(you) 秀的人一起來治理天下，中國士人也都是參與(yu) 統治的，有時甚至深度參與(yu) 。就連皇帝詔書(shu) 裏也都講，與(yu) 士大夫共治天下。

君子共治，這才是傳(chuan) 統政製的基本形態。皇帝的作用遠沒有今天的人們(men) 想象的那麽(me) 大。因正是由於(yu) 這個(ge) 原因，盡管中國有那麽(me) 長的君主製的時間，與(yu) 世界上其他一些君主製國家相比，中國人對君主根本也談不上什麽(me) 感情。說皇帝沒了，沒了就沒了吧，整個(ge) 社會(hui) 接受起來似乎並不困難。

張：一視同仁的概念應該是與(yu) 西方的平等概念有一定區別的。

姚：對，這也是我希望強調的，它更多強調的是每個(ge) 人都能參與(yu) 政治。儒家認為(wei) 每個(ge) 人都是政治主體(ti) ，隻是每個(ge) 人的參與(yu) 方式不同。《大學》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是每個(ge) 人都能治國，但每個(ge) 人都能管理自己、管理自己的家庭，這在儒家看來就是“為(wei) 政”。隻不過在公共事務的領域，地位與(yu) 能力基本上要匹配。

現在西方人帶來的自治概念在中國很受歡迎，是因為(wei) 其實中國傳(chuan) 統政治就強調自治，而且認為(wei) ，自治的根源就在於(yu) 每個(ge) 個(ge) 體(ti) 的自我治理，每個(ge) 家庭的自我治理，放到今天還有每個(ge) 社區的自我治理。儒家的政治圖景裏，每個(ge) 人都是政治的活動主體(ti) 。政治沒有那麽(me) 神秘。

在西方的普遍理解中，政治與(yu) 社會(hui) 是兩(liang) 分的。在我看來，這是一個(ge) 多少帶點奴隸製殘餘(yu) 的觀念。在古希臘，奴隸隻有私人生活，政治是自由人的事情。到了今天，私人生活是一回事，國家政治又是另一回事。社會(hui) 是一個(ge) 圈子，政治屬於(yu) 另外一個(ge) 圈子。這在現實中就變成了一種政治的逃避，在個(ge) 人的層麵，變成了責任的逃避。有些理論比較強調公權與(yu) 私生活分離，有一個(ge) 副作用，那就是普遍的政治冷漠，這必然帶來政治的衰敗。

與(yu) 之相對，儒家政治學強調每個(ge) 人都是政治的主體(ti) ，都有向上提升的空間，都能在全社會(hui) 的政治(而不是小圈子政治)中扮演自己的角色，都能發揮自己獨特的作用。當然，儒家不否定私人生活，隻是認為(wei) 不可能在私人生活以外有個(ge) 專(zhuan) 門的政治空間，反之亦然。它認為(wei) 每個(ge) 個(ge) 體(ti) 的生活都有政治的一麵，有公的一麵。在有的人的生活裏，政治會(hui) 比較多，比如他去為(wei) 官，去從(cong) 政了。但這並不代表我不做官就完全脫離了政治。我把自己的家庭治理好，這也是政治，而且是政治很重要的一部分。有這樣的意識，社會(hui) 不至於(yu) 出現政治冷漠。

張：中國傳(chuan) 統還有一個(ge) 公道的概念。那就是即便在政治競爭(zheng) 中即便大獲全勝，也不應贏者通吃，也要跟大家分享，也要給對手留一點。這是一個(ge) 超出寬容、超出自由的概念，在集團競爭(zheng) ，贏者通吃的政治環境下，是難以做到的。

姚：對。西方的競選製度其實是集團競爭(zheng) ，由不同集團推舉(ju) 出自己的代表人物參加選舉(ju) ，贏得選舉(ju) 的集團可以充分實現自己的政治願望。這樣的遊戲，如果說的難聽點，有點像搶奪和分贓。與(yu) 之不同的是，中國人主張公道，即使通過競選或者其它方式獲得權力者，也不能任性。

周代的存二王之後就是一個(ge) 很好的例子。周克商之後，立殷人之後於(yu) 宋，夏人之後於(yu) 杞，這一種姿態，就說明自己是天下為(wei) 公，而非一家之天下。我們(men) 有典籍記載，還有相應的考古發現，表明有很多非主流部族的人，或前代權力核心的後人，都被允許參與(yu) 了新一代權力核心的建設。

直到現代，也有類似案例。比如中華民國對被推翻的清室實行優(you) 待條件，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沒有通過軍(jun) 事手段解決(jue) 香港、澳門的問題，以及後來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liang) 製，是出於(yu) 綜合的政治考慮，也體(ti) 現出類似的智慧。

總結起來，西方政治是集團政治，其核心在於(yu) 集團之間如何分配權力，如何定期地再分配權力，中國人的經驗則相對的是“共治”，首先是無論誰打的江山，都要承襲共同的原則，君子共同治理。我在學校裏開課給學生推薦的一本必讀書(shu) 就是《堯典》。中國從(cong) 一開始就和西方不一樣，它始終致力於(yu) 在營造一種和而不同、諧和萬(wan) 邦的政治的過程中，向道貼近。

在集團競爭(zheng) 型的政治中，人們(men) 的視野一般都比較狹小。比如在古希臘的雅典和斯巴達，城邦政治家對政治的考慮是不一樣的。他們(men) 都唯城邦是中心。這種城邦政治邏輯貫穿了西方政治學的始終，但這在中國這樣一個(ge) 超大規模的共同體(ti) 中是不起作用的。這樣的政府，議會(hui) 辯論起來可能挺熱鬧，但國家行政和社會(hui) 服務上，很可能無法發揮比較大規模的和比較複雜的功能。

張：人們(men) 會(hui) 問西方不是也有過在較大疆域內(nei) 建立國家，治理社會(hui) 的經驗嗎，比如羅馬?

姚：羅馬始終是一個(ge) 帝國而不是高度整合的國家。它派總督對各地進行統治，但一旦擴展到羅馬這麽(me) 大的疆域，它的缺陷就表現得很明顯。羅馬軍(jun) 團一撤走，羅馬帝國就崩潰一塊，政治遊戲的規則馬上就改變了。這也是殖民地(或政治學家稱為(wei) 間接統治的製度)與(yu) 郡縣製的區別：間接統治以權力分配為(wei) 前提，直接統治以天下為(wei) 公或一視同仁為(wei) 前提。西方政府和古代帝國到了被征服地區全是間接統治。而中國的政治智慧則把征服過自己的民族，包括滿清和蒙古，全部通過郡縣製而轉化為(wei) 一國國民了。

在這裏需要強調一點，曆史的吊詭是，郡縣製雖然是由秦朝推及天下，但秦朝沒有天下為(wei) 公的意識，所以隻能把自己建立的製度讓給後人來操作。郡縣製的實行一定要以天下為(wei) 公作為(wei) 一個(ge) 最基本的原則。

張：所以中國中央集權的文官政府從(cong) 一開始就禁止和譴責在政府組織內(nei) 部拉山頭、組派係的活動。周永康被調查的消息公布時，西方媒體(ti) ，以及一些媒體(ti) 和學者，都沒能解讀出“非組織政治活動”到底是一個(ge) 多麽(me) 嚴(yan) 重的問題。

姚：那是很嚴(yan) 重的問題，對中國的政治原則是顛覆性的。

儒家“天下為(wei) 公”的政治學的一項基本要求，就是不能朋黨(dang) 化。作為(wei) 公共權力的代表者和公共服務的實施者，士大夫不能代表任何集團，而隻能是以全天下福祉為(wei) 己任，你不能說你是某個(ge) 階級或者某個(ge) 階層、某個(ge) 群體(ti) 利益的代表者。中國的傳(chuan) 統政治學以及傳(chuan) 統的政治實踐是反對在體(ti) 製內(nei) 搞集團式競爭(zheng) 的;它有它客觀的指標，有一套統一的標準，要求搞公共政治而不是集團政治。

張：但中國人的公共觀，以及公道政治、公共政治和超集團政治的理念，既然別人經常讀不懂，又如何向他們(men) 表述?如何期待與(yu) 他們(men) 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進行交流?

姚：其實，對政治的公共性和超集團性的追求，並非隻是中國人才有。任何一個(ge) 政府，不具備、不體(ti) 現相當的公共性，就無法統治一個(ge) 較大的，社會(hui) 多元化程度較高的國家。美國的立憲者們(men) ，在設計聯邦憲法的時候，也希望他們(men) 的政府能夠有辦法超脫於(yu) 派別利益和個(ge) 人影響的製約，用了很多辦法維護政府的公共性。由於(yu) 擔心選舉(ju) 出來的眾(zhong) 議院會(hui) 變成分贓機製，他們(men) 在它上邊設立了參議院;參議院也容易變成各州爭(zheng) 奪利益的場所，所以又設立了一個(ge) 強勢總統的職位，希望總統不受黨(dang) 派政治的影響。

現在看來，總統早也卷入黨(dang) 派政治。可能一些聯邦機構相比而言更好一些，依然維護著憲法的中立性，以及憲法所賦予的政治的公共性。實際上，這個(ge) 政府裏體(ti) 現公共精神、發揮公共職能比較好的那些部分，恰恰體(ti) 現著中國人首先提出的原則，那就是吸收了受過良好教育的平民子弟參加的，按照既賢且能的原則構建的，專(zhuan) 事為(wei) 全社會(hui) 提供服務的中央集權的文官行政。這樣的政府設置可最有效地克服集團化、黨(dang) 派化的傾(qing) 向，防止不同政治集團之間因權力爭(zheng) 奪而阻止政府向全社會(hui) 提供它應當提供的公共服務。

從(cong) 這個(ge) 視角來看，美國政治從(cong) 一開始就不是民主的、政黨(dang) 的政治，因為(wei) 它的設計者們(men) 不想讓它是一個(ge) 簡單的分贓式的政府，而必須是一個(ge) 能夠體(ti) 現很強的公共性，發揮很強的社會(hui) 治理功能的政府。這樣一種政府，如何用正義(yi) 的觀點，也就是西方政治哲學的基本觀點來解釋，西方學者已有可論述。但用天下為(wei) 公或公道的觀點，也就是中國傳(chuan) 統政治哲學的基本觀點，也完全是可以解釋得通的，並且可以提出解決(jue) 方案。

隻不過在西方看來，政治是權力分配，隻有行政才是服務。在中國，士人身兼政治與(yu) 行政的責任，以確保政府的每個(ge) 部分都是公共的，而不是服務於(yu) 某個(ge) 集團的。

張：現在回過頭來，從(cong) 政治公共性的角度審視曆史，的確可以從(cong) 一些當時未曾明言，後來也尚未追問的曆史現象中發現值得回味的東(dong) 西。比如人們(men) 都說漢承秦製，其實秦朝人靠秦製隻能坐了15年江山，而漢朝用儒家政治學駕馭秦製，卻能坐400年江山。再比如說人們(men) 通常把美國建國、美國立憲理解為(wei) 民主的勝利。但美國有真學問的政治學家、曆史學家說美國憲法、美國憲政偏偏是限製民主和規範民主的一種設計。

姚：人們(men) 認清有些事情的意義(yi) ，的確需要時間。儒家的治道，或它的政治改良主義(yi) ，通常要在一個(ge) 王朝建立六七十年時最能體(ti) 現出它的價(jia) 值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ge) 例外，因為(wei) 在建國後還對傳(chuan) 統文化進行一場持續的大規模的批判。但無論是“打倒一切”的文革，還是泛濫於(yu) 文革以後的1980年代的簡寫(xie) 本的自由主義(yi) ，都提出過徹底拋棄儒家的口號。現在文革早已失去了影響力，在過去十年裏，1980年代曾造成過一些影響的人也逐漸退場。在今天的中國，即便是對儒家有批評的人，也不再不加區分地反對儒家。

這種轉變反映出中國人開始抱著一種更加認真、理性的態度反思自己的傳(chuan) 統。我們(men) 不能在那麽(me) 長時間裏都一直說不清楚自己是誰。我們(men) 都會(hui) 說，我們(men) 經濟發展的成功不是因為(wei) 我們(men) 照搬了西方模式，在相當程度上是靠的我們(men) 自己。但到底靠的是什麽(me) ?我們(men) 講不清楚。因為(wei) ，我們(men) 忽略了自己的文化。在全世界的麵前，中國人不應再繼續微笑沉默，或憤怒揮拳，而是應心平氣和地給出自己的答案。我很高興(xing) ，隨著傳(chuan) 統文化的複興(xing) ，這一過程已經開始。(完)

【注釋】

[1]·Alan Ryan, On Politics (NY: Penguin Books, 2012)。

[2]·楊天宇《禮記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公”作為(wei) 一個(ge) 政治概念已甚為(wei) 久遠。“公道”連用，或始見於(yu) 《管子》(明法)：“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wei) 賞，以毀為(wei) 罰也。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朱迎平、謝浩範，《管子全譯》(修訂版)，(貴陽：貴州出版集團，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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