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的國家精神（2）張季鸞對日態度為(wei) 何言行逆反？

原標題：劉憲閣：張季鸞與(yu) 儒行篇

作者：劉憲閣（沈陽大學文化傳(chuan) 媒學院教授）

來源：鳳凰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七月十八日己卯

      耶穌2015年8月31日

【編者按】70年前結束的那場持久之戰，帶給中國的創痛、悲傷(shang) 、犧牲、鼓舞，不會(hui) 因為(wei) 時間而冷落。相反，隻有拉開到一定距離，人們(men) 對它的思考，或將更加多麵，更加深沉，更加理性。紀念的意義(yi) ，不在於(yu) 簡單重溫民族記憶與(yu) 愛國情感，更需要從(cong) 曆史中辨析真相，厘清是非，追問緣由，檢點得失，以此播種良知，凝煉智識，內(nei) 化為(wei) 勇毅前行的動力。

2015年8月22日，北京，弘道書(shu) 院舉(ju) 行紀念抗日戰爭(zheng) 勝利七十周年學術思想研討會(hui) ，主題為(wei) “浴火重生：抗戰中的國家精神”。來自儒學、政治學、曆史學、思想史等相關(guan) 領域的數十位專(zhuan) 家學者圍繞議題展開探討，激辯抗戰前後中國的政體(ti) 建構、道統境況、民族文化自覺、知識分子思想變化等問題。鳳凰國學全程見證，並獲授權對討論內(nei) 容進行整理發布。

張季鸞（資料圖）

下麵要談的這個(ge) 人物，並不是張君勱、蕭公權等那樣的學者、思想家或者理論家。他沒有研究和提出什麽(me) 高深係統的理論問題，更沒有留下什麽(me) 體(ti) 係性的思考和著作，而隻是一個(ge) 報人：張季鸞。或者如他自己常講的，一個(ge) 淩晨寫(xie) 完社評後，中午這張報紙就可能被人包了花生，甚至擦了屁股的報人。但是，別忘了人是會(hui) 思想的蘆葦。他所處身的情境，以及他所麵臨(lin) 的問題，也不斷地促使他進行一些基於(yu) 常識、教育、經驗、閱曆等的素樸思考。並不是說他不是思想家了，就沒有自己的思考和想法。而通過這樣一位二十世紀上半頁的中國普通讀書(shu) 人、知識人的一些想法，也恰恰提供了一些在今天看來可能值得我們(men) 咀嚼、反思乃至借鑒的地方。

一個(ge) 疑團：報上鼓吹抗戰到底 私下與(yu) 日談判議和？

從(cong) 2005年到2015年，我真正接觸和研究這位著名的報人，大概也有整十年的時間了。當時博士論文何以選擇張季鸞這樣一個(ge) 題目？認真追溯起來，除了導師楊奎鬆先生的建議，多少也跟我的個(ge) 人經曆和體(ti) 會(hui) 有關(guan) 吧。1999年五八炸使館，正讀大三的我，對中外關(guan) 係和民族情緒第一次有了比較直接的、切身的觀察和體(ti) 會(hui) 。很激情，很澎湃。跟著去美國駐華大使館喊過口號，丟(diu) 過石塊。感覺愛國就該如此嘛。但是2005年中關(guan) 村反日遊行，彼時已經在讀博二的我，就已相對比較冷靜了。大概也正是此時，因為(wei) 原本的“勞動”議題進展不順，我開始遵師囑，接觸張季鸞和大公報。

楊（奎鬆）老師以前研究中注意過張季鸞這個(ge) 人，特別是注意到抗戰時張與(yu) 日方進行秘密接觸、試探和平的情形。他認為(wei) ，做這個(ge) 話題或許可以更好地結合我原有的政治學基礎，特別是發揮我也做過些思想史研究，相對熟悉文本解讀的特點。當然，史學方麵還需要更嚴(yan) 格的訓練和強化，這也是不言自明的了。

開始“摸材料”之後，很快就發現，1928年春日本為(wei) 阻止北伐軍(jun) 而製造濟南慘案時，張季鸞在對日問題上的謹慎判斷、冷靜心態，特別是於(yu) 報端闡發的一些穩健現實的觀點主張，很契合我自己彼時的一些心境。進一步摸材料，可以看到在1941年9月去世前，張先生非常具體(ti) 而微地呈現了20世紀前四十年，一個(ge) 普通的中國知識人對中日關(guan) 係的一些重大的觀察、判斷和變化。

促使我決(jue) 定研究張季鸞的一個(ge) 更直接的原因是，隨著楊奎鬆老師等逐步披露出來的一些新史料，我們(men) 發現一個(ge) 很大的矛盾，或者說令人難以理解之處。就是張季鸞當時主持大公報的言論工作，公開在報紙上做宣傳(chuan) ，給國人打氣，鼓吹堅持抗戰到底。但是私下裏，他又在蔣介石的安排下，去跟日本人進行接觸、談判甚至議和。一個(ge) 人公開的言論，和私下的行為(wei) ，怎麽(me) 會(hui) 有這樣的逆反？

另一個(ge) 矛盾之處是，了解張季鸞這個(ge) 人的經曆和觀點的話，會(hui) 知道他早期在中日關(guan) 係上，並不像受激進黨(dang) 派影響的那群年輕人一樣，主張對日輕於(yu) 一戰。換言之，他主張緩抗，首先壯大自身實力，同時也在國際情勢的風雲(yun) 變幻中尋求機會(hui) ，就像後來胡適所講的“苦撐待變”。本來是這樣的。但是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他的公開主張給人的感覺是突然變了。他也曾經設想去說服老蔣，再等等，別急於(yu) 馬上對日開戰。但是反而被老蔣說服了。他出來後對朋友們(men) 講：老蔣是軍(jun) 人，是主持大局的，我們(men) 還是聽他的吧。他也講，大公報的方針從(cong) 此定了，現在就一個(ge) 字：“打”！何以會(hui) 有這樣一個(ge) 從(cong) 力持緩抗，到堅主抗戰的變化？

還有一個(ge) 變化更耐人尋味，也更需要解釋。當年孫中山搞革命，日本浪人說得很好，咱們(men) 都是同文同種、東(dong) 方兄弟，願意無償(chang) 無私地援助。但是辛亥革命一成功，日本人掉過頭來馬上施加壓力，索要各種好處和利益。和孫中山一起的老革命們(men) 不樂(le) 意了：日本人怎麽(me) 這樣？太不符合東(dong) 方尤其中國的傳(chuan) 統禮儀(yi) 了吧。很多人不滿。張季鸞那時候才二十三四歲。他就在報上發了一個(ge) 短評，非常清楚地分析這個(ge) 問題。他說，如果我們(men) 要跟日本人打交道，就要知道日本人的一個(ge) 特性。也就是在國際關(guan) 係上，隻要對日本這個(ge) 國家有好處，他們(men) 就認為(wei) 國際間就無所謂信義(yi) 和道德。

可以說，經過五六年的留日生涯，他對此已經有非常明確而清醒地認識。而比張季鸞年長很多的梁啟超，是什麽(me) 時候才明確認識到這一點的？1916年袁世凱稱帝，梁啟超寫(xie) 了篇《異哉所謂國體(ti) 者》，引起麻煩。期間經過日本外交官和軍(jun) 人等幫助，護送他從(cong) 北京南下。這一路他就在想：日本人為(wei) 什麽(me) 這麽(me) 幫我？後來一想，原來這背後別有險惡用心：他們(men) 不是真的為(wei) 了我好，而是為(wei) 了他們(men) 日本自己好嘛。梁啟超是1916年才明確認識到日本對華行為(wei) 背後有這樣的意圖。而年輕的張季鸞，1912年就認識到了。既然早就已經認識到日本人的不可信，那麽(me) 1930年代中後期全麵抗戰爆發後，他怎麽(me) 居然還去跟日本人進行接觸，甚至試探和平，這又是為(wei) 什麽(me) ？

這些問題，看似矛盾，不好理解，其實也很簡單。像張季鸞這樣的人，並沒有經過什麽(me) 嚴(yan) 謹係統的理論訓練；他所論述或者思考的，大都是基於(yu) 素樸的常識和具體(ti) 的問題，或者說形勢所逼。用他在社評中常用的話來說，就是“實逼處此也”。所以隨著國內(nei) 外情勢的變化，他的具體(ti) 的言論主張也會(hui) 有所調整，甚至前後抵牾，衝(chong) 突不一。

有個(ge) 故事可以讓我們(men) 更好地了解和認識他的這些看似矛盾、難以理解，實則也並非那麽(me) 不好理解的言行。1922年他跟好友陳布雷辯論山東(dong) 問題是否應該和日本直接交涉，雙方在報紙上前後進行了多次反複交鋒。最後張季鸞說了一段話，大意是說：盡管我們(men) 的主張前後有所不同、有差異，但是有一個(ge) 東(dong) 西是一樣的，即（愛國之）“主義(yi) ”則一。

在這方麵，不妨看一下張季鸞也非常服膺和讚賞梁啟超的例子。早在1899年流亡日本之初，梁就以明治維新時期的吉田鬆陰為(wei) 例，寫(xie) 過一篇短文《善變之豪傑》，強調變的隻是“方法”，“其所以愛國者未嚐變也”。具體(ti) 到梁啟超本人，也是一樣。他一生的言論主張，也多有變化，甚至不惜以今日之我挑戰昨日之我，被稱為(wei) “反覆之君子”。正如其門生鄭振鐸後來在回憶文章所說：“我們(men) 當明白他，他之所以‘屢變’者，無不有他的最強固的理由，最透徹的見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頑執不變，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與(yu) 一切的遺老遺少同科了；他如不變，則他對於(yu) 中國的貢獻與(yu) 勞績也許要等於(yu) 零了。他最偉(wei) 大處，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處便是他的‘善變’，他的‘屢變’。他的‘變’，並不是變他的宗旨，變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並未變動的，他所變者不過方法而已，不過‘隨時與(yu) 境而變’，又隨他‘腦識之發達而變’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愛國。‘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嚐變也’。凡有利於(yu) 國的事，凡有益於(yu) 國民的事，他便不惜‘屢變’，而躬自為(wei) 之，躬自倡導之。”

這段回憶和分析可以說非常精彩。其實，吉田鬆陰、梁啟超等人如此，張季鸞在對日問題上的變與(yu) 不變，又何嚐不是這樣？當然，這裏麵也涉及對國家的不同理解，以及怎樣才算或才能對這個(ge) 國家更好的問題。話說的有點兒(er) 遠了，不再展開。還是回到題目中的“儒行”這個(ge) 話題。通過前麵的回顧，可以發現在包括中日關(guan) 係上，包括國際形勢的判斷上，張季鸞這個(ge) 人的具體(ti) 言論主張雖然迭有變遷，但是也有一貫地思考。而這種一以貫之的思考，也體(ti) 現在他對國家前途的關(guan) 注以及思想資源的運用上。

典型的如1941年春，中國抗戰進入了非常困難的階段，怎麽(me) 樣才能鼓舞人心士氣，尤其是鼓舞年輕人？張季鸞主張從(cong) 中國固有傳(chuan) 統中去尋找思想資源，這個(ge) 資源就在《禮記•儒行篇》裏。在他看來，最重要的國民教育應該是做人，也就是要立誌，要使他們(men) 能夠成為(wei) 為(wei) 了建國有共同意誌的國民。隻有培養(yang) 起有堅強人格的人，這個(ge) 國家、這個(ge) 民族才有前途和希望。而中國本來是有這樣一個(ge) 傳(chuan) 統的，能夠培養(yang) 起國民這種人格的。在張季鸞看來，能啟迪中國知識人、國民以及一般青年的這種人格的東(dong) 西，就是傳(chuan) 統中的《禮記•儒行篇》。很多東(dong) 西，在這樣一篇文字裏麵可以得到很好的體(ti) 現。他覺得，這是中華民族兩(liang) 千年固有之精神，中國要想成為(wei) 世界第一等的國家，必須特別提倡這種儒行精神。他說這個(ge) 話的時候，好友陳布雷記得是目光炯炯，言辭也特別沉著，好像旁邊很多青年人在等待著他的召喚。他說完這個(ge) 話沒兩(liang) 天，大公報上就發表了《論政治教育》這樣一篇文字，反映的就是他的這個(ge) 觀點。

他的身上藏著“關(guan) 中大儒”的影子

那麽(me) 問題就出來了：為(wei) 什麽(me) 在那個(ge) 關(guan) 鍵的時刻，張季鸞想到的不是其他一些思想資源，而恰恰想到的是《儒行篇》？為(wei) 什麽(me) 他會(hui) 覺得《儒行篇》可以幫助型塑新的國民人格？究竟為(wei) 什麽(me) ？這是個(ge) 很有意思的問題，其背後的理論邏輯和思想脈絡到底是什麽(me) ？老實說，我也不清楚，在這裏提出來，供大家思考。

不過有些背景性的東(dong) 西，可能有助於(yu) 我們(men) 理解這個(ge) 問題。比如跟他早期的經曆有沒有關(guan) 係？這一點，還是可以做一些追溯和梳理的。首先張季鸞這個(ge) 人是很傳(chuan) 統的。比如從(cong) 衣著看。除了早年留日那幾年穿過點兒(er) 留日學生裝外，回國後他基本上沒怎麽(me) 穿過西式正裝。尤其到後來，幾乎全是咱們(men) 的長袍馬褂等非常傳(chuan) 統的東(dong) 西。

生活經曆上，張季鸞自稱老孤兒(er) 。他出生時，父親(qin) 已經五十多歲了；等他十三歲時，父親(qin) 在寧陽縣令任上去世了。母親(qin) 帶領他們(men) 小兄妹三人，從(cong) 山東(dong) 千裏迢迢，一路扶柩回到陝北榆林。沒想到很快王太夫人也因操勞過度，年紀輕輕，才37歲就沒了。後來親(qin) 人、鄉(xiang) 鄰、師友們(men) 對他幫助很大。所以他後來才會(hui) 說，我這個(ge) 人的人生觀是很簡單的：就是報親(qin) 恩、報國恩、報一切恩，簡言之，報恩主義(yi) 。

受傳(chuan) 統觀念影響的另一個(ge) 重要表現，就是香火意識。張季鸞有濃厚的家族情結和香火焦慮。因為(wei) 他發現他們(men) 家可以說是人丁單薄。他母親(qin) 是續娶的。此前他父親(qin) 的幾位夫人，也曾留下三個(ge) 哥哥（按伯仲叔季排行，季鸞是老四）。但是等到1934年張父百年冥誕，他回陝北掃墓時，那幾個(ge) 老兄弟都沒了，隻剩他孤零零的一個(ge) 。子侄輩也不多。

張季鸞在外遊學辦報，多年漂泊，一直沒有子嗣。多半為(wei) 此，正室高夫人甚至還染上了芙蓉癖，也就是吸鴉片。高夫人之外，據稱他也曾娶過幾位太太。但是也都沒有生育，令他更加焦慮。甚至還認過一個(ge) 義(yi) 子賦基，1934年回陝祭祖就是以此告慰先人的。高夫人去世，以及張季鸞自己去世後，訃告上都署有這個(ge) 義(yi) 子的名字。

後來經其妹張季珍介紹，娶了陳筱俠(xia) 女士。終於(yu) 在1937年春，誕下唯一的兒(er) 子，乳名鎬兒(er) ，也就是後來的張士基。朋友們(men) 紛紛函電祝賀。其中最讓他高興(xing) 的一條賀電，大意是這樣的：公以文章報國，天以石麟賜公。就是說，你作為(wei) 報人，以寫(xie) 文章來報效國家；老天則用一個(ge) 兒(er) 子來回報你。張季鸞看後直樂(le) ，說天下高帽子很多，唯有這個(ge) 尺寸最合適。

全麵抗戰爆發後，張季鸞也多次向友人胡政之等表示，以前因為(wei) 沒有兒(er) 子，還有很多焦慮什麽(me) 的；現在有了兒(er) 子，老張家有後了，終於(yu) 可以義(yi) 無反顧，全身心地投入報國大業(ye) 之中了。在他生命中的最後那幾年，也確實可以看到，他之全心投入，終至積勞成疾。

張季鸞也非常注意推己及人。兒(er) 子過生日，收到各種名貴禮物，他幾乎毫無保留地全部捐出，貢獻抗戰。他說，戰亂(luan) 之中，還有多少孩子沒有像我們(men) 鎬兒(er) 這樣幸運啊。後來在重慶，發現不少像鎬兒(er) 那麽(me) 大的孩子，也患了一種鎬兒(er) 曾經遇到、後來治好的病，但是由於(yu) 缺少相應的藥物，境遇淒慘；他就趁到香港之便，自己掏腰包買(mai) 了些藥帶回來，免費送給醫院，以便救治那些沒有鎬兒(er) 那般幸運的孩子們(men) 。

更重要的是，有一個(ge) 人的影響。張季鸞為(wei) 什麽(me) 這麽(me) 強調傳(chuan) 統？相當程度上也是因為(wei) 他的老師，關(guan) 中大儒劉古愚先生。我們(men) 知道除了程朱之學，宋學還有很重要的一派，就是以張載等為(wei) 代表的關(guan) 學。著名的四句教：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更是影響深遠。這樣一套東(dong) 西延續到晚清的時候，就孕育出了劉古愚先生，他是關(guan) 學在當時非常重要也非常典型的一個(ge) 代表。甚至被稱為(wei) 最後一個(ge) 關(guan) 中大儒。

劉古愚（資料圖）

張季鸞在陝北的時候就聽田善堂、陳爕等一再向他灌輸，劉古愚是個(ge) 大儒，是個(ge) 很有學問的人，因此“企仰甚”，後來終於(yu) 有機緣進到先生門下學習(xi) ，也留下不少動人的故事。劉古愚的很多想法，在張季鸞的身上也都有所體(ti) 現。

張季鸞去求學的時候，古愚先生問他想學什麽(me) ？他答以學文章。古愚先生說：如果來找我學文章，那你就來錯了。什麽(me) 意思？其實古愚先生本身也是很擅長做文章的，隻不過他嘲笑的是八股文。他雖然不重文章、不事章句，但是他所有的文章，“境氣直達”，很有氣勢。他很早就開始提倡經世致用之學，鄙視、看不起八股文章。所以他跟張季鸞說你來錯了，你找我學做文章的話肯定不對，並不是說張真的來錯了，或者不打算收下這樣一個(ge) 學生。其實隻是告誡張季鸞該怎麽(me) 求學，不能來學八股之文，要學經世致用之學。

可以發現，張季鸞後來的文風很大程度上也確實受到了古愚先生的影響，特別是他的文章充滿感情，有文氣，以氣勝，頗具古愚先生的遺風。這點可以從(cong) 同時代人對他的文章的評價(jia) 中得到印證。當時著名的報人胡健中先生就明確地說，張季鸞的文字在結構，在內(nei) 容，尤其辭藻方麵，可能還是可以有進一步斟酌的餘(yu) 地；但是他也明確指出，張的文章很精彩，而這種精彩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因為(wei) 氣勢比較盛。

古愚先生也把他對中國傳(chuan) 統儒學觀點的理解延續到對張季鸞的教育上。在古愚先生看來，晚清有一個(ge) 怎麽(me) 麵對新的曆史情勢的問題。1898年變法前後，有人說他是康黨(dang) ，是康有為(wei) 一派的。老先生很生氣，幹嘛說我是康黨(dang) ，其實康黨(dang) 是我這一黨(dang) 的。什麽(me) 意思？就是不管是康黨(dang) 還是什麽(me) 黨(dang) ，根本上都是為(wei) 了國家。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老先生沒有什麽(me) 黨(dang) 派黨(dang) 爭(zheng) 之類的觀念。張季鸞也是一樣。從(cong) 始到終，他既不是同盟會(hui) ，也不是政學會(hui) ；既不是國民黨(dang) ，跟共產(chan) 黨(dang) 也沒有太大關(guan) 係。但是他對其他黨(dang) 派在觀念上是抱有同情的。典型的如李大釗。1927年李大釗遇難以後，張季鸞說別人信共產(chan) 主義(yi) ，可能值得懷疑；但是守常先生，也就是李大釗，如果他信，以他的人格，肯定是沒有問題的。

古愚先生還有不少想法，也影響到張季鸞。比如在批閱張的讀書(shu) 筆記時，老先生評論說，不管是皇帝製還是選君製，隻要能解決(jue) 國家和人民的問題，就成。具體(ti) 形式什麽(me) 的，都是其次，在他那兒(er) 都不是什麽(me) 嚴(yan) 重的問題。概言之，他是主張重外患、輕政體(ti) 的。政體(ti) 問題，在他那裏並不像後來一些人所設想的那麽(me) 重要。又如在古愚先生看來，西北的問題不是簡單的滿漢或者回漢的問題。他的視野已經超過了這幾個(ge) 民族的事情，而有更大範圍甚至世界性的思考。

古愚先生在許多方麵對張季鸞的影響都非常明顯。先生去世後，門生們(men) 想方設法為(wei) 他出版了一套文集。張季鸞為(wei) 此專(zhuan) 門寫(xie) 了篇《煙霞草堂從(cong) 學記》，收在書(shu) 前。其中對古愚先生的學問、人格等都頗為(wei) 肯定。他求學日本後，知道拿破侖(lun) 有句名言，說“我的字典裏沒有失敗二字”。張季鸞認為(wei) ，在古愚先生的字典裏麵，所缺的也很多，比如普通人經常容易犯的貪吝、懶惰、怯懦，尋求安逸，沒有恒心，以及世人習(xi) 以為(wei) 常的那種顧家室、慕世名等種種情形，而這些在古愚身上都難以發現。尤其是張季鸞相信，愛國、愛人之教，為(wei) 民根本。做了多年報人，在東(dong) 南、上海等地多年遊曆以後，他發現有些人是偽(wei) 君子，不但有功名之欲，更有芻狗萬(wan) 物之心。在這樣一個(ge) 人欲橫流，而外患又特別強烈的世道裏麵，要找一個(ge) 像古愚先生這樣的人，是很難見到的，所以他對古愚先生充滿了懷念之情和崇敬之意；而他後來的很多言行，實際上也的確是以古愚先生作為(wei) 自己言行的楷模和典範。

張季鸞的文人氣與(yu) 武士風從(cong) 何而來？

當然，這也不是說張季鸞就不新派了。其實他也很新派，曾和友人合辦《婦女雜誌》，還寫(xie) 文章介紹鹽和糖怎麽(me) 做，可以說也是很現代、很新派的人。但1919年前後新文化運動的時候，張季鸞的想法和當時各方很多人都不太相同。比如以梁啟超、張東(dong) 蓀等為(wei) 代表的研究係這一派在講新文化運動的時候，特別強調借助文化來解決(jue) 政治的問題。張季鸞則從(cong) 非常現實的角度提出，文化問題並非不可注意；但是如果隻是簡單地推崇文化，畢竟見效慢；而且容易造成大家都厭惡政治，以避談政治為(wei) 高，那麽(me) 真正的社會(hui) 政治問題還是解決(jue) 不了。苦的還是老百姓。因此他對新文化運動，已經和梁啟超等有不同的判斷。同時因為(wei) 跟激進派有些不同的看法，他跟後來的共產(chan) 黨(dang) 人陳獨秀，在報紙上也產(chan) 生了很激烈的衝(chong) 突。而最典型的，是國民黨(dang) 元老朱執信。因為(wei) 在新文化運動以及於(yu) 此相應而導致的在南北和議等時局觀察上的看法不同，這個(ge) 老國民黨(dang) 人公開寫(xie) 文章責罵說：張季鸞你這個(ge) 人要這麽(me) 想的，就要開除你中華民國的國籍了。張季鸞回應說，我這麽(me) 愛國，天天為(wei) 這個(ge) 國家操心，頭發也白了，眼睛也花了，居然還要被開除國籍！如果連我這樣愛國的人也要被開除國籍，那麽(me) 真正要開除國籍的，恐怕還不少，甚至要有90%以上。可以看出，張季鸞其實是文化上的保守派，盡管政治上也向往自由民主這套比較現代的東(dong) 西，但文化觀念上絕對是個(ge) 保守的人。他身邊比較好的朋友，如同為(wei) 陝西老鄉(xiang) 的吳宓等人，就是保守主義(yi) 者。張季鸞主持中華新報和大公報時期，對學衡派和學衡雜誌也都曾經幫助過不少。而吳宓他們(men) ，也恰恰是深受關(guan) 學傳(chuan) 統的影響。當然也不僅(jin) 僅(jin) 是吳宓了。他身邊同樣受關(guan) 學影響的友人，文的如於(yu) 右任，武的則如關(guan) 麟征、杜聿明等這些年輕的陝西將領。

《婦女雜誌》（資料圖）

再舉(ju) 個(ge) 例子，就可以知道張季鸞在文化觀念上保守到什麽(me) 程度。大概1940年前後，某次國民參政會(hui) 開會(hui) 的時候，有人討論到漢語的拚音化。對此，他非常不以為(wei) 然，多次明確加以反對，認為(wei) 這樣的東(dong) 西抽掉了民族的根基。所以盡管他後來也讚賞和支持白話文，甚至也推崇過世界語，但在一些根本的問題上，還是非常希望保留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特點的。類似這樣的情況，在他的言行中不斷地浮現出來，而這些多少都可以追溯到他身上的關(guan) 學痕跡。當然，也不能忽視齊魯遺風的影響，畢竟張季鸞十三四歲回到陝北前，一直是在山東(dong) 長大的。

還有一個(ge) 問題值得注意。就是張季鸞為(wei) 什麽(me) 可以不顧一切地從(cong) 事一些讓當時的甚至今天的不少人看起來簡直就沒法承受的不名譽行為(wei) ，尤其是戰時承擔起秘密和平接觸這樣的重擔？其實也很好理解。當時有人評價(jia) 他身上有縱橫之氣，就是有縱橫家那樣的氣派，善於(yu) 和各方打交道。此點誠然。早在1925年前後，他就多次代表駐紮在河南的陝籍國民軍(jun) 將領胡景翼，到北京、到湖南等地聯絡溝通各方勢力。但更重要的問題不在這兒(er) ，而在另一傳(chuan) 統。

張家祖上多為(wei) 武人，是當兵的出身。從(cong) 張季鸞往上推，大概八九代人，就是明代嘉靖年間，他們(men) 張家第一個(ge) 先人從(cong) 陝西米脂投軍(jun) 入伍到了邊塞重地榆林。但也不是很成功，後來不幸戰死在疆場。不過他的後人，大概是因為(wei) 一直在這裏當兵比較久，就沒有再離開榆林返回米脂，這樣他們(men) 家就成了榆林人。後來他們(men) 家很多人都當了兵，甚至最高的一個(ge) 還當了總兵，在明末李自成圍攻陝北榆林城的時候，他們(men) 家的先人做過很大的犧牲，還得到過表彰。到張季鸞他父親(qin) 這一輩，本來也要去當兵，但是武考的時候，要射三箭。頭兩(liang) 箭射的挺好，第三箭，馬上騎射，不小心摔壞了胳膊，結果失利。武人這條路是走不通了，才被迫改行念書(shu) 去了。當時趕上陝北回亂(luan) ，榆林城被圍，他父親(qin) 又協助總兵劉厚基等守城。劉也是愛才之人，一看他既能打仗又愛念書(shu) ，於(yu) 是就多加提攜。這樣張季鸞的父親(qin) 後來就考取了進士，逐步由一個(ge) 武人轉向了文人。

清代武舉(ju) 騎射考試(資料圖)

我們(men) 也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張季鸞身上既有文人的氣質，也體(ti) 現出武人遺風的一麵。比如在談到為(wei) 什麽(me) 要做記者時，他有這樣一段非常典型的話。大意為(wei) ：

做記者的根本，是要對人類大眾(zhong) ，從(cong) 小一點來說，首先是對中國的同胞們(men) 有深厚的同情，因而立下的救世的決(jue) 心，他們(men) 有苦痛，因而該給申訴，應該去設法安慰，凡社會(hui) 的不公平和罪惡應該反對，應該冒著危險去替人類們(men) 、同胞們(men) 用言論去做鬥爭(zheng) ，不應該屈從(cong) 於(yu) 惡勢力或者同流合汙，這樣一種仁慈義(yi) 俠(xia) 的精神是新聞記者根本的根本，要沒有這個(ge) 趁早不要幹，幹也跟不好，有了這種根本精神以後，那麽(me) 一切技術都用得著了，一切關(guan) 於(yu) 新聞事業(ye) 的綿密研究都有著落了。

這是特別典型的一段話。你看他講仁慈義(yi) 俠(xia) 的精神，多少和他祖上有當兵的這樣一個(ge) 家世傳(chuan) 統有關(guan) 。這一點，張季鸞自己有多次表述。報社同仁就回憶說，他多次強調；如果沒有仁慈義(yi) 俠(xia) 的精神的話，那麽(me) 肯定就做不好記者。他對同仁這麽(me) 要求，而很多人在他身上也確實看到了他有仁慈義(yi) 俠(xia) 的精神。也就是說，隻要覺得是應該做的，對人民和這個(ge) 國家好，“雖千萬(wan) 人而吾往矣”，無所畏懼，包括與(yu) 日本人進行和平接觸這樣一種完全令人難以接受、甚至容易遭到誤會(hui) 和曲解的活動。

而且他對當兵或者對武人一直抱有很濃烈的興(xing) 趣。他也關(guan) 注海軍(jun) 、空軍(jun) 等技術變遷問題。從(cong)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更是非常留意大戰演變、世界局勢和國際格局的變遷，特別是這種變遷對東(dong) 方中國的國家命運與(yu) 民族前途的影響。他後來也被稱作現代中國三個(ge) 知兵的文人之一（另兩(liang) 個(ge) 是丁文江和傅斯年）。

以張季鸞的留日經曆、社會(hui) 經驗和國際視野，他本來應該是非常現代的。當然在一些方麵他也的確非常現代，是個(ge) 新派人物。但最後這些年，我們(men) 發現他還是回到了中國傳(chuan) 統。我們(men) 看他報紙上發的一些言論，越到晚年越是這樣。而且這背後也確實會(hui) 發現很有意思的現象：全麵抗戰剛開始爆發時，他常說我們(men) 中日兩(liang) 國的關(guan) 係應該是超出民族的，別管日本人、中國人，應該超出這個(ge) 界限，從(cong) 更大的東(dong) 亞(ya) 視角甚至人類視野來觀察兩(liang) 國關(guan) 係。但是隨著1938年底日本提出“近衛三原則”，以及汪精衛投日，形勢突然變化了。此後張季鸞幾乎再不提咱們(men) 中日是一家了，這時候開始強調民族等問題。這一點一些日本人也很納悶，不太理解，覺得曾經有那麽(me) 幾年，中日關(guan) 係也算不錯；而且張季鸞還和一些被稱作有識之士的日本人共享過某種東(dong) 洋精神，或者說，在麵對歐美白人的文明世界之挑戰時，雙方曾有共識，也就是一個(ge) 共同的思考在那兒(er) 。但沒想到張先生後來居然走到那條線上。尤其是1941年去世之後，曾有日本友人惋惜說：如果張先生晚去世一段時間，咱們(men) 有東(dong) 洋思考的這些人坐到一塊，共同討論協商，也許中日之間不會(hui) 走到後來戰爭(zheng) 的那一步。這是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發後，日本友人的一個(ge) 回憶。

和同時代的很多人一樣，張先生也是很複雜的，很難用簡單的自由主義(yi) 之類的現代術語來概括。典型者如抗戰爆發後為(wei) 緩解歐洲危機，以便更好地騰出手來支持中國在東(dong) 方抵製日本，張季鸞曾經公開在報端表示：不就是為(wei) 了非洲的殖民地嘛，你們(men) 英法就不能大度些，割讓一些給德國？類似的，我們(men) 還知道，為(wei) 解決(jue) 中日危機，胡適一度也曾設想：用東(dong) 北幾百萬(wan) 人的自由，換取關(guan) 內(nei) 三千萬(wan) 人的自由。這樣一些豐(feng) 富多樣而又真實存在的曆史心態，豈是簡單的自由主義(yi) 之類所能概括？

當然，盡管對形勢也有誤判，個(ge) 別主張甚或悖謬，對當局的具體(ti) 政策和處置措施等也有不滿，表現出悲觀失望，甚至提出強烈的批評，但是對整個(ge) 國家與(yu) 民族的未來，以及對中華文明的總體(ti) 前途，他和同時代的不少人一樣，始終是充滿信心，極富樂(le) 觀的期待。而且在張先生身上，我們(men) 也不難發現，傳(chuan) 統中國士人的痕跡非常明顯。這樣一個(ge) 知識人，可能不是一個(ge) 係統的理論家，也不是一個(ge) 嚴(yan) 謹的思想家，但作為(wei) 一個(ge) 普通的中國的讀書(shu) 人或者文人，他曾經想過的那些念頭，走過的那些道路，對我們(men) 今天重新思考過去的事，以及對當下及未來怎麽(me) 走，可能都有所裨益。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