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發展軌跡

作者：彭永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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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七月十八日己卯

           耶穌2015年8月31日

史學家趙翼詩雲(yun) ："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錢穆先生曾改引此句，作"國家不幸哲人幸"，認為(wei) 此句用來形容中國古代哲人的處境是最恰當不過的了。觀中國學術發展史，漢唐盛世，人文學術的主要成就都在文學方麵，而衰亂(luan) 之世，哲學的成就會(hui) 更加突出。無論是"古史劇變之會(hui) "的先秦，還是"適逢二千年未有之變局"的近世，大抵如此。錢穆先生作如是評，是說得通的。

說到"中國哲學"，這個(ge) 詞總是使人疑惑，中國真的有所謂"愛智之學"嗎？換言之，中國古代"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哲人們(men) ，他們(men) 難道屬於(yu) 那種以閑暇為(wei) 前提，愛好自然奧秘,追求知識，以知識本身為(wei) 惟一目的的"哲學家"嗎？"中國哲學"，作為(wei) 一個(ge) 學科，是百年前現代學者以西方哲學為(wei) 參照重樹中國思想傳(chuan) 統的一種學術建樹，對於(yu) 我們(men) 溝通中西學術，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麵也產(chan) 生出新的問題：以"哲學"的眼光，是讀懂、理解以及欣賞中國哲人創作的最恰當方式嗎？當我們(men) 說"中國有哲學"時，哲學在此究竟何指呢？也許，我們(men) 尚可把作為(wei) 西方文化全球化後果的"哲學"一詞，用來指稱人類思想在"軸心時代"從(cong) 宗教母體(ti) 中"突破"出來的思想形態。我們(men) 在泛指以古希臘、印度和中國為(wei) 代表的文化後果的意義(yi) 上，把"哲學"當做一個(ge) 共名來使用。然而當我們(men) 按照一些西方哲學史家所強調的，把"哲學"當做古希臘獨特的突破成果時，把中國思想稱為(wei) "哲學"，很可能並不是理解中國文化突破成果，從(cong) 而進一步理解中國文化特質的恰當方式。

中國古代哲人，脫胎於(yu) 巫史。經過"絕地天通"、"武王克商"和"怨天尤人"等幾個(ge) 曆史具體(ti) 事件，天命神學的信仰體(ti) 係逐步動搖，直至崩潰。作為(wei) 中國哲學開端的幾個(ge) 標誌性事件，叔興(xing) 論"陰陽""吉凶"，伯陽父論"地震"，史伯論"和同"，史墨論"陪貳"，都是周天子或諸候國君的史官、大夫們(men) 解釋自然或社會(hui) 現象。在這裏，舊式的巫史一變而為(wei) 新式的哲人，最容易給出宗教神學解釋的巫史們(men) ，卻拋棄了依賴卜筮的專(zhuan) 業(ye) 手段，不再訴諸鬼神天帝，而是試圖用理性給出合理的解釋，從(cong) 而宣告了中國文化從(cong) 宗教母體(ti) 中的突破，宣告了中國哲學－思想這一嶄新文化樣式的誕生。由於(yu) 他們(men) 身為(wei) 巫史的獨特身份，他們(men) 雖有閑暇，但卻不是追求純粹知識的"愛智者"，他們(men) 也解釋自然現象，但關(guan) 心的重心卻總在於(yu) 人事，"推明天道"的目的，無非是為(wei) "人事"給出一個(ge) 較為(wei) 圓滿的解釋係統，以解決(jue) 在宗教天命觀念坍塌之後思維世界中無法可依的彷徨。

中國哲人出現的具體(ti) 曆史機緣，既造就了中國哲學的性格，也塑造了中華民族的個(ge) 性。中國哲人的"推天道以明人事"，使得中國哲學具有鮮明的入世品格；中國哲學關(guan) 心的重心在於(yu) 人事，使得中國哲人總是飽含憂患。"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這是《易傳(chuan) 》作者對前人哲理作品中巫史性格的會(hui) 心體(ti) 認。另一方麵，古代的中國人又富於(yu) 理論思維傳(chuan) 統，他們(men) 雖然關(guan) 心的重心在於(yu) 人倫(lun) 日用，但他們(men) 總是尋求世俗生活的超越根據。"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古代哲人的學術理想；"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是古代哲人的自覺使命。

中國哲學與(yu) 哲人的特質，也形成了中國哲學"國家不幸哲人幸"這樣一種曆史發展軌跡。先秦時代，禮崩樂(le) 壞，諸候異政，百家異說。諸子並起，"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成一家之言"者，《漢誌》所錄竟達189家，造就了中國哲學的第一個(ge) 高峰。漢代學者以"九流十家"來概括總結先秦諸子學術。東(dong) 漢末年，"蒼天已死"，名教衰落，社會(hui) 動蕩，人心思治。其時哲人，以玄談的方式，來為(wei) 名教給出新的論證，探討儒、道的內(nei) 在相關(guan) 性以及本末地位，從(cong) 而引發了名教與(yu) 自然、本末有無、言意之辨等多個(ge) 重要學術辯題，哲人們(men) 的理論創造空前活躍。唐宋之際，民族雜糅，價(jia) 值混亂(luan) ，外來文化與(yu) 本土文化、官方文化與(yu) 民間文化，矛盾尖銳。韓愈、李翱發其先聲，"宋初三先生"（孫複、石介、胡瑗）、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響應繼起。宋代的理學家們(men) 立誌重建宋人的精神世界，他們(men) 出佛入老，爾後返之六經，融會(hui) 三教，開創了理學的新時代。明清之際，異族易代，一代學人在抗清失敗後，隱居深山古寺，整理典章製度，深刻批判反省傳(chuan) 統文化，出現了建樹卓越的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方以智等一批飽學深思之士，並使中國哲學達到新的理論高度和反思深度。時至近世，"中央之國"與(yu) 西方擴張瓜分世界的強盜民族相遇，一敗再敗，民族自信降至前所未有的低點。"強國保種"、"救亡圖存"成為(wei) 第一時務。中國哲人論"古今中西"，求自強圖新之道，引入西學，會(hui) 通中西，形成一種影響至今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文化。

就中國哲學與(yu) 中國社會(hui) 的關(guan) 係來看，所謂"國家不幸"的時代，可以看做是時代給出重大哲學課題的時代；所謂"哲人幸"，可以看做是哲人們(men) 在回應時代重大課題的過程中富有活力的思想創造活動。每當中國哲學處於(yu) 這樣一個(ge) 集中發展時期，學派之多，人才之盛，思想之自由，學術之開闊，都會(hui) 達到一個(ge) 高峰。中國哲學之興(xing) 衰，係於(yu) 中國社會(hui) 之興(xing) 衰，同時也造就了民族精神的個(ge) 性與(yu) 內(nei) 涵。

【附言】

1、 原文標題為(wei) “國家不幸哲人幸”，在《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院報》發表時，改為(wei) “中國哲學發展軌跡特征”。

2、 原文引趙翼“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誤“詩家”為(wei) “詞人”，後蒙學友指正，今已改正。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