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經學還原為(wei) 一棵生命不息的大樹

作者：朱傑人

來源：《光明日報》（2015年08月31日08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七月十八日己卯

           耶穌2015年8月31日

演講人：朱傑人

地點：華東(dong) 師範大學智慧樓報告廳

時間：2015年6月

朱傑人 華東(dong) 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終身教授，曾任華東(dong) 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社長、董事長。現任中國曆史文獻研究會(hui) 會(hui) 長、上海市儒學研究會(hui) 會(hui) 長、朱子學會(hui) 副會(hui) 長。資料圖片

章太炎 資料圖片

胡適 資料圖片

●一部經學史，就是中國人守衛和傳(chuan) 承自己獨特價(jia) 值觀的曆史。從(cong) 學術發展的曆史看，所謂“國學”，所謂中國的“學術”，無一不是從(cong) “經學”派生出來的，所以，經學又是中國學術的源頭。就此而言，“經學”對中國人、中國文化，其重要性怎麽(me) 說恐怕都不過分。

●中國學術的現代轉型，是以章太炎為(wei) 先導，以胡適之為(wei) 中心的。而經學的瓦解恰恰是這二位權（學術影響與(yu) 領導之權）傾(qing) 一時的大學者推波助瀾的結果，隻不過前者是曆史的耦合，而後者是著意為(wei) 之而已。

●“自漢代以後，每一時代經書(shu) 的生命力，都體(ti) 現在注疏之中”。今天，當我們(men) 麵對新時代、新科技，如何做出與(yu) 我們(men) 時代相呼應的新注疏，這應該成為(wei) 重建經學的重中之重。

經學是門很古老的學問，林慶彰先生說：“經學是我國特有的學問，並無現成的理論可取資。”美國學者韓大偉(wei) 對林說有所保留，但他承認“中國經學曆時悠久，治學方法嚴(yan) 謹，各種文獻、工具、目錄書(shu) 籍汗牛充棟，研究成果既有深度亦有廣度”。不過韓大偉(wei) 認為(wei) ：“廣而觀之，於(yu) 世界文化來看，林先生的斷言有可以補充之處。其實，西方經學同樣源遠流長，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亞(ya) 曆山大時代（相當於(yu) 戰國後期至東(dong) 漢末五百年間）。其研究方法及學習(xi) 態度均不亞(ya) 於(yu) 乾嘉學派大儒的樸學或現今中國傑出學者古籍研究的精深。”在《西方經學史概要》一書(shu) 中，韓大偉(wei) 把“古典學”“古典文學”與(yu) “經學”加以嚴(yan) 格區分：“本書(shu) 凡稱‘古典學’或‘古典文學’時均泛指古代希臘羅馬文學。‘經學’一詞指古典文學之文獻學研究，研究其整理、校勘、傳(chuan) 承。”可見，在韓大偉(wei) 的理論框架中，“經學”其實是指“古典文獻學”。這是一個(ge) 很有趣的現象，一方麵，西方曆史悠久、體(ti) 係完備的古典學被成功解構；另一方麵，中國土生土長的“古典學”——經學，被引入西方學術體(ti) 係，並被作為(wei) 解構西方古典學的基本理論依據。我很讚賞韓大偉(wei) 的學術勇氣和理論探索，也許他是第一個(ge) 用中國學術的基本理念與(yu) 話語係統來重構西方傳(chuan) 統學術的“吃螃蟹者”。

中國的“經學”究竟是什麽(me) 呢？

1947年版的《辭海》這樣定義(yi) ：“研究經傳(chuan) ，詮釋詁訓，剖析義(yi) 理，謂之經學。”2009年版《辭海》如此釋義(yi) ：“訓解或闡釋儒家經典之學。”這兩(liang) 個(ge) 解釋各有所長，後者簡潔卻點出了“經”典之所屬：“儒家經典”。前者則說明經學之範疇：經與(yu) 傳(chuan) 。其方法（盡管並不全麵）：詮釋、詁訓、剖析義(yi) 理。皮錫瑞說：“經學開辟時代，斷自孔子刪定《六經》為(wei) 始。”如據皮氏所言，則經學之曆史至今已逾二千五百餘(yu) 年。是什麽(me) 使中國人花了二千五百多年的時間孜孜不倦地對這些“古董”“皓首窮經”而樂(le) 此不疲呢？因為(wei) “經”記錄著中國人的文化基因，承載著中國人基本的文化價(jia) 值體(ti) 係。一部經學史，就是中國人守衛和傳(chuan) 承自己獨特價(jia) 值觀的曆史。從(cong) 學術發展的曆史看，所謂“國學”，所謂中國的“學術”，無一不是從(cong) “經學”派生出來的，所以，經學又是中國學術的源頭。就此而言，“經學”對中國人、中國文化，其重要性怎麽(me) 說恐怕都不過分。

遺憾的是，這個(ge) 維係著中國人文化命脈的學問，卻在近世中國的一場大變革中被消解了。他的標誌就是1912年，時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主持教育法令的製定，明確提出“去尊孔”、“刪經學”。從(cong) 此，經學被趕出了中國的教育課程體(ti) 係，也被趕出了中國的學術體(ti) 係。

既然經學之重關(guan) 乎中國的文化命脈，經學之輕又如此輕易地被消解，那麽(me) ，我們(men) 就不能不追索一個(ge) 問題：它是如何被消解的？

一

青年學者陳壁生在《經學的瓦解》一書(shu) 中指出：“隨著辛亥革命帶來的帝製消失，與(yu) 新文化運動帶來的反傳(chuan) 統思潮，中國學術也卷入了一場深層次的‘革命’之中。這場革命，核心內(nei) 容就是經學的瓦解。”他指出了經學瓦解的根本原因——國之大勢之轉捩，革命發生之摧殘。可見，經學的瓦解，不是學術自身運動的結果，而是外力強加的必然。經學的發展，從(cong) 先秦至晚清，一直在遵循它自身的學術軌跡發展，其間有鬥爭(zheng) 、有興(xing) 衰，但大體(ti) 上並沒有向自我消解的方向運動。皮錫瑞《經學曆史》第十章《經學複盛時代》雲(yun) ：“經學自兩(liang) 漢後，越千餘(yu) 年，至國朝而複盛。”皮氏乃清末人，他的《經學曆史》所述直至同時代人。可見即便到了清末，經學猶處於(yu) 正常的學術發展過程中。打斷這一過程的，隻是“帝製崩潰”。但是，為(wei) 什麽(me) 帝製的崩潰要株連到一種學術的發展甚至生存呢？《經學的瓦解》告訴我們(men) ，伴隨著帝製崩潰的是一場比革命更猛烈的新文化運動，這場運動“全麵移植西方學術分科，從(cong) 而實現中國學術的現代轉型”。

中國學術的現代轉型，是以章太炎為(wei) 先導，以胡適之為(wei) 中心的。而經學的瓦解恰恰是這二位權（學術影響與(yu) 領導之權）傾(qing) 一時的大學者推波助瀾的結果，隻不過前者是曆史的耦合，而後者是著意為(wei) 之而已。

作為(wei) 保皇派代表人物和今文經學領袖人物的康有為(wei) 以《新學偽(wei) 經考》一書(shu) 確立了今文經學在清末經學的統治地位。陳壁生認為(wei) ：“他們(men) （指康有為(wei) 及其今文經學家）的根本目的，是繞過鄭玄回到漢代，對二千多年來的經學進行一場重新清理，檢視西漢以《春秋》為(wei) 中年的今文經說，使經學重歸孔子口傳(chuan) 的微言大義(yi) 。在今文學看來，經學就是孔子的‘一王大法’，是抽象價(jia) 值而不是具體(ti) 法度。”可見，今文經學所要捍衛的是價(jia) 值觀，而這一價(jia) 值觀的代表人物就是孔子。康有為(wei) 把孔子稱作“王”：“自戰國至後漢八百年間，天下學者無不以孔子為(wei) 王者。”而稱王的目的則是“儒者道上古，譽先王，托古以易當世也”。顯然，康聖人是要借孔聖人而為(wei) 自己的“因時改製”，推行變法維新製造理論依據。

於(yu) 是，這必然招致作為(wei) “革命者”的章太炎的激烈反彈。章太炎是一個(ge) 激進的古文經學家，他容不得任何對古文經學的批評與(yu) 非難。他對康有為(wei) 保皇政治的攻擊與(yu) 批判，正是以古文經學為(wei) 基礎展開的。《經學的瓦解》一書(shu) 非常詳盡地揭示了章太炎如何先“破”今文經學之本——貶孔子而廢法；而後“立”——由“法”而“史”。陳氏指出：“章太炎之新經學，一言以蔽之，曰由‘法’而‘史’。”他是如何完成這一變化的呢？“章太炎對清世古文經學研究的突破，在於(yu) 他以係統的眼光，重新探求古文經學的性質，也就是探求古文六經中，‘六經’到底是什麽(me) ？”“六經”到底是什麽(me) 呢？章太炎以他的博學與(yu) 雄辯告訴我們(men) “六經皆史”。當然，“六經皆史”說並不是章氏的發明，陳壁生指出，“六經皆史”是章學誠之思想核心，但章氏所謂“史”說與(yu) 章學誠“史”說其內(nei) 涵卻大異其趣：“如果說在章學誠那裏‘六經皆先王政典’，經即先王史官所職，那麽(me) ，在章太炎這裏，他進一步將‘六經皆史’之‘史’，由官書(shu) 而視為(wei) 曆史。”陳壁生非常準確地評論道：“而章氏（太炎）之‘新經學’對經學本身的理解，由古文經學之‘法’而成史學家之‘史’，治經也從(cong) 考求聖王之政治理想變成考證曆史因沿遷變，所以說，章太炎是中國學術轉型的一個(ge) 轉捩點，在章氏這裏，進去的是古文經學，出來的，則成了史學。”緊接著，章氏進一步把孔子定位為(wei) 史學家：“孔氏，古之良史也。”陳氏歎曰，章氏如此定位孔子“實在是石破天驚”之舉(ju) ，“前所未有之論”。而“章太炎以孔子為(wei) 古代‘良史’，說到底，就是要否定孔子刪定五經，尤其是作《春秋》有‘立法’的意義(yi) ，褫奪孔子的‘立法權’”。章太炎是個(ge) 非常博學的經師，他在文字音韻學上的造詣無人可以匹敵。一旦他從(cong) 史家的眼光來看經學，一個(ge) 直接的後果就是，經學的價(jia) 值核心被化解。他的絕招，就是化經為(wei) 史。

二

如果說章太炎是近世以來瓦解經學的第一推手的話，那麽(me) 胡適則是第二人。因為(wei) 他的出現，中國的經學徹底崩潰。

胡適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與(yu) 旗手。自“五四”而興(xing) 起的一場聲勢浩大的新文化運動，其核心，一是西化，二是顛覆傳(chuan) 統。這是一股誰也無法阻擋的潮流，它的助推劑與(yu) 加速器則是救亡圖存的現實訴求與(yu) 文化激進主義(yi) 的大行其道。胡適一手挾留學歸來之洋勢，用西方的政治理論、社會(hui) 理論、學術理論傳(chuan) 播西學，弘揚西學，可說是所向披靡；另一手則操起老本行直搗中國文化傳(chuan) 統、學術傳(chuan) 統之軟肋。胡適的這兩(liang) 手確實厲害，他用西學攻擊“中學”，“中學”幾無還手之力；他又用“中學”之矛攻“中學”之盾，促使了“中學”的自行瓦解。

胡適瓦解經學的方法與(yu) 過程是，首先，他改造了“國學”的概念與(yu) 內(nei) 容。

1923年胡適為(wei) 北大國學門的刊物《國學季刊》寫(xie) 的發刊宣言“既是‘整理國故’運動的總綱領，也是中國學術現代轉型的關(guan) 鍵文獻”。從(cong) 此，“國學”變成了“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曆史”。既然中國已經是“一切過去的曆史”本身，那麽(me) ，現在和以後的中國就應該擺脫這“一切過去的文化”而進行“充分的世界化”。陳氏認為(wei) ：“民族國家經由辛亥革命而正式開始形成，使胡適可以將民族國家之前的帝製時代一概視為(wei) ‘古代’，而對西方文明的追求，導致將西方文明視為(wei) ‘現代’的標準，古代成為(wei) 現代的敵人。經過將中西之別改造為(wei) 古今之別，所謂‘中國’，成為(wei) 了‘曆史’，而且是必須擺脫的曆史。”

其次，胡適規定了國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和路徑。

“從(cong) ‘曆史的眼光’到‘一切古書(shu) 都是史（史料）’，是胡適的國學研究的基本邏輯。”顧頡剛說：“從(cong) 前學者認為(wei) 經書(shu) 是天經地義(yi) ，不可更改，到了章氏，六經變成了史料，再無什麽(me) 神秘可言了。”胡適所謂的“曆史的眼光”，是從(cong) 章學誠、章太炎“六經皆史”的理論那裏來的，但這一理論經過胡適偷梁換柱的改造，完全變成了另一個(ge) 東(dong) 西：“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本意是六經皆先王政典，章太炎發揮此說，將六經轉化為(wei) 中國曆史的源頭，從(cong) 而重建中國的曆史敘事。而胡氏更進一步，將整個(ge) 中國曆史視為(wei) 古代，則六經都是上古的史料而已。連經都變成史料，那麽(me) 子、史、集之書(shu) ，也自然成為(wei) 史料。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本——有本有末，有源有流，有根基有枝葉的生命體(ti) ，到了章太炎，傳(chuan) 統的‘以經為(wei) 綱’轉化成‘以史為(wei) 本’，而到了胡適，更進一步將‘史’視為(wei) ‘史料’。章太炎的‘以史為(wei) 本’，史是一個(ge) 活潑的生命體(ti) ，而史一旦變為(wei) 史料，則成為(wei) 一堆雜亂(luan) 無章的‘材料’。胡適之所以要‘整理國故’，就是要整理這堆材料。用‘材料’的眼光看待傳(chuan) 統，就像走進一座古廟宇，隻看到可以重新回爐造紙的原漿。”誠如胡適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所言“國學的使命是使大家懂得中國的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曆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曆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胡氏講得再清楚不過了，無論經史子集，都是過去的已經死了的曆史資料，而研究它們(men) 的目的，隻是為(wei) 了做一部文化史，文化的價(jia) 值體(ti) 係、文化傳(chuan) 統的傳(chuan) 承，都是不必要的、不可能的和多餘(yu) 的。於(yu) 是，作為(wei) 承載中國文化價(jia) 值體(ti) 係最重要的學術係統就這樣被消解了。

再次，重構中國的學術體(ti) 係。

打破傳(chuan) 統的中國固有的學術體(ti) 係，是胡適在“破”的同時，用心良苦的“立”。胡適之立，是用西方之“學”來統禦中國之“史”。即把西方學術體(ti) 係看作是“體(ti) ”，而把中國的傳(chuan) 統學術看作是“用”：史料是中國的，學問是西方的，即用西方的學問來研究中國的史料。中國傳(chuan) 統的經史子集不複存在，代之以哲學、文學、史學、法學、教育學，等等。陳壁生認為(wei) ，胡適用西方的“學”來統禦中國的“史”，是有一個(ge) 重要的預設的，這一預設就是“將中國整體(ti) 的看成古代的，徹底打破傳(chuan) 統學術固有的格局，而將中國典籍乃至一切語言符號視為(wei) ‘史料’，並以現代，其實就是西方化的眼光對之進行客觀的、分科式的整理”。在這樣的預設之下，“以西方學問來研究中國史料，研究的結果便成為(wei) 中國現代學術”。陳壁生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將古典學術世界中的永恒追求從(cong) 學術中抽離出來的做法，就是“以曆史瓦解價(jia) 值”。他進一步指出：“經作為(wei) 中國文明之核心，一旦成‘史’，則失去其作為(wei) ‘常道’的價(jia) 值，而一旦成為(wei) ‘史料’，則成了真偽(wei) 並存的史料。在從(cong) ‘史’到‘史料’的轉化中，經學的價(jia) 值早已蕩然無存。”

三

中國經學的瓦解，是一個(ge) 曆史的過程，從(cong) 康有為(wei) 肇其端，到章太炎摧其體(ti) ，再到胡適之挖其根，前後經曆了半個(ge) 世紀之久。其中章、胡是二位主要的推手和領袖。但也不能忽略了一些章、胡的積極追隨者與(yu) 同盟者的推波助瀾的作用。如毛子水、傅斯年、錢玄同、顧頡剛等，他們(men) 都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領域扮演過很重要的角色。正是這些學術健將們(men) 的共同努力，才構成了將近半個(ge) 世紀，卻足以影響中國學術一個(ge) 世紀乃至更長遠的深刻變化。可是，對這一段如此重要的學術思潮與(yu) 學術史，我們(men) 卻還沒有來得及作全麵的總結和深刻的反思。尤其是這五十多年學術思潮所帶來的負麵影響根本沒有做過認真的清理。也許，麵對章、胡這樣兩(liang) 位我們(men) 習(xi) 慣上以仰視者的身份膜拜的學術巨匠，我們(men) 還沒有直麵解剖的勇氣。又也許，中國現當代學術的主力軍(jun) 正是章、胡等的弟子或再傳(chuan) 弟子。弟子無意於(yu) 自毀師門，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當中國的學術正處在又一個(ge) 轉型的關(guan) 鍵時刻，我們(men) 卻不能不痛苦地麵對這五十餘(yu) 年的學術史。我們(men) 不能不看到，這一場浩大的學術變故，對中國的學術、中國的文化傳(chuan) 統傷(shang) 害實在是太大了。它從(cong) 根本上摧毀了中國曆時數千年建立的學術體(ti) 係，隨之而來的結果是，它也摧毀了曆經數千年，經過無數經師、學者們(men) 共同努力而構建起來的文化價(jia) 值體(ti) 係與(yu) 價(jia) 值觀。

章太炎是一位偉(wei) 大的經學家，我們(men) 甚至可以用“後無來者”形容他的曆史存在。作為(wei) 一個(ge) 傳(chuan) 統文化的堅定捍衛者，他決(jue) 不是一個(ge) 瓦解經學的主觀刻意者。但曆史的吊詭正在於(yu) ，一個(ge) 文化傳(chuan) 統的守衛者，卻在無意識之中摧毀了自己畢生為(wei) 之奮鬥的傳(chuan) 統。這一現象是耐人尋味的。當年先生在用古文經學為(wei) 武器猛烈攻擊康有為(wei) 今文經學時，他其實已經在為(wei) 自己為(wei) 之奮鬥的“經”掘好了墳墓。今天我們(men) 在回顧這一段學術史時，依然對章先生懷著一種理解的同情和敬意，因為(wei) 作為(wei) 一個(ge) 革命者，他不能默認康有為(wei) 利用今文經學來為(wei) 保皇和維新張目。但是，當他拿起武器戰鬥的時候，卻不恰當地選擇用古文經學作為(wei) 投槍。一旦他陷入今、古文之爭(zheng) ，一旦他把自己緊閉在古文經學的門戶之中，事情就發生了不以自己的意誌為(wei) 轉移的變化。沿著門戶之爭(zheng) 的慣性遊走下去，他必然會(hui) 陷入另一個(ge) 泥潭——自己瓦解自己。

學派之爭(zheng) 、學派之辯，這是學術發展的一種動力和潤滑劑，它本身並不是一件壞事。但是，如果把學派之爭(zheng) 演化為(wei) 門戶之爭(zheng) ，那就會(hui) 戕害學術的發展。門戶之爭(zheng) 是中國學術發展的一個(ge) 痼疾，縱觀中國的學術史，凡是門戶之爭(zheng) 搞得不可開交之際，一定是學術停滯與(yu) 混亂(luan) 之時。中國學術講師承，這無可厚非，但師承弄不好就會(hui) 變成門戶，而門戶則意味著保守與(yu) 封閉。這不利於(yu) 學術的發展，也不利於(yu) 學派的發展。

如果說，在瓦解經學的學術發展中，章是一個(ge) 不經意者，那麽(me) 胡適則完全是一個(ge) 有目的、有計劃的主觀刻意者。

胡氏留美歸來，他已經全盤接受與(yu) 服膺於(yu) 西方的學術體(ti) 係與(yu) 學術話語。他的目的就是要用西方的學術體(ti) 係來改造與(yu) 重構中國的學術傳(chuan) 統。

胡氏提出對“國故”要取一種“評判的態度”，他引用尼采的話說：“現今時代是一個(ge) ‘重新估定一切價(jia) 值’的時代。”陳氏指出，胡適重新估定傳(chuan) 統的價(jia) 值，就是以“現代”——其實就是以西方為(wei) 標準，重新看待中國的文化傳(chuan) 統。“這種‘積極’的行動，不是回到傳(chuan) 統，而是飛渡西方，其實就是輸入西方的新學理，以之為(wei) 標準並用評判的態度重新估定傳(chuan) 統的價(jia) 值。”如前所述，胡適在顛覆中國傳(chuan) 統的過程中，使用的是西方的學術理論與(yu) 武器，而在重構中國學術係統時，又以西方的標準為(wei) 標準：“將中國整體(ti) 的看成古代的，徹底打破傳(chuan) 統學術固有的格局，而將中國典籍乃至一切語言符號視為(wei) ‘史料’，並以現代，其實就是西方的眼光對之進行客觀的、分析式的整理”，“以西方學問來研究中國史料，研究的結果便成為(wei) 中國現代學術”。

學術細化的過程，就是中國學術喪(sang) 失自身價(jia) 值係統的過程，也是中國學術丟(diu) 失主體(ti) 性的過程。這一過程帶來的嚴(yan) 重後果是，國人對中國學術乃至中國文化自信心的喪(sang) 失。從(cong) “五四”前後的西化，到建國後死亡、“蘇化”，再到改革開放以後的再度西化，就是這一嚴(yan) 重後果的寫(xie) 照。正如《經學的瓦解》一書(shu) 後記所言：“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學術喪(sang) 失了自身的價(jia) 值係統，典籍成為(wei) ‘史料’，中國學術也成了西方學術的附庸，即便最為(wei) 保守的現代新儒學，也是建立在對西來大量觀念不加檢討的認同的基礎之上。而作為(wei) 承載中國傳(chuan) 統義(yi) 理的經學，則在現代學科中瓦解殆盡。”

考察整個(ge) 經學瓦解的曆史，我們(men) 可以始終看到一個(ge) 如影隨形的陰影——文化激進主義(yi) 。

在《經學的瓦解》中，作者引用過顧頡剛的一段話：“我的《古史辨》工作則是對於(yu) 封建主義(yi) 的徹底破壞。我要使古書(shu) 僅(jin) 為(wei) 古書(shu) 而不為(wei) 現代的知識，要使古史僅(jin) 為(wei) 古史而不為(wei) 現代的政治與(yu) 倫(lun) 理，要使古人僅(jin) 為(wei) 古人而不為(wei) 現代思想的權威者。換句話說，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經典——‘經’整理好了，送進封建博物館，剝除他玩的尊嚴(yan) ，然後舊思想不能再在新時代裏延續下去。”這是一段十分典型的激進主義(yi) 表白。這裏不見了學術，不見了公允，也不見了實事求是。可悲的是，在經學被逐步瓦解的半個(ge) 世紀中，整個(ge) 的學術研究正是在這樣一種激進得有些悲壯的氣氛中進行的。高明如康長素、章炳麟、胡適之之儕(chai) ，也不能免俗。

產(chan) 生文化激進主義(yi) 的原因是非常複雜的，它也許與(yu) 一個(ge) 種群集體(ti) 潛意識的遺傳(chuan) 有關(guan) 。孔子提出“中庸之道”，這是一個(ge) 中國式的心理治療的暗語，它也許是孔夫子看到中國人人性中喜歡走極端而提出的一個(ge) 對症之方——一如他在另一處告誡我們(men) 的“行不由徑”——不要走捷徑、抄小路。筆者寡聞，不知道外國有沒有相似的理論。激進主義(yi) 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是非常明顯的。就政治而言，文化革命；就經濟而言，市場經濟；就文化而言，“五四”新文化運動——激進主義(yi) 可說是發揮到了極致。由此而對中國社會(hui) 的破壞也發揮到了極致。就激進主義(yi) 的發展邏輯而言，政治、經濟上的激進，緣於(yu) 文化上的激進，而文化上的激進則源於(yu) 學術上的激進。所以，我們(men) 絕不能輕視學術激進主義(yi) 的危害。學術激進主義(yi) 為(wei) 文化激進主義(yi) 延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激進主義(yi) 提供了理論依據與(yu) 範式。

四

陳壁生在《經學的瓦解》中提出要重新認識與(yu) 重建經學。他認為(wei) 經乃中國文明之核心，它承載著作為(wei) 常道的價(jia) 值。“在經學崩潰百年之後，要重新認識我們(men) 的曆史，重建認識中國之所以成為(wei) 中國，必須回到經學。”

我同意陳氏的觀點，認為(wei) 重建經學乃重建中國文化、找回中國文化的主體(ti) 與(yu) 價(jia) 值的必須，是中國崛起之後重建中國人的文化自信與(yu) 自覺的必要。

但是，以我淺見，一個(ge) 更為(wei) 迫切的問題，是如何重建。

經學被瓦解以後，對經的研究其實並沒有停止，隻是他們(men) 完全是按照胡適重構的體(ti) 係在哲學、文學、史學等西方的學術係統運行。我們(men) 不反對這種研究，但必須指出，這並不是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經學”。

關(guan) 於(yu) 這個(ge) 問題，陳著也有一段很精彩的闡釋：“在中國現代學術轉型中，現代學科的構建，正是建立在以中國一切典籍為(wei) ‘史料’的基礎之上。當經書(shu) 納入哲學、文學、曆史的研究中，雖然不同學科的研究者也必須閱讀經書(shu) ，但已經於(yu) 經學無關(guan) 。”他指出：“經的生命力不是自然呈現的，而是通過一代代經師的解經，而發展出一套價(jia) 值體(ti) 係。一代代經師對經書(shu) 義(yi) 理的發掘，構成了‘經學’。‘經’隻是經文本身，而‘經學’則包括了經、注、疏。自漢代以後，每一時代經書(shu) 的生命力，都體(ti) 現在注疏之中。”所以他認為(wei) ，“脫離了注疏的‘經書(shu) ’研究不是真正的經學研究，而脫離了經書(shu) 的‘注疏’研究，在現代學術分科體(ti) 係中，同樣幾乎毫無位置。”陳氏指出了重建經學的核心問題之所在。對經典的文學的研究、哲學的研究、倫(lun) 理學的研究等等，不能代替對經典注疏的研究，而對經與(yu) 經典注疏的研究才是經學本身。

重建，除了對注疏的研究之外，還必須建立對經與(yu) 注疏的再注疏。誠如陳氏所言“自漢代以後，每一時代經書(shu) 的生命力，都體(ti) 現在注疏之中”。今天，當我們(men) 麵對新時代、新科技，如何做出與(yu) 我們(men) 時代相呼應的新注疏，這應該成為(wei) 重建經學的重中之重。換言之，我們(men) 必須用新的注疏賦予經書(shu) 現代生命力。

“真正的國學研究，應該把國學還原為(wei) 一棵生命不息、流動不止的大樹。不是對這棵大樹的一切做一視同仁的研究，而是主要研究它的根係與(yu) 軀幹，不但要研究他的各個(ge) 部分，更重要的是，探究它如何在流動中獲得生生不息的生命，並不斷向四麵八方生長。”

誠哉斯言！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