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慶】中國大學“通識改革”與中國書院傳統的回歸

中國大學“通識改革”與中國書院傳統的回歸

作者：蔣慶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開放時代》2005年第1期

（按：此文係作者2004年11月5日在廣州南沙召開的“開放時代論壇·通識教育與(yu) 大學改革”研討會(hui) 發言）

對中國大學的改革與所謂“通識教育”，我講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根據韋伯的現代性理論，大學管理體製同政府、公司、企業一樣，是一個科層製的產物。由於中國的大學是1905年中國廢除傳統的書院製度後完全移植西方教育製度的產物，現在中國的大學體現的正是西方現代性的特質，這一特質就是對教育進行科層製的管理。

科層製管理的特征是對管理對象進行所謂數字化管理、標準化管理以及量化管理，美其名曰理性化管理，其實是對教育進行機械化管理、工廠化管理、智愚不肖一鞭趕的羊群式管理以及扼殺賢能創造性才智與獨特風格的一刀切的僵化管理。

因此，在這種科層製管理下的中國大學教育中，把教師當作群羊與工人的齊一化管理以及教育行政當局的官僚化管理是沒有辦法避免的事，上述科層製管理的所有弊端在今天中國的大學中都存在。

這樣，在當今中國的大學中，教師自由講學的精神、學問創造的激情、學術風格的追求、教師間自發形成的對教師學行的清議以及學校對教師人品的敬慕、對教師智慧的讚仰、對教師個性的鼓勵、對人文學科的尊重都不太可能。因此，現在中國大學科層製管理的弊病，既嚴重於民國初年剛剛學西方建立的中國大學（因西式大學初建，還保留了一點中國傳統自由講學的精神，如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與北大哲學係），又嚴重於現在的西方大學（因現在的西方大學多少還保留了一點西方傳統的自由講學的精神）。

這致使現在中國的大學既出不了熊十力、陳寅恪這樣獨立特行又學識淵博的學者（因為他們沒有大學文憑進不了大學任教），又出不了西方大學中海德格爾式的智者（因為海氏為深研學問多年沒有發表論文，若在中國定會年終考核不合格而下崗）。

現在的中國，大學就像工廠要求工人一樣要求大學教師，大學教師的工作就像工人的生產流程一樣一切都標準化數量化，如每年要在什麽級刊物上發表多少字文章、每年要講多少學時的課、要參加多少時間的計算機培訓等。這使從事知識傳授與精神創造的大學教師在大學科層製的束縛中苦不堪言，大學真的成了韋伯在分析現代性弊病時所說的“理性化鐵籠”。怎麽辦呢？

隻要現代性還存在，中國的大學教育還在向現代性發展，這種科層製的大學管理方式就不會結束。但是，我們在現代性麵前也不是無能為力，我們可以調適現代性，改造現代性，把現代性的負麵影響降到最低限度。

具體說來，我們對中國大學現代性產生的科層製弊病有兩種救濟方法：

一是通過“通識教育”來衝淡科層製教育的理性化特征，因為“通識教育”中包含的曆史、哲學、宗教、道德、藝術等人文學科是最不能理性化的，即是最不能標準化、數量化的，因而這些人文學科在本性上是反科層製管理的，是與科層製管理格格不入的。這是現在西方大學改革的道路，西方大學已經積累了不少經驗，我們在今天中國的大學改革中應當借鑒與吸取。

第二種救濟方法是：中國古代傳統的書院製度推崇的是自由講學的精神，這種自由講學精神在本性上堅決反對大學科層製教育中的數字化管理、標準化管理、量化管理，亦即堅決反對大學教育中的機械化管理、工廠化管理、智愚不肖一鞭趕的羊群式管理以及扼殺賢能創造性才智與獨特風格的一刀切的僵化管理。因此，應該把中國書院製度的自由講學精神移入到當今中國的大學教育體製中，用這種自由講學精神來打破科層製管理一統天下的壟斷局麵，以此來改造現代性理性化一刀切的教育管理模式，從而充分尊重大學教育中學問創造的激情、學術風格的追求、學者個性的張揚以及學術觀點的自由。

以中國書院製度的自由講學精神來改造中國大學的教育體製，不僅是為了克服當今中國大學科層製管理的弊端，還為中國的大學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礎，使中國的大學教育製度真正成為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教育製度。

我們知道，中國的大學是近代以來中國學西方的產物，而西方的大學不僅是純粹世俗化傳授知識的場所以及學術分科後科層製管理的產物，也是西方曆史文化的產物，深深打上西方文明的烙印。中國學習西方的大學教育製度，如果拋棄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具體說來拋棄了中國書院自由講學的傳統，即是在教育上“中國文化的歧出與變質”，是孟子說的“以夷變夏”。

因此，在當今的大學改革中，不僅要學習西方的“通識教育”，還要回歸中國書院的教育傳統，即回歸中國書院製度中的自由講學精神，為建設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大學教育製度而努力。

第二個問題，大家已經談得很多了，現在大學開始市場化、商業化了，西方是這樣，香港是這樣，現在大陸大學擴招也是走這條路。我想現在中國的大學教育解決的是人的生活就業與人的物質需要問題，就是解決求學者飯碗與社會需求問題，而不是解決人的人文素質問題。

這種狀況可能短期內改變不了。這是西方大學的通病，也是中國大學的通病。救濟的辦法除了加強“通識教育”外，仍然是回歸中國書院教育的傳統，因為中國書院教育的傳統最強調人文素質教育，能夠克服大學過分市場化商業化的偏向。

第三個問題，中國的大學教育跟西方的大學教育相比，還是有些不同，就是100多年來，中國的大學教育直接擔負了救亡的功能。

大家也講到，在民族國家存在的情況下，各國教育普遍地承擔了維護國家利益的任務，西方的教育也是如此。但是，100多年來，在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橫行世界的情形下，西方帝國主義瓜分中國迫在眉睫，救亡圖存成了中國近代史的最強音。

這種情況反映在教育上，中國的教育就變成救亡圖存的直接手段，教育直接為救亡圖存的國家政治目的服務。當初中國知識分子提出廢除科舉製度的最大理由就是科舉製度培養不出救亡的人才，隻有廢科舉建立西式洋學堂才能培養出國家急需的救亡人才。

曆史的悲劇在於，當初提出廢科舉的中國知識分子正是一輩子讀《四書》《五經》的傳統士大夫，如張之洞等人，正是他們自己把自己心愛的文化傳統與教育傳統拋棄了！他們當時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

從此以後，中國就與自己千百年來重視人文素質教育的傳統絕裂了，中國的教育就變成了直接實現國家救亡目的的手段。這是因為要救亡就必須“師夷之長技以製夷”，即必須學習西方的聲光化電堅船利炮反抗西方，而落實到教育上就必須把科學技術的學習放在教育的首位。這樣，培養為國家救亡目的服務的科學家、工程師、技術員就成了中國教育的重中之重，因為中國傳統的人文素質教育不能救亡，即傳統教育培養出來的中國君子打不贏西方強盜，而“落後就要挨打”又是中國近代史上血淋淋的鐵律（當然中國是在科技上落後而不是在人文教育上落後，中國在人文教育上絕不落後於西方，因為中國傳統的人文教育能培養出君子而西方教育不能）。

這種情況發展到今天，就形成了中國大學教育一百年來最重要的一個傳統，即“重理輕文”的傳統。在這種“重理輕文”傳統的影響下，中國大學教育普遍缺乏“通識教育”以及科層製數量化管理盛行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中國的綜合性大學也按理工科大學的管理模式來管理，即按數量化標準來管理，這也和一百多年來形成的“重理輕文”傳統有關。

看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支配世界的狀況不會改變，中國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還要服從國家富強自衛的政治目的，完全的人文素質教育還不可能成為中國大學教育的主旋律。但是，中國大學一邊倒向“重理輕文”的“富強教育”也帶來了很多問題，最突出的問題是中國的人文素質教育急劇下降，中國大學培養出來的科學家、工程師、技術員可能是相當缺乏中國人文素質教養的科學家、工程師與技術員，而這種缺乏中國人文素質教養的科學家、工程師與技術員是很難完成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重任的。

這是因為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最重要的是中華文化的偉大複興，而中國大學的人文素質教育正是實現中華文化偉大複興的有力手段，缺乏人文素質教育當然不能實現中華文化的偉大複興。因此，對當今的中國大學教育而言，即便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與國家富強的政治目的，也應該回歸中國重視人文教育的書院傳統，將人文素質教育與科學技術教育結合起來，以人文素質教育作為大學教育的基礎，培養出有中國文化教養有人文理想關懷的經邦濟世之才，這當然包括各種科技人才。

這種人才就是中國書院傳統教育的最高教育理想，即培養“內聖外王”的人才，“內聖”的生命境界必須通過人文素質教育才能達到，“外王”的才幹則可以通過知識技術的傳授獲得。

在現在中國的大學教育中，是“外王”的教育強而“內聖”的教育弱，說嚴重點，是“外王”教育壓倒“內聖”教育，最後導致“內聖”教育無！因此，要實現中國書院傳統的教育理想，就必須用儒家思想在大學中進行“內聖”的人文素質教育，使中國的大學真正能夠培養出“內聖外王”合一的既有人文素質教養又有知識技術才幹的人才。

再進一步說到中國大學的具體教育目標，應該是培養“華魂洋材”的人才，而“華魂”隻能通過中國書院傳統的儒家文化教育才能達到，“洋材”則可以通過現在中國已經建立的西式大學教育獲得。因此，中國的大學教育隻有回歸中國書院的教育傳統，用儒家文化教育學生，才能實現中國大學培養“華魂洋材”的教育目標。

這是因為在中國，隻有儒家文化才能代表“華魂”，離開儒家文化的教育，就不可能培養出具有“華魂”的中國人才。也就是說，要培養出具有“華魂”的中國人才，就必須把儒家文化作為“通識教育”或“素質教育”的基礎來改造現在完全按西方教育模式建立起來的中國大學。

現在中國的大學教育有“洋材”教育而無“華魂”教育，致使中國大學培養出來的學生很難有一顆中國心，中國大學成了向西方大學輸送學生的人才培訓部。所以，要在中國大學教育中培養中國青年的“華魂”（中國心），就必須回歸中國書院傳統的儒家文化教育。

以上從三個方麵講了中國大學教育麵臨的問題以及解決的方法，下麵再從兩個方麵進一步申言：一是進入大學體製內去改造大學教育，一是在大學體製外形成另外一種教育傳統。

進入大學體製內去改造大學教育，我的想法是在中國的大學裏麵成立一個儒學院，或者說成立一個書院。西方的很多大學內部都有神學院，我們的大學內部為什麽不能有儒學院或書院呢？

儒學院或書院的功能就是承擔所謂“通識教育”或“人文素質教育”，目的就是提高學生的人文素質教養。因此，對現在中國建成的西式大學，要用中國的書院傳統對其進行摻沙子式的改造。

一方麵，用中國書院自由講學的精神革除中國大學科層製管理的僵化弊病，在不能完全廢止大學科層製管理的情況下創造一個大學內部自由活潑的講學空間，建立一塊人文素質教育的飛地，使中國的大學成為體現中國書院傳統人文教育精神的大學。

另一方麵，用中國的書院傳統在大學內部改造大學，用中國的書院精神作為中國大學人文素質教育的基礎，就使中國的大學具有了中國文化的特色，中國的大學教育就成了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大學教育，中國的大學就不再是舍己從人照搬西方教育製度的產物。

如果在中國大學內部建立了儒學院或書院，儒學院或書院的管理方式就不采取西方科層製的僵化管理方式，而是采用中國傳統書院自由活潑且充滿人性的管理方式，這樣就不會出現人文學科教師反感的數字化管理與官僚化管理，那些量化考評一類的違背人文教育規律的僵化標準也就會被驅除在大學人文教育的領域之外。

我想做到這些應該是可能的，進入當今中國大學體製內去進行建設性的改造是可能的，讓中國的大學具有中國文化的特色與自由講學的精神是可能的。當然這會很艱難，但隻要下決心努力不是做不到的。現在講所謂“製度創新”，用中國書院的傳統精神去改造中國的西式大學，從而在中國建立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大學教育製度就是當今中國大學改革中最大的最重要的“製度創新”，舍己從人照搬西方永遠談不上創新。

另一方麵，在大學體製外形成另外一種教育傳統，是指在現存大學體製之外建立民間大學，通過民間大學和體製內的大學競爭，來促使體製內的大學慢慢朝重視人文素質教育的方向改變，我想這也是一條路。

現在大家都知道中國大陸沒有一所真正上規格的民間大學，大家討論的很多問題可能和中國沒有真正上規格的民間大學有關。我曾經聽一個朋友講，中國現在的大學，第一是黨委部門，第二是政府衙門，第三是工廠車間，第四是商店市場，最後才是大學。如果我們的大學是這樣的話，那麽對教授的尊重、自由講學精神的發揚都是很困難的。

因此我想到在現有大學體製之外，建立私立大學來與體製內大學競爭，逼著體製內大學朝重視人文教育或“通識教育”的方向改，這也是一個可能的選擇，就像國營企業在私營企業的壓力下走向市場經濟而獲得成功一樣。

如果在我們的大學裏麵能夠成立儒學院或書院，那儒家文化就是必修課，其它的文化也可以學，但隻是選修課，地位是不一樣的。因為我們是中國的大學，在教育上就要有中國文化的特色，而這個中國文化的特色就特在儒家文化的教育上，因此，儒家文化在中國大學人文素質教育中的主導地位是不能改變的。

具體在課程設置上，《四書》《五經》這些中國文化的經典就必須成為大學人文素質教育的必修教材，中國大學的“通識教育”課就必須以《四書》《五經》為基礎。隻有這樣，才能體現中國大學在人文素質教育上的中國文化特色。

最後，談一談權威與啟蒙的關係問題。在中國文化看來，經典就是權威，而經典這個權威的產生，是一個民族無數的古聖先賢千百年來的理性或意誌認同確立下來的結果。所以具體到康德意義上的啟蒙，即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能力自主地運用我們的理性進行自由選擇這種啟蒙，隻是在抽象個體的意義上談啟蒙，而不是在曆史文化傳統中的具體的人的意義上談啟蒙，因此，這種基於個體理性上的啟蒙是非常有限的，是沒有資格麵對人類幾千年的曆史文化談啟蒙的。所以，不是個體在擺脫曆史文化中實現啟蒙，而是用曆史文化對個體進行啟蒙。

大學中進行儒家經典的教育，就是用曆史文化對個體進行啟蒙，用中國無數古聖先賢千百年來的理性或意誌確立的權威對個體進行啟蒙。當然，不是說我們完全不要康德意義上的啟蒙，但是這種啟蒙有非常大的局限性，不能超出其有效性的適用範圍越界運用；也即是說，這種啟蒙隻對某一曆史文化或文明中負麵僵化的現象適用，而在一個偉大的曆史文化或文明中占主導地位的都是正麵價值，這種啟蒙不適用。

所以，隻能用這種曆史文化或文明中的正麵價值對個體進行啟蒙，而不能擺脫這種曆史文化或文明中的正麵價值而得到啟蒙。

我們可以想一想，幾千年來中國文化經典的權威是由中國無數古聖先賢的理性、意誌確立，而被無數中國士大夫和老百姓長期普遍認同接受，而這些經典權威中所體現的無數古聖先賢的理性、意誌和現在大學中一個年輕大學生的理性、意誌相比，哪一個理性、意誌更正確的、更有效？

無須置疑，肯定是經典權威中所體現的古聖先賢的理性、意誌更正確的、更有效。所以，在大學教育中，不是個人理性比經典更權威，而是經典比個人理性更權威，個人必須在經典麵前打破理性的傲慢，承認自己在經典麵前無知，才能以謙虛虔敬的態度去學習經典，從而才能得到經典的啟蒙。實際上，大學教育就是用經典來教育人，千百年來聖賢在教育上確立的傳統權威就是不容置疑必須接受與學習的文化經典，這些文化經典累積了千百年來人類解決各種生活問題的偉大智慧。

大學教育培養的不是以批判思辨為特征的哲學家，也不是以懷疑辯難為誌業的蘇格拉底式的人物，大學培養的是有文化教養的人、有人文素質的人、有道德意識的人、有藝術美感的人、最後是有知識技能的人。

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康德式的個體啟蒙教育不是大學教育的主流，大學教育的主流應該是權威式的經典教育。所以在權威和理性的問題上，我認為大學教育應當把權威放在理性的前麵，權威對於理性具有優先性，具體說來經典教育對於康德式啟蒙教育具有優先性。

這樣的話，在大學教育中，首先我們要認定每一個學生都不懂得經典，在經典麵前他們都無知，而且他們的理性非常有限，靠他們自己的理性很難了解經典。也就是說，靠康德式的啟蒙教育很難把學生培養成為有文化教養、人文素質、道德意識、藝術美感、知識技能的人。

怎麽辦呢？這就需要大學中懂得經典的教師來教育他們，用古代傳下來的經典啟發他們，他們才可能把理性的障蔽從心中驅除掉，才能夠認識到經典的真正意義與價值。

如果大學還是用康德式的啟蒙教育理論作為大學教育的基礎的話，學生就永遠不能了解經典，“通識教育”或“人文素質教育”也將不可能。這就是為什麽我主張要在大學設立儒學院或書院來教授儒家文化經典的原因。

退一步說，就算自然科學與工程技術的教育中也需要經典教育，也存在經典權威優先於個體理性的問題，因而也不適用康德式的啟蒙教育，這個道理同文化經典教育的道理一樣，不用再多說。

總之，在大學教育中，經典權威的教育應當是主流，康德式的啟蒙教育隻應在很小範圍內存在，如在碩士博士的小型討論班中存在。大學教育的定位應該是權威式的經典教育，而不是康德式的啟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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