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國父論、大陸新儒家及五四啟蒙運動的批評

——在“錢賓四先生與(yu) 現代中國的政教之運”學術論壇上的發言

作者：白彤東(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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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六月十五日丁未  

            耶穌2015年7月30日

編者按：此為(wei) 複旦大學哲學院白彤東(dong) 教授於(yu) 2015年7月30日在“錢賓四先生與(yu) 現代中國的政教之運”學術論壇上的發言整理，內(nei) 容涉及：1）劉小楓之流的國父論；2）曆史主義(yi) 在中西的不同理解；3）錢穆先生的史學/“古文經學”/政治哲學特色及其之於(yu) 康有為(wei) 乃至今文經學的優(you) 勢；4）對新文化運動與(yu) 五四“啟蒙”的批評；5）錢穆先生拒絕傳(chuan) 統中國專(zhuan) 製說的意義(yi) ；6）儒家對肅清土改與(yu) 文革遺毒的呼籲，不是要革命，而恰恰是為(wei) 了對得起先烈，強化當前執政黨(dang) 的合法性，複古更化，重建正統。下麵對原發言順序按主題略作調整。

一、批評劉小楓之流的國父論

我先接著剛才提到的兩(liang) 個(ge) 話題講一下：首先，任鋒兄批評國父論的這種說法，我很認同。我的一個(ge) 看法是，劉小楓他們(men) 這些人講國父論，間接地是受了施特勞斯派的影響。施特勞斯覺得國家要有一個(ge) 象征，這個(ge) 象征不能隨意挑戰。我想，施特勞斯說的這個(ge) 話是對的，一個(ge) 國家要有一個(ge) 精神凝聚起來。於(yu) 是，中國的施派就有人說，因為(wei) 美國人從(cong) 來不把華盛頓三七開，所以毛澤東(dong) 也不能三七開。但是，我覺得，劉小楓等中國施派的問題，就是東(dong) 施效顰。他們(men) 沒有理解要有的是一個(ge) 國家精神，但各國的國家精神是不一樣的。台灣一位叫詹康的國立政治大學的教授，他是施特勞斯的一個(ge) 弟子Mansfield的弟子，他跟我說過一個(ge) 很好的說法。美國一個(ge) 電影裏麵，當總統要給他的孩子展示美國的國家精神的時候，拿出來的是美國的《憲法》，因為(wei) 《憲法》是國家精神的象征。在美國，國家精神的表現可能是《憲法》、可能是華盛頓；但在中國來說，孫中山、毛澤東(dong) 根本排不上，非要排的話，孔子或者《四書(shu) 五經》，類似這樣的東(dong) 西才是中國的國家象征，才是中國的“國父”。所以，我想國父論的說法，沒有理解西方思想中到底在講什麽(me) 東(dong) 西，而是一比附式的做法。剛才聽到任鋒兄講這個(ge) 事，我很有感觸。

（在網上貼出後，回應朋友對甘劉通三統、儒家革命論之說的評論：儒家的革命，是通三統式的革命，是保守的革命。這跟毛的顛覆天命與(yu) 道統的亡天下的革命不同。從(cong) 當今來看，儒家的通三統是對不同傳(chuan) 統有所損益地繼承。但是，這裏要繼承的，是尊重傳(chuan) 統的傳(chuan) 統，而不是徹底革命的“傳(chuan) 統”。所以現在通三統，也不能通毛那一統。要通，就成了通奸。毛影響的存在是現實。但不用去通，也不是非要激進地砸，隻要允許土改與(yu) 文革的真相呈現，慢慢淡化就可以了。現在一些真真假假的左派，在黨(dang) 國很多門派都不想通毛的情況下，還打著保守、反革命的旗號為(wei) 不斷革命的毛站台，這在智識和道德上，都有點可疑。）

二、錢穆先生的史學/“古文經學”/政治哲學特色及其之於(yu) 康有為(wei) 乃至今文經學的優(you) 勢

其實，剛才任鋒兄講“錢黨(dang) ”的說法，其實本來是個(ge) 玩笑，因為(wei) 有人說曾亦他們(men) 這些是“康黨(dang) ”，後來是人民大學的張旭教授說，我們(men) 跟康黨(dang) 不一樣，於(yu) 是就把我們(men) 歸為(wei) 梁黨(dang) （梁啟超那個(ge) 黨(dang) ）。這個(ge) 說法有點用心“險惡”，因為(wei) 梁啟超是康的學生，這有降低我們(men) 的輩份的嫌疑。後來我開玩笑說：“非要歸個(ge) 黨(dang) ，我歸錢黨(dang) 。”後來，康黨(dang) 和錢黨(dang) 又被別人貼了另外一個(ge) 標簽，“大陸新儒家”。“大陸新儒家”和“海外新儒家”的差別，“大陸新儒家”比較強調政治、強調儒家的政治層麵、甚至認為(wei) 政治層麵是儒家的首要層麵。我想，這個(ge) 是“康黨(dang) ”和“錢黨(dang) ”讓人分不清楚的一個(ge) 原因。很多“大陸新儒家”確實是間接地受了康有為(wei) 的影響，並且直接受了蔣慶的影響，開始關(guan) 心儒學的政治向度。但是，我自己是沒有這樣的影響，因為(wei) 蔣慶產(chan) 生影響的時候我還在海外，書(shu) 不好買(mai) ，我自己的書(shu) 都寫(xie) 出來以後還沒讀過蔣慶的。並且，我的書(shu) 寫(xie) 出來之前，錢穆先生的書(shu) 讀過一些，但沒有那麽(me) 係統地讀過。後來寫(xie) 完以後發現，非要去找的話，我自己想法跟錢先生的很多想法都接近。包括上午提到“士人政府”，它跟我自己書(shu) 裏麵講的“混合政府”有呼應，並且也都是試圖應對民主，而不是為(wei) 民主做簡單的背書(shu) 。所以，我想這是為(wei) 什麽(me) 認可錢穆的原因。

其實，近150年來儒家講政治的，我想一個(ge) 是錢先生、一個(ge) 是康有為(wei) 。我覺得，我自己可能更認同錢穆先生。上午講到一個(ge) 原因：他不天天把康德掛在嘴邊上，但是我覺得他理解到了西方的精髓，同時又提出了一套不同的方式。這樣更有意思一些，這也是我很佩服錢先生的地方。他對政治本身強調，他對傳(chuan) 統是更全麵的一個(ge) 擁抱，這是我非常認可的。

最後，我想錢先生跟“康黨(dang) ”的一個(ge) 不同，首先錢先生是以曆史學家著稱的。順便提一句，上午李誌超講的文章裏麵，其實我不太同意一點就是對曆史主義(yi) 的討論。在施特勞斯的話裏麵，或者在黑格爾的話語裏麵，曆史主義(yi) 是反對像所謂的柏拉圖那種彼岸世界的東(dong) 西。也就是說，曆史主義(yi) 實際上跟相對主義(yi) 是結合在一塊的。在中國就很“奇怪”，因為(wei) 中國一講曆史，實際上常常是指對個(ge) 人的超越。所以，中國的曆史帶有一種永恒性的東(dong) 西在裏麵。雖然中西都講曆史，但是曆史的含義(yi) 是不一樣的。尤其黑格爾、施特勞斯這個(ge) 係統裏麵，曆史跟相對主義(yi) 、虛無主義(yi) 是連在一塊的。中國的曆史恰恰是相反的，跟絕對的、永恒的東(dong) 西是結合到一塊的。

回到錢先生。作為(wei) 一個(ge) 曆史學家，他的史學明顯不是當初跟“康黨(dang) ”對立的章太炎那套史學。章太炎的史學是把整個(ge) 中華的經典給解掉，最後到了“疑古派”。當然，疑古派跟康有為(wei) 自己出於(yu) 不同動機的疑古也有關(guan) 係。錢穆先生的史學既不是西方意義(yi) 上的經驗研究的史學，也不是疑古派那種反傳(chuan) 統的史學。

我想來想去，也許他的曆史更接近章學誠的那套曆史。因為(wei) ，我覺得章學誠雖然把經當成史，但是這裏的“史”是凝結著古代聖賢的政治智慧的史，而不是“禹是大蟲”這樣的史。其實，這種對待經典的做法，跟古文經學的做法更接近，因為(wei) 他更強調經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所表達的政治見解，而不是通過公羊學“微言大義(yi) ”的做法去找一套政治見解。甚至我們(men) 可以說錢穆先生結合了章太炎和章學誠的精髓。比如講西周的製度，他並沒有完全按經典裏對周公的理想化來講，而是說西周的封建是軍(jun) 事殖民製度。他把曆史的解讀跟經典的解讀結合在一塊兒(er) 。所以，這點上我非常佩服他，他既有對古典的尊重，又有對曆史現實的尊重，然後又將從(cong) 中獲得的智慧應用到當下。我想，古文經學，包括章學誠式的史學，因為(wei) 要綜合不同的經典，所以更容易形成一種開放態度，可以從(cong) 不同的經典裏麵截取資源。在《國史大綱》裏麵，錢穆先生對法家、對秦始皇、對曹操都不是一味地貶低，而會(hui) 講他們(men) 的正麵意義(yi) 。所以，我覺得這種做法更開放。在這點上，要“罵”康黨(dang) 兩(liang) 句，這是最後總要去做一下的。

任鋒：要表明立場。

白彤東(dong) ：對，表明立場。所以，我反而不同意剛才曾亦兄的這個(ge) 說法，即曾亦兄講康有為(wei) 更能有所損益。我自己總覺得，今文經學經常有一種進退失據的嫌疑，就是他們(men) 所依據的經太單薄、從(cong) 而太講微言大義(yi) ，所以太容易被不同的人去利用、隨意地去講。所以，曆史上今文經學家，既有利用今文經學保皇的，也有利用它革命的。至少近一百多年來，康有為(wei) 、蔣慶這些人，都是用今文經學去“革命”。剛才任鋒兄已經影射到了一點，就是今文經學家的構建，不太照顧現實。另外一個(ge) ，我剛才提到錢先生比較開放，他能正麵秦始皇，包括曹操這些人的優(you) 點，他比較開放。所以，剛才曾亦兄講了他有一種正統情懷，同時又有開放的態度。但是，我的感受是，今文經學家判教心很重，有一種喜歡說“我們(men) 的理解才是真儒家，你們(men) 都不懂”的傾(qing) 向。蔣慶也經常講這種話，雖然曾亦兄自己可能是比較開放的。 

我經常會(hui) 聽到一些康黨(dang) 說“他不懂儒家”，這種說法很讓我不屑。因為(wei) ，我自己老覺得儒家兩(liang) 千多年的傳(chuan) 統，不同的側(ce) 麵、不同的儒家，彼此之間可能都會(hui) 有甚至是你死我活這樣的區別，我們(men) 可以固守一派儒家的解釋，稱之為(wei) 正統，但是我想與(yu) 其這麽(me) 做，不如去承認咱們(men) 有不同的儒家側(ce) 麵，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特長，能更寬容一些，向錢穆先生去好好學習(xi) 一下。

三、對新文化運動與(yu) 五四“啟蒙”的批評

另外，剛才聽曾亦兄講的，我沒有說中國不是現代國家。

曾亦：我沒說你說中國不是現代國家。

白彤東(dong) ：剛才你說，你覺得康有為(wei) 說中國不是一個(ge) 現代國家，沒有一個(ge) 國家動員能力。

曾亦：對，康有為(wei) 當時是這樣。

白彤東(dong) ：對。但是，我的一個(ge) 想法是說，（這是我最近幾年提出的一個(ge) 很是找罵的觀點，比如最近香港中文大學的鄭宗義(yi) 教授就說我胡說），“周秦之變”是某種現代化，作為(wei) 其結果的秦朝已經具有某種現代國家的形式，具有很強的國家動員能力。但是，剛才曾亦兄也講了，清朝承平這麽(me) 多年，失去了國家動員的能力。

曾亦：一般開國的時候，動員能力是極強的。

白彤東(dong) ：對。所以，不是清朝是一個(ge) 前現代國家，被現代西方打敗了，而是承平太久的一個(ge) 國家，失去國家動員和發展壓力的結果。當然，西方的現代化出現了傳(chuan) 統中國沒有的一個(ge) 新事物，那就是“工業(ye) 革命”。

張戩煒：黑社會(hui) 老大被一個(ge) 小流氓打敗了，他一直以為(wei) 人家會(hui) 怕他，沒想到小流氓出來身強力壯，把他打敗了。

白彤東(dong) ：但是，黑社會(hui) 老大以前那些事其實都幹過。

張戩煒：他體(ti) 力下降了，他一直靠這個(ge) 聲望在維持，沒想到突然出來一個(ge) 小流氓，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突然一交手，你敗了。

白彤東(dong) ：當然，這個(ge) “小流氓”有工業(ye) 革命的積累，這是需要中國去學習(xi) 的。但是，本來是應該學習(xi) 工業(ye) 革命以及相應的一些政治社會(hui) 變化，結果他去學那些自己本來已經有的東(dong) 西。

。。。。。。  

白彤東(dong) ：張舒講的啟蒙這個(ge) 問題，我覺得，這恰恰是新文化跟五四的一個(ge) 問題，看西方要啟蒙，我們(men) 就覺得我們(men) 也要啟蒙。中國的啟蒙經常跟個(ge) 人主義(yi) 、個(ge) 性解放這些連在一起，打破壓抑的家庭，以孔家店為(wei) 代表的那一套東(dong) 西。這種啟蒙的理想，是法國的啟蒙運動。但是，法國恰恰是在歐洲政治轉型裏麵比較失敗的一個(ge) 典型，經過無數的革命、殺戮。英國沒有像法國的樣子搞個(ge) 性解放，它有蘇格蘭(lan) 啟蒙派，但是他的啟蒙派更多是強調以同情為(wei) 代表的情感，這恰恰跟儒家講的是一回事。西周到春秋的封建時代，本來是以貴族所占的位去證成他的德；但先秦儒家的道，是以基於(yu) 道德情感的德去證成一個(ge) 人的位。但是，新文化運動以降的知識分子之主流覺得我們(men) 落後了、要向歐洲學，歐洲是啟蒙，所以我們(men) 要啟蒙。但是，你看啟蒙的結果是什麽(me) ？中國新文化啟蒙的結果是把孔家店打倒了，把家、宗族、鄉(xiang) 紳打倒了，打倒了以後中國社會(hui) 就變成了獨立的原子式個(ge) 人組成的社會(hui) ，這是自由派歌頌新文化、五四的地方。但原子式個(ge) 人，恰恰是最容易形成專(zhuan) 製的土壤，因為(wei) 再沒有一個(ge) 跟起來的野心家、專(zhuan) 製政權去抗衡的一個(ge) 東(dong) 西。其實，歐洲自己反思過，從(cong) 孟德斯鳩到伯克，他們(men) 都在反思這個(ge) 東(dong) 西，你把君主製裏麵那些貴族，或者其他一些製衡的東(dong) 西去掉了以後，製度演變的結果就是專(zhuan) 製。而恰恰英國不這樣，現在這些封建貴族還在，但它反而是轉型最成功的一例。所以，我講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是一個(ge) 迷思，是有病亂(luan) 投醫。

剛才提到過的一點，我最近也一直在說的一點是，你真正去看的話，跟歐洲中世紀最接近的製度是西周的封建製，有不一樣的地方，但是最接近。它們(men) 之間的共同點是，在封建製下，其統治者、即王侯將相必須來源於(yu) 貴族。國家通過逐層分封來管理，不是中央集權。而這樣的一個(ge) 製度垮台以後，出現了貴族權力旁落甚至消失的、不再有分封的廣土眾(zhong) 民的大國。對這種大國，要有一套新的製度。秦以後傳(chuan) 統中國一直在麵對這樣一個(ge) 大國的問題，而這恰恰是歐洲1500年以後麵對的問題。我想，錢穆先生的《中國曆代政治得失》恰恰在講麵對這樣的問題，中國曆史上實踐過什麽(me) 不同的製度，以及其優(you) 劣。

四、錢穆先生拒絕傳(chuan) 統中國專(zhuan) 製說的意義(yi)

我也回答剛才沈博士問的問題，為(wei) 什麽(me) 先要去反專(zhuan) 製說。因為(wei) 如果傳(chuan) 統中國政治不過是專(zhuan) 製的話，中國傳(chuan) 統政治就沒什麽(me) 可看的，最多跟著港台新儒家講講心性就算了。所以，先要把專(zhuan) 製說反掉，我們(men) 才能去正麵看待我們(men) 的政治遺產(chan) 。正麵看待，不是說什麽(me) 都接受，而是至少我不預先什麽(me) 都反對，並且我看看，也許發現有好的有壞的。所以，這種情況下，你可以說錢穆先生沒有提出什麽(me) 正麵的製度建設的東(dong) 西，但他至少給正麵製度建設提供了一種可能性。而港台新儒家連這種可能性都沒有提供，因為(wei) 對他們(men) 來講，傳(chuan) 統政治全是黑的，是政統對道統的偏離，有什麽(me) 可看的？最多是拿儒家的心性，拿老內(nei) 聖”開出人家的“新外王”（民主與(yu) 科學）就完事了，最多在社會(hui) 倫(lun) 理上做些邊邊角角的修理工作。所以，我們(men) 現在可以批評錢穆沒有提出建設性的製度，但是我想在那個(ge) 時代，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進退失據的情況下，否定傳(chuan) 統政治的情況下，居然還有他這麽(me) 一個(ge) 人為(wei) 傳(chuan) 統政治辯護，幾乎沒有第二個(ge) 人，大概蒙文通可能算；再往前是康有為(wei) 這樣的。（既然“康黨(dang) ”在這兒(er) ，總得說句康有為(wei) 的好話。）就是說，是極少數的人，都是屬於(yu) 很邊緣的人物，多數人都沒有。

另外，“專(zhuan) 製”這個(ge) 詞非常有偏見，傳(chuan) 統中國政治裏麵有專(zhuan) 製的成分，跟它現在理解的專(zhuan) 製是不一樣的。現在對這個(ge) 詞理解的淵源，我沒有考究過。我想，現在所理解的專(zhuan) 製的起源，傳(chuan) 統中國變成專(zhuan) 製國家的起源，就是我剛才提的孟德斯鳩。本來法國啟蒙早期，中國是歐洲人理想政治的典範。中國從(cong) 典範變成一個(ge) 反麵角色，其始作俑者，我覺得是孟德斯鳩。為(wei) 什麽(me) ？伏爾泰他們(men) 那幫人還以中國為(wei) 政治理想，而孟德斯鳩是個(ge) “英國粉”，他認為(wei) 英國的製度是理想製度。他展示英國的製度好的同時，也要攻擊中國的製度。但是，他也聽說過中國的很多事情，跟他所描繪的專(zhuan) 製中國不一致。為(wei) 此，他給出來很多極其奇怪的說法。比如，他認為(wei) 中國是個(ge) 專(zhuan) 製暴政國家，那裏的人們(men) 苦不堪言。這樣的人們(men) ，不會(hui) 大規模繁衍。但中國明顯是個(ge) 人口大國，怎麽(me) 辦呢？他給出的解釋，是中國的婦女有極高的生育能力！

所以我覺得，實際上他有一個(ge) 理論構架，中國不符合他的理論構架，他要把中國塞進去。為(wei) 此他就用了很多稀奇古怪的說法。他描述專(zhuan) 製的時候，其實所依據的更多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組織方式。孟德斯鳩講，專(zhuan) 製國家必須有個(ge) 第一奴隸，就是去幫專(zhuan) 製君主去管理國家。中國的相、中國的士大夫明顯不是第一奴隸這樣的。孟德斯鳩沒有理解中國的官僚製。他理解的帝國組織方式，還是前官僚時代的方式，比如包稅製這些東(dong) 西。所以，缺乏對中國製度的理解（這種製度在歐洲還處在摸索階段），他隻能拿現有的和他熟悉的政治製度去想象中國的製度。但很不幸，經過這麽(me) 多年以後，這種對傳(chuan) 統中國的理解從(cong) 西方傳(chuan) 到中國，中國就變成一個(ge) 專(zhuan) 製國家。所以說，非說傳(chuan) 統中國有專(zhuan) 製，我可以承認，但這關(guan) 鍵是它與(yu) 我們(men) 現在理解的專(zhuan) 製、從(cong) 西方傳(chuan) 過來的專(zhuan) 製概念，有很大不同。根據這個(ge) 詞來理解傳(chuan) 統中國，會(hui) 有很大的誤導。

這種用西方的術語和曆史經驗來理解（誤解）中國，包括前麵講的“獨尊儒術”。現在很多人一提這個(ge) 詞，就想西方的宗教迫害。但中國的獨尊儒術跟西方曆史上排他的基督教明顯是不一樣的。

總之，拒絕專(zhuan) 製說，為(wei) 我們(men) 製度建設鋪了路。比如說士權，你怎麽(me) 在現代裏麵去維護士權。貝淡寧跟我自己都在講“混合政府”，民意院跟賢士院的一個(ge) 混合，就是這樣的士權的一種實現方式。錢穆先生講科舉(ju) 跟察舉(ju) 優(you) 劣的問題，可以為(wei) 上議院的選擇提供參考。以前的諡號製度，通過諡號、通過官史，對君主的為(wei) 所欲為(wei) 起到了製衡作用。如果我們(men) 現在領導人的講話與(yu) 討論都被官史記下來，過二十年就解密的話，我想這些人做事的時候會(hui) 悠著點。如果這些領導人死了以後，將來儒家會(hui) 根據他的執政表現給他一個(ge) 諡號的話，我想這會(hui) 對他們(men) 有警示的作用。敬天法祖，從(cong) 官方到民間，我覺得都是可以恢複。這些工作的前提，恰恰在於(yu) 錢穆先生做的那個(ge) 工作，要否定中國兩(liang) 千年政治一片黑暗的這樣一種說法。

因此，去反反傳(chuan) 統，對我們(men) 的政治改進，很重要。反傳(chuan) 統的巔峰，是毛統治的那三十年，尤其是文革。現在有些左派會(hui) 說，你們(men) 儒家不是講保守嗎？但你們(men) 批判文革、批判之前的土改，就是要去除現在的政府的合法性，要去推翻它。我覺得，這種批判恰恰是給現有政府更強的合法性，讓它能“複古更化”。肅清文革的很多問題，恰恰是讓我們(men) 現在的政府能順著正確的道進一步走下去。

 責任編輯：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