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儀(yi) 式與(yu) 認同：民國時期的孔子誕辰紀念

作者：朱文哲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天府新論》2015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七月初一日壬戌

           耶穌2015年8月14日

【摘要】民國建立之後，政府采用陽曆作為(wei) 主導的計時體(ti) 係，孔子誕辰紀念日也被納入其中。特別是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後，將孔子誕辰紀念日與(yu) “國曆”推行結合起來，重新規定了孔子誕辰紀念日的儀(yi) 式，注重闡釋孔子學說與(yu) 三民主義(yi) 的密切聯係，彰顯了孔子誕辰紀念日與(yu) 國民政府統治正當性建構的密切關(guan) 聯。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將教師節與(yu) 孔子誕辰紀念日合二為(wei) 一，力圖擴展傳(chuan) 統思想資源的影響，進而強調文化認同對於(yu) 民族存亡的重要意義(yi) 。在民國節慶體(ti) 係的建構中，由於(yu) 孔子誕辰紀念日具有強烈的政治功能與(yu) 文化意義(yi) ，因而其蛻變也呈現出與(yu) 其他紀念日不同的特點。

【關(guan) 鍵詞】陽曆；孔子誕辰；教師節；南京國民政府；政治認同；文化認同

【基金項目】本文係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麵上資助項目“清末民初的時間觀念與(yu) 曆史書(shu) 寫(xie) ”（項目編號：2014M561402）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朱文哲，曆史學博士，複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博士後，西北農(nong) 林科技大學講師，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

孔子誕辰紀念在中國曆史上有著悠久的傳(chuan) 統，特別是在近代以前，孔子誕辰紀念被視為(wei) 維係王朝統治的重要形式，因而倍受統治者重視。[1]盡管有關(guan) 孔子誕辰日期說法不一，但是依據《公羊傳(chuan) 》及《穀梁傳(chuan) 》所記，後世大多以陰曆八月二十七日作為(wei) 孔子誕辰。如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就將農(nong) 曆八月二十七日定為(wei) 孔子誕辰紀念日，“定製各省督、撫、學政上丁率屬致祭。學政蒞試時，先至文廟行禮。”[2]但隨著民國建立，官方強力推行陽曆，因而在何時、以何種方式紀念孔子誕辰，便成為(wei) 時人爭(zheng) 論的問題。以往對民國時期祀孔活動已有較多研究，①但尚無專(zhuan) 文探討民國時期孔子誕辰紀念日與(yu) 節慶體(ti) 係變革的關(guan) 係。本文係統梳理國民政府的孔子誕辰紀念與(yu) 陽曆推行的關(guan) 聯，以此進一步探討傳(chuan) 統思想文化資源與(yu) 現代國家建構之間的密切關(guan) 係。

一、新舊之爭(zheng) ：曆法鼎革與(yu) 孔誕紀念日

改換正朔是中國社會(hui) 政治變革中極為(wei) 獨特的傳(chuan) 統之一。革命黨(dang) 人也深諳紀年及曆法改換在革新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建立民國的過程中也極力推廣新的曆法和紀年體(ti) 係。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通電全國使用陽曆。南京臨(lin) 時政府參議院在議決(jue) 使用陽曆的問題時，便是遵從(cong) “以崇正朔，而便日用”的基本原則，並提出了編訂曆書(shu) 的四條規定：“一、由政府於(yu) 陰曆十二月前製定曆書(shu) ，頒發各省。二、新舊二曆並存。三、新曆下附星期，舊曆下附節氣。四、舊時習(xi) 慣可存者，擇要附錄，吉凶神宿一律刪除。”[3]雲(yun) 南都督府軍(jun) 政部在使用陽曆的問題上也認為(wei) ：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事關(guan) 正朔製度，自應查照辦理。自奉文之日起，即行一律遵用中華民國元年月日，即以舊曆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為(wei) 元年正月一日。”“奉文以後，新訂一切契約、合同及關(guan) 於(yu) 日期計算之事件，均以新曆為(wei) 準。”[4]在此情況下，陽曆變為(wei) 官方主導推行的曆法，同時用“民國紀元”代替了以往的皇帝年號紀年。這些舉(ju) 措無疑都要表明民國建立所呈現的新氣象，凸顯了“正朔”改換這一重要問題。

在民國政府推行陽曆的情況下，孔子誕日問題便凸顯出來。1912年9月24日，教育部通電各省，以10月17日為(wei) 孔子誕日。該電文稱：“查孔誕日，應以陰曆就陽曆核算，本年陰曆8月27日，即陽曆10月17日，自民國元年為(wei) 始，永以10月17日為(wei) 舉(ju) 行紀念會(hui) 之日，請即通飭遵照。”[5]不過在1913年6月22日，袁世凱頒布《尊崇孔聖令》，其中又特別指出：“近自國體(ti) 改革，締造共和，或謂孔子言製大一統，而辨等威，疑其說與(yu) 今之平等自由不合，淺妄者流，至悍然倡為(wei) 廢祀之說，此不獨無以識孔學之精微，即於(yu) 平等自由之真相亦未有當也。”“即查照民國體(ti) 製，根據古義(yi) ，將祀孔子典禮，折衷至當，詳細規定，以表尊崇，而垂久遠”。[6]同年9月24日，教育部發布了《關(guan) 於(yu) 定孔子誕辰為(wei) 聖節致各省都督電》，再次強調，“舊曆八月二十七日為(wei) 孔子生日，應定是日為(wei) 聖節，令各學校放假一日，並在該校行禮，以維世道，以正人心，以固邦基，而立民極。請轉飭所屬，一體(ti) 遵照。”為(wei) 此，教育部還做了進一步的說明，“民國締造，改行陽曆，一切允宜遵從(cong) 。惟孔子生日，既從(cong) 夏正考定，自不得不溯從(cong) 夏正，否則恒致牴牾，轉近誣妄。嗣後各校應永依舊曆八月二十七日行禮。”“新舊曆互用，在成周已有先例，條教號令，從(cong) 陽曆者，所以遵時製；從(cong) 夏正者，所以遵先師，道可並行，義(yi) 非相悖。”[7]1914年2月7日，袁世凱再度發布《規複祭孔令》，要因襲舊典，祭孔大典儀(yi) 式與(yu) “祭天一律”，對“孔子生日，仍各聽從(cong) 習(xi) 慣，自由致祭。”[8]從(cong) 官方所頒布的法令來看，對於(yu) 孔子誕日放置於(yu) 何日舉(ju) 行，以何種曆法推算，則隨著現實政治需求的變化而變化。特別是袁世凱對孔子誕日的態度更與(yu) 其尊孔祀孔活動有著密切關(guan) 係。[9]

袁世凱死後，孔子誕辰紀念活動並未因此中輟，但活動的聲勢比此前有所減弱。以至於(yu) 憲法會(hui) 議要刪除原有憲法草案中所定“孔子之道為(wei) 修身之大本”的條文，[10]更有學生發出了這樣的疑問：“現在孔子的生辰又到了，學校方麵當然照例休假一天；但我們(men) 覺悟的青年，這樣去對付？歡迎還是拒絕？”[11]1920年前後，在陳煥章等人極力鼓動之下，意圖通過的尊孔法案也被時人所批評。[12]這是因為(wei) 在很多人看來，尊孔即意味著複辟，[13]特別是因袁世凱祀孔稱帝之舉(ju) ，給孔子誕辰紀念帶來了一定的影響，因而，盡管孔子誕辰活動仍舊進行，但更多地局限於(yu) 教育界放假慶祝及孔教會(hui) 等團體(ti) 的紀念活動。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南京國民政府成立。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後，又重申“廢除舊曆，普用國曆”，將陽曆改稱“國曆”，改曆運動再度高漲。此次改曆運動比之於(yu) 民國之初廢除陰曆運動，規模更為(wei) 宏大。[14]中國天文學會(hui) 的陳展雲(yun) 就說：“改曆運動，在歐美倡議甚早，在吾國著文介紹者亦早已有人。普行國曆運動，十餘(yu) 年來，大聲疾呼者亦甚多。惟此兩(liang) 種運動至去年——民國十七年——則形勢激進，突呈澎湃之勢。”[15]鑒於(yu) 以往陽曆推行過程中所遇到的障礙，行政院議決(jue) “廢除舊曆普用新曆辦法八條”，包含了曆法的製定、曆法的宣傳(chuan) 等問題，針對以往陰陽合曆阻礙了陽曆的推行，改曆就特別強調：新曆法中必須刪除舊曆，對於(yu) 陰陽合曆的曆書(shu) 要堅決(jue) 查處。而對於(yu) 民眾(zhong) 的習(xi) 慣也從(cong) 日常生活的多個(ge) 方麵進行改良，如年終結賬、房屋出租、集市和廟會(hui) ，以及農(nong) 民耕作時間都要求使用國曆，[16]甚至是學生的年齡也必須按照國曆推算。[17]在這種情況下，孔子誕辰紀念也必須使用陽曆。針對有人借機在陰曆八月二十七日慶祝孔子誕日，廣州市政府專(zhuan) 門發布訓令，強調孔子誕日隻適用於(yu) 陽曆。[18]河北省民政廳訓令也指出：“孔子聖誕紀念日，業(ye) 經國府頒令改用陽曆八月二十七日。茲(zi) 查怡保孔教會(hui) 竟仍沿用陰曆八月二十七日，實屬故違政令。”此種情況要“嚴(yan) 加禁止”。[19]1928年2月16日，安徽教育廳長雷嘯電詢是否舉(ju) 行祀孔大典，蔡元培回複說“祀孔典禮，已經明令廢止，毋庸舉(ju) 行”。[20]1928年2月18日，大學院發布169號訓令，明令廢止祀孔典禮：“查我國舊製，每屆春秋上丁，例有祀孔之舉(ju) 。孔子生於(yu) 周代，布衣講學，其人格學問，自當為(wei) 後世所推崇。惟因尊王忠君一點，曆代專(zhuan) 製帝王，資為(wei) 師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籠士子，實與(yu) 現代思想自由原則，及本黨(dang) 主義(yi) ，大相悖謬。若不亟行廢止，何足以昭示國民。為(wei) 此令仰該廳長、校長、局長，轉飭所屬，著將春秋祀孔舊典，一律廢止，勿違。”[21]

但這一決(jue) 定遭到了一些人的強烈反對。1928年8月6日，何健就呈請國民政府內(nei) 政部，要求定孔子誕日為(wei) 紀念日，在他看來：“中國以道德信義(yi) 為(wei) 治，崇孔道而隆孔祀，垂數千年。總理在時，至為(wei) 服膺敬重，固常見諸言論刊在遺書(shu) 者也。國人信仰總理，即當以總理之心為(wei) 心。對於(yu) 數千年立國之根本精神，何容忽視！”[22]有人也抨擊蔡元培說：“蓋孔子道集大成，極廣大而盡精微。自非自惑誕妄之徒，無不心悅而誠服。夫以人民與(yu) 帝王相與(yu) 崇拜之人，始於(yu) 弟子之奉祀，而及於(yu) 全國，既有國家，有政府，有秩序，則祀典之由國家主持，亦勢所必然。彼其徒，心存無政府，不知有國家與(yu) 秩序，遂不暇考據祀典之事實，妄謂帝王牢籠士子而設。”[23]隨後，國民政府內(nei) 政部下發訓令，“本部前經會(hui) 同大學院呈覆國府奉達核議魯滌平、何健等電，請明定孔子祀典一案。擬請以孔子誕日為(wei) 紀念日，通行全國一體(ti) 遵照，並於(yu) 是日舉(ju) 行紀念時，演述孔子言行事跡，以誌景仰；經國府會(hui) 議議決(jue) 照辦。儀(yi) 式不必規定，等因奉此，除通行外；特電達即悉照辦理。”並要求地方立即補行紀念儀(yi) 式。[24]1934年，蔣介石、戴季陶、汪精衛、葉楚傖(cang) 4人提議，建議孔子誕辰紀念日改為(wei) 陽曆8月27日。是年6月7日，國民黨(dang) 中執會(hui) 第123次常務會(hui) 議通過了蔣介石等人的提案，以每年陽曆8月27日為(wei) 先師孔子誕辰紀念日，定為(wei) “國家紀念日”，並交國民政府明令公布。[25]至此，孔子誕辰紀念日終於(yu) 通過國家強力確定了固定的日期。同年，國民政府舉(ju) 行了聲勢浩大的孔誕紀念活動，其規格之高、規模之大，給時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央為(wei) 隆重專(zhuan) 典禮起見，先期特派國府委員葉楚傖(cang) 暨五院代表，內(nei) 教兩(liang) 部代表，山東(dong) 省政府主席，民教兩(liang) 廳廳長，及曲阜縣長遄赴曲阜進行祭典，各省自動前往觀禮者，亦不下數千人，其熱烈之況，為(wei) 近十數年來所未有。”[26]

不過，對南京國民政府而言，將推行“國曆”與(yu) 紀念“孔誕”密切關(guan) 聯，其中的考量是什麽(me) ，又將麵臨(lin) 什麽(me) 樣的困境？

二、政治操演：孔誕紀念的意蘊

強化政府自身的權威，建構政權存在的正當性，是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後麵臨(lin) 的迫切問題。而曆法節慶與(yu) 普通民眾(zhong) 的關(guan) 係極為(wei) 密切，所以，通過變革曆法節慶無疑是增強民眾(zhong) 對現有政權認同的有效途徑之一。特別是孔子在民眾(zhong) 中仍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因而，紀念孔子誕辰就成為(wei) 國民政府樹立自身權威的重要舉(ju) 措。即以1928年孔誕紀念為(wei) 例，由於(yu) 該日又恰逢雙十節，各方紀念文章特別凸顯了這一“巧合”的意義(yi) 。有人就說：“慶祝中華民國便是慶祝孔子聖誕，唱中華民國的國歌，便是背誦孔子的聖訓。（國歌采用《禮運》，孔子所雲(yun)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wei) 公’一節。）‘天下為(wei) 公’四個(ge) 字，自從(cong) 先總理提倡以來業(ye) 已家喻戶曉。實行總理的遺言，便是實行孔子的學說，所以年年國慶不能夠與(yu) 孔誕同日。惟有中華民國十七年的雙十節，恰和孔子聖誕同日。那時節軍(jun) 閥都打倒了，四海都統一了，聖道昌明昭然和青天白日一般，從(cong) 小康而進於(yu) 大同。‘天下為(wei) 公’四個(ge) 字，總有實現的日子。這便是國慶和孔誕合而為(wei) 一的佳兆。”[27]盡管此論帶有強烈的迎合時勢之意，但孔誕紀念意義(yi) 的彰顯，對維護中華民國剛剛完成的“統一”基業(ye) 則大有幫助。在此情況下，通過官方的紀念活動，以彰顯南京國民政府的正當性，也就成為(wei) 順理成章之事。這也是1928年孔子誕辰紀念活動盛況空前的原因。[28]

南京國民政府詳細規定了孔子誕辰紀念日的典禮儀(yi) 式。1934年7月5日，國民黨(dang) 第四屆中執會(hui) 第128次常務會(hui) 議通過《先師孔子誕辰紀念辦法》，規定“紀念儀(yi) 式：是日休假一天，全國各界一律懸旗誌慶，各黨(dang) 政軍(jun) 機關(guan) 各學校各團體(ti) 分別集會(hui) 紀念並由各地高級行政機關(guan) 召開各界紀念大會(hui) 。”“宣傳(chuan) 要點：1、講述孔子生平事略。2、講述孔子學說。3、講述國父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與(yu) 孔子之關(guan) 係。”“附先師孔子誕辰紀念會(hui) 秩序單：一、全體(ti) 肅立；二、奏樂(le) ；三、唱黨(dang) 歌；四、向黨(dang) 國旗、總理造像及孔子遺像行三鞠躬禮；五、主席恭讀總理遺囑；六、主席報告紀念孔子之意義(yi) ；七、演講；八、唱孔子紀念歌；九、奏樂(le) ；十、禮成。”[29]國民黨(dang) 中央黨(dang) 部甚至對孔子像擺放的位置都有規定：“孔子像應置於(yu) 總理像前之案桌上”。[30]這一細節也微妙地體(ti) 現出，孔子像與(yu) 總理像的從(cong) 屬關(guan) 係。南京國民政府在擬定孔子紀念歌時就說，“教育部以《禮記·禮運》篇‘天下為(wei) 公’一段，最合人類社會(hui) 理想，其含義(yi) 實為(wei) 三民主義(yi) 之基礎，若采為(wei) 先師紀念歌詞，似屬佳製天成；且該段文字，前經於(yu) 院長右任提議采用，定為(wei) 天下為(wei) 公歌。”[31]從(cong) 這些紀念儀(yi) 式的程序來看，凸顯孔子學說與(yu) 孫中山革命思想的聯係，特別是紀念秩序單中的規定，更彰顯了國家認同在孔誕紀念中的位置。通過這種儀(yi) 式表演，強化了民眾(zhong) 對現政權的認同。

南京國民政府對孔誕紀念意義(yi) 的述論更值得關(guan) 注。國民黨(dang) 中常會(hui) 通過的孔子紀念辦法宣傳(chuan) 要點中，其中最為(wei) 重要的莫過於(yu) “講述國父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與(yu) 孔子之關(guan) 係”。在國民政府各級機關(guan) 紀念活動中，述論此種關(guan) 係也成為(wei) 重中之重。其中內(nei) 容千篇一律，多為(wei) 強調孫中山思想與(yu) 孔子學說的“淵源”關(guan) 係。如在1934年，上海市市長吳鐵城在上海孔子誕辰紀念活動上說，“我們(men) 要紀念孔子，就要使全國國民對於(yu) 孔子學說有深切的認識，同時還要明白孔子學說與(yu) 總理學說彼此一貫的關(guan) 係。而認識了這個(ge) 關(guan) 係以後，就要身體(ti) 力行實行三民主義(yi) ，本著‘愛物仁民’的精神來完成國民革命，企圖民族複興(xing) ，以進世界於(yu) 大同。”[32]更有論者指出：“孔子之理想，曰‘天下為(wei) 公’，曰‘世界大同’，此種理想，為(wei) 三民主義(yi) 之基礎，為(wei) 中國民族之共同信仰，亦現代一切政治主義(yi) 最高的理想境界，孔子之生，雖在二千餘(yu) 年以前，其所發明，早已遠超一切。”[33]此種述論恰恰試圖通過孔子學說的影響，進一步強化“三民主義(yi) ”在民眾(zhong) 中的影響。當然，國民黨(dang) 在述論孔誕紀念意義(yi) 時，也與(yu) 現實的政治需要密切相關(guan) 。在20世紀30年代，國民政府妄圖消滅共產(chan) 黨(dang) 的軍(jun) 事力量，又借孔子誕辰宣揚傳(chuan) 統道德倫(lun) 理，進而從(cong) 精神上滌除共產(chan) 黨(dang) 的政治影響。著名軍(jun) 閥何健就說：“今年中央深感民德之墮落，思想之龐雜，惡劣文化之侵入，完全由於(yu) 孔子之道不彰，特明令尊孔，以期恢複我民族之固有地位。”“欲救中國目前危亡，不能不向孔子道中尋求出路，果以孔子道德倫(lun) 理之說倡諸全國，以統一全民之意誌，使善惡曲直皎然，不可混淆，則戡亂(luan) 定國直如反掌耳。”[34]此種實用主義(yi) 的目的，無疑借重了孔子學說，重塑了孔子的形象。有學者就指出，國民政府及各方大員的這種述論，意在使三民主義(yi) 儒學化。但從(cong) 國民政府強化民眾(zhong) 對現政權的政治認同而言，毋寧說他們(men) 的目的是將儒學三民主義(yi) 化更為(wei) 合適。

全麵抗戰開始之後，國民政府在孔子誕辰紀念中更為(wei) 注重闡釋孔子學說中的“夷夏之辨”。隨著日本侵華步伐的加快，侵略者所宣揚的“東(dong) 亞(ya) 共榮”，世界“大同”的謬論，恰恰又借助孔子學說的張力，為(wei) 自己的主張提供“合理性”依據。而在日本侵略者指示之下，汪偽(wei) 政府及偽(wei) 滿洲國都曾將孔子誕辰定為(wei) 紀念日，並進行了各種祭祀活動，為(wei) 日本侵略中國提供思想上的“合理”依據。[35]這無疑給國民政府借用孔子誕辰紀念活動，以提升自身政治權威的舉(ju) 措以極大的打擊。因而麵對新挑戰，如何重構孔子誕辰紀念的意義(yi) ，便成為(wei) 國民政府所要解決(jue) 的問題。時人主要借用孔子學說中的“夷夏之辨”，為(wei) 抵抗外敵與(yu) 內(nei) 奸提供思想依據。陳朝爵就說道：“九一八事變發生，國勢日蹙，當軸宵旰憂勞，以救國喚醒民眾(zhong) ，朝爵複於(yu) 去年，上行政院教育部書(shu) ，論保存國本，首宜尊孔讀經。”[36]有人指出：“發揚春秋之義(yi) ，嚴(yan) 明夷夏之防，抗擊漢奸，伸張正義(yi) ，史稱關(guan) 公與(yu) 嶽武皆好讀春秋。而忠義(yi) 炳然，流芳千古，此為(wei) 民族精神之所寄托，吾人所當發揚光大者也。”[37]時人更以為(wei) ：“當今我族，敵國外患，相逼而來，抗戰建國，任務艱巨，以視春秋時代攻伐紛爭(zheng) 之情形，幾無稍異。吾人追念孔子當時秉‘大複仇’之觀念，及其作‘尊周室攘夷狄’之努力，自應積極發揮孔道精神，務使三民主義(yi) 真正實行於(yu) 全國，宏揚於(yu) 世界。則千年萬(wan) 世，永垂無疆之庥。”[38]直至1943年，孔祥熙代表國民黨(dang) 中常委作孔誕紀念報告時，著重闡釋了孔子的政治理想、政治方法和政治實踐，“政治理想是民主，是大同。孔子是主張王道政治的，王道的基本解釋，是一種感化主義(yi) ，是禮治。”“孔子的政治方法，是著重經濟。”“他的政治實踐，是國家對外獨立自主，對內(nei) 集中統一。”[39]孔氏此論十分值得重視，雖仍講孔子的“大同理想”，但也特別強調“對外的獨立自主，對內(nei) 的集中統一”，其意自然是國民政府意圖的表達，期望能夠借孔子之說，強化國民政府的政治統治。

1939年，國民政府將孔子誕辰與(yu) 教師節合二為(wei) 一，在力圖維護自身統治正當性的同時，也凸顯孔子作為(wei) “師”的特點以及孔子誕辰的文化意義(yi) 。教育部在將孔誕定為(wei) 教師節時就說：“我大至聖先師孔子，承唐虞三代之宏規，為(wei) 萬(wan) 世人倫(lun) 之師表，在中國文化學術與(yu) 民族曆史上，固已金聲玉振，繼往開來，即在世界曆史上，亦若景行高山，為(wei) 後人之所向往。際此民族複興(xing) ，期止至善，允宜恭籍誕辰，定為(wei) 佳節，冀於(yu) 兆民康樂(le) 之中，深寓景仰至聖之意。謹擬定每年八月二十七日為(wei) 教師節，既以表彰聖德，亦以振奮群倫(lun) 。”[40]同年，陳立夫在說明教師節改在孔子誕辰的原因時指出：“餘(yu) 以其於(yu) 六月六日舉(ju) 行，根據未有明征，意義(yi) 也難昭著，爰於(yu) 本年度呈準國府，改訂孔子誕辰日舉(ju) 行紀念，崇民族之先師，即所以樹人師之規範，而聖哲之嘉言懿行，更可於(yu) 多難興(xing) 邦之會(hui) ，為(wei) 吾人致力於(yu) 建國大業(ye) 者，昭示南針，正其趨向。”[41]盡管在抗戰時期，南京國民政府對孔子誕辰的紀念，仍著眼於(yu) 民眾(zhong) 對自身政權的認同。就如有論者所言：“南京國民政府將孔聖誕日、祀孔典禮與(yu) 教師節融為(wei) 一體(ti) ，此舉(ju) 貌似繼承了孔子的教育精神，提升了教師職業(ye) 的神聖性，實則不過是給教師群體(ti) 製造了一種職業(ye) 神聖的政治幻象，借以換取其對‘黨(dang) 國’統治正當性的認同。南京國民政府借助教師節凸顯‘孔聖誕日’的醉翁之意正在於(yu) 此。”[42]但在事關(guan) 民族存亡之際，國民政府將孔誕與(yu) 教師節合二為(wei) 一，也力圖發揚孔子學說中能夠振奮中華民族抵禦外敵的內(nei) 容，無疑為(wei) 官方與(yu) 民間全力合作抗戰找到了一種有效的途徑，也凸顯了孔子思想中更為(wei) 普遍的、更具影響力的內(nei) 容。

綜上可見，孔誕紀念活動被國民政府賦予了極為(wei) 豐(feng) 富的政治意義(yi) ，孔子誕辰紀念日也成為(wei) 宣示其政治理念的重要節點，孔誕紀念活動的意義(yi) 也因現實政治的需要而不斷變化。特別是在孔誕紀念活動中，國民政府所規定的典禮儀(yi) 式以及對紀念孔誕意義(yi) 的述論，都成為(wei) 國民黨(dang) 操演政權正當性的重要內(nei) 容。

三、認同歧異：孔誕紀念的困境

民國建立之後，各方政治勢力從(cong) 不同角度采取了對孔子誕辰紀念不同的態度。對主導孔誕紀念活動的政府而言，通過操演孔誕紀念，樹立現政府的權威，是不同主政者的共同訴求。但在政治文化轉型的時代大潮之下，政府主導的孔誕紀念卻麵臨(lin) 著多重困境。

其一，孔誕紀念對傳(chuan) 統思想文化資源的借重，卻是對民國立國政治思想基礎的打擊。在20世紀20年代，南京國民政府強力推動“國曆”運動。為(wei) 此，國民黨(dang) 中央黨(dang) 部還擬定了較為(wei) 詳細的“國曆宣傳(chuan) 大綱”，就“國曆是什麽(me) ”、“為(wei) 什麽(me) 要實行國曆”作了簡要說明：“國曆是世界上最通行的曆法；國曆是當今最進步的立法。”之所以要實行國曆，就在於(yu) “實行國曆是遵行總理的遺誌；實行國曆對國際、民生、預算、農(nong) 事都有利便；實行國曆能絕滅帝王專(zhuan) 製思想、破除迷信惡習(xi) 、促進革新事業(ye) ”。[43]因而對於(yu) 孔教會(hui) 在陰曆八月二十七日紀念孔子誕辰的活動予以嚴(yan) 格禁止。但推行“國曆”與(yu) 紀念孔誕本身就形成了矛盾，正如時人所指出的那樣：“現在政體(ti) 既反對皇帝，由反皇帝的人去代表行皇帝階級的祀孔典禮，似乎不很合宜。是以反對祀孔，非反對孔子，是因孔子被幾千年的專(zhuan) 製皇帝弄成了一個(ge) 大而無當不合時宜的偶像，如今皇帝既已推翻，寄生在皇帝身上吃冷豬肉的孔廟祭禮還存在，未免太矛盾的可笑。”[44]此種困境自然使得南京國民政府進退兩(liang) 難。

國民政府所推行的孔誕紀念，其形式是通過演說、儀(yi) 式等來強化自身的政治權威，因而更為(wei) 注重孔誕紀念所具有的政治意義(yi) 。但在近代反傳(chuan) 統的大潮之下，既使是讚成紀念孔誕的人也認為(wei) ，紀念孔子更應注重其本身所具有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當時就有人說：“當局認定孔子是繼往開來的學術宗師，是倡導民權的大政治家，是中國的先哲，所以要紀念他；紀念孔子的目的，是要恢複民族古有的文化，要發揚民族古有的精神，要我們(men) 效法孔子的篤學樂(le) 道。並不是紀念孔子是為(wei) 封建殘孽作保障，也並不是紀念孔子是在提倡‘複古’。”[45]特別是在1939年國民政府將孔子誕辰紀念日與(yu) 教師節合二為(wei) 一之後，孔子的“教師”形象得到了更多的關(guan) 注。馮(feng) 友蘭(lan) 就說：“在中國的傳(chuan) 統中，孔子是‘師’的典型，而我們(men) 現在對於(yu) 曆史底知識，這個(ge) 傳(chuan) 統是有事實底根據。孔子是中國頭一個(ge) 成功底‘師’。他的精神，行為(wei) ，無處不是‘上繼往聖，下開來學’。以他的生日作為(wei) 教師節，實在是再合適沒有底了。”[46]王毓蘭(lan) 也認為(wei) ：“孔子為(wei) 吾國在野創倡士民教育的第一人，所以將他的生日定為(wei) 教師節；孔子誨人不倦的精神，與(yu) 有教無類的懷抱，又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所以教師節要定在他的生日。”[47]有人對紀念孔誕的內(nei) 容作了更為(wei) 深刻的分析：“紀念孔子誕辰，當然是表示尊敬先師。不過僅(jin) 僅(jin) 表示尊敬先師而紀念，似乎不夠積極意義(yi) 。”因而，“今天紀念孔子誕辰，特別要重視孔子學說中對於(yu) 政治推進的法則”，“我們(men) 以為(wei) 現在的尊孔，是研究的尊孔，是科學的尊孔，而非偶像的尊孔，宗教的尊孔。尊其所當尊，尊其所應尊。”[48]由此可見，抽離出孔子誕辰更為(wei) 普遍的文化意義(yi) ，拋棄孔子所具有的“偶像”和“宗教”色彩，已經成為(wei) 越來越多的人的考量。由此形成了兩(liang) 種不同的取向：紀念“政治的”孔子與(yu) “文化的”孔子。這種孔誕紀念中的交鋒，從(cong) 表麵上看是“政治”與(yu) “文化”之爭(zheng) ，但實際上恰恰是傳(chuan) 統思想資源與(yu) 現代政治文化的衝(chong) 突。

其二，由政府主導推行的孔子誕辰紀念日，被很多人認為(wei) 是不合時代潮流之舉(ju) 而備受詬病。民初的廢除舊曆運動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推行“國曆”運動，都試圖順應世界潮流，改用世界通用的陽曆及耶穌紀年體(ti) 係，從(cong) 而更好地“融入世界”。[49]有人就認為(wei) ，孔子誕辰紀念日正是要借用孔子這一豐(feng) 富的曆史資源，來滿足當時中國急切需要的“精神建設”。[50]有人說得更為(wei) 激烈：“晚近以來，道德墮落。一般青年醉心新文化，蔑視舊禮教，以致綱常日墮，人欲橫流，非聖無法，蕩檢逾閑，甚至毀文廟廢孔祀，幾欲將孔道根本鏟除，良可慨也。殊不知孔子之教，天經地義(yi) ，不可磨滅。先總理言論，汲汲以恢複固有道德為(wei) 當務之急。政府為(wei) 正本清源計，已恢複衍聖公職位，舉(ju) 辦春秋祭祀，法良意善。但一般人狃於(yu) 新學說顛倒，尚有執迷不悟者，亟宜提倡孔教以挽頹風。”[51]這也大體(ti) 反映了南京國民政府推行孔子誕辰的用意。不過，此種做法與(yu) 曆法紀年變革中取法“西方”的傾(qing) 向並不協調，胡適就認為(wei) 這樣做是“可憐而不可恕的”，並不同意以孔子誕辰紀念“倡導國民培養(yang) 精神上之人格”，“現代政府的責任在於(yu) 充分運用現代科學的正確知識，消極的防患除弊，積極的興(xing) 利惠民。”[52]有人則直言此舉(ju) 是時代的“後退”：“我們(men) 承認孔子的學說，有他不朽的價(jia) 值，可是把他當成偶像來崇拜，似乎又不合於(yu) 科學精神，時代變遷是往前走的，拉著向後退必不可能，希望當局對此三致意焉。”[53]這些言論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京國民政府紀念孔子在洶湧澎湃的西化思潮麵前所麵臨(lin) 的現實困境。

不過，由此爭(zheng) 論更加凸顯了紀年曆法變革所展現的傳(chuan) 統與(yu) 現代性之間的複雜關(guan) 係：取法“西方”正是近代中國現代性追求的必然選擇，不過由於(yu) 傳(chuan) 統在現實中強大的影響力，也往往成為(wei) 現實政治變革的重要資源。在深層次上看，此種情況也反映了近代中國思想變革中民族主義(yi) 與(yu) 世界主義(yi) 的複雜關(guan) 係，正如葛兆光所分析的：“民族主義(yi) 表現為(wei) 對於(yu) 國家整體(ti) 的近代性追求，簡而言之即通過追求富強來凸顯民族存在，而追求富強又隻能是近代化和西方化。於(yu) 是，民族主義(yi) 立場和世界主義(yi) 價(jia) 值就常常混雜在一起，近代性追求遮掩了傳(chuan) 統性的固守，民族主義(yi) 經由世界主義(yi) 來表達。”[54]這種思想交織的狀況對晚清民國的紀年變革產(chan) 生了很大的影響。采用西方通用的陽曆及耶穌紀年體(ti) 係，成為(wei) 國民政府彰顯自身權威及樹立新形象的重要舉(ju) 措，但在政治文化不斷趨新、趨洋的背景之下，力圖通過傳(chuan) 統思想資源來維護現實政治統治就顯得力不從(cong) 心。

其三，不同政治派別賦予了孔子誕辰不同的意義(yi) ，也消解了紀念孔子誕辰所具有的“神聖”地位和影響力。自民國建立之後，究竟在那一天紀念孔子誕辰就始終存在爭(zheng) 議。自民國建立以來，對於(yu) 孔子誕辰紀念主要存在著三種做法：一是將原來在陰曆時間的孔子誕辰紀念日，按照新推行的陽曆進行換算，確定新的紀念日期；二是仍按照“舊曆”的時間進行紀念，袁世凱當政後期就采取了此種做法；三是強行將陰曆和陽曆的名稱改換，將陰曆日期直接改為(wei) 陽曆日期。南京國民政府采用的是最後一種辦法。這樣，孔子誕辰紀念日就出現了三個(ge) 不同的時間。針對此種混亂(luan) 之狀，時人就批評道：“孔誕究應定為(wei) 何日，宜用科學方法推算，不應牽強附會(hui) 為(wei) 西人所竊笑。”[55]更為(wei) 重要的是，此種狀況極大地影響了孔誕紀念的效果。有學生就說：“今年因為(wei) 全國統一，厲行新治，舊曆有種種不便，也在廢除之列，舊曆既要廢除，孔子誕辰，又免不了紀念，於(yu) 是不得不委曲求全，另定孔子的誕辰於(yu) 陽曆八月二十七號，因之孔子誕辰，由‘舊曆八月二十七日’變而為(wei) ‘陽曆八月二十七號’了，中間的距離，有一個(ge) 多月哩！隻是陰曆的‘八月二十七’，那時各校秋季多未開學，對於(yu) 孔誕的紀念，未免更顯冷淡哩！”[56]實際上，不同時間節點上的孔誕紀念日所彰顯的意義(yi) 不同，這種多元並存的狀況，甚至不同孔誕紀念的意蘊相互矛盾，也勢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孔誕紀念的影響力。

從(cong) 另一方麵來看，革命黨(dang) 人是以反對“專(zhuan) 製”“皇權”倡立民國的，因而在民初的改曆運動中要求將孔子誕辰的時間按照陽曆推算，進行紀念活動。但隨後袁世凱上台，出於(yu) 自己政治目的需要，又大肆進行尊孔祀孔運動，孔教運動也盛極一時。在此之後，新文化運動興(xing) 起，知識界又掀“打倒孔家店”之風潮，孔子及儒家學說都遭到了空前的非議。這些風起雲(yun) 湧的政治運動都極大地影響了孔子的形象及儒家學說的地位，也直接影響了孔子誕辰紀念的效果。即就是在1934年國民政府通過法令，將陽曆八月二十七日視為(wei) 孔子誕辰，並作為(wei) “國定節日”，仍舊引發了諸多爭(zheng) 議。抗戰時期，汪偽(wei) 政權及日本侵略者對孔子誕辰的紀念，主要利用孔子學說為(wei) 日本侵華提供“合理”依據。這些情況都迫使國民政府在孔子誕辰紀念時，重新闡發孔誕紀念的意義(yi) 。在1939年國民政府宣布廢止六六教師節，將孔子誕辰與(yu) 教師節合並，但邊區仍舊推行原有的六六教師節，其中緣由就因為(wei) 共產(chan) 黨(dang) 此時堅持六六教師節，還包含了堅持五四精神，反對封建倫(lun) 理道德的重要意義(yi) 。[57]從(cong) 這些內(nei) 容就可以看出，孔子誕辰紀念日被不同政治勢力賦予了過多的政治內(nei) 涵，而且有些內(nei) 容前後矛盾，相互衝(chong) 突，自然抵消了孔誕紀念的影響和意義(yi) 。

作為(wei) 具有深遠影響的孔子誕辰紀念日，國民政府試圖通過孔子——這一文化符號，增強國民對現政權的認同。從(cong) 某種程度上而言，從(cong) 清末孔教運動開始直至民國時期的孔子誕辰紀念，都從(cong) 一個(ge) 方麵說明了傳(chuan) 統文化所麵臨(lin) 的危機，盡管社會(hui) 的變革使得傳(chuan) 統思想資源與(yu) 現實政治的張力不斷增大，但恰恰是不同政治勢力的實用主義(yi) 目的，以及由此推動的政治運動加劇了孔子誕辰紀念中“孔教”的退場，孔子誕辰所具有的文化意義(yi) 得到了更多關(guan) 注。這也是孔子誕辰紀念活動變化的重要趨向。

四、結語

民國時期孔子誕辰紀念日所引發的爭(zheng) 議，是中國近代社會(hui) 轉型過程中所凸顯出來的問題。由於(yu) 這一紀念日的設定，主要體(ti) 現的是文化意義(yi) 與(yu) 政治影響，因而其內(nei) 涵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而發生劇變，也呈現出如下特點：一是孔子誕辰紀念日作為(wei) 體(ti) 現傳(chuan) 統儒家文化影響的重要形式，有悠久的曆史且影響深入民間，在近代反傳(chuan) 統思潮的影響下，人們(men) 對孔子及其學說的認識發生了裂變，因而孔子誕辰紀念的爭(zheng) 議也是社會(hui) 變革的投射；二是由於(yu) 孔子誕辰紀念與(yu) 人們(men) 的日常生活關(guan) 聯不甚密切，所以在近代中國曆法等計時體(ti) 係的變革中，盡管官方特別強調孔子誕辰與(yu) 陽曆的關(guan) 聯，但更多地是從(cong) 現實政治的需要來考慮的，因而節慶的形式與(yu) 文化內(nei) 涵在官方與(yu) 民間呈現出不同的景象，與(yu) 清明節、中秋節、冬至等帶有自然屬性的節日差異甚大②；三是孔子誕辰紀念日政治內(nei) 涵的蛻變與(yu) 其文化符號意義(yi) 之凸顯有著一定的關(guan) 係。傳(chuan) 統儒家思想在近代中國的蛻變，受到紛繁複雜政治變革的深刻影響，孔子誕辰紀念的意涵也隨著現實政治需要不斷變化。不過這種實用主義(yi) 的取向，卻使得孔子誕辰紀念的意義(yi) 飄忽不定，削弱了其政治影響。與(yu) 此同時，麵對傳(chuan) 統文化的轉型與(yu) 蛻變，時人更為(wei) 關(guan) 注孔子學說在現實社會(hui) 中更具有普遍性的內(nei) 容，孔子誕辰的文化意義(yi) 得到了進一步的凸顯。

在近代中國社會(hui) 轉型的過程中，孔子誕辰紀念日不僅(jin) 受製於(yu) 現實政治文化的影響，還要與(yu) 其他類似的紀念日競爭(zheng) ，如總理誕辰紀念日、耶穌誕辰紀念日。③此種態勢無疑進一步消解了孔子誕辰所具有的“神聖”地位及影響力。孔子誕辰紀念在近代中國的曲折經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傳(chuan) 統思想文化資源在時代轉型之際的命運。時至今日，盡管孔子誕辰所包含的政治意義(yi) 已經基本喪(sang) 失殆盡，但其本身所包含的精義(yi) 也受到了很大損害，在今人皆知“聖誕”而多不知“孔誕”的今天，如何借用傳(chuan) 統思想資源，重建民族的文化自信，仍將是我們(men) 麵臨(lin) 的急迫課題。

【注釋】

相關(guan) 研究可參見：孔凡嶺：《略論南京政府首次紀念孔子誕辰活動》，《濟南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李俊領：《抗戰時期國民黨(dang) 與(yu) 南京國民政府對孔子的祭祀典禮》，《社會(hui) 科學評論》，2008年第4期；蘇全有，崔海港：《20世紀三四十年代孔誕紀念文論補議》，《聊城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13年第3期；郭輝：《傳(chuan) 統的發明:抗戰時期孔子誕辰紀念日研究》，《學術研究》，2014年第7期；等等。

②相關(guan) 研究可參見：蕭放：《傳(chuan) 統節日與(yu) 非物質文化遺產(chan) 》，學苑出版社2011年；黃濤：《清明節的源流、內(nei) 涵及其在現代社會(hui) 的變遷與(yu) 功能》，《民間文化論壇》，2004年第5期；高丙中：《作為(wei) 一個(ge) 過渡禮儀(yi) 的兩(liang) 個(ge) 慶典——對元旦與(yu) 春節關(guan) 係的表述》，《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等等。

③相關(guan) 研究可參見：陳蘊茜：《時間、儀(yi) 式維度中的“總理紀念周”》，《開放時代》，2005年第4期；邵誌擇：《從(cong) “外國冬至”到“聖誕節”：耶穌誕辰在近代中國的節日化——以〈申報〉為(wei) 基礎的考察》，《學術月刊》，2012年第12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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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