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不可能是史上第三富

作者：吳鉤

來源：騰訊《大家》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六月廿八日庚申

           耶穌2015年8月12日

美國《時代》雜誌評出有史以來最富有的10名超級富豪，依次為(wei) ：馬裏帝國國王穆薩、羅馬的凱撒大帝、宋代中國的神宗皇帝趙頊、印度莫臥兒(er) 帝國皇帝阿克巴、前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美國“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nei) 基、美國超級資本家洛克菲勒、英國昔日首富艾倫(lun) ·魯弗斯、美國企業(ye) 家比爾·蓋茨、蒙古帝國可汗成吉思汗。

（萬(wan) 萬(wan) 沒想到，這幾位居然能出現在同一榜單上。編輯配圖）

作為(wei) 草原“黃金家族”的主人，成吉思汗登上這個(ge) “有史以來最富有排行榜”是理所當然的，但宋神宗居然被列為(wei) 史上第三富，則多少讓人感到意外。有人可能會(hui) 生出一股“民族自豪感”；也有人會(hui) 理性地認為(wei) ，宋神宗的入選有利於(yu) 扭轉人們(men) 對於(yu) 宋代“積貧積弱”的刻板印象。但我分明覺得，這個(ge) 評選就是一場一本正經的扯淡。

《時代》雜誌選中宋神宗，理由是“盡管他在位僅(jin) 18年，去世時才30多歲，但積累的財富不容小覷。宋神宗在位期間，北宋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占到全世界的25%至30%”。盡管《時代》宣稱“榜單結合了多名經濟學家與(yu) 曆史學家的研究成果，比較了富豪個(ge) 人擁有財富占國家與(yu) 當時世界GDP的比重，最終排出名次”，似乎做足了功課。但按北宋的GDP將宋神宗評為(wei) 超級大富豪，其實顯示了他們(men) 對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的陌生與(yu) 自以為(wei) 是。

【國民財富、國家財政不是君主私產(chan) 】

《時代》雜誌首先混淆了國民財富與(yu) 皇家財產(chan) 之間的界線——準確地說，他們(men) 或不相信宋代中國存在著一條這樣的界線。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的財富難道不是君主的私有財產(chan) 麽(me) ？

在推行家產(chan) 製的草原汗國，“黃金家族”確實將他們(men) 所征服的土地、人口與(yu) 財產(chan) 都當成自己的私產(chan) ，“普天率土，盡是皇帝之怯憐口”。但在宋朝，宋人並不認為(wei) 天下為(wei) 君主私有，一位士大夫告訴宋高宗：“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wan) 姓、三軍(jun) 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因此，假如宋神宗時代的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真的占全世界30%，但這個(ge) 財富也是國家、國民的財富，並不是宋神宗自己的私有財產(chan) 。趙頊本人也絕不敢將國家與(yu) 國民的財產(chan) 據為(wei) 私產(chan) 。

其次，《時代》雜誌混淆了國家財政與(yu) 天子私財之間的界線。宋神宗在位期間，經過誌在富國強兵的王安石變法，北宋政府確實積累了龐大的財富量。用宋人的話來說，“熙寧、元豐(feng) 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所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wan) 。”但這財富歸國家財政所有，可不是趙氏皇帝的家產(chan) 。

錢賓四先生曾指出，“拿曆史大趨勢來看，可說中國人一向意見，皇室和政府是應該分開的，而且也確實在依照此原則而演進。”皇室與(yu) 政府分開的一個(ge) 表現，便是皇室經費與(yu) 政府財政的分立。賓四先生在介紹漢代政治製度時說，漢朝的大司農(nong) 和少府，都是管經濟的，“大司農(nong) 管的是政府經濟，少府管的是皇室經濟。大司農(nong) 的收入支銷國家公費，少府收入充當皇室私用。皇室不能用大司農(nong) 的錢。”這套製度延續至唐宋，隻不過機構的名稱改變了。唐代的國家財政機構為(wei) 轉運司、度支司，而皇室私庫則為(wei) 瓊林、大盈二庫。宋朝的國家收入也分屬戶部、三司控製的國庫與(yu) 獨立於(yu) 國庫係統的內(nei) 藏庫。皇家用度一般都取自內(nei) 藏庫。所以《宋史》的編撰者認為(wei) ，“凡貨財不領於(yu) 有司者，則有內(nei) 藏庫，蓋天子之別藏也。”

宋代的內(nei) 藏庫的確具有天子私庫的性質，比如宋太宗在內(nei) 廷置內(nei) 藏庫時，“乃令揀納諸州上供物，具月帳於(yu) 內(nei) 東(dong) 門進入，外庭不得預其事”；內(nei) 藏庫的勾當官以宮廷內(nei) 侍充任；又如皇家的經費均取自內(nei) 藏庫。如此說來，我們(men) 是不是可以說，熙寧、元豐(feng) 年間內(nei) 藏庫有多少積蓄，便說明神宗皇帝有多少私財呢？

【內(nei) 藏庫也不是宋朝皇帝的私財】

也不可以這麽(me) 說。因為(wei) 內(nei) 藏庫又不僅(jin) 僅(jin) 是天子私庫。實際上，宋朝的內(nei) 藏庫還具備公共財政的功能，這一點跟漢代的少府、唐代的瓊林庫與(yu) 大盈庫大不一樣。

內(nei) 藏庫的前身為(wei) 宋太祖創立的封樁庫。《宋史·食貨誌》載，“初，太祖以帑藏盈溢，又於(yu) 講武殿後別為(wei) 內(nei) 庫，嚐謂：‘軍(jun) 旅、饑饉當預為(wei) 之備，不可臨(lin) 事厚斂於(yu) 民。’”太宗繼位之後，封樁庫改稱內(nei) 藏庫。宋人筆記的記述更有戲劇性：“太祖皇帝削平僭偽(wei) 諸國，收其帑藏金帛之積，歸於(yu) 京師，貯之別庫，號曰‘封樁庫’。凡歲終國用羨贏之數皆入焉。嚐密諭近臣曰：‘石晉苟利於(yu) 己，割幽燕郡縣以賂契丹，使一方之民獨陷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百萬(wan) ，當議遣使謀於(yu) 彼國，土地民庶倘肯歸之於(yu) 我，則此之金帛悉令齎往，以為(wei) 贖直。如曰不然，朕特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以決(jue) 勝負耳。’會(hui) 太祖上仙，其事亦寢。太宗改為(wei) 右藏庫，今為(wei) 內(nei) 藏庫。”

總之，從(cong) 設立的初衷來看，內(nei) 藏庫與(yu) 其說是“天子之別藏”，不如說是國家的戰略儲(chu) 備庫。這其實也是宋人的共識，如宋真宗說：“內(nei) 藏庫所貯金帛，備軍(jun) 國之用，非自奉也。”宋仁宗說：“國家禁錢，本無內(nei) 外，蓋以助經費耳。”司馬光說：“彼內(nei) 藏庫者，乃祖宗累世之所蓄聚，以備軍(jun) 旅非常之用也。”

從(cong) 內(nei) 藏庫物資的實際應用來看，內(nei) 藏庫也更像是戰略儲(chu) 備庫，而非天子私藏。盡管皇室的日常用度均取之內(nei) 藏庫，但這部分的支出隻占極小的比重，內(nei) 藏庫更重要的開支，乃是用於(yu) 國家的公共事務，包括：（1）彌補國家財政用度之不足，“有司計度之所闕者，必籍其數以貸於(yu) 內(nei) 藏，候課賦有餘(yu) ，即償(chang) 之”；（2）讚助軍(jun) 費，如“元豐(feng) 六年，詔歲以內(nei) 藏庫緡錢五十萬(wan) 樁元豐(feng) 庫，補助軍(jun) 費”；（3）賑災恤貧，如設於(yu) 京師的福利機構福田院的經費，即來自內(nei) 藏庫，宋英宗“歲出內(nei) 藏錢五百萬(wan) ”支持福田院；（4）熙寧變法期間，朝廷廣置官立商業(ye) 機構，其本錢也多取自內(nei) 藏庫，如神宗皇帝曾經下詔：“宜出內(nei) 藏庫錢帛，選官於(yu) 京師置市易務，其條約委三司本司詳定以聞。”等等。

宋代內(nei) 藏庫的戰略儲(chu) 備功能與(yu) 公共財政功能，是之前幾代王朝的皇室私庫所不具備的。因此，盡管編撰《文獻通考》的宋末人馬端臨(lin) 將宋之內(nei) 藏庫與(yu) 漢之少府、唐之瓊林庫相提並論，但宋朝人蘇轍卻不這麽(me) 認為(wei) ，他說，“元豐(feng) 及內(nei) 庫財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備緩急。若積而不用，與(yu) 東(dong) 漢西園錢，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願以三十萬(wan) 緡募保甲為(wei) 軍(jun) 。”蘇轍強調的正是內(nei) 藏庫區別於(yu) 前朝天子私庫的公共功能。

從(cong) 內(nei) 藏庫的日常管理來看，雖說宋太宗時，“外庭不得預其（內(nei) 藏庫）事”（這當然體(ti) 現了內(nei) 藏庫的天子私庫色彩），但太宗又解釋說，“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闕，複賦率於(yu) 民，朕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而且，實際上，外臣對於(yu) 內(nei) 藏錢的使用還是握有發言權的。宋仁宗時，由於(yu) 榷貨務未能及時兌(dui) 換現錢，河北的“交引”（相當於(yu) 有價(jia) 證券）發生貶值，“其鈔每百千止鬻六十千”。有人上書(shu) 仁宗皇帝，建議動用內(nei) 藏錢“二百萬(wan) 緡量增價(jia) 收市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wan) ”。仁宗一聽，有道理啊，便采納了這個(ge) 建議，但知諫院範鎮出來阻止：“內(nei) 藏庫、榷貨務同是國家之物，豈有榷貨務固欲滯商人算鈔，而令內(nei) 藏庫乘錢以買(mai) 之？與(yu) 民爭(zheng) 利，傷(shang) 體(ti) 壞法，莫此為(wei) 甚。”宋仁宗隻好“遽罷之”，撤回成命。

宋神宗在位期間，內(nei) 藏庫加速向公共財政機構轉化，“元豐(feng) 更定官製，以金部左藏案主行內(nei) 藏之出納，而奉宸庫則隸於(yu) 太府，所以示天子至公，無內(nei) 外之異也”，將內(nei) 藏庫劃歸戶部管理，天子私庫的色彩被淡化。宋哲宗元祐年間，又“令戶部、太府寺，於(yu) 內(nei) 藏諸庫皆得檢察”，即內(nei) 藏庫須接受政府的審計。

可以說，宋代內(nei) 藏庫具有雙重屬性，既有天子私庫的色彩，又有公共財政的性質，特別在宋神宗時代，內(nei) 藏庫的公共財政性質更是得到強化。因此，即使宋神宗時代內(nei) 藏庫的儲(chu) 蓄堆積如山，也不可以將這批財富當成神宗皇帝的私人財產(chan) 。

【國民有私，天子無私】

即便是理論上歸皇帝自由支配的那部分財產(chan) ，即內(nei) 藏庫撥給皇室的日常用度，皇帝實際上也沒有完全的支配權。這是因為(wei) 宋朝實行“以外統內(nei) ”的製度，內(nei) 廷的一切用度，須經外朝的宰相核準。如南宋紹興(xing) 五年（1135），宋徽宗死於(yu) 金國，高宗在為(wei) 父皇服喪(sang) 期間，將禦椅換成了尚未上漆的木椅。有一回，錢塘江錢氏公主入覲，見到這張龍椅，好奇問道：“此檀香椅子耶？”一名姓張的妃子掩口笑道：“禁中用胭脂皂莢多，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可知內(nei) 廷用度如果超出預算，便會(hui) 受到宰相的查問。

傳(chuan) 統中國有一項古老的製度：“惟王不會(hui) ”。意思是說，天子的用度不必會(hui) 計、審計。這也是古代成立天子私庫的法理基礎，即天子私庫有多少財富，都歸天子揮霍，花完拉倒。但宋人對“惟王不會(hui) ”的傳(chuan) 統提出了質疑，南宋士大夫韓元吉申明：“惟王後之服、王之裘、王後之酒、王後及世子之膳，則不會(hui) ，其餘(yu) 則太宰未嚐不受其會(hui) ，而有均式。”另一位南宋士大夫汪應辰也稱：“王之用度，雖曰不會(hui) ，要不出乎式也。”式，即製度。天子的用度，必須接受製度的約束。

宋朝皇室的日常用度，也確實受到製度性的線束。來看一個(ge) 事例：“太祖即位，嚐令後苑作造熏籠。數日不至，太祖責怒。左右對以事下尚書(shu) 省、尚書(shu) 省下本部、本部下本曹、本曹下本局，覆奏，又得旨，複依，方下製造，乃進禦。以經曆諸處，行遣至速須數日。太祖怒曰：‘誰做這般條貫來約束我？’左右曰：‘可問宰相。’上曰：‘呼趙學究來！’趙相既至。上曰：‘我在民間時，用數十錢可買(mai) 一熏籠；今為(wei) 天子，乃數日不得。何也？’普曰：‘此是自來條貫，蓋不為(wei) 陛下設，乃為(wei) 陛下子孫設，使後代子孫若非理製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以經諸處行遣，須有台諫理會(hui) 。此條貫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條貫極妙！若無熏籠是甚小事也。’”

內(nei) 廷要一個(ge) “熏籠”（點燃熏料驅趕蚊蟲的器物），需經過非常繁複的程序，層層審批，走完這些程序，最快也得幾個(ge) 工作日。其間如果宰相與(yu) 台諫覺得不妥，還可以將申請退回去。宋太祖草莽出身，對這樣的製度開始時還不習(xi) 慣，也想不通。但經過宰相趙普的解釋，太祖就明白過來了，廟堂不比民間，民間可以用數十錢買(mai) 一熏籠，皇室的用度取之民脂民膏，當然需有製度約束，否則後世君主揮霍無度，豈不後患無窮？

被《時代》雜誌評為(wei) 史上第三富的宋神宗本人，生活也極節儉(jian) 。據王安石說，“臣見陛下（神宗）於(yu) 殿上蓋氈，尚禦批減省，以此知不肯用上等匹帛，縻費於(yu) 結絡。”不妨設想一下，按照宋朝條貫，如果宋神宗揮霍無度，也必為(wei) 大臣阻止。

今天許多人都以為(wei) ，“家天下”時代嘛，天下皆為(wei) 天子所私有。其實在宋朝士大夫的觀念中，並非“天下歸天子私有”，而是“王者無私”。國民需要擁有明晰的私有產(chan) 權，但天子不應該有私屬財產(chan) 。《時代》將宋代君主推上史上最富有排行榜，顯然是因為(wei) 不能理解宋代的政治製度與(yu) 宋人的公私觀念。

15年前，即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也曾推出一個(ge) 近1000年來世界最富有的50人榜單，其中蒙古大汗成吉思汗、元代皇帝忽必烈、明代權監劉瑾、清代權臣和珅、晚清十三行大商人伍秉鑒和民國金融家宋子文上榜。沒有宋神宗。我覺得，這個(ge) 榜單比《時代》雜誌的那個(ge) 史上最富榜要靠譜得多。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