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邏輯與文化意識——回應薛湧博士於紀寶成校長的回應（林桂榛）

薛湧博士經常在《南方周末》等大陸報刊發表針對孔子所謂“父母之邦”的文化時評，身在美國而“魂”係吾華邦的薛博士，大有孔子“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的味道（某引孔子原話恕不注明出處，常讀典籍者當知之）。但恕我直言，某對薛博士的文章向來心存厭惡，於薛博士也向有不屑與鄙夷之成見（有種哪家報刊發表我文時別刪去這話，這話也不觸犯法律且我文責完全自負）。

美國耶魯大學史學博士薛君寫其專業之外的非學術文章有一大特點，就是有“感”而發且“自說自話”；缺點是，囫圇吞棗、不求甚解，抓住一個觀點作靶子，然後利用他居洋的觀感和史學專長（包括洋材料），雜文手法地頻頻發難立“說”；孰不知他所抨擊的那個靶子，其實往往是虛幻的靶子，一個自樹的虛幻的靶子。孔子說：“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說：“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翻6月9日《南方周末》，讀薛湧博士於人民大學紀寶成校長《重估國學的價值》一文的回應——《中國文化的邊界》，某又起疑：作為剛出洋沒幾年的華人史學博士，這薛君不僅對孔子所說的“墳墓所處、父母之國”沒有相應的文化意識與曆史感受而大有“文化世界主義”的味道（當然是美式的“世界主義”），而且與紀校長辯論起傳統文化來又處處不講“有效邏輯”了（某申明，某不是人民大學學生也不是人民大學職員，從來都不是）：

⑴ “筆者反對狹隘地界定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反對以排除外來文化的方式來界定中國傳統文化。”——無人不知傳統文化中有外來佛教，“以排除外來文化的方式來界定中國傳統文化”，誰？紀校長？國學派？紀校長講國學、人民大學辦國學就是“以排除外來文化的方式來界定中國傳統文化”，這是什麽邏輯？

⑵ “其實在中國，有所謂國學派所界定的純粹的‘中國文化’嗎？就連國學這個詞本身，也像‘物理’、‘化學’等現代詞匯一樣，多從日本轉銷而來。”——紀校長或薛博士所謂的國學派界定的“中國文化”就是“純粹的中國文化”嗎？講“國學”就是反對一切因革損益而曆史逆向地“純粹自我”嗎？這是什麽邏輯？

⑶ “紀先生自己在討論國學和中華民族‘特有的品質與風貌’時，排列了儒家、法家、墨家，甚至兵家。佛教竟然沒有提及，更遑論蒙學、藏學、滿學了。似乎除了漢文化，其他民族對中華文明的貢獻都可以被排斥在外。”——沒有提及佛教，也未縱論蒙、藏、滿三學，就是除了漢文化“其他民族對中華文明的貢獻都可以被排斥在外”，這是什麽邏輯？似乎沒有講到薛博士，大家就是反對薛博士；似乎講了薛博士，大家就是支持薛博士——這是什麽邏輯？

孔子說“惡紫之奪朱也”，說“巧言令色鮮矣仁”，對薛博士諸如此類似是而非、危言聳聽的推論，大家就可以知道什麽叫“有效邏輯”和“非有效邏輯”了，按孔子“德之賊”的說法，這也可以算是捕風捉影、自樹論敵的“邏輯之賊”了。

薛博士在《中國文化的邊界》第二段說：“筆者無意反對振興中國的傳統文化。但是，筆者反對狹隘地界定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反對以排除外來文化的方式來界定中國傳統文化。人大的國學院是一個具體的學術機構，其前途決定於操辦者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因此，如何理解中國文化的邊界，實在有討論一番的必要。”——某仔細研讀了其全文，總算明白：薛博士為了爭取討論中國文化之邊界的“必要”，硬是認為紀校長、國學派等討論國學或辦國學是“以排除外來文化的方式來界定中國傳統文化”，至少是他認為有這個嫌疑，否則他何以自感有撰文來討論“中國文化的邊界”的必要呢？

然而，薛博士以“以排除外來文化的方式來界定中國傳統文化”來界定他的辯手尤其是辯手的立場，則不僅在界定前的推理過程上缺少“有效邏輯”（他的這一“指控”證據何在呢，得有證據嘛），而且他的這一界定是缺乏基本學術常識的。常識是：中國傳統文化在曆史上從來都沒有“以排除外來文化的方式”來進行延續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在未來也絕不會“以排除外來文化的方式”來進行延續和發展；紀校長、國學派從來都沒有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以排除外來文化的方式”來進行延續和發展的文化，紀校長、國學派乃至去年被非議的讀經派從來都沒有主張延續和發展中國文化必須“以排除外來文化的方式”。

事實恰恰和薛博士文章中暗含（棉裏藏針）的“指控”完全相反，紀校長、國學派在中國傳統文化或中國文化的延續與發展問題上，其主張恰如曆史上的中國傳統文化是多邊汲取和融合創造一樣，主張在充分傳承已有文化成果的基礎上，進行多邊汲取和融合創造，不信自己再去看紀校長的文章或直接問紀校長（紀校長如果連這一基本常識都否定，豈能當堂堂一個大學的校長，也忒把人看扁了吧）。——所以，由此看來，薛博士在《中國文化的邊界》一文中煞費苦心加以論述的第一、二部分，無非把別人當小學生式地買弄了一通類似大學《日本通史》、《中國通史》的曆史常識。

至於“中國學者一直忽視周邊民族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把漢文化視為中國文明的主要動力；把少數民族的成就，簡單地歸結為‘漢化’的結果”，這種結論一則模糊了国际1946伟德型的“文化”與社會政治經濟軍事型的“文化”的區別（東亞国际1946伟德型的文化一直主要依靠漢語來主導，這是曆史事實），二則連大陸中學曆史教材所公布的見解都不如：中國曆史、中國文化，是中國疆域內的各民族共同創造的——這是大陸中學曆史教材的基本立場，也是中國政府一貫的立場，薛博士在大陸呆了那麽久，怎麽反說“中國學者一直忽視周邊民族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呢？如果忽視，那麽怎麽來寫元、清兩朝呢？怎麽來寫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朝以及他們之後的隋唐、兩宋之興盛呢？

身為北大中文係學士和美國耶魯大學博士的薛先生，不會連魯迅稱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都沒有認真讀過吧？如果讀過《史記》，我想薛博士不當在《中國文化的邊界》一文結束時下這樣棉裏藏針的結論：“把西方文化以及其他外來文化排斥在中國的文化之外是狹隘的，把對中華文明作出卓越貢獻的少數民族文化排斥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之外，也隻能更加重我們這種文化封閉主義的心態。”——誰排斥了外來文化？誰排斥了少數民族文化？現在？以前？未來？究竟誰？究竟有沒有？讀讀《史記》，看看夏商周文明是怎麽在東亞大陸發展的吧，尤其是看看秦漢時期中原是怎麽與西北（西域）、漠北（匈奴）、東北、西南開放與溝通的吧；再看看漢魏時代的佛教東傳吧，再看看隋唐時期的上層生活吧……看看數千年來東亞中國何曾把“把西方文化以及其他外來文化排斥在中國的文化之外”？何曾“把對中華文明作出卓越貢獻的少數民族文化排斥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之外”？

在曆史上，東亞中國總體而言並沒有拒絕中原之外的文化與文明，更沒有拒絕西方傳入的文化與文明（古代最典型的就是佛教，現代就更舉不勝舉）；而中國的文化與文明，中國的政治與經濟，毫無疑問是東亞大陸地區眾多民族與人民共同創造的。相對中原的周遍少數民族，曆史上也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問鼎中原，給東亞大陸的中心地帶源源不斷地增進了活力；東亞大陸的中心地帶，在輸出自己文明的同時也源源不斷地接受了周遍地帶的“反哺”——所以，文明是在交往和互動中產生與融合的，是在交往和互動中延續和發展的，無論是東方文明還是西方文明，無論是東西方文明之間的新的文明，概莫如此。

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曆史，決不能割斷曆史。”故而，曆史不能成為我們拒絕未來的“借口”，未來也不能成為我們拒絕曆史的“借口”，而正視曆史，才是我們直麵未來的一種健康方式，列寧所謂“忘記曆史，就等於背叛”。所以，紀校長絕沒有以談國學來拒絕世界其他類型的文化與文明的意思，也沒有以談國學來拒絕中國疆域內周遍少數民族的文化與文明的意思；而薛博士，也勿以身居美國自傲並執意把他人所理解的“中國傳統文化”越廚代庖地畫地為“牢”，然後利用一些曆史常識來老調重彈地雲其也包括其他非漢語民族的文化，雲其也應在開放中延續與發展。

在全球化的情勢下，傳承和轉生自己文明體係中的文化與文明並不忘汲取其他地區的優勢文化與文明，是我們延續和發展中華文明的當務之急。1907年魯迅作《文化偏至論》曰：“此所為明哲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校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於國中，翕合無間。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複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案：這裏的“複”是複活、激活的意思，非重複也）——我們並不以過去或曆史拒絕未來，但倘若在“世界之思潮”的名義一概拋棄“固有之血脈”，這就叫“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逭]”，這就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顯然，撰寫《重估國學的價值》一文和主持創辦21世紀中國第一個國學院的紀校長，以及其他讚成國學文化事業並被他人謂之“國學派”或“讀經派”的人士，他們並沒有以曆史來拒絕未來，也並沒有以中國來拒絕世界，更沒有以漢語思想文明來拒絕非漢語思想文明（當然也沒有以他或他們的這種選擇來強製其他人）。而正視曆史是為了更好地開辟未來，正視自我是為了更好地麵對他人，正視中國傳統文化或中國的文化傳統正是為了更好地建設繼往開來、綜合創新的中國文化——一個在世界浪潮或人類全球化浪潮中不失主體意識的中國文化。所以，建設中國文化的要旨不是拋棄中國傳統文化，而是傳承和超越中國傳統文化並推進中國傳統文化的蟬蛻和轉生，一個麵向世界、麵向未來的蟬蛻和轉生。

所以，某這裏奉勸薛博士少一點美國式的自大，多一點“墳墓所處、父母之國”的情意，別在類似基本曆史常識或學術常識的結論以及該結論的論述中，頻頻暗含排斥“有效邏輯”的學術“指控”（謂別人排斥外來文化，排斥西方文化，排斥現代文化），並巴不得在他所謂“一個以人類的傳統為自己的傳統的時代，一個兼容並包的文藝複興的時代”不惜失去華夏曆史、華夏文明在世界秩序中的主體性或主體意識——否則，寫天下史、世界史並不失華夏主體意識的第一史家太史公司馬遷，九泉之下亦當痛罵在美國大學販賣“中國史”混飯吃的史學博士薛湧先生“數典忘祖”矣。

最後，套兩個魯迅《熱風》的詞匯，薛博士作《中國文化的邊界》一文的目的，究竟想“指控”紀校長談國學、辦國學有排除外來文化的“合群的愛國的自大”？還是薛博士有“秀”他美國耶魯大學博士生水平的豐富史學知識的“個人的自大”呢？魯迅說：“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可惜我們是沾不到邊了，因為薛博士身在美國而為美國國民……

有效邏輯與文化意識——回應薛湧博士於紀寶成校長的回應（林桂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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