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戶口”再受關注

 

　　2009年歲尾,光明日報國學版邀約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教授、武漢大學校長顧海良教授、山東大學校長徐顯明教授和廈門大學校長朱崇實教授等大學4位校長聚首,討論國學發展及國學學科建設。其間,校長們亮出鮮明觀點:相關部門要給國學“上戶口”,換言之,就是要讓國學研究和國學教育獲得製度化的合法身份,使國學以“學科”麵目進入國民教育體製框架之內。(詳見2009年12月21日和28日光明日報國學版)大學掌門人身份、“國學”這一逐漸升溫的公共話語、突破現有學科格局的大膽設想,都使這次討論備受讀者關注。加之一些媒體相繼跟進,對“國學學科”問題進行多側麵,多角度的“拷問”,使其關注度呈“升溫”之勢。

 

　　坐而論道還需起而行之。“國學學科”建設能否邁出實質性步伐,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的宏深考量及論證。日前,記者聯係到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的3位成員:文學學科評議組成員、四川大學曹順慶教授,曆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北京師範大學晁福林教授和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華東師範大學楊國榮教授。他們既是在文、史、哲研究領域各擅勝場的資深學者,又具有國務院學科谘詢和學位評議專家身份。應記者之邀,3位專家以“身在此山”與“隔岸觀花”的雙重視角,從情感、學理到實踐的多維向度,對校長們提出的“國學學科”問題進行了回應。 

 

　　基調：以國學學科挽救中國傳統文化“失語症”

 

　　【校長論點回顧】我們假如不能用一個完整的科學的東西來表達什麽是國學,什麽是中國的傳統文化,什麽是傳統文化中之於現代中國、現代世界仍然有意義的內涵——如果我們連這些基本的東西都說不清楚的話,那麽我們國家軟實力的增加,以及世界對中國的思想文化的探究和理解,一定會遇到很大障礙。——顧海良

 

　　當前,大學校長們在國學教育實踐中,深感缺失製度化的學科保障而帶來的種種掣肘。假設真如校長們所願,國學最終獲得“學科”的規範和支撐,國學研究目前的頹勢能否得以改觀?在傳統文化承續和重建已成共識的大背景下,怎樣認識國學學科的意義?學科評議組專家們對國學學科建設有何基本態度?

 

　　“大師缺席”是曹順慶教授眼中的學術思想場景,他悲觀地對記者說,這是個“無大師時代”。“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是多方麵的,而國學學科的缺失,無疑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在曹順慶看來,今天的古典文化教育,多半是由老師講時代背景、主要內容、藝術特色之類的“導讀”,而不是由學生真正閱讀和背誦元典文本。並且,所用的讀本也基本是“古文今譯”,這樣就與原作“隔”了一層。古文經過“今譯”之後,已經不複是文學元典了。他舉例說,《詩經·關雎》中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幾句,餘冠英先生譯為“關雎鳥關關和唱,在河心小小洲上。好姑娘苗苗條條,哥兒想和她成雙”。餘先生的今譯是下了功夫的,但無論怎樣今譯,還是將《詩經》搞成了打油詩。還有譯得更好玩的,“河裏有塊綠洲,水鴨勒軋朋友;阿姐身體一扭,阿哥跟在後頭”。試想,讀這樣的古文今譯,能真正進入中國古代文化嗎?古文今譯並非不可用,但最多隻能作為參考,要真正“博古”,恐怕還是隻有讀原文,從原文去品味理解。

 

　　曹順慶進而說,一旦全中國人都讀不懂古文之時,就是中國文化危機之日。其實,這種危機狀態已經開始呈現,其顯著標誌便是中國文化的“失語症”。讀不懂中國古代典籍,必然會“失語”。反觀當今,很多中青年學者沒有真正讀過原汁原味的“十三經”“諸子集成”,以致造成了今日學界極為嚴重的空疏學風。

 

　　“告諸往而知來者”,曹順慶說,“博古”做不好就不可能真正“通今”。“怎麽樣才能博古通今?設立國學學科是最最重要的第一步。”

 

　　像曹順慶一樣,具有豐厚曆史教學和研究經驗的晁福林教授,也痛切地感到傳統文化在當今社會沒有受到應有重視,“國學被拋棄太多了,不少本科生甚至研究生讀不通古文、不了解古漢語”,“這種情況令人擔憂”。他表示,在這種背景下,校長們提出建立國學學科的倡議非常有意義,這體現了校長們的改革創新精神和憂患意識;同時,這些高校的國學研究和學生培養實踐也取得了不小成就,令人欽佩。晁福林希望借助光明日報這個平台,表達對校長們的敬意。

 

　　楊國榮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表示,大學校長們對國學及國學學科的關注,對促進中華文化的認同具有積極意義。

 

　　定位:既不宜從單一的學科角度理解國學,也不能將國學完全排除在學科之外

 

　　【校長論點回顧】中國人對戶口是特別重視的,戶口是個要命的東西。一個人沒有戶口,什麽也幹不成。我們現在要建設一個和諧社會,要有社會主義的價值觀,要弘揚我們的中華傳統文化。……我覺得可以把國學設為學科,能夠讓關於它的學習、研究、傳播,包括讓它的應用,都能夠更加地係統化。——朱崇實

 

　　無疑,製度規範下的國學學科將為國學教育和研習帶來秩序感和身份感,但國學與學科的關係比一般問題複雜得多。較起真來,“學科”一詞本身就是個“舶來品”。以西方教育體係的“學科”來框範作為中國“整體之學”的國學,對國學的傳承和發展來說是自縛手腳還是呼應時勢?國學學科的設立對已經成形的高校學科體係來說,是擾亂秩序還是清整資源?

 

　　作為繼續討論的起點,楊國榮對國學及國學學科的關係進行了厘清。“對國學的內涵現在有不同的理解,就最寬泛的意義看,它首先與近代知識係統出現以前的思想、學術、觀念以及相應的表達方式相聯係,並以經史子集為其主要載體。”楊國榮說,“與之相應,國學具有二重性:就其形成於近代知識分化之前而言,它似乎不同於現代意義上的學科;而就其涉及相關的領域、包含獨特的知識內容、需要專門的訓練而言,又具有學科性。”

 

　　對於國學的“學科化”,楊國榮持辯證態度,他說,學科化意味“分門別類”化,從學科的角度去理解、定位國學,相應地意味著以這種方式去規定國學,如僅以此為進路,或許會導致國學失去其本來形態;但另一方麵,國學所具有的學科性,也為人們以學科方式對其加以理解提供了前提。“總之,我們既不宜從單一的學科角度去理解國學,也不能將國學完全排除在學科之外。”

 

　　楊國榮表示,因為世界本身既具有相對確定、區分的方麵,又是相互關聯的,後者決定了單純從一個學科去了解、認識世界,往往難以窺其全貌。認識真實的世界本身需要學科之間的溝通、交融,這種要求從一個方麵顯現了學科之間劃界的相對性,並展示了學科聯係的價值和意義。

 

　　與國學有相近關係的是異域漢學的研究，後者也為我們提供了反觀自身的鏡鑒。楊國榮說,一方麵,漢學家所研究的似乎不是現代人文或社會科學分類係統中的某一學科,而是“漢學”或“中國學”,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折射了國學不同於具體學科的特點;另一方麵,漢學家又有不同的學科背景和學科訓練,除了掌握漢語之外,他們往往又以相關的學科,如文學、曆史學、哲學、政治學等等為背景,去從事不同角度的研究,盡管漢學家常常試圖體現跨學科的特點,但其研究的成果總是有不同的學科側重。在這些方麵,中國近代的國學或國故學,與國際漢學具有某種相通之處。

 

　　視閾：在“世界”背景下觀照中國固有學問及國學學科

 

　　【校長論點回顧】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之根。……在文明多樣化的世界格局中,我們的文化可以和西方的文化相得益彰,取長補短,共榮共存。我們從來沒有說西方的東西不需要學習。西方的東西不但要學,還要好好地學,認真地學。隻有在學習與比較當中,我們才能更好地前進。——紀寶成

 

　　當曆史成為世界史,且在全球化趨勢日漸加深的時代背景下肇建國學學科,是該固守本土學術立場,還是該在“世界”背景下拓新學科視角和研究範式?文化的保守與激進這兩種價值取向,如何在國學學科的動態發展中達到平衡?我們又能從前人的國學實踐中繼承些什麽？

 

　　在楊國榮看來,對於國學學科,除了從中國文化的維度進行觀察和定位外,還可以有更廣的視域。他說,我們應超越地域性的、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傳統,從“世界”的角度來理解、看待這個世界本身。從以往的曆史衍化來看,中、西文化在存在境域以及文化傳統上都有自身的限定,這種不同的文化空間、曆史背景往往在相關的思想和觀念中留下自身的特定印記。從某種意義上說,在曆史成為世界曆史之前,人們擁有不同的世界,在曆史成為世界曆史之後,人們則開始走向同一個世界,後者也要求我們在世界的視域之下,展開對世界的思考和理解。與此同時,對不同文化傳統的內在價值及其自我更新發展的權利,同樣應當予以承認。未來文化、學術的發展,應當在以上二個方麵的互動中展開。

 

　　討論國學總無法繞開近現代的國學實踐和那些國學大師,於今的國學發展和國學學科建設也能從中獲得諸多啟示。晁福林說,從王國維到郭沫若,他們對古典文化非常熟悉,但僅憑於此並不能成為國學大師。他們所處的時代由於清代乾嘉之學的影響一直存在,所以國學底子深厚的還大有人在,但他們為何沒有超越王國維等人?這是因為王國維等人吸取了西學的許多精華,從新的視角、新的觀念來分析中國固有的材料,比如王國維提出“二重證據法”,郭沫若在分析中國古代社會中采取新的觀念,這是他們那個時代及其以前很多國學底蘊深厚的學問家所沒有做到的。簡而言之,這些國學大師的出現是國學和西學相結合的結果。同樣,現在的國學發展和國學學科建設仍然需要國學和西學的結合。

 

 

　　【校長論點回顧】文史哲是西方的學科框架,是他們的思維方式。完全搬到中國來並不完全合適,中國的傳統學術不能完全裝進去,削足適履之弊早已屢見不鮮。……比如說《史記》,說它是史學著作,當然是可以的,說它是經濟學著作、政治學著作、社會學著作也是可以的。隻靠文史哲的專家學者分科研究《史記》的話,寶貴的資源會被浪費掉許多。——紀寶成

 

　　國學學科的進入,將為目前“分疆而治”的人文學科提供一個學術交流和融匯的契機。但是也會碰到另一麵的問題:國學學科建立後與血緣相親的文史哲學科各自的邊界該如何厘定?如何辯證看待國學學科的“博通”和文史哲學科的“專深”,進而使它們各歸其位、各展所長?

 

　　楊國榮認為,國學與近代以後形成的學科之間並不像想象中的那樣涇渭分明,其實,中國古代學術思想中早已蘊含文史哲等現代學科的基因。楊國榮舉例說,以文獻而言——早期的《詩經》中有涉及不同學科的具體內容,然而,從它的主要的歸屬來看,我們還是可以更多地將其理解為文學作品;至於《莊子》,它具有詩化的特點,並相應地包含文學的內容,但在思想史中,我們一般仍首先將其視為道家一係的哲學文獻。以曆史人物而言——屈原有深刻的哲學意識,但從文化史上看,他更多地被看作是文學家;其他人物如司馬遷、司馬光等,他們都各有自己的一套哲學觀念,但又有曆史學方麵的成就,不過,從總的方麵來看,我們仍將其視為曆史學家。“這裏,似乎可以對形式意義上的學科與實質意義上的學科作一區分:在形式的層麵,中國古代固然沒有嚴格意義上現代學科分類,但在實質的層麵,我們依然可以看到不同的學科區分。”

 

　　楊國榮表示,從對世界的把握和理解來看,每一學科都是具體的知識領域。知識以經驗世界的某一方麵或層麵為對象,從存在形態說,世界本身分化為不同的方麵、不同的對象、不同的過程,要對這些不同方麵、過程、對象進行理解和把握,就要求不同學科分別地具有各自的對象和領域,這種具有特定指向的學科之形成,顯然有助於深化對世界的理解。在此意義上,學科的分化無疑有其曆史性的理由,不能因為學科的過於分化所導致的一些問題,便簡單、籠統地否定學科分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當然,僅僅停留於或囿於某一學科之內也有其局限,正如前麵所談到的,國學具有學科性與跨越學科的雙重品格,與之相應,從事國學的研究,無疑也有助於克服僅僅囿於某一學科的研究趨向。

 

　　接受采訪的專家們普遍認為,既要承認國學學科對於學術思想發展的意義,同時也要注意,國學學科並無法完全替代文史哲等現有學科,現代學科以其成形的考察範圍、研究進路和學術理念,在高等教育體係中占有一席之地。晁福林說,以曆史學科為例,僅其中的世界史方向就是國學學科力不能勝的。

 

 

　　【校長論點回顧】我的想法是,作為學科、學位主管部門的教育部或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應用一種比較靈活的方式來處理是否要單獨設立國學學科問題。……在國家製定的學科目錄之外,如果允許一部分大學自主設立三到五個自主學科的話,那麽這其中就可以包括國學,這樣就可以解決要不要設的矛盾。——徐顯明

 

　　對於國學學科建設的實踐,即便是國學教育的“檻外人”,也不難理解其係統性和複雜性。這不僅包括大學校長們曾探討過的國學學科的歸屬等問題,還涉及中小學配套課程和考試製度建設,以及社會的需求度問題。對這些具體的問題,專家們怎麽看？

 

　　大學校長們提出國學學科先在一些高校做試點的設想,得到了晁福林的積極回應。晁福林表示,建立國學學科不妨先試點,不要匆忙上馬,如果匆忙上馬,就會造成一哄而上,就會出現大家都在“掛牌子”“占房子”的情況,這對國學學科本身的研究和發展是不利的。“試點”的意義還有以下兩個方麵:一是可以了解國學學科到底怎麽發展,現在已經有了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等經驗,這些經驗非常寶貴,在此基礎上,這些經驗都需要再總結、提升,還可以繼續創造出一些經驗;二是可以檢驗社會的需要程度,如果社會上對國學專業的學生有很大的需求量,那麽設立國學學科就順理成章了。

 

　　在晁福林看來,建立國學學科目前急需做兩方麵工作:一是要繼續加強對於國學學科本身的相關研究,比如,國學學科定位、研究範圍等;二是必須弄清楚國學學科和文史哲等學科間的關係。而要想真正解決這些問題,還需要發動主管部門、專家學者、社會人士從各個角度進行廣泛調研和討論。像光明日報國學版以兩期版麵刊發校長們的倡議就非常好,可以引起社會關注,對國學及國學學科發展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曹順慶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讚成將國學學科設立為學科門類或一級學科,並以傳統經學為主幹,與現有的曆史係、哲學係、中文係區別開,實際上相當於西方的古典學係科,以培養研究性人才為主。現有的文科基地班可以轉為國學班。

 

記者　賈宇

 

來源：光明日報　　2010年03月0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