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是中國傳統學術，是一個內涵十分豐富的文化體係。在當前持續升溫的“國學熱”環境下，有無必要開展嚴謹的國學學科體係建設？其現狀如何？其與現代學術有怎樣的關係？如何確定“國學”教學的基本範圍？日前，在武漢大學召開的有關國學學科建設的會議上，專家學者們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

 

 

　　武漢大學劉綱紀教授指出，“國學”意識最早在洋務運動中產生，所謂“舊學為體、新學為用”。這是針對西學而將中國儒學為核心的學術體係稱為“舊學”，是國學概念的雛形。清末，章太炎在日本開講“國學”，首提“國學”來主張革命，有鮮明的時代特性。孫中山先生提倡“五族共和”，章太炎將“排滿”目標轉化為保護民族文化，他將在《國粹學報》上發表的文章結集為《國故論衡》一書，弘揚國學。武漢大學郭齊勇教授指出：“清末民初的國粹派思想家們所謂‘學亡則亡國，國亡則亡族’，即是主張通過保文化學術來救國家民族。……1922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創立，1925年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成立，1928年燕京、金陵、齊魯等六所教會大學成立國學係所，上世紀30年代各大學形成了國學熱。”由此可見，國學從創立開始就有鮮明的時代價值，國學不是複古主義，而是傳統文化對現實社會的一種呼應和互動。

 

近十多年來，人們更迫切感受到國學複興的重要性。華中師範大學王先霈教授認為，開展嚴謹的國學研究與國學學科體係建設有深刻的時代意義。他指出：近幾十年來，西方普遍主義、科學普遍主義流行。這與西方強大的政治經濟文化實力有關，西方掌握了話語權，我國本土文化受到壓抑。在當前的環境下，建設完整的國學學科體係，對培育下一代，保留傳統文化很有價值。另外，近十年來，學術商業化、娛樂化嚴重，易中天、於丹等人的文化普及工作雖然有其價值，但是如果中國隻有這些東西，那麽將是十分可悲的。在這種狀況下，嚴謹的國學研究和國學學科體係建設很有必要。劉綱紀教授也提出了三點看法：第一、中國現在漸漸強大，影響力也與日俱增。“文化軟實力”問題已經提出，在這種環境下，國學研究與國學學科體係建設就凸顯為當務之急。第二、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學術界推崇西學，言必稱胡塞爾、海德格爾，這引起了一種反彈，引起了中國本土學術價值問題的討論，不少學者反思中國的學術為什麽要按照西方的路數來。這也成為國學研究與國學學科體係建設的一個動因。第三、市場經濟的逐步發展，人與人的關係發生了變化，出現了一些不講誠信和背棄基本人倫禮儀的醜惡現象，人們開始回到傳統文化尋求解決辦法，這也是當前國學研究興起的原因之一。湖北大學郭瑩教授就此問題提出了三點意見：第一、弘揚民族文化，尋找民族終極信念之根，這對當今信仰道德的缺失是相當有必要的。第二、國學教育的一個特點就是重視原著、重視綜合，不同於現代西方教育體係的分科過細的狀況，有助於學生建立完備的知識體係。第三、完備的“國學”學科體係建設，可以為建設文化大國服務，可以為孔子學院提供大量的師資，讓世界人民真正了解中華文化。華中師範大學熊鐵基教授也指出：我同意郭齊勇的意見，國學教育要從娃娃抓起，要進入國民教育體係，使孩子們從小了解本民族的曆史文化傳統與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係統，這有助於民族凝聚力與向心力。郭齊勇教授指出：國學人才是複合型人才，更能適應機關與基層、企業與媒體，特別是現代文博教育等各行業的需要。就培養國學的通才與專才，以適應今後國民教育、文化深入發展與文化輸出的需要而言，今天大學教育中理應設置國學學位。

 

 

　　郭齊勇教授指出，大學教育中的國學教育，學士、碩士、博士點的設立，就是要與分科式的西化教育體製不同，強調文史哲的綜合，更好地培養立足當今、放眼世界而又真正能懂得傳統的經史子集的通才與專才。過去分科太細的教育，本來就不合理。國學人才培養的方案、模式與體係，與文史哲分家的培養模式不同。

 

　　華中科技大學塗又光教授認為，國學是中國人的學問，有著不同於西方學術體係的研究視域、方法、對象、模式，而現在中國的人文學科都是運用西方的學術體係。用西方學術體係來研究中國的學問，實際上是肢解了中國的學術體係。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在中國，可以吸收外國的營養但是不能用外國的根來取代。國學應建立獨立的學科體係，用自己的方法來研究自己的學問。

 

　　武漢大學陳文新教授以自己的研究領域為例指出，傳統國學的“集部”研究與現在的“文學”研究有類似的地方，但是兩者不能相互取代。第一、在研究對象選擇上，現在中國文學專業習慣對詩文、小說、戲曲等每種文體進行分類研究，將眼光過於集中在每個朝代最有特色的文體上，所謂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這樣就排除了每個朝代大量的東西。如陸侃如、馮沅君所著《中國詩史》就隻研究每個時代最有特色的文體上，這種選擇是有偏頗的。而真正要了解一個時代，必須對其各種文體各種材料都有分析。第二、在研究方式思路上，如果按詩文、小說、戲曲等文體界定，進行分類研究，那麽就有很多問題，如賦、駢文是詩還是文？第三、就研究者的知識結構而言，作為研究對象的古代人物，如王世貞、朱彝尊、錢謙益等人思想博大精深，經史子集均有建樹，並非文史哲哪一科的專門學者研究力所能及。因此，國學學科體係的設置並不是取代現有文史哲等學科，而是對現代人文教育分科過細的救弊與補充。

 

劉綱紀教授則認為：國學之中有精華，也有糟粕，但精華是主要的。我們現在弘揚國學不是複古，也不是用儒學來治國。國學研究必須有國際視野，不能關起門來自搞一套。首先、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國學，中國傳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有相通的地方，研究國學可以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其次，當前的國學研究與國學學科體係建設要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聯係。第三、國學研究與國學學科建設要處理好與其他學科的關係。中學有長處也有短處，國學與西學的關係應該是和而不同、相互包容、相互學習的關係。第四、國學研究與國學學科建設要處理好與大眾文化的關係，讓最普通民眾參與到傳統文化中來。

 

 

　　當前，關於國學的概念眾說紛紜。與會學者認為，作為綜合性大學的“國學研究”，其範疇與民間所說的無所不包的“大國學”自然有所區別。陳文新教授按照傳統的四庫分類法指出：國學是以“經史子集”為主的學問。郭齊勇教授進一步認為：廣義的國學包括中華傳統文化的各方麵，有常識層麵、學術與技藝層麵、道德價值與人生意義的層麵、國魂與族魂的層麵，國學具有平民化的特性。國學包羅甚廣，但大學的國學教育是為了更好地打下古代學術的基礎，隻能是基礎性的，以古文字與古文獻為主。有了基本功，才可以深入傳統文化的寶庫中的不同方麵與方向（如天學、地學、農學、醫學、藝術等）去探賾索隱。而在這些教育內容中，儒家的“經學是國學中的重中之重，因為經學中包含有大量的社會史的內涵”。熊鐵基教授則對郭齊勇先生的看法提出質疑，認為道家學說發端於儒學之前，道家思想在國學中的地位相當重要。劉綱紀教授認為，儒學在國學中占有主導地位，傳統國學注重把藝術與人生、哲學與倫理打成一片，哲學、政治、社會、倫理、文學藝術是其主要研究內容。王先霈教授則認為：國學應該強調經學，同時還要有儒釋道諸家互相參照，海德格爾等就對中國道家思想很重視，除此以外，還要重視俗文化的作用，重視《世說新語》等雜書類的研讀。與會其他專家指出，儒學是國學的主要內容，這是一個公認的事實，而道家、道教、諸子學、以及中國佛學等也是國學教學與研究的重要對象。

 

　　武漢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廈門大學等學校多年試辦國學專業。前不久，人民大學國學院曾向國家有關部門提出將國學作為一級學科，設立專門的國學學位，下設經學、子學等七個二級學科。消息傳出，引來四方爭議，讚成者有之，反對者有之。與會專家認為，盡管有關“國學”的界定眾說紛紜，但作為大學教育的“國學”專業的建立，仍是非常必要的。為了進一步推動國學教學研究同時為有誌於國學研究的學子提供繼續深造的專業平台，武漢大學整合文史哲等院係的力量，建立國學專業博士點，下設經學研究、子學研究、史部典籍研究、集部研究、佛教與道教研究五個專業方向。

 

來源：社會科學報 2008-3-19   肖航、孫勁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