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進】經學、哲學與政治——以張之洞、王國維關於經學科大學及其課程設置的分歧為中心

欄目:思想探索
發布時間:2015-07-30 10: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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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進

作者簡介:王進,西元1974年生,貴州思南人,哲學博士,現為(wei) 貴州師範大學曆史與(yu) 政治學院副教授、貴州陽明文化研究院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經學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政治哲學、晚清思想與(yu) 政治、西方古典政治哲學等。曾在《哲學研究》、《孔子研究》、《古典研究》(香港)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四十餘(yu) 篇。

  

 

 

經學、哲學與(yu) 政治

——以張之洞、王國維關(guan) 於(yu) 經學科大學及其課程設置的分歧為(wei) 中心

作者:王 進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陽明學刊》第七輯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六月十五日丁未

           耶穌2015年7月30日

 

 

 

【作者注】拙文原刊於(yu) 張新民教授主編的《陽明學刊》(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shu) 院主辦)第七輯(2015年,巴蜀書(shu) 社)。論文原稿一萬(wan) 八千多字,為(wei) 方便閱讀及尊重知識產(chan) 權計,茲(zi) 予以大幅刪削(現稿八千餘(yu) 字),僅(jin) 僅(jin) 保留核心主幹部分,諸多細節、材料、注釋及詳細論證一概從(cong) 略。如欲詳覽全文,敬請移步中國知網下載或向《陽明學刊》編輯部索取該刊。敬請諒解、賜教為(wei) 謝。

 

【內(nei) 容摘要】哲學作為(wei) 追求智慧的純粹知性活動,對於(yu) 任何政治社會(hui) 都必然是危險的、顛覆性的。經學是中國這一特殊政治共同體(ti) 得以形成和存在的根基。哲學在摧毀經學的同時,也摧毀了中國這一特殊政治共同體(ti) 存在的根基。張之洞作為(wei) 政治家,從(cong) 秩序存立根基的角度反對哲學;王國維則以哲學家的眼光,基於(yu) 啟蒙哲學的立場弘揚哲學。他們(men) 的分歧是哲學與(yu) 政治的分歧,而不是過去所認為(wei) 的中西之爭(zheng) 。今天要弘揚經學(國學),必須首先擺脫現代的視野,回歸古典政治哲學,才能真正恢複經學(國學),也才能使中國擺脫所麵臨(lin) 的現代性問題。

 

【關(guan) 鍵詞】經學; 哲學; 政治; 古典政治哲學;王國維;張之洞

 

今天,傳(chuan) 統國學教育異軍(jun) 突起,不僅(jin) 社會(hui) 和學校興(xing) 起讀經講經的熱潮,眾(zhong) 多大學也紛紛設立類似“國學院”等傳(chuan) 統學術教學科研機構,對此,讚成歡呼者有之,反對謾罵者已然不少。後者之中,來自哲學界尤其是主張啟蒙哲學的觀點最為(wei) 引人注目。在他們(men) 看來,無論是讀經還是其他形式的國學教育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一種曆史的倒退等等。無獨有偶,晚清之時,王國維就曾經基於(yu) 啟蒙哲學立場對張之洞的經學教育提出過嚴(yan) 厲的批評。回顧這一段哲學與(yu) 經學之爭(zheng) 的曆史,或許對於(yu) 深入認識目前的爭(zheng) 論有所助益。

 

光緒三十年月(西曆1903年),晚清政府頒布由張之洞審定的《奏定學堂章程》。在該《章程》之《大學堂附通儒院章程》(以下簡稱《章程》)之《立學總義(yi) 章第一》中,規定“大學堂內(nei) 設分科大學堂”,具體(ti) 分為(wei) 八科,此即近代教育史上之“八科分學”( 按《章程》自有之先後順序,“八科”分別為(wei) :1、經學科;2、政法科;3、文學科;4、醫科;5、格致科;6、農(nong) 科;7、工科;8、商科。)《章程》隨後第二章具體(ti) 規定了各分科大學的專(zhuan) 業(ye) (門)和科目設置。在張之洞設計的這個(ge) 新學製之中,“經學”被提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不僅(jin) 單獨開辟了“經學科大學”,而且設置了十一個(ge) 門類(分別為(wei) :1、周易學門,2、尚書(shu) 學門,3、毛詩學門,4、春秋左傳(chuan) 學門,5、春秋三傳(chuan) 學門,6、周禮學門,7、儀(yi) 禮學門,8、禮記學門,9、論語學門,10、孟子學門,11、理學門。)以具體(ti) 強化經學。值得關(guan) 注的是,這個(ge) 學製根本沒有“哲學”。

 

在《章程》公布之後二年(光緒三十二年,西曆1906年),王國維發表題為(wei) 《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shu) 後》一文,直接批評該《章程》。在王國維看來,該《章程》“根本之誤”“在缺哲學一科而已”。對於(yu) 這樣的缺失,王國維可謂義(yi) 憤填膺,他言辭激烈地說到:“若不改此根本之謬誤,則他日此二科中所養(yang) 成之人才,其優(you) 於(yu) 咕嗶帖括之學者幾何?而我國之經學、文學,不至墜於(yu) 地不已,此餘(yu) 所為(wei) 不能默爾能息者也。”“除此根本謬誤外”,王國維也列出了“其枝葉之謬論”,最後概括出他的主張:“合經學科大學於(yu) 文學科大學中,而定文學科大學之各科目為(wei) 五:一經學科,二理學科,三史學科,四國文學科,五外國文學科。”並且列出了各科之科目。與(yu) 前述張之洞《章程》“缺哲學一科”之“根本之誤”相呼應,王國維將哲學科目(“哲學概論”)作為(wei) 各科之基本或核心課程——除史學科以外,“哲學概論”課程皆被列為(wei) 各科課程科目之首位。

 

從(cong) 中可以看到,張之洞與(yu) 王國維分歧的焦點在於(yu) 經學與(yu) 哲學之關(guan) 係。前者惟經學是舉(ju) ,根本排斥了哲學;後者則針鋒相對,將經學降格為(wei) 文學科大學之下屬科目,將哲學置為(wei) 至關(guan) 重要之地位。哲學與(yu) 經學,緣何如此勢不兩(liang) 立、水火難容?將近一個(ge) 世紀之後的今天,我們(men) 應當怎樣看待兩(liang) 者之關(guan) 係?這激發起我們(men) 思考哲學與(yu) 經學之間關(guan) 係的思考。讓我們(men) 先來看看王國維的批評。

 

一、王國維設立哲學之理由

 

王國維反對設置經學而主張哲學,與(yu) 其時的他沉浸於(yu) 哲學密切相關(guan) ,但最為(wei) 重要、最為(wei) 關(guan) 鍵的是:其時他所信服的哲學思想決(jue) 定了他的基本態度。

 

就前者來說,其時的王國維正沉浸於(yu) 對哲學的研究和崇尚之中。王國維一生學術方向和領域多有轉變。大致是從(cong) 1898年入東(dong) 文學社開始,此後一直到1907年,這個(ge) 時期是王國維專(zhuan) 攻哲學的時期。其中一個(ge) 顯著的標誌是:在此階段的1906年,王國維在他主編的《教育世界》雜誌第129期上刊登了一張自己的半身照片,題為(wei) “哲學專(zhuan) 論者社員王國維君”。從(cong) 此題詞上不僅(jin) 可以知道王國維其時不僅(jin) 正處於(yu) 研究哲學時期,同時也表明了他對哲學的崇拜和向往。王國維發表批評張之洞的言論正值此年。王國維所沉浸和信服的哲學是什麽(me) 哲學呢?嚴(yan) 格來說,是西方近代的啟蒙哲學。考察王國維哲學思想的範圍,其上限大致不出17世紀。盡管他對古代希臘哲學有所涉及,但是其眼光和視角也是啟蒙哲學的。這一點,我們(men) 可以從(cong) 他批評張之洞的言論中看到。

 

王國維在指出《章程》“缺哲學一科”這一“根本之誤”後,續以“質南皮尚書(shu) 之所以廢此學科之理由”,認為(wei) 不外三者:“(一)必以哲學為(wei) 有害之學也。”(二)必以哲學為(wei) 無用之學也。”“(三)必以外國之哲學與(yu) 中國古來之學術不相容也。”[①]張之洞以此之故排斥外國哲學。王國維遂以學術研究應該自由之理由反對之。同時認為(wei) 隻有放開對外國哲學的學習(xi) 和研究,才能夠“完全知此土之哲學”,有望“異日發明光大我國之學術”。由於(yu) 啟蒙哲學的普及,這些思想在今天都已經成為(wei) 眾(zhong) 所周知之常識,不複贅述。

 

總而言之,在王國維看來,“尚書(shu) 所以廢哲學科之理由,當不外此三者,此恐不獨尚書(shu) 一人之意見為(wei) 然,吾國士大夫之大半當無不懷此疑慮者也;而其不足疑慮也,既如上所述,則尚書(shu) 之廢此科,雖欲不謂之無理由不可得也。”綜合王國維的意見,可以其所翻譯之《哲學概論》所言“哲學之精神”概括之:一、“尊自由”。要求宗教和政治不得壓製哲學。二、“哲學雖崇尚自由,然對科學不可不守謙德。”三、“哲學又不可不獨立。”

 

梳理王國維對於(yu) “哲學”的理解和看法,可以看出,他的哲學觀正是啟蒙哲學的思想和主張。這一點我們(men) 還可以從(cong) 他在同樣針對張之洞學製改革而撰寫(xie) 的《哲學辨惑》中看出。考該書(shu) 之內(nei) 容和趨向,可以說,這樣的哲學定義(yi) 完全是西方近代哲學對“哲學”的理解和規定,更具體(ti) 來說,主要是康德的思想。總而言之,考王國維哲學之所宗,也就是西方近代啟蒙哲學。明白這一點至關(guan) 重要,它會(hui) 有助於(yu) 我們(men) 深入了解他對張之洞的批評。王國維對於(yu) 張之洞的排斥哲學及其原因表示極端的藐視和憤怒,不惜諷之以“杞人憂天”,甚至挖苦道“尚書(shu) 之知與(yu) 杞人等也”。這讓我們(men) 不得不思考:難道堂堂尚書(shu) 之知果真與(yu) 杞人相等?

 

現在來看看張之洞的理由。

 

二、張之洞不設哲學之理由

 

張之洞反對設立哲學的原因到底何在?是他不知道、不懂得哲學還是其他原因?這一點最好來看看張之洞自己的解釋。早在癸卯學製頒布之去年(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初一日(西曆1902年10月31日),張之洞就在《籌定學堂規模次第興(xing) 辦折》談到他對哲學的看法,並且說明了哲學不可列入學製之理由。不僅(jin) 如此,他還將哲學列入“計籌辦學堂要指八條”之“防流弊”中,換言之,在他看來,如果要開辦學堂,那麽(me) 就必須防止哲學這樣的“流弊”。由此來看,張之洞並不是不知道哲學,而是對哲學的見解和看法影響和決(jue) 定了他對哲學的排斥,從(cong) 而遭到王國維的激烈批評。讓我們(men) 來看看張之洞對“哲學”的看法:

 

三曰不可講泰西哲學。中國之衰,正由儒者多空言而不究實用。西國哲學流派頗多,大略與(yu) 戰國之名家相近,而又出入於(yu) 佛家經綸之間,大率皆推論天人消息之原,人情、物理、愛惡之故。蓋西學密實已甚,故其聰明好勝之士,別出一途,探賾鉤深,課虛騖遠。究其實,世俗所推為(wei) 精辟之理,中國經傳(chuan) 已多有之。近來士氣浮囂,於(yu) 其精意不加研求,專(zhuan) 取其便於(yu) 己意者,昌言無忌,以為(wei) 煽惑人心之助,詞鋒所及,倫(lun) 理、國政任意抨彈。假使僅(jin) 尚空談,不過無用;若偏宕不返,則大患不可勝言矣。中國聖經賢傳(chuan) ,無理不包,學堂之中,豈可舍四千年之實理而騖數萬(wan) 裏外之空談哉?(湖廣總督張之洞:《籌定學堂規模次第興(xing) 辦折》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初一日【西曆1902年10月31日】)

 

張之洞排斥的是“泰西哲學”,也就是今日所謂之“西方哲學”。張之洞從(cong) 形式和內(nei) 容兩(liang) 個(ge) 方麵來概括泰西哲學。在形式的邏輯方麵,認為(wei) 它“大略與(yu) 戰國之名家相近”,注重形式邏輯的推演和嚴(yan) 密。在內(nei) 容的根本目的和關(guan) 切方麵,認為(wei) 它“又出入於(yu) 佛家經綸之間,大率皆推論天人消息之原,人情、物理、愛惡之故。”

 

泰西哲學無論就內(nei) 容還是形式,“中國經傳(chuan) 已多有之”。至此,又一個(ge) 問題顯現出來:既然泰西哲學所講述的東(dong) 西“中國經傳(chuan) 已多有之”,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又“不可講泰西哲學”呢?按照常理,之所以反對外來的哲學思想,一般是因為(wei) 它講了我們(men) 所沒有的思想,這些思想猶如洪水猛獸(shou) ,講了勢必會(hui) 摧毀自有之思想。既然泰西哲學的東(dong) 西“中國經傳(chuan) 已多有之”,那又有什麽(me) 害怕的呢?按照常理,講講不但不怕,相反還可以發明己之所有呢。

 

——這樣的簡單的道理和常識難道作為(wei) 尚書(shu) 的張之洞還不懂?這迫使我們(men) 必須認真仔細地體(ti) 會(hui) 張之洞。

 

綜合來看,張之洞不僅(jin) 排斥泰西哲學,而且排斥佛家及諸子多家。那麽(me) 我們(men) 可以這樣說,張之洞排斥的並非僅(jin) 僅(jin) 是西方哲學,而是整個(ge) 哲學。這一點讓我們(men) 頗費思量,為(wei) 什麽(me) 他從(cong) 政治的角度就堅決(jue) 排斥哲學呢?難道哲學與(yu) 政治水火不容?這點我們(men) 留待後文再述。但我們(men) 至少明白一個(ge) 事實:張之洞對哲學的排斥,並不在於(yu) 從(cong) 所謂“中西學之爭(zheng) ”的角度排斥西方哲學和思想[②],而是對包括中國哲學自身在內(nei) 的整體(ti) 上對哲學的排斥。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則在於(yu) 從(cong) 政治的角度來看待哲學的結果。正是如此,張之洞強調經學,反對哲學。那麽(me) ,現在的問題是:為(wei) 什麽(me) 哲學會(hui) 破壞政治?而經學則否?

 

三、經學與(yu) 政治

 

關(guan) 於(yu) 經學與(yu) 國家、社會(hui) 的關(guan) 係或者說經學的效用,近人李源潮(1909—1958)的說法可謂的見:

 

經學者,統一吾國思想之學問,未有經學以前,吾國未有統一之思想。經學得漢武帝之表彰,經學與(yu) 漢武帝之大一統政治同時而起,吾國既有經學以後,經學遂為(wei) 吾國人之大憲章。經學可以規定私人與(yu) 天下國家之理想,聖君賢相經營天下,以經學為(wei) 模範,私人生活以經學為(wei) 楷式,故評論政治得失,衡量人物優(you) 劣,皆以經學為(wei) 權衡,無論國家與(yu) 私人之設施,皆須於(yu) 經學上有其根據,經學與(yu) 時王之律令有同等效用,而經學可以產(chan) 生律令,修正律令。在吾國人心目中,國家之法律不過一時之規定,而經學則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萬(wan) 古長存,董生言‘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也。……曆史之於(yu) 人生,言其意義(yi) ,充其量不過知往察來、懲惡勸善而止耳,而經學則有為(wei) 人生規律之意義(yi) 。哲學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已,而經學雖非宗教,而有宗教之尊嚴(yan) 。(李源澄:《經學通論》,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經學形成、維護了吾國這一特殊政治共同體(ti) 。就大的方麵而言,經學為(wei) 吾國之政治組織架構提供了基礎;就個(ge) 體(ti) 之私人而言,經學儼(yan) 然宗教為(wei) 之提供信仰關(guan) 切。吾國政治社會(hui) 製度之建立與(yu) 倫(lun) 理道德規範之確立,無不端賴經學。由此可知,經學與(yu) 政治互為(wei) 裏表。這樣的認識可謂通識,但是,自近代以來,知識分子痛感於(yu) 家國之危亡,將家國之危亡歸之於(yu) 舊有之政治,而舊有政治得以建立之理論根基即在於(yu) 經學。於(yu) 是在要求打倒舊製度的同時,也要求將經學連根拔掉。認為(wei) 隻有如此,才能“徹底”解決(jue) 中國之問題。此情此理在現代思想看來可謂當然,但是,如果我們(men) 以古典政治哲學的眼光來看,則值得反思。

 

在古典政治哲學看來,每一個(ge) 政治共同體(ti) 必然是一個(ge) 封閉的特殊社會(hui) ,所謂的“開放社會(hui) ”(波普爾)完全隻是理論的假設。“政治社會(hui) 過去一直是並在可見的未來也仍將是特殊的社會(hui) 、有邊界的社會(hui) ,是一個(ge) 關(guan) 注自身改善的封閉社會(hui) 。”這樣的社會(hui) 猶如柏拉圖《理想國》中的“洞穴”。“洞穴乃是與(yu) 知識相對的意見的世界。就其本質而言,意見是可變的。如若不是由社會(hui) 的法令來使意見穩定下來的話,人類就無法生活,也就是說,他們(men) 無法在一起生活。意見就這樣成為(wei) 了權威性的意見,或者說共同的教條,也可以說是世界觀(Weltanschauung)。”這樣的“洞穴”(社會(hui) ),要求哲學家不是將真理的光芒引進入洞穴之中,或者是將洞穴中的人引領出洞穴,而是要求哲學家克製住自己的哲學本性,輪流下降到洞穴去值班,“在下降到洞穴時,哲學家得承認,那本然地或者說出於(yu) 自然就是最高尚的東(dong) 西,並非是人類最迫切需要的,人類本質上乃是一種‘介於(yu) 其間’(in-between)的存在物——介於(yu) 禽獸(shou) 和眾(zhong) 神之間。”所以,在古典政治哲學看來,下降到洞穴(人間社會(hui) )履行治國安邦職責的哲學家——也即政治家——的職責在於(yu) 為(wei) 人民尋找到一個(ge) 正確的“意見”,而不是高舉(ju) 真理的火把將洞穴照亮如白晝或者將人們(men) 引出洞穴。但是現代哲人恰好忘記了這樣的古典教誨,他們(men) 要麽(me) 是要將真理的光芒照耀大地,要麽(me) 就是要讓人人都成為(wei) 懷疑一切的哲學家。這樣的想法純粹出於(yu) 美好的幻想,因為(wei) 他們(men) 忘記了人的現實性社會(hui) 性和有限性及人與(yu) 人之間的心性上的自然的差異:人不是神,人是有限的存在而神則是無限的;每一個(ge) 人的心性也不一致,不是每一個(ge) 人都能夠像啟蒙哲學的傑出典範康德那樣——雖然不信神但依然可以做到有道德地生活的。

 

在張之洞看來,中國是一個(ge) 特殊的不同於(yu) 西方的政治共同體(ti) 。對於(yu) 這一政治共同體(ti) ,經學所含載的儒家思想就是“權威性的意見,或者說共同的教條,也可以說是世界觀”。要維護中國社會(hui) 的穩定,就必須維護經學。這並非單純出於(yu) “落後”、“腐朽”的保守觀點,而是一種高明的智慧。這一點我們(men) 可與(yu) 西方基督教比較而論。就西方來說,維持整個(ge) 社會(hui) 倫(lun) 理道德的是基督教。中國雖然沒有西方意義(yi) 上的宗教,但就其倫(lun) 理道德的指導思想來說,則是儒家思想。就思想之社會(hui) 效用來說,兩(liang) 者則並無二致。“中國之經書(shu) ,即是中國之宗教”(張之洞等《學務綱要·中小學宜注重讀經義(yi) 存聖教》),“經學雖非宗教,而有宗教之尊嚴(yan) ”。我們(men) 可以想象,當基督教被連根拔掉之後,西方倫(lun) 理、政治等秩序存在的根基何在?當一個(ge) 社會(hui) 長期形成的“權威意見”被連根拔掉的同時,其實是連根拔掉了國家、社會(hui) 和個(ge) 人存在的根基,將國家和個(ge) 人置於(yu) 一片虛無之中。“白茫茫大地一片”誠然“幹淨”,但是在幹淨的同時也令人炫目不知所向。就中國來說,當這一自有的根基被連根拔掉之後,國家製度的建設和私人之生活必然茫然而無所歸,最後隻有引頸向西——向西方“學習(xi) ”。但是,如果僅(jin) 限於(yu) 此,那不過隻是“中西之爭(zheng) ”的問題。——雖然國家和個(ge) 人都引頸西向,但至少還說明有一個(ge) 最終的東(dong) 西存在,隻不過說明它在西方而不在中國。在古典政治哲學看來,當根基被連根拔掉之後,毀滅的並不僅(jin) 僅(jin) 是製度意義(yi) 上之傳(chuan) 統,而是一切製度得以存在的根基。蘇格拉底認為(wei) “無視人們(men) 關(guan) 於(yu) 事物本性的意見,就等於(yu) 是拋棄了我們(men) 所擁有的通向實在的最為(wei) 重要的渠道,或者是拋棄了我們(men) 力所能及的最為(wei) 重要的真理的足跡。他表示說,對於(yu) 一切意見的‘普遍懷疑’所要引領我們(men) 到達的,不是真理的核心,而是一片虛空。”經學與(yu) 中國這一具體(ti) 特殊的政治共同體(ti) 的關(guan) 係不可分離,那麽(me) ,是什麽(me) 原因是近代以來的學人根本罔顧這一事實呢?這就迫使我們(men) 追問政治與(yu) 哲學的關(guan) 係。

 

四、政治與(yu) 哲學

 

在古典政治哲學看來,政治哲學的“首要和中心問題就是要檢討哲學與(yu) 政治社會(hui) 的關(guan) 係”。它與(yu) 現代政治哲學大相歧異。現代政治哲學“大概是用某種哲學的方法來談某些政治的問題,而比較更雄心勃勃的政治哲學則大概企圖用某種係統的哲學方法來構造一個(ge) 政治的係統。”但是,現代政治哲學“沒有首先嚴(yan) 肅地追問,政治和哲學到底是什麽(me) 關(guan) 係”,也從(cong) 未首先追問哲學和政治各自性質。古典政治哲學則不同,它首先對這些前提進行追問,具體(ti) 來說,它首先對哲學和政治的各自性質進行分別思考。“政治”在此意為(wei) 秩序法度和倫(lun) 理規範等,它針對的是具體(ti) 的現實世界,在這個(ge) 世界之內(nei) ,君臣父子等倫(lun) 常秩序不可或缺;而哲學則“作為(wei) 追求智慧的純粹知性活動,必然要求無法無天的絕對自由,必須要求不受任何道德習(xi) 俗所製約,不受任何法律宗教所控製,因此哲學就其本性而言是與(yu) 政治社會(hui) 不相容的:哲學為(wei) 了維護自己的絕對自由,必然嘲笑一切道德習(xi) 俗、必然要懷疑和褻(xie) 瀆一切宗教和神聖,因此‘哲學’作為(wei) 一種純粹的知性追求對於(yu) 任何政治社會(hui) 都必然是危險的、顛覆性的。”因此,在古典政治哲學看來,哲學隻是一種個(ge) 人的生活方式,切忌輕易以之作為(wei) 根據去改變現實政治。

 

王國維堅決(jue) 反對政治革命與(yu) 哲學具有直接關(guan) 係。他認為(wei) 之所以人們(men) 認為(wei) 哲學有害於(yu) 政治,隻是因為(wei) 未能“博稽眾(zhong) 說而唯真理之從(cong) ”。在古典政治哲學看來,這樣的願望隻能是一廂情願,因為(wei) 他未能覺察哲學對政治的根本否定性質。

 

“本來,哲學乃是人類對於(yu) 永恒秩序的追求,並且因此它就是人類靈感和激情的一個(ge) 純粹的源泉。自十七世紀以來,哲學變成了一個(ge) 武器,也就是變成了一個(ge) 工具。”也就是哲學政治化了,變成了對政治(秩序)的否定和批判。“哲學的出現極大地影響了人們(men) 一般而言對政治事務、特殊而言對法律的態度,因為(wei) 它極大地改變了人們(men) 對於(yu) 這些事物的理解。原先,最好的權威是祖傳(chuan) 的,或者說一切權威的起源都是祖傳(chuan) 的。經由自然的發現,基於(yu) 祖傳(chuan) 而要求權利的路數被連根拔起。哲學由訴諸祖傳(chuan) 的轉而訴諸好的——那本質上就是好的,那由其本性﹝自然﹞就是好的。”十七世紀以來的現代哲學所弘揚的就是“作為(wei) 某一事物或某類事物的本質特征”的“自然”,並且它以之所確立的“自然權利”來改造社會(hui) ,由此“哲學變成了一個(ge) 武器,也就是變成了一個(ge) 工具”,變成了否定秩序、傳(chuan) 統的武器和工具。以近代政治革命的先驅之一的法國革命來說,“法國革命是第一場‘哲學革命’。它是第一場有文人、哲學家、‘純種的玄學家們(men) ’所發動的革命,他們(men) ‘不是叛亂(luan) 的附屬工具和鼓吹者,而是主要的策劃者和經營者’。它是‘雄心勃勃的精神與(yu) 思辨的精神相互聯係起來的’第一場革命。”當啟蒙哲學以一個(ge) 絕對抽象的、“超曆史、超社會(hui) 、超道德和超宗教”的“自然”及“自然權利”來改造社會(hui) 的時候,其實質是徹底抽調了秩序、法度、倫(lun) 理、道德得以建立的根基,自此,秩序法度、倫(lun) 理道德不複存在。經學作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政治得以成立的核心時,當然也就難逃衰亡之命運。這樣的悲劇恰好是對古典政治哲學精神和原理的遺忘所導致的結果,“當人們(men) 試圖掌管城邦時,他們(men) 預先就知道,為(wei) 了對城邦有用或有益,就必須淡化對於(yu) 智慧的追求。如果這些要求就等於(yu) 自然權利,那麽(me) ,自然權利或自然法就必須淡化,以與(yu) 城邦的要求相匹配。城邦要求將智慧與(yu) 同意相調和。……公民生活要求以純然的習(xi) 俗性權利來淡化自然權利。自然權利會(hui) 成為(wei) 公民社會(hui) 的火藥桶。”王國維所接受的“哲學”觀,正是現代意義(yi) 上的,由此我們(men) 可以理解他對經學的反對和對哲學的尊崇了。而王國維後來放棄哲學的研究,轉而從(cong) 事史學等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研究,其間的意味更加值得我們(men) 深思,因篇題所限,此不作贅述。

 

王國維的主張最後得到普遍認同。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製之後,蔡元培出任民國政府首任教育總長,規定大學分為(wei) 文、理、法、商、醫、農(nong) 、工等七科,其中文科分為(wei) 哲學、文學、曆史、地理學四門。這樣的設置明顯受到日本學製的影響。對於(yu) 日本學製,早在1903年《奏定大學堂章程》中,張之洞就曾經有所表述,值得我們(men) 反思。張之洞說:“日本國大學止文、法、醫、格致、農(nong) 、工六門……今中國特立經學一門,又特立商科一門,故為(wei) 八門……(日本高等師範學堂講授參考者亦參用經解,陸軍(jun) 中央幼年學校以《資治通鑒》為(wei) 參考之書(shu) ;近日妄人乃謂中國經學史學為(wei) 陳腐不必講者繆也)。”筆者感興(xing) 趣、也想提起學界思考的是:對於(yu) 凡惟日本、西方是瞻的同時,我們(men) 是否應該反思:我們(men) 效仿的對象是否具有類似吾國之悠久之古典文明?質言之,對於(yu) 日本這樣不具經學傳(chuan) 統的國家,不單獨設立相應之專(zhuan) 門教學研究大學,誠然可以理解,但是對於(yu) 吾國這樣具有悠久古典文明之偉(wei) 大國度,也不設專(zhuan) 門機構,這是否有自我矮化之嫌……更進一步言之,過去數千年,由經學所奠定之中華文明對世界之影響至深至巨,如果我們(men) 完全棄絕經學,在未來,我們(men) 何以繼續貢獻、影響於(yu) 世界?完全效仿日人之學製,這無異於(yu) 揮舞倭刀切割自家血脈、斷送自家前途……

 

自此,“哲學”作為(wei) 一個(ge) 學科,正式進入了中國的教育體(ti) 製,北京大學哲學門於(yu) 1912年成立,而經學則不在新的教育分科之內(nei) 。至此,經學全麵退出中國學製,直至今日也尚未得到恢複。其間雖經張之洞通過興(xing) 辦存古學堂以力圖挽救,但大勢難逆,終未能行。與(yu) 哲學成為(wei) 獨立學科的同時——1912年——王國維開始真正告別哲學。是年,他再次東(dong) 渡日本,但是此次王國維做出了一個(ge) 極端的行為(wei) :燒毀了早年自編的《靜庵文集》。為(wei) 何他要專(zhuan) 門燒毀此書(shu) 呢?這與(yu) 此書(shu) 的內(nei) 容密切相關(guan) 。該書(shu) 為(wei) 王國維早年自編文集,收其原載《教育世界》之有關(guan) 哲學、美學、教育學論文凡十二篇。初版於(yu)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可以說,此書(shu) 正是他沉浸和崇尚哲學的標誌,他之所以燒毀此書(shu) ,正是以此明誌:告別哲學。自此以後,王國維全麵轉入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研究範圍。1925年,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王國維出任該院導師,正式進入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研究最高殿堂……

 

近年來,經學(國學)的研究有著複興(xing) 之跡象,也有學人針對中國目前之社會(hui) 問題從(cong) 當年取消科舉(ju) 角度進行反思。回顧近代以來經學——廣泛來說“國學”——的興(xing) 衰演變,可以這樣說,伴隨著經學衰退的正是哲學的不斷興(xing) 起。也就是說,在哲學越來越受到重視的同時,經學則不斷衰退。在一定程度可以這樣說,正是哲學的興(xing) 起導致了經學的衰退。反思這樣的情況,對於(yu) 我們(men) 思考當前國學(經學)的普及、教育和研究不無意義(yi) 。

 

【注釋】

 

[①] 早在《章程》頒布之前一年(光緒二十九年,西曆1903年),王國維捍衛哲學在學製改革中的重要地位的思想就已經表露出來。是年7月,王國維發表《哲學辨惑》一文,針對張之洞、張百熙《學務奏折》所造成的“海內(nei) 之士頗有以哲學為(wei) 詬病”的情況,憤然而起為(wei) 哲學正名:一、哲學非有害之學;二、哲學非無益之學;三、中國現時研究哲學之必要;四、哲學為(wei) 中國固有之學;五、研究西洋哲學之必要。所以,王國維此次之批評是其一貫思想之延續。

 

[②] 在桑兵先生看來,包括王國維與(yu) 張之洞關(guan) 於(yu) 經學設置在內(nei) 的“晚清曆經半個(ge) 世紀的科舉(ju) 與(yu) 西學之爭(zheng) 以及中西學校(堂)之爭(zheng) ,說到底都是中西學問之爭(zheng) ,所爭(zheng) 即新舊學問的優(you) 劣消長。”參見桑兵:《科舉(ju) 、學校到學堂與(yu) 中西學之爭(zheng) 》,《學術研究》2012年第3期。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