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傳出將向有關部門申請設置國學學位的消息，招致了眾多不解和批評，有篇文章甚至說“紀氏國學興，現代大業亡”——“紀氏”是指近年來一直呼籲振興國學的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先生。但我認為，設置國學學科的文化動議不但合情合理，而且反映了中國文化的自覺意識。

國學大體上有兩個特征：從時間來看，國學相對於今學而言是古學，即中國古代的學問；從國別來看，國學相對於西學而言是中學，即中國本土的學問。所以胡適說國學就是中國的“國故學”，而而梁實秋則說國學就是本國獨自形成的、區別於舶來學問的學問。既然如此，無論周朝的“六藝”還是孔子的“四科”，無論是劉歆的“七略”還是後來的經史子集，乃至於天文曆法、金石考古、琴棋書畫、詩詞歌賦等等，皆是國學的內容或分支。進言之，國學在古代可約略地等同於中國文化，因而也就沒有必要設置成獨立的學科門類——既然國學包含有經史子集，在經史子集之外再設個“國學科”就是床上疊床、屋上架屋了。

近代以來西學東漸，國學不但有所退縮而且也沒有守住自己的學術體係，而采用了西學的學科分類方法，因而喪失了自己的韻味和特色。眾所周知，西方人文學科有文史哲三大門類，但中國學問卻是文史哲渾融一體。比如《詩經》，就體裁而言是詩歌，具有文學特征；就內容而言，根據章學誠“六經皆史”的觀點，是史書具有史學特征；《詩經》也涉及世界觀和人生論，具有哲學特征；此外，《禮記》上還說“溫柔敦厚，詩教也”，那麽《詩經》還具有敦化風俗和乃至諷諫時政的社會功能，因此說它具有社會學、政治學的特征也未嚐不可。由此，目前把《詩經》研究劃入文學學科的做法顯然有失偏頗。

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院長張立文先生認為：國學有個基本特點就是“通”。所謂“通”，既指“通學”，也指“通人”。“通學”就是涉及所有學問，“通人”就是培養通才通藝。中國古代的學問主張文以載道、學以成德，認為言之無文、行之不遠，這點和西方的學問確乎不同。比如，康德的三大批判屬於哲學經典，但卻不能看作文學名篇。如果硬要把中國古代的某種學問或某部典籍劃入西方的某一學科，不但會割裂學問本身，而且培養出來的隻能是具有一技之長的匠人，而不是通才，更不會出大師，不利於繼承和弘揚中國文化。

今天中國人的知識視野和學術體係已然空前拓展，遠非國學所能範圍和概括，所以今天國學不應謀求也無法做到一統中國學術體係的霸權地位。然而，國學也不宜削足適履一味迎合西學的學術體係，否則就會喪失自我和本性而流為西學的附庸。事實上，目前國學的西學化色彩已經很嚴重，比如用晦澀的西方哲學語言和煩瑣的西方哲學論證方式解讀詮釋孔子和老子，走失了中國的曆史場景和文化意義，變成了西方的孔子和老子。因此，將國學單獨設置一個學科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事情，而是實屬必要、合情合理。

無論成功與否，就其意義和影響而言，申請設置國學學科的動議都反映了一種難能可貴的文化自覺，意味著國學正在試圖擺脫西學附庸的局麵而回歸自己的本身傳統，也意味著中國人開始走出百餘年來積澱形成的“西方中心主義”——“拚命往西走”的“全盤西化”且不用說，今天我們批評“西方中心主義”所使用的價值觀念、學術範式乃至論證方式仍是西方的，實質上骨子裏還是“西方中心主義”。

此外，如果動議通過，還必將引起一係列連鎖反應。比如，中國文學、中國曆史、中國哲學還有無必要分設在文學係、曆史係、哲學係？是不是可以納入到國學學科？甚至連“中國哲學”的合法性都會成為問題，因為中國曆史上隻有儒學、墨學等，隻有道學、理學等，沒有什麽哲學。從黑格爾到德裏達，許多西方哲學家都認為中國隻有思想，沒有哲學。我們固然不宜以彼之是為是，但我們也不必因彼之有而非要弄出個“中國哲學”來！

當然，“學術者，天下之公器也”，設置國學學科和國學學位涉及到國家學科分類體係的變動，最好廣泛征求各界意見。把國學作為一級學科固然可以，但下麵設經學、子學、國史、國文、國藝、小學以及少數民族文化與邊疆研究七個二級學科就未必合適。因為小學是文字之學，乃國學入門基礎，應為國學各學科學生所掌握；國藝是無論是藝術研究還是藝術培養，都不妨交給藝術係去做；至於少數民族文化、邊疆研究等，在曆史上多是歸入集部。所以，與其創製更新，無如一仍舊貫，經史子集四個國學二級學科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