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論還是戲論？

——從(cong) 張分田教授《專(zhuan) 製與(yu) 等差是孔孟之道的核心》一文說起

作者： 羅輝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首發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五月二十七日己醜(chou)

           耶穌2015年7月12日     

閱讀了《專(zhuan) 製與(yu) 等差是孔孟之道的核心——訪南開大學曆史學院教授張分田》（以下簡稱《專(zhuan) 製》）一文後，真真讓我感覺到張分田教授是在尋章摘句、想當然式的“利口”與(yu) “強辯”地談論儒家思想。當然筆者說的是文中張教授的說話與(yu) 推理給人的一種感受，決(jue) 不存在著筆者在這裏存心對張教授有什麽(me) “貶損”之意。再說筆者也相信張教授是在認真地討論問題的。

 盡管有這種感覺，我原本也不想在這裏要來為(wei) 儒家辨什麽(me) 汙。眾(zhong) 所周知，中國“國學熱”也熱了不少時日了，已經有個(ge) “中國大陸新儒家”了，儒生們(men) 為(wei) 儒家辨汙的文章多了去了，無論是從(cong) 對儒家義(yi) 理還是曆史的分析研究，辨析精微、言之鑿鑿，隻要有一些儒學修養(yang) ，都不難明白，自然也就不需要我這個(ge) 後進之人再來饒舌了。我這裏關(guan) 心的是張教授為(wei) 什麽(me) 會(hui) 這樣理解儒家、理解“孔孟之道”。所以筆者想對此原因作點探究，並順便重複一下前麵儒生的觀點為(wei) 儒家辨辨汙。

 張分田是南開大學曆史學院的教授，筆者從(cong) 網上搜尋張教授的簡曆得知，張教授的研究側(ce) 重於(yu) 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著作可謂也有等身，應該在我國曆史學界有點名氣。從(cong) 專(zhuan) 業(ye) 角度來說，張教授應該比較了解“孔孟之道”、比較理解儒家，可是張教授卻就這樣一古腦地認定“孔孟之道是君主專(zhuan) 製製度的統治思想及價(jia) 值符號，即使完全徹底地實現，也隻是一種理想化的君主專(zhuan) 製，這就注定它勢必成為(wei) 真情與(yu) 偽(wei) 善、理性與(yu) 謊言、理想與(yu) 幻夢的綜合體(ti) 。”言辭講得還很生動，這就不能不讓我奇怪！

 我們(men) 知道，作為(wei) 一個(ge) 曆史學者必須應該具備一些素質才行，這就是我們(men) 通常說的史才、史學、史識、史德，所謂史家“四長”。早在唐朝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就有史才、史學、史識史才三長論，劉知幾說：“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實，善惡必書(shu) ，便驕君賊臣知棋，此無可加者。”⑴清代著名史學家章學誠對史家素質的四長理論論述說“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為(wei) 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記誦以為(wei) 學也，辭采以為(wei) 才也，去斷以為(wei) 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可謂？著書(shu) 者之心術也，所患夾心術者，謂真君子之心，而所養(yang) 本底於(yu) 粹也，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辯心術以儀(yi) 史德，烏(wu) 乎可哉。”⑵而清代梁啟超應該算得上國學大師級人物，也一樣是重視史家“四長”，並對“四長”順序提出自己見解，“至於(yu) 這幾種長處的排列法，各人主張不同：子元以才為(wei) 先，學次之，識又次之；實齋又添德於(yu) 才、學、識之後，今將次第稍為(wei) 變更一下，先史法，次史學。又次史識，最後才說到史才。”⑶其實用不著引用曆史上著名人物的話我們(men) 都知道，作為(wei) 一個(ge) 曆史學者，有史才是必然的，但更要有史識、史德、史學，其中史識更為(wei) 重要，“能具史識者，必具史德”。

 張教授的“史才”應該是沒得說，但是不是他的“史識”能夠讓人心服口服呢？筆者以為(wei) 這是值得商榷的。在《專(zhuan) 製》一文中，筆者發現張教授最後的一句話非常明確直白地透露出來了其“史識”是讓人不敢稱許。張教授說道：“曆史經驗告訴我們(men) ：每當社會(hui) 形態發生重大變革，其實質性的變革就是舊製度的核心價(jia) 值觀逐步退出曆史舞台，新製度的核心價(jia) 值觀逐步占據主導位置。無論奴隸社會(hui) 被封建社會(hui) 所取代，還是封建社會(hui) 被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所取代，這種思想文化的質變一再重演。”我們(men) 這裏暫不談這句話是否具有真理性，從(cong) 這句話中我們(men) 可以看出，張教授對中國曆史的看法明顯還是停留在“把馬克思的曆史發展觀解釋為(wei) 五種生產(chan) 方式或五種社會(hui) 形態的發展圖式”，即把世界各民族的曆史演進規律簡化為(wei) 原始社會(hui) 、奴隸社會(hui) 、封建社會(hui) 、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以至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我們(men) 中國的曆史分期就主要是以郭沫若觀點按照這五種社會(hui) 形態來套用確定的。說到這裏，筆者不願也不忍去提上個(ge) 世紀“古史分期”大討論的人物悲劇，反正把中國曆史就這樣強力地劃定了：夏朝之前定為(wei) 原始社會(hui) ，夏、商、西周、春秋和戰國中期為(wei) 奴隸社會(hui) ，戰國晚期至清朝中期為(wei) 封建社會(hui) ，1840年鴉片戰爭(zheng) 至1949年為(wei)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hui) ，之後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

 就這樣，所謂的“五種社會(hui) 形態說”在中國的曆史教學和研究領域占有絕對的統治地位。然而作為(wei) 事實的是，這種在特殊時期以強力政治力量確定的曆史分期之說的學術是沒有生命力的。當代著名中國古代史研究學者馮(feng) 天瑜和侯建新在《中國曆史分期與(yu) 秦至清社會(hui) 形態命名》⑷和《“封建主義(yi) ”概念辨析》⑸二論著中，通過研究考察近現代以來歐美、東(dong) 亞(ya) 和中國上世紀五十年代之前的著名曆史學者研究成果表述，可以說基本上沒有那個(ge) 曆史學者將中國曆史以隨意粗糙的“五種社會(hui) 形態說”來劃分。在中國國內(nei) ，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五種社會(hui) 形態說”套用中國曆史的史觀也越來越受到更多學者的質疑。

 比如關(guan) 於(yu) 封建製，“五種社會(hui) 形態說”套用西歐封建社會(hui) 概念，將秦漢之後的中國古代社會(hui) 一古腦定為(wei) 封建社會(hui) 。事實上，中國古代確實存在“封建”，但此“封建”實為(wei) “封土建製”、“封邦建國”，而西歐的封建製實為(wei) 采邑製、莊園製。以中國西周為(wei) 例，其封建製是“周天子”將土地分給親(qin) 屬或功臣，所封之地稱為(wei) “諸侯國”、“封國”或“藩國”等等，統治封地的君主被稱為(wei) “諸侯”、“藩王”等等。在“分封製”下，國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室的，而是分別由獲得封地的諸侯所有，他們(men) 擁有分封土地的所有資源和收益，隻需向周王室繳納一定的進貢即可盡義(yi) 務，周王則為(wei) 天下共主性質的。同時，諸侯在自己的封疆內(nei) ，又對卿大夫實行再分封。卿大夫再將土地和人民分賜給士。卿大夫和士也要向上一級承擔作戰等義(yi) 務。這樣層層分封下去，形成了貴族統治階層內(nei) 部的嚴(yan) 格等級“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而“西歐莊園製，按照領主附庸關(guan) 係而建立，解決(jue) 他們(men) 因羅馬帝國滅亡後共同麵臨(lin) 的安全問題，而不是某一血族的安全問題，所以不以血緣關(guan) 係為(wei) 唯一的維係，或者基本不依靠血緣關(guan) 係。西歐莊園在自己的領地中享有獨立的行政、司法與(yu) 經濟特權，王室官吏不得幹預領地，甚至國王本人未經允許都不得隨意進入。”⑹由此可知，西周的“封邦建國”與(yu) 西歐莊園製貌似而神離，似是而實非，二者實難以簡單的認同。而秦代以後的社會(hui) 製度則與(yu) 西歐的封建莊園製則一點相似性都不存在了，秦始皇廢除分封製，實行郡縣製，建立的是郡縣製君主政治製度。漢初和魏晉以後，曆代王朝也還有分封製，其性質很不相同，封國名存實亡。其後兩(liang) 千年基本不變，一直是中國政治製度的主導模式。關(guan) 於(yu) 其間社會(hui) 形態稱謂，馮(feng) 天瑜認為(wei) ，其間貫穿性的製度是宗法製、地主製、專(zhuan) 製帝製，故宜以“宗法地主專(zhuan) 製社會(hui) ”稱之。⑺現代學者吳鉤認為(wei) ，中國曆史分期從(cong) 社會(hui) 結構變遷的角度來看，中國曆史可劃分為(wei) 四期：封建貴族社會(hui) —士族社會(hui) —士紳社會(hui) —公民社會(hui) 。春秋之前為(wei) 貴族社會(hui) ，漢至唐為(wei) 士族社會(hui) ，宋至清為(wei) 士紳社會(hui) 。⑻

 而關(guan) 於(yu) 中國曆史上存在奴隸社會(hui) 問題，馮(feng) 天瑜認為(wei) ：“商周千餘(yu) 年間，雖多有販奴、用奴、蓄奴、殺奴現象，然社會(hui) 生產(chan) 者的主體(ti) 是奴隸還是身份自由的農(nong) 人，論者兩(liang) 說未定，而此間‘宗法’、‘封建’二製漸趨成熟，覆蓋社會(hui) 、經濟、政治及觀念諸方麵，則無可置疑，故以宗法封建社會(hui) 稱商周兩(liang) 代，與(yu) 史實庶幾相合。”⑼邵鴻先生在《江西通史·導論》中也說道：“關(guan) 於(yu) 中國有沒有奴隸社會(hui) ，學術界存著不同意見。我們(men) 認為(wei) ，在江西曆史上，目前還缺乏曾經存在過奴隸人數較多、奴隸製生產(chan) 關(guan) 係居於(yu) 支配地位的奴隸社會(hui) 的有力證據。”⑽江西在古代商周時期，地處遠離中原文明的荒蠻之地，屬於(yu) 五服之外，都沒有出現所謂的奴隸製社會(hui) ，況乎中原華夏文明中心！

 其實不用繞這麽(me) 多彎子，以平常、正常的思想、心態來看中國的五千年的曆史，“五種社會(hui) 形態說”怎麽(me) 能來涵蓋呢？客觀說來，用“五種社會(hui) 形態說”來套用到中國曆史頭上，是最缺乏學術水準的觀點。

 現在已經是2015年了，張教授還在把中國的曆史用所謂的“五種社會(hui) 形態”來削足適履地硬套！這樣一來，張教授當然地把中國五千年的文明看成了奴隸社會(hui) 和封建社會(hui) 了，用過去的話講就是“萬(wan) 惡的舊社會(hui) ”，除了又黑暗而又專(zhuan) 製的，還能有多少積極的東(dong) 西呢。

 從(cong) 我個(ge) 人的理解來說，我更願意認可我國傳(chuan) 統史家編纂的曆朝曆代的中國曆史，因此他們(men) 大多有著比一般人更完善的人格、更能把握夫子的“微言大義(yi) ”，他們(men) 中不乏董狐筆、太史簡，具有著史家應該具備的史識、史德、史學、史才“四長”。

 中國的傳(chuan) 統社會(hui) ，從(cong) 傳(chuan) 統史籍上記載，堯、舜、禹時代一般稱之“禪讓製”，諸侯或方國與(yu) “中央”之間關(guan) 係很鬆散，故有學者稱之為(wei) “邦聯製”；夏、商、周為(wei) “分封製”，守“天子”為(wei) “宗主國”是大宗，所分封的諸侯為(wei) 小宗，關(guan) 係較之前為(wei) 緊密，有學者稱之為(wei) “聯邦製”。秦朝不滅亡，漢朝建立以後，中國則為(wei) 大一統的郡縣製君主政治，就專(zhuan) 製情況而言，其中漢唐宋專(zhuan) 製程度相對較低，進入明清以後，專(zhuan) 製程度加深，尤其是清王朝還增加了民族主義(yi) 色彩。由此可知，中華五千年曆史，先秦之前明顯與(yu) 專(zhuan) 製政治聯係不上，漢唐至明清，雖說是郡縣製帝國，各個(ge) 朝代的專(zhuan) 製情況也是不一樣的。由此可知，這樣五千年曆史，先秦的三千年，由於(yu) 各個(ge) 時期的曆史上“聖王”開創的聖王之製，即以“王道之治”治理天下，故不存在專(zhuan) 製政治情況。春秋戰國，“王道”陵夷，至包括漢唐以後的二千年，雖說也是進入“大一統”，但是曆史進入屬“俗王”在位的政治統治時期。據此，餘(yu) 東(dong) 海先生對曆史上各朝代以“中華度”概念表示其儒化（即中華化和文明化）程度。“中華文明以政治文明為(wei) 核心，輔以物質文明和科技文明。我以“中華度”這個(ge) 概念表示文明指數。論中華度，堯舜禹時代最高，百分之九十以上；夏商周次之，百分之八十以上；漢唐宋又次之，百分之七十以上；元明清最低，但也及格了。”⑾

 “孔孟之道”即儒家上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下啟董子、文中子、朱子、陽明子，如果持“五種社會(hui) 形態說”的學者麵對中國的曆史實際能夠放下先入為(wei) 主的成見來看待“孔孟之道”，筆者則有意針對《專(zhuan) 製》一文中就張分田教授對“孔孟之道”誤解處略略申辨幾句。

一、針對張教授說“仁者殺人”，“曆代王朝的刑法及基層社會(hui) 組織的私刑均依據儒典製定並實施，違逆‘綱常名教’屬於(yu) 必殺之罪。

 儒家確實有講張教授以為(wei) 的“仁者殺人”，但儒家講的“殺人”是“義(yi) 戰”、“義(yi) 殺”，夫子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孟子說：“行一不義(yi)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wei) 也。”儒家不但講除惡誅凶是“義(yi) 戰”、“義(yi) 殺”，還講湯武革命是誅一獨夫，還講國君非理殺臣子，做兒(er) 子的可以“大複仇”。曆代王朝的刑法也確實是依據儒典製定並實施，儒家治國講禮樂(le) 刑政，德主刑輔。以仁義(yi) 為(wei) 主導，通過仁義(yi) 道德教育，施以禮樂(le) 教化，刑政法律則處以輔助地位，教而後誅，使民有所措手足，由此確保人民民安居樂(le) 業(ye) 。儒家最反對違背仁義(yi) 原則的殺人，張教授說的“戴震抨擊的‘以理殺人’則是比刑罰更甚的以‘天理’、‘經義(yi) ’、‘禮法’摧殘生靈。”也正是儒家的觀點。反觀現當代國家的治理，完全不講仁義(yi) 道德、不講禮樂(le) 教化，甚至吃掉“仁義(yi) 道德”，待到人們(men) 犯罪了，甚至還是少年犯呢，才叫囂要如何如何嚴(yan) 懲，這才真是夫子講的“不教而誅謂之虐”的暴虐政治。至於(yu) 基層社會(hui) 組織的私刑不但是曆代王朝所不許可，更是儒家所堅決(jue) 反對的，曆朝曆代的有名地方官員都把打擊豪強地主作為(wei) 其治理地方的一個(ge) 重要內(nei) 容。

 關(guan) 於(yu) “綱常名教”，似乎張教授比較痛很。看來張教授對“綱常名教”的認識還是停留在五四至文革對之“綱常名教”想當然地亂(luan) 批一氣的階段。“綱”是“三綱”，即所謂“君為(wei) 臣綱、父為(wei) 子綱、夫為(wei) 妻綱”，其實意思講的乃是君臣之道、父子之道、夫妻之道，講相互之間需盡的義(yi) 務。具體(ti) 一點：君臣之道就君敬臣忠，夫子講“君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父子之道則是講父慈子孝；夫妻之道則是講夫義(yi) 婦順。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用在當代則是講領導不象領導，下屬不象下屬。），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妻不妻，則家不象家，國也不象國了，此為(wei) 大亂(luan) 之象也。“常”則是指“五常”，是仁、義(yi) 、禮、智、信，難道這不是人類社會(hui) 需在維護的，古人雲(yun) “反常則妖”，難道我們(men) 要宣揚“反常”，宣揚“不仁、不義(yi) 、無禮、愚昧、無信”？製造人妖顛倒的社會(hui) ？

二、針對張教授說孔孟“民本思想”是帝製的根本法則。

 顯然張教授的這個(ge) 觀點是看朱成碧了。由前麵敘述我們(men) 可知，“孔孟之道”即儒家宣揚的政治是“王道政治”，根本不是專(zhuan) 製帝製。所謂“王道政治”是參通天地人，天下歸往之治。其核心內(nei) 涵是遵循政治權力的“三重合法性”，即是言政治權力必須同進具有“天地人”三重合法性才能合法，才具有政治統治的正當理由。“天”的合法性是指超越神聖的合法性，因為(wei) 中國文化中的“天”是具有隱性人格的主宰意誌之“天”與(yu) 具有超越神聖特征的自然義(yi) 理之“天”；“地”的合法性是指曆史文化的合法性，因為(wei) 曆史文化產(chan) 生於(yu) 特定的地理空間；“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因為(wei) 人心向背與(yu) 民意認同直接決(jue) 定人們(men) 是否自願服從(cong) 政治權力或政治權威。⑿“三重合法性”既是同時共存的，又是相互製衡的，具有所謂“總別互攝”與(yu) “各正性命”的性質，即每一重合法性都受製於(yu) 其他合法性而不能獨大，是一種“政道製衡”，即“合法性製衡”，體(ti) 現了儒家“中和”的精神，是一種“中道合法性”。⒀而儒家的“民本思想”則就是指“三重合法性”中的“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人”的合法性要受“天”的合法性是指超越神聖的合法性和“地”的合法性是指曆史文化的合法性的製約。由此可知，張教授說孔孟“民本思想”是帝製的根本法則不知從(cong) 何說起？如果張教授所言成立，也是曆史上的帝王利用了孔孟“王道政治”之中的“民本思想”而已。

 另外，張教授把儒家的“禮樂(le) 征伐自天子出”；“非天子，不議禮，不製度，不考文”和“尊為(wei) 天子，富有四海之內(nei) ”；《孟子》引《泰誓》的“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孟子》引《詩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等這些屬“王道政治”觀念說成是“君主專(zhuan) 製”政治的觀念，顯示了張教授對儒家政治的理解是一團醬糊。

 誠然中國從(cong) 漢至清二千年，曆史王朝利用了儒家，儒家的一部份學說成了專(zhuan) 製帝製的統治工具。這其中有儒家內(nei) 部自身的問題，更有特定曆史發展階段的問題，在這一點我們(men) 來過份苛求古人似乎有些不妥。但我們(men) 更要看到，儒家也利用了曆史上的王朝宣揚了儒家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jia) 值觀，在很大程度上教化了上至“天子”下至“庶人”，使中華文明得以傳(chuan) 承；嚴(yan) 了“華夷之辯”，使中國不至於(yu) 夷狄化、禽獸(shou) 化；維持了社會(hui) 的長治久安，創造了世界上其他國家無可比擬的燦爛文明。

 三、針對張教授說孔孟之道不可能自發地導出民主思想。

 “孔孟之道”確實不認為(wei) 民主政治是人類最好的政治之道，故“孔孟之道”開出來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王道政治”，“王道政治”優(you) 於(yu) 民主政治。關(guan) 於(yu) “王道政治”如何優(you) 於(yu) 民主政治，伟德线上平台和新浪曆史有個(ge) 蔣慶先生專(zhuan) 訪《專(zhuan) 訪蔣慶：王道政治優(you) 勝於(yu) 民主政治》⒁，有心人可以認真去讀一讀，如果對蔣慶先生的論述有疑問得要讀讀蔣先生有關(guan) 政治儒學的專(zhuan) 著了。故此，儒家自然不會(hui) 去開出民主政治，那豈不是走全盤西化道路，手上握著自家的珍寶不要，而去拾人家庸俗之物。當然了，這決(jue) 不是說儒家的“王道政治”排斥民主思想，儒家思想本身就富含了民主思想。比如說前麵講的“民本思想”就富含民主思想。但儒家的“民本思想”與(yu) 西方的民主同中有異。“民本是以民為(wei) 本，以民為(wei) 貴，將民眾(zhong) 排在政治序列之首，在社稷（國家）和君主（領導人）之前，將‘庶之富之教之’視為(wei) 主要政治責任。民本與(yu) 民主都主張主權在民，強調民意合法性，這是同，所以儒家局部認同民主。但民意合法性之上還有道統的指導性，這是西式民主所不了解也不關(guan) 心的。”⒂此外，張教授自己講的“孔孟之道為(wei) 典型代表的中國傳(chuan) 統理想政治模式理論的基礎框架，由係統回答十大經典問題的十大經典命題構成”中，“立君為(wei) 民”、“天下為(wei) 公”、“天下一統”、“君臣合道”、“君主無為(wei) ”、“廣開言路”、“平均天下”、“法理天下”等命題，顯然裏麵也是具有民主思想的精神。

 儒家經典之《尚書(shu) 》也載不少富有民主精神的政治和曆史。如堯舜禹時代實行政權更替的禪讓製。禪讓製和選舉(ju) 製是密切結合的，即各個(ge) 部落共同表決(jue) ，多數決(jue) 定而產(chan) 生部落聯盟首領（帝王）堯為(wei) 聯盟領袖時，四嶽推舉(ju) 舜為(wei) 接班人，堯對舜進行三年考核後，使讓他攝政。堯去世後，舜繼位，用同樣方式，經治水考驗，以禹為(wei) 接班人。禹繼位後，舉(ju) 皋陶為(wei) 接班人，皋陶早死，又舉(ju) 伯益為(wei) 接班人，最後各族擁戴禹之子啟為(wei) 王。這種方式的權力交接，史稱“禪讓”。餘(yu) 東(dong) 海先生認為(wei) ，這其實也可以稱為(wei) 原始民主，或者民主製的雛形。我們(men) 再看書(shu) 中有關(guan) 堯帝任命鯀治水一事，簡直有的象現代民主決(jue) 議的翻板。

 《尚書(shu) •虞書(shu) •堯典》如此記載道：

“帝曰：‘谘！四嶽，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谘，有能俾乂？’

“僉(qian) 曰：‘於(yu) ！鯀哉。’

“帝曰：‘籲！咈哉，方命圮族。’

“嶽曰：‘異哉！試可乃已。’

“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堯帝憂心於(yu) 當時洪水泛濫，危害天下，召開會(hui) 議請各方諸侯之長推舉(ju) 治水能臣，四嶽一致推舉(ju) 鯀來領導治理洪水。堯考慮到鯀常違背教命，恐怕會(hui) 危害邦族，危害天下，故而不讚同由鯀來領導治理洪水這一大事，但各方諸侯之長都堅持要用鯀來試一試。也許是當時實在是難以尋找到更合適的人選，堯帝隻好同意，並再三囑咐鯀要謹慎從(cong) 事。結果，鯀治水多年而無功。直到舜帝大膽啟用鯀的兒(er) 子禹，才將洪水危害這一現象治理好，並隨山刊木，將天下劃分為(wei) 九州。

四、針對張教授所貶斥的儒家宣揚的“等差名分”。

 “平等”是人人所欲，任何人都希望得到“平等”地對待，故有人大講一切人的平等、權利的平等、男女的平等。這些講法都是沒有錯，但這所謂的“平等”主要體(ti) 現於(yu) 抽象概念的一切人之間的人格上的平等和憲法法律規定的權利的“平等”。如果把這種“平等”不加限製地擴大，將“平等”強調得過頭，就會(hui) 抹殺現實社會(hui) 中存在的人與(yu) 人之間實際的等差。無論自然界當中還是人類社會(hui) 中，都存在實際上的“等差”。如大自然中有高山，有窪地；有高大的樹，有低矮的樹；有玉石，有土塊；有大象，有老鼠；有鳳凰，有野雞……人與(yu) 人之間有年長的，有年幼的；有輩份高的，輩份低的；有德行高的，德行差一等的；有地位高的，有地位低的人，等等等等，這些都是等差。不同等差間需要有不同的“中和”方法去處理，這就是儒家講的禮，所謂“樂(le) 殊貴賤，禮別尊卑。”如關(guan) 於(yu) 男女關(guan) 係的問題，儒家講的是“男女有別”而不是“男女平等”。我們(men) 平心地看，是不是男女之間有自然生理、身體(ti) 、情感、社會(hui) 角色、所盡責任義(yi) 務等方麵有著天然的不同，是不是要各自相應地盡其在社會(hui) 、家庭中應遵循的倫(lun) 理準則？如果無視男女間的差異而過份來強調所謂的平等，必將導致男女關(guan) 係混亂(luan) ，家庭、社會(hui) 產(chan) 生動蕩。事實上如今無論在西方還是東(dong) 方，這種亂(luan) 象已經很嚴(yan) 重了，人們(men) 已經在所謂男女平等的論調中無所適從(cong) 了。即使現代，無論西方和東(dong) 方如何講究“平等”，但是我們(men) 還是看到了許許多多無法抹殺的等差。如各公務員層製度的等差以及相應的一係列權利、地位的不同，甚至出現官大一級壓死人。就拿張教授來說，職稱是教授級別，下麵還有副教授、講師、教員等，由於(yu) 此等差，一樣給各人帶來的待遇、地位相應的差異。尤其是國內(nei) 外知名的教授，有的還擁有了學術上的權威，比如中科院院士們(men) ，如有機會(hui) 下到基層來，對於(yu) 基層的卑微的業(ye) 務人員來說，那又是怎樣的一種等差！

 故筆者以為(wei) ，現代社會(hui) 不是不要講等差，而是要如何有處理社會(hui) 中實際的等差，讓處尊位者要自尊，處卑位者不自卑，能在社會(hui) 是獲有人格尊嚴(yan) 。

 再來說“名份”，也是讓生活在社會(hui) 中的人逃無所逃。就比如在現代社會(hui) ，國家和各級政府製訂一項新的法律法規，下達一個(ge) 重要文件，要不要一個(ge) “名份”？政府任命公務員，要不要一個(ge) 任命通知書(shu) 的“名份”？青年男女結為(wei) 夫妻，要不要辦一個(ge) 結婚證，確定一個(ge) “名份”？我們(men) 要上戶口簿取得一個(ge) “名份”，沒有身份證這個(ge) “名份”出門寸步難行，生孩子要證，出生也要證，死亡也要證，房產(chan) 也要證等等等等，沒有這些個(ge) “名份”就是不行。哪現代社會(hui) 又是一種什麽(me) 形態的社會(hui) ？

 問題不是不要講“名份”，而是要如何來講“名份”，才能讓我們(men) 在社會(hui) 中行事通暢。下麵筆者引用《論語·子路第十三》中子路與(yu) 夫子討論“名份”一事供大家思考。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wei) 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yu) 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le) 不興(xing) 。禮樂(le) 不興(xing) ，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yu) 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五、針對張教授說“為(wei) 民做主亦即專(zhuan) 製”。

 漢朝至清朝二千來年雖說屬君主專(zhuan) 政的政治統治，但也有曆史所處階段性的重大因素。曆代的王朝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治權力的“三重合法性”，儒化程度雖各朝不同，但都頗高，尤其漢唐宋。儒家有“為(wei) 民做主”的說法，筆者以為(wei) 是指政府官員的行政表現上。傳(chuan) 統時代屬農(nong) 業(ye) 社會(hui) ，政府政治以不擾民為(wei) 良政。政府最主要功能是教化和維護社會(hui) 公平和正義(yi) 。政府官員作為(wei) 手者“公權”的人，儒家當然主張“天下為(wei) 公”，那官員們(men) 手握“公權”維護社會(hui) 公平和正義(yi) 不就是“為(wei) 民做主”嗎？總不可能是所謂的“人民當家作主”砸爛“公檢法”吧？

 還有張教授說“儒家之‘仁’以尊卑、主從(cong) 、貴賤為(wei) 前提”，真不知道張教授是怎麽(me) 理解儒家學說，儒家的禮樂(le) 刑政一切都是以“仁”來指導，禮樂(le) 刑政的落實都是處處在體(ti) 現“仁”這個(ge) 根本原則，也是禮的核心。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le) 何。”子曰：“禮雲(yun) 禮雲(yun) ，玉帛雲(yun) 乎哉？樂(le) 雲(yun) 樂(le) 雲(yun) ，鍾鼓雲(yun) 乎哉？”張教授如此顛倒黑白，實在是讓人感覺有故意對儒家潑汙水之嫌！

 還有象張教授說“如果在實行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的現代中國弘揚“民貴君輕”，勢必貽笑大方。”說這樣的話，完全是對儒家學說生吞活剝的理解！儒家從(cong) 來講時中原則、講經權原則，豈有在當代沒有“君”的情況下生造一個(ge) “君”來理解“民貴君輕”？“民貴君輕”用到現當代來理解不就是說為(wei) 政之道要重民意、重民生嗎？張教授如此不懂儒學真是讓人遺憾！

 從(cong) 《專(zhuan) 製》一文來看張教授是非常欣慕民主、自由、人權的。要知道，這些都是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的玩意兒(er) 。資產(chan) 階級又能搞出什麽(me) 好東(dong) 西來呢？按照張教授支持的“五種社會(hui) 形態說”，“資本主義(yi) 來到世間，從(cong) 頭到腳，每個(ge) 毛孔都滴著血和肮髒的東(dong) 西”。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的“民主、自由、人權”是充滿了虛偽(wei) 和欺騙，從(cong) 來就是有錢人有權人的“民主、自由、人權”，實質就是資產(chan) 階級專(zhuan) 政。這也是我們(men) 國家從(cong) 1949年建國之日的那一天起就一直抨擊的。想當年，我們(men) 是多麽(me) 地可憐於(yu) 港澳台以及歐美等資本主義(yi) 地區和國家的人民處於(yu) “水深火熱”之中，故而向世界各地大量輸出革命去解放他們(men) ，去解放全人類！那時候我們(men) 是多麽(me) 地痛恨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的一切。怎麽(me) 那些資本主義(yi) 的“毒草”現在張教授居然很熱衷？張教授在《專(zhuan) 製》一文說“‘以理殺人’則是比刑罰更甚的以‘天理’、‘經義(yi) ’、‘禮法’摧殘生靈。相關(guan) 事實不勝枚舉(ju) ，可以寫(xie) 一部題為(wei) 《張揚“仁義(yi) ”的專(zhuan) 製統治》的專(zhuan) 著”。同樣，如果我們(men) 要把資本主義(yi) 虛偽(wei) 的“民主、自由、人權”編纂成一係列題為(wei) 《張揚“民主、自由、人權”的資產(chan) 階級專(zhuan) 製統治》的專(zhuan) 著則更容易了，根本不用動腦筋，隻要把我們(men) 建國以來各種媒體(ti) 揭露和抨擊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的醜(chou) 惡文章結集起來就可以了。說到這裏，筆者實在不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來反擊張教授所奉行的價(jia) 值，隻是出於(yu) 張教授在《專(zhuan) 製》一文通篇的“利口”與(yu) “強辯”來理解儒家，故不得已而略為(wei) 回應以提醒之。其實西方民主政治由於(yu) 民意合法性的一重獨大出現了嚴(yan) 重弊端，正如蔣慶先生在其政治儒學所總結的：“出現了政治的極端世俗化、人本化、現世化、功利化、私欲化、庸俗化、平麵化、資本化、商業(ye) 化、非生態化、非曆史化、非道德化的嚴(yan) 重弊端。”⒃這種嚴(yan) 重弊端也為(wei) 早已為(wei) 中外許多學者所察覺到。

 另外，《專(zhuan) 製》一文中的采訪者也是一口一個(ge) 的“封建”，同樣表現了其對中國曆史的了解深受“五種社會(hui) 形態說”的影響。

 如果缺乏“史識”和“法眼”，一定要尋章摘句、想當然式的“利口”與(yu) “強辯”來談一個(ge) 社會(hui) 製度的好壞，再美好和諧的社會(hui) 也可以依據各種真實的事件把他描得一塌糊塗，除非儒家的“王道政治”是在當下的完全實現！

 作為(wei) 一個(ge) 曆史學者沒有“史識”、沒得“正眼法藏”，自然也就談不上“史德”，也根本抓不住曆史的大綱，做到提綱契領地把握曆史，那麽(me) 他縱使有堆積如山的曆史知識（“史才”），因之而得出的“史論”，也不過多屬“戲論”罷了！

【注釋】

 ⑴劉知幾，《新唐書(shu) 》卷一百三十二列傳(chuan) 第五十七。

 ⑵章學誠，《文史通義(yi) ·卷三·內(nei) 篇三》。

 ⑶轉引《“能具史識者，必具史德”》，周文玖，《學習(xi) 時報》，https://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xxsb/1166480.htm

 ⑷⑺⑼《中國曆史分期與(yu) 秦至清社會(hui) 形態命名》，馮(feng) 天瑜，《學術月刊》，2006年04期。

 ⑸⑹《“封建主義(yi) ”概念辨析》，侯建新，《中國社會(hui) 科學》，2005年06期。

 ⑻吳鉤認為(wei) ，《中國曆史分期》，《吳鉤的博客》，https://blog.sina.com.cn/s/blog_636f644d0101180z.html。

 ⑽《江西通史·導論》，邵鴻，《江西通史》，鍾起煌主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⑾《【伟德线上平台專(zhuan) 訪之三】習(xi) 近平終結了持續百年的“去中國化運動”》，餘(yu) 東(dong) 海，伟德线上平台，https://www.biodynamic-foods.com/article/id/4444/。

 ⑿《王道政治是當今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儒教憲政”的義(yi) 理基礎與(yu) “議會(hui) 三院製”》，蔣慶，《再論政治儒學》，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2014年5月第2次。

 ⒀⒃《“曆史史終結”背景下“中國政治”的重建——“儒教完政”的義(yi) 理基礎》，蔣慶，《再論政治儒學》，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2014年5月第2次。

 ⒁《專(zhuan) 訪蔣慶：王道政治優(you) 勝於(yu) 民主政治》，蔣慶，伟德线上平台，https://www.biodynamic-foods.com/article/id/5088/。

 ⒂《民本、民主和民粹》，餘(yu) 東(dong) 海著，https://blog.sina.com.cn/s/blog_500a591d0102v7kn.html。

羅輝

時間：乙未年五月廿七日

                                               西曆2015年7月12日

 附錄

專(zhuan) 製與(yu) 等差是孔孟之道的核心——訪南開大學曆史學院教授張分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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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雅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