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欲樹立國家權威，要儒法並用但要以儒為(wei) 本

原標題：儒法鬥爭(zheng) 、陽儒陰法、抑或儒法互補？——傳(chuan) 統與(yu) 現代中的儒與(yu) 法

作者：白彤東(dong)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五月二十五日丁亥

           耶穌2015年7月10日

新文化與(yu) 五四運動以降，中國政治與(yu) 思想的主流是反傳(chuan) 統，特別是將儒家思想當作中國製度與(yu) 科技現代化的障礙。因此，為(wei) 了摒棄前現代（“封建專(zhuan) 製”），進入現代，就要全盤西化，管它是德、賽二先生的西還是馬先生的西。可能是用西方話語批評中國傳(chuan) 統不接地氣，也可能是中國人畢竟更習(xi) 慣一套傳(chuan) 統話語，因此傳(chuan) 統中一些非儒家傳(chuan) 統被“弘揚”出來。比如對有些人，道家就成了中國“古代”自由傳(chuan) 統的代表，抬道家以貶儒家。更吊詭的是，文革之中，通常被認為(wei) 更專(zhuan) 製的法家也被抬了出來，用以批評儒家。一種陰謀論的解讀，是法家與(yu) 秦始皇作為(wei) 當時當權者的象征，而儒家是用以代表林彪與(yu) 周恩來這些政治鬥爭(zheng) 的對象的。但是，有這種陰謀與(yu) 否，對儒家的批判，確實也是五四以降的反傳(chuan) 統運動的主旋律，那麽(me) 在作為(wei) 反傳(chuan) 統的極致的文革中批評儒家，用不著什麽(me) 陰謀，也是“理所應當”的。後來反思文革，法家也被批評，這似乎是儒家的福音。但是，當法家成了文革、進一步成了兩(liang) 千年專(zhuan) 製的根源，反反傳(chuan) 統的文革，就又變成了反傳(chuan) 統。再通過陽儒陰法的說法，儒家或者被當成兩(liang) 千年專(zhuan) 製的幫凶，或者至多被當成一個(ge) 好聽而無用的學派。後者更是與(yu) 對儒家明褒實貶的一些自由主義(yi) 者所采取的策略相呼應：儒家作為(wei) 一套精神性的、心性道德安排，作為(wei) 現代多元信仰的一元，還是可以存在的。一些儒者，也是守著這種辯護儒家的方式，吃著反傳(chuan) 統者給的嗟來之食還沾沾自喜。但真正地正視儒家、正視傳(chuan) 統，要求我們(men) 正視傳(chuan) 統政治，正視法家和儒家在其中的作用。當傳(chuan) 統政治被當作醬缸一片的時候，儒家也是很難自保的。

那麽(me) ，法家是不是可以給文革背書(shu) 呢？對法家的思想本身，本人最近在《南方周末》上發表的“被冤枉的法家”一文，多有討論，有興(xing) 趣的讀者可以參考那篇文章，這裏我隻是簡要地說一下其與(yu) 文革之區別。根據《韓非子》中的法家思想，人的自然傾(qing) 向中，最剛性的，是趨利避害。因此，儒家試圖通過道德教化來使人為(wei) 善，尤其是在人類脆弱的善性被致命挑戰的“現代”，是癡心妄想。類似地是，文革時候以“狠鬥私字一閃念”為(wei) 代表的思想改造，從(cong) 韓非子來看，雖然改造目標與(yu) 儒家不同（一個(ge) 是大公無私，一個(ge) 是推己及人、由私及公），但是在試圖改造人的性情上，是同樣的癡心妄想。韓非子也要人們(men) 隻為(wei) “公益”（國家利益），但他的做法不是思想改造，而是利用人們(men) 的趨利避害心（私心），通過賞罰及其製度、法律實現，引導人們(men) 為(wei) 國家的經濟與(yu) 軍(jun) 事實力這一國家唯一應該追求的目標來服務。用文革的語言說，韓非子的想法就是文革中被狠批的“唯生產(chan) 力論”，而韓非子也會(hui) 痛斥“寧要社會(hui) 主義(yi) 的草，不要資本主義(yi) 的苗”這種文革口號的（他會(hui) 說，管他社會(hui) 主義(yi) 資本主義(yi) ，有苗的就是好主義(yi) ）。

但是，有人會(hui) 說，文革時候對知識分子迫害、知識青年下鄉(xiang) 、對工商業(ye) 和人口流動的種種限製，看起來確實也是與(yu) 法家當年的政策呼應。不過，韓非子將文學之士列為(wei) 五種害蟲之首，是因為(wei) 他們(men) 給君主提供的政策主張，不利於(yu) 富國強兵。君主不聽他們(men) 的，也就好了。對這些人要進一步壓製，是因為(wei) 在他的時候，君主給了這些讀書(shu) 人太高的地位、太多的財富，打擊了農(nong) 民和士兵的士氣。因此，這種意義(yi) 上的文學之士，不僅(jin) 包括儒墨，還要包括那些哪怕是販賣兵家、法家言論的人。他對工商業(ye) 的反對，出於(yu) 一樣的動機。他不是要徹底廢除工商業(ye) ，而是認為(wei) 工商業(ye) 非主業(ye) ，農(nong) 業(ye) 才是經濟的根本。但務農(nong) 賺不了快錢，而工商業(ye) 可以。因此，如果任由工商業(ye) 發展，趨利避害的人們(men) 就會(hui) 趨向工商業(ye) ，農(nong) 業(ye) 就會(hui) 受到傷(shang) 害。這種本末倒置最終會(hui) 傷(shang) 及國家實力。其實，歐洲現代早期的重農(nong) 學派，有著對經濟類似的認知。並且，重農(nong) 學派還認為(wei) 有超出人力控製的自然經濟規律，人們(men) 隻能服從(cong) 。這也與(yu) 韓非子要求政治要服從(cong) “道”這隻看不見的手，而不要人為(wei) 的觀點相呼應。重農(nong) 學派的代表人物魁奈被稱為(wei) 歐洲的孔夫子，但就我看來，他應該被叫作歐洲的韓非子才對。

明白了韓非子為(wei) 什麽(me) 反對給予知識分子和工商業(ye) 者過高地位，並且再考慮到韓非子強調不要守株待兔而是要與(yu) 時俱進，我們(men) 可以推測，如果韓非子生活在我們(men) 這個(ge) 工業(ye) 化時代，當看到工商業(ye) 對國家強盛的關(guan) 鍵作用的時候，當他看到基礎教育是“生產(chan) ”工人所必須的時候，當他看到科技發明的重要的時候，他會(hui) 改變他農(nong) 業(ye) 經濟基礎上的具體(ti) 政策建議的。在歐洲，現代資本主義(yi) 經濟的重要推手亞(ya) 當·斯密，其實就受過魁奈思想的影響。但是他與(yu) 時俱進，接受了魁奈看不見的手的想法，但是放棄了重農(nong) 。其實斯密自己也曾反對過銀行放貸這一當代金融的基本手段。總之，如果文革的一些政策與(yu) 法家呼應，其呼應的是法家的皮毛，但卻背離的韓非子的精髓。

韓非子另外一個(ge) 令人詬病的思想，就是對絕對君權的推崇。但是，他認為(wei) ，國家製度與(yu) 法律，必須有依靠。在他那個(ge) 時代，這個(ge) 依靠自然是君主。為(wei) 了國家製度的絕對權威，君主的權威必須絕對。西方現代早期的思想家霍布斯、乃至康德，其實也有類似的想法，而歐洲除了英國這種少有的例外，多數在現代也走向了絕對君權為(wei) 基礎的中央集權。同時，韓非子認為(wei) ，君主出於(yu) 趨利避害的原因，希望自己的國家富強。但國家富強必須按照天道，即政治規律，而不能人為(wei) 幹涉。因此，君主為(wei) 了自己利益，會(hui) 成為(wei) 法律製度的被動看守者，而不會(hui) 胡作非為(wei) 。韓非子的專(zhuan) 製是法律製度的專(zhuan) 製。當然，法律製度不能解決(jue) 一切問題。在法律製度之外的事情上，比如讓他的臣下表達真實想法、對這些想法做判斷，君主還要有術。韓非子是現代化官僚體(ti) 係的最早的理論提出者。但他被拉出來為(wei) 反官僚的文革背書(shu) ，不知道他會(hui) 怎麽(me) 想？！文革之時，製度（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被嚴(yan) 重破壞，而剩下的就是當權者的權術。這學的是韓非子的末，卻把他的本給拋棄了。

在國際上，韓非子奉行的弱肉強食的權力政治，即對外霸道。但是在全世界無產(chan) 者聯合起來的觀念的指使下，我們(men) 自己餓著肚子援助非洲，自己的國土劃給了後來翻臉不認人的白眼狼兄弟。對內(nei) 霸道，對外王道，這恐怕也很難跟法家扯上關(guan) 係。

因此，我們(men) 可以看到，文革的實踐與(yu) 理念，跟韓非子的想法多是背道而馳。反文革要從(cong) 當時的當權者及其思想中找原因，而不要找到中國傳(chuan) 統頭上。文革是反傳(chuan) 統的極致，而把文革歸諸傳(chuan) 統，從(cong) 而繼續反傳(chuan) 統，隻能說明反傳(chuan) 統人士有喪(sang) 心病狂之嫌。

當然，韓非子的思想，有其致命問題。上麵所說，隻是想說明，他的問題與(yu) 文革的問題不同。韓非子的理想政治，在中國以秦製為(wei) 代表，它的現代版本，最好的代表就是19世紀下半葉、20世紀上半葉的德國與(yu) 日本的軍(jun) 國主義(yi) 政策。韓非子對法律與(yu) 製度的權威的強調，對這些國家的成功，非常關(guan) 鍵。哪怕在當代的自由民主國家裏麵，其成功者，也是製度與(yu) 法律擁有極高權威的國家。但這套製度與(yu) 法律的目的應該是什麽(me) ？韓非子的體(ti) 係裏，國家隻有不斷富強、不斷擴張一途，最終隻能導致秦朝、納粹德國、軍(jun) 國主義(yi) 日本的崩潰。並且，當這套製度與(yu) 法律有問題，它們(men) 的維護者（君主）有問題，如何糾錯？為(wei) 了製度與(yu) 法律的權威，韓非子不允許有任何內(nei) 置的糾錯機製。隻靠利益基礎上的製度約束，孔子早就指出過，人民會(hui) 守法，但是沒有羞恥。這樣的人民得到機會(hui) 就會(hui) 為(wei) 所欲為(wei) 的。並且，完全靠利益的賞罰機製，當罰到極致（處死）或賞到極致（一人之下萬(wan) 萬(wan) 人之上），這個(ge) 賞罰機製在絕對君主製的情況下就失靈了。

法家的問題，還有很多。對這些問題，距離暴秦覆滅不久的漢朝的思想家與(yu) 政治家，多有非常深刻的反思。漢初甚至有複封建的舉(ju) 措，但是隨著七王之亂(luan) ，秦朝奠定的郡縣製被牢牢地接受下來。漢朝的儒生也多有鼓吹皇帝不能繼承而要禪讓，甚至壞皇帝也要被廢掉，但是王莽新政的失敗，也斷送了中國政治內(nei) 部徹底改變皇位繼承的期望。最終中國傳(chuan) 統政治落在了儒法兼用、儒法互補上。它不是陽儒陰法，因為(wei) 法家政治成為(wei) 國家實際的根本是會(hui) 導致致命的問題的。並且，韓非子的根本思想是無法將儒家並入其體(ti) 係。但是反過來，儒家完全可以把韓非子的一些根本考慮納入儒家。比如，韓非子對儒家的道德是徹底拒斥的，但先秦儒家並不反對製度與(yu) 法律的重要。隻不過儒家要求法律與(yu) 製度要以道德考量為(wei) 基礎，而法律與(yu) 製度無法規管的，要以道德來指導。因此，雖然是儒法互補，但是儒要更根本，而不是“陽儒陰法”所暗示的法家更根本的想法。

因此，中國傳(chuan) 統政治有強大的製度與(yu) 法律基礎。說中國隻有人治、沒有法治，可能恰恰是百多年反傳(chuan) 統從(cong) 而反掉了傳(chuan) 統製度的結果。同時，儒家又從(cong) 政權合法性、政府問責、政治製度等方麵，對中央集權多有限製。不幸的是，五四要反專(zhuan) 製，卻去反傳(chuan) 統政治裏麵製衡專(zhuan) 製的孔家店，結果中國越反越專(zhuan) 製，而反傳(chuan) 統者還更因此加深了傳(chuan) 統中國隻有專(zhuan) 製的偏見。

這不是說，我們(men) 隻要回到儒法互補的傳(chuan) 統就可以了。上麵已經說到，韓非子的思想，要接受工業(ye) 化、知識化經濟的洗禮和升華。對政府的限製，對政權合法性的建立，對人民利益的保障（特別是權利），在很多方麵，西方的憲政與(yu) 自由傳(chuan) 統可能做得更成功。這些我們(men) 都要吸收。我們(men) 要做的，是一個(ge) 吸收了這些新元素的升級版的儒法互補之製。比如，中國現在的一個(ge) 重大問題是，一方麵，國家的法律製度沒有權威，但另一方麵，國家的很多法律與(yu) 製度都有問題，並且國家的權威被用到了國家用不著管、甚至管了以後反而有害的地方，比如對政策的自由討論的種種限製。因此，中國的改革確實很具有挑戰性：它要在廢除國家不應有的權威的同時樹立起國家權威，它要的就是儒法並用。在這個(ge) 問題上，兩(liang) 千年的傳(chuan) 統政治有過很多成功與(yu) 失敗的經驗。因此，不去正視這些經驗，不去正視傳(chuan) 統，我們(men) 幹了百多年的有病亂(luan) 投醫的事情，就還會(hui) 繼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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