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寬容同性戀行為(wei) ，但並無同性婚姻

作者：吳鉤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五月十四日丙子

            耶穌2015年6月29日

男風之盛

不論中西，史料對同性戀的記載，都可以追溯到很早很早以前——決(jue) 定性取向的基因必定非常古老。在古希臘神話中，眾(zhong) 神之王宙斯不但與(yu) 姐姐赫拉有不倫(lun) 之戀，還化為(wei) 雄鷹，將放牧的美少年伽倪墨得斯擄到奧林匹斯山歡愛。而同時期的中國先秦時代，也誕生了“龍陽之好”、“分桃之愛”等膾炙人口的同性戀故事。

西漢是同性戀特別引人注目的曆史時段，因為(wei) 劉氏皇室似乎有著遺傳(chuan) 性的同性戀取向，從(cong) 高祖劉邦到哀帝劉欣，幾乎每一代皇帝都有男朋友，如高祖有籍孺，惠帝有閎孺，文帝有鄧通，景帝有周仁，昭帝有金賞，武帝有韓嫣、韓說、李延年，宣帝有張彭祖，元帝有弘慕，成帝有張放，哀帝有董賢……

到了魏晉六朝時期，士林放浪，男風從(cong) 皇室蔓延至整個(ge) 士大夫階層。《宋書(shu) ·五行誌》載：“自鹹寧、太康（公元3世紀）以後，男風大興(xing) ，熾於(yu) 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鹹相仿效，貴胄孤寡女眷尤甚，或是至夫婦離絕，怨曠妒忌者。”南朝士大夫為(wei) 了同性之戀，不惜與(yu) 妻子離婚。

唐宋時同性戀風氣略有收斂，但晚明以降男風又複熾，據晚明學者謝肇淛的記述，“宋人道學，此風亦少衰止，今複稍雄張矣，大率東(dong) 南人較西北為(wei) 甚也。”自武宗朝之後，明代士大夫對男色趨之若鶩，以狎優(you) 伶、養(yang) 孌童、玩男妓為(wei) 時髦生活，群起效尤。時人謝肇淛說：“衣冠格於(yu) 文網，龍陽之禁寬於(yu) 狹邪；士庶困於(yu) 阿堵，斷袖之費殺於(yu) 纏頭；河東(dong) 之吼，每末減於(yu) 敝軒；桑中之約，遂難偕於(yu) 倚玉。此男寵之所以日盛也。”意思是說，男人狎男人，法無禁止，比嫖娼便宜，妻子對此又不吃醋，所以男風便流行起來了。

明清時期的名士還視男風為(wei) 風流韻事而津津樂(le) 道，如晚明文人張岱在《自為(wei) 墓誌銘》中自謂：“少為(wei) 紈絝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shu) 蠹詩魔。”坦然將“好孌童”列為(wei) 自己的人生愛好之一。清代的鄭板橋也在《板橋自敘》中承認自己是同性戀：“餘(yu) 好色，尤喜餘(yu) 桃口齒、椒風弄兒(er) 之戲。”完全沒有“出櫃”的心理壓力。

——你可以說這些明清時代的文人名士率性坦蕩，換一個(ge) 立場，也可以說他們(men) 生活糜亂(luan) 。

有容乃大

從(cong) 風流名士敢於(yu) 公然炫耀自己的龍陽之癖，也可以看出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對於(yu) 同性戀行為(wei) 的寬容。我們(men) 都知道，中世紀的西歐社會(hui) 將同性戀當成罪，並明確提出“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為(wei) 當得的報應。……神判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中國社會(hui) 則從(cong) 未有過類似的觀念與(yu) 立法。當歐洲人對同性戀者處以死刑時，傳(chuan) 統中國也從(cong) 未發生過對同性戀者的迫害。

檢索中國曆代立法，可以發現古代政府對同性戀行為(wei) 的幹預非常有限。北宋時，京城等地出現了出賣男色的行當，“今京所鬻色戶將乃萬(wan) 計，至於(yu) 男子舉(ju) 體(ti) 自貸，進退怡然，遂成蜂窠”。但宋政府在很長時間內(nei) 都對這一色情業(ye) 的存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時人說：“至今京師與(yu) 都邑無賴男子，用以圖衣食，蓋未嚐正名禁止。政和間始立法，告捕男子為(wei) 娼，杖一百，告者賞錢五十貫。”政和年間朝廷才立法禁止男娼。

但南宋時，這一禁令又不了了之，以致南宋人周密感慨說：“吳俗此風（男娼）尤甚。新門外乃其巢穴，皆敷脂粉，盛裝飾，善針指，呼謂亦如婦人，比比求合。……敗壞風俗，莫此為(wei) 甚。然未見有舉(ju) 舊條以禁止之者。”另外，我們(men) 也需要注意：“禁男娼”跟“禁同性戀”並非同一回事，正如“找小姐”跟“男女戀愛”不可相提並論。

 到了明朝嘉靖年間，明政府才在《大明例附解·附錄》中規定：“將腎莖放入人糞門內(nei) 淫戲，比依穢物灌入人口律，杖一百。”但這一立法與(yu) 其說是針對同性戀行為(wei) ，不如說是針對汙辱、侵害他人人身的雞奸行為(wei) 。惟清朝乾隆年間頒行天下的《大清律例》明確對自願的同性性行為(wei) 作出懲罰：“如和同雞奸者，照軍(jun) 民相奸例，枷號一個(ge) 月，杖一百。”但跟同時代的歐洲社會(hui) 相比，這樣的處罰可謂“薄懲”，須知法國直到18世紀中晚期，還使用火刑對付同性戀。

 民間對同性戀行為(wei) 的態度更為(wei) 寬容。袁枚在《子不語·雙花廟》中講述了一個(ge) 耽美的同性戀故事：“雍正間，桂林蔡秀才，年少美風姿。春日戲場觀戲，覺旁有摩其臀者，大怒，將罵而毆之。回麵，則其人亦少年，貌更美於(yu) 己，意乃釋然，轉以手摸其陰。其人喜出望外，重整衣冠向前揖道姓名，亦桂林富家子，讀書(shu) 而未入泮者也。兩(liang) 人遂攜手行赴杏花村館，燕飲盟誓。此後出必同車，坐必同席，彼此熏香剃麵，小袖窄襟，不知烏(wu) 之雌雄也。”

後來二人因為(wei) 抗拒城中惡棍王禿兒(er) 強奸，雙雙被殺。因為(wei) “兩(liang) 少年者平時恂恂，文理通順，邑人憐之，為(wei) 立廟，每祀必供杏花一枝，號‘雙花廟’。偶有祈禱，無不立應，因之香火頗盛。”邑人給遇難的同性戀者立廟紀念，這是中世紀歐洲人難以想象的。        

並無同性婚姻

盡管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對同性戀一直寬容相待，但在中國曆史上，卻也沒有一個(ge) 同性戀者會(hui) 挑戰傳(chuan) 統婚姻製度，宣布男人與(yu) 男人、女人與(yu) 女人也可以成婚。

明末清初李漁撰寫(xie) 的情色小說《無聲戲》中，有一篇《男孟母教合三遷》講到閩南地區的“契兄弟”風俗：“要曉得福建的南風（男風），與(yu) 女人一般，也要分個(ge) 初婚、再醮。若是處子原身，就有人肯出重聘，三茶不缺，六禮兼行，一樣的明婚正娶；若還拘管不嚴(yan) ，被人嚐了新去，就叫做敗柳殘花，雖然不是棄物，一般也有售主，但隻好隨風逐浪，棄取由人，就開不得雀屏，選不得佳婿了。”看起來似乎彼時的福建地區已出現了“同性婚姻”，但這其實是同性戀者李漁的虛構而已。

明清之際閩南一帶的“契兄弟”風俗與(yu) 其說是“同性婚姻”，不如是說同性伴侶(lv) 的民事結合。晚明沈德符在《萬(wan) 曆野獲編》中說得很清楚：“閩人酷重男色，無論貴賤妍媸，各以其類相結，長者為(wei) 契兄，少者為(wei) 契弟。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撫愛之如婿，弟後日生計及娶妻諸費，俱取辦於(yu) 契兄。其相愛者，年過而立，尚寢處如伉儷(li) 。”當時當地的民間社會(hui) ，應該是承認“契兄弟”的同性民事結合的，因此方有“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撫愛之如婿”。但是，這“契兄弟”既無婚姻之名，也不可能在婚姻製度上獲得許可。

 清代康熙年間，通州倒是曾經出現一起“同性婚姻”，但這起“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另類婚姻，在知情者報官之後便被政府取締了：“有通州漁戶張二娶男子王四魁為(wei) 婦，伉儷(li) 二十五年矣。王抱義(yi) 子養(yang) 之，長為(wei) 娶婦。婦歸，語其父母，告官事乃發覺。解送刑部，問擬流徒。”可見在傳(chuan) 統中國，民間或有同性之間的民事結合，但官府絕不可能在婚姻製度上認可“同性婚姻”。

婚姻為(wei) 中國人最為(wei) 看重的人生大禮，古人相信，婚姻乃“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男女結合，為(wei) 婚姻的天經地義(yi) 。今天的婚姻定義(yi) ，當然已越來越傾(qing) 向於(yu) 是“兩(liang) 個(ge) 人基於(yu) 自願的民事結合”，基本上不再有“合二姓之好”的宏大敘事，也跟“以繼後世”的人口繁衍義(yi) 務脫了鉤，但盡管如此，婚姻仍然跟一般的民事結合不一樣：首先，婚姻受到倫(lun) 理的約束，近親(qin) 結婚、不倫(lun) 之戀、多邊婚姻都不會(hui) 被文明社會(hui) 接受；許多人也認為(wei) “同性婚姻”挑戰了家庭倫(lun) 理。其次，婚姻是一項既繼承了古老傳(chuan) 統、又經立法確認的國家製度，對既有婚姻製度的革命性改變，牽涉太多人的認同與(yu) 否，倉(cang) 促的改變必將製造社會(hui) 撕裂。

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在對待同性戀問題時表現出來的智慧是：寬容同性戀的行為(wei) （男風基本上被視為(wei) 是個(ge) 人的審美偏好，跟社會(hui) 公德、個(ge) 人品格沒有關(guan) 係），也容許同性戀者的民事結合（如明清時期的閩南“契兄弟”之俗）；同時，同性戀者也小心翼翼地不去挑戰國家的婚姻製度。

 責任編輯：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