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為史詩大片《孔子》已經與觀眾見麵了，作為中國文化第一人、世界十大思想家的第一位的孔子正在從學術殿堂走向走向大眾。可惜的是，當孔子與商業、娛樂越來越近而與思想和文化則越來越遠了。看到媒體上有關《孔子》的爭議，使我想到於丹在《百家講壇》講《論語》以後的激烈爭論，都是因為對孔子的理解、把握和認識有很大的偏差。

 

 

作者具有良好的動機，美好的願望和真誠的努力，已經差不多被我們丟棄了的仁義禮智信是該好好收拾收拾從正麵進行表現了，雖然《孔子》電影並沒有做好，也還是應該肯定的。這裏我想引用電影人自己的評論：“當我們一直沉浸在國產商業大片的打打殺殺之中，當我們徜徉在賀歲檔影片的火爆和喜劇的熱熱鬧鬧的時候，《孔子》帶著它充沛的人文色彩為國產電影市場注入了一股真正表現傳統的、令人滿懷沉思的悠遠氣質，這在今年中國電影中是難得一見的。幾年前，我們曾經為《墨功》而展開討論，正是因為影片表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某些經典的方麵，但那是一部純粹的商業片。而《孔子》比那部影片更為深入地進入了傳統文化進程本身，盡管這部影片依然還是一部商業影片，但是從氣質上，它具備了一種文藝片或曰文化電影的特性。”“影片立足於那個時代，表現的是一個學問家生不逢時的境遇，他的智慧、他的學說、他的人品等等，在那個群雄爭霸的時代，顯得不合時宜，他追求的是恢複周禮，講求的是仁治，以此為治國的法寶，但是，在已經禮崩樂壞的情況下，他追求的隻不過是一種理想化的世界，因此，孔子被認為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是完全有道理的。影片敘述了孔子從入仕實施理想，到被迫離仕流浪講學的經曆，因此，這部影片應該看作是一部曆史片或人物傳記片，而不是一部全麵闡釋孔子學說的論說片，從這個角度看，影片是成功的。”（高小健：《<孔子>：一部文化電影》，《北京日報》2010年2月1日）力挺該片的人士認為，《孔子》選取了主角人生曆程最重要的一段書寫，傳遞出主流而又舉世公認的價值觀。影片整體風格基調是正拍，嚴肅，莊嚴，人物生氣貫注，使人過目難忘。拍攝曆史正劇從未失手的導演胡玫，表現出相當的視聽語言素養，影片幾乎每一個鏡頭的處理，都可以被列入教科書供參考。影片整體美術風格將清新自然的格調發揮到了極致，在道具處理方麵的精細程度讓人歎為觀止。比如影片中出現的青銅器上的花紋雕刻，是全由人工一筆一畫刻上去的。而影片收尾階段，孔子與眾弟子冰原上苦行的高潮戲，狂風攪雪，壯闊蒼茫，烘托出聖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周黎明在《新京報》發表的文章認為，《孔子》“有禮有樂，高不可攀”，它有著“大片的外表、傳記片的套路、教育片的內核、主旋律片的特色”，胡玫用心良苦，效果也不錯。“而《孔子》的最大價值，是當做一部國學的課外輔導作品”，中國人確有借此“補課”的必要。解璽璋在《北京日報》發表的文章認為，關注者、觀眾甚至出品方都忽略了影片自身的魅力對觀眾的吸引，羞於、恥於談論影片正麵表現的精神、理想、信仰，而這恰恰是最重要的。他說，影片最動人的地方，就是孔子終其一生對自己的信念、理想始終矢誌不渝地堅持，即使不被人理解，不被人接受。（苗春：《電影<孔子>  引發眾說紛紜 真的像惡評那樣差?》，2010年2月1日中國新聞網）

 

 

關於孔子的形象應該是這部影片的核心。我們先看學者們的研究：

 

山東省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學院駱承烈教授是目前世界上收藏孔子畫像最多的人，他保存了2400餘幅孔子畫像，對曆代孔子形象研究頗深。駱教授介紹，古籍中記載孔子形象的很少，有三處：

 

第一，便是《論語》，在《論語述而》中，有這樣的話：“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也就是說，孔子溫和而又嚴厲，威嚴但不凶猛，恭順而安靜，威嚴中顯出仁德，嚴厲中露出慈祥。

 

第二處，是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中，對孔子如是描述：“生而首上圩wéi頂，故因名曰丘雲。”“圩頂就是說頭上有個坑，孔子經常紮著頭巾戴著帽子，看不出坑，但說明孔子前額高。”駱承烈說。

 

第三處也是《史記》：“孔子長九尺六寸，俗謂長人而異之。”也就是孔子身高1.9米，魁梧健壯。

 

他稱據他考證，除了這三處，古籍中再沒有對孔子形象的記載，而各地的孔子家譜中記載的孔子形象千差萬別，有些還相當怪異。

 

他還將從古至今流傳的孔子畫像分為六類：皇家孔子、官家孔子、儒家孔子、民間孔子、仇家孔子和海外孔子。皇家供奉的孔子一般是仿照帝王形象，著裝也都是天子規格，一般為坐像，看不出身高，孔子均被美化，形象端莊威嚴，一副帝王相；官家孔子一般用的是顧愷之的《孔子為魯司寇像》，頭著官帽，儼然一副官相；而儒家學者中流傳的孔子像，就用吳道子所繪的孔子，一副學者相；民間普通老百姓家裏的孔子，身著布衣，像學堂裏的教書先生；仇家孔子一般都是“反孔”者所繪，例如曆史上批孔時的孔子像，都很醜陋，形如小醜；最好玩的是海外孔子像，美國芝加哥供奉的孔子是大長臉，日本人供奉的孔子是矮個兒的胖墩，南美洲的孔子變成黑皮膚……不是孔子需要我們，是我們需要孔子。

 

南開大學張榮明教授整理了《孔子在中國與世界曆史上的十種形象》（張榮明教授在複旦大學的演講2007-11-4 19:21:45）：

 

在中國曆史上的七種形象：

 

第一種形象是“聖化”。一介布衣的孔子被初步塑造成聖人，中間大概經曆了四五百年的過程。吳國大夫曾向孔門弟子子貢發問:你老師莫非是聖人嗎？為什麽如此多才多藝呢？子貢回答道:上天賦予他做聖人的資質，所以他又多才多藝。這裏子貢把孔子讚美成“天縱之將聖”，首次把孔子的形象定位成天賦“聖人”。一百多年後，孟子對孔子作了高度評價，指出:“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意思是說自有人類以來，沒有比孔子更偉大的。孟子認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孔子“皆不為也”（《孟子•公孫醜上》）。古代聖人有許多不同的側麵，而在孟子看來，孔子身上凝聚了聖人的各方麵的優點，是古代聖人的“集大成”者。

 

第二種形象是“矮化”。“矮化”孔子可以說是自老子開始。孔子當年西行，向老子問禮。老子認為周禮的創始人周公早已死了，要複周禮必須要估量時代潮流是否允許。老子告誡說:“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誌，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史記•老子列傳》）這說明孔子身上有兩大不足:趾高氣揚的神態（驕氣、態色），過多的欲望與理想（多欲、淫誌）。《莊子•德充符》塑造了一個肢體殘缺名叫“叔山無趾”的人物，向孔子求教並進而論道，最後使得孔子甘拜下風，自慚形穢。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實際上《莊子》一書中還有許多“矮化”孔子的故事。道家“矮化”孔子在曆史上是有傳統的。《列子•湯問》編造了一個故事:孔子東遊，看見兩個小孩在辯論早晨的太陽和中午的太陽哪個離我們近？雙方從形狀、溫度出發各執一詞，究竟誰對誰錯，“‘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也？’”實際上這個問題有相當的難度，兩千多年後天文學家經過精密的計算後才能得出答案。無所不知的聖人對小孩的疑問也不能回答，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巧妙的諷刺。

 

第三種形象是“正統化”。自從漢代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以來，孔子的形象就逐漸趨於正統化。孔子到了漢代，在國家政治思想領域已樹立了合法正統的形象:他的著作《春秋》是治理天下的一麵鏡子，孔子本人則是王者之師。

 

第四種形象是“神化”。孔子在漢代除了被官方及禦用學者董仲舒等人獨尊而“正統化”之外，還受到另一批公羊學派儒生的高度“神化”。在《春秋緯•演孔圖》、《孝經•援神契》等緯書中，從孔子的出生、相貌至行為方式進行了一係列精心編造的“神化”:1、孔子並非是俗人凡胎，他誕生於人神交合之中。孔子父母“禱尼丘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2、孔子生有異相殊表:“孔子長十尺，海口，尼首，方麵，月角日準，河目龍顙，鬥唇昌顏”，“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十二采，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蹲龍”。3、孔子作為奉天承運的“素王”，編撰《春秋》、《孝經》，為後世製定了治理天下的大法，帶領七十二位弟子朝拜北鬥星，這時天空“白霧摩地，赤虹自上而下化為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孔子在此預言劉邦將取代秦王朝而登上帝位。從一定意義上說，“神化”是對“正統化”的加碼，是為了樹立孔子更大的權威，把孔子從人性世界的典範提升到神性世界的救世主。

 

第五種形象是“僵化”。經過一千多年的流傳，孔子的形象到了宋代就漸漸被理學家所“僵化”。從思想史的發展脈絡來看，“僵化”是“正統化”難以避免的邏輯結果。首先，宋代皇帝進一步製造了尊孔的社會氛圍，宋太祖趙匡胤多次去國子監主持盛大的祭孔儀式，宋真宗趙恒親自去曲阜祭孔，追封孔子為“至聖文宣王”。有了統治者政治上的大力倡導，理學家就努力把孔子改造成隻知維護天理、極力遏止人欲的“僵化”形象。孔子這種被“僵化”的形象對於後世起到了非常不好的影響。近代以來，孔子思想受到攻擊，孔子形象受到 “醜化”，皆與此不無關係。

 

第六種形象是“維新化”。晚清康有為搞“戊戌變法”，他需要發掘古代思想資源作為變法的理論支撐。康有為在《孔子改製考》一書中把孔子塑造為維新運動的祖師，認為“六經”是孔子為了“托古改製”，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假托古人堯、舜的言論而親自寫成的作品。康有為在這裏再次強化了孔子與時俱進的色彩，塑造了一個“維新化”的孔子形象。

 

第七種形象是“醜化”。晚清以來，孔子的形象江河日下，或被嚴重扭曲，或被無情抨擊。太平天國洪秀全率領農民起義，要推翻清王朝的統治階層，對於所謂“曆代帝王專製之護符”的孔子本人及其思想自然全無好感，他說:“推勘妖魔作怪之由，總追究孔丘教人之書多錯。”《太平天日》一書編造了新的神話:天父上帝審判孔子，命天使捆綁及鞭撻他。孔子跪在天兄基督前哀求不已，上帝始命停止鞭打，永不準他下凡。太平軍所到之處，焚燒孔廟，搗毀孔子像。宣布《四書》、《五經》為“妖書”，“凡一切妖書，如有膽敢念誦教習者，一概皆斬。”太平軍抵製孔子及其思想，或許還有另外一層原因:孔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對鬼神持懷疑態度。洪秀全創立上帝教，對於不信鬼神的孔子自然要打倒醜化。這是因政見及信仰不同而遭到醜化。

 

後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更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情緒化、誇張化的言論色彩，不免使孔子形象受到嚴重“醜化”。

 

在西方曆史上的三種形象：

 

幾百年來，由於觀察者的角度不同，孔子在西方曆史上形成了幾種不同的形象。第一種形象是“哲人”。第二種形象是“智者”。第三種形象是“完人”。

 

孔子思想大概從16世紀開始主要是通過西方傳教士傳播到西方的。幾百年來，由於觀察者的角度不同，孔子在西方曆史上形成了幾種不同的形象。

 

第一種形象是“哲人”。明末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在《中國傳教史》中說:“中國最偉大的哲學家是孔子。他所說的和他的生活態度，絕不遜於我們古代的哲學家；許多西方哲學家無法與他相提並論。”

 

第二種形象是“智者”。德國黑格爾認為“孔子隻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不能算是哲學家。黑格爾的理由:1、孔子隻注重常識道德，或者說是“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教訓”。2、孔子不懂思辨哲學。黑格爾本人不懂中文，他對孔子思想的了解隻是限於傳教士的譯本，他所能接觸到的是脫離具體語境缺乏鳶飛魚躍活潑生動生命力的若幹條孔子語錄，他無法把握孔子思想的全貌，因此他對孔子的評價自然不高。另外，黑格爾是歐洲中心主義者，輕視東方文化，他甚至不無偏見地認為漢語不宜思辨等。

 

第三種形象是“完人”。18世紀法國一批啟蒙學者高度讚賞孔子，幾乎認定孔子是個完人。伏爾泰認為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言基督未曾說過。基督不過禁人行惡，孔子是勸人為善。他尤其讚美孔子“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的格言，以為“西方民族，無論如何格言，如何教理，無可與此純粹道德相比擬者。孔子常說仁義，若使人們實行此種道德，地上就不會有什麽戰爭了。”伏爾泰在自己的禮拜堂中掛了孔子的畫像，朝夕禮拜。法郎士•魁奈是法國重農學派的創造者稱魁奈是“歐洲的孔子”，人認為希臘哲學不如中國，一部《論語》即可以打倒希臘七賢。

 

我認為孔子的主體形象是集大成的聖人。

 

孔子的形象曆史上本來就多樣，到了現代社會多樣的學科劃分把他理解成思想家、教育家、哲學家、倫理學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等，現代中國人多樣的個性化認識更是“一千個人心目中有一千個孔子”。其實，中華民族心目中有一個公認的也是最基本的形象就是孟子所的集大成的聖人。但是，作為今年賀歲大片的《孔子》電影讓觀眾看到的則是一個“集政治家、外交家、軍事家和流浪詩人於一身”的孔子，使得孔子無論在人物塑造上還是主題上都顯得單薄。孔子本人的魅力究竟在哪裏呢？對於這位對中國乃至世界影響深遠的聖人我們首先要以正史的眼光盡可能地還原，而不是被商業的炒作所扭曲、遮蔽，甚至醜化。

 

孔子作為聖人，他有信仰的因素在，是我們民族道德信仰的核心，可以承擔一個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用今天的話說他是我們民族的精神家園的象征。我們中華民族沒有獨一的宗教信仰而能夠維係幾千就是因為有孔子這樣一個精神象征。一個民族如果沒有宗教信仰，這個民族要麽文明程度低劣，沒有體麵的民族；要麽缺少凝聚力，變成一盤散沙。從孔子到今天，儒文化綿延不絕，我們這塊廣袤的國土上，政治上有過割據，但文化一直沒有分裂，因文化根脈所係，即使分了，也會“分久必合”，這種凝聚力就來自孔子。曆來權勢者大多“捧”孔子，但恰恰是普通大眾對孔子才有真信仰。所以，古代的中國社會往往是，上層社會可能已經很糜爛了，但下層社會還有道德在，這個社會才沒有從頭爛到尾，才有革故鼎新的希望。近代以來我們中國人不正是這樣嗎？現在，《孔子》電影則報著把孔子還原為普通人的目的來拍攝，導演湖枚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把2500年前的一個聖人，還原為一個活生生的普通人”，在實際上代表了目前一種普遍的傾向，無論是學術的界的李零、學術明星於丹，而藝術界也是這樣。問題是我們近代以來打倒了孔子，現在大家對孔子作為聖人並沒有真實全麵的認知和理解，不明白為什麽孔子會影響中國曆史兩千多年，甚至成為世界性的偉人？就急著要把他還原為普通人。大家可以設想，如果孔子真是一個象我們一樣的普通人，他能夠對中國曆史有這樣大的影響嗎？他能夠至今還影響著中國與世界嗎？從孔子到現在有多少普通人，我們現在都哪兒呢？我誰知道他呢？有一句廣為流傳的成語，叫做“出類拔萃”，這句成語出自孟子對孔子的評價。孟子說：“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出乎其類，是說孔子是從自己的同類——普通人中成長起來的；拔乎其萃，是說孔子遠遠地超越了他的同類——普通人而成為他們的生活和生命的導師。別說普通人，就是當時的許多有名的有權有勢的人今天我們還知道幾位呢？

 

 

現在的《孔子》是一部孔子的斷代史，直接中年開始，總體來說，沒有表現出孔子是如何成為孔子的。雖然號稱史詩大片，但觀眾並沒有看到史詩的精良所在，電影《孔子》無法承載孔子。為什麽？

 

（一）、戰爭場麵失實和太假

 

為了真實再現春秋亂世大時代的壯闊風貌，無論是陣容浩大的戰爭中所用到的戰車、兵器，還是片中的布景陳設、衣履飾物都經過反複考究，務求重現春秋時代的實感。整部影片使用道具多達3500種，超越《赤壁》創造了中國影史的新紀錄。

我就說夾穀之會和武子台平叛。

 

夾穀之會是電影開場的重頭戲，齊魯兩君在夾穀之會上兵戎相見。這時孔子任中都宰的一年，魯國大治，引起鄰國齊國的不安，試圖通過相約會盟的方式挾製魯國國君。孔子深知這是一次不可告人的政治陰謀，於是求季孫斯援兵五百乘。但當魯國國君和孔子到達夾穀時，兵車並沒跟來。當齊國準備發動軍隊挾製魯國國君時，孔子設計的第二方案是用上了疑兵計，讓一百牛車在後方揚起了灰塵，讓敵人以為有千軍萬馬，硬生生收了兵，還歸還了之前被搶的汶上三城。這一戰充分展示了孔子的軍事指揮才能。發哥在《赤壁》中未能一展諸葛亮神采，卻在《孔子》中如願。

 

《史記•孔子世家》是這樣記載的：魯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夏季，齊國大夫黎鉏對齊景公說：“魯國任用了孔子，恐怕要危害到齊國。”於是，齊景公就派遣使者到魯國，要與魯定公在齊國的夾穀這個地方會盟。齊景公事先就拿定主意，不僅要羞辱魯國，而且要殺掉魯定公。魯定公要乘車前往表示兩國友好，孔子擔任代理宰相。孔子說：“臣聽說有禮義方麵的事情一定要有武力方麵的準備；有武力方麵的事情一定要有禮義方麵的準備。自古以來，諸侯離開自己的疆域，一定都要有隨從的官員，請君讓左右司馬跟隨。”魯定公答應了，並帶領著左右司馬而到夾穀。在夾穀，齊景公建造了高台，官員分三個等級侍奉，根據兩國國君會盟之禮相見，相互揖讓而登上高台。獻禮酬答之禮完畢，齊國的主管官員出列而向前走了幾步說：“請演奏四方之樂。”齊景公答應了。於是，齊國人手持刀槍劍戟等武器喊著叫著出場了。孔子按照禮儀，小步快行而上，站在中間的台階上，抬起胳膊說：“我們兩國國君舉行友好會盟，為什麽演奏這樣的夷狄音樂呢？請齊君問一下主管此事的官員。”齊國主管官員讓那些人退下去，但他們不退，齊景公的左右人員看著宰相晏子和齊景公。景公心中慚愧，揮手讓他們退下去了。不久，齊國主管官員小步快走向前，說道：“請演奏宮中的音樂。”景公答應了，唱歌演戲的倡優侏儒就在魯君前麵戲耍，試圖劫持魯君。孔子小步快走向前，步步登上台階，站在中間台階上，說：“無德之人卻要迷惑諸侯，依法應當責罰。請齊君下令給主管官員。”齊國的主管官員依法而行，斬殺了那些倡優侏儒。麵對孔子齊景公有些害怕，心中有所動，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不合乎禮義，回去之後更加恐懼，告訴他的群臣說：“魯國官員根據君子之道輔佐國君，而你們卻偏偏用夷狄之道教導寡人，使寡人得罪魯國國君，你們看應該怎麽辦？”主管官員向前回答道：“君子如果有過錯，就以實質性的事情來謝罪；小人如果有過錯，就用文辭表示謝罪。國君如果有悔，就可以用實質性的事情來謝罪。”於是，齊景公就把當初侵占魯國的鄆城、汶陽、龜陰三地歸還給魯國表示謝罪。就這樣，孔子在外交活動中，機智果敢，粉碎了齊國想用武力劫持魯定公的陰謀，還迫使齊國歸還了侵占的土地。所以，本來並沒有什麽激烈的戰爭場麵。

 

武子台平叛魯國一直被“三桓”所把持。當孔子代理國相時，立即提出墮三都(即拆毀三家所建城堡)的舉措。政令下達後，公山狃帶頭起兵反叛，孔子率領眾弟子保護國君登上武子台。武子台下，公山狃一聲令下，無數弓箭射向武子台。周潤發飾演的孔子就是位武功高人，在武子台平叛一場戲中，在高台上迎風而立，指揮千軍萬馬，最後以十二條熊熊火龍將叛軍徹底製服，這是一場名副其實“殺伐”，以孔子的仁愛思想和聖人境界，他應該不會用如此殘忍的方法來退敵，在曆史上也許隻有法家和兵家才會這樣做。

 

因此，影片過於關注孔子的軍事才能，而對孔子的人格魅力與禮樂教化等主要方麵刻畫不夠。因此，該片充其量隻能算是一部表現英雄孔子的影片，未能充分展示孔子的聖人形象。

 

（二）、孔子的思想表現得不夠，且多有誤解

 

《孔子》被電影界批評“有形無魂”，孔子沒“魂”其實就是在思想上沒有抓住孔子的內在精神。形象塑造有點單薄，導演讓我們看到了凡人孔子，完全丟掉了教育家、思想家這最重要的兩個形象。正如有報紙評論所說的在這部電影中，孔子的表現如某些足球運動員，上半場神勇，下半場疲軟。教育家孔子的學問哪去了？電影應該對孔子早年思想的形成和晚年在文獻整理方麵的功績多些筆墨去描述，結尾有些倉促，對孔子思想的挖掘還不夠。片尾周遊列國後，回魯國的鏡頭很簡單，沒有展現出一個大教育家的形象。一位影迷認為“給屋子裏堆一堆竹簡就算是教育家、思想家了？這樣的處理方式太低估觀眾的理解力了。應該有他怎麽處理，怎麽寫《春秋》等這些場景，展示他博學的一麵。可能也是因為電影在時間上的局限性，導致形象嚴重不豐滿，但這並不能成為“孔子”丟魂的理由。

 

有些地方明顯地有失誤，如片中當孔子被逐出魯國時,弟子顏回“勸說”孔子:“您曾經跟我們講過,如果人不能改變世界,那應該改變自己的內心。”這就嚴重歪曲了孔子的思想!這是一種遇挫折即放棄理想，見風一吹就倒下的俗人明哲保身的思想，是典型的市儈哲學。兩年前於丹講《論語》心得就是這樣說的：“我們生存的環境會有許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雖然我們憑借個人的力量不能改變社會，但我們能憑借我們勇敢的心靈去改變自己的心情和態度。”，那畢竟是她自己的一己之“心得”，根本不是孔子的思想。孔子以周文化的繼承者自居，自覺地擔當起延續曆史文化的使命與職責。他堅持自己的道德理想，“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他的學生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這就是要求士人們能夠超越自己個體的和群體的利害得失，而發展為對整個社會的深厚關懷。他說：“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於是有了“殺身成仁”成語，後來接著孟子子說“舍生取義”，“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雖千萬人吾往矣”。這樣的話不僅汙辱了孔子，甚至是汙辱了整個中華民族的道德水準。魯迅先生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舍身求法、為民請命、埋頭苦幹、拚命硬幹的人，就有“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人，這是一種對道德信仰和高尚人格的追求。

 

《孔子》他說過一句“唯小人與女子難養也”，就說孔子的女人是個壞女人，這也是沒有道理的。於丹曾這樣解釋：小人是指小孩子，意思是說女人就跟小孩子一樣，過於寵溺她會恃寵而驕，不理她又會心生怨氣。“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論語•陽貨》）被普遍認為是孔子鄙視婦女和體力勞動者的論據。連海外真心尊崇孔子者也覺得難予諱言，無可奈何地說：“孔夫子就這句話說錯了”。這裏的前一句話“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幾乎成了傳統的以男權為中心的社會的一句至理名言，而後一句話幾乎被人們遺忘了。這是一整句話，不能分開看的。從文字看，這句話按照邏輯分析，“唯”作“獨、隻、僅僅”講，意思是隻有“女子與小人”難養。但隻有“女子與小人”難養，並非所有“女子與小人”都難養。前句是論斷，後句是論據：“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是“女人與小人”難養的理由和表現，也是說並非所有的女子與小人都難養，隻是“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的“女子與小人”難養。孔子所說的“女子”並不等同於婦女，“女子”隻是婦女中“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者；同樣，“小人”也不是男人中的體力勞動者，而隻是男人中的“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者。實際上孔子並不歧視婦女，孔子在談到子女的孝順時，多把父母連在一起說，言語中絲毫沒有對母親的輕視。如“父母在，不遠遊”“事父母，能竭其力”“父母唯其疾之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等等，父母都在一個平等地位上的。《中庸》中說：“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意思是：君子之道，從夫妻之間開始，到了它的最高境界，就能顯明天地間的一切事物了。儒家對女性的看法與今天最大的不同，就是對女性意識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認定，是放在與男性的關係中認定的，和今天完全忽視性別差別，而盲目地追求男女平等的觀點完全不同。在儒家觀念中，男主外女主內不過是基於性別差異所導致的社會分工不同，隻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張揚女性是感性、溫柔、善良、包容的女性特征。

 

（三）孔子弟子的形象幹巴、沒有個性，多與史實不符

 

孔門弟子是性格非常鮮明、意氣風發的群體，他們都是文質彬彬的君子，是身通六藝的學問大家。可是，電影《孔子》中，那些圍繞在孔子身邊的學生，不僅麵目模糊，令觀眾無法記住，而且一個個都好像是無個性無生氣的烏合之眾，更不要說儒生的那種“儒雅”之氣了。“孔子的弟子每個人都很厲害，可是電影裏沒有一個有比較大的成就，沒有一個有鮮明的性格，甚至有些人表現的性格跟曆史是反的。比如說顏回，灑脫自由，思慮深刻，境界極高，誌向極大。可是電影裏呢，他卻整天愁眉苦臉的，與《論語》中的，根本不是一個人。子路是一個天真勇敢爽直可愛的人，子貢是個出色的外交家和商人，可是電影裏就都是一介武夫，沒有一點文化人的氣質。子貢更是連說話的機會都極少——要知道，子貢可是言語科裏第一名啊。”

 

顏回之死

 

最令人驚奇的是孔子最鍾愛的高徒顏回的死被炒作成最有催淚效果的“顏回救書”一節，描寫孔子師徒行經冰河，冰麵爆裂，書簡全數跌入河中，孔子最疼愛的弟子顏回，不忍老師的書冊毀於一旦，撲入冰河救書，凍死了。影片首先是違背史實與邏輯的地方：其一，顏回之死是歸魯之後的事，且如何死的並無記載；其二，即使讓顏回溺死是劇情需要，也應該考慮到基本常識，竹簡會浮在水麵而不是沉入水底；其三，顏回獨自往返搶救竹簡，孔子及其他弟子卻趴在冰沿痛哭流涕不施援手，有違人情。特別是當影片無限深情地讚頌顏回舍己撈書時，仿佛時光倒流四十年，不由得讓人想起羅盛教跳進冰窟窿救朝鮮小孩，金訓華跳入洪水撈木頭的年代，落入了國產表現英雄的俗套之中。當然，我不是說這種精神不應讚頌，恰恰相反，應該大放異彩，但從電影藝術上說細節處理太糙，太生硬，難以打動觀眾。如作家韓寒說：“顏回最後居然為了多撈幾卷文書，在冰水裏凍死了，這非感人，這是愚蠢。”有網友說“不夠真實而且煽情太過。”

 

顏回是最孔子得意弟子。家境貧困，居陋巷，簞食瓢飲，但好學不倦，終身追隨孔子而不仕。孔子對顏回有很高的評價，把他許為自己“德行”科最優秀的學生。顏回很窮，但灑脫自由，思慮深刻，誌向遠大，境界很高。可是電影裏呢，他卻整天愁眉苦臉的，怎麽也看不出“孔顏之樂”，與《論語》中的根本不是一個人。《論語》中孔子對顏回多次大加讚賞。如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他還向魯哀公推舉顏回，說“不遷怒，不貳過”（《論語•雍也》），稱顏回是最好學之人。這裏說到了“孔顏之樂”，我們得解釋一下。於丹說：“就是在什麽樣的物質環境下都不改變心境的那種坦然和安寧。”我認為不僅僅是坦然和安寧，而是所謂“孔顏之樂”。那麽，孔顏之樂，所樂何事呢？顯然他們所樂者正是人生之正道，這種道也就是合乎正義、利於社會的生活準則和精神境界。在這裏，孔子和顏回所樂的“道”，它的核心精神就是孔子常說的仁。“仁者愛人”，如果一個人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努力實行仁德，以仁愛的原則處理自己與他人的關係，處處以仁愛、寬厚的心態和情感關愛他人，善待社會，並且不斷反省自身是否時時做到了仁，這樣就會如宋代另一位大儒朱熹所說的“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也就是抬頭無愧於上天，低頭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便可以心安理得地麵對這個世界，這其中的快樂可想而知。不過，“樂道”並不是要拒絕財富，甘於貧窮，而是說，無論是富貴還是貧賤，也不能改變他們孜孜以求的精神和操守。在孔子、顏回看來，人生境遇無論發生怎樣的變化，遭遇到何種不幸或煩憂，君子都要嚴於操守，不改變實踐仁愛道義的初衷，相反還將從中獲得一種精神的愉悅。“孔顏之樂”正是安身立命的充分體現，又是理想境界——聖賢境界的標誌。

 

顏回與孔子的關係也很特別，甚至甚於父子。他時時跟隨孔子，《莊子•田子方》中有所謂“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這就是“亦步亦趨”這句成語的來源。原文是這樣的：“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用白話說大意是這樣：“老師慢走，我也慢步，老師急走，我也急走，老師快跑，我也快跑；但是老師一溜邊飛奔，那我隻好眼巴巴地遠遠落在後麵了！”當時孔子聽了顏回的話，問道：“顏回，你這話是什麽意思？”顏回答道：“夫子步亦步，是說您談話我也談話；夫子趨亦趨，是說您同人爭論我也同人爭論；夫子馳亦馳，是說您闡述古聖先賢之道我也闡述古聖先賢之道。可是，夫子奔逸絕塵——您有時根本不用開口，而人們卻都信服您，這一點我就無法學習，隻好瞠乎其後了！”顏回的“亦步亦趨”原來就是跟老師緊緊相隨，刻意學習的意思。孔子周遊列國時，曾在匡地被圍，師徒一度失散後又複見，孔子說：“吾以汝為死矣。”顏回答道：“子在，回何敢死？”（《論語•先進》）孔子也認為“回也視予猶父也”（《論語•先進》），即顏回把孔子當成自己的父親一樣。

 

子路之死

 

片中子路是在衛國戰死的。子路抗敵，受重傷後為遵師訓，不顧身邊強敵環伺，努力戴正帽子，這時被兩名敵兵從身後襲擊，立時斃命——這裏影像處理上的失誤很明顯，它想表現的是受傷必死的子路仍要“正衣冠”，以此凸顯一種高於死亡的尊嚴，但是通過影像實際傳遞出來的信息卻是，明明還有能力拒敵的子路，卻因為要“正衣冠”而被人偷襲得手，糊塗送命。而且子路死的時間也不對。事實上，子路在孔子自衛返魯時跟著夫子回到了魯國，並曾在季孫氏那裏做事。三年後，他又受邀回到了衛國，做了大夫孔文子私邑蒲地的長官，即蒲大夫。不久，孔文子病死，其子孔悝（kuī）繼承父職為執政。衛靈公之子蒯聵因為看不慣南子荒淫和專權，試圖暗殺不成就逃到了晉國，但一直野心不死，想回來篡權，後來他的兒子輒得到齊國的支持，便用武力拒絕蒯聵回來，蒯聵爭奪君位的計劃破產，輒終於立為國君，即衛出公。至此，衛靈公與蒯聵的父子之爭，又演變為蒯聵與輒的父子之爭。孔悝之母孔姬是蒯聵（kuǎi kùi）的姐姐、衛出公的姑姑，蒯聵在孔姬等人的幫助下回到都城，強迫孔悝與之結盟，並劫持孔悝登上高台，進攻衛出公。孔悝的家宰欒寧見政局有變，派人通知了駐守在孔悝采邑平陽（今河南滑縣東南）的子路。子路急忙趕往國都帝丘救難。趕到帝丘時，子路正好遇到另一位孔門弟子、為衛大夫的高柴（字子羔）由城內逃出，因衛國大亂而準備歸魯。子路沒有聽從高柴的勸阻，說：“接受人家的俸祿，就要救人於災難！”子路衝入城中，攻到孔悝被圍困的台下，與蒯聵手下兩位猛士戰在一起。結果，子路寡不敵眾，交戰中被戈擊斷了帽帶。子路看情勢已無脫身的可能，從容地撿起帽子，說：“君子死，冠不免”，在係帽帶時被對手殺死，隨即被一擁而上的蒯聵手下剁為肉醬。這是發生在魯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80年）冬天的一件悲壯的犧牲。當時，子路已是一位63歲的老者。聽說衛國發生政變時，對弟子十分了解的孔子憂鬱地說：“高柴一定會逃回來，而子路一定會遭死難的。”果然，幾天後，高柴回來了，同時也傳來了子路被殺的凶信。這次，孔子悲慟萬分，哭於中庭，口中喊著：“啊呀，這是上天要斷了我的命啊！”他聽使者說到子路被剁成了肉醬，立刻叫人把家中準備食用的肉醬倒掉。

 

（四）子見南子與南子之死

 

史書裏一句話影片放大成“緋聞”在《論語•雍也》中關於“子見南子”的描述隻有短短的兩句話：“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無厭之！天厭之！’”大概意思為，孔子在衛國會見了衛靈公夫人南子，其徒子路並不開心，這時孔子回應道：“如果我做什麽不正當的事，讓上天譴責我吧！”影片中則被放大成為一場重頭戲，影片宣傳方也借此描述一個千古未解的“聖人緋聞”來吸引眼球，增加票房。電影將此處理為兩人麵對麵，這也不是說不可以，但問題是他們之間的距離未免過於接近了些。片中南子竟然當麵挑逗孔子，甩著裙擺在他身邊繞圈，還對孔子眉目傳情，言語挑逗，這種對孔子的不尊重直接貶低了孔子的形象。當然，作為一位女導演據說為了表達現代女性意識，在影片中還有鏡頭表達南子的清純一麵，被孔子的兩句之乎者也感動了，成為孔子的紅顏知己，甚至說出了“世人都知道夫子的痛苦，但沒有人知道夫子在痛苦中達到的境界”這樣不著邊際的“詩話”。

 

在《史記》的記載中，子見南子，實際情況是在衛國，孔子受到了衛靈公的寵姬南子的召見。南子大約是當時天下最豔麗、最妖嬈的女子，政治上也有一套，但據說不守婦道，嫁給衛靈公之前曾和宋國公族名叫宋朝的美男子私通，到衛國後，仍與宋朝常有來往，搞得全國上下都知道，隻有衛靈公或是被蒙在鼓裏，或是不在乎。孔子當時來到衛靈公的朝廷，因為名氣太大，南子想見孔子，派人對孔子說：“四方來的名人，凡是瞧得起我們國君並與他交往的，沒有不來見我的，我希望與您會麵相識。”孔子本不願與這樣的人見麵，便婉言謝絕，後來實在推不掉，終於上朝謁見夫人。南子坐在輕紗帷帳之中，形態依稀可辨。孔子進入宮門，麵北行稽首之禮。南子在帷帳中以手拜回禮，身上佩帶的玉器發出鏗鏘悅耳的聲音。子路對孔子去見南子很不滿意，認為他有失身份。孔子急了，發誓說：“我假若做了不對的事，天厭棄我罷！天厭棄我罷！”說明自己沒有做出什麽非分之事，完全是因為存著得君行道的一點希望才不得已去見她的。子路梗直，難以體會到孔子委曲求全的意思，孔子要獲得衛靈公的信任，自然得去拜見靈公的寵姬南子，希望在衛靈公前能夠說說好話。可惜南子對“累累若喪家之狗”的孔子並不怎麽感興趣，沒有在靈公麵前說什麽好話，靈公也就沒有對孔子表示出特別的尊敬。就在子見南子一個多月後，有一天衛靈公和南子一同坐車出門，便讓孔子坐在第二輛車上，後麵跟著第三輛車，坐著靈公寵信的宦官，招搖過市。在靈公也許是為了表示與孔子親近，但孔子卻覺得這是莫大的恥辱。事後他說：“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這句話經常被後人誤解，以為孔子反對好色。其實這句話的真實含義應當是：“好色是人的無法抑製的天性，如果人能以好色之心好德，還愁道德不能崇高完滿嗎？”意在批評衛靈公。靈公此時年老無能，疏於料理政事，毫無振作之舉，根本不可能真正任用孔子。麵對這樣的處境，孔子十分感慨，他說：“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果用我來執政，一年可以使國家有所起色，三年便能夠將它治理得好。”子見南子，也是在衛國和齊、魯結盟反晉的大背景下發生的。過去，衛國也和魯國一樣服從晉國，但在孔子去衛國前不久，因為晉國執政太過跋扈，衛靈公也下決心和晉國決裂，齊、魯、衛三國形成了反晉聯盟。南子比較風流，名聲不好，但衛靈公一味寵幸她，魯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0年）衛靈公為了讓夫人南子高興，召見她的舊相好宋朝，並讓他們在洮地會麵。靈公太子蒯聵出使齊國，回來時路過宋國野外。宋國人譏諷靈公縱容南子荒淫，唱歌道：“已經滿足了你們的母豬，何不歸還我們那漂亮的種豬？”蒯聵聽了感到羞恥，憤恨南子的淫*亂行為，想殺死她，替爸爸報戴綠帽的仇，行動卻失敗了，隻能出逃到了晉國。所以“南子”並不是被蒯聵暗殺的。三年後，衛靈公死了，衛靈公的孫子輒被立為衛君。因為輒的父親蒯聵這時在晉國。他想回國繼位，得到了晉國執政者趙簡子的支持。衛靈公和南子很擔心晉國扶植蒯聵殺回來篡權。孔子執政時參與建立了齊、魯、衛聯盟，他辭職後，很多弟子仍舊在魯、衛兩國做官。所以南子見孔子，還是希望他能積極維係同盟，共同對付晉國。但見南子這一幕，往往被後世的文藝家剝離了當時的大環境，演義成了美女挑逗老學究的感情戲。

 

（五）、周遊列國的重頭戲沒有寫好

 

電影後半部分，是孔子和弟子們周遊列國的經曆。這部分過於散漫、拖遝，缺乏集中的矛盾衝突，隻有一路流浪、受苦，將其真刻畫為一場“逃難”，過多渲染苦難與悲劇，雖然贏得了觀眾的同情與眼淚，卻走失了儒家文化的要義。周遊曆程中可以重點塑造一下幾位孔門弟子的形象，但電影在這方麵令人失望。影片中一幹弟子還死心塌地地跟著，即使有做官的機會也不去，出鏡最多的弟子是顏回，表現得太哀怨愁苦。子路也完全刻畫成了李逵、張飛形象。可以說，電影對周遊時期的孔子師徒表現得並不成功，許多有價值的曆史記載都沒得到利用。多年後重返魯國，就莫名其妙的成了聖人，對於他流浪期間究竟作出了何等貢獻，從影片的情節來看，至少是看不出來的。孔子不畏千辛萬苦而周遊列國，不是為了去做官，而是想借助權力的擁有者們，實現自己讓世界充滿仁愛的理想。孔子周遊列國其實做了很多事情，所到之處，堅持傳仁達義，希望教化世人。但是，這些在影片中都著墨不夠，沒有很好地體現。如果能加強表現的話，孔子為聖人將更有說服力。讓我們還是看看史實。

 

孔子和弟子們周遊列國到的最多的是衛國，除衛國外，孔子還到過匡、蒲、陳、曹、鄭、蔡、楚等國家和地區，拜見過大小封君70餘人。但是境遇都不理想，有時甚至十分狼狽，十分危險。剛從衛國出來，到達匡邑，孔子被匡人當成陽虎圍了起來。陽虎曾侵害匡人，孔子又長得有些像他，所以匡人圍住要報複，後來多虧弟子殺開圍困而脫險。剛從匡邑解圍出來，到了蒲邑，又被蒲人圍住，幸弟子力戰，殺條血路脫離險境。孔子又去曹，曹國不容；遂往宋，剛在一棵樹下演禮，宋國權臣桓魋（tuí）因從前孔子批評過他，趕來把樹拔倒，表示不歡迎。匆匆跑到鄭國，與弟子失散，獨自一人立於東門之外。子貢四處打聽，有人告訴說：“東門外有個人，兩腮像堯，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產。腰以下像禹。然而更像落拓潦倒的喪家之大。”言下之意，是說孔子以古賢聖人相標榜，卻無人賞識，落得個喪家之大的下場。又到陳國，陳公向孔子問了很多典故，對博學的孔子非常讚賞。無奈陳國國小力弱，正被吳楚等大國侵淩分割。孔子的學說隻合在和平時期講講禮讓，擺擺禮容，通過教育來激發人們的向善好仁之心，對這個金戈鐵馬的場麵，卻無能為力。因此，他給此行立下的信條是；“危邦不入，亂邦莫居。”（《泰伯》）這個風雨飄搖的陳國，當然不是久留之地，遂南向蔡國進發。方至陳蔡之間，孔子又被一夥人圍了起來，一連七日，糧草罄盡，從者大病，莫能興起。最後得楚昭王幫助，才脫離困境。楚昭王召請孔子，欲以書社之地封孔子，還沒讓孔子一行來得及高興一下，便因令尹子西的反對而撂淺了。無奈隻好又回到衛國，等待回國的機會。孔子周遊列國，曆時十餘年，行程數千裏，曆經艱難險阻，四處碰壁，可他依然自信極堅，毫不動搖。他說：“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雍也》）他學六藝、知天命，進而形成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人格，這是“知之”；四出尋求推行主張的機會，這是“好之”；在求索過程中，雖處處碰壁也不氣餒，這就是“樂之”。孔子曾描繪遊曆時的情形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述而》）即其“好之”“樂之”精神的形象說明，任憑環境多險惡，打擊多大，他都信心百倍，毫不退縮。甚至還樂在其中，傳道授業不息。被圍於匡，弟子焦急，他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之人（指自己）不得聞於斯文；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在宋逼於桓魋，他說：“天生德於予，桓魋（tuí）其如子何！”（《述而》）最可歌可泣的是，困於陳蔡時，弟子又餓又病，孔子麵有菜色，但他依然講學論道，弦歌之音不絕。孔子把幾個弟子挨個叫到身邊，問他們:“落到到今天這個地步，是不是我們提倡的‘道’有什麽問題？”子路直接提出意見:“是不是咱們不夠仁？或者不夠聰明，所以沒人理解咱們？”他這個回答太直率，被孔子生氣趕走了。子貢的回答委婉一些:“先生的道可能太高深了，一般人理解不了。您也許可以搞點通俗的理論？”孔子聞言更為生氣，大罵子貢隻知道迎合俗人，沒出息，又將他趕了出去。最後是顏回:“老師您的道是太偉大了。當權者不肯用，那是他們的恥辱。沒人用怕什麽？沒人用的才是真君子！”這才讓孔子開心起來，誇顏回不愧是顏家的孩子（孔子母親是顏氏）。最後孔子氣消了，但還是派子貢出去請救兵，才使得以脫險（因為子貢做生意，有錢且世故）。這一幕很生動地反映了孔子普通人的一麵，幾個弟子的性格也表現得很生動，圍繞它完全可以設計出很有趣的故事，比如弟子們對孔子學說的不同理解、對現實選擇的爭執等等，由此構成周遊列國部分的主要情節。可惜電影一直在刻意塑造悲情氣氛，放棄了這方麵的努力。

窮而更堅，老當益壯。孔子就是這個性格，不管窮通否泰，都守道彌堅，追求越篤。盡管顛沛流離，而誌不稍貶，學不暫停，堅持不懈地教學和布道。這種精神，曾引起遁世者的不解和譏笑，他在蔡國迷路，長沮、桀溺拒絕為他指路；荷蓧(diào)丈人罵他“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楚狂接輿追在他後麵狂歌：“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為政者殆而！”但是，他汲汲救世，百折不撓的精神，也曾贏得人們的讚許。儀封人見過孔子後，滿懷敬意地說：“天將以夫子為木擇！”木擇，是宣行教化時用的木鈴鐺。儀封人認為，孔子是上天派遣來宣揚仁義禮樂的光榮使者！這確實不是過譽之辭。在這個惡濁的社會裏，除非人們變得比它更加墮落，否則就不能適應，更莫望要出人頭地了！孔子既不屑作同流合汙、亂中圖利的投機分子；又不願作那避世肥遁、高尚其事的山林隱士，留給他的自然就隻有碰壁和失敗了。四處碰壁的境遇，使這位垂暮老人，難免不有故國之思。就在他68歲那年，他的弟子冉有在魯國幹出了成績，贏得了季桓子的繼承人季康子的賞識，在他的建議下，魯國派出特使隆重將孔子從衛國迎回，終於演完了周遊列國的悲壯一幕。周遊列國能夠體現孔子人生的坎坷與為實現理想的操勞，《韓詩外傳》說他“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以挽救“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義廢壞，人倫不理”的危局，可惜這些在電影中都看不到。

 

 

第一個打倒孔子的是洪秀全。近代第一個打倒孔子的是洪秀全。洪秀全要發動太平天國起義，從西方“請”來了上帝，認定上帝是唯一“真神”，其餘一切都是“妖魔鬼怪”，必須打倒，被“神化”了的孔子當然也不例外。他命令太平天國的將士砸孔子牌位，推倒孔子神像，焚燒孔廟，還將儒家經典全部燒毀。在南京，太平天國將孔廟改為屠宰場，把孔子牌位扔到馬廄、豬圈裏。如此嚴厲地對待孔子，無非是要樹立上帝的絕對權威，從而確立洪秀全這位上帝次子至高無上的崇高地位。

 

維新派在戊戌變法時期“反孔”的方法與洪秀全不同。康有為為了變法維新，就把孔子改造成一位改革的思想家，表麵上尊崇和弘揚孔子，實際上重新塑造了一個滿載變法意願的“新”孔子。用“文革”時期十分流行的話講，就是偷梁換柱，“打著紅旗反紅旗”。康有為的做法表麵上是尊崇孔子，實際上啟蒙了中國的思想界，為其後的批判孔子傳統奠定了學術基礎。在梁啟超的筆下，孔子成了限製人們思想自由的蟊賊。他還認為孔子政治思想的最大弊端在於維護封建政治等級製度和君主專製。他說，“孔學則嚴等差，貴秩序，而措而施之者，歸結於君權。……於帝王馭民，最為合適，故霸者竊取而利用之以宰製天下。”

 

革命派首先把批判孔子與民主革命聯係起來，認為“孔丘砌專製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餘年矣。……欲世界人進於幸福,必先破迷信；欲支那人之進於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其次，他們還把批判孔子與思想自由聯係起來，認為獨尊儒術是使我國“數千年來，思想滯閡不進，學術陵遲，至不可救”的根本原因。章太炎寫《訂孔》一文，指出儒學是“中國的禍本”，孔子“最大的汙點是使人不脫富貴利祿的思想”，批評孔子及其儒家學說是“忠君”的“偽學”，敗壞了整個社會風氣。鄒容在《革命軍》中係統而深刻地批判了孔子為曆代封建皇帝所利用，成為推行專製集權的思想政治工具，儒學把國人都變成了毫無生氣的唯唯諾諾的“奴仆”，要想中國進步，首先要打倒孔子，批判儒學。革命黨雖然批判的規模有限，深度也很不夠，但畢竟開創了在理論上抨擊孔子及其儒學的先河。孔子在辛亥革命時期已經失去了其“至聖先師”的崇高地位了。

 

再下來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孔批儒，代表人物有陳獨秀、蔡元培、吳虞、胡適、李大釗、吳稚暉、魯迅等，他們圍繞《新>青年雜誌組成了自由主義者、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統一戰線，破天荒地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並很快為當時的中國人特別是青年知識界所接受，發展成為一種具有文化革命性質的社會運動，衝擊最厲害的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倫理學說，並與所謂反封建、反專製糾纏在一起。陳獨秀認為孔子之道不適於現代社會，認為孔子所提倡的道德是封建時代的道德，是為了少數君主貴族的權利與榮譽，在今天的共和國家時代是行不通的，不適於現代生活，是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的大阻力。陳獨秀以二元對抗的思維方式義正詞嚴的宣示：“要擁護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和舊宗教。”

 

1912年2月，作為教育總長的蔡元培發表了《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認為“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相違”，主張屏棄清政府的忠君、尊孔教育宗旨，在學校教育中取消讀經，從此，中國的教育體係中沒有了經典教育，中華民族成了拋棄自己經典的民族。

 

1917年，胡適發表白話文宣言，1920年小學語文課全麵改用白話文後，我們的國人便漸漸連一般古文都看不懂，更不用說“讀經”了。易白沙發表《孔子平議》的長文，直接批判儒家文化的始祖孔子。他從揭示孔子學說內在的缺陷易於為封建專製主義所利用出發，說明孔子學說與中國封建主義的天然聯係性。

 

魯迅的小說和吳虞的論述在青年人的心理引起震動最為激烈。魯迅的興趣並不在於對儒學作仔細的學理辨析。《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批判了封建的父權主義，認為要把孩子們從封建父權主義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對“人吃人”的封建禮教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其中有這麽一段描述：“我翻開曆史一查，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將儒家的核心觀念“仁義道德”看作“吃人”，感到自己身處在鐵屋子的黑暗中的魯迅的“呐喊”，很快獲得了眾聲應和。魯迅還批孔說：“總而言之，孔夫子之中國，是權勢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或想做權勢者們的聖人，和一般的民眾並無什麽關係。然而對於聖廟，那些權勢者也不過一時的熱心。因為尊孔的時候已經懷著別樣的目的，所以目的一達，這器具就無用，如果不達呢，那就更無用了。凡是企圖獲得權勢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讀《四書》和《五經》，做‘八股’，另一些人就將這些書籍和文章，統名為‘敲門磚’。這就是說，文官考試一及弟，這些東西也就同時被忘卻，恰如敲門時所用的磚頭一樣，門一開，這磚頭也就被拋掉了。孔子這人，其實是自從死了以後，也總是當著‘敲門磚’的差使的。”“中國的一般民眾，尤其是所謂愚民，雖稱孔子為聖人，卻不覺得他是聖人，對於他，是恭謹的，卻不親密。但我想，能象中國的愚民那樣，懂得孔夫子的，恐怕是世界上再也沒有的了。不錯，孔夫子曾經計劃過出色的治國的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沒有。這就是‘禮不下庶人’。成為權勢者們的聖人，終於變成了‘敲門磚’，實在也叫不得冤枉。”（魯迅：《在現代中國的孔子》，《魯迅全集》第六卷，第317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吳虞對孔子的聖人地位、儒家的綱常倫理作了徹底的否定，認為孔子的學說幾乎一直沒有超過積極的作用，中國自秦以來，以愚百姓為上策，這一基於儒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統治路線，實在是中國千百年來的最大失誤，既沒有造成完全之國民，且籠罩天下後世，阻礙文化之發展，以揚專製之餘焰。吳虞不僅同意莊子斥孔子為“魯之巧人”，而且斥孔子為“盜丘”。他對儒家主張的禮、忠、孝等觀念作了激烈的批判，尤其是對“孝”攻擊最力，認為儒家教孝，教忠“也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順順地聽他們一幹在上的人的愚弄，不要犯上作亂，把中國弄成一個‘製造順民的大工廠’”。他在《吃人與禮教》一文中說：“孔二先生的禮教講到極端，就非殺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殘酷極了！一部曆史裏麵，講道德、說仁義的人，時機一到，他就直接間接的都吃起人來了。”

 

胡適在有人為孔子進行辯解時尖銳地寫道：“這個道理很明顯：何以那種種吃人的禮教製度都不掛別的招牌，偏愛掛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為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製都掛著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槌碎，燒去！”

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在《孔子與憲法》中曆數孔子與憲法的不容，指出“孔子者，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也。憲法者，現代國民之血氣精神也。以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入於現代國民之血氣精神所結晶之憲法，則其憲法將為陳腐死人之憲法……孔子者，曆代帝王專製之護符也。憲法者，現代國民自由之證券也。專製不能容於自由，即孔子不當存於憲法。……孔子者，國民中一部份所謂孔子之徒者之聖人也。憲法者，中華民國國民全體無問其信仰之為佛為耶，無問其種族之為蒙為回，所資以生存樂利之信條也。……孔子之道者，含混無界之辭也。憲法者，一文一字均有極確之意義，極強之效力者也。”這樣就把孔子走向現代社會的道路完全堵死了。

 

其他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如瞿秋白、李達、惲代英、鄧仲夏等對孔子儒家都是以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觀點進行批判的，具體就不說了。

 

這裏我想特別說說蔣介石與毛澤東對孔子的態度變化。

 

蔣介石於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起，配合他的“新生活運動”，采取了一係列尊孔讀經的措施。1928年4月，他親自到曲阜祭祀孔子，在參拜孔廟時稱孔子是“千秋仁義之師，萬世人倫之表”。在1929年4月26日南京政府頒布的《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明確提出以中國傳統道德中的所謂四維(禮義廉恥)、八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五達道(即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三達德(即智、仁、勇)等等作為中華民國道德教育的基本內容。1932年4月，蔣介石對中央政治學校學生所作的演說《人格與革命》中，即已提出除了“親愛精誠”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禮義廉恥”方能“挽救墮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環境”、“確定我們革命的基礎”。他又發表《複興民族之根本要務-教養衛之要義》，說明“禮義廉恥”的重要，謂唯有教育和“禮義廉恥”“才是複興的唯一工具”，他又從古人所謂“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引申出“四維既張，國乃複興”的結論。1933年，南京政府明令規定每年的8月27日孔子誕辰為國家紀念日，全國奉命舉行重大的孔子誕辰紀念會。1934年2月19日，蔣介石在南昌行營擴大紀念周上發表了題為《新生活運動之要義》的演講，標誌著新生活運動的揭櫫。新生活運動的核心內容和基本原則，蔣介石也親自規定為“禮義廉恥”四個字，要求全體國民將禮義廉恥四維完全表現在每一個人的衣食住行上麵，並組織部分青年進行讀經、習禮、祀孔等活動。

 

毛澤東自幼讀的是四書五經，受的是儒家正統教育。在湖南一師讀書期間楊昌濟先生對他影響最大。楊昌濟仍是一個理學家，他的學術思想仍以國學為主導地位。青年毛澤東時常引聖賢之功業以景仰，錄聖賢之警言以自勵：“嚐誦程子之箴，閱曾公之書，上溯周公孔子之訓，若曰惟口興戎，訥言敏行，載在方冊，播之千祀”。“孔子之言，謂博學於文，孟子曰博學而詳說，竊以為是天經地義，學者之所宜遵循”。在他看來，被人奉為“至聖先師”的孔子之所以百無不知，影響遍及列國，並沒有什麽神奇之處，而“惟在得一大本而已。”盡管他反對儒家的三綱五常封建倫理觀，《新青年》“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這時已震動整個知識界，他還是尊孔孟為得大本之聖賢，以儒家大同世界為自己的理想。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錦熙的長信中這樣寫道：“聖人，既得大本者也；賢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聖人通達天地，明貫過去現在未來，洞悉三界現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聖人複起，不易吾言’。”顯然，年輕毛澤東對孔孟思想及程朱理學很是認同。毛澤東思想的轉變關鍵在上井岡山，開辟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後，自以為探索出了一條中國式的革命道路，在對待孔子與儒家思想上也開始了根本性的轉變。盡管毛澤東的基本立場轉變以後，在領導中國共產黨進行人民革命的漫長、曲折鬥爭中，馬克思列寧主義已成為他觀察形勢決定政策的指導理論，但他並沒有忘記孔夫子，自幼熟讀理解的孔孟學說，中國古代的文化遺產，仍舊是結合著時勢的需要，而隨時古為今用的。1930年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中批評“左”傾教條主義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要求他們：“邁開你的兩腳，到你的工作範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任憑什麽才力小也能解決問題。”1938年在中共六中全會的報告中，正式號召全黨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同時，也要學習我們的曆史遺產：“今天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曆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

 

但是，我們不得不說，毛澤東在本質上是反孔反儒家的，一方麵他是一個受法家、墨家影響很大的革命家；另一方麵他又熟讀中國曆史，熟悉政治權謀，是一個具有封建帝王專製之大成的人物。文革批林批孔運動就是他一手發動的。

 

1973年7月，毛澤東在對王洪文、張春橋的談話中指出，林彪同國民黨一樣，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認為，法家在曆史上是向前進的，儒家是開倒車的。9月，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曆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讚成秦始皇，不讚成孔夫子。”在這場運動中，毛澤東對法家無原則地拔高、讚賞、美化，他重新評價秦始皇、曹操、武則天、朱元璋等這些“刻薄寡恩”的法家人物，並且在給郭沫若的詩中寫道：“勸君莫罵秦始皇，焚書之事待商量。祖龍雖死魂猶在，孔丘名高實秕糠！”的確，“百代皆行秦政製”，法家的專製、暴力、陰謀、郡縣製、文化獨裁、消滅知識分子、以酷法治國的做法影響了兩千多年的中國政治，而毛澤東在許多方麵繼承了法家的傳統，他認為“治理中國需要馬克思加秦始皇”，並且自稱“坑儒比秦始皇還多”。確實，他一個反右運動，打倒和逼死了多少知識分子，“文革”更不用說了。幾年前網上有關於章子怡和孔子對於中國文化誰更重要的爭論。北京大學張頤武教授在探討如何“販賣”中國文化時，語出驚人：“一個章子怡，比一萬本孔子都有效果。要像重視孔子一樣重視章子怡，中國文化才會有未來。”張教授的新銳觀點在網上引起激烈爭論，眾多網友不斷在網易、新浪等論壇發帖表達自己憤怒的情緒。曾在德陽文廟從事孔子研究工作、德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劉章澤說：“章子怡僅僅是一個電影演員而已，而孔子則是中國儒家學說的創始人，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聖人，將兩者相提並論的做法本身就荒唐可笑。孔子是聖人，章子怡是名人，他們不在同一水平位置，兩人根本不具可比性。孔子是經過幾千年的曆史積澱後被後人世代供奉的聖人，他的思想、他的儒學等等影響了幾千年的中華曆史文明，直到現在這些仍被我們所用，他對中國乃至整個世界文化都做出了巨大貢獻，而這貢獻在浩如煙海的曆史中是能夠被沉澱的，被後人所銘記的。那麽作為名人的章子怡呢？從某方麵講，她也在推廣中國文化，因為她的電影，她的名氣，她為外人打開了一扇窗，讓他們認識中國並得到人們的認可。但這個推廣，隻是某一方麵的，不能與聖人相比。”這個評價還算公正。

 

現代學者否定孔子是聖人的也大有人在，如北京大學教授李零就說：“孔子不是聖，隻是人，一個出身卑賤，卻以古代貴族（真君子）為立身標準的人；一個好古敏求，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傳遞古代文化，教人閱讀經典的人；一個有道德學問，卻無權無勢，敢於批評當世權貴的人；一個四處遊說，替統治者操心，拚命勸他們改邪歸正的人；一個古道熱腸，夢想恢複周公之治，安定天下百姓的人。他很棲皇，也很無奈，唇焦口燥，顛沛流離，像條無家可歸的流浪狗。……恰如其分地講，他是個堂吉訶德。”

 

怎麽認識這個問題？我認為正是在那個禮崩樂壞，思想觀念混亂，人們精神空虛，社會秩序失衡的時代，孔子以自己的救世熱情，廣博的知識和巨大的才能重建了人們的精神家園，而且他試圖讓那些精神流離失所的統治者、知識分子和一般大眾都能從不同的文化領域回歸精神家園，過上人道的生活。所以，孔子是一個懷抱理想，但是又腳踏實際，並力爭在現實中實現其理想的奮鬥者。可惜，當時理解他的人不多，才使他周遊列國，汲汲以求而沒有效果，無可奈何之際他接受了別人“喪家狗”的嘲弄，實際上那些嘲弄他的人才是真正的“喪家狗”——喪失了精神家園、無可依歸的人。孔子是現實中的失敗者，而是精神家園的締造者、擁有者。

 

【作者授權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