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答姚大力：學術批評可以等同於(yu) “打棒子”嗎？

作者：汪榮祖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五月初六日戊辰

           耶穌2015年6月21日

我回複姚大力批評我所編的《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很快有了回應。姚文的題目是《略蕪取精，可為(wei) 我用——兼答汪榮祖》（載2015年5月31日《上海書(shu) 評》）。然而內(nei) 容並不是談如何略蕪取精，如何為(wei) 我所用，而是針對我對他的質疑，並時而爆出情緒性的激憤之詞。在網上還有他的學生為(wei) 之叫好，說他的姚老師“抽”了我！姚大力更將我的文字隨心製造矛盾，誇大其詞，甚至曲解之餘(yu) ，代我認錯，取得爭(zheng) 勝的滿足感。是誰在“深文周納、巧言羅織”啊！眾(zhong) 目可見，明明全文在回答我，偏偏說“兼答”，比如明明是全職，卻說是兼差。就此而言，無論他的正題或副題，都有點文不對題。

我與(yu) 姚大力素昧平生，全無恩怨可言，很自然是對事不對人，所以對事我針鋒相對，不稍假借，然對其人仍尊之為(wei) “姚先生”，並“敬答”對我所編之書(shu) 的批評，這就是所謂對事不對人。但是他毫不客氣，不僅(jin) 直呼其名，而且以“兼答”以示輕蔑。類此針對個(ge) 人的態度，我並不在乎，也不怪他，誠如他所說“入墨者黑”，我也隻好隨俗了。

汪榮祖主編《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

質疑新清史最主要的問題是清帝國的性質

姚大力提出的第一個(ge) 問題，根本是假議題，沒有人“全麵否定新清史的研究成果”，說“全麵”，豈非誇大其詞？我所編之書(shu) 就是如他所說，很具體(ti) 地指出新清史立論中“那些關(guan) 鍵性的錯誤究竟是如何”，何來全麵否定？老姚優(you) 為(wei) 者，不過是把別人的說法推向極端，然後加以抨擊。一言以蔽之，我們(men) 質疑新清史最主要的是大問題，是有關(guan) 清帝國性質的大問題。既然說白璧之瑕都不必曲諱才是正道，何況不是白璧？白璧之瑕都不可忽略，“蕪雜”能忽略嗎？我的理解是“蕪雜”必須充分揭露後，證明是“蕪雜”，才能略之。否則容忍“蕪雜”，“菁英”安彰？更未免鄉(xiang) 願。

我說姚大力“未讀懂”新清史的主要論點，是很具體(ti) 的，但他誇大成“不識字”，有何意義(yi) 呢？就像他誇張地說，“全麵否定”、“一幅整體(ti) 坍塌的可笑圖景”、“一團向壁虛構的夢囈”、“一堆不具有任何積極的正麵意義(yi) 的垃圾”等等都是他所編荒誕的形容詞，除了他之外，誰說過這些話呢？我已具體(ti) 指出，新清史根本不接受“漢化”說，認為(wei) 是一錯誤的概念，我在“敬答”一文中，不惜引用他們(men) 的原文來作說明，但姚大力仍然視若無睹。很顯然，“漢化”與(yu) 新清史所主張的“族群主權”有矛盾，所以他們(men) 並不如老姚所理解的，“漢化”是不值得再提的“老故事”。我認為(wei) 歐立德將“漢化”理解為(wei) “全盤漢化”，其用意由於(yu) “漢化”難以否定，故將之極端化來否定漢化，因“全盤漢化”就像“全盤西化”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事。我甚至認為(wei) 即使是漢人，也難說“全盤漢化”。所以如果把“漢化”理解為(wei) “全盤漢化”，則無“漢化”矣！但姚大力卻將之誤讀為(wei) 歐立德隻不同意“全盤漢化”，還要自問他為(wei) 何不可用“全盤漢化”？他當然可用，但他是否也是要將漢化解作“全盤漢化”，以便否認漢化？我在“敬答”一文中，勸姚不要再硬拗“全盤漢化”，可惜他不但置若罔聞，反而一口咬定我是“全盤漢化論”者，有這樣蠻幹的嗎？

姚大力說我單挑“漢化”，就是他不讀何炳棣原文的亂(luan) 點鴛鴦譜，何文不僅(jin) 指責而且抗議羅友枝單挑漢化。羅既然單挑漢化，何老先生當然以“捍衛漢化”回應，如果羅不抨擊漢化，何又何須“捍衛漢化”？無“的”哪有“矢”啊！可是姚大力仍然要批評何文隻談第三條的漢化。姚大力似乎還是搞不清楚，新清史不是要對“漢化”作正麵的反思，而是根本質疑“漢化”此一概念與(yu) 用法，甚至指責“漢化”乃現代中國民族沙文主義(yi) 的產(chan) 品，但姚大力仍然認為(wei) ，新清史的“漢化觀”沒有什麽(me) 不對。關(guan) 於(yu) 新清史的“漢化觀”，我在前文已經詳述，就請讀者自己去判斷了。

大清帝國既然擁有內(nei) 亞(ya) ，具有內(nei) 亞(ya) 屬性，自不待言，誰會(hui) 去否定內(nei) 亞(ya) 屬性？但姚大力卻“又驚又喜”地發現我承認了新清史的“內(nei) 亞(ya) 視角”。請問我個(ge) 人以及所編的整本書(shu) ，何來否認“內(nei) 亞(ya) 視角”的言詞？關(guan) 鍵是否如新清史所說，清帝國擁有遼闊的內(nei) 亞(ya) 之後，就成為(wei) 內(nei) 亞(ya) 帝國而非中華帝國了？甚至中國竟是內(nei) 亞(ya) 帝國的一部分？姚大力對此最關(guan) 鍵的問題，卻推說由於(yu) 篇幅所限，不予表態！（事實上，他浪費了不少筆墨大談一些毫不相幹的事。）他難道看不見，新清史誇大內(nei) 亞(ya) 屬性之後，認為(wei) 清帝國融合兩(liang) 種傳(chuan) 統之後，是一內(nei) 亞(ya) 帝國，而非中華帝國了，也就不是“中國的朝代”。這是新清史的論斷啊！姚大力卻對我大興(xing) 問罪之師。他引用我的結論，不提我的論證，大罵“錯亂(luan) ”。正因為(wei) 此乃有關(guan) 清帝國性質的大問題，所以我們(men) 提出“商榷”，以回應新清史，主要反駁清帝國是內(nei) 亞(ya) 帝國而非中華帝國之說，未料卻觸老姚之怒。

歐立德厚達五百八十頁的大書(shu) 《滿洲風》（The Manchu Way，編者注：又譯為(wei) “滿洲之道”）以八旗與(yu) 族群認同為(wei) 主題，包含甚廣，絕非如姚文所說“繼續維持滿漢界別”。他是要以“滿洲風”來取代“中華風”（The Sinic Pax）的。然而“滿洲風”能取代“中華風”嗎？顯然不能！就拿八旗來說，乃滿洲最根本的製度，請問滿族入關(guan) 之後，清帝推行的是傳(chuan) 統中華一人帝製，還是八王共同議政製？答案不是很明顯嗎？姚大力認為(wei) 內(nei) 亞(ya) 的政治文化資源發揮了“至關(guan) 重要的影響”，卻不說哪些政治文化資源，也不說“至關(guan) 重要”到何地步？是否如新清史所說，重要到已不能再稱作中華帝國了？姚大力說，有理由把清與(yu) 漢、唐、宋、明的“統治體(ti) 製區別開來”。漢、唐、宋、明都是中華帝國，區別開來清帝國即非中華帝國了？那豈不就是清不是繼明，而是繼元。言下之意，豈非與(yu) 中華民國隻能繼明的說法相當一致。這種主張姚大力能接受嗎？沒想到他居然說，在汪榮祖的心目裏，“滿洲傳(chuan) 統根本就不屬於(yu) 中華傳(chuan) 統”！他老兄代言錯了，須知這話是在新清史諸君的心目裏，不是在我的心目裏。他對“代言”一詞，似甚敏感；其實我毫無貶損之意。你覺得產(chan) 品好，為(wei) 之代言，應該是光榮的事啊！但“代言”絕不可不誠實。

歐立德著《滿洲風》

無可否認的事實是，滿族入主中原是要做中國的皇帝，國號曰清，建都北京，政治與(yu) 文化的中心毫無疑問在中原。清朝治理內(nei) 亞(ya) 的方式與(yu) 中原不一樣，因地設施，無足為(wei) 奇，因仍在中原的中央政府掌控之下，更何況地處內(nei) 亞(ya) 的新疆後來也成為(wei) 中國的行省。何炳棣說清帝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在中原而非內(nei) 亞(ya) ，並沒有認為(wei) 漢化是清帝國成功的唯一原因，他一共舉(ju) 了五個(ge) 原因，但他認為(wei) 清帝國統治政策的核心仍然依賴傳(chuan) 統中國的政策。這話並沒有錯，但姚大力偏偏要將何先生定型為(wei) 一“尺有所短”的“極端漢化主義(yi) 者”！中原漢人與(yu) 漢文化對大清帝國的貢獻，何先生已經講了許多，姚大力不妨多講一點內(nei) 亞(ya) 的政經文化資源對清帝國的貢獻，如果能證明內(nei) 亞(ya) 的資源大於(yu) 中原，足可以“內(nei) 亞(ya) 帝國”代替“中華帝國”，則新清史諸君必樂(le) 見姚大力能青出於(yu) 藍也。

眾(zhong) 所周知，清帝國不是中國曆史上唯一的多民族政權，中華帝國從(cong) 秦到清，一直是多民族互動的天下。所以甘德星證明康熙自稱中國皇帝，至關(guan) 重要，然而姚大力卻說不重要。新清史認為(wei) 滿洲人“打扮成漢人的統治者”；換言之，實際上並不是，隻是“打扮成”。西方學者往往把非漢人統治的政權視為(wei) “征服王朝”（conquest dynasty），所以那王朝是征服者的王朝，而不是被征服者的王朝，用現代的話說，就是“外來政權”，也就不是“中國的朝代”。這不是“奇談怪論”的“大翻案”嗎？我並沒有說錯啊！我曾一再“敬告”姚大力，洋人隻認漢人是中國人，中國學問叫“漢學”，滿人、蒙人、藏人都不是Chinese，但老姚還是聽不懂。所以我說美國人知道自己是多民族國家，卻不知中國也是一多民族國家，然而姚大力居然莫名其妙地說我也不知道中國是一多民族國家，能夠這樣子亂(luan) 說話嗎？滿洲族群像漢人一樣具有血統觀念，然經過長期的曆史經驗，最終成為(wei) “曆史民族”，也就是多元的中華民族，但滿人或漢人都不宜被稱作“曆史民族”。滿洲認同沒有消失又如何？我曾一再提到，族群認同與(yu) 國家認同是兩(liang) 碼事。中國人的省籍認同也從(cong) 來沒有消失過，不是嗎？

姚大力說：“汪榮祖主張若非漢化，即成外國的說法。”請問我在何處說過這句話？此猶如洋人所說“把你的話塞進我的嘴裏”（put your words into my mouth）。將漢等同中國是西方人的主張與(yu) 說法，所以他們(men) 雖然把中國曆史上非漢人政權寫(xie) 入中國史，但視為(wei) “外來政權”或“征服王朝”。事實上，這些王朝無論五胡、遼金元清絕非外國，即使是少數民族政權，仍然是中國。姚大力提到呂思勉，原來是要借呂氏之口，指元朝不是中國。呂先生那一輩學者於(yu) 辛亥革命後仍具濃厚的夷夏之辨的思想，忘了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更不應套用外國名詞，把元代視為(wei) “殖民地時代”，因大元就是中國的國號，蒙古人入主中原也是要做中國的皇帝，忽必烈又稱元世祖，也是中國的廟號。姚大力是元史專(zhuan) 家，應該知道得更多。他也應該知道，即使呂先生雖不恰當地把元朝視為(wei) “殖民地”，但仍是中國史的一部分，不是嗎？但他卻以我認為(wei) 寫(xie) 入中國史，就是把元朝視為(wei) 中國，有違呂先生的本意。台灣從(cong) 1895年到1945年是真正的日本殖民地，蒙古人到中國成立元朝，日本人並未到台灣成立和朝，兩(liang) 相比較就知道，說元史是中國被殖民的曆史是不符事實的。然而台灣五十年被殖民的曆史仍然要寫(xie) 入台灣史，不是嗎？美國殖民時代也是美國史的一部分啊！老姚未免少見多怪矣！他更借此大玩文字遊戲，莫名其妙說我“清朝若非全盤繼承漢家傳(chuan) 統，即失去代表中國之資格”。我在哪裏說過這句話？我一再說過，所謂“全盤漢化”根本是不可能的假議題，我一再說過大清足有資格代表中國。認為(wei) 清朝不代表中國的是新清史諸君啊！他居然還要反問我，“清朝到底還算中國嗎”？ 此一大哉問，你應該去問新清史諸君啊！需要“錯亂(luan) ”地問我嗎？

清、俄兩(liang) 大帝國的性質根本有異

我在“敬答”一文中指出，清帝國不能與(yu) 俄羅斯帝國相提並論，因看起來都是“早期現代帝國”，但貌同心異。姚大力不能理會(hui) ，寫(xie) 了一大段來反駁。他接受俄國晚至十九世紀末還不是資本主義(yi) 國家的說法，但同時又確定俄國是已奉行帝國主義(yi) 的帝國。按十九世紀末的“新帝國主義(yi) ”的特征是向海外擴張奪取資源、市場與(yu) 勞力。請問若非資本主義(yi) 發展到相當階段，會(hui) 有“新帝國主義(yi) ”的出現嗎？無因能有果嗎？列寧所說“帝國主義(yi) 是資本主義(yi) 最高階段”，有其洞見，西方學者也未嚐因人廢言。即使不是“最高階段”，也必須要有相當階段才可能發生。姚大力問我“是不是社會(hui) 發展五階段的追隨者”？這話在我聽來相當意外，因我一直認為(wei) 任何學說，隻要具有批評的眼光，都可為(wei) 我所用。學術不是幫派，談不上“追隨”。若具有批評的眼光，就不會(hui) 將一偏之說視為(wei) “主流”或“定論”。如姚大力跟著有些西方人，將帝俄視為(wei) “專(zhuan) 製的和集體(ti) 的非歐洲帝國”，真不必人雲(yun) 亦雲(yun) ，何不獨立思考一下：帝俄不是歐洲國家，難道是亞(ya) 洲國家？即使可稱“歐亞(ya) 帝國”，重心還在歐洲吧！

說到“資本主義(yi) ”（capitalism），最基本的概念是一以資金牟利的經濟製度，無論製造業(ye) 與(yu) 服務業(ye) 都是為(wei) 了市場供需，最純粹的資本主義(yi) 是沒有政府幹預的私有企業(ye) 與(yu) 市場經濟，但純粹的並不多，即使當代的資本主義(yi) 國家，對“生產(chan) 模式”也多少有不同程度的“公有”與(yu) “控製”。有此基本概念，就不必從(cong) 一些譯書(shu) 中找些說法，在抽象的名詞裏打滾，作言不及義(yi) 的解釋。姚大力要“把克利歐還給克利歐”，那就請克利歐出來說明具體(ti) 的曆史事實，看看十八世紀的帝俄是不是已進入資本主義(yi) 。

俄國的彼得大帝與(yu) 清帝國康熙大帝同時，已開始全麵歐化，將俄國帶入西歐世界。他在俄國薄弱的基礎上建立了大規模的重工業(ye) ，大大發展了紡織輕工業(ye) ，輸入各種新型的製造業(ye) ，以及成長四倍的國際海上貿易。在1695年俄國隻有十七家鐵工廠，到1725年增加到二十五家。彼得大帝發展工商政策的目的，固然是要富國強兵，由政府主導，但至1725年烏(wu) 拉地區（Urals）百分之二十的鐵產(chan) 已由私營，而早在1716年，高質量的俄國鐵器已出現在倫(lun) 敦市場。當彼得大帝駕崩時，俄國所出產(chan) 的生鐵已經略微超過英國，二十五年之後遠遠超過英國。到俄國葉卡捷琳娜二世時，俄國已取代瑞典成為(wei) 歐洲最大的鐵生產(chan) 國。從(cong) 1710到1725年間，不少國營工廠轉為(wei) 私營，彼得大帝也以優(you) 惠條件鼓勵創辦私人企業(ye) 與(yu) 公司。其實他早在1699年就已大力推行仿效西方開設各種不同項目的工商業(ye) 公司，發展貿易與(yu) 各類製造業(ye) ，他也從(cong) 大商人與(yu) 製造業(ye) 者那裏得到相當多的資金來發展工業(ye) 與(yu) 科技。有此工商政策，俄國的國際貿易額在彼得大帝任內(nei) 已成長了四倍，且在整個(ge) 十八世紀持續不衰。所以俄國東(dong) 進到內(nei) 亞(ya) 與(yu) 東(dong) 亞(ya) 以及西伯利亞(ya) ，主要也是為(wei) 了追求資源與(yu) 商利。請問十八世紀的俄國有輕重工業(ye) 、有各種製造業(ye) 、有私有資本、有國際貿易與(yu) 市場經濟，以及有追尋龐大利益的工商政策，如何能否認已經進入資本主義(yi) 呢？在曆史女神麵前還需要引經據典來強辯嗎？姚大力相信俄國晚到十九世紀末尚非資本主義(yi) 國家，不是太“冒失”了嗎？他想送給我“冒失”的帽子，還是還給他自己吧。

康熙大帝和彼得大帝

反觀十八世紀的大清帝國也在盛世，康熙大帝雖從(cong) 耶穌會(hui) 士（Jesuits）得到西方的訊息，對西學也發生興(xing) 趣，但幾乎完全沒有反映到國家政策上來。康熙經營的仍然是傳(chuan) 統中國的朝貢體(ti) 製，到乾隆晚年英國派使臣馬戛爾尼（George McCartney）來華要求通商，仍遭到拒絕，就是不願意放棄原有的體(ti) 製，被西方人稱為(wei) “遲滯的帝國”（Immobiles Empire），直到十九世紀西方入侵，李鴻章才驚覺“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很明顯的，清、俄雖同為(wei) “早期現代帝國”，但一進取，另一守成，兩(liang) 大帝國的性質根本有異。我說“貌同心異”，姚大力不能會(hui) 意，隻好再列舉(ju) 一些眾(zhong) 所周知的史實，供他參考。

侵略性與(yu) 防禦性的擴張是兩(liang) 碼事

姚大力也不能分辨侵略性與(yu) 防禦性的擴張，其實略觀明清史便知，北方蒙古的威脅是一貫的。明朝無力進取，隻能築邊牆，做最保守的全線防禦；清朝具有的長城以北以及內(nei) 亞(ya) 的優(you) 勢，才能做進取的防禦，建立滿蒙“旗盟製度”，目的是和平相處，分而治之，以策安全，與(yu) 西方的殖民製度，乃兩(liang) 碼事。康熙征討準噶爾蒙古，因噶爾丹破壞此一安全體(ti) 係，入侵內(nei) 蒙，逼近北京。我在“敬答”文中有詳細的敘述，但姚大力仍然不能判斷康熙征討噶爾丹的動機。就拿姚大力提出來的“義(yi) 利之辨”來說，西方新帝國主義(yi) 、殖民主義(yi) 幾乎全為(wei) 了“利”，然而清帝西征有何利可圖？多的是勞民傷(shang) 財，乾隆十大武功反而成為(wei) 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大清既然是為(wei) 了北疆的安寧與(yu) 安全，可稱為(wei) “義(yi) ”。無論如何，清朝在內(nei) 亞(ya) 的建製不能等同西方的殖民製度，吳啟訥在我所編書(shu) 中已經詳述，不必再贅，唯不知姚大力能否接受耳。至於(yu) 擴張動機的善惡固然是主觀的價(jia) 值判斷，未嚐沒有公正客觀的可能性，至少善惡有程度之別，我想姚大力也不至於(yu) 認為(wei) 大清的擴張與(yu) 新帝國主義(yi) 的擴張是一丘之貉。善惡也未嚐沒有一致性的判斷，像二戰前德國與(yu) 日本的擴張，全世界幾乎沒有人會(hui) 說是“善”的。我說美國人都知道美國的西進運動，濮培德當然知道，但他卻以雙重標準來指責清朝的西進。姚大力未看懂，卻指我說濮培德“不是美國人”！

姚大力顯然對後現代理論很感興(xing) 趣，所以引福柯講“話語”（discourse），但貿然引用，言不及義(yi) ，甚至不知所雲(yun) ，更不相幹。我既不曾說新清史是“話語構建”，也不認為(wei) 是言之成理的“理論”，主要是明明白白的“翻案”。姚大力明確想要指出的，其實是所謂“實證史學偏見”，他要重“理論”輕“考據”。他說“崇尚考據本來是對的，但光憑考據無法完成史實重建的任務”。這不是廢話一句嗎？考據原是做學問的方法或工具之一，光憑考據當然無法重建史實；然而如無嚴(yan) 謹的考證，重建的史實能不“地動山搖”嗎？

他又貿然引用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的一句話，不知上下文的讀者有點不知所雲(yun) 、不解何意，更無法掌握這位著名英國曆史哲學家的要旨。柯氏反對的“實證史學”是指將史學科學化或遵循自然法則的史學，如布雷（John Bury）與(yu) 韓貝爾（C. G. Hempel）等人的主張，因他認為(wei) 曆史與(yu) 科學是兩(liang) 種不同的思維模式。他認為(wei) 曆史不可能重建，隻能“重演史事於(yu) 史家之胸”（re-enactment of past experiences），但運心重演往事，並非全憑主觀空想，仍然需要文獻佐證。他在自傳(chuan) 裏說得尤其清楚，解決(jue) 曆史問題必須要拋棄猜測，而須充分滿足證據所需。在此不宜多談柯林武德以免節外生枝，總之他對蘭(lan) 克（Leopold von Ranke）的實證史學仍有敬意，考據也絕非“曆史編撰學的消極遺產(chan) ”。據我所知，韓儒林就自西歐漢學中師承蘭(lan) 克的治學方法，專(zhuan) 攻蒙元史，擅長以多種語文史料校訂互勘，對名物製度的考證，成就最大，如一一考出成吉思汗十三翼每一翼的人名與(yu) 部落名。考據不能“完成史實重建的任務”嗎？

在西方，“學門”與(yu) “紀律”（discipline）是同一個(ge) 字，學術紀律要求極嚴(yan) 。進入學門的研究生需先學習(xi) 該學門的基本學術規範，講究寫(xie) 書(shu) 評、寫(xie) 論文的方法與(yu) 格式，連腳注的格式都必須按照規範，如有不按規範的書(shu) 評或論文，是不會(hui) 被接受的。所以我很驚訝有人會(hui) 說，書(shu) 評可以隨便寫(xie) 。在西方教你如何寫(xie) 論文、寫(xie) 書(shu) 評的小冊(ce) 子可多著呢。姚大力要大家虛心向外國學習(xi) ，何莫從(cong) 入門的學術規範學起？我不相信中國大陸的高校是以“世間人法無定法，而後知非法法也”來教導學生的。

《北征督運圖》（局部）描繪康熙帝平定準噶爾叛亂(luan) 時向克魯倫(lun) 河運送軍(jun) 糧情景。

學術批評不是“打棒子”

我認為(wei) 與(yu) 學術相關(guan) 的個(ge) 人見聞應是有參考價(jia) 值的難得訊息，但姚大力認為(wei) 這些“瑣聞逸事”是八卦。若說“認識她”或“一夕談”是八卦，那麽(me) “先師”、 “老友”雲(yun) 雲(yun) 是否也是八卦？我猶記與(yu) 他先師一夕之談，是充滿敬意的。姚大力引他先師所說“曆史研究中自築營塹、關(guan) 門稱大王的封閉意識，以為(wei) 既然研究的是本國的曆史文化，即可以旁若無人”，明顯是反映他先師的時代。在那封閉的時代，當然是十分正確而令人起敬的。但經過三十餘(yu) 年改革開放之後，大陸與(yu) 港台一樣膜拜西學之風大盛，是否有“遠來的和尚會(hui) 念經，連研究自己的曆史與(yu) 文化也不如人”的現象？儒林先生若見此現象，還會(hui) 說“關(guan) 門稱大王”嗎？作為(wei) 韓教授的學生不自覺時間錯亂(luan) ，居然說我“先捧後抑”，不僅(jin) 錯解人意，而且還要杠上開花，加上“輕誣前賢”的罪名，還要牽扯到陳寅恪。在他心目中，“尺有所短”與(yu) “輕誣前賢”是同義(yi) 詞嗎？

最不可思議的是，姚大力說“在他自己主編的書(shu) 裏也沒有獲得多少人支持”；如果是這樣，他又何必批評我主編的書(shu) 呢？批評我就好了。遺憾的是，他老兄既不知有水平的研討會(hui) 本來就不是“一言堂”，更昧於(yu) 我們(men) 來回討論、修改論文，編輯論文集的過程。我們(men) 既有不同意見，也有基本共識，像你姚大力當然不會(hui) 跟“我們(men) ”一起開會(hui) 、寫(xie) 文章吧！請問老姚，如果主編不能對他所編之書(shu) 負責，又有誰來負責？如有人對一本論文集提出不當的批評，如果主編不回應，算負責任嗎？他不了解這些情況也就罷了，居然在情急之下，口不擇言。用他的話說，“是什麽(me) 意思？”他出此下策，恐將貽笑儒林。我編的這本書(shu) 出版後，歐洲著名出版社Brill主動來函要求授權出英文版。西方有人對這本書(shu) 如此感興(xing) 趣，就是因為(wei) 有不同的見解和批評的力度，與(yu) 姚大力的心態正好南轅北轍。姚文總覺得我們(men) 不應該去批評新清史，而應該虛心向他們(men) 學習(xi) ，把批評他們(men) 當作“棒子打到新清史頭上去”，學術批評可以等同“打棒子”嗎？

政治正不正確也是姚大力提出的議題，我隻是回複他，他便死纏誰把“學術問題當作政治問題對待”。新清史重新詮釋清帝國的性質，強調“族群主權”以及大清是內(nei) 亞(ya) 帝國而非中國的朝代，不應該有所警惕嗎？當下美國的“亞(ya) 洲再平衡戰略”，眾(zhong) 所周知，目的就是為(wei) 了“圍堵”中國，不希望中國太強太大, 難道姚大力毫無感覺嗎？姚大力真的相信西方政客的不良政治意圖與(yu) 新清史理論完全無關(guan) 嗎？他人在境內(nei) ，應該對學術被政治利用更加敏感。然而他還要反問我：“那些當年和當下的敵情之間又有什麽(me) 關(guan) 係呢？”姚文理直氣壯地說：“我說針對新清史的批評往往含有指責其‘政治不正確’的強烈意味，這麽(me) 說到底錯了沒有呢？”錯了！我們(men) 不會(hui) “指責”他們(men) 政治不正確，因他們(men) 根本不在乎政治正確不正確，我們(men) 隻批評他們(men) 的立論，對他們(men) 的論述被政客利用感到遺憾而已。強烈意味的政治語言倒出現在姚文的最後一大段，諸如“把這樣的爭(zheng) 論看作學術領域內(nei) 的一場政治鬥爭(zheng) 、一場嚴(yan) 重的階級鬥爭(zheng) ，甚至發展為(wei) 一種空言詆斥、辭氣叫囂的惡劣文風，就可能帶來非常不好的後果，不但無益於(yu) 社會(hui) 的文化發展，而且對政治發展也很可能是十分有害的”。這些無限上綱的政治語言令我感到十分陌生與(yu) 錯愕，怎麽(me) 會(hui) 出現這種話語呢？誰會(hui) 把學術當政治鬥爭(zheng) 呢？誰在“叫囂”?與(yu) 討論新清史有什麽(me) 關(guan) 係呢？姚大力要我們(men) 去批評政客，不要“棒打”新清史，我想他應該記得一句老話：“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不能夠在學術上也作些批評嗎？“棒打”雲(yun) 乎哉！？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