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chuan) 統中“文學”觀述略

作者：嚴(yan) 壽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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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四月十五日戊申

           耶穌2015年6月1日

中國傳(chuan) 統中所謂“文學”，與(yu) 近百年來轉手自西方的“文學”觀念頗有異同。二者之是非優(you) 劣，玆姑不論，僅(jin) 就中國傳(chuan) 統中“文學”觀的形成及演進略作闡說，以就教於(yu) 高明。

《論語·先進》：“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遊、子夏。”（按：此即所謂孔門四科。）範寧注“文學”雲(yun) ：“謂善先王典文。”皇侃疏曰：“文學指博學古文。”[1]按：所謂古文，即是“先王典文”，亦即傳(chuan) 自古代的文獻。英文中的literature亦有兩(liang) 個(ge) 含義(yi) ：一指文學，一指文獻。孔子時代所謂文學，皆指“文獻”而言。

古代所謂“文”，常與(yu) “質”相對。《論語·雍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皇侃疏曰：“質，實也。勝，多也。文，華也……彬彬，指文質相半也。”[2]可見所謂文，乃指與(yu) “質直”相對的“華飾”。故《易·係辭下》曰：“物相雜，故曰文。”又，《易·革卦·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又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清人陳夢雷釋曰：“炳者，如日月之光明也……即《彖》所謂‘文明以說’也。’”（按：“說”即“悅”）又曰：“豹者，隱然有文之謂。”[3]按：此所謂文，正是後世“文學”觀念的濫觴。

《文心雕龍》首篇〈原道〉開宗明義(yi) 即說道：“文之為(wei) 德也大矣，與(yu) 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ti) 分，日月曡璧，以垂麗(li) 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至於(yu) 人，乃三才之一，“為(wei) 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此即魏晉以降文學獨立之後，對於(yu) 所謂“文”的一般看法。其要旨大略有兩(liang) 點：一是“玄黃色雜”，亦即有色彩；二是“方圓體(ti) 分”，亦即有結構。人之所以列入三才，則在於(yu) 有心；既有心，便可與(yu) 天地萬(wan) 物相感。（《世說新語·文學》雲(yun) ：“殷荊州曾問遠公：‘《易》以何為(wei) 體(ti) ？’答曰：‘《易》以感為(wei) 體(ti) 。’殷曰：‘銅山西崩，洛鍾東(dong) 應，便是《易》耶？’遠公笑而不答。”）心非死物，不能不與(yu) 萬(wan) 物相感，一旦相感，便有了情。情動於(yu) 中，不吐不快，於(yu) 是便有言。言一經記錄，則成為(wei) “文”。凡此都是自然而然，不待“外飾”，所以說是“自然之道”。[4]

這人心自然之文，雖自天地宇宙而來，但宇宙無心，人則有心；有心即有情，定向的情便是所謂誌。誌不可遏，故有言；言之不足，嗟歎隨之，便有了歌詩；嗟歎仍不足，不禁手舞足蹈，便有了樂(le) 舞。故《詩·大序》雲(yun) ：“詩者，誌之所之也。在心為(wei) 誌，發言為(wei) 詩。情動於(yu) 中，而形於(yu) 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職此之故，詩歌便成了最早的文學作品。

詩原來都配樂(le) ，配樂(le) 故能歌，《漢書(shu) ·藝文誌》因此稱之為(wei) “歌詩”。另有一種詩歌，不能配樂(le) ，隻能朗誦，此即所謂賦，與(yu) 歌詩不同。《漢書(shu) ·藝文誌·詩賦略》雲(yun) ：“《傳(chuan) 》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wei) 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yu) 圖事，故可以列為(wei) 大夫也。”《毛詩·鄘風·定之方中傳(chuan) 》曰：“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sang) 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wei) 大夫。”所謂德音，即是不歌而誦的有“德”之言，而所謂德，則指有色彩、有結構，且能完成實用功能之言；若著於(yu) 竹帛，便是“德音”之“文”了。

綜上所述，可見西漢以前對應於(yu) 後世所謂文學之物，一是《詩經》，《漢書(shu) ·藝文誌》列入“六藝類”。二是詩與(yu) 賦，《漢誌》專(zhuan) 辟“詩賦”一略，以容納之。詩之所重，在發抒情感；賦之所重，則在能以“德音”服務於(yu) 政治及社會(hui) 。二者雖有抒情與(yu) 應用之分，但有一個(ge) 共通之處，即言之有“文”。成為(wei) “文”的條件，則是《文心·原道》所謂“玄黃色雜”，“方圓體(ti) 分”。前一項所指者，乃是“辭”；後一項所指，則是“章”。一為(wei) 詞藻，一為(wei) 結構。後世所以稱文學作品為(wei) “辭章”，原因正在於(yu) 此。

《漢書(shu) ·藝文誌·詩賦略》雲(yun) ：“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誌，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原本出於(yu) 嗟歎永歌的風詩，為(wei) 何能在外交揖讓之際，與(yu) “使能造命”的“感物造耑”之賦同其功效？近世史家呂思勉先生對此有很好的解釋，以為(wei) 古詩本“無作義(yi) ”：“古之詩，與(yu) 後世之謠辭相似，其原多出於(yu) 勞人思婦，矢口所陳，或托物而起興(xing) ，或感事而陳辭。其辭不必無所因，而既成之後，十口相傳(chuan) ，又不能無所改易。故必欲問詩之作者為(wei) 何人，其作之為(wei) 何事，不徒在後世不可得，即起古人於(yu) 九原而問之，亦將茫然無以對。何也？其作者本不可知，至於(yu) 何為(wei) 而作，則作者亦不自知也。”[5]此理既明，便可知原本情動於(yu) 中而形於(yu) 言的詩，曆時既久，本義(yi) 茫然，所傳(chuan) 者乃“誦義(yi) ”（呂先生以為(wei) ，齊、魯、韓三家所傳(chuan) 者，乃《詩》之誦義(yi) [6]）。既為(wei) 誦義(yi) ，受相似教育者便能在揖讓之際，以微言相感而諭其誌。《漢書(shu) ·藝文誌·詩賦略》又曰：“春秋之後，周道濅壞，聘問歌詠不行於(yu) 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誌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鹹有惻隱古詩之義(yi) 。”時移世易，原本抒情之詩，有了實用的功能；而“感物造耑”、“可與(yu) 圖事”的賦，則用於(yu) 發抒幽怨惻隱之情了。足見中國傳(chuan) 統中的詩賦，抒情與(yu) 實用，本為(wei) 一體(ti) 之兩(liang) 麵。

戰國、秦漢以降，賦體(ti) 演變，日漸文勝於(yu) 質。據《漢書(shu) ·藝文誌》：“其後宋玉、唐勒，漢興(xing) ，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yun) ，競為(wei) 侈麗(li) 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yi) ，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li) 以則，辭人之賦麗(li) 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乎。’”晉人摯虞作〈文章流別論〉，申述道：“賦者，古詩之流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yi) 。情之發，因事以形之；禮義(yi) 之旨，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誌。前世為(wei) 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有古詩之義(yi) 。至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古詩之賦，以情義(yi) 為(wei) 主，以事類為(wei) 佐。今之賦，以事形為(wei) 本，以義(yi) 正為(wei) 助。”[7]從(cong) 以上引文可知：詩與(yu) 賦同源而異流。詩之情，詩之誌，須事以形之，須事以明之。此即所謂假象盡辭，敷陳其誌，於(yu) 是而有賦。作賦者若往而不返，惟知象與(yu) 辭，那便是“辭人之賦麗(li) 以淫”了。摯虞列舉(ju) 其‘四過“：“夫假象過大，則與(yu) 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yu) 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yu) 義(yi) 相失；麗(li) 靡過美，則與(yu) 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ti) 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li) 以淫。”[8]即此可知：（一）所謂詩人之賦與(yu) 辭人之賦的區別，在“則”與(yu) “淫”之不同，至於(yu) “麗(li) ”字，凡作賦皆不可少。（二）東(dong) 漢以後，重麗(li) 辭之風日盛。（三）詩賦之所以作，在於(yu) 感發興(xing) 起（“發乎情”），其功效則是社會(hui) 性、政治性的（“止乎禮義(yi) ”）。

皇甫謐〈三都賦序〉有雲(yun) ：“賦也者，所以因物造耑，敷弘體(ti) 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li) 。然則美麗(li) 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為(wei) 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簡言之，賦之所尚，在辭之美麗(li) ，然而其目的不在美麗(li) 本身，而在社會(hui) 教育。魏文帝曹丕因此認為(wei) ，文章乃“經國之大業(ye) ，不朽之盛事”。齊梁間裴子野作〈雕蟲論〉，批評當時的“閭閻年少，貴遊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為(wei) 急務，謂章句為(wei) 專(zhuan) 魯，淫文破典，斐爾為(wei) 功，無被於(yu) 管弦，非止乎禮義(yi) 。”[9]換言之，文章的極致是“被於(yu) 管弦”，“止乎禮義(yi) ”，亦即麗(li) 辭與(yu) 勸戒，六藝與(yu) 吟詠，二者相輔相成。《文心雕龍》既主張“征聖”、“宗經”，又不廢“情采”、“麗(li) 辭”，宗旨正在於(yu) 此。

總之，其時士人，不論是否力主“勸戒”，情在於(yu) “麗(li) 辭”，則並無二致。於(yu) 是士人紛紛欲以“文章”名世，文辭日盛，文體(ti) 亦日增，《漢書(shu) ·藝文誌》中“詩賦”一略，擴而為(wei) “集部”，與(yu) 經、史、子分庭抗禮。故梁元帝蕭繹《金樓子》曰：“諸子興(xing) 於(yu) 戰國，文集盛於(yu) 兩(liang) 漢。至家家有製，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敘情誌，敦風俗；其弊者祇以煩簡牘，疲後生。”[10]《四庫提要·集部·總敘》曰：“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書(shu) 無稱屈原、宋玉工賦者。洎乎漢代，始有詞人。跡其著作，率有追錄。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遺書(shu) ，魏文帝亦詔天下上孔融文章。至於(yu) 六朝，始自編次；唐末又刊版印行。夫自編則多所愛惜，刊版則易於(yu) 流傳(chuan) 。四部之書(shu) ，別集最雜，玆其故歟。”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集《文選》，自道其遴選標準不是“立意”，而是“能文”：周、孔之書(shu) ，“與(yu) 日月俱懸，鬼神爭(zheng) 奧”，豈可“芟夷”、“剪截”？諸子之書(shu) ，“蓋以立意為(wei) 宗，不以能文為(wei) 本”，故亦“略諸”。曆代忠臣義(yi) 士、謀夫辯士的論議，“雖傳(chuan) 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亦所不取”。至於(yu) 史書(shu) ，不同於(yu) “篇翰”，亦不入選；而其中“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yu) 沈思，義(yi) 歸乎翰藻，故與(yu) 夫篇什，雜而集之”。（〈文選序〉）中國傳(chuan) 統中“文學”的標準於(yu) 是確立。所謂文學，即是“篇章”、“翰藻”，亦即後世所謂“辭章”。在此背景下，《金樓子》作者認為(wei) ，古人之學隻有儒與(yu) 文，今人之學則擴而為(wei) 四，即儒、學、筆、文：

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yu) 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為(wei) 詩如閻纂，善為(wei) 章奏如伯鬆，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詞，守其章句，遲於(yu) 通變，質於(yu) 心用……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雲(yun) 取義(yi) ，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維須綺縠紛披，宮征靡曼，脣吻遒會(hui) ，情靈搖蕩。[11]

文之所重，在麗(li) 辭，在聲律，在吟詠風謠，在流連哀思；而應用文字，如章奏之類，則謂之筆。

《文心雕龍·總術》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wei) 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shu) ；別目兩(liang) 名，自近代耳。”黃侃《文心雕龍劄記》詮釋道：

案彥和雲(yun) ：文筆“別目兩(liang) 名自近代耳”；而其區敘眾(zhong) 體(ti) ，亦從(cong) 俗而分文筆，故自〈明詩〉以至〈諧隱〉，皆文之屬；自〈史傳(chuan) 〉以至〈書(shu) 記〉，皆筆之屬。……蓋散言有別，通言則文可兼筆，筆亦可兼文……然彥和雖分文筆，而二者並重，未嚐以筆非文而遂屏棄之，故其書(shu) 廣收眾(zhong) 體(ti) ，而譏陸氏之未該（按：陸機有〈文賦〉之作）。[12]

可見六朝時期，雖有文筆之分，而劉勰的看法是：二者固然有差異，但同屬於(yu) “沈思翰藻”之“文”，與(yu) 經、史、子殊科。

中唐以後，韓愈、柳宗元發起古文運動，屏棄駢四儷(li) 六，主張散體(ti) 單行。至北宋，歐（陽修）、蘇（洵及其二子軾、轍）、王（安石）、曾（鞏）諸大家崛起文壇。於(yu) 是散體(ti) 的古文駸駸取麗(li) 辭、聲律之駢體(ti) 而代之，成為(wei) 八百年間的主流，文、筆有別之說因之而息。古文家多有崇尚理學者（韓愈可謂宋代理學的先驅人物），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尤甚。乾嘉漢學家則因反宋學之故，連帶反桐城古文。嘉道年間的漢學領袖阮元於(yu) 是提倡“文言”之說，以為(wei) 〈文選序〉所謂沈思翰藻，亦即“奇偶相生”，且中多韻語者，本是“文”的正統，而當時所謂古文，屬於(yu) 經、史、子，並非“沈思翰藻”之“文”。[13]

因此之故，有關(guan) 文學的畛域始有兩(liang) 種不同之見。一派以阮元為(wei) 首，重申文、筆有異之說，以為(wei) 惟有“奇偶相生”者，方能稱為(wei) “文”。另一派則以章太炎為(wei) 代表，其〈文學總略〉（收入《國故論衡》）開宗明義(yi) 即說道：“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yu) 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凡文理、文字、文辭皆言文。言其采色發揚，謂之彣。以作樂(le) 有闋，施之筆劄，謂之章……或謂文章當作彣彰，則異議自此起。”又指出，所謂文，本因“書(shu) 契記事”而起，“今欲改文章為(wei) 彣彰者，惡夫衝(chong) 淡之辭，而好華葉之語，違書(shu) 契記事之本矣”。總之，“命其形質曰文，狀其華美曰彣，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絢曰彰。凡彣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彣。是故搉論文學，以文字為(wei) 準，不以彣彰為(wei) 準”。更申述曰：“或言學說文辭所由異者，學說以啓人思，文辭以增人感。此亦一往之見也。凡雲(yun) 文者，包絡一切著於(yu) 竹帛者而為(wei) 言，故有成句讀文，有不成句讀文。兼此二事，通謂之文。局就有句讀者，謂之文辭……不得言文辭，非不得言文也”。[14]簡言之，所謂文學，就是討論“文辭”法式之學。所謂文辭，則指剔除“不成句讀”之文，與(yu) 文字之華美與(yu) 否，增人情感與(yu) 否，一概無關(guan) 。

近世西力東(dong) 漸，論文學者亦“不取章說，而專(zhuan) 用西說，以抒情感人有藝術者為(wei) 主，詩歌、劇曲、小說為(wei) 純文學，史傳(chuan) 、論文為(wei) 雜文學”。[15]西人重小說，而西方意義(yi) 上的小說，中國宋、元以後始盛。於(yu) 是撰寫(xie) 文學史者，論及元、明以後，重點必落在劇曲、小說，詩文似已無足輕重。而就中國文學之“史”而言，實情是否如此？編撰近代以後文學史者，此弊愈甚。凡可稱為(wei) 文學家者，必多為(wei) 小說、戲劇作者，若論散文，必是所謂文藝性者，始足當“文學”之目。時代愈後，例外愈少。以此標準，若司馬遷、韓愈生於(yu) 今日，絕對當不了文學家。反觀西方，似乎尚不至於(yu) 如此之偏狹。吉朋（Edward Gibbon）的《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一向被視英語文學名著。1953年，邱吉爾以其六卷《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The Second World War）獲諾貝爾文學獎。此二書(shu) 乃中國傳(chuan) 統中所謂史傳(chuan) ，絕非今人心目中的文藝作品。1950年，羅素（Bertrand Russell）得諾貝爾文學獎，則是因其在各種哲學與(yu) 社會(hui) 政治著作中大力提倡人文理想與(yu) 思想自由。此前德國哲學家倭鏗（Rudolf Eucken）及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分別在1908及192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此二人亦從(cong) 未撰寫(xie) 任何所謂純文學作品。在今日中國掌握文學話語權者看來，凡此諸人，豈能算是文學家。近世中國知識界的食洋不化，一至於(yu) 此。

即便是深植於(yu) 中國傳(chuan) 統中的學者，或亦不知不覺間受進口的西說影響，以為(wei) 文學當以情感為(wei) 宗，錢基博即為(wei) 一例。其《國文研究法》將“文”分為(wei) 廣狹二義(yi) 。廣義(yi) 為(wei) “述作之總稱”，“凡可寫(xie) 錄，著為(wei) 文字，皆此類也”。（按：此廣義(yi) 亦即前述太炎所謂文辭。）狹義(yi) 則“非可漫喻，惟當宗主情感，以娛誌為(wei) 歸，而其行文尤貴奇偶相生，音韻相和……是故梁昭明太子撰〈文選序〉，以為(wei) 經也子也史也，非可專(zhuan) 名之為(wei) 文。專(zhuan) 名為(wei) 文，必其綜緝辭采，錯比文華，事出於(yu) 沈思，義(yi) 歸乎翰藻而後可也。準此以譚，則所謂文者，其範疇屬於(yu) 情感，不屬於(yu) 事實，其主旨在導人之意旨使高尚，非欲以之濬發智慮”，是謂“述作之殊稱”。[16]按：此一“文學”觀，顯然是文筆說及來自泰西的情感說之合流。

劉鹹炘則以為(wei) ，“文之本義(yi) 實指文字，所以代言，以意為(wei) 內(nei) 實而以符號為(wei) 外形”，因此“凡著於(yu) 竹帛者皆謂之文”。內(nei) 實不外“事（物在內(nei) ）、理、情”。外形則分五段：“一曰字，二曰集字成句（字羣在內(nei) ），三曰集句成節（句羣在內(nei) ，俗所謂一筆），四曰集節成章（亦曰段），五曰集章成篇。”將外形橫剖，則可分為(wei) 三件：一是“體(ti) 性”，“即所謂客觀之文體(ti) ”，由內(nei) 實而定。如史部之傳(chuan) 或記，子部之論或辨，集部之詩或賦。某一體(ti) “用之既久，內(nei) 實往往擴張，遂有變體(ti) ，如詩本主言情，而亦有用以敘事論理者。雖變甚而失本性，為(wei) 論者所斥，然苟未全失本性，且能自成一妙，則亦當容許”。二是“篇中之規式”，如詩之五七言以字數分，文之駢散以句列分。韻文之韻律、詞曲之譜調等，“一切形式成為(wei) 規律”。一個(ge) 文體(ti) 中還有“小別”，如詩之歌行、絕句。三是“格調”，“即所謂主觀之文體(ti) ”，如書(shu) 家之書(shu) 勢，樂(le) 家之樂(le) 調。可分為(wei) 四項：“一為(wei) 次”，依內(nei) 實而定，如敘事有先後，抒情有淺深。“二為(wei) 聲”，有高下疏密之不同。“三為(wei) 色”，有濃淡之異。“四為(wei) 勢”，有疾徐長短，“此皆在章節間”。學文之目的，在於(yu) 求工。所謂工，就是“工於(yu) 形式”。結論是：“惟具體(ti) 性、規式、格調者為(wei) 文，其僅(jin) 有體(ti) 性而無規式、格調者止為(wei) 廣義(yi) 之文，惟講究體(ti) 性、規式、格調者為(wei) 文學，其僅(jin) 講字之性質與(yu) 字句之關(guan) 係者止為(wei) 廣義(yi) 之文學。”[17]總之，某一作品是否算作文學，端在於(yu) 是否符合上述條件，與(yu) 內(nei) 容、體(ti) 裁等無關(guan) 。

呂思勉對“文學”之義(yi) 界，有更為(wei) 直截了當的解釋：所謂文學，就是“一種美的製作品”；“心有美感，以言語為(wei) 形式而表現之”，便是“文學美感”，乃人所共有。[18]通俗地說，“文章是變相的說話，文章做得好，就是話說得好，天下有哪一種說話，能完全和實用離開的？又有哪一種話，完全不須說得好的？所以把應用文和美術文分開，根本是沒有懂得文學。所以無論何種文學，苟其是好的，一定是有美的性質，其美的程度的高下，即以所含美的成分的多少為(wei) 衡，絕不與(yu) 其文字的內(nei) 容相涉”。[19]按：此處“美術文”，就是今日所謂文藝性作品。一言以蔽之，“文學，即舊日所謂辭章之學”。[20]決(jue) 定作品的文學價(jia) 值，最重要的條件就是“神氣”。所謂神氣，猶如人說話，“會(hui) 說話的人，固然字句都有斟酌，次序亦排列得極好，然決(jue) 非單是如此，話就可以算是說得好的，我們(men) 要學，必須體(ti) 會(hui) 其於(yu) 此之外，更包括著姿勢、聲調、心理狀態等種種條件的一個(ge) 總相，此即所謂神氣。說話到神氣能好時，其餘(yu) 的條件，自燃無有不好”。[21]中國傳(chuan) 統中“文學”觀的要義(yi) ，在此是揭示無餘(yu) 了。

【注釋】

[1]何晏、皇侃：《論語集解義(yi) 疏》（台北：世界書(shu) 局，1990年，影印鮑廷博《知不足齋叢(cong) 書(shu) 》本），頁107-108（卷六）。

[2]同上，頁57-58（卷三）。

[3]陳夢雷《周易淺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四庫全書(shu) 》本，潘雨廷斷句），卷五，頁五二，五三。

[4]《文心·原道》雲(yun) ：“傍及萬(wan) 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yun) 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

[5]《呂思勉讀史劄記（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中冊(ce) ，頁754。

[6]呂思勉《經子解題》9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17。

[7]引自嚴(yan) 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民國十九年影印光緒刻本），《全晉文》卷七十七，頁八上。

[8]同上。

[9]引自《全上古三代秦漢六朝文》，《全梁文》卷五十三，頁十六上。

[10]《金樓子》（《知不足齋叢(cong) 書(shu) 》本），卷上，〈立言上〉，頁十三上。

[11]同上，〈立言下〉，頁二十八下——二十九上。

[12]黃侃：《文心雕龍劄記》（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266-267。

[13]〈與(yu) 友人論古文書(shu) 〉，《揅經室三集》，卷二，頁六。

[14]〈文學論略〉，《國故論衡疏證》，龐俊、郭誠永疏證（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1年），頁340-341，343-344，361。

[15]劉鹹炘《文學述林》卷一〈文學正名〉（黃曙輝編校：《劉鹹炘學術論集·文學講義(yi) 編》（桂林：廣西師i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3。

[16]錢基博：《國文研究法》，收入顧倬編：《戊午暑期國文講義(yi) 匯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6-7。

[17]《文學述林》，頁4-7。

[18]〈新舊文學之研究〉，《呂思勉論學叢(cong) 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480。

[19]〈論基本國文〉，上書(shu) ，頁553。

[20]〈論文史〉，上書(shu) ，頁608。

[21]〈論大學國文係散文教學之法〉，上書(shu) ，頁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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