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的演進、岐變及其複調結構

作者：高全喜

來源：《詩書(shu) 畫》2015年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四月十四日丁未

           耶穌2015年5月31日

導讀：一百年前的這場新文化運動一波三折，有一個(ge) 發生、演變的時間過程，其內(nei) 部蘊含著一個(ge) 看似對峙的複調結構，理解這場文化運動的實質，擺脫革命激進主義(yi) 的認知定位，需要恰切地把握這個(ge) 複調結構及其百年以來的起伏變奏，這是一種文明演進論的曆史文化觀。

一 新文化運動的發生

審視一百年前發端的新文化運動，首先要有一個(ge) 中華文化古今之變的大視野，確認它是中國曆史文化麵臨(lin) 古今中西交匯之際的一場偉(wei) 大的思想啟蒙運動。在這場持續經年的新文化運動中所表現的自由、民主、科學之精神，是千年中國古代曆史所從(cong) 來沒有過的，屬於(yu) 現代性的新事物和新思想。因此，這場文化運動曆來被視為(wei) 一場啟蒙思想意義(yi) 上的“文化革命”，具有重大的曆史文化意義(yi) 。對於(yu) 這場文化革命，有眾(zhong) 多論者從(cong) 不同的側(ce) 麵給予了充分的論述。例如，有從(cong) 西方（歐洲）中心主義(yi) 的視角，認為(wei) 這場運動深受西化思想的影響，表達了當時一些深受西方教育（新式教育）影響的思想家，諸如陳獨秀、胡適、錢玄同、魯迅等人，他們(men) 不滿傳(chuan) 統文化痼疾，力圖走向西方文明之道的思想觀點；也有從(cong) 中國晚清以來的曆次變法失敗，尤其是辛亥革命失敗的視角，認為(wei) 這場文化運動迥異於(yu) 改良主義(yi) 的變法道路，走的是一條與(yu) 舊傳(chuan) 統相決(jue) 裂的新文化革命的道路。總之，無論是從(cong) 外部世界還是從(cong) 內(nei) 部社會(hui) 兩(liang) 個(ge) 方麵來看，新文化運動都具有嶄新的革命意義(yi) ，在各個(ge) 版本的官方主流史學教科書(shu) 中，對於(yu) 新文化運動均以所謂“四個(ge) 反對”和“四個(ge) 提倡”予以概括論定：第一，“提倡民主，反對專(zhuan) 製、獨裁”；第二，“提倡科學，反對愚昧、迷信”；第三，“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第四，“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

下麵我們(men) 簡單回顧一下新文化運動的發生、演變以及大致內(nei) 容。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誌》，其謂：“蓋欲與(yu) 青年諸君商榷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並以此作為(wei) 辦刊方針。其後，陳氏又在《新青年》創刊號上發表了《法蘭(lan) 西人與(yu) 近世文明》一文，其謂：“近世三大文明，皆法蘭(lan) 西人之賜，世界而無法蘭(lan) 西，今日之黑暗不識仍居何等。”在該文中陳獨秀極力鼓吹法國的文化貢獻，甚至將其視為(wei) 近代文明的源頭。1917年，蔡元培履任北京大學校長後，聘請陳獨秀赴該校任職，陳乃將《新青年》遷往北京。是年，《新青年》發表了遠在美國的胡適的信件（題為(wei) 《文學改良芻議》），從(cong) 此開啟了所謂的“文學革命”。《新青年》推動了以普及、推廣白話文為(wei) 第一目標的新文化運動。當然，中國人向來注重“文以載道”，“文學革命”背後孕育著的是新的思想理念，其中最為(wei) 關(guan) 鍵者，是“民主”和“科學”，《新青年》將前者稱為(wei) “德先生”（Democracy的音譯），將後者稱為(wei) “賽先生”（Science的音譯）。陳獨秀謂：“我們(men) 現在認定隻有這兩(liang) 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又謂：“西洋人因為(wei) 擁護德、賽兩(liang) 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liang) 先生才漸漸從(cong) 黑暗中把他們(men) 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men) 現在認定隻有這兩(liang) 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wei) 擁護這兩(liang) 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hui) 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除了陳氏外，還有一大批後來遐邇聞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們(men) （如胡適、魯迅、李大釗、錢玄同、吳虞、周作人）的文章也頻頻刊印於(yu) 《新青年》。這些《新青年》的稿件來源者們(men) 均對“民主”和“科學”有著堅定的信仰，這種共識凝結成為(wei) 了新文化運動前期的指導思想。1918年3月，張東(dong) 蓀創辦《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其與(yu) 《民國日報》副刊《覺悟》、《晨報》副刊“第七版”、以及《京報》副刊並稱“新思潮四大副刊”。1918年5月，中國在日本的留學生因反對中日軍(jun) 事協定，而遭到了日本警員的毆打，憤憤不平的愛國學生集體(ti) 輟學返國，並組織“救國團”，刊行《救國日報》。5月21日，北京的青年學生，紛紛起而響應，組織向政府陳情，請求廢除中日之間的軍(jun) 事協定，並呼籲抵製日貨，這是學生運動的開始。1918年12月23日，陳獨秀、李大釗創辦《每周評論》，批評時事問題，其對外則控訴列強把持巴黎和會(hui) ，對內(nei) 則反對軍(jun) 閥肆虐、壓榨人民。其在政治上的影響力非常重大，甚至獲得了淩駕《新青年》之上的聲勢，從(cong) 而成為(wei) “五四”的先聲。

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nei) 容是：其一，改革文字，推廣白話文。1917年，蔡元培、吳稚暉等共同組織了“國語研究會(hui) ”,該會(hui) 的宗旨在於(yu) 宣揚“國語統一”、“言文一致”。如前所述，胡適亦曾在《新青年》發表了著名的《文學改良芻議》，其提出文學革命，即為(wei) 對白話文推廣的一篇重要文字。在1918年，胡適又寫(xie) 了《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他將文學革命的目標歸結到“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其謂：“我們(men) 所提倡的文學革命,隻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men) 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國語沒有文學,便沒有生命,便沒有價(jia) 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發達。”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第4卷第4期上發表了《中國今後的文字問題》一文，其謂：“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他讚成吳稚暉提出的文字漸進式革命的方法，即限製漢字的字數，並在其中夾用世界語文字，從(cong) 而達到逐漸淘汰漢字的目的。陳獨秀亦讚成廢除漢字，但他反對廢除漢語，其謂：“惟有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shu) 之。”胡適則認為(wei) 中國將來應該有拚音文字，但是文言文中單音太多，決(jue) 不能變成拚音文字。所以必須選用白話文字來代替文言文字，然後再把白話文字變成拚音的文字。正是在此種不斷的鼓吹、宣揚下，中國逐漸形成了“國語羅馬字運動”。在1922年，黎錦暉在國語統一籌備會(hui) 第四次大會(hui) 中提出了“廢除漢字采用新拚音文字案”。次年，錢玄同在《國語月刊》第一卷《漢字改革專(zhuan) 號》上發表了《漢字革命》一文，其謂：“我敢大膽宣言：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jue) 不能普及，國語決(jue) 不能統一，國語的文學決(jue) 不能發展，全世界的人們(men) 公有的新道理、新學問、新知識決(jue) 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國語寫(xie) 出。何以故？因漢字難識、難記、難寫(xie) 故；因僵死的漢字不足以表示活潑潑的國語故；因漢字不是表示語音的利器故；因有漢字作梗，則新學、新理的原字難以輸入於(yu) 國語故”。凡此種種，皆旨在改革文字，推廣白話文。

其二，提倡文學革命。1917年1月，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提出了所謂的“八不主義(yi) ”：“一、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二、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語爛調。五、不重對偶：一文須廢駢，詩須廢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話俗字”。同年5月，胡適又在《曆史的文學觀念論》中謂：“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並提出了著名的“八大主張”：“一曰：需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需講求文法。四曰：不做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陳獨秀則撰文聲援,在《新青年》發表《文學革命論》,將胡適的“八不主義(yi) ”歸約為(wei) 所謂“三大主義(yi) ”。在該文中，陳氏將傳(chuan) 統文學定性為(wei) “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並宣稱“今日吾國文學,悉承前代之弊”，因此他極力鼓吹“國民文學”與(yu) “社會(hui) 文學”。陳氏強調文學在承擔社會(hui) 革命方麵的功能，他高舉(ju) “文學革命軍(jun) ”的大旗,並將“文學革命急先鋒”的稱號許給胡適。陳獨秀且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學中的桐城派、文選派予以了激烈的抨擊。並將桐城派的代表性人物歸有光、劉大櫆、方苞、姚鼐以及其他一些文學家並稱為(wei) 所謂的“十八妖魔”。而胡適則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提出“我們(men) 有誌造新文學的人，都該發誓不用文言作文”。自1918年開始，《新青年》刊載了一係列的白話文作品，其中頗有影響的是胡適、沈伊默、劉半農(nong) 等人的白話詩，而最具影響力的則數魯迅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其在白話文運動中占據了極其重要的位置。

其三，開啟新史學。胡適在1918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開啟了中國疑古派的先聲。胡適在這本書(shu) 裏對沒有可靠史料依據的遠古史，皆持質疑的態度，並刻意從(cong) 老子講起，借以否定以孔子為(wei) 中心的傳(chuan) 統經學，這種“截斷眾(zhong) 流”，直接以諸子百家開篇的史學方法論，開啟了一代疑古之風。而且，該書(shu) 第一次將孔子作為(wei) 一個(ge) 哲學家、教育家，而非一個(ge) 聖人來研究。胡適大力倡導用歐美以及日本的漢學方法來“整理國故”，而所謂“國故”字樣，本身就表明了其價(jia) 值判斷，因為(wei) “故”代表著“過去”的意思（此處的“過去”是一個(ge) 價(jia) 值性判斷，而非事實性判斷）。其謂：“現在先把古史縮短二、三千年，從(cong) 《詩》三百篇做起。將來等到金石學、考古學發達上了科學的軌道以後，然後用地下掘出的史料，慢慢拉長東(dong) 周以前的古史”，“寧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顧頡剛即深受其影響，並在後來創立了“古史辨”的研究範式，顧氏後來回憶：“要是不遇見孟真和適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積著的許多打破傳(chuan) 統學說的見解也不敢大膽宣布”。“總括一句，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學來，或是孑民先生等不為(wei) 學術界開風氣，我的腦髓中雖已播下了辨論古史的種子，但這冊(ce) 書(shu) 是決(jue) 不會(hui) 有的”。顧頡剛指出舊古史並不是中國遠古時代曆史真實的記錄，而是後代史學的偽(wei) 造，其為(wei) 一種“層累地造成的”，而且“時代越後，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無征，知道的古史越多”。胡適稱讚《古史辨》道：“這是中國史學界一部革命的書(shu) ，又是一部討論史學方法的書(shu) 。”繼疑古思潮後，李大釗又將馬克思主義(yi) 唯物史觀引入中國，這也是史學的一種革命，它為(wei) 史學提供了一種新的曆史哲學基礎。而新文化運動對舊史學的批判，恰恰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新史學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李大釗指出：“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hui) 上法律、政治、倫(lun) 理等精神的構造，都是表麵的構造。他的下麵，有經濟的構造作他們(men) 一切的基礎。經濟組織一有變動，他們(men) 都跟著變動。”

其四，宣揚革命以及馬列主義(yi) 在中國的傳(chuan) 播。李大釗是最早在中國宣傳(chuan) 馬克思主義(yi) 和“十月革命”的人。《新青年》陸續刊載了陳獨秀的《勞動者的覺悟》、李大釗的《May Day運動史》和大量勞工生活狀況的調查報告及材料，這標誌著《新青年》的立場，逐漸地轉向了無產(chan) 階級。李大釗於(yu) 1918年7月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在該文中，李氏認定資本主義(yi) 已“當入盛極而衰之運”，又認為(wei) “二十世紀初葉以後之文明，必將起絕大之變動”。在同年11月、12月發表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yi) 的勝利》兩(liang) 文中，其認定“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並堅信“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其發表了著名的《我的馬克思主義(yi) 觀》一文，在該文中明確地把馬克思主義(yi) 稱作“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至此，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分成了兩(liang) 個(ge) 潮流：一是“西化”；二是馬列主義(yi) 。在1923年到1924年，《新青年》更成為(wei) 了中共中央的宣傳(chuan) 刊物，瞿秋白成為(wei) 《新青年》的主編。

上述文字內(nei) 容主要是參照援引了大學教科書(shu) 的相關(guan) 論述，把新文化運動的概況做了交代。總的來說，一百年前的這場新文化運動，其反傳(chuan) 統、反儒教、反文言的啟蒙思想以及倡導新詩、文字改革和教育改革，進而推動社會(hui) 禮俗等方麵的除舊布新、開展國民性批判、懷疑曆史、清理國故，最後導致五四運動的發生，等等，這些文化乃至社會(hui) 和政治的變革內(nei) 容，都被納入一攬子的新文化運動的譜係之中加以論說，盡管其中的深層內(nei) 涵需要辨析，但它們(men) 都屬於(yu) 一種思想文化意義(yi) 上的啟蒙運動大譜係，具有著某種曆史的必然性和文化的正當性。

二 英美式的思想啟蒙運動及其岐變

把新文化運動定位為(wei) 一種思想啟蒙運動，這沒有什麽(me) 問題，不過，隨著我們(men) 對於(yu) 西方啟蒙思想認識的逐步深化，我覺得上述那種籠而統之的啟蒙思想論需要進一步予以辨析。因為(wei) ，從(cong) 西方早期現代的思想演進來看，關(guan) 於(yu) 啟蒙思想實質上存在著兩(liang) 種截然不同的表現形態，即有兩(liang) 種本質不同的啟蒙方式，一種是法國、德國式的激進主義(yi) 啟蒙思想，另外一種是英格蘭(lan) 、蘇格蘭(lan) 式的文明演進論的啟蒙思想。鑒於(yu) 上述兩(liang) 種啟蒙方式和形態的區別，我們(men) 回顧與(yu) 反思作為(wei) 中國啟蒙思想的新文化運動，就有必要辨析一下其究竟屬於(yu) 何種啟蒙，其基本特征究竟是法國式的還是英國式的。

我認為(wei) ，一百年前的中國這場新文化運動，其實質並不是法國式的啟蒙思想運動以及俄國的布爾什維主義(yi) 之中國化，而是具有文明演進論意義(yi) 的英美式的啟蒙思想運動，其文化正當性不在它後來變易歧出的革命激進主義(yi) ，而在不幸夭折的保守自由主義(yi) 之思想變革。一百七十餘(yu) 年，中國文明演化的古今之變表現為(wei) 一波又一波的變革進程，從(cong) 晚清的洋務運動到康梁變法，再到民國的新文化運動，這個(ge) 變革進程一直采取的是英美主義(yi) 的文明演進論的路徑，新文化運動就其發端來看，盡管表麵看上去非常激烈，但本質上依然遵循著這條英美式的變革之道。

新文化運動也不是中國獨具的一種文化變革現象，從(cong) 宏觀的人類思想史的視野來看，這次文化運動的理論背景大致契合英國政治傳(chuan) 統的改革變易，更有蘇格蘭(lan) 啟蒙思想為(wei) 其辯證。也就是說，中國一百年前的這場新文化運動，與(yu) 早期現代的英國光榮革命前後的思想，尤其是與(yu) 蘇格蘭(lan) 啟蒙思想，具有類似的曆史文化邏輯。我們(men) 看到，十八世紀的英國（包括蘇格蘭(lan) ）也一樣呈現著這種基於(yu) 文明進化與(yu) 人性需要的文化變革，哈耶克的文明擴展秩序論，弗格森的世界曆史的文明進化觀，這些關(guan) 於(yu) 人類社會(hui) 曆史的文明演化理論，都受到上述文化變革和思想啟蒙的深刻影響。變革演進也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一個(ge) 重要內(nei) 容，“生生之謂易”，所謂易者，生生不息之變化爾。儒家經典有殷周損益論，有移風易俗論，在古今之變的曆史風雲(yun) 中，“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這個(ge) 古老命題依然是有生命力的。我們(men) 看到，但凡一個(ge) 富有生機的曆史民族，都是在沉浮跌宕中一步步生長起來的，即便是一個(ge) 生命有機體(ti) ，也都有起沉祛屙的時刻，變革之道是中西政治思想史的一個(ge) 核心主題。

依照文明演進論的文化邏輯，在這場新文化運動中一再表述出來的那些諸如社會(hui) 道德方麵的“四個(ge) 反對、四個(ge) 提倡”，文學革命方麵的“八不主義(yi) ”，文字改革方麵的廢除文言文和提倡白話文，等等，不僅(jin) 具有現實的意義(yi) ，而且具有曆史的意義(yi) ，它們(men) 是麵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時期的開新篇的文化變革運動。中西激蕩，古今變易，對於(yu) 這場新文化運動，要從(cong) 曆史的大視野來予以審視，要上升到文明演進的高度。如果說清帝遜位、民國構建是一場政治意義(yi) 上的“光榮革命”，那麽(me) ，新文化運動便是上述政體(ti) 革命在文化領域中的一種繼續或表現方式，具有與(yu) 國民政治革命相互匹配的意義(yi) 。正像我多次指出的，民國革命不同於(yu) 法國大革命，乃是一種英國版的光榮革命，或政體(ti) 論意義(yi) 上的小革命，實質上是革命之改良，與(yu) 此相應，1915年發端的新文化運動也不是後來嬗變的激進主義(yi) 的文化大革命，而是一種改良主義(yi) 意義(yi) 上的文化小革命，是古今中西交匯變易之際的一場看似革命但本質上屬於(yu) 文明演進論的新文化運動。所以，對於(yu) 1915年發端的新文化運動，我們(men) 要有一種複合性的認識，我在此提出兩(liang) 個(ge) 重要的認知：

第一，新文化運動發端以來，實際上演化出兩(liang) 種形態的新文化運動，或者說，有兩(liang) 種新文化運動，一種是變革主義(yi) 的或小革命意義(yi) 上的新文化運動，一種是激進主義(yi) 的或大革命意義(yi) 上的新文化運動。主流的意識形態文藝學乃至曆史學，半個(ge) 世紀以來，均忽視或混淆了上述兩(liang) 種形態的新文化運動，並且集中於(yu) 大革命意義(yi) 上的新文化運動，而沒有或不願看到小革命意義(yi) 上的新文化運動，更不願認為(wei) 前者才是具有文明建設意義(yi) 上的新文化運動，反而刻意把作為(wei) 嬗變的後者視為(wei) 新文化運動的正宗和主旨。與(yu) 此相反，我認為(wei) ，小革命意義(yi) 上的新文化運動，才是真正具有正麵價(jia) 值和意義(yi) 的文明演進論式的新文化運動，而從(cong) 之變易乃至歧出的激進主義(yi) 新文化運動，不過是改良主義(yi) 新文化運動的嬗變和扭曲，其餘(yu) 毒至今仍然沒有肅清。

第二，關(guan) 於(yu) 小革命意義(yi) 上的新文化運動，實際上存在著一個(ge) 複調的文化結構，即它們(men) 並不是單一聲部的文化思想運動，如果審視一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的整個(ge) 全景，我們(men) 可以發現這場運動是有多個(ge) 聲部的，至少是複調的，即在白話文、新體(ti) 詩、新倫(lun) 常等主流變革的新文化話語之外，還有一個(ge) 看似它們(men) 的對立麵但實際上應該包含在其中的文化複古運動，即以《甲寅》和《學衡》為(wei) 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yi) 的興(xing) 起。一般論者多把他們(men) 視為(wei) 新文化運動的反對者或對立麵來看待，我與(yu) 這種主流觀點不同，我認為(wei) ，從(cong) 大的曆史視野來看，文化保守主義(yi) 也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在新文化運動的激情鼓蕩期結束之後，文明演進反而融匯於(yu) 其中，演化為(wei) 小革命意義(yi) 上的新文化運動之改良主義(yi) 的一個(ge) 重要的組成部分，甚至成為(wei) 其內(nei) 在的文明精神之回歸。

由此看來，曆時十餘(yu) 年之久的新文化運動，其主旨就是一種在反對舊文藝的形式下接續傳(chuan) 統的文化演進，而非激烈決(jue) 絕的曆史虛無主義(yi) ，或極端主義(yi) 的反傳(chuan) 統的現代革命主義(yi) 。因此，要回複這個(ge) 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品質與(yu) 曆史定位，其實質是要確立新文化運動的曆史演進的文明論，從(cong) 寬廣的世界視野來看，這個(ge) 新文化運動的主流精神是自由主義(yi) 的啟蒙思想，或者更準確的說，是啟蒙主義(yi) 的蘇格蘭(lan) 式的文化變革，其基本價(jia) 值是古典自由主義(yi) 的，或保守自由主義(yi) 的。為(wei) 此，我在前麵提出了兩(liang) 個(ge) 基本觀點，一個(ge) 觀點是要區分兩(liang) 種新文化運動的形態，第二個(ge) 形態的革命激進主義(yi) 的新文化運動不過是前期第一個(ge) 形態的小革命意義(yi) 上的新文化運動的嬗變與(yu) 歧出；另外一個(ge) 觀點是新文化運動的前期形態，並不是單一的內(nei) 容，而是複合的多聲部的，其中又具有著一個(ge) 複調的文化精神結構。

因此，我們(men) 對於(yu) 新文化運動的全貌就需要有一個(ge) 更為(wei) 寬廣的認識，不能僅(jin) 僅(jin) 局限於(yu) 《新青年》雜誌以及陳獨秀、胡適等所謂新派群體(ti) ，而且還要包括它們(men) 的對立麵，也就是說包括一些重要的文化保守主義(yi) 。據此，我下麵勾勒了三個(ge) 思想文化譜係，在我看來，它們(men) 都屬於(yu) 新文化運動宏觀演化變易的內(nei) 容，其紛紛揚揚，明爭(zheng) 暗鬥，與(yu) 中華民國肇始以降的社會(hui) 大轉型，尤其是政治大轉型密切相關(guan) 。由於(yu) 北洋時期的中華民國一波三折，現代中國的社會(hui) 大轉型並沒有完成，其政治構架、經濟製度和社會(hui) 結構都沒有塑造完成，致使新文化運動的思想理論乃至意識形態從(cong) 根本上無所寄托，甚至十分混亂(luan) 嘈雜，觀點疊出，論戰不息，莫衷一是。三個(ge) 思想文化譜係，它們(men) 因應時代問題，從(cong) 不同的方麵或發起或參與(yu) 了新文化運動，共同造就了百年之際中國文明演進的這場文化大變革，升降浮沉，顛簸曲折，其各自的曆史命運直到今天也還沒有終結。總的來說，這場新文化運動主導以及衍生出來的三個(ge) 文化思想譜係，大致構成了百年以來中國思想領域理論紛爭(zheng) 與(yu) 學術建設的主脈。

其一，以胡適、蔡元培、錢玄同、林語堂、傅斯年等人為(wei) 代表的自由主義(yi) 啟蒙思想的譜係，他們(men) 構成了中國自由主義(yi) 思想文化的主流趨向，也是新文化運動第一個(ge) 形態的主要構成。這一波文化變革派或小革命意義(yi) 上的新文化運動旗手，很類似英國光榮革命之後的洛克式哲學思想，尤其是十八世紀的蘇格蘭(lan) 啟蒙思想，他們(men) 表麵看上去對於(yu) 傳(chuan) 統文化采取了激烈批判的態度，有些文字表述甚至極盡鋒芒，伐撻攻扞，不留情麵，但就實質來說，這一派學人並非真正的革命主義(yi) 者，他們(men) 骨子裏追求的仍然是民主、自由、科學、理性、批判、溫情、人道、和平，最終期望達成的是基於(yu) 自由、民主、法治製度軌道下的文化改良之道。當然，就直接的思想來源看，胡適等人並沒有把新文化運動訴求的理論資源上溯到蘇格蘭(lan) 和英格蘭(lan) ，而是取自穆勒、杜威等功利主義(yi) （實用主義(yi) ）以及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等，從(cong) 這一點來說，早期中國思想啟蒙者的理論厚度還不夠，對於(yu) 西方思想的辨析還有待深入。但從(cong) 精神氣質和理論旨趣來看，我一直認為(wei) ，胡適他們(men) 的曆史文化價(jia) 值觀已經超越了杜威等人的功利主義(yi) 以及達爾文式的物競天擇的進化論思想，具有抵達英國思想之菁華的中國思想史之創發意義(yi) 。

其二，以陳獨秀、李大釗為(wei) 代表的布爾什維主義(yi) 的庶民革命思想譜係。這派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家，他們(men) 在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時期，與(yu) 胡適等人看似並沒有多大的區別，打倒孔家店、推廣白話文、鼓吹新體(ti) 詩，等等，可以說他們(men) 共同構成了新文化運動的第一波浪潮，屬於(yu) 新文化運動的主導或主流形態。但是，就新文化運動的進一步演變來看，由於(yu) 他們(men) 深受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所以，在新文化運動的社會(hui) 乃至政治的走向以及文化思想的邏輯演變等問題上，他們(men) 與(yu) 胡適一派的改良主義(yi) 革命或小革命，發生了重大的、甚至原則性的差別，構成了新文化運動的第二種形態，即激進主義(yi) 的大革命式的新文化運動，而且這個(ge) 第二種形態，裹挾著第一種形態，越來越成為(wei) 新文化運動的主流。我們(men) 看到，這場日益激進的新文化運動鼓動了五四運動，宣傳(chuan) 了俄國十月革命的思想，進入了第三國際的組織譜係，發起組建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等等。應該指出，這個(ge) 與(yu) 第一種新文化運動本質不同的激進主義(yi) 革命運動，開啟了中國的共產(chan) 主義(yi) 以及革命主義(yi) 的文化、社會(hui) 和政治思潮，對國共兩(liang) 黨(dang) ，尤其是對國民黨(dang) 左派和共產(chan) 黨(dang) 產(chan) 生了重大的影響。這種革命主義(yi) 的思想話語彌漫在中國近一個(ge) 世紀之久，成為(wei) 紅色中國的思想淵源，曆經數代，從(cong) 五四運動到無產(chan) 階級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甚至到今天，也還沒有結束。這個(ge) 文化思想譜係，一直以來被理論界視為(wei) 新文化運動的正宗和主體(ti) 內(nei) 容，寫(xie) 入曆史課本，並為(wei) 官方意識形態所反複歌頌和膜拜。對此，我們(men) 應該本著實事求是的曆史原則，指出它們(men) 隻是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個(ge) 思想譜係，而且是後發的變異的譜係，是新文化運動的嬗變或歧出，並非新文化運動的全部內(nei) 容，也不是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本質，其曆史的教訓遠大於(yu) 其經驗，不值得一味歌功頌德。

其三，以章士釗《甲寅》、梅光迪《學衡》雜誌為(wei) 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yi) 和以杜亞(ya) 泉《東(dong) 方雜誌》為(wei) 代表的文化改良主義(yi) 的穩健派。按照一般流俗的觀點，這一脈思想譜係不屬於(yu) 新文化運動，甚至像《學衡》還被視為(wei) 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麵。但我為(wei) 什麽(me) 要把它們(men) 也視為(wei) 新文化運動的一個(ge) 思想文化譜係，而不僅(jin) 僅(jin) 是把他們(men) 視為(wei) 新文化運動的對立麵，構成了胡適、陳獨秀《新青年》的理論對手呢？這樣做是基於(yu) 前述的關(guan) 於(yu) 新文化運動之複調結構的認識。在我看來，以《甲寅》、《學衡》兩(liang) 個(ge) 雜誌為(wei) 中心的為(wei) 新文化運動所激發的文化複古運動，以及杜亞(ya) 泉所倡導的改良主義(yi) 的文化穩健派，他們(men) 並非僅(jin) 僅(jin) 隻是在於(yu) 反對新文化運動，尤其是反對文學、文字等方麵的改革，其實，他們(men) 倡導的文化守成不是本然的傳(chuan) 統主義(yi) 或泥古主義(yi) ，他們(men) 所主張的中西文化的調和也不是不講原則的和稀泥，而是以別樣的方式參與(yu) 了新文化運動，構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一個(ge) 部分，構成了新文化運動複調結構中的另外一個(ge) 聲部。

“新文化運動”本身就包含著保守的內(nei) 在蘊含，這個(ge) 文化保守的內(nei) 涵要若幹年之後才在胡適一派新文化運動的反芻內(nei) 省中顯現出來，尤其是在左派激進主義(yi) 和革命主義(yi) 占據主導，新文化主流之鳩占鵲巢時，保守主義(yi) 與(yu) 自由主義(yi) 兩(liang) 派之間的文化乃至文明的共同性才呈現出來。為(wei) 此，我們(men) 發現，文化保守主義(yi) 並非隻是一味複古傳(chuan) 統，而是在尋找一條既能安頓傳(chuan) 統又能與(yu) 時俱進的文化演進方式，隻不過采取的方式有些審慎保守，改良主義(yi) 的色彩過重，以至於(yu) 他們(men) 的改革內(nei) 容被當時的人們(men) 嚴(yan) 重忽視了，那時的話語權當然是在風起雲(yun) 湧的革命派手中。但是，一旦革命激進主義(yi) 得勢，甚至圖謀徹底橫掃傳(chuan) 統文脈，決(jue) 絕曆史傳(chuan) 承之時，第一波新文化運動的始作俑者，例如胡適等人，就難以徹底讚同支持了，他們(men) 適才重新調整新文化運動的方向，開始靠攏傳(chuan) 統，重回改良主義(yi) 的真意。這樣以來，兩(liang) 派之間的鴻溝得以彌合，共識大於(yu) 分歧。可惜的是，時機錯過，時勢已經為(wei) 革命激進主義(yi) 的文化理想以及政治上的國民革命浪潮所支配和控製，兩(liang) 派共識的保守主義(yi) 文化思想被掃進曆史的垃圾堆。這個(ge) 中華文明演進的一波三折的故事可謂風雨滄桑，杜鵑滴血，直到半個(ge) 世紀以後的台灣和近一個(ge) 世紀後的大陸文化思想領域的文明複蘇，才開始有所回潮。

三 新文化運動的複調結構

前述勾勒的三個(ge) 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文化譜係，實質上已經觸及作為(wei) 一個(ge) 曆史進程的新文化運動的複調結構，我在此使用這個(ge) 詞匯，是基於(yu) 文明演進的基本曆史語境，這裏首先需要指出的是1915發端以降的新文化運動的岐變。對於(yu) 這個(ge) 岐變，我上麵用兩(liang) 個(ge) 形態的新文化運動予以描述，並且指出後一種大革命式的新文化運動是前一種小革命式的新文化運動的岐變或嬗變。其實，不隻是自由主義(yi) 有這種二分法的觀點，革命激進主義(yi) 也有類似的認識，隻是立論的思想依據有所不同。例如，早在《新民主主義(yi) 論》中，毛澤東(dong) 就有關(guan) 於(yu) 資產(chan) 階級領導的新文化運動與(yu) 無產(chan) 階級領導的新文化運動的二分法，《在延安文藝座談會(hui) 上的講話》中，毛澤東(dong) 明確提出了文藝服務於(yu) 大眾(zhong) 的新文化運動方向，這些論述結合毛澤東(dong) 關(guan) 於(yu) 五四運動的著名論述，即“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men) 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yi) 。”再結合毛澤東(dong) 關(guan) 於(yu) 無產(chan) 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有關(guan) 指示精神，我們(men) 可以完整地把握一位創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領袖關(guan) 於(yu) 新文化運動之兩(liang) 種形態的認識與(yu) 定位。至於(yu) 那些左翼作家聯盟的相關(guan) 論述，以及49年之後的官方文藝政策，不過是毛澤東(dong) 文藝思想理論的背書(shu) 而已。

基於(yu) 上述新文化運動兩(liang) 種形態以及三個(ge) 文化思想譜係的分析框架，我試圖提出另外一種對於(yu) 新文化運動的曆史性理解，即通過一種文明演進論的曆史哲學，指出新文化運動兩(liang) 種形態之演進中的複調結構以及沉浮起落，並澄清如下幾個(ge) 問題。

第一，新文化運動與(yu) 五四運動是兩(liang) 件不同的事物，不能等量齊觀，也不能視為(wei) 單一進步邏輯的直接銜接與(yu) 推進。主流教科書(shu) 大多是這樣描述這個(ge) 曆史進程的，並把五四運動視為(wei) 新文化運動的必然結果，甚至進一步把這個(ge) 單一的所謂文藝進步論與(yu) 爾後的文藝階級論、文藝革命論結合在一起，一並納入新民主主義(yi) 和社會(hui) 主義(yi) 的革命文藝譜係，至於(yu) 胡適等人的思想觀點，則被視為(wei) 落後、發動和倒退予以肅清和批判，這樣就不僅(jin) 徹底排斥和否定了新文化運動的文化保守內(nei) 涵，而且也肅清和否定了第一波新文化運動所蘊含的改良主義(yi) 的保守價(jia) 值觀。對此，胡適後來是有相當警覺的，並且指出了他的疑義(yi) 。他寫(xie) 道：“到了‘五四’之後，大家看看，學生是一個(ge) 力量，是個(ge) 政治的力量，思想是政治的武器，從(cong) 此以後，……我們(men) 純粹文學的、文化的、思想的一個(ge) 文藝複興(xing) 運動……就變了質啦，就走上政治一條路上。……中國國民黨(dang) 改組和共產(chan) 黨(dang) 都是那個(ge) 時候以後出來的”。顯然，按照胡適等人的設想，新文化運動應該是一種小革命或改良主義(yi) 意義(yi) 上的文化運動，屬於(yu) 文明演進論情勢下的思想與(yu) 文化變革，新文化批判的是守舊的舊文藝，接續的是保守變革主義(yi) 的傳(chuan) 統，走的是蘇格蘭(lan) 啟蒙思想的路徑，主調是英美自由主義(yi) 的價(jia) 值理路。開始的時候，新文化運動也是大致這樣開展的，但是，隨著運動的進一步展開，這場運動有所變易，甚至發生了重大的岐變，其標誌就是五四學生運動。可以說，五四運動是一場政治事件，開啟了左派革命激進主義(yi) 之濫觴，這樣一來，新文化運動就被激進主義(yi) 所裹挾，並被進一步予以布爾什維克化。

由此可見，新文化運動與(yu) 激進左派版本的五四運動，這兩(liang) 種運動的訴求與(yu) 價(jia) 值取向是完全不同的，經過激進革命主義(yi) 化的五四運動之後，新文化運動實際上就分化了，進而從(cong) 實質上解體(ti) 了，新文化運動成為(wei) 政治上被利用的工具，其本來的文化與(yu) 文明的意義(yi) 被嚴(yan) 重扭曲。為(wei) 了澄清這個(ge) 問題，就有必要審視新文化運動的複調結構，把《甲寅》、《學衡》和《東(dong) 方雜誌》學人所形成了另外一種“新文化”設想納入整個(ge) 新文化運動的譜係予以考察和分析。盡管他們(men) 在當時隻是一種副調，不是主調，但恰恰是這個(ge) 副調，具有糾正新文化運動之偏的作用，而且就實質上來說，他們(men) 也沒有與(yu) 胡適一脈的自由主義(yi) 的啟蒙思想構成截然的對立。在我看來，他們(men) 兩(liang) 派之間是相互補益、相得益彰的關(guan) 係，與(yu) 此相反的是，看上去胡適一脈與(yu) 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密切合作，氣味相投，不分彼此，其實，自由主義(yi) 的啟蒙思想與(yu) 革命的激進主義(yi) ，他們(men) 兩(liang) 派在文化觀、社會(hui) 觀、政治觀和價(jia) 值觀等方麵才真正構成了理論和方法上的兩(liang) 廂對立的關(guan) 係。

第二，要深入理解新文化運動的實質，就不能僅(jin) 僅(jin) 在朝向革命激進主義(yi) 的路徑上加以分析，而是要以胡適一脈的自由主義(yi) 為(wei) 主軸，向其副調展開，在胡適一派和文化保守主義(yi) 的相互關(guan) 係中，把握這場新文化運動的性質與(yu) 意義(yi) 。這是一種文明演進的方法論和價(jia) 值觀，也是今天之所以要反思新文化運動的命題所在。我們(men) 看到，對於(yu) 陳獨秀、胡適等人提出的“新文化”，《甲寅》、《學衡》學人從(cong) 一開始就提出質疑。章士釗認為(wei) ：“文化者，非飄然而無倚，或泛應而俱當者也。蓋不脫乎人、時、地三要素。凡一民族，善守其曆代相傳(chuan) 之特性，適應與(yu) 接之環境，曲迎時代之精神，各本其性情之所近，嗜好之所安，力能之所至，孜孜為(wei) 之，大小精粗，俱得一體(ti) ，而於(yu) 典章文物，內(nei) 學外藝，為(wei) 其代表人物所樹立布達者，悉呈一種歡樂(le) 雍容、情文並茂之觀，斯為(wei) 文化。惟如斯也，言文化者，不得不冠以東(dong) 洋、西洋或今與(yu) 古之狀物詞”。在章士釗看來，文化不必作無謂的古今中外的分別，因為(wei) 所有文化，都是相通的，故其謂：“正如墨經所雲(yun) ，彌異時，彌異所，而整然自在”。

上述論述，並非表明他們(men) 固步自封，一味排斥新文化，他們(men) 反對的是陳獨秀、胡適等人把新文化與(yu) 西方文化簡單劃等號，把新文化與(yu) 舊文化簡單對立起來，而是指出因應中國時代的文化建設，應該有更為(wei) 廣闊的視野和胸襟，能夠超越古今中西，在文化變革中不能全盤西化，喪(sang) 失中國文化的主體(ti) 性。吳宓認為(wei) :“今新文化運動,於(yu) 中西文化所必當推為(wei) 精華者,皆排斥而輕鄙之,但采一派一家之說,一時一類之文,以風靡一世,教導全國,不能自解,但以新稱,此外則皆加以陳舊二字,一筆抹殺。吾不敢謂主持此運動者,立意為(wei) 是。”吳宓謂 :“今欲造成中國之新文化,自當兼取中西文明之精華,而熔鑄之,貫通之。”柳詒徵《論中國近世之病源》則認為(wei) ：“今人論中國近世腐敗之病源，多歸咎於(yu) 孔子”，“誤以為(wei) 反對孔子為(wei) 革新中國之要途，一若焚經籍，毀孔廟，則中國即可勃然興(xing) 起，與(yu) 列強並驅爭(zheng) 先者”，“中國最大之病根，非奉行孔子之教，實在不行孔子之教。”梅光迪反對胡適所謂“活文學”、“死文學”的提法，認為(wei) 文字文學無死活。梅光迪發表《評提倡新文化者》，抨擊新文化提倡者“非思想家乃詭辯家”，“非創造家乃模擬家”，“非學問家乃功名之士”，“非教育家乃政客也”，“高舉(ju) 改革旗幟，以實行敗壞社會(hui) 之謀。”梅光迪指出，中國近代以來，崇拜歐化，智識精神上，已唯歐西馬首是瞻，甘處於(yu) 被征服地位。歐化之威權魔力，深印入國人腦中。故凡為(wei) “西洋貨”，不問其良否，即可“暢銷”。然歐化之真髓，以有文字與(yu) 國情民性之隔膜，實無能知者，於(yu) 是作偽(wei) 者乃易售其術矣。梅光迪批評新文化運動家對西方文化一知半解，既無師承，又乏專(zhuan) 長。氏謂：“吾非言純粹保守之必要也，然對於(yu) 固有一切，當以至精審之眼光，為(wei) 最持平之取舍，此乃萬(wan) 無可易之理”。

杜亞(ya) 泉也反對《新青年》他們(men) 所主張的“徹底論”，即他們(men) 認為(wei) “中西文化絕無相同之處，西學為(wei) 人類公有之文明”的觀點，是在徹底否定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反對中西文化融合。與(yu) 之相對立，杜亞(ya) 泉的《東(dong) 方雜誌》派主張“調和論”，認為(wei) “中西文化各有特點，應該相互調和，融合西學於(yu) 國學之中。”杜亞(ya) 泉將西方文化歸為(wei) “動的文明”，認為(wei) 西方“重人為(wei) ，重外向，尚競爭(zheng) ”。他將中國文化歸為(wei) “靜的文明”，認為(wei) 中國“重自然，重內(nei) 向，尚和平”。他認為(wei) 動靜應當互補，各取對方之長處以補自己之短。在對儒家思想的看法上，杜亞(ya) 泉也認為(wei) 儒家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討論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時勢必會(hui) 涉及到如何看待儒家思想。他主張改革不應放棄維係中華民族文化幾千年的精神支柱——儒學，應將西方文化調和於(yu) 儒學之中。對於(yu) 社會(hui) 改革杜亞(ya) 泉從(cong) 不反對過，也不反對引進西方文化。他在《個(ge) 人之改革》一文中闡明了他的改革觀點：“吾儕(chai) 自與(yu) 西洋社會(hui) 接觸以來雖不敢謂西洋社會(hui) 事事物物悉勝於(yu) 吾儕(chai) ，然比較衡量之餘(yu) ，終覺吾儕(chai) 之社會(hui) 間，積五千餘(yu) 年沉澱之渣滓，蒙二十餘(yu) 朝風光之塵埃，症結之所在，學謬之所叢(cong) ，不可不有以廓清而掃除之。”

綜上所述，我以為(wei) 在在前文第一節所援引的有關(guan) 新文化運動的主流教科書(shu) 敘述中，應該把章士釗、吳宓、梅光迪、杜亞(ya) 泉、梁漱溟等人所代表的《甲寅》、《學衡》、《東(dong) 方雜誌》學人群體(ti) 的文化保守主義(yi) 也納入其中，並視為(wei) 新文化運動的一個(ge) 副調。因為(wei) ，這批學人並非傳(chuan) 統文化的頑固守舊派，而是學貫中西的文明通達之士，他們(men) 不是沒有看到傳(chuan) 統文化的痼疾，而是不讚同全盤西化，他們(men) 主張推陳出新，舊瓶裝新酒，老樹發新芽，在保守傳(chuan) 統中革新更化，在漸進改良中與(yu) 時俱進。新文化運動中的這一副調在《學衡雜誌簡章》中說得最為(wei) 透徹清晰：“（甲）本雜誌於(yu) 國學則主以切實之功夫，為(wei) 精確之研究，然後整理而條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見吾國文化，有可與(yu) 日月爭(zheng) 光之價(jia) 值。而後來學者，得有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軌，不至於(yu) 望洋興(xing) 歎，勞而無功。或盲肆攻擊，專(zhuan) 圖毀棄，而自以為(wei) 得也。（乙）本雜誌於(yu) 西學則主博覽群書(shu) ，深窺底奧，然後明白辨析，審慎取擇，庶使吾國學子，潛心研究，兼收並覽，不至道聽途說，呼號標榜，陷於(yu) 一偏而昧於(yu) 大體(ti) 也。（丙）本雜誌行文則力求明暢雅潔，既不敢堆積，古字連篇，甘為(wei) 學究，尤不敢故尚奇詭，妄矜創造，總期以吾國文字，表西來之思想，既達且雅，以見文字之效用，實限於(yu) 作者之才力，苟能運用得宜，則吾國文字，自可適時達意，固無須更張其一定之文法，摧殘其優(you) 美之形質也。”上述主張其實在胡適一脈的自由主義(yi) 學人中逐漸得到認同和肯定，胡適等人此後提出的一係列文化觀點，諸如整理國故、少談些主義(yi) ，多研究些問題，等等，都與(yu) 《甲寅》、《學衡》的主張十分契合，在很多方麵合為(wei) 一體(ti) 。由此，我們(men) 可以把它們(men) 視為(wei) 新文化運動的積極性成果，把他們(men) 兩(liang) 派的結合視為(wei) 這場啟蒙思想運動的主調與(yu) 副調的曆史變奏。

第三，上述關(guan) 於(yu) 新文化運動複調結構的分析，如果納入文明演進論的啟蒙思想意識，並放在一個(ge) 以百年為(wei) 尺度的曆史視野，尤其在放在近二十餘(yu) 年中國（包括大陸與(yu) 台灣）文化複興(xing) 的主題視閾，放在自由主義(yi) 和文化保守主義(yi) 相互結合的語境下來考察，那就會(hui) 看得更加清晰和明確。但是，就新文化運動的當時語境來看，情況卻並非如此，甚至恰恰是相反的情勢愈演愈烈。我們(men) 看到，當時是左派激進主義(yi) 占據上風，霸占著新文化運動的話語主導權，不僅(jin) 《甲寅》、《學衡》的文化保守主義(yi) 和杜亞(ya) 泉《東(dong) 方雜誌》的中西文化調和論，很快就被擠到了非常邊緣的位置，直至偃旗息鼓，甚至是主流的胡適一脈的溫和自由主義(yi) 或英美式的啟蒙思想觀點，在這場新文化運動的演變中也被逐出主流話語圈，淪落為(wei) 旁枝末流。縱觀新文化運動十餘(yu) 年來的演變，可謂潮起潮落，左派激進主義(yi) 後來居上，氣勢如虹，其他的各種不同聲音，雖然在後期也不時有些表述，但早已是麵目全非，風光不再。原先的文化保守主義(yi) 大半退出思想舞台，國民黨(dang) 異軍(jun) 崛起，黨(dang) 國主義(yi) 與(yu) 無政府主義(yi) 、國家主義(yi) 合流為(wei) 一體(ti) ，國民黨(dang) 雖然也吸收了部分保守主義(yi) 的內(nei) 容，但思想文化上為(wei) 政治勢力尤其是黨(dang) 國主義(yi) 所綁架，胡適一脈學人堅守新文化運動的自由獨立精神，苦苦堅守，但終不能為(wei) 國民黨(dang) 黨(dang) 國的革命激進主義(yi) 所容納。至於(yu) 新文化運動中的革命激進主義(yi) ，大部分則投入共產(chan) 黨(dang) 以及國際共產(chan) 主義(yi) 的紅色思想文化之中。共產(chan) 黨(dang) 的布爾什維主義(yi) 、文藝左派（左聯）等則廣泛吸收並強化了新文化運動的革命激進思想，進一步馬列主義(yi) 化，此後經過艱難曲折的軍(jun) 事鬥爭(zheng) ，一路高歌猛進。伴隨著共產(chan) 黨(dang) 中國的建立，激進主義(yi) 成為(wei) 國家的主導意識形態，並且為(wei) 毛澤東(dong) 後來發動的無產(chan) 階級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可資利用的思想理論武庫。

顯然，1915年發端的新文化運動及其演化，在思想觀念和運動實踐逐漸發生了岐變，健康的文化啟蒙思想以及文明演進論的文化實踐，諸如文字改革等，雖然取得一定的成功，但終究被黨(dang) 國主義(yi) 所綁架，為(wei) 激進革命主義(yi) 所顛覆。新文化運動的這種嬗變，嚴(yan) 重破壞了其發端和前期的複調結構，致使變革與(yu) 保守的中庸融匯之新文化運動設想，難以達成豐(feng) 碩的成果。尤其是在大陸，曆經文化大革命之後，傳(chuan) 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成為(wei) 遊魂野鬼，新文化蛻變為(wei) 流氓無產(chan) 階級文化以及意識形態的蠱惑宣傳(chuan) 。文明斷續，斯文不再。因此，審視新文化運動的潮起潮落，我們(men) 應該超越曆史迷霧，首先恢複新文化運動的本來麵目，即它是一場有限度的文化革命或文化變革，其底色是接續傳(chuan) 統文脈，促成中國文化的現代性轉變。其次，要區分文化的“小革命”與(yu) 文化的“大革命”，認清兩(liang) 者之間的本質差異。如果說在一百年前，新文化運動的三個(ge) 思想譜係，其主流趨向是自由派與(yu) 革命派相聯合，共同反對舊文藝、老傳(chuan) 統和曆史痼疾，那麽(me) 經過一百年來革命激進主義(yi) 的慘痛洗禮，今天的中國之文化變革，則需要自由主義(yi) 與(yu) 文化保守主義(yi) 相互聯合，求同存異，共同抵禦左派激進主義(yi) 和民粹主義(yi) 對於(yu) 中國文明的最大破壞。

一百年過去了，我們(men) 說中國的現時代依然需要新文化運動或啟蒙思想運動，但關(guan) 鍵是何種新文化，誰之現代啟蒙，這個(ge) 問題要辨析清楚。簡單檢點一下當今中國文化思想界有關(guan) 這場新文化運動的反思，我以為(wei) 大致有三種基本的思想理路：一是七十年來主流意識形態的升級版，或曰學術化的新左派激進主義(yi) 理論版，他們(men) 把新文化運動與(yu) 五四運動結合在一起，聚焦於(yu) 黨(dang) 國一體(ti) 的國家主義(yi) 或共產(chan) 黨(dang) 版本的民族主義(yi) 複興(xing) 偉(wei) 業(ye) ；一是自由主義(yi) 的啟蒙思想話語，這是體(ti) 製外民間乃至學院派主流思想的版本，集中於(yu) 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思想意義(yi) ，並訴求進一步發揚光大；還有一個(ge) 就是新近崛起的大陸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義(yi) 版本，他們(men) 對於(yu) 近現代以來的各種左和右的新文化啟蒙思想均持反對的態度。

對此，我認為(wei) 自由主義(yi) 不能簡單地重複法國式啟蒙思想的理路，而應該深入挖掘啟蒙思想的遺產(chan) ，采取與(yu) 時俱進的“古典的現代性”之啟蒙思想即蘇格蘭(lan) 啟蒙思想的理路和方法論，以此審視一百年前新文化運動的本來麵目、初始理想與(yu) 發動機緣，檢討其岐變的曆史緣由，指出這場本來開端很好的新文化運動何以不幸中途夭折。總的來說，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這一曆史任務遠沒有完成，一百年之後的今天依然迫在眉睫。問題在於(yu) ，這個(ge) 新文化運動之“新”，不是革命激進主義(yi) 的 “新”，而是文明演進論意義(yi) 上的“新”，是蘇格蘭(lan) 式啟蒙思想的“新”，其實質即在於(yu) 構建一個(ge) 自由、民主和法治國家下的文明演進，由此賡續傳(chuan) 統思想，融匯世界潮流，麵向未來，開啟中華文明的新天命，這才是我們(men) 今天紀念與(yu) 反思“新文化運動”的最大意義(yi) 之所在。（注釋略）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