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化與(yu) 整合

——董仲舒的治道思想

作者：韓星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衡水學院學報》2015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四月初七日庚子

           耶穌2015年5月24日

摘要：董仲舒思想來源多元，經過整合構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體(ti) 係。反思周秦，批判黃老政治和“漢承秦製”積弊，提出複古更化，以解決(jue) 西漢治理危機。對漢初各家治道思想進行整合，完成了王霸結合，以王道為(wei) 主，霸道為(wei) 輔的主體(ti) 治理模式構建；闡述了王道統治德刑兼用，陽德陰刑，陰兼於(yu) 陽，德主刑輔的基本原則；以《春秋》為(wei) 基礎，在政治實踐上提出引禮入法、禮法並用，以禮主法。當代中國麵臨(lin) 社會(hui) 治理危機，應重視對儒家治道資源的開發利用，複興(xing) 儒家禮治模式，與(yu) 德治、法治相結合，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關(guan) 鍵詞：董仲舒；複古更化；整合；治道；治理現代化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漢廣川郡（今河北棗強）人，漢代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教育家。少治《春秋》，後成為(wei) 公羊學派大師。漢景帝時任博士，武帝繼位，舉(ju) 賢良文學，董仲舒對以“天人三策”，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對於(yu) 建立大一統的國家的意識形態起了關(guan) 鍵性的作用。

一、董仲舒的思想淵源

董仲舒的思想來源是多元的，既有鄒魯文化的傳(chuan) 統，也有燕齊方術的傳(chuan) 統，還有一部分三晉文化的傳(chuan) 統。錢穆論董仲舒思想的淵源說：

董仲舒在百家龐雜中獨尊孔子，頗似荀卿，但他承襲鄒衍，來講天人相應。……荀卿是儒家之逆轉。儒家所重在人之情性，（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荀卿則抑低人性，（性惡。）來尊聖法王。鄒衍是道家之逆轉。道家所重在天地自然之法象，（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鄒衍則在自然法象之後麵尋出五位有意誌有人格之天帝。（一切自然法象，皆由此五天帝發號施令。）荀卿、鄒衍各走極端，（荀卿主以人勝天，鄒衍主以人隨天。）而董仲舒則想綜合此兩(liang) 家。於(yu) 是天並非自然，並非法象，而確然為(wei) 有人格有意誌的天帝。（但天帝有五，他們(men) 亦遵循自然法象而更迭當令。於(yu) 是後人又要在五天帝上增設一昊天上帝。）在地上代表此天帝的則為(wei) 王者。（受命之王。）此將轉退到春秋以前之樸素觀念。董仲舒又想抑低王者地位來讓給聖人，於(yu) 是孔子成為(wei) “素王”，（無冕之王，無王者之位，而又王者之道。）《春秋》成為(wei) “為(wei) 漢製法”之書(shu) 。（李斯、韓非主張以吏為(wei) 師，以時王法令為(wei) 學。西漢儒者變其說，主張以儒為(wei) 師，以春秋為(wei) 法令，即以春秋為(wei) 學。）把尊聖遵法來代替鄒衍尊天帝尊人王的舊觀念，此思想史上還是有挽救，有貢獻。[1] 109-111

他尊崇孔子，以儒為(wei) 本，以兼綜和合的態度沿襲荀子，吸收陰陽五行學說為(wei) 思想體(ti) 係的外在框架，以墨家的“天誌”理論為(wei) 這一框架的基本精神，吸收法、墨、道諸家思想中有關(guan) 政治倫(lun) 理方麵的經驗與(yu) 認識[2]69，構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體(ti) 係。

二、複古更化

在思想上，董仲舒與(yu) 漢初陸賈、賈誼等人相似，也是從(cong) 反思秦政入手，針對當時社會(hui) 問題提出建議，複古更化在賈誼那裏已開其先聲，到了董仲舒時代，現實的問題更為(wei) 嚴(yan) 峻。漢興(xing) 以來，由於(yu) 統治者在指導思想上采用黃老思想，以因循為(wei) 務，但黃老之學“糾正和改變的是秦代對法治的濫用，而其法治的精神和立場，則是沒有改變的。……漢初統治者在清靜無為(wei) 的寬容麵貌下，所嚴(yan) 守不失的，正是黃老或法家思想的這個(ge) 基本精神與(yu) 立場。”[3]50在實際政治中，尤其是法律製度上，漢初沿用秦政，造成在政治、法律製度方麵幾乎承襲了秦的所有弊病。所以，董仲舒認為(wei) 必須“複古更化”。

至周之末世，大為(wei) 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shu) ，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wei) 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wei) 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嚐有以亂(luan) 濟亂(luan) ，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yu) 烈，至今未滅，使習(xi) 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wei) 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yu) 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lin) 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lin) 政而願治七十餘(yu) 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4] 2179

董仲舒通過反思曆史，尖銳地批評秦承晚周之敝，尊法反儒，禁止民間扶藏詩書(shu) ，拋棄禮義(yi) ，盡滅先王之道，獨斷專(zhuan) 橫，所以二世而亡。漢初政策上用黃老思想，清靜無為(wei) ，與(yu) 民休息，但是在政治-法律製度上，“漢承秦製”，無所更改，“其遺毒餘(yu) 烈，至今未滅”，民間陋俗猶存，卑劣囂頑，好勇鬥狠，欺上惘下，“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世風日下，有新的法令必有新的奸詐，猶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這些批評顯示了景武之際治理危機的狀況，也表現出董仲舒強烈的憂患意識。對此，他給漢武帝開的藥方就是“複古更化”。漢承秦之敝，必須革除。他比喻說：“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同理，“為(wei) 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家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卻得不到善治，其原因就在於(yu) “當更化而不更化”。臨(lin) 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lin) 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怎麽(me) 更化，就是要革除亡秦嚴(yan) 刑峻法的惡政，改變漢初因循無為(wei) 的惰習(xi) ，革除積弊，改弦更張，複興(xing) 儒家禮樂(le) 道德，修明教化，美化風紀。對於(yu) 董仲舒的“複古更化”曆來有不同的解讀，其實“複古乃複周之古，更化則更秦之化。”[5]3就是要複興(xing) 孔子曾經向往的西周禮樂(le) 文明，同時改革秦以來嚴(yan) 刑峻法的積弊。“複古更化”的具體(ti) 內(nei) 容就是“任德教而不任刑”[4] 2177，“承周文而反之質”[6]145和“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4]2190。對於(yu) “複古”今人很容易誤解，錢穆先生說：“仲舒之言複古，實非真複古。在仲舒之意，亦僅(jin) 重於(yu) 更化，而即以更化為(wei) 複古也。……乃求以學術文化領導政治，以政治控製經濟，而進企於(yu) 風化之美，治道之隆。”[7]106即以複古的方式改革現實的弊端，推進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其實所謂‘古’者亦非純粹盡本於(yu) 古，學校、察舉(ju) 、黜陟諸製，貴族世襲時代另是一套。漢所襲，其論雜出於(yu) 先秦諸子，而備見於(yu) 王製篇中；……漢武一朝之複古更化，正是當時一種嶄新之意見也。”[8]148董仲舒提出的“複古更化”是在陸賈、賈誼反思秦政、批判現實的基礎上，進一步反思周秦，批判黃老政治和“漢承秦製”所造成的後果，乃至批評文、景以來仍然任獄吏、重刑罰的政策，重申儒家的王道理想，要用儒家治道取代黃老政治，消除法家嚴(yan) 刑峻法的積弊。董仲舒的思想與(yu) 漢武帝不謀而合，於(yu) 是就得到漢武帝的重視。不僅(jin) 如此，董仲舒的“複古更化”思想不僅(jin) 有助於(yu) 解決(jue) 西漢政府的治理危機，也對秦漢以降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治理變革提供了理論模式。這就是複古更化不是對現有製度推倒重來的“革命”，而是以向後看的方式向前走，即以複古的方式構建理想政治模式，更新現實政治，推動曆史前進。

三、多元整合

“整合”(intergration)一詞是現代文化科學和思維科學所普遍使用的一個(ge) 重要概念。最初來源於(yu) 生物學，是指生物機體(ti) 或細胞中各個(ge) 組成部分在結構上有著嚴(yan) 密的組織形態，在功能上能夠很好地協同動作，共同組成一個(ge) 完整的良性係統。後來，“整合”一詞被社會(hui) 學家和人類學家所借用，來說明社會(hui) 發展或文化發展中出現的種種不同思想觀念(如價(jia) 值觀等)的融通和合現象。它有結合、融合、統合、綜合、有機化、整體(ti) 化、係統化、統一化等多重涵義(yi) 。應實現政治的需要，漢初儒者以儒為(wei) 主，兼容道、法、墨、名，進行思想文化的整合，形成了豐(feng) 富多樣，充滿活力的思想學說，最終奠定了儒家作為(wei) 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為(wei) 漢代走向強盛，為(wei) 漢帝國提供了指導思想和精神動力。

在“複古更化”的主張前提下，董仲舒對漢初各家治道思想的整合由此就三個(ge) 方麵展開：

首先，重建上古三代的王道政治理想，並結合春秋戰國王霸之辨的理論成果，完成王霸結合的總體(ti) 治理模式。他通過闡述《春秋》公羊學的“微言大義(yi) ”來建立其王道理論，然後再結合霸道，形成了王霸結合，以王道為(wei) 主，霸道為(wei) 輔的治道思想。

西漢時，《公羊春秋》盛行，學者們(men) 開始注重其中的“微言大義(yi) ”。《春秋公羊傳(chuan) ·哀公十四年》雲(yun) ：“君子曷為(wei) 《春秋》?撥亂(luan) 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這就是說，孔子作《春秋》是為(wei) 了撥亂(luan) 反正，即以王道文化傳(chuan) 統貶損、匡正現實政治。作為(wei) 公羊學的大師，董仲舒也是主要通過發揮《春秋》的微言大義(yi) ，來詮釋其王道觀，重建王道理想。《春秋繁露·玉杯》雲(yun)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為(wei) 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6]32-33即《春秋》的精神在於(yu) 明王道。《春秋》經以人道為(wei) 本，把王道政治講得很完備了，並確立了王道政治的大綱大法。《春秋繁露·王道》說：“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遣小大，善無細而不舉(ju) ，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絕諸本而已矣。”[6]109是說孔子作《春秋》所書(shu) 不論得失、貴賤、大小、善惡之事，是在褒貶書(shu) 法之中寓含著王道之本，所以董仲舒非常推崇孔子，認為(wei) 孔子作《春秋》就是為(wei) 了實現王道理想。

董仲舒闡釋《春秋》中“春，王正月”雲(yun) :“上承天之所為(wei) ，而下以正其所為(wei) ，正王道之端”[4]2177。“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nei) 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6]70《春秋》所體(ti) 現的王道政治精義(yi) 就是一個(ge) “正”字。“《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wei) 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wan) 民，正萬(wan) 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yu) 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wan) 民殖，五穀孰而屮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feng) 美，四海之內(nei) 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4]2177-2178是說王者施政，應當正心為(wei) 先，漸次以正萬(wan) 民，這樣才能遠近俱正，政通人和。

具體(ti) 到董仲舒的王道內(nei) 容，是自成體(ti) 係的，主要由《春秋》為(wei) 後王主法說，王者一統說，王道德治說，文質互救說，五德終始和三統三正等相合而成的。對此，學人已多有詳論，本文從(cong) 略。

董仲舒詳細申明《春秋》王道大義(yi) 是有其明確的政治目的，就是通過王道之正，解決(jue) 當時社會(hui) 麵臨(lin) 的諸多問題，以正不正，反王道之正。他對當時不同思想進行整合，以實現既定的治理目標。他歸納總結《春秋》正不正的十條重要經驗，提出“十指”，包括美貴賤、別嫌疑、異同類、別賢不肖、強幹弱枝、大本小末、賞善誅惡、考災異等，其基本精神就體(ti) 現了王道霸道結合。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的王霸結合是以儒家的核心價(jia) 值——仁來統攝王道霸道的。他說：

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霸王之道，皆本於(yu) 仁。仁，天心，故次以天心。蘇輿注：《春秋》之旨，以仁為(wei) 歸。仁者，天之心也。[6]161

顯然，董仲舒的王霸結合是以儒家的核心價(jia) 值為(wei) 本，站在儒家立場上有限吸納法家合理之處的整合。

不過，我們(men) 也發現，董仲舒對法家的態度有矛盾的現象，例如，他在《天人三策》的第一次對策時前麵說：“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cong) 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wei) 政而任刑，不順於(yu) 天，故先王莫之肯為(wei) 也。”[4] 2177這就把法家“任刑”的思想完全否定了。後麵又說：“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shu) ，棄捐禮誼而惡聞之，……故立為(wei) 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4]2179這是對以法家思想為(wei) 依據的秦的法治實踐的完全否定。但是，在《春秋繁露》裏，卻有大量的法家思想，如《王道》說：“道同則不能相先，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數也。由此觀之，未有去人君之權，能製其勢者也。”[6]131-132《保位權》也說：“聖人之治國也，……務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後可得而勸也，故設賞以勸之。有所好必有所惡，有所惡然後可得而畏也，故設罰以畏之。既有所勸，又有所畏，然後可得而製。”[6]173《考功名》還說：“挈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則賞，有罪則罰……賞罰用於(yu) 實，不用於(yu) 名。”[6]178對於(yu) 這種矛盾情況，研究者各據其說，或說董仲舒是“棄絕”法家的思想，或說“法家的法術勢思想成了禮義(yi) 王道的當然的組成部分。”②這也是一種矛盾的說法，並沒有解釋董仲舒何以會(hui) 有這種矛盾。我以為(wei) ，董仲舒之攻擊、排斥法家，主要是在《天人三策》中，是針對當時社會(hui) “漢承秦製”而亦承其弊的“破”，目的是為(wei) 了行“王道”，是想借用政權的力量來實現。他在《春秋繁露》中係統闡述其政治思想時，則是“立”，即從(cong) 建設未來治國理想模式角度考慮時，不得不承認法家思想還是有其合理價(jia) 值的，要實現王道，是必要有法家的“硬的一手”的。所以，看似矛盾，實則並不矛盾，這就叫做此一時彼一時。

其次，在“複古更化”的口號下，董仲舒強調西周以來的德治思想，並結合儒法在春秋戰國時期德刑、禮法之辨的理論成果，希望使漢初尚刑任法的政治能夠改弦更張，在陰陽之道的基礎上，他吸收黃老之學的陰陽刑德理論和法家（刑名）的思想觀點，並加以豐(feng) 富和推進，論述了王道統治的基本原則——德與(yu) 刑的關(guan) 係：陽德陰刑，陰兼於(yu) 陽，德主刑輔。董仲舒指出實行德政是上天對人君的要求，所以人君應該“以德配天”。“故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佑而子之，號稱天子。”[6]201如果不從(cong) 天意實行德治，就要受到懲罰。他說：“天之生民，非為(wei) 王也；而天立王，以為(wei) 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le) 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6]220結合當時的社會(hui) 現實，他認為(wei) 天下之害莫甚於(yu) 貧富對立，“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wei) 盜，驕則為(wei) 暴”[6]227，貧富過度，都會(hui) 引起紛亂(luan) 。所以，統治者應推行仁政，防止兩(liang) 極分化，不與(yu) 民爭(zheng) 利。他還以天道陰陽論證實行德政說：“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wei) 德，陰為(wei) 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yang) 長為(wei) 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yu) 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cong) 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4]2177天道任陽不任陰，王者法天，應該任德不任刑。《春秋繁露·陰陽義(yi) 》說的更明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6]341，刑德的施行體(ti) 現了“天”的意誌。天道的特點是“任德不任刑”，因此君主遵循天道治國就應該推行德治。

當然，董仲舒在強調道德教化的同時，並沒有否定刑罰的作用，隻是將刑罰置於(yu) 次要和從(cong) 屬的地位，不可專(zhuan) 而任之。“刑之不可任以成世也，猶陰不可任以成歲也”，否則謂之“逆天，非王道也”[6]328。與(yu) 儒家正統的看法不同的是，董仲舒認為(wei) 德治不是萬(wan) 能的，既使其達到了至善至美的境地，也不能完全替代刑罰。從(cong) 陰陽之道而言，無陰不成陽，無刑不成德，“慶賞刑罰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備也。”[6]353在形式上，一陽一陰，德刑互為(wei) 依賴，缺一不可，單行其一亦不可，而必須同時運用。《春秋繁露·為(wei) 人者天》說：“天地之數，不能獨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秋冬；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6]319因此，從(cong) 總體(ti) 上看，董仲舒治國必須德刑兼用，才是完整的治道。

具體(ti) 地說，他對德刑兼用的治理模式有不同的表述。《春秋繁露·天道無二》：“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liang) 起，故謂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陰與(yu) 陽,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右或左,春俱南,秋俱北,夏交於(yu) 前,冬交於(yu) 後,並行而不同路,交會(hui) 而各代理,此其文與(yu) ?天之道,有一出一入,一休一伏,其度一也,然而不同意。陽之出,常縣於(yu) 前而任歲事；陰之出,常縣於(yu) 後而守空虛。陽之休也,功已成於(yu) 上而伏於(yu) 下；陰之伏也,不得近義(yi) 而遠其處也。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陽出而前,陰出而後,尊德而卑刑之心見矣。”[6]345《春秋繁露·陽尊陰卑》雲(yun) ：“是故天以陰為(wei) 權,以陽為(wei) 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於(yu) 盛,權用於(yu) 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刑也。故曰:陽天之德,陰天之刑也。陽氣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yu) 盛,陰常居空位而行於(yu) 末。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經而後權,貴陽而賤陰也。故陰,夏入居下,不得任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養(yang) 長之時伏於(yu) 下,遠去之,弗使得為(wei) 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使之備次陳，守閉塞也。此皆天之近陽而遠陰,大德而小刑也。是故人主近天之所近,遠天之所遠,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6]327-328《春秋繁露·天地陰陽》雲(yun) ：“好仁惡戾，任德遠刑，若陰陽。”[6]467-468《春秋繁露·基義(yi) 》雲(yun) ：“天出陽，為(wei) 暖以生之；地出陰，為(wei) 清以成之。不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計其多少之分,則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與(yu) 刑罰猶此也。故聖人多其愛而少其嚴(yan) ,厚其德而簡其刑，以此配天。”[6]351-352以上董仲舒力倡的“尊德卑刑”、“前徳後行”、“大德小刑”，“任德遠刑”，“厚德簡刑”，“務德不務刑”，雖然提法各異，但都流露出重德輕刑的傾(qing) 向，這是董仲舒在孔孟的德治、仁政基礎上吸收、兼容黃老陰陽刑德理論和法家（刑名）思想的結果。

與(yu) 德刑有關(guan) 的禮教與(yu) 刑罰的關(guan) 係，《春秋繁露·精華》說：“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6]94教化是為(wei) 政之本，刑罰是為(wei) 政之末，二者使用的領域不同，但目的一樣，都是為(wei) 了更好地治理國家。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強調教化的作用：“古者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無一人之獄矣。”[4]2188“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yu) 此，是故南麵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wei) 大務。”[4]2178道德教化是預防犯罪的第一道防線，必須首先注重教化。教化就像大河的堤壩一樣，能夠預防止人違法犯禁；如果沒有教化防患於(yu) 未然，就像大河的堤防壞了，刑罰再多也無濟於(yu) 事。

第三，董仲舒以《春秋》為(wei) 基礎，在政治實踐上提出引禮入法(製)、禮法並用，以禮主法的思路，使儒學從(cong) 理論形態邁向實踐領域，為(wei) 漢初儒學的思想整合邁出了最關(guan) 鍵的一步。其實荀子早就提出了以禮法並用，以禮製法，以禮治事（政），但在先秦未能得到應用。董仲舒把德主刑輔推延到禮法關(guan) 係上，提出禮法合用，禮主法輔。在他看來，“禮者，繼天地、體(ti) 陰陽，而慎主客、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外內(nei) 、遠近、新故之級者也。”[6]275-276行禮樂(le) 教化，天下就會(hui) “甘於(yu) 飴蜜，固於(yu) 膠漆”[6]169，同時，統治者還必須用法，“正法度之宜”[4]2188，並使“有功者賞，有罪者罰”，“賞罰用於(yu) 實，不用於(yu) 名，……則百官勸職，爭(zheng) 進其功。”[6]178-179

《春秋》貫徹著“尊尊”“親(qin) 親(qin) ”的禮製精神，包含遏止禮崩樂(le) 壞，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級秩序的微言大義(yi) 。在文字上，《春秋》言簡意晦，很便於(yu) 隨意引伸附會(hui) ，因而受到董仲舒等的大力推崇，認為(wei) 可以用《春秋》的經義(yi) 解釋法律和指導司法實踐。董仲舒在《春秋》的基礎上，吸收荀子，揉合各家所長，成為(wei) 《春秋》決(jue) 獄，引禮入法的始創者和代表人物。《漢書(shu) ·藝文誌》載有《公羊董仲舒決(jue) 獄十六篇》，後來或稱“春秋決(jue) 獄”、“春秋決(jue) 事比”，皆為(wei) 以《春秋》大義(yi) 斷獄的案例。《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載：他老病家居後，“朝廷如有大議”，漢武帝還“使使者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所問為(wei) 何?《後漢書(shu) ·應劭傳(chuan) 》也載：“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qin) 至陋巷，問其得失。於(yu) 是作《春秋決(jue) 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春秋繁露•精華》說：“《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誌。誌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6]92首先查清案件事實，再根據案件事實，探究行為(wei) 人在當時的主觀心理動機，結合主客觀兩(liang) 方麵的因素以得出正確結論。具體(ti) 的做法是：動機邪惡者即使違法犯罪未遂也不免其責；首惡者應從(cong) 重懲處；主觀上無惡念、過錯者應從(cong) 輕論處。這是董仲舒整合儒法思想，在法律實踐中的重大貢獻。這樣，秦以來僵化冷酷的法令條文經過改造，就具有了人文關(guan) 懷的溫暖內(nei) 核，而不再是一種“牧民”的工具。同時也要求執法者不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刀筆吏，而應當具有理性思維和邏輯能力，從(cong) 而做出符合人心、公正合理的裁判，從(cong) 而有助於(yu) 社會(hui) 的穩定和長治久安。“春秋決(jue) 獄”是儒家思想引入漢律的典型代表，是漢儒引禮入法，禮法並用的深化。在實踐中，法無明文規定者，以禮為(wei) 準繩；法與(yu) 禮抵觸者，依禮處斷。這樣，以禮對法律施加影響，促成了漢代儒學的法律化，法律的儒學化。引經決(jue) 獄從(cong) 兩(liang) 漢始，經過七百餘(yu) 年，至唐朝才隨著法製的不斷完備和禮的規範的全麵法律化，逐漸衰落。

通過以上的簡單梳理可以看出，董仲舒對漢初治道思想的整合，並不是簡單的綜合，而是重組、融合、提升；也不是同比例搭配，而是合而有宗，有主有從(cong) ，構成了立體(ti) 網絡的完整治道體(ti) 係，對漢代，乃至其後兩(liang) 千多年中國社會(hui) 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

四、董仲舒對漢初治道思想整合的現代啟示

當今中國，無論是政府管理，還是社會(hui) 治理，都麵臨(lin) 諸多問題。有人將之解釋為(wei) 轉型社會(hui) 的必然特征，有人將之概括為(wei) “中等收入陷阱”。不管怎麽(me) 解釋，這些問題都說明當代中國麵臨(lin) 著嚴(yan) 重的社會(hui) 治理危機。如何解決(jue) ？結合當今現實，筆者認為(wei) ：

首先，應該重視儒家治道經驗和教訓的總結和整理，重視對儒家治道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黨(dang) 中央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怎麽(me) 推進？現代化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末，對於(yu) 我們(men) 這個(ge) 有著幾千年曆史的文明古國，要在繼承傳(chuan) 統的基礎上開辟未來，就像習(xi) 總書(shu) 記在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ti) 學習(xi) 講話中所說的：“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是我們(men) 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也是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植根的文化沃土。每個(ge) 國家和民族的曆史傳(chuan) 統、文化積澱、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一個(ge) 國家的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是與(yu) 這個(ge) 國家的曆史傳(chuan) 承和文化傳(chuan) 統密切相關(guan) 的。解決(jue) 中國的問題隻能在中國大地上探尋適合自己的道路和辦法。”此前9月24日在人民大會(hui) 堂出席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暨國際儒學聯合會(hui) 第五屆會(hui) 員大會(hui) 開幕會(hui) 並發表重要講話中他就強調：“不忘曆史才能開辟未來，善於(yu) 繼承才能善於(yu) 創新。”傳(chuan) 統社會(hui) 治理主要是以儒家為(wei) 主，兼容道、法、墨等各家各派形成的綜合性很強的社會(hui) 治理體(ti) 係，這就是德、禮、政、刑一套立體(ti) 道德網絡綜合治理體(ti) 係。這套體(ti) 係今天仍然有其現代價(jia) 值。

這裏我要特別強調的是複興(xing) 儒家禮治治理模式，並與(yu) 德治、法治密切結合。禮在古代是普遍適用的社會(hui) 規範體(ti) 係，是一個(ge) 道德與(yu) 法律、道德與(yu) 信仰、道德與(yu) 哲學、道德與(yu) 政治等交錯重疊的網絡狀結構體(ti) ，禮治在中國傳(chuan) 統治道當中起著巨大的而全麵的社會(hui) 整合作用。眾(zhong) 所周知，我們(men) 前幾年一度掀起了德治與(yu) 法治結合的討論，後來由於(yu) 種種原因沒有深入下去，更沒有得到落實，這裏可能有許多原因，但是我覺得從(cong) 理論上說，沒有提及禮治與(yu) 德治和法治配合，應該是一個(ge) 重要的因素。在西方文化當中，社會(hui) 治道體(ti) 係是以宗教與(yu) 法律為(wei) 主體(ti) ，輔之以世俗道德教育，是形而上之謂道和形而下之謂器的二元分立。中國傳(chuan) 統治道體(ti) 係是道統、禮樂(le) 和法律的三位一體(ti) ，是形而上之謂道，形而中之謂人，形而下之謂器的三元和合，其思想根源是天地人三才的和合。所以，禮治在德治與(yu) 法治中起著上通下貫、中道製衡的作用。前幾年的德治和法治相結合的提法，是受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影響，試圖把中國的德治與(yu) 西方的法治結合起來，但是由於(yu) 沒有禮治作為(wei) 主體(ti) ，居中製衡，向上溝通道德，使道德能夠落實，向下溝通法律，使法律有所統攝，結果德治和法治相結合就沒有辦法落實，沒有形成新的綜合社會(hui) 治理模式。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ti) 學習(xi) 的主題是我國曆史上的國家治理經驗，習(xi) 總書(shu) 記在講話中指出“我國古代主張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為(wei) 政之要莫先於(yu) 得人、治國先治吏，為(wei) 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這裏特別強調了禮法合治、德主刑輔，就闡明了傳(chuan) 統以儒家為(wei) 主的社會(hui) 治理把德治、禮治和法治結合為(wei) 一體(ti) 的特點，值得我們(men) 重視。10月25王岐山書(shu) 記在中紀委第四次全體(ti) 會(hui) 議跟明確地指出，“我們(men) 這麽(me) 大一個(ge) 國家、13億(yi) 人，不可能僅(jin) 僅(jin) 靠法律來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中蘊含著深厚的治國理政、管權治吏思想，有豐(feng) 富的禮法相依、崇德重禮、正心修身的曆史智慧。‘國家’是我們(men) 民族獨有的概念，國與(yu) 家緊密相連、不可分離。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為(wei) 首要。中華傳(chuan) 統文化是責任文化，講究德治禮序。”顯然，新一代領導人治理國家的思路已經很清楚，就是繼承幾千年來古聖先賢、曆代大儒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本治國理念和治理模式，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參考文獻】

[1]錢穆.中國思想史:新校本[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2]黃樸民.天人合一——董仲舒與(yu) 漢代儒學思潮[M].長沙：嶽麓書(shu) 社，1999.

[3]金春峰.漢代思想史:修訂增補版.北京：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1997.

[4]班固.董仲舒傳(chuan) [M]//漢書(shu) .三.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2.

[5]錢穆.朱子學提綱[M].北京：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02.

[6]蘇輿.春秋繁露義(yi) 證[M]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2.

[7]錢穆.秦漢史[M].北京：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04.

[8]錢穆.國史大綱[M].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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