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宋代“濮議”審視明代“大禮議”

作者：任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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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於(yu) 《治道的曆史之維——明代政治世界中的儒家》第三章《“大禮議”及相關(guan) 問題評析》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四月初四日丁酉

           耶穌2015年5月21日

“大禮議”是發生於(yu) 嘉靖朝對明代政局影響巨大的曆史事件，“濮議”則是“大禮議”的曆史先例，雖然它對宋朝政局的影響要小得多。明儒黃宗羲在評價(jia) “大禮議”時，曾指責其中“繼嗣”論者所持，乃“牽挽前代以求準則”。“牽挽前代以求準則”，換言之，即訴求於(yu) 曆史先例。於(yu) “禮”之合理性而言，這樣做並無可厚非，毋寧說，“禮”正當性首先體(ti) 現在曆史先例之中。“禮”是在曆史沿革中自發形成的，“禮”的合理性，首先在於(yu) 其曆史合理性。這種曆史合理性對於(yu) 任何人而言，都是不能輕易視之的。故而“大禮議”初起之時，首輔楊廷和首先想到的是定陶王、濮王之曆史故事。禮部主持廷臣會(hui) 議後，亦以“濮議”定今日事體(ti) 的基調。即以與(yu) 之相對的“繼統”一派而言，他們(men) 也不敢輕易指責曆史先例本身的不合理性，而隻能基於(yu) 二者事體(ti) 之不相類，否定曆史先例對於(yu) 今日事體(ti) 的適用性。當然，明世宗於(yu) 此而言，或許是個(ge) 例外，這一點是他和“繼統”派的區別。究其實而言，無論是當日之“議禮”，還是今日我們(men) 對於(yu) “大禮議”本身的評價(jia) ，均不能離開曆史先例加以審視，否則，或不免於(yu) 無的放矢。就這一點而言，“濮議”無論就事態本身之發展而言，還是就曆史影響而言，均足以與(yu) “大禮議”相比類。本文即嚐試從(cong) “濮議”出發，對“大禮議”之是非有所解析。

一、作為(wei) 曆史先例的“濮議”

“濮議”乃宋英宗故事。英宗為(wei) 濮王之子，四歲時，宋仁宗因無嗣而養(yang) 於(yu) 宮中，後因仁宗子豫王出生而返回濮邸。仁宗所生子最終皆死，英宗終於(yu) 嘉祐七年被正式立為(wei) 皇子。嘉祐八年，仁宗崩，英宗嗣皇帝位。

英宗於(yu) 仁宗生前被立為(wei) 皇子，這就是“繼統”派以為(wei) 不可類別於(yu) “大禮議”今日事體(ti) 者，明世宗乃死後直接以“兄終及弟”的祖訓入繼。這種情況，本不應該發生。英宗四歲為(wei) 仁宗養(yang) 於(yu) 宮中，是年仁宗二十六歲。明武宗崩時已三十一歲，既無子嗣，當如仁宗故事，早日預養(yang) 宗人之子於(yu) 宮中。廷臣於(yu) 此亦有建言，未為(wei) 武宗采納，故而有世宗入繼之局麵。

與(yu) “大禮議”動議出於(yu) 明世宗不同，“濮議”之動議由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修等人主之。其事已在宋英宗繼位次年治平元年五月，英宗以過仁宗大祥後再議為(wei) 是。治平二年四月，宰輔之動議得旨，下太常禮院、兩(liang) 製議濮安懿王典禮。六月，王珪等上所司之議，以為(wei) 當“一依先朝封贈期親(qin) 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1]宰輔以奏疏中“未見詳定濮安懿王當稱何親(qin) ，名與(yu) 不名”，責再議。王珪等再議，擬定“濮安懿王……於(yu) 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這就是“大禮議”初起時，禮部尚書(shu) 毛澄等議世宗“宜稱孝宗為(wei) 皇考，改稱興(xing) 獻王為(wei) 皇叔父興(xing) 獻大王”，其動議所用以支撐的曆史先例的來源，當然，以主於(yu) 程頤而略加變通。

毛澄禮部所議引世宗震怒，以為(wei) “父母可更易若是耶”，令再議。於(yu) 是，禮部住持廷臣會(hui) 議，仍持原議。宋王珪等所擬在當時則由宰輔提出異議，以為(wei) “稱皇伯於(yu) 典禮未見明有引據”，並以“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wei) 皇考”相質疑。兩(liang) 製、禮官既與(yu) 宰輔有異議，宰輔請以其事“下尚書(shu) 省，集三省禦史台官定議”。此時，台諫登場，皆以兩(liang) 製等所擬為(wei) 是。以太後手書(shu) 責韓琦等不當議稱皇考，詔權罷集議，隻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以聞。範鎮率禮官上言支持兩(liang) 製所擬，台諫呂誨、範純仁等亦紛紛進言。

以上是“濮議”初起時的大致情形，下麵，我們(men) 回頭來看看王珪等所擬之理據。首先需要說明的是，王珪等所擬實出於(yu) 司馬光。史載：

初，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發，天章閣待製司馬光獨奮筆立議，議成，珪即敕吏以光手稿為(wei) 案。[2]

該議也載在司馬光文集中，題作“與(yu) 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典禮狀”[3]，內(nei) 容幾全同，可證史載為(wei) 實。司馬光應該是倡言“濮議”之第一人，早在兩(liang) 年前英宗即位之初的嘉祐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上皇帝疏》中，為(wei) 預防諂諛之臣勸英宗尊崇濮王，先申其議。王珪等擬雖出於(yu) 司馬光，但它代表了兩(liang) 製、禮官對此事所達成的官方正式意見，我們(men) 仍稱其為(wei) 王珪等擬。該議首先征引《儀(yi) 禮》經文：

臣等謹按，《儀(yi) 禮·喪(sang) 服》：“為(wei) 人後者，傳(chuan) 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wei) 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言皆如親(qin) 子也。又“為(wei) 人後者為(wei) 其父母報，傳(chuan) 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特重於(yu) 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為(wei) 人後者為(wei) 其昆弟大功，傳(chuan) 曰：何以大功也？為(wei) 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為(wei) 人後者為(wei) 之子”，不敢複顧私親(qin) 。聖人製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yu) 彼，則不得專(zhuan) 一於(yu) 此故也。[4]

於(yu) 典禮而言，《禮》經所言無疑是最高的理據，任何人對此均不能有所質疑，故該議首先引述《儀(yi) 禮·喪(sang) 服》相關(guan) 經文。所引據者，主要是針對以小宗而繼大宗為(wei) 人後者，對其所生父母，對其所後，在喪(sang) 禮服製上的問題。對其所後及相關(guan) 親(qin) 屬，一如親(qin) 子之製。如對所後父母，須行三年之喪(sang) 。而對於(yu) 親(qin) 生父母，喪(sang) 禮服製則有所降，降為(wei) “期”，也就是一年，兄弟等也相應減殺。概而言之，如議中所引《春秋公羊傳(chuan) 》語“為(wei) 人後者為(wei) 之子”。這就是王珪等在此議中所持，尊崇濮王典禮，當依“先朝封贈期親(qin) 尊屬故事”行事的理據所在，首先在於(yu) “經義(yi) ”。同時，此議中留意到前代曆史先例有不合於(yu) 《禮》經者，並如此加以化解：

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wei) 帝後，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wei) 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後，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簡拔聖明，授以大業(ye) 。陛下親(qin) 為(wei) 先帝之子，然後繼體(ti) 承祧，光有天下。[5]

對於(yu) 曆史上以旁支入繼大統而推尊本生父母者，則以為(wei) 不足為(wei) 法，原因有二：其一，相關(guan) 故事，“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其二，與(yu) 今日事體(ti) 不相比類，以英宗於(yu) 仁宗生前立為(wei) 皇子，仁宗崩後，以皇子身份入繼大統。

前麵我們(men) 提到過，明“大禮議”“繼嗣”論者援引“濮議”以為(wei) 先例，“繼統”論以為(wei) 與(yu) 當日事體(ti) 不類。“繼統”論的質疑隻能說於(yu) 事實上確實如此，就像王珪等議所指前代入繼者的情況，合於(yu) 明世宗入繼之情形。但是，這種質疑在理據上仍是無力的，以王珪等看來，即便是如世宗入繼在“宮車晏駕”之後，推尊本生，猶不免於(yu) “見非當時，取議後世”。也就是說，以“濮議”諸人審視明代“大禮議”，“繼統”論者所持亦不足取。就這一點而言，“大禮議”中“繼嗣”論者引入“濮議”為(wei) 曆史先例，仍然可以說是有效的。

王珪等初所上議的情形大抵如此，基於(yu) 此，當宰執等進一步追問到“稱何親(qin) ，名與(yu) 不名”時，提出“稱皇伯而不名”的動議。如“大禮議”中廷臣議稱興(xing) 獻王為(wei) “皇叔父”遭致世宗反對，宋宰執韓琦等對“皇伯”之稱也不認可，他們(men) 申論如下：

臣等謹按，《儀(yi) 禮》“為(wei) 人後者為(wei) 其父母報”，及按令文與(yu) 五服年月勑，並雲(yun) “為(wei) 人後者為(wei) 其所後父斬衰三年，為(wei) 人後者為(wei) 其父母齊衰期”，即出繼之子於(yu) 所繼所生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wei) 皇考。今來王珪等議稱皇伯，於(yu) 典禮未見明有引據。[6]

韓琦等以《儀(yi) 禮》文字上猶稱所生為(wei) “父母”為(wei) 根據，這一點非常牽強。如太常寺範鎮等所辯駁：

“為(wei) 父母報”雲(yun) 者，記禮者之文，其勢然也，不可雲(yun) 為(wei) 伯叔報也。[7]

於(yu) 所生猶稱“父母”，隻是文勢使然，並無特別的涵義(yi) 。禮部宋敏求等也如此說：

《儀(yi) 禮》謂本親(qin) 亦曰父母，蓋追本其所自出。若不明言父母，則無辨別，亦無以為(wei) 言也。[8]

太常寺、禮部之反駁非常清楚，《儀(yi) 禮》隻是敘事行文時不得不如此說，而並未意味著禮製規定對所生稱“父母”。這一點，司馬光的辯駁更清楚：

臣按，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為(wei) 人後者為(wei) 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9]

如此，則韓琦等所引經文以為(wei) 理據，實不足為(wei) 憑。不過，他們(men) 所質疑的“議稱皇伯，於(yu) 典禮未見明有引據”，還是有一定的力度的。如禮部宋敏求等所言：“臣等謹按，出繼之君稱本生為(wei) 皇伯叔，則前世未聞也。”[10]從(cong) 曆史上看，可謂沒有先例。兩(liang) 製、禮官之所以持此意見，則英宗既以仁宗為(wei) 考，濮王於(yu) 仁宗為(wei) 兄，則自當依宋固有的“皇伯”之稱謂稱呼濮王。而從(cong) 當時的風俗看，“今公卿士大夫至於(yu) 庶人之家養(yang) 子為(wei) 後者，皆以所生為(wei) 伯叔父久矣。”[11]則此議也合於(yu) 當時為(wei) 人後者之風俗，並非空穴來風。

韓琦等所引漢宣帝、光武故事又如何呢？先看宋敏求等所議：

謹按，宣帝乃武帝之曾孫，嗣昭帝後，實孝昭孫屬也，以其父為(wei) 悼皇考，宜也。光武起於(yu) 民間，中興(xing) 漢祚。而推以世數，上繼元帝，非元帝親(qin) 命為(wei) 子。以南頓君為(wei) 皇考，宜也。[12]

這是以二者之稱有其宜，但與(yu) 今日之事體(ti) 不同。司馬光所論類似：

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wei) 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wei) 皇祖考，以其與(yu) 昭帝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qin) 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為(wei) 中興(xing) ，其實創業(ye) 。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13]

太常寺範鎮等所議則不同，隻是承認其相對合理性，但亦有過失處：

漢宣於(yu) 昭帝為(wei) 孫，光武於(yu) 平帝為(wei) 祖，容可以稱其父為(wei) 皇考。然議者鹹以為(wei) 非，何也？為(wei) 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陛下既稱仁宗皇帝為(wei) 皇考，又欲稱濮安懿王為(wei) 皇考，則是兩(liang) 統而又二父，又重於(yu) 漢之失也。[14]

所失在於(yu) “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就是後麵所言“兩(liang) 統”之失。若今日引此為(wei) 先例而稱濮王為(wei) 皇考，則不但有“兩(liang) 統”之失，並有“二父”之失。

以上是兩(liang) 製、禮官與(yu) 宰執爭(zheng) 端的來龍去脈，從(cong) 事態的發展看，前者得到了朝臣的廣泛支持。此後，台諫紛紛介入，蔡黯、呂誨、呂大防、範純仁、傅堯俞、趙鼎、趙瞻皆以兩(liang) 製禮官所言為(wei) 是，宰執所論為(wei) 非，建議早從(cong) 兩(liang) 製禮官之言以定濮王典禮。同時，要求追究“首啟邪議”的歐陽修的罪責。

“濮議”紛紛籍籍爭(zheng) 議了半年多的時間，至治平三年正月，以一種特別的方式有了一個(ge) 初步的結果：

丁醜(chou) ，中書(shu) 奏事，上又遣中使召韓琦同議。即降敕稱皇太後手書(shu) ：“吾聞群臣議請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再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qin) ，仍尊濮安懿王為(wei) 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遊並稱後。”又降敕稱上手詔：“朕麵奉皇太後慈旨，已降手書(shu) 如前。朕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qin) 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為(wei) 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皇太後諒茲(zi) 誠懇，即賜允從(cong) 。”[15]

這裏出現了兩(liang) 份敕書(shu) ，一出於(yu) 皇太後，一出於(yu) 英宗。皇太後手書(shu) 以為(wei) 當稱濮王等為(wei) 親(qin) ，尊濮王為(wei) 皇、為(wei) 後。而英宗手詔則受親(qin) 之稱，而辭皇、後之尊。

以皇太後之名解決(jue) 相關(guan) 爭(zheng) 議，於(yu) 史非無先例，出於(yu) 漢哀帝尊崇定陶恭王故事。漢哀帝以元帝庶孫定陶恭王之子繼漢成帝之後承漢之大統，《哀帝》本紀載其相關(guan) 情事如下：

綏和二年三月，成帝崩。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後曰太皇太後，皇後曰皇太後，大赦天下，……太皇太後詔，尊定陶恭王為(wei) 恭皇。五月丙戌，立皇後傅氏。詔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定陶太後曰恭皇太後，丁姬曰恭皇後，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

《本紀》於(yu) 為(wei) 何用“太後太後詔”頒布相關(guan) 旨意未有說明，其來龍去脈可見《漢書(shu) ·師丹傳(chuan) 》：

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後，成帝趙皇後稱皇太後。而上祖母傅太後與(yu) 母丁後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王為(wei) 稱。高昌侯董宏上書(shu) 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wei) 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後。宜立定陶共王後為(wei) 皇太後。”事下有司，時丹以左將軍(jun) 與(yu) 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後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wei) 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wei) 庻人。傅太後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於(yu) 是追尊定陶共王為(wei) 共皇帝，尊傅太後為(wei) 共皇太後，丁後為(wei) 共皇後。

可知其事由董宏動議稱“定陶共王後為(wei) 皇太後”而起，因王莽、師丹反對，未被采納，董宏也被免為(wei) 庶人。後為(wei) 傅太後所要，乃有如《本紀》所言之尊稱。然於(yu) 董宏議略有變通，於(yu) 帝後尊稱前皆冠以“恭”字，以示區別。同時，據《本紀》，詔旨是以成帝之母太皇太後的名義(yi) 下達的。之所以用太皇太後的名義(yi) ，其中意味是很清楚的，此舉(ju) 出自皇家“私恩”，並不合於(yu) “公義(yi) ”、“經義(yi) ”與(yu) 一時之“公論”，隻是一種權且變通的做法。然畢竟由此開一曆史先例，宋之“濮議”，明之“大禮議”，後均以相同手段來解決(jue) 這一棘手問題。

與(yu) 哀帝故事有所不同的是，“濮議”中宋英宗對於(yu) 太後手詔隻接受了“親(qin) ”之稱，而未敢接受“皇、後”之尊，當以朝堂“公論”反對太過強烈。而猶於(yu) 太後手詔中提出了尊為(wei) 皇、尊為(wei) 後，《續資治通鑒長編》解讀為(wei) “且欲為(wei) 異日推崇之漸”[16]，應該不是全然無理的妄臆。

除假皇太後之名義(yi) 而外，特別之處還在稱濮王等為(wei) “親(qin) ”，可謂模棱兩(liang) 可，含糊其辭。雖然如此，如判太常寺呂公著所解讀的，稱“親(qin) ”也有其曆史故事：

竊以稱親(qin) 之說，蓋漢宣時有司奏請史皇孫故事，……史皇孫初無爵諡，有司奏請之，故始且稱親(qin) 。其後既已立諡，隻稱悼園，然則親(qin) 字非所以為(wei) 稱謂。……其親(qin) 字既稱謂難立，且義(yi) 理不安，伏乞寢罷。[17]

可知稱“親(qin) ”，所援引者乃漢宣帝故事，載在《漢書(shu) 》：

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王孫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為(wei) 孝宣帝。帝初即位，下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wei) 人後者為(wei) 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yi) 也。陛下為(wei) 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製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為(wei) 。……愚以為(wei) ，親(qin) 諡宜曰悼，皇母曰悼後。……”

後八歲，有司複言：“禮父為(wei) 士，子為(wei) 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wei) 寢，以時薦享焉。”[18]

“親(qin) 諡宜曰悼”，如淳注雲(yun) ：“親(qin) 謂父也”。然“親(qin) ”字並不定然指“父”，如淳所雲(yun) ，隻是說明此處指“親(qin) ”指父而言。就實際用語而言，無論漢、宋，既可指父而言，亦可泛指一切親(qin) 屬而言。《漢書(shu) 》載有司之語，如呂公著所言，隻是一時權且之稱，除此而外，史料所載，也並無漢宣帝稱史皇孫為(wei) 親(qin) 的定稱。

濮王稱“親(qin) ”之說當主於(yu) 歐陽修，他於(yu) 治平二年十月議論紛紛之際曾擬《論議濮安懿王典禮劄子》，但未上呈。[19]此中已指出漢宣稱親(qin) 之典故：

臣謹按《漢書(shu) 》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qin) ，諡曰悼，置奉邑、寢園而已。其後改親(qin) 稱皇考，而立廟京師。皇考者，親(qin) 之異名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為(wei) 非也。自元帝以後，貢禹、韋玄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年間，毀立不一。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七十四人奏議，雲(yun) ：“親(qin) 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yi) 。”是不非宣帝稱史皇孫為(wei) 親(qin) 也。所謂應經義(yi) 者，即《儀(yi) 禮》雲(yun) “為(wei) 人後者為(wei) 其父母報”是也。惟其立廟京師，亂(luan) 漢祖宗昭穆，故晏等以謂兩(liang) 統二父非禮，宜毀也。[20]

歐陽修此處解讀史料頗多舛訛，斷宣帝初稱史皇孫為(wei) 親(qin) ，並無其他的憑據。而“親(qin) ”與(yu) “皇考”之稱，也不僅(jin) 僅(jin) 是“異名”的關(guan) 係。“親(qin) ”可指父指母，亦可泛指，“皇考”則惟可指“父”。至若解讀平晏等奏議，而謂“親(qin) ”之稱應經義(yi) ，更為(wei) 妄斷。且看其史料來源：

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yi) 等議，諡孝宣皇帝親(qin) 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父為(wei) 士，子為(wei) 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明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wei) 縣。臣愚以為(wei) 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謹與(yu) 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wei) 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qin) 未盡，不毀。此兩(liang) 統貳父，違於(yu) 禮製。案義(yi) 奏親(qin) 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yi) 。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為(wei) 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yi) 。父為(wei) 士，子為(wei) 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髙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wei) 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奏可。[21]

於(yu) 此可知，王莽、平晏等以為(wei) “應經義(yi) ”者，並非指稱“親(qin) ”而言，而是說“親(qin) 諡為(wei) 悼，裁置奉邑”為(wei) “應經義(yi) ”。歐陽修釋稱“親(qin) ”為(wei) “應經義(yi) ”，又以此“親(qin) ”即指父母，進而以為(wei) 所應經義(yi) 是《儀(yi) 禮》“為(wei) 人後者為(wei) 其父母報”之稱“父母”之經義(yi) ，實乃曲為(wei) 之說。且王莽、平晏等既以“皇考廟”為(wei) “兩(liang) 統貳父”，怎麽(me) 可能認為(wei) 以“親(qin) ”為(wei) “父”是合於(yu) 經義(yi) 的呢？歐陽修之曲解《漢書(shu) 》，當非一時之失，他後來在《濮議》中以問答體(ti) 再申是說：

問者曰：“誨等所論者稱親(qin) 也，稱親(qin) 果是乎？”答曰：“稱親(qin) 是矣，此乃漢宣故事也。謹按宣帝之父曰史皇孫。初，丞相蔡義(yi) 議稱親(qin) ，諡曰悼，裁置奉邑而已。其後魏相始改親(qin) 稱皇考，而立廟京師。至哀帝時，議毀廟不合禮經者，於(yu) 是毀悼皇考廟在京師者。是時丞相平晏等百餘(yu) 人議曰，親(qin) 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yi) 。……由是而言，立廟京師則當毀，稱親(qin) 奉邑則合經義(yi) 也。所謂應經義(yi) 者，即《儀(yi) 禮》雲(yun) ‘為(wei) 人後者為(wei) 其父母報’是也。親(qin) 者，父母之稱也。”[22]

此處稱“丞相蔡義(yi) 議稱親(qin) ”，於(yu) 史不合，議諡非議稱親(qin) 也，如前引《漢書(shu) ·武五子傳(chuan) 》所載“愚以為(wei) ，親(qin) 諡宜曰悼”，其意甚明。而歐陽修一再強調平晏等僅(jin) 以皇考廟不合經義(yi) 當毀，而並未論及“皇考”之稱。實則王莽、平晏等既以“皇考廟”為(wei) “兩(liang) 統貳父”，則不徒指立廟京師而言，當亦指“皇考”之稱涉於(yu) “貳父”，這一點是歐陽修始終回避的。

不過，從(cong) 歐陽修前後皆以“親(qin) ”為(wei) “父母”之稱，我們(men) 可以知道一個(ge) 明確的信息，濮王稱親(qin) 之詔，則是宰執仍然堅持前所論以“皇考”之稱為(wei) 是。隻是這一明確指向於(yu) “父”的稱謂遭兩(liang) 製、禮官、台諫的一致反對，迫於(yu) 輿論壓力，而最終采用了模棱兩(liang) 可的“親(qin) ”字作為(wei) 稱謂。呂誨所雲(yun) “竊詳皇太後手書(shu) 稱親(qin) 之意，蓋用漢宣故事，欲行於(yu) 今。乃與(yu) 中書(shu) 門下元建皇考之議，大體(ti) 相依”，[23]並非無謂的猜測。

稱“親(qin) ”詔下之後，呂公著、司馬光、呂誨、範純仁、呂大防等紛紛上言抗辯。至治平三年二月壬午，“詔罷尚書(shu) 省集議濮安懿王典禮”，所釋放的信號即典禮已有定論。同時，因台諫反對最為(wei) 強烈，呂誨等調外任。三月辛酉，台諫傅堯俞、趙鼎、趙瞻出使契丹還，引與(yu) 呂誨等同言濮王事，家居待罪，上疏求同去，後三人亦調外任，台諫幾為(wei) 一空。三月辛未，榜示朝堂，以為(wei) 最終定論。

與(yu) “大禮議”相較，“濮議”雖最終使台諫為(wei) 之一空，但無疑要平靜得多。詔獄、廷杖乃至廷杖致死，於(yu) 宋代而言根本不可能發生，以宋本無此製度，這是製度安排上的不同造成的二者局麵之大相徑庭。雖然台諫以邪論斥歐陽修，甚至以為(wei) 其罪當“誅”，但整體(ti) 而言，“濮議”中英宗與(yu) 宰執尚屬節製，終究有了一個(ge) 相對而言比較平和的結果。隨著次年英宗駕崩，甚為(wei) 無謂的稱“親(qin) ”之舉(ju) 也就不了了之了。

二、從(cong) “濮議”審視“大禮議”的是與(yu) 非

厘清“濮議”等相關(guan) 情形，我們(men) 再來審視“大禮議”之中的是與(yu) 非。首先看正德十六年世宗踐祚之初，令廷臣議興(xing) 獻王主祀及尊稱，毛澄禮部與(yu) 群臣會(hui) 議後擬定的結果：

今陛下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繼興(xing) 王後，襲興(xing) 王主祀事。……今興(xing) 獻王於(yu) 孝宗為(wei) 弟，於(yu) 陛下為(wei) 本生父，與(yu) 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稱孝宗為(wei) 皇考，改成興(xing) 獻王為(wei) “皇叔父興(xing) 獻大王”，妃為(wei) “皇叔母興(xing) 獻王妃”。凡祭告興(xing) 獻王及上箋於(yu) 妃，俱自稱侄皇帝某，則正統、私親(qin) ，恩禮兼盡，可以為(wei) 萬(wan) 世法。[24]

由此可知，主祀事則依定陶王慣例，尊稱事則依有宋之濮議。關(guan) 於(yu) 主祀事，需說明的是，世宗為(wei) 興(xing) 獻王獨子，張璁即曾援引《禮》“長子不得為(wei) 人後”之言，反對以世宗後孝宗。毛澄等所則援引漢哀帝故事對此問題加以解決(jue) ：“考漢成帝立定陶王為(wei) 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為(wei) 定陶王故事。”並引師丹“恩義(yi) 備至”語以為(wei) 證。據《漢書(shu) 》，師丹所言如此：

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wei) 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wei) 一國太祖，萬(wan) 世不毀，恩義(yi) 已備。[25]

興(xing) 獻王尊稱則準濮議，嚴(yan) 格地說，則一準於(yu) 程頤代彭思永所上議。彭思永時為(wei) 禦史中丞，上疏甚晚，在治平三年三月[26]，是時稱親(qin) 詔已下，台諫六人已被逐。該疏實出程頤，持論與(yu) 兩(liang) 製、禮官小異。兩(liang) 製禮官以“稱皇伯而不名”，程頤則以為(wei) 宜稱“皇伯父”，祭告時皇帝自稱侄皇帝並自稱名，同時，宜稱“王”為(wei) “大王”。其間細微的差別不具論，所主在於(yu) 作為(wei) 所生的濮王在稱謂上區別於(yu) 其他期親(qin) 之王，如此則“正統既明，而所生亦尊崇矣”。毛澄等所擬尊稱，則一準於(yu) 程頤。

從(cong) 這一點看，毛澄等所擬，並不缺乏足夠的審慎。其發端者雖為(wei) 首輔楊廷和[27]，但並非廷臣草率附和。於(yu) 援引曆史慣例的同時，裁決(jue) 於(yu) 大儒之論斷。程頤於(yu) 明人而言，其作為(wei) 儒家道統傳(chuan) 人的地位自不待言。即以師丹而論，也是漢儒之經生，“治《詩》，事匡衡”，曾為(wei) 博士。[28]而史家評價(jia) 定陶故事，也往往援引師丹之言以為(wei) 定論。

現在再來看反駁廷議第一人觀政進士張璁所持。張璁首先認為(wei) 廷臣援引曆史慣例與(yu) 今日事體(ti) 不類，“漢哀帝、宋英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預立為(wei) 嗣”，世宗則不如此，乃武宗堂弟，孝宗親(qin) 弟興(xing) 獻王之子，於(yu) 武宗死後，以兄終弟及的祖訓入繼大統。其次，發為(wei) “繼統”、“繼嗣”不同之論，“繼統”不必非源於(yu) “繼嗣”。其三，張璁由此給出議案是，興(xing) 獻王宜稱“皇考”[29]，並“別立聖考廟於(yu) 京師”。[30]張璁所論，我們(men) 不妨從(cong) 漢、宋人的視角對其加以審視。

前麵我們(men) 提到過，入繼之君稱本生為(wei) “皇考”，史有漢成帝之先例。漢成帝以漢宣帝兄之孫，繼宣帝為(wei) 帝，司馬光如此論雲(yun) ：“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wei) 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wei) 皇祖考，以其與(yu) 昭帝昭穆同故也。”這是說，宣帝、成帝是祖孫輩相繼，故尊其父為(wei) 皇考似尚可，但不敢尊其祖為(wei) 皇祖考，以其昭穆與(yu) 昭帝相當，尊皇祖考則有幹正統。

又如前所言，即以成帝故事而論，當西漢之世，後亦曾為(wei) 王莽與(yu) 平晏等百四十七人所論：“相（指魏相）奏悼園為(wei) 皇考，立廟，益民為(wei) 縣，違離祖統，乖謬本義(yi) ”，指其為(wei) “兩(liang) 統貳父”。這就是說，以漢成帝而論，即便不涉及繼嗣與(yu) 否的問題，稱所生為(wei) “皇考”，仍然是對“大統”的幹涉。況孝宗與(yu) 興(xing) 獻王昭穆同，稱興(xing) 獻王為(wei) “皇考”，以旁支幹涉正統，其僭越的意味是非常清楚的。立廟京師，漢哀帝時冷褒、段猶曾有此論，當時即被師丹所否，未得實行，以其有幹涉正統之嫌。

自曆史慣例而言，廷臣與(yu) 張璁所言，孰是孰非，事實非常明晰。是非既已清楚，無論當時後世乃至今日，以“大禮議”指楊廷和等為(wei) “黨(dang) ”者，也就甚屬無謂了。也正因為(wei) 是非清晰，朝臣幾無例外，完全以楊廷和、毛澄等所議為(wei) 是，目張璁為(wei) “邪說”，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然明世宗終與(yu) 廷臣相持不下，正德十六年十月，廷臣不得已作出讓步，以皇太後懿旨的名義(yi) ，定“本生父興(xing) 獻王宜稱興(xing) 獻帝，母宜稱興(xing) 獻後”。次年正月，並定稱“興(xing) 獻帝後為(wei) 本生父母”。相關(guan) 定議，主於(yu) 首輔楊廷和。毛澄禮部仍如此申言：

臣等一得之愚，已盡於(yu) 前議。茲(zi) 欲仰慰聖心，使宜於(yu) 今而不戾乎情，合乎古而無悖乎義(yi) ，則有密勿股肱在。臣等有司，未敢擅任。[31]

這就是說，禮部仍以前此廷臣會(hui) 議者為(wei) 定論。楊廷和以皇太後名義(yi) 擬敕，與(yu) 濮議尊定陶故事一樣，其意味如前所論，出於(yu) 私恩，非自公義(yi) 。稱以“本生父母”，則與(yu) “濮議”稱“親(qin) ”意味同，不改所生稱謂，同時別於(yu) 正統。興(xing) 獻帝後之稱，亦襲用定陶故事，“追尊定陶共王為(wei) 共皇帝，尊傅太後為(wei) 共皇太後”，惟去“皇”字，略有所抑，意在別於(yu) 正統。雖有所抑，較之“濮議”時宰執與(yu) 英宗於(yu) 太後手詔隻受“親(qin) ”之稱，而不敢受“皇”、“後”之尊，可以說是尊崇有加了。

如果“大禮議”亦如“濮議”，至此終了，也不失為(wei) 一個(ge) 適恰的結局。然至嘉靖二年底，桂萼於(yu) 南京疏論其事，並進席書(shu) 、方獻夫二疏同上，再掀起波瀾。世宗召桂萼、張璁、席書(shu) 等人入京，終釀激變。此後，崇禮日加。嘉靖三年四月，奉興(xing) 獻帝為(wei) “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xing) 國太後為(wei)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後”。五月，以奉先殿西室為(wei) 觀德殿，擬奉安獻皇帝神主。六月，張璁等至京，謀去“本生”，伯孝宗而考獻皇帝。廷臣諫諍，伏哭左順門，終釀大禍。九月，定稱孝宗為(wei) 皇伯考，昭聖皇太後為(wei) 皇伯母，獻皇帝為(wei) 皇考，章聖皇太後為(wei) 聖母。

事情至此並未終局，嘉靖十七年，豐(feng) 坊倡議，嚴(yan) 嵩助成，以獻皇帝為(wei) 睿宗，祔於(yu) 太廟。此實亙(gen) 古之所未有，清人穀應泰譏之為(wei) “孝宗幾疑逼宮，武宗幾疑新鬼”。穀應泰是讚成張璁所持之“大禮議”的，惋歎“惜乎！不令張孚敬見也”[32]，然由張璁、桂萼至於(yu) 豐(feng) 坊、嚴(yan) 嵩，多少也意味著一個(ge) 必然的過程吧。與(yu) “大禮議”時相較，稱宗祔廟之時，“群臣翕然無異議”，前後士風如霄壤之隔。

前麵我們(men) 提到過，“大禮議”的最大影響首先即在於(yu) 對於(yu) 明代“士風”之摧殘，由此亦可見一斑。而對於(yu) 明世宗的影響而言，則在“繼統”諸人“非天子不議禮”、“獨斷”的鼓噪聲中，乃世宗“聖王”心態的膨脹。

大禮議定後的嘉靖四年，詔修《獻皇帝實錄》。嘉靖五年，《實錄》成，世宗親(qin) 作序，即比獻皇帝於(yu) 文王：

故三代而上之君，其事備於(yu) 經；三代而下之君，其事備於(yu) 史。若周之文王，大統未集，而其翼翼之心，穆穆之敬，……詠於(yu) 《詩》，載於(yu) 《書(shu) 》，紀於(yu) 禮者，不一而足，乃與(yu) 唐虞夏商賢聖之君並。蓋文王之治雖止於(yu) 岐，而其丕顯之謨，克昌厥後，則實有帝王之德之功，何可泯也。我皇考恭穆獻皇帝自奉藩以來，嘉言善行，可傳(chuan) 而不泯者甚多。……

夫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帝王出治之本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此帝王為(wei) 治之要也。而我皇考以是二者，體(ti) 之身心，發之言論，修之於(yu) 宮閫之間，行之於(yu) 封域之內(nei) 。內(nei) 外兼盡，終始弗渝。……其識度高明，規模宏遠，蓋已具帝王之體(ti) 。舉(ju) 而措之於(yu) 治天下也，特易易焉。顧不能大有所為(wei) ，斂厥經緯，施之一國，故遺事之可書(shu) 者，僅(jin) 止於(yu) 斯，而無由以見其功化之極也。然即其所已書(shu) 者觀之，實無愧於(yu) 文王之德之純。惟我後之人，能仰體(ti) 而遵行之，則可以為(wei) 聖賢之君，而天下萬(wan) 世，且永享帝王至治之澤矣。[33]

序中以其父“已具帝王之體(ti) ”，“實無愧於(yu) 文王之德之純”，比之於(yu) 儒家聖王，狂誕無知，亙(gen) 古帝王，前所未見。觀此諸語，後來獻皇帝之稱宗祔廟，在世宗心中早有定論。自儒家傳(chuan) 統而言，文王不僅(jin) 僅(jin) 是一帝王，同時作為(wei) 聖人，於(yu) “道統”傳(chuan) 承上亦居一席。世宗比其父於(yu) 聖王，實賤視儒家道統。同時，世宗也未嚐不以武王自居，此於(yu) 嘉靖五年十一月所親(qin) 撰《皇考恭穆獻皇帝睿功聖德碑》可見：

仰見我皇考真有以契夫古聖人繼天立極之道，而佑啟朕躬，以治教斯民也。……皇考惓惓加意學校，正欲教民以忠孝耳。其時化雖止於(yu) 一國，而睿見高明，規摹弘遠，實具帝王之體(ti) ，推之天下無難矣。昔周文王為(wei) 西伯，化行江漢，而丕顯之謨，實啟周祚。我皇考視之周文王，同一揆焉。

於(yu) 稱頌其父“契夫古聖人繼天立極之道”的同時，引出“佑啟朕躬”。再因文王故事，而以“實啟周祚”歸結之，視其父與(yu) 文王同一揆焉，則其自身亦未嚐不以開創之祖自居。隻是此“開創”之祖，不僅(jin) 是代表了作為(wei) “君”的“治統”，同時也代表了作為(wei) “聖”的“道統”。在議禮諸人“非天子不議禮”的鼓噪聲中，世宗無疑是以“製禮作樂(le) ”的聖王自居了。

嘉靖七年，《明倫(lun) 大典》編纂告成，世宗不僅(jin) 僅(jin) 要以當世君主的身份，罪及當朝以楊廷和為(wei) 首的諸臣。且欲以“聖王”身份，翻曆史舊案，罪及儒家先賢師丹、程頤等。我們(men) 知道，《明倫(lun) 大典》序如前引《實錄》序、《聖德碑》一樣，出於(yu) 世宗親(qin) 撰。然正式刊行之序已非其初稿，乃與(yu) 閣臣往複周旋之後所改定者。世宗初撰序成，曾請閣臣“重錄”。後發現，閣臣重錄後的序“刪去數字及二三句”，因下諭責問。閣臣當時刪去的是什麽(me) ？從(cong) 時任首輔楊一清的回奏中我們(men) 可以略知一二：

《明倫(lun) 大典》前序先蒙發下，……臣遷謂：“壞禮之司馬、程二氏，罪人也”，及“司馬光、程頤謬論”等語，但司馬、程今古大儒，後世所尊信，不宜抑之太過。況皇上入繼大統，與(yu) 英宗事不同，司馬、程氏所論，在宋不為(wei) 太差，而楊廷和輩乃援之以論今日之事，則大謬矣，須去‘謬論’、‘罪人’等字。”璁等亦以為(wei) 然。……但錄之時，不曾將此意明白奏知，此則臣一清之罪也。切謂刪去字句似不必用，止照今所錄者為(wei) 宜。[34]

準此可知，世宗於(yu) 初撰序中徑斥司馬光、程頤為(wei) “罪人”，斥其所論為(wei) “謬論”。如此措詞，首先遭到了正德初年劉瑾之難時告去的內(nei) 閣此時再度入閣的謝遷的反對，楊一清、張璁亦相附和。世宗則視此事甚為(wei) 嚴(yan) 重，看到楊一清奏對後如此回應：

但謝遷之言恐非至論。夫司馬光、程頤雖是先賢大儒，伊之心未能全其仁耳，終不及孔、孟之聖。司馬氏首倡變綱常、隳人倫(lun) 之說，而程氏中習(xi) 之，今之廷和、毛澄不過又承習(xi) 之也。原起是司馬、程氏二人之言。遷之意，泥於(yu) 尊師，近於(yu) 回護，恐不當如是也。夫天不可欺，朕不必複辯矣，卿其思之。這一場事，今日若不斷了，將來惡頑徒必興(xing) 毀議，朕實憂也。[35]

首先需說明一點的是，世宗於(yu) 此問題上是有清醒的認識的，如不翻曆史舊案，“大禮議”之日後被曆史再度翻案——所謂“將來惡頑徒必興(xing) 毀議”，實是一種必然。如我們(men) 前麵所辨析的，“大禮議”雖與(yu) 漢宋事體(ti) 不同，但自漢宋諸儒之視角看，其所議定者，仍不免於(yu) “兩(liang) 統”、“顧私恩而違公義(yi) ”[36]的指責。最終定本序文，刪除了過於(yu) 激烈的“罪人”字樣，同時，於(yu) 宋儒之外，上及漢儒師丹，如雲(yun) “遵師丹、司馬光、程頤之繆論，大變人倫(lun) ”[37]，又如“昔者壞禮之臣，師、司馬、程三氏也”[38]。史家之論定陶故事，莫不主於(yu) 師丹之言為(wei) 是，至此則一反之。“濮議”於(yu) 曆史公論自不待言，程頤於(yu) “濮議”實亦邊緣之人，惟代彭思永撰一疏，以“大禮議”廷臣主於(yu) 程頤之論，程頤又於(yu) 儒家道統傳(chuan) 人中居一席，其影響力不容忽視，故必責及之。

與(yu) 世宗相較，楊一清等閣臣當然不能如世宗之無忌憚，在相與(yu) 往還的過程中，終究令其放棄“罪人”這一過激的措詞。而閣臣所上《進明倫(lun) 大典表》，惟提及師丹、司馬光之名，未及於(yu) 程頤，所謂“貴耳賤目，猶循夫師丹、司馬之名”，[39]這應該是因為(wei) 程頤關(guan) 涉於(yu) 儒家道統，故不敢輕議。

世宗在對楊一清的回應中指責謝遷“泥於(yu) 尊師，近於(yu) 回護”，此“師”與(yu) 作為(wei) “治統”的“君”相對，代表了儒家“道統”。在儒家士大夫看來，“道統”高於(yu) “治統”。世宗在領教了“大禮議”中群臣以“道統”約束君權之力量後，必欲納“道統”於(yu) “治統”之下。“大禮議”後，貶抑孔廟祀典，炮製聖師祭，用意在此，此不贅。

節選自拙著《治道的曆史之維——明代政治世界中的儒家》第三章《“大禮議”及相關(guan) 問題評析》

【注釋】

[1] 《上英宗議乞依先朝封贈期親(qin) 尊屬故事》，《宋名臣奏議》卷八十九，頁100。

[2]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五，頁4971。又，《宋名臣奏議》中所載此議文末注，亦持此說。

[3] 《傳(chuan) 家集》卷三十五，頁354。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影印《欽定四庫全書(shu) 薈要》本，2005年。

[4] 《上英宗議乞依先朝封贈期親(qin) 尊屬故事》，《宋名臣奏議》卷八十九，《四庫全書(shu) 》432冊(ce) 頁100。

[5] 《上英宗議乞依先朝封贈期親(qin) 尊屬故事》，《宋名臣奏議》卷八十九，《四庫全書(shu) 》432冊(ce) 頁100。

[6] 《上英宗請集三省禦史台官再議》，《宋名臣奏議》卷八十九，《四庫全書(shu) 》432冊(ce) ，頁101。

[7] 範鎮：《上英宗乞如兩(liang) 製禮官所議》，《宋名臣奏議》卷八十九，《四庫全書(shu) 》432冊(ce) ，頁103。

[8] 宋敏求：《上英宗乞如兩(liang) 製禮官所議》，《宋名臣奏議》卷八十九，《四庫全書(shu) 》432冊(ce) ，頁101。

[9] 《言濮王典禮劄子》，《傳(chuan) 家集》卷三十六，頁365。

[10] 宋敏求：《上英宗乞如兩(liang) 製禮官所議》，《宋名臣奏議》卷八十九，《四庫全書(shu) 》432冊(ce) ，頁102。

[11] 見歐陽修：《濮議》卷二，《歐陽修全集》卷一百二十一，頁1857。

[12] 宋敏求：《上英宗乞如兩(liang) 製禮官所議》，《宋名臣奏議》卷八十九，《四庫全書(shu) 》432冊(ce) ，頁101-102。

[13] 《言濮王典禮劄子》，《傳(chuan) 家集》卷三十六，頁366。

[14] 範鎮：《上英宗乞如兩(liang) 製禮官所議》，《宋名臣奏議》卷八十九，《四庫全書(shu) 》432冊(ce) ，頁103。

[15]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七，頁5030。

[16]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七，頁5029。

[17] 《上英宗論濮安懿王稱親(qin) 》，《宋名臣奏議》卷八十九，《四庫全書(shu) 》432冊(ce) ，頁110-111。

[18] 《漢書(shu) 》卷六十三《武五子傳(chuan) 》，頁。

[19] 《續資治通鑒》則以為(wei) 已進呈，不確。歐陽修若上此議，台諫攻歐陽修當於(yu) 此有所辯駁，然未見。當以其自纂《濮議》“不曾進呈”之說為(wei) 是。

[20] 《濮議》卷四，《歐陽修全集》卷一百二十三，頁1868。

[21] 《漢書(shu) 》卷七十三，頁3129-3130。

[22] 《濮議》卷二，《歐陽修全集》卷一百二十一，頁1856。

[23] 呂誨：《上英宗皇帝乞罷親(qin) 》，《宋名臣奏議》卷九十，《四庫全書(shu) 》432冊(ce) ，頁113。

[24] 《明史》卷一百九十一《毛澄傳(chuan) 》，頁5055-5056。

[25] 《漢書(shu) 》卷八十六《師丹傳(chuan) 》。

[26] 據《宋名臣奏議》雲(yun) “治平三年三月上”（頁123），《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七，頁5042。

[27] 《明史》卷一百九十《楊廷和傳(chuan) 》載：“廷和檢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尚書(shu) 毛澄曰：‘是足為(wei) 據，宜尊孝宗曰皇考，稱獻王為(wei) 皇叔考興(xing) 國大王，母妃為(wei) 皇叔母興(xing) 國太妃，自稱侄皇帝名，別立益王次子崇仁王為(wei) 興(xing) 王，奉獻王祀。有異議者即奸邪，當斬。”頁5036-5037。

[28] 《漢書(shu) 》卷八十六。

[29] 張璁《大禮或問》雲(yun) ：“於(yu) 享祀興(xing) 獻王也，則曰皇考”，見《正典禮第二》所附，《太師張文忠公集》奏疏卷一，《續修四庫全書(shu) 》集部77，頁26。按，張璁《大禮或問》作於(yu) 大禮議初起時的正德十六年，廷臣會(hui) 議大禮之時。

[30] 《正典禮第一》，《太師張文忠公集》奏疏卷一，《續修四庫全書(shu) 》集部77，頁23。按，是疏作於(yu) 正德十六年大議禮初起之時。

[31] 《明史》卷一百九十一《毛澄傳(chuan) 》，頁5057。

[32]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十，《曆代紀事本末》頁2322，中華書(shu) 局，

[33] 《明世宗寶訓》卷二，頁77-80。

[34] 《論明倫(lun) 大典前序奏對》，《楊一清集·密諭錄》卷二，頁930-931。

[35] 《再論明倫(lun) 大典前序奏對》，《楊一清集·密諭錄》卷二，頁933。

[36]  呂大防語，見《宋史》卷三百四十。

[37] 《明倫(lun) 大典》卷首《禦製明倫(lun) 大典序》，頁6，首都圖書(shu) 館藏嘉靖七年內(nei) 府刻本。

[38] 《明倫(lun) 大典》卷首《禦製明倫(lun) 大典序》，頁6。

[39] 《明倫(lun) 大典》卷首《進明倫(lun) 大典表》，頁4。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