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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耘作者簡介:丁耘,男,西曆一九六九年生於(yu) 上海。一九八七年入複旦大學哲學係學習(xi) 。一九九七年獲哲學博士學位。一九九七年起任教於(yu) 複旦大學哲學係。著有《儒家與(yu) 啟蒙:哲學會(hui) 通視野下的當前中國思想》(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11年版) ,《中道之國:政治·哲學論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出版),《道體(ti) 學引論》(華東(dong) 師範大出版社2019年版)。 |
新中國的奠基石,有一塊來自新文化運動
作者:丁耘
記者:羅昕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四月初一日甲午
耶穌2015年5月18日
【編者按】在新文化運動發軔百年之際,有關(guan) 其百年反思接踵而來。5月16日,複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丁耘接受澎湃新聞專(zhuan) 訪,闡述了他眼中的新文化運動及其遺產(chan) 。他表示新文化運動的遺產(chan) 裏確實有不少需要檢討的東(dong) 西,但不應像一些“儒生”那樣徹底否定。“新文化運動當年對傳(chuan) 統的否定有多徹底,今天的‘儒生’對新文化運動的否定就有多徹底。這樣的‘儒生’其實是新文化運動的‘鏡像’甚至孽種。它比新文化運動的正統傳(chuan) 人更象新文化運動。因為(wei) 它憎恨父親(qin) 對祖父的憎恨,所以一樣是憎父者,更像父親(qin) ,而非祖父。”
複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丁耘
澎湃新聞:我們(men) 總說:“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的啟蒙運動。” 你是否認同?
丁耘:這種概括雖然比較通行,也有利於(yu) 去分析新文化運動的某些重要特征,但畢竟並不全麵。
這種描述大概可以追溯到美國的舒衡哲,在中國更加出名是因為(wei) 李澤厚先生,而李先生已經指出除了“啟蒙”之外,新文化運動也包含了“救亡”的主題。張灝更是為(wei) 新文化運動羅列了一係列的“兩(liang) 歧性”。實際上新文化運動有比較複雜的麵相。
除了“啟蒙”之外,當時也有部分“文藝複興(xing) ”的訴求。當然複興(xing) 指向的,是被儒家壓抑的、中國思想文化中的其他小傳(chuan) 統,例如墨、法、名家等等。同時,新文化運動本身也有一個(ge) 支流,可歸為(wei) 中國現代保守主義(yi) 。保守主義(yi) 本身也是複雜的,其中重要的一支,就是後來新儒家的濫觴,雖然新儒家後來的發展,也蘊含了同自由主義(yi) 乃至社會(hui) 主義(yi) 結合的可能,但主要不是複興(xing) 被儒家壓抑的其它思想傳(chuan) 統,而是複興(xing) 儒家。但對待儒家的方式與(yu) 康有為(wei) 之前大不相同,是以斷裂為(wei) 前提的,是“複興(xing) ”式的,而非“延續”式的,是棄經學而用哲學的。哲學以及整體(ti) 現代學科權威地位的建立,和新文化運動及其代表人物有很強的關(guan) 係。
新文化運動的啟蒙麵相在《新青年》五卷五號之後也被革命的麵相所取代。當然“革命”與(yu) “啟蒙”的關(guan) 係比“救亡”與(yu) “啟蒙”的關(guan) 係更為(wei) 複雜。雖然有如此之多的複雜情況,一個(ge) 經過重新解釋和擴充的啟蒙概念,還是可以為(wei) 概括與(yu) 研究新文化運動提供很多便利的。在這個(ge) 意義(yi) 上,“革命”、甚至“保守”的麵相,都可以同啟蒙兼容。
1918年5月15日4卷5號《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記》,現藏於(yu) 北京魯迅博物館
澎湃新聞:那你個(ge) 人如何定義(yi) “啟蒙”?
丁耘:對啟蒙運動,中西方有許多定義(yi) 。這些定義(yi) 有可通之處,也有不少差異。我願意舉(ju) 出啟蒙運動“越權威而任理性”這個(ge) 特征,這大概具有最強的解釋力。
其中“越權威”這個(ge) 特征更普遍一些。中世紀教會(hui) 權威至上,世俗政權則受到諸多複雜限製。早期現代化是王權從(cong) 天主教會(hui) 那裏爭(zheng) 取世俗權威的“絕對主義(yi) ”過程。文藝複興(xing) 及宗教改革衝(chong) 擊教會(hui) 的組織權威,但有利於(yu) 君主的主權權威。啟蒙運動則進一步衝(chong) 擊宗教的權威,不止於(yu) 組織,而是針對宗教的教義(yi) 、經典、精神乃至人類的宗教現象本身。並開始衝(chong) 擊君主主權。天主教會(hui) 的組織和教義(yi) 權威被宗教改革衝(chong) 擊過的地方釋放了一些壓力。而保留天主教會(hui) 的地方如法國,曆史欠賬太多,所以其啟蒙是最激進的。新教國家沒有發生最激烈的革命。在中國,所棄的權威是同皇權、科舉(ju) 、宗族與(yu) 士紳傳(chuan) 統緊密聯係的儒教,主要不是康有為(wei) 要搞的孔教,就是傳(chuan) 統儒教。
不過,“任理性”就會(hui) 帶來差異,因為(wei) 理性觀差別很大。法國的、蘇格蘭(lan) 的、德國的,都有差別。這都既反映在觀念史裏,也體(ti) 現在政治史、社會(hui) 史裏。但理性對於(yu) 中國思想傳(chuan) 統並非什麽(me) 新東(dong) 西,理學傳(chuan) 統就是理性(或“性理”)傳(chuan) 統,本來就試圖將儒家經典重新奠基於(yu) “天理”而非聖人的權威之上。可以說理學是最早的現代啟蒙,歐洲啟蒙的源頭之一。而成於(yu) 軸心突破的儒家,則是早熟的啟蒙,且蘊有對啟蒙過火的內(nei) 在克製。
我目前傾(qing) 向於(yu) 對啟蒙做溫和的保守主義(yi) 解釋,不是用保守主義(yi) 拒斥啟蒙,而是對啟蒙重新解釋,即《大學》三綱領:明明德、新民、止於(yu) 至善就是啟蒙。明與(yu) enlighten若合符節。差別在於(yu) 所明之“明德”與(yu) 歐洲傳(chuan) 統的“理性”之間。有差異、可會(hui) 通,但也保留差異。儒家明德可以包容理性。實際上,歐洲啟蒙運動的重要思想來源就是理學。因此理學傳(chuan) 統可以說包含了一種更為(wei) 本源、宏大的啟蒙哲學。明明德、新民、止於(yu) 至善比康德所謂“勇敢運用自己的理智”更高明、闊大、整全。其中的新民說如發揮得當,也可把中國的啟蒙運動、保守主義(yi) 和革命傳(chuan) 統都包含進去。
新文化運動的倡導人之一,胡適
澎湃新聞:如果從(cong) “明明德、新民、止於(yu) 至善”,我們(men) 可以用“成功”、“失敗”去定義(yi) 新文化運動嗎?
丁耘:思想運動不是戰爭(zheng) 或者球賽,不能給予那麽(me) 明確的成敗判斷,而要從(cong) 影響斷定。但隻要人類曆史還在延續,思想運動的影響評價(jia) 就會(hui) 有起伏。因為(wei) 漫長的曆史,總擁有不同的裁判或者法官、法律。但即使象對戰爭(zheng) 那樣判斷,我們(men) 隻要看到新文化運動當初要打倒的那些敵人,都已覆滅;即使它導致的結果,同當初的設想並不完全符合,也能斷定,是新文化運動,而非它保守的敵人們(men) ,獲得了那場“文化戰”的勝利。
但思想運動和戰爭(zheng) 不同的地方在於(yu) ,沒有永恒的勝利和失敗。最近有朋友提醒我去重讀本雅明。本氏說過“過去已向我們(men) 反複證明,要是敵人獲勝,即使死者也會(hui) 失去安全。而這個(ge) 要做勝利者的敵人從(cong) 來不願善罷甘休。”當前,新文化運動的那些先輩們(men) 就要有“失去安全”的危機了。不過起來挑戰他們(men) 、不願“善罷甘休”的,當然不是當年的敵人,而正是新文化運動滋養(yang) 成長的後代們(men) 。本雅明還是比較天真的,真正危險的不是敵人,而是後代中真誠的叛徒。沒有比被遭到後代的集體(ti) 背叛更悲哀的了。
然而,即使這樣,新文化運動仍不可言敗。哪怕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甚至魯迅,都在學術、思想上遭到全麵清算,那也不是他們(men) 的敵人——君主專(zhuan) 製、複辟者、剝削者、孔教會(hui) 或孔家店的勝利。陳獨秀的落寞、康有為(wei) 的轉運都不足以說明新文化運動失敗了。
新文化運動的命運頗似法家,它已化身為(wei) 製度,而非單純的主觀觀念。即使獨尊儒術之後,法家仍在起作用。法家的作用甚至是“儒術”的前提。因為(wei) 法家為(wei) 秦以後的百代政製奠定了基礎。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哪怕後世所有文人都認為(wei) 康有為(wei) 梁啟超在智識上遠遠超越陳獨秀李大釗,隻要三綱仍然臭名昭彰,隻要主權者仍是人民而非君主,隻要勞動人民而非地主資本家當家作主仍是可欲的政治理想,隻要大學學科的主要劃分方式仍然是科學而非四部之學,隻要學術的王冠仍然屬於(yu) 哲學而非經學,隻要人無法忍受哪怕是高貴優(you) 秀的同類的壓迫,隻要女性不必依附男性、仍有工作權和財產(chan) 權,隻要戀愛和婚姻仍要尊重當事人的自由選擇,隻要現代中國的國家形態仍然是共和國……一言以蔽之,隻要現代製度及其觀念前提仍然存在,那麽(me) ,勝利的光榮仍然屬於(yu) 新文化運動,而不是聰明人、高明人。曆史老人不是小學教員,不會(hui) 因為(wei) 誰聰明就偏愛誰。
新文化運動紀念館
澎湃新聞:你曾說“中國現代啟蒙運動處於(yu) 悖論式處境”。這個(ge) “悖論式處境”要怎麽(me) 理解?
丁耘:這個(ge) 處境是說,中國新文化運動在某個(ge) 階段一味西化而反傳(chuan) 統、反儒家、反理學。其所師法的主要是啟蒙之後的西學。而歐洲啟蒙在其興(xing) 起的時刻,是將理學作為(wei) 其思想資源吸收的。正如我前麵所說,理學傳(chuan) 統中包含著某種啟蒙的資源。而新文化運動的某個(ge) 麵相,既要啟蒙,又要反理學,這就是所謂悖論處境。
這個(ge) 處境的本質,是因為(wei) 對西學和理學,都沒有深切的研究和了解。五四運動時期激進的無政府主義(yi) 知識分子——朱謙之先生,後來研究中西交通史,對歐洲啟蒙的中國淵源很重視。這在學術上雖也有可商之處,但說明悖論式處境是可以擺脫的,啟蒙和傳(chuan) 統不是非此即彼的。
澎湃新聞:你認為(wei) ,今天我們(men) 應該如何對待新文化運動的曆史遺產(chan) ?
丁耘:新文化運動的遺產(chan) 是多方麵的。其中的許多方麵,現仍在發揮著作用。用今天的時髦話說,新中國正當性基石裏的重要一塊,來自新文化運動遺產(chan) 的紅利。換言之,新文化運動為(wei) 新中國提供了內(nei) 在於(yu) 曆史的觀念與(yu) 行動的正當性。國家不是大學生,它不需要向學院裏的教授交作業(ye) 來證明自己的正當性。恰恰相反,個(ge) 人和團體(ti) 活動的合法性需要國家的認證。國家正當性的真正證明,是內(nei) 在於(yu) 曆史的行動和觀念。接收和檢驗這份證明的,是作為(wei) 曆史主體(ti) 的人民。而人民在檢驗這份證明的過程中,同樣以自己方式參與(yu) 和影響了證明。新文化運動的政治遺產(chan) 和觀念遺產(chan) 同樣塑造了人民。之前作為(wei) 教化、統治和壓迫對象的庶民,通過新文化運動及其一係列的政治後果,自我塑造為(wei) 人民。人民,作為(wei) 新文化運動的最重要政治遺產(chan) ,同時也是其精神遺產(chan) 的監護者和支配者。
不錯,新文化運動的遺產(chan) 裏有不少需要檢討的東(dong) 西。它對中國文化傳(chuan) 統特別是儒家的決(jue) 絕,對家庭甚至人倫(lun) 的攻擊,對西方文化以及德賽二先生膜拜多於(yu) 了解的姿態,在文化、政治乃至思想論辯上的天真、偏至、徹底的態度,所有這些東(dong) 西都在現代中國留下了痕跡。不但影響了傳(chuan) 人,也抓住了對手。沒有新文化運動的鮮明個(ge) 性,它的對手們(men) 簡直不知道為(wei) 什麽(me) 存在、怎麽(me) 存在。新文化運動非但以毫不妥協的態度實施了與(yu) 傳(chuan) 統的斷裂,並且將這種“毫不妥協”傳(chuan) 染給了“保守主義(yi) ”。新文化運動運動當年對傳(chuan) 統的否定有多徹底,今天的“儒生”對新文化運動的否定就有多徹底。這樣的“儒生”其實是新文化運動的“鏡像”甚至孽種。它比新文化運動的正統傳(chuan) 人更象新文化運動。因為(wei) 它憎恨父親(qin) 對祖父的憎恨,所以一樣是憎父者,更像父親(qin) ,而非祖父。
我們(men) 不能象今天的某些“儒生”那樣檢討新文化運動,因為(wei) 這種檢討恰恰在傳(chuan) 承他們(men) 所指責的東(dong) 西——斷裂、決(jue) 絕、毫不妥協、黨(dang) 同伐異。新文化運動的問題在“度”,而不是“質”。它越過了一些界限。而這些界限對於(yu) 革命之後的政治、斷裂之後的文明仍是需要持守的。越過了“尺度”,“質”就會(hui) 發生變化。但同保守主義(yi) 所理解或模仿的不同,新文化運動的“質”並不在於(yu) “打破尺度”的“徹底”性,而在於(yu) 從(cong) 觀念上粉粹君主製以保國家,粉碎父權、夫權中心以保家庭,粉碎孔家店以保孔子,粉碎三綱以保人倫(lun) ,粉碎貴族意識以保高尚。所有這些,都是新中國、新社會(hui) 的基礎。這些是曆史中“實體(ti) 性”的東(dong) 西,養(yang) 育和產(chan) 生我們(men) 的東(dong) 西。我們(men) ,也包括可愛的“儒生”朋友們(men) 。
真正的曆史內(nei) 容是拋棄不了的,舊傳(chuan) 統與(yu) 舊製度中穩固的東(dong) 西,都在否定中得到了保留,這就是“揚棄”。對新文化運動的任何檢討,中華文明或儒家的任何“複興(xing) ”,都隻能在新文化運動的基盤上進行。因為(wei) 它是我們(men) 的全部遺產(chan) 。儒門的祖產(chan) 幾經變賣贖貸,目前有的一點家當,全都含在這份遺產(chan) 之中,其值隨此遺產(chan) 起落升降。拋棄這份遺產(chan) ,除去怨恨、詛咒和妄想,中國將一無所有。
責任編輯:葛燦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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