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ei) 外與(yu) 夷夏

――古代思想中的“中國”觀念及其演變

作者：曾亦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原道》第十七輯，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2月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三月廿七日辛卯

           耶穌2015年5月15日

“中國”一詞，考諸現存的文獻及考古材料，大致可以追溯至西周初年。然而，“中國”觀念或意識卻可溯源於(yu) 更早的時代。大致上古時人類的早期民族，其活動地域恒小，不免視本民族為(wei) 世界之中心，故常以“中國”自居。中華民族曆數千年而長盛不衰，恒居東(dong) 亞(ya) 國際關(guan) 係之中心，是以“中國”之名一直保留至今。然自晚清以降，隨著國人視野的開闊，且尤感於(yu) 西方列強的不斷侵逼，“中國”意識日漸淡化，雖猶存“中國”之舊名，不過隻是作為(wei) 近代世界體(ti) 係中的列國而已，不複舊日“中國”之榮耀矣。

雖然，近現代國際關(guan) 係體(ti) 係本出於(yu) 十四、五世紀以來西歐雜錯爭(zheng) 衡之政治格局，彼此皆以列國而平等相待。然自二戰以後，蘇、美兩(liang) 超爭(zheng) 霸，各以“中國”自居，糾合一批盟國相抗，從(cong) 而多少恢複了古代“中國”的內(nei) 涵。其時，毛澤東(dong) 提出了“三個(ge) 世界”理論，蓋自我而言；然若自蘇、美兩(liang) 超視之，則第一世界為(wei) “中國”，第二世界為(wei) “諸夏”，第三世界為(wei) “夷狄”。今日中華民族欲言偉(wei) 大複興(xing) ，其內(nei) 涵頗不明瞭，大致有兩(liang) 種選擇：其一，成為(wei) 近代國際關(guan) 係體(ti) 係中的“列強”，即列國中較為(wei) 強盛者；其二，回到作為(wei) “世界中心”的中國，此本為(wei) “中國”之古義(yi) ，然二戰以後之美、蘇皆嚐居此種地位也。假以時日，中國雖以列國自謙，然隨著綜合實力之增強，雖不為(wei) 舊日之“中國”，又安能辭其責乎！

一  關(guan) 於(yu) “中國”之界定

1.中國與(yu) 支那

“中國”一詞，英譯作china，漢文轉譯則作“支那”。[1]然“支那”一詞最早見於(yu) 佛教經籍中對中國的稱呼，後來此稱呼傳(chuan) 入西方。近代以來，由於(yu) 日本人借用作拉丁文的漢譯，逐漸賦予了貶義(yi) 。

考諸“支那”一詞之本義(yi) ，或以為(wei) “秦”之音譯[2]，或以為(wei) 稱慕中國“文物特盛”之義(yi) [3]，或以“瓷器”之名代稱中國[4]，或以為(wei) “荊”之音譯[5]，或以為(wei) 與(yu) 中國之“絲(si) ”有關(guan) [6]，或以為(wei) 有“邊緣”之義(yi) ，與(yu) 中心相對。[7]然而，其確切所指，至今尚未有定論也。

不過，就日本而言，其舊稱中國為(wei) “中土”或“唐土”（Morokoshi），明治維新以後，甚至更晚，日本脫亞(ya) 入歐，為(wei) 了讓日本國民從(cong) 心理上徹底割裂與(yu) 中國文化的傳(chuan) 承關(guan) 係，遂取拉丁文“支那”一詞以稱中國，且逐漸賦予汙辱之義(yi) ；[8]或者，未必有汙辱之義(yi) ，然其實欲自居中國，故稱中國為(wei) “支那”而奪其舊稱也，此種用心，觀其建立“大東(dong) 亞(ya) ”之野心即極明瞭矣。

其實，現代意義(yi) 上的“支那”稱謂當溯源於(yu) 康有為(wei) 。戊戌變法前後，康氏曾上《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折》的奏折，其中如此說道：

中國向用朝號，乃以易姓改物，對於(yu) 前代耳，若其對外交鄰，自古皆稱中國。今東(dong) 西國稱我，皆曰支那，而我經典無此二文。臣細繹音義(yi) ，支那蓋即諸夏之音，或即中華之轉也。古稱諸夏，或曰諸華，頻見傳(chuan) 記，蓋華夏音近而中諸音轉，其蒙、回、衛藏，鹹令設校，教以經書(shu) 文字語言風俗，悉合同於(yu) 中土，免有歧趨。伏惟今定國號，因於(yu) 外稱，順乎文史，莫若用中華二字。

清末，洋人謂我國有朝名而無國名，故康氏欲定國名為(wei) “中華”，蓋“中華可為(wei) 諸華之轉音，即可與(yu) 支那音相接”，“合中國、諸華、中夏而為(wei) 一名，古今中外皆通，義(yi) 亦宜也”。[9]

“支那”之名，本周邊之稱呼吾國也，非吾國之自名也。今康氏定“中華”為(wei) 國名，又取“支那”之義(yi) 以通“中華”，則古之“中國”至是而自貶抑矣。蓋中國素以天朝自居，外國不過周邊向慕華風之夷狄而已，故不有國號。然自近代以來，隨著中國屢遭敗績，則夷狄始為(wei) 敵國，而傳(chuan) 統之夷夏關(guan) 係一轉而為(wei) 列國關(guan) 係。[10]因此，對中國而言，國際關(guan) 係實在是近代以來才出現的概念。至此，康氏乃欲清自建國號，而稱中華或支那，其意蓋以列國自視，雖無貶義(yi) ，然已稍自卑矣，而不複舊時妄自尊大之心態。是以追本溯源論之，後來“支那”一詞之貶義(yi) ，蓋始諸康氏戊戌間建國號之主張也。

由此可見，不管“支那”作何種解釋，皆無“中國”一詞本有之含義(yi) ，即作為(wei) “中央帝國”或“世界中心”之義(yi) 。[11] “支那”無論其褒義(yi) 或貶義(yi) ，皆周邊視中國也。[12]因此，“支那”不過列國之一而已，絕無萬(wan) 邦來朝之義(yi) 焉。

2.中國之外的“中國”

“中國”之義(yi) ，有古今之不同。康有為(wei) 嚐論“中國”一詞之本義(yi) 曰：

吾國本為(wei) 亞(ya) 東(dong) 至大之國，當時地球未辟，環立四裔，皆小蠻夷，故就地言之，自稱中國。就所見東(dong) 西南北對言之，非有所誇也。外人或諷吾國有朝名而無國名，若果然，更見吾國之大。然三千年來，對外皆稱中國，並非無國名也。[13]

可見，“中國”今雖為(wei) “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之簡稱，自為(wei) 國號，然本非國號，所以“更見吾國之大”也。

然若就“中國”此義(yi) 論之，自古以來，不獨中國，其它民族亦有自稱“中國”者。章太炎即如此說道：

中國之名，別於(yu) 四裔而為(wei) 言。印度亦稱摩伽陀為(wei) 中國，日本亦稱山陽為(wei) 中國，此本非漢土所獨有者。[14]

可見，“中國”一詞實出乎一種自我中心意識或錯覺。此外，如巴比倫(lun) 人自稱“中國”，其宗教聖地烏(wu) 魯克神廟被認為(wei) “世界中心”；古埃及人自認住在“世界中心”，卡那克神廟附近有標誌“世界中心”的神柱。黑格爾亦有類似說法：

地中海為(wei) 舊世界之心髒，因為(wei) 它是舊世界成立的條件和賦予舊世界以生命的東(dong) 西。沒有地中海，“世界曆史”便無從(cong) 想起：那好象羅馬或雅典，沒有了全市生活會(hui) 集的“市場”（Forum）。[15]

地中海在西方世界中一直具有某種中心的位置，這種意識一直延續到中世紀，並且，繼續與(yu) 後來的“歐洲中心論”結合在一起。而在地中海周圍，如耶路撒冷、麥加和麥地那、雅典、羅馬、亞(ya) 裏山大裏亞(ya) 等，都曾經被當作“世界中心”。

並且，僅(jin) 就印度而言，不僅(jin) 摩揭陀一邦被稱為(wei) 中國。晉《法顯傳(chuan) 》中說到中天竺時寫(xie) 到：

從(cong) 是（摩頭羅國）以南，名為(wei) 中國。中國寒暑調和，無霜雪。人民殷樂(le) ，無戶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輸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

而《佛國記》“摩竭提國巴連弗邑”條亦說道，“凡諸中國，唯此國城邑為(wei) 大”。清楊守敬、熊會(hui) 貞《水經注疏》引此並注曰：

按《佛國記》作“中國”。中天竺所謂中國，蓋中天竺之國稱中國者甚多，故言凡諸中國也。[16]

可見，僅(jin) 印度一地，即頗有自稱中國者。是以“中國”實根諸一自我中心的幻覺，非獨吾國有此意識，故就整個(ge) 世界文明史的大範圍而言，實有無數“中國”。

3.中國與(yu) 諸夏

其實，即便就“中國”概念最後定型的春秋時期，不僅(jin) 周王京稱中國，而且諸夏整體(ti) 亦稱中國，甚至某諸侯國亦得稱中國。

按照“中國”一詞的本來涵義(yi) ，“中國”可以追溯到人類曆史非常早的時期。不過，據現今考古材料，“中國”一詞在文獻上的證據還隻能追溯到西周初年，即成王之時。[17]

那麽(me) ，此時“中國”一詞的本意是什麽(me) 呢？蓋“國”與(yu) “或”字相通，原意是指城牆圍成的地域。因此，“國”最初所指乃城邑，一般由部族首領及族人居住，與(yu) 之相對，城外近處稱做郊。[18]後來，隨著部落的發展，擁有的城邑越來越多，所以，一般把首領居住的稱為(wei) “國”或“都”。

西周時，周王稱天子，其分封或承認的國稱為(wei) 諸侯。無論天子還是諸侯，所居住的城邑都是“國”。其中，天子所住的“國”（京師）處於(yu) 中心、中樞地位，理所當然地被稱為(wei) “中國”。[19]

最初，“中國”隻指周王所在的豐(feng) 和鎬及其周圍地區。滅商以後，周人將原來商的京師（殷）一帶也稱“中國”。成王時，周公主持擴建了洛邑，稱成周，將商的遺民遷來集中居住於(yu) 此，又在附近築王城，遷來周人居住，作為(wei) 周的陪都，用以控禦東(dong) 方。洛邑既居陪都的重要地位，又位於(yu) “天下之中”的交通樞紐，也被稱為(wei) “中國”。這說明，“中國”的概念開始由唯一的政治中心擴大到了地理中心。

公元前771年，犬戎攻入鎬京，幽王被殺。次年，平王遷都洛邑。豐(feng) 鎬一帶落入戎人之手，自然就喪(sang) 失了“中國”的地位，而洛邑就成為(wei) 名副其實的“中國”。不過，此後周天子不再能號令天下，而降為(wei) 列國，與(yu) 一般諸侯國沒有什麽(me) 區別。與(yu) 此同時，鄭、宋、齊、魯、晉等諸侯國迅速強大起來，吞並了周圍的小國，成為(wei) 擁有十幾個(ge) 至幾十個(ge) 城邑的大國。這些大諸侯國實際上已經取得了與(yu) 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們(men) 的國就也稱“中國”了。在諸侯國的內(nei) 部，國都就等於(yu) 周天子的京師，儼(yan) 然就是國中的“中國”。[20]就這樣，春秋時期的“中國”已經擴大到周王畿和晉、鄭、宋、魯、衛等國，大致相當於(yu) 當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東(dong) 西部的黃河中下遊地區，“中國”的範圍在不斷擴大。至於(yu) 齊國，地理位置雖不在中心，但能尊王攘夷，為(wei) 一時之霸主，故《春秋》常以中國視之。

可見，“中國”首先是京師之義(yi) ，確切指周之王京；其次指諸夏，即主要諸侯國活動範圍。不過，如果我們(men) 追尋一般意義(yi) 上的“中國”，應該早於(yu) 周朝，即作為(wei) “中央之國”，亦即“世界中心”。不過，這些用法都是指地域意義(yi) 上的“中國”。

與(yu) “中國”相關(guan) 的另一個(ge) 概念就是“華夏”。

《國語·魯語》雲(yun) ：“以德榮為(wei) 國華。”《尚書(shu) ·舜典》雲(yun) ：“蠻夷猾夏。”孔傳(chuan) 雲(yun) ：“夏，華夏也。”《爾雅·釋詁》雲(yun) ：“夏，大也。”《荀子·儒效》雲(yun) ：“居夏而夏。”楊注雲(yun) ：“夏，中夏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yi) 之大。”定十年《左傳(chuan) 》雲(yun) ：“裔不謀夏，夷不亂(luan) 華。”孔疏雲(yun) ：“中國有禮義(yi) 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故謂之華。”《古文尚書(shu) ·武成》：“華夏蠻貊。”孔傳(chuan) 雲(yun) ：“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可見，華或夏之名頗見於(yu) 先秦典籍，皆指中國也。

清末，康有為(wei) 欲定國名，對此說道：

諸夏之名，在中國對外之稱，為(wei) 至古矣。外國多以創先之人名其地者，吾國為(wei) 禹域，然則稱諸夏最宜，不能以漢、唐之後起易之。[21]

康氏蓋以為(wei) 中國稱“夏”始於(yu) 夏朝，與(yu) 夏人有關(guan) ，此為(wei) 一說。而程樹德則將夏稱推至堯唐之時，謂“中國古稱夏”。其《說文稽古編》雲(yun) ：

《說文》：“夏，中國之人也。”按《書(shu) ·舜典》：“蠻夷滑夏。”傳(chuan) ：“夏，華夏。”明堯國號唐，已稱中國為(wei) “夏”。《左傳(chuan) 》：“裔不謀夏，夷不亂(luan) 華。”時為(wei) 周代，仍稱中國為(wei) “夏”。《秦微》：“策夏車，稱夏王。”注：“夏，中國也。”是唐虞至漢，皆稱中國為(wei) “夏”。[22]

章太炎則以為(wei) 與(yu) 夏水有關(guan) 。其《中華民國解》有雲(yun) ：

夏之為(wei) 名，實因夏水而得，是水或謂之夏，或謂之漢，或謂之漾，或謂之沔，凡皆小別互名，本出武都，至漢中而始盛，地在雍梁之際。因水以為(wei) 族名，猶生姬水者之氏姬，生薑水者之氏薑也。夏本族名，非邦國之號，是故得而言諸夏。[23]

若以夏為(wei) 族名，則“中國”一詞又有種族之義(yi) 。而公羊家所言之“諸夏”概念，既有種族之義(yi) ，又有文化之義(yi) ，則“中國”一詞當兼文化之義(yi) 也。[24]

至於(yu) “華”字之義(yi) ，一說以為(wei) 與(yu) 華山有關(guan) ，蓋伏羲、神農(nong) 、黃帝之國皆止於(yu) 華山[25]；又一說以華之原義(yi) 為(wei) 花，蓋美飾也。[26]

南海則以華為(wei) 夏之轉音，其曰：

華字見於(yu) 左氏《國語》，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yu) 華同。”是諸戎稱夏為(wei) 華之證。華字文義(yi) ，不知所自。吾粵語多古音，而讀華、夏字同韻，音極近，但開口之高下音耳，當是夏之轉音。……然則夏之與(yu) 華為(wei) 音轉無疑。相習(xi) 成風，或合稱曰華夏，或稱諸華。[27]

是以《春秋》之言“諸夏”，即諸華也。康氏又以諸華轉音為(wei) 中華，外人“支那”之名蓋源於(yu) 此，故諸夏、諸華、中華、支那，其源皆一也。[28]

二  夷夏之辨

1.中國、諸夏與(yu) 夷狄

春秋之時，中國與(yu) 諸夏的內(nei) 涵發生了很大變化。何休概括《春秋》書(shu) 法有三科九旨，其中“異內(nei) 外”之科曰：“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即以魯國為(wei) 中國，以齊、魯、晉、宋、衛等中原諸侯國為(wei) 諸夏，以楚、吳、越等為(wei) 夷狄。

成十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qiao) 如會(hui) 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邾婁人，會(hui) 吳於(yu) 鍾離。何注雲(yun) ：

內(nei) 其國者，假魯以為(wei) 京師也。諸夏，外土諸侯也。謂之夏者，大總下土言之辭也。不殊楚者，楚始見所傳(chuan) 聞世，尚外諸夏，未得殊也。至於(yu) 所聞世可得殊，又卓然有君子之行。吳似夷狄差醇，而適見於(yu) 可殊之時，故獨殊吳。

《春秋》假魯以為(wei) 京師，則魯為(wei) 中國也；魯、齊、宋、衛、鄭、邾婁國之會(hui) ，蓋皆諸夏之國也；吳雖強，然不與(yu) 諸夏之會(hui) ，而殊會(hui) 於(yu) 鍾離，以夷狄故也。可見，《春秋》是將中國、諸夏、夷狄區別對待，主張內(nei) 外有別。[29]

中國、諸夏內(nei) 涵的變化實與(yu) 春秋之亂(luan) 有關(guan) ，其緣由大致有二：其一，禮崩樂(le) 壞，所謂“亡國三十有六，弑君五十有二”，壞亂(luan) 極矣；而周自平王東(dong) 遷，降為(wei) 列國，不能號令天下，行天子褒貶繼絕之權。[30]故《春秋》之作也，以王法寓於(yu) 魯[31]，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其二，夷狄之禍中國也亟矣，楚、吳、越、秦相繼而起，故《春秋》假齊桓、晉文以伯討辭，[32]許管仲以仁，皆以其能存諸夏，而免於(yu) “披發左衽”，其功巍巍矣。異外內(nei) 之科實兼此二義(yi) 也。

故在公羊家那裏，中國的內(nei) 涵並不確定：

一方麵，僅(jin) 指魯國。蓋周王不能號令天下，然王法存於(yu) 聖心，形於(yu) 魯之行事，故托王於(yu) 魯以張治本。至於(yu) 齊桓、晉文、楚莊之霸，亦常以京師待之。此時之中國乃文化意義(yi) 上之中國。

另一方麵，指諸夏。即就中原諸國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與(yu) 夷狄相抗時，則以諸夏稱中國。此時中國或諸夏乃相對於(yu) 夷狄之一種族概念。不過，就《春秋》許齊桓、晉文之拒夷狄而言，中國、夷狄皆一種族的概念；而就中國不能拒夷狄，則或進或黜，又常以懷柔之術以馭外，則二者又多為(wei) 一文化概念。

2.攘夷與(yu) 種族概念

僖四年，楚屈完來盟於(yu) 師，盟於(yu) 召陵。《公羊傳(chuan) 》雲(yun) ：“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yu) 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荊，以此為(wei) 王者之事也。”何注雲(yun) ：“言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係於(yu) 天也。”周王之稱天王，吳楚之君貶稱子，皆所以尊王攘夷。《春秋》許齊桓、晉文，以其能尊王攘夷，行王者之事也。

召陵之盟本在所傳(chuan) 聞世，其例當為(wei) 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然《春秋》曰“來盟於(yu) 師”，蓋內(nei) 辭也，故《公羊傳(chuan) 》曰“其言來何？與(yu) 桓為(wei) 主也”，齊桓本為(wei) 外，此則從(cong) 內(nei) 魯例也。《春秋》所常書(shu) ，當以魯為(wei) 內(nei) ，至其與(yu) 夷狄相較，則引諸夏而內(nei) 之，曰中國。故《常棣》之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又曰：“兄弟鬩於(yu) 牆，外禦其侮。”而董子曰：“故《春秋》之於(yu) 偏戰也，猶其於(yu) 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nei) 。”（《春秋繁露·竹林篇》）故就攘夷義(yi) 而言，諸夏以同種視之，同為(wei) 中國，乃比諸兄弟以禦外侮也。[33]

故以諸夏能聚合、相救護以攘夷，則許諸夏為(wei) 中國。至於(yu) 齊桓、晉文之伯討，假天子以令諸侯，本屬不辭，然《春秋》猶許之，亦以其能悍衛中國也。不獨如此，《春秋》之言及夷狄，常有賤辭。此文辭之攘夷也，大致有三：

其一，不許夷狄執中國。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於(yu) 楚丘以歸。《公羊傳(chuan) 》雲(yun) ：“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為(wei) 大之？不與(yu) 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注雲(yun) ：“中國者，禮義(yi) 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使無禮義(yi) 製治有禮義(yi) ，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執天子大夫而以中國正之者，執中國尚不可，況執天子之大夫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為(wei) 順辭。”所謂治，蓋依法而執有罪者，乃獄辭也，今日美國自居人類之普遍價(jia) 值所在，遂假國際法庭以治其他主權國家之罪，殆類此也。至於(yu) 《春秋》不許夷狄治中國，以當時人類之普遍價(jia) 值，亦即禮義(yi) ，在中國而不在夷狄，是以中國雖有罪，夷狄安得而執中國哉！

其二，中國與(yu) 夷狄會(hui) 盟，則殊會(hui) 之。成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qiao) 如會(hui) 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魷、邾人，會(hui) 吳於(yu) 鍾離。《公羊傳(chuan) 》雲(yun) ：“曷為(wei) 殊會(hui) 吳？外吳也。曷為(wei) 外也？《春秋》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宣十一年秋，晉侯會(hui) 狄於(yu) 欑函。何注雲(yun) ：“離不言會(hui) 。言會(hui) 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內(nei) 諸夏而詳錄之，殊夷狄也。”孔廣森曰：“會(hui) 文在狄上者，殊狄也，所謂內(nei) 諸夏也。”殊會(hui) 夷狄，所以賤之，不以夷狄敵中國也。昔日西方七國本蘇聯之敵國，其後蘇聯瓦解，俄羅斯欲融入西方，雖得與(yu) 七國首腦會(hui) 議，猶用“7+1”之名，蓋以俄羅斯為(wei) 夷狄，乃殊會(hui) 之也。

其三，中國與(yu) 夷狄會(hui) ，不與(yu) 夷狄為(wei) 主。哀十三年，公會(hui) 晉侯及吳子於(yu) 黃池。《公羊傳(chuan) 》曰：“吳何以稱子？吳主會(hui) 也。吳主會(hui) 則曷為(wei) 先言晉侯？不與(yu) 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hui) 兩(liang) 伯之辭也。不與(yu) 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wei) 以會(hui) 兩(liang) 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wei) 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若齊桓、晉文會(hui) 諸侯，則得為(wei) 主。僖四年，楚屈完來盟於(yu) 師，盟於(yu) 召陵。《傳(chuan) 》曰：“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此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yu) 桓為(wei) 主也。”今日中國與(yu) 其他國家會(hui) 盟，莫不以中國居首，即此義(yi) 也。

上述三種對夷狄的態度，概無關(guan) 於(yu) 禮義(yi) ，純以異類故而貶之也。

晚清之時，革命黨(dang) 人揭“驅除韃虜，恢複中華”之幟，假排滿之名，行革命之實，乃極張《春秋》辨夷夏之旨，“《公》、《穀》二傳(chuan) 之旨，皆辨別內(nei) 外，區析華戎。……《左傳(chuan) 》一書(shu) ，亦首嚴(yan) 華夷之界”。[34]劉師培甚至醜(chou) 詆夷狄非人類，謂夷狄其先始於(yu) 獸(shou) 種，其後進化亦遲，至世界遞遷，仍守榛狉之俗，乃慨歎夷狄入主區夏，“後世中原不競，韃虜憑陵，鳥跡獸(shou) 蹄交於(yu) 中國，神州赤縣莽為(wei) 牧場，人禽之界蕩然泯矣，此長林豐(feng) 草，禽獸(shou) 居之，龔仁和所由興(xing) 歎也。”[35]至於(yu) 章太炎，則假儒家複仇之義(yi) ，極論種族革命為(wei) 是。

其時南海主保皇，極論滿洲為(wei) 同種，謂其辮發、衣服之不同，猶泰伯之居吳也。[36]又引《春秋》進退夷夏之說，謂滿洲“入關(guan) 二百餘(yu) 年，合為(wei) 一國，團為(wei) 一體(ti) 。……所謂滿、漢者，不過如土籍、客籍，籍貫之異耳”[37]，“上推滿洲種族，則出於(yu) 夏禹；下考政教禮俗，則全化華風”[38]。南海又謂滿洲之入主中原，“開滿洲、回疆、蒙古、青海、藏衛萬(wan) 裏之地，乃中國擴大之圖，以逾唐、漢而軼宋、明，教化既益廣被，種族更增雄厚”[39]，則滿清之統治，真大有功於(yu) 吾華夏中國也。

至革命功成，滿洲既逐，而蒙古、西藏與(yu) 新疆以異種故，亦與(yu) 中央漸行漸遠，相繼淪入敵手矣。故孫文倡“五族共和”之說，欲擺脫滿人壓製之漢族又能“與(yu) 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於(yu) 誠，合為(wei) 一爐而治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yi) ”，然為(wei) 時已晚矣。[40]其後，滿人忿於(yu) 種族之卑屈，遂一意複國於(yu) 關(guan) 外，致為(wei) 日人所乘。追尋前因，蓋革命黨(dang) 人假排滿為(wei) 幟，其慮非遠，其謀非深也。

雖然，春秋時之四夷，本視為(wei) 別於(yu) 華夏之異種，至漢以後，則以夷狄進於(yu) 中國之故，而泯然為(wei) 漢人矣。

3.進退夷狄與(yu) 文化概念

《春秋》之禦夷狄也，或褒進，或貶黜，皆以禮義(yi) 。其進之也漸，其黜之也緩，懷柔遠人之術也。若此，中國與(yu) 夷狄常取一文化概念。

莊十年，秋，九月，荊敗蔡師於(yu) 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傳(chuan) 》雲(yun) ：“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何注雲(yun) ：“《春秋》假行事以見王法。聖人為(wei) 文辭遜順，善善惡惡，不可正言其罪。因周本有奪爵稱國、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備七等以進退之。”《春秋》之於(yu) 夷狄，視其行為(wei) 之合乎禮義(yi) 與(yu) 否，以州、國、氏、人、名、字、子七等以進退之。

蓋春秋之時，楚、吳、越之勢寖盛，時主中國之會(hui) ，然諸夏猶能扞禦之，是以《春秋》處理夷夏關(guan) 係，尚能取懷柔姿態，未若後世排夷之剛烈也。《春秋》備七等之法，一則進之有道，故“許夷狄不一而足”；一則黜之有道，故勿觸其暴，勿逢其怒。[41]

4.王魯以張治本

《春秋》尊王，然周已不複天王之尊，而王法亦不可得而行矣，乃發王魯之旨，一則以魯為(wei) 中國，為(wei) 天下之化首，一則不欲托諸空言，故借魯事以明王法。後儒之攻《公羊》，多集矢其王魯之說，實未必深知《公羊》者也。蓋《春秋》王魯，乃托王以明義(yi) ，雖非真以魯為(wei) 王，然周之不能王亦不容諱焉。

桓九年，春，紀季薑歸於(yu) 京師。徐彥疏釋京師雲(yun) ：“《春秋》據魯為(wei) 王，故內(nei) 魯，若周公製禮，內(nei) 京師然也。”成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qiao) 如會(hui) 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魷、邾人，會(hui) 吳於(yu) 鍾離。何注雲(yun) ：“內(nei) 其國者，假魯以為(wei) 京師也。”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婁儀(yi) 父盟於(yu) 昧。傳(chuan) 雲(yun) ：“曷為(wei) 稱字？褒之也。曷為(wei) 褒之？為(wei) 其與(yu) 公盟也。”何注雲(yun) ：“我者，謂魯也，內(nei) 魯故言我。”邾婁儀(yi) 父朝魯，而魯亦以內(nei) 辭。故公羊家以魯為(wei) 京師，即內(nei) 魯也。內(nei) 魯，實王魯也。然《春秋》本以周城為(wei) 京師[42]，傳(chuan) 文亦然。[43]然亦有異義(yi) 焉，如哀四年傳(chuan) 文乃以楚為(wei) 京師。[44]

故諸侯之朝魯、大夫之聘魯、諸侯之師與(yu) 魯戰於(yu) 近地、失地之君及大夫奔魯，皆書(shu) “來”。來者，內(nei) 魯之辭也。而獨於(yu) 召陵之盟，書(shu) 曰“來盟於(yu) 師”，與(yu) 齊桓公為(wei) 主，亦內(nei) 辭也。所以內(nei) 辭者，以其能行王道也。蓋魯本周公之邦，一變則至於(yu) 道，而邾婁、滕、薛、宿之朝魯，蓋慕魯為(wei) 王化之首也，故褒而進之。《禮運篇》夫子歎魯，實期魯以湯之七十裏、文王之百裏也。

可見，《春秋》王魯，皆取禮樂(le) 教化之義(yi) 也。故《春秋》之治諸夏、夷狄，悉據王法：其治諸夏也，常以貶辭，[45]蓋欲其敦厚同根，故嫉弑絕尤甚；其治夷狄也，常以褒辭，欲其慕義(yi) 來朝，故嫉淩壓尤甚。是以諸夏、夷狄，此時純為(wei) 一文化概念：其親(qin) 諸夏，其遠夷狄，皆以治有詳略故也，與(yu) 同種、異類之概念當無涉焉。

《春秋》王魯，故魯當先躬自厚而薄責於(yu) 人，此所以詳內(nei) 略外也。[46]此義(yi) 蓋本諸《公羊傳(chuan) 》文。成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qiao) 如會(hui) 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邾婁人，會(hui) 吳於(yu) 鍾離。傳(chuan) 雲(yun) ：“曷為(wei) 殊會(hui) 吳？外吳也。曷為(wei) 外也？《春秋》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wei) 以外內(nei) 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解詁》雲(yun) ：“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葉公問政於(yu) 孔子，孔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季康子問政於(yu) 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也。”自近者始，蓋言王者當先詳於(yu) 內(nei) 治也。[47]故就“詳內(nei) 略外”義(yi) 言之，中國與(yu) 諸夏不同，常以指魯國也。

諸夏與(yu) 我種族同，文化同，情猶兄弟；夷狄與(yu) 我為(wei) 異類，文化亦別，乃視若仇雔。故情若兄弟者，雖中國政製措施或有更迭，而不礙其同根也；視若仇雔者，能因政製措施而相投合，則引而進之也。國初出兵朝鮮、越南，實欲盡兄弟之誼焉，未可一概以國際主義(yi) 義(yi) 務論之。[48]

諸夏觀念對於(yu) 《春秋》內(nei) 外說之成立極重要。康有為(wei) 認為(wei) ：

《禹貢》以五服分地治之親(qin) 疏，《春秋》以己國、諸夏、夷狄分三等。後世忘之，豈知人治之不得不然者耶！苟未至大同，則無五服、三世之分者，勢將漸弱。蓋三代至秦，皆有己國以與(yu) 他國相對待，又有諸夏以與(yu) 夷狄相等差。故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亦理之自然也。羅馬以意大利為(wei) 己國，而後次第平列，故最愛羅馬之民，以執政權，其後漸推權於(yu) 意大利民而止。其於(yu) 新定之邦，號曰“布爾賓”，則僅(jin) 羈縻賦貢焉，所謂藩屬，視為(wei) 諸夏也。其於(yu) 日耳曼諸部，則夷狄之，薙芟焉已耳。以其有內(nei) 國、外國之分，故日事征伐，以辟土為(wei) 事，故能致強大。我國自漢後，以禹域為(wei) 內(nei) 國，此外皆夷狄，無諸夏之一義(yi) 矣。夷狄則部落散漫，粗羈縻之，無足與(yu) 較，亦無可畏忌。於(yu) 是專(zhuan) 事內(nei) 治，而不事征討。此我國之所以不增大，而羅馬則增進無已歟？然羅馬自奧古士多之後，亦有閉關(guan) 專(zhuan) 內(nei) 治之意，與(yu) 光武略同，但其後諸帝不守之耳。[49]

是以羅馬之圖霸，亦用諸夏之法，蓋治當自近者始也。二戰後，蘇美爭(zheng) 霸，各有衛星、仆從(cong) 以為(wei) 親(qin) 附，亦用諸夏之法也。吾黨(dang) 自抗戰以來，即視“統一戰線”為(wei) 法寶，此後又據“第三世界”為(wei) 吾兄弟之國，毛澤東(dong) 之遠略如此，蓋深得古人遺意焉。惜乎後來政府不複以中國自視，唯求媚美是務，則舊之諸夏不複為(wei) 我有矣，故當“六·四”之後，美一旦變臉相向，吾即勢孤矣。

可以說，夷夏之辨包括種族與(yu) 文化兩(liang) 方麵內(nei) 涵，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yi) 與(yu) 世界主義(yi) 皆可由此兩(liang) 方麵內(nei) 涵導出：既以夷夏為(wei) 種族概念，故須攘夷；又可視為(wei) 文化概念，故當尊王，而以禮義(yi) 進退夷夏、治自近者始諸義(yi) 皆從(cong) 此出。晚清以來，保皇黨(dang) 與(yu) 革命黨(dang) 人各據一義(yi) 以相抗。孫中山甚至認為(wei) ，中國幾千年來都是“帝國主義(yi) 的國家”，以“王道”感化其他民族，隻有“天下主義(yi) ”或“世界主義(yi) ”，而民族主義(yi) 早已消亡，因此，中國人在異族的侵略麵前，由於(yu) 沒有民族主義(yi) 作為(wei) 工具，更容易被征服，更容易屈服於(yu) 異族的統治。尤其在列強包圍的現代國際關(guan) 係中，對於(yu) 中華民族之生存是很不利的。[50]可以說，民族主義(yi) 在晚期的孫中山那裏，不再是推翻滿洲統治的工具，而是未來中華民族得以自立、自強的工具。

三  傳(chuan) 統“中國”與(yu) 現代“中國”

春秋之時，楚、吳、越相繼而起，淩駕諸夏，然諸夏猶能扞禦之，是以《春秋》處理夷夏關(guan) 係，尚能采取懷柔之姿態，或進或退，或褒或貶，猶未失自信也。

自北宋以降，《春秋》學再度興(xing) 盛。不過，其學術路數殆與(yu) 漢唐不同，蓋折衷三傳(chuan) 乃至舍傳(chuan) 求經矣，至於(yu) 三傳(chuan) 對於(yu) 《春秋》“其旨數千”理論的闡發，多闕略不講，其所關(guan) 注者主要在兩(liang) 點：尊王與(yu) 攘夷。這恰恰構成了內(nei) 外理論的兩(liang) 個(ge) 方麵。

尊王。春秋時，周王不複號令天下，故黜周而王魯，以《春秋》當新興(xing) 一統，頗有通三統之義(yi) ；宋初懲唐末五季之亂(luan) ，對驕兵悍將防範尤深，其所尊者，乃時王而已，其用意則在塞亂(luan) 源，非若春秋時天命無所係也。且春秋時王者尚有後治夷狄之義(yi) ，而宋時則絕無也。是以太祖次第削平宇內(nei) ，屯重兵於(yu) 京師，盡收藩鎮之權，此乃宋之尊王也。

攘夷。春秋時有中國，有諸夏，彼此因種族、禮義(yi) 而相親(qin) ，以此而抗夷狄也；宋時則不然，唯有中國與(yu) 夷狄，種族雖絕異，禮義(yi) 則稍近焉，如金之熙宗、海陵、宣宗多能慕漢化，遼諸帝亦然，且金世宗得號“小堯舜”，則中國與(yu) 夷狄之間，實未有先治後治之義(yi) 焉。故宋時中國與(yu) 夷狄皆純粹為(wei) 一種族概念。又，春秋時楚、吳、越之霸，乃中原諸夏之主也，故《春秋》能進之，能退之，非若遼宋、金宋之長期對峙可比也。

此間說《春秋》者，如孫明複、胡安國之輩，皆嚴(yan) 華夷之界，此蓋偏取《春秋》攘夷之義(yi) 也，至於(yu) 《春秋》以道德進退夷夏之義(yi) ，則闕而弗講焉。是以康長素譏宋儒之說《春秋》，以來“尊己則曰神明之胄，薄人則曰禽獸(shou) 之類。苗、瑤、侗、僮之民，則外視之；邊鄙遼遠之地，則忍而割之。嗚呼！背《春秋》之義(yi) ，以自隘其道。孔教之不廣，生民之塗炭，豈非諸儒之罪耶！若不知此義(yi) ，則華夏之限終莫能破，大同之治終末由至也”。[51]蓋《春秋》者，王霸之學也，宋時衰弱如此，宜乎不能盡得《春秋》之古義(yi) 焉。

至清世，滿洲以關(guan) 外小夷入主區夏，乃以倡言滿漢大同為(wei) 國策，而常州學者亦頗致意焉。莊、劉、魏、康之徒，陰承泯除滿漢畛域之諭旨，而覽乎滿漢地域、文化之趨同，遂無視滿漢種族之差異，宜乎清季革命黨(dang) 人“諂諛滿洲”之譏也。雖然，宋儒所忽視之進退夷夏義(yi) ，至此乃得盛張其幟矣。此時之“中國”概念，蓋指同一禮義(yi) 文化範圍下滿漢共治之國家，而夷狄則擴大到西洋紅毛諸國，尤其至清中葉以後更是如此。

不過，由於(yu) 內(nei) 外關(guan) 係的變化，清人關(guan) 於(yu) “中國”的概念有些模糊。譬如，在魏源（1794－1857）那裏，“中國”一詞有時指整個(ge) 清朝所轄的地域，和今天的用法已經完全一樣，而與(yu) 之相對的夷狄則是指西洋紅毛諸國[52]，以及南洋諸國；不過，有時卻隻指傳(chuan) 統的“中國”範圍，即內(nei) 地十八省，而不包括蒙古、西藏、青海、新疆、東(dong) 北和台灣在內(nei) ，這時又偏於(yu) 一種文化意義(yi) 上的中國。[53]民國初年，康有為(wei) 折衷《禹貢》五服之製，乃欲劃中國為(wei) 三服，即以長城以內(nei) 之中國舊壤為(wei) 甸服，設府州以尹治之；沿邊要地為(wei) 要服，若滇桂之邊、海南島及東(dong) 三省之邊、四川之邊、新疆之近邊、內(nei) 蒙古之近邊，設道治之；西藏、新疆、內(nei) 外蒙古、東(dong) 三省之邊為(wei) 荒服，以都督治之。

康熙二十八年（1698），中俄訂立《尼布楚條約》，清朝提供的滿文本和拉丁文本中已使用“中國”一詞。其後，清朝在與(yu) 列強訂立的一係列不平等條約中，亦使用“中國”作為(wei) 國家的名稱。不過，清朝在對外交往和正式條約中願意使用“中國”一詞，實際上還包含著一種傳(chuan) 統心態，即著眼於(yu) “中國”二字的字麵含義(yi) －－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國家。同樣一個(ge) 名詞，西方人的理解隻是一個(ge) 國家，即China，並無特別尊崇的意思，更沒有中國人賦予的那層意思。然而，“中國”一詞，清朝卻理解為(wei) Central Empire（中央帝國），當成一個(ge) 尊稱而樂(le) 意接受。因此，清朝願意采用“中國”為(wei) 國號，卻並無與(yu) 列國相待的意味，正因如此，後來日本不欲從(cong) 吾“中華”之稱，而采用西語china的轉譯，即“支那”一詞。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中國作為(wei) “中華民國”的簡稱，成了國家的代名詞。至此，中國有了其明確的地理範圍，即中華民國所屬的全部領土。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亦以“中國”為(wei) 其簡稱。然而，“中國”皆不複有過去“中央之國”的內(nei) 涵，不過列國之一而已，於(yu) 是，有著數千年曆史的中國開始進入了國際關(guan) 係的新時代。

我們(men) 發現，從(cong) 傳(chuan) 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的轉變中，康有為(wei) 的公羊學理論起了一種關(guan) 鍵性的作用。康有為(wei) 借用公羊三世理論，宣稱人類已進入到升平、太平之世，即所謂“遠近大小若一”，夷夏之間的差異不再重要，即便有差異，亦不過是文化進化過程的先後不同，而《春秋》講的種族差異的內(nei) 涵完全被忽視了。康氏甚至主張，種族之間的差異完全可以通過不斷的人種改造來加以泯除。[54]

這一時期的夷夏理論宣稱孔子主張的大同理論在西方找到了榜樣，至於(yu) 數幾千年來中國遵循的先王之道，不過是聖人用以治理衰亂(luan) 之世的辦法，因此，中國欲進入更高的人類發展階段，即升平世，乃至太平世，應該用一套新的辦法即西方道路來治理中國。這樣，夷與(yu) 夏的關(guan) 係完全顛倒了，傳(chuan) 統中國成了夷，而西方諸國則成了夏。中國從(cong) 此不再有文化上的優(you) 越性，甚至，傳(chuan) 統中國應該放棄舊有的文化，而向西方趨近。這樣，當一種為(wei) 天下取法的中國觀念崩潰以後，並與(yu) 近代基於(yu) 國家主權的國際關(guan) 係體(ti) 係相結合，從(cong) 而催生出一種僅(jin) 僅(jin) 作為(wei) 種族或地域的國家觀念，即民族國家。

因此，不論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以“中國”這種簡名而自稱時，不再有相對於(yu) 夷狄的文化上的優(you) 越感，而僅(jin) 僅(jin) 指稱一個(ge) 中華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政治、地理區域。其中如果尚有些許文化上的含義(yi) 的話，也僅(jin) 僅(jin) 是消極的，即向西方邁進的。

然而，當中國完成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變時，東(dong) 鄰的日本人隨著軍(jun) 事上的不斷勝利，頗欲以古之中國自比，並且，出乎與(yu) 西方列強對抗的目的，又試圖建立與(yu) 之相關(guan) 的“諸夏”觀念，“大東(dong) 亞(ya) 共榮”之說蓋出乎此也。[55]早在19世紀末，日人近衛篤磨（1863-1904）在與(yu) 康有為(wei) 的談話中已明有此意：

今日之東(dong) 亞(ya) 問題絕非東(dong) 亞(ya) 諸國間之問題，實為(wei) 世界之問題。歐洲列強皆為(wei) 自身之利害在東(dong) 亞(ya) 相角逐。東(dong) 亞(ya) 為(wei) 東(dong) 亞(ya) 人之東(dong) 亞(ya) ，隻有東(dong) 亞(ya) 人才有權利解決(jue) 東(dong) 亞(ya) 問題。美洲之門羅主義(yi) ，乃不外此意也。在東(dong) 亞(ya) ，推行亞(ya) 細亞(ya) 門羅主義(yi) 之任務者，實貴我兩(liang) 國人之責任。在今日之局勢下，推行此事者絕非易事。雖然如此，但我等最終之目的，非完成此一任務不可。[56]

可見，在20世紀早期，不僅(jin) 當時的日本人，而且包括部分中國人，尚有此絕大抱負，即欲舉(ju) 東(dong) 亞(ya) 之力以對抗西方異種。

1898年6月，近衛篤磨組織了同文會(hui) ，其用意即在強調中日兩(liang) 國同文同種，相互聯結。[57]近衛篤磨甚至在當時日本影響最大的《太陽》雜誌上發表了《同人種同盟，附支那問題研究的必要》一文，宣揚種族戰爭(zheng) ：

我認為(wei) ，東(dong) 亞(ya) 將不可免地成為(wei) 未來人種競爭(zheng) 的舞台。外交策略雖然可能“一時變態”，但僅(jin) 是“一時變態”。我們(men) 注定有一場白種人與(yu) 黃種人之間的競爭(zheng) ，在這場競爭(zheng) 中，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將被白人視為(wei) 盟敵。有關(guan) 未來的一切計劃，都必須把一難點銘記心中。[58]

1899年2月14日，伊藤博文在向海外教育會(hui) 會(hui) 議中發表演說，宣稱：“我相信，盡我國力的最大限度，向（朝鮮和支那）提供幫助，不但對保全我國自身利益，而且對整個(ge) 遠東(dong) 大勢，都是正確的、必要的。”[59]

正是在此意義(yi) 上，南海甚至直接稱中國與(yu) 日本為(wei) 諸夏：

日本與(yu) 支那，對宅於(yu) 大地渤海之中，同種族，同文字，同風俗，同政教，所謂諸夏之國，兄弟之邦，魯衛之親(qin) ，韓魏之勢，而虞虢之依唇齒也。[60]

南海甚至有“合邦”之說：

若夫東(dong) 海對居，風教相同，種族為(wei) 一，則敝邑之與(yu) 貴國，名雖兩(liang) 國，實為(wei) 孿生之子。唇齒之切，兄弟一家，存則俱存，將來且為(wei) 合邦。亡則俱亡，將來同夷於(yu) 黑人。[61]

康氏視中國與(yu) 日本為(wei) 兄弟之國，其意則在對付異種之西方夷狄也。康氏此時又在種族的意義(yi) 恢複了夷夏理論的另一層內(nei) 涵。[62]

孫中山亦有中、日唇齒相依的觀念。其在《在東(dong) 京中國留學生歡迎會(hui) 的演說》上說道：

亞(ya) 洲大局維持之責任，在我輩黃人。日本與(yu) 中國唇齒之邦，同種同文，對於(yu) 亞(ya) 東(dong) 大局維持之計劃，必能輔助進行。……日本從(cong) 前對於(yu) 中國，行侵略政策，亦見中國國勢大不可國，假使受製歐洲，則日本以三島海國，決(jue) 難鞏固，故不得已而出此。……（日本）與(yu) 我國利害相關(guan) ，絕無侵略東(dong) 亞(ya) 之野心。我們(men) 中日兩(liang) 國，最宜聯合一致進行。……消滅衝(chong) 突，解釋誤會(hui) ，共同謀亞(ya) 東(dong) 大陸之幸福，同為(wei) 東(dong) 西之主人翁。[63]

此時孫氏猶為(wei) 日本之侵略開脫也。孫氏甚至還有支持日本建立東(dong) 亞(ya) 霸權的主張。民國初年，孫中山曾與(yu) 日本首相桂太郎密談，據戴季陶《日本論》載桂太郎談話要點，其中有雲(yun) ：

我得以利用英俄的衝(chong) 突和英國聯盟，居然僥(jiao) 幸把俄國打敗了。俄國這一個(ge) 敵人，不是東(dong) 方最大的敵人，而是最急的敵人。打敗了俄國，急是救了，以後的東(dong) 方便會(hui) 變成英國的獨霸。英國的海軍(jun) 力，絕非日本之所能敵，而英國的經濟力，絕非日本之所能望其項背。……此後日本唯一之生路，東(dong) 方民族唯一之生路，唯有極力遮斷英俄的聯結，而且盡力聯德，以日德同盟繼日英同盟之後，以對英作戰繼對俄作戰之後，必須打倒英國的霸權，而後東(dong) 方乃得安枕，而後日本乃有生命。此生命問題，非獨日本，從(cong) 韃靼海峽到太平洋，全部東(dong) 方民族的運命，皆以此計劃的成敗而決(jue) 。……此兩(liang) 戰者（指中日、日俄之戰），日本不過以人民死生拚國家存亡，豈足以言侵略。若中國不強，而甘受歐洲的侵略，且將陷日本於(yu) 危亡，是可恨耳。……中國有一孫先生，今後可以無憂。今後惟望我兩(liang) 人互相信托以達此目的，造成中日土德奧之同盟，以解決(jue) 印度問題。印度問題一解決(jue) ，則全世界有色人種皆得蘇生。日本得成此功績，絕不愁此後無移民貿易地，絕不作侵略中國的拙策。對大陸得絕對的保障而以全力發展於(yu) 美澳，才是日本民族生存發展的正路。大陸的發展，是中國的責任。中日兩(liang) 國聯好，可保東(dong) 半球的和平，中日土德奧聯好，可保世界的和平，此惟在吾兩(liang) 人今後的勢力如何耳。……現今世界中，足以抗英帝國而倒之者，隻有我與(yu) 先生與(yu) 德皇三人而已[64]

可見，日本的擴張意識與(yu) 本民族存亡的憂懼意識是結合在一起的，與(yu) 西方帝國主義(yi) 之擴張不同。而且，日本對抗西方列強的意識，自幕末時期就有了，其以後曆次對外戰爭(zheng) ，亦是出乎此目的。出乎此種目的，乃至於(yu) 聯合中國、土耳其，包括德、奧這類後發的國家。是以其在二戰期間打著“解放”之幟出兵東(dong) 南亞(ya) ，非其虛語，乃其民族近百年之憂患意識所致。惜乎後來之日本背棄桂太郎的道路。

其後，孫中山《致犬養(yang) 毅書(shu) 》（1923年11月16日）雲(yun) ：

貴國對支行動，向亦以列強之馬首是瞻，致失中國及亞(ya) 洲各民族之望，甚為(wei) 失策也。今次先生入閣，想必能將追隨列強之政策打消，而另樹一幟，以慰亞(ya) 洲各民族喁喁之望。若能如此，則日本不憂無拓殖之地，以納其增加之人口；吾知南洋群島及南亞(ya) 各邦，必當歡迎日本為(wei) 其救主也。……倘日本以扶亞(ya) 洲為(wei) 誌，而舍去步武歐洲帝國主義(yi) 之後塵，則亞(ya) 洲民族無不景仰推崇也。[65]

孫氏呼籲日本支持中國之革命，認為(wei) 中、日利害相同，中國一旦革命成功，將與(yu) 日本一道對抗歐美列強。[66]孫氏蓋欲引日本為(wei) 諸夏而共抗西夷，然日本之誌，首先則在諸夏內(nei) 爭(zheng) “中國”地位，且以自身土地、人民狹小之故，故欲先吞並東(dong) 亞(ya) 諸國以強大其“中國”地位。[67]孫氏似頗為(wei) 之惜，以為(wei) 其目光短淺，乃失東(dong) 亞(ya) 人民之心。

孫氏晚年甚至主張中國、日本聯合起來，組成一個(ge) 聯邦，甚至可以包括安南、緬甸、印度、波斯、阿富汗在聯邦之內(nei) ，以對抗歐洲。[68]1924年11月28日，孫中山在日本神戶對神戶商業(ye) 會(hui) 議所等團體(ti) 發表了題為(wei) 《大亞(ya) 洲主義(yi) 》的演講，不僅(jin) 主張亞(ya) 洲聯合的必要，而且又呼籲：

若是日本真有誠意來和中國親(qin) 善，便先要幫助中國廢除不平等的條約，爭(zheng) 回主人的地位，讓中國人是自由身份，中國才可以同日本來親(qin) 善。[69]

其時，日本的亞(ya) 洲主義(yi) 愈益傾(qing) 向於(yu) 首先謀求日本在亞(ya) 洲的主導地位，孫中山對此亦頗警省矣。[70]

章太炎亦有類似看法。1897年，太炎嚐撰《論學會(hui) 有大益於(yu) 黃種》、《論亞(ya) 洲宜自為(wei) 唇齒》二文，其中有雲(yun) ：

為(wei) 今之計，既修內(nei) 政，莫若外昵日本，以禦俄羅斯，兩(liang) 國斥候，……無相負棄，庶黃人有援，而亞(ya) 洲可以無躓。[71]

然以赤縣之地，近在肘掖，可以相倚依者，闔亞(ya) 洲維日本。[72]

顯然，太炎主張黃種人應該團結起來，尤其中日兩(liang) 國應該攜手合作，對抗白人帝國主義(yi) 。其後，1898年，章太炎在《上李鴻章書(shu) 》中以為(wei) ，“今夫日本，非有深怨於(yu) 我也。……夫同種之國，……非得日本，論語與(yu) 共命。以一時之怨視之，乃不如白種，是猶兄弟爭(zheng) 室而授途之人以狐父之戈也”。[73]

1907年，太炎與(yu) 印度、越南、緬甸、菲律賓、朝鮮等國的誌士共同成立“亞(ya) 洲和親(qin) 會(hui) ”，其約章雲(yun) ：

仆等鑒是，則建“亞(ya) 洲和親(qin) 會(hui) ”，以反對帝國主義(yi) 而自保其邦族。……集庶姓之宗盟，修調絕之舊好，用振我婆羅門、喬(qiao) 達摩、孔、老諸教，務為(wei) 慈悲惻怛，以排擯西方旃陀羅之偽(wei) 道德，令阿黎耶之稱，不奪於(yu) 皙種，無分別之學，不屈於(yu) 有形。[74]

隨著日本漸漸轉向帝國主義(yi) ，太炎又寄希望於(yu) 中印之聯盟，乃至整個(ge) 亞(ya) 洲之團結，其目的均在對付白人帝國主義(yi) 。

至於(yu) 日本，相關(guan) 的理論更是豐(feng) 富。“亞(ya) 洲主義(yi) ”發源於(yu) 十九世紀的日本思想界，其旨在倡導“亞(ya) 洲是亞(ya) 洲人的亞(ya) 洲”，號召亞(ya) 洲人結成黃種人的聯盟，共同反對歐美的殖民入侵。此種思想其實是東(dong) 方的“門羅主義(yi) ”。而中國與(yu) 日本則是亞(ya) 洲最大的兩(liang) 個(ge) 國家，日本固然主張中日提攜，然而，卻尋求日本在亞(ya) 洲的主導地位。此種“亞(ya) 洲主義(yi) ”與(yu) 康、孫等人的主張是有很大區別的。

1933年，石原莞爾提出“東(dong) 亞(ya) 聯盟論”，認為(wei) 一戰以後形成了蘇聯、歐洲、美洲和東(dong) 亞(ya) 四個(ge) 集軒，最後世界的競爭(zheng) 將在美洲集團與(yu) 東(dong) 亞(ya) 集團間展開，二者的決(jue) 戰將“決(jue) 定天皇成為(wei) 世界的天皇，還是美國總統來統治世界，決(jue) 定人類的最後命運。這是決(jue) 定東(dong) 洋王道與(yu) 西洋霸道，究竟誰來統治世界的戰爭(zheng) ”。[75]要取得此決(jue) 戰的勝利，東(dong) 亞(ya) 諸國尤其是“同文同種”的中國與(yu) 日本要互相提攜，實現日、滿、中三國之聯盟：“一、國防。防範白種人的侵略，保衛東(dong) 亞(ya) 天地，為(wei) 此也必須建立滿洲國。二、政治。日滿中分別根據本國的特征，政治獨立，不幹涉內(nei) 政。三、經濟。以共存共榮為(wei) 目的，謀求一體(ti) 化。四、文化。日中兩(liang) 國民族互相尊重對方的文化，創建以道義(yi) 為(wei) 中心的東(dong) 洋新文化，並吸收西洋文明，實現人類最高的文明。”[76]其後，近衛文磨的“大東(dong) 亞(ya) 共榮圈”不過是“東(dong) 亞(ya) 聯盟論”的政策化而已。

日本戰敗以後，毛澤東(dong) 屢屢強調中日兩(liang) 國人民團結起來對抗美帝國主義(yi) ，蓋視日本為(wei) 諸夏也。[77]日本侵淩中國如此，而中國猶能以諸夏而恕之，遑論素來為(wei) 中國藩屬的南洋諸國，更當以諸夏相待矣。

【注釋】

[1] 拉丁文、意大利文、印度梵文均作Cima，法語寫(xie) 作Ia Chine，英、德、捷克等語則作China。“支那”一詞，實為(wei) 西方語匯之音譯，未必日本人杜撰之蔑稱也。對此，康有為(wei) 頗有考證，謂“佛典稱我為(wei) 支那，又曰震旦，又曰真旦。三者不同，皆譯者寫(xie) 成，而音實相近。日本人多傳(chuan) 佛典，故稱我為(wei) 支那。吾在南洋，日有印度數十人衛從(cong) ，與(yu) 之語，稱我國為(wei) 支那。巫來由人、吉寧人亦稱支那，其音甚正，無少差異。印度與(yu) 希臘、羅馬早相通於(yu) 我殷周時，故意大利語亦謂吾國為(wei) 支那。英語稍近，羅馬語作猜那，又為(wei) 支那之音轉矣。然支字英音作CHE，猜字英音作CHI，同出於(yu) CH，其為(wei) 音近而轉可知。……漢明帝時遣蔡愔、秦景使印度，自白馬馱經而還。印度高僧笠法騰之流，接踵而至，譯寫(xie) 經文，即稱支那，不稱漢土。然則支那之號，必自殷周時流傳(chuan) 於(yu) 印度斷然矣。……今考支與(yu) 諸同齒音為(wei) 雙聲，那與(yu) 華同喉音為(wei) 疊韻。然則支那即諸華之音轉，諸華為(wei) 諸夏之音轉至明。”（康有為(wei) ：《諸夏音轉為(wei) 諸華諸華音轉為(wei) 支那考》，1900年2月後，《康有為(wei) 全集》第五，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170頁）康氏遊印度，謂“印度呼中國人為(wei) 支那，故名支那人，所居曰支那街。是街即穢窄，與(yu) 印人雜居”。（康有為(wei) ：《印度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五，519頁）

[2] 日本學者高桑駒吉在《中國文化史》中認為(wei) ，漢、晉之時，周邊夷狄皆以“秦人”為(wei) 中國人之代稱，如《史記·大宛列傳(chuan) 》、《漢書(shu) ·匈奴傳(chuan) 》、《後漢書(shu) ·大秦傳(chuan) 》、《佛國記》等均有所記載。這樣，“秦”就成了中國的代稱，而寫(xie) 作Cin、Chin，然後加一個(ge) 表示地名的後綴a（或e），就成了Cina、Ia  Chine、China。其後，又有“漢人”、“唐人”之稱，皆係周邊夷狄之稱中國也。清代薛福成在其《出使日記》中認為(wei) ，“歐洲各國，其稱中國之名：英稱采依納，法曰細納，意曰期納，德曰赫依納，拉丁之名則曰西奈。問其何義(yi) ，則皆秦字音譯。餘(yu) 謂秦始皇時，國威雖盛，其勢固未達今之歐洲，何以歐人乃呼中國為(wei) 秦？揆厥由來，當由始皇逼逐匈奴，威震殊俗，匈奴之流徙極遠者，往往至今歐洲北土。今俄、奧、土耳其、日耳曼諸國，未必無匈奴之遺跡存留，彼等稱中國為(wei) 秦，歐洲諸國亦相沿之而不改耳”。

不過，此說亦有商榷處。印度兩(liang) 大史詩《羅摩衍那》和《摩河婆多》的梵文定本雖然編定於(yu) 紀元後，然其內(nei) 容卻成於(yu) 公元前5世紀，而其中已有“支那”的稱呼。而《舊經·以賽亞(ya) 書(shu) 》中有這樣的說法，“看哪，這些從(cong) 遠方來，這些從(cong) 北方、從(cong) 西方來，這些從(cong) 希尼（支那的異譯）國來”，《舊約》成書(shu) 約在公元前12世紀到公元前2世紀，而秦統一六國則在前221年，至其威名傳(chuan) 至域外，時當更晚。可見，以“支那”一詞源於(yu) “秦”之音譯，實未見可靠。

[3] “支那”一語，散見於(yu) 佛教典籍之中。康有為(wei) 《日本書(shu) 目誌》卷4即認為(wei) ，“謂吾支那者，佛語也”。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記錄了其與(yu) 戒日王的對話，“王曰：‘大唐國在何方，經途所亙(gen) ，去斯遠近。’對曰：‘當在東(dong) 北數萬(wan) 餘(yu) 裏，印度所謂摩訶至那是也。’”摩訶至那就是大支那的意思。《慈恩法師傳(chuan) 》則如此記載，“三藏至印土，王問：‘支那國何若？’對曰：‘彼國衣冠濟濟，法度可遵，君聖臣忠，父慈子孝。’”可見，玄奘所謂“文教之邦”，正是他對“支那”的具體(ti) 描畫，純取褒義(yi) 也。又，玄奘至罽賓國，“到一寺宿，其夜，眾(zhong) 皆夢神人告曰：此僧從(cong) 摩訶脂那來，願學經印度”。至摩揭它國，參戒賢法師，“問：法師從(cong) 何處來？報雲(yun) ：從(cong) 支那國來。”（慧立本：《慈恩法師傳(chuan) 》卷二、三）釋元《應一切經音義(yi) 》卷四雲(yun) ：“振旦，或雲(yun) 真丹，並非正音，應言支那，此言漢國也。”宋釋法雲(yun) 《翻譯名義(yi) 集》卷三雲(yun) ：“脂那者，一曰支那，此雲(yun) 文物國，即讚美此邦，是文物之地。”（轉引自陳登原：《國史舊聞》卷24，284條）

義(yi) 淨以“支那”之名不過是“直是其名，更無別義(yi) ”，不過，稍晚於(yu) 義(yi) 淨的高僧慧苑，在其《華嚴(yan) 經音義(yi) 》卷下，對義(yi) 淨的說法作了糾正：“支那，此翻為(wei) 思維，以其國人多所思慮，多所製作，故以為(wei) 名，即今漢國是也。”宋釋法雲(yun) 的《翻譯名義(yi) 集》則認為(wei) ，“支那，此雲(yun) 文物國”。皆認為(wei) “支那”一詞形容中國文物之盛。至近代，蘇曼殊認為(wei) ，“支那一語，確非秦字轉音，印度古詩《摩訶婆羅》中已有‘支那’之名，《摩訶婆羅》乃印度婆羅多王朝記事詩，婆羅多王言：‘嚐親(qin) 統大軍(jun) 行至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雲(yun) 雲(yun) 。考婆羅多朝在公元前千四百年，正震旦商時。當時印度人慕我文化，稱智巧耳”。（《曼殊全集·書(shu) 劄集》）足證“支那”一詞不僅(jin) 有“義(yi) ”，而且是古代印度人加給中國的一種尊稱。至於(yu) 希臘、羅馬之稱中國為(wei) 支那（Thin、Sinal），當是接受了印度的成說。

[4] 中國的瓷器大量傳(chuan) 入西方，西人遂稱瓷器為(wei) china。據英文《韋氏大辭典》，瓷器（china）一詞最初來源於(yu) 支那（china）。可見，在西方先有中國之名，後有瓷器之稱。換言之，以瓷器（china）作為(wei) 對中國的代稱並不符合實際，隻是後人的誤解。

[5] 蘇仲湘在《論“支那”一詞的起源與(yu) 荊的曆史和文化》（參見《曆史研究》，1979年第4期）一文裏，反對支那出於(yu) 秦的說法，提出了“支那源於(yu) 荊”的觀點。蘇曼殊引《摩訶婆羅多》雲(yun) ：“摩訶婆羅多乃印度婆羅多王朝紀事詩。婆羅多王言，嚐親(qin) 統大軍(jun) 行至北境，人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雲(yun) 雲(yun) 。”蘇仲湘據此說，認為(wei) 當時印度眼中的中國，是分為(wei) 兩(liang) 部分的中國大陸。《羅摩衍那·地德》列舉(ju) 了北方的20國名，其中標出“支那”和“外支那”，這是荊與(yu) 中原地區的區分。荊就是楚國，國力鼎盛，地廣人眾(zhong) ，經濟發達，物產(chan) 豐(feng) 富，威名顯赫，而巴蜀與(yu) 荊早有來往，荊的信息很可能就是由巴蜀傳(chuan) 到印度去的。並且，從(cong) 語音的角度看，荊為(wei) 鄂音，秦為(wei) 齒音，二音比較下來，“荊”也更接近於(yu) “支那”的聲音。荊國具有悠久的發展史。《詩經·商頌》有“撻彼殷武，奮伐荊楚”句，說明荊曾與(yu) 商朝抗衡；至周朝時，荊更有發展，“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至春秋楚莊王時，甚至成為(wei) 中原認可的霸主；戰國時，荊仍名列七雄前茅。因此，荊的聲威，足以傳(chuan) 到印度。而域外諸國關(guan) 於(yu) 中國的知識，大多是從(cong) 印度再傳(chuan) 的。於(yu) 是，荊之名稱就傳(chuan) 到了別的國家，成為(wei) 今天的“支那”。

[6] 趙永複在《絲(si) 綢之路——漢唐時期中西陸路交通》（參見《地理知識》，1973年第1期）一文說道，古代西方稱中國為(wei) 賽裏斯，實從(cong) 希臘文“賽爾”一詞而來。賽爾指蠶絲(si) ，因蠶絲(si) 出於(yu) 我國，就把我國稱為(wei) 賽裏斯。賽爾寫(xie) 作Ser，加上指地後綴a，也就成了支那、賽尼。何建民的《隨唐時代西域人華化考》有類似說法，漢時，似用來指代中國北部地名的Serica，似指華並某地的sera，都發現於(yu) 希臘羅馬之著作中。可證支那出於(yu) 產(chan) 絲(si) 國的觀點。

[7] 據馮(feng) 承鈞《西域地名》考訂，支那（cina）是“梵文邊鄙之稱，原為(wei) 雪山以北諸種之名，後以為(wei) 中國之號”，至於(yu) 有的佛經中出現的“震旦”、“真丹”等，則是“支那地（cinasthana）的省譯”。

[8] 大致在整個(ge) 晚清，日、中兩(liang) 國皆使用“支那”之稱謂，其初本無貶義(yi) 也。蓋“支那”一詞，頗見於(yu) 當時日、中兩(liang) 國的出版物，譬如，三宅雄太郎著《支那三百年史》（上海開明書(shu) 店發行），石春攢次郎著《支那史要》（陳毅譯，上海廣智書(shu) 局發行），此書(shu) 另有一譯本，名為(wei) 《支那四千年開化史》（支那少年編譯，上海支那翻譯社出版）。此外，梁啟超嚐用“支那少年”為(wei) 筆名，其《李鴻章》封麵上用“支那之怪傑”為(wei) 題簽，又有《愛國論》一文，其中自稱“我支那人”。而宋教仁等人則創辦有《二十世紀之支那》的雜誌。早稻田大學清國留學生部存藏好幾冊(ce) 畢業(ye) 紀念提名錄，稱作《鴻跡貼》。其中第四冊(ce) （1907年度的一部分）共有95人執筆提名，有33人隻寫(xie) 名字，不附籍貫，但在附籍貫的62人中，其中有18人寫(xie) 支那，12寫(xie) 清國，7人寫(xie) 中國或中華，25人不附國號。1911年版的《普通百科大詞典》收有“支那”和“支那語”條，皆不含有任何厭惡的政治含義(yi) 。若孫中山在整個(ge) 1910年代的文告及與(yu) 日人的通信中，皆自稱“支那”。可見，遲至大正時代（1912年--1926年）初期，日本對“支那”的使用似尚未有政治上的貶義(yi) 。

不過，清末革命黨(dang) 人頗使用“支那”一詞，實有否定大清國號的革命意義(yi) 。留日學生發行的《大陸》雜誌發刊詞中有雲(yun) ：“善哉！我支那之大陸乎？…………陋哉！我支那之大陸乎？” 當時中國未有國號，而“大清”實朝號也，是以革命黨(dang) 人既不欲以“大清”名中國，故取“支那”一詞以自稱，亦因西人以“支那”稱中國也。

[9] 康有為(wei) ：《諸夏音轉為(wei) 諸華諸華音轉為(wei) 支那考》，1900年2月後，《康有為(wei) 全集》第五，169頁。又參見康有為(wei) ：《海外亞(ya) 美歐非澳五洲二百埠中華憲政會(hui) 僑(qiao) 民公上請願書(shu) 》，《康有為(wei) 全集》第八，412、413頁。

[10] 康氏又曰：“中國昔阻於(yu) 交通，環我封疆，多為(wei) 朝貢小蠻，故以天下自居，隻有朝號而無國號。今環球百國，舟車大通，亦既並為(wei) 列國，絕非疇昔閉關(guan) 之可比。”（《海外亞(ya) 美歐非澳五洲二百埠中華憲政會(hui) 僑(qiao) 民公上請願書(shu) 》，《康有為(wei) 全集》第八，412頁）國號乃列國之稱，本當小於(yu) 朝號，而康氏以國號為(wei) 姓，朝號不過一人之名而已，此其詭辭以動清廷也。

[11] 據1926年5月17日《申報》，日本上議院議員三上參次發表演說，認為(wei) “今中國妄自尊大，僭稱中華，而我亦以中華呼之，瀆吾尊嚴(yan) ，莫此為(wei) 甚。亟應改稱支那，以正其名”。1930年，中國政府要求日本政府，今後稱呼中國，英文須寫(xie) 作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則須寫(xie) 作“中華民國”，倘若日本公文使用“支那”之類的文字，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十日後，在6月5日《東(dong) 京朝日新聞》的角笛專(zhuan) 欄（讀者來函）中，出現了這樣一篇文章，其中如此說道： “中”及“華”之語，是自古以來支那對夷狄傲慢的自稱。然而，在支那境內(nei) 的東(dong) 夷西戎及南蠻北狄，久以統屬所謂“中”或“華”的版圖內(nei) ，故對內(nei) 部而言，早該沒有中、華、夷、狄之別。 今日對外擬用“中華”之名，其實含有鄙視列國為(wei) 夷狄之意，可謂無禮之極。故此，在討論使用不使用“支那”稱呼之前，實宜先行以適當文字，取代“中華”二字的稱呼。況且，支那政府並不能判明“支那”一語的起源。此語自遠古時代使用以來，並無包含侮辱之意。就法理而言，支那政府理論上可決(jue) 議正其國名為(wei) 中華民國，而不作支那。惟堅決(jue) 拒絕一切習(xi) 慣使用之稱謂，態度未免太過激烈。尤其中華民國本身寫(xie) 做英文名稱作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其中的China，敢問難道不是支那嗎？

1930年底，雖然日本政府的公文都改“支那共和國”為(wei) “中華民國”，但社會(hui) 上一般書(shu) 麵語及口語，仍然沿用“支那”名稱。對此，雙方反複辯駁。總之，日本人無意放棄“支那”一詞的使用。

[12] 康氏曰：“諸國既以支那名我，我即以古音義(yi) 之諸華以定國名。……中華可為(wei) 諸華之轉音，即可與(yu) 支那音相接。”（康有為(wei) ：《諸夏音轉為(wei) 諸華諸華音轉為(wei) 支那考》，1900年2月後，《康有為(wei) 全集》第五，171頁）

[13] 康有為(wei) ：《諸夏音轉為(wei) 諸華諸華音轉為(wei) 支那考》，《康有為(wei) 全集》第五，171頁。

[14] 章太炎：《中華民國解》，《太炎文錄初編》別錄卷一，《章太炎全集》第四，第252頁。

[15] 黑格爾：《曆史哲學》，王造時譯，商務印書(shu) 館，1936，146頁。

[16] 《春秋》以魯為(wei) 中國，未必是公羊“新王”之義(yi) ，很可能魯史舊文即有此說法。若如此說，則當時稱中國者，除周王畿外，其它諸侯國亦各自稱“中國”。

[17]  於(yu) 省吾《釋中國》認為(wei) ，最早證據見於(yu) 1963年在陝西雞賈村出土的一口“何尊”。銘文寫(xie) 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yu) 上天曰：‘餘(yu) 其宅茲(zi) 中或（國），自之（此）辟（治）民’”銘文的前麵還提到“惟王初遷，宅於(yu) 成周，複稟武王禮”，可見是周成王時的紀錄。（載《中華學術論文集》，中華書(shu) 局，1981年，1-2頁。）

而且，《尚書(shu) ·梓材》篇記載了周成王追述往事的話：“皇天既付中國民，雩厥疆於(yu) 先王。”由於(yu) 《尚書(shu) 》中許多內(nei) 容出於(yu) 後人追記，且多真偽(wei) 莫辨。不過，何尊銘文卻證明了《梓材》記述的真實。可見在周武王、成王時確已經使用“中國”一詞。

[18] 居住在城內(nei) 的稱國人，實為(wei) 本部族人；而居住在城外的稱野人，實為(wei) 被征服族人。西周厲王時的“國人暴動”，實際上居住在周王京的本族人的反抗。

[19] 武王滅商，據有商之京師，即認為(wei) 上天將“中國”交付給了他。《詩經·大雅·民勞篇》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的詩句，這說明，所謂“中國”就是指京師。公羊家假魯以為(wei) 京師，又內(nei) 之為(wei) 中國，可見中國本有“京師”之義(yi) 。

[20] 諸國各有國，則極可能“中國”在春秋時未必限於(yu) 周王京，猶中印度有諸中國，諸夏亦各自視為(wei) 中國

[21] 康有為(wei) ：《諸夏音轉為(wei) 諸華諸華音轉為(wei) 支那考》，1900年2月後，《康有為(wei) 全集》第五，169頁。

[22] 程樹德：《說文稽古編》，商務印書(shu) 館，1957年，21頁。

[23] 《章太炎全集》第四，第253頁。

[24] 漢以後，我華夏民族又稱漢人，則以劉邦建國漢中有關(guan) 。然漢中地屬華陽，則猶古華國之地也。是以漢本為(wei) 國名，其後乃為(wei) 族名矣。

[25] 章太炎即持此說，謂伏羲、神農(nong) 、黃帝出於(yu) 雍州，而高陽、高辛、舜、禹起於(yu) 梁州，“雍州之地東(dong) 南至於(yu) 華陰而止，梁州之地東(dong) 北至於(yu) 華陽而止，就華山以定限，名其國土曰華”。（章太炎：《中華民國解》，《章太炎全集》第四，第252頁）據此，“華”本為(wei) 國名，非種族之義(yi) 也。

[26] 亦見章太炎《中華民國解》，然此義(yi) 為(wei) 後起之說。

[27] 康有為(wei) ：《諸夏音轉為(wei) 諸華諸華音轉為(wei) 支那考》，1900年2月後，《康有為(wei) 全集》第五，169頁。劉師培之說亦類此，謂漢族初興(xing) 在帕米爾附近，其後東(dong) 漸，經昆侖(lun) ，間有花國。花國即大夏一音之轉，又轉為(wei) 諸夏，轉為(wei) 諸華。而支那、震旦之名皆由此起。（劉師培：《攘書(shu) ·華夏篇》，《劉師培論學論政》，複旦大學出版社，1990年，290頁）章太炎則疑中國上古時曾有帝王都於(yu) 昆侖(lun) 者，然史無明征。（章太炎：《中華民國解》，《章太炎全集》第四，第252頁）

[28] “中華”一名起源稍晚。《三國誌·諸葛亮傳(chuan) 》注雲(yun) ：“若使（諸葛亮）遊步中華，騁其龍文，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這大概是中華稱名的起源。

[29] 《春秋》此種用法有恢複古義(yi) 之意。蓋中國本為(wei) 京師，即周天子所居也，今周既降為(wei) 列國，則稱中國者眾(zhong) 矣。是以《春秋》假魯以為(wei) 京師，而黜諸中國為(wei) 諸夏，蓋以魯為(wei) 天下化首也。《論語》謂魯“一變至於(yu) 道”，則與(yu) 《春秋》王魯之旨通矣。

[30] 春秋時猶有尊王之義(yi) ，至春秋末戰國初，天子唯事諸侯而苛存，王法亦無所寄焉，如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wei) 諸侯，安王十六年初命齊大夫田和為(wei) 諸侯，顯王三十五年六國以次稱王，至此，周在名義(yi) 上亦等於(yu) 列國矣。

[31] 《春秋》當新王與(yu) 王魯二說相表裏，蓋《春秋》乃王法所在，而假魯以王者位號，其表則行天子之權，其裏則王法之所寄耳。

[32] 不過，許齊桓、晉文以伯討，以其能尊王，且以霸者身份行王者之法故也。

[33] 若諸夏之間不能相救，則諱之、恥之。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於(yu) 聶北，救邢。《公羊傳(chuan) 》曰：“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wei) 不言狄滅之？為(wei) 桓公諱也。曷為(wei) 為(wei) 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二年，城楚丘。《公羊傳(chuan) 》曰：“不言狄滅之，為(wei) 桓公諱也。”十四年，城緣陵。《傳(chuan) 》曰：“不言徐莒脅之，為(wei) 桓公諱也。”桓、文救中國，頗有專(zhuan) 封專(zhuan) 討之嫌，故《春秋》實與(yu) 而文不與(yu) ，以其能合諸夏為(wei) 中國以拒夷狄也。

[34] 劉師培：《讀左劄記》，《劉師培論學論政》，14頁。

[35] 劉師培：《攘書(shu) ·夷種篇》，《劉師培學論政》，296頁。

[36] 康氏不僅(jin) 以為(wei) 革命不必排擠滿、蒙、回，甚至以墨西哥、秘魯亦我同種，謂“吾今宜兼墨、秘同種而並收之，豈止滿、蒙至近者哉”。康氏又主張革命黨(dang) 人當效元魏之法，改滿人姓氏為(wei) 漢姓，以泯滿漢之域，消彌內(nei) 爭(zheng) 之虞。（康有為(wei) ：《與(yu) 黎元洪、黃興(xing) 、湯化龍書(shu) 》，1911年11月9日，《康有為(wei) 全集》第九，207頁）

[37] 康有為(wei) ：《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能行革命書(shu) 》，《康有為(wei) 全集》第六，327頁。

[38] 康有為(wei) ：《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能行革命書(shu) 》，《康有為(wei) 全集》第六，330頁。

[39] 康有為(wei) ：《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能行革命書(shu) 》，《康有為(wei) 全集》第六，328頁。

[40] 孫中山：《三民主義(yi) 》，1919年，《孫中山全集》卷五，中華書(shu) 局，1981年，187頁。

[41] 今之美國欲行霸術，常假聯合國之名，然私欲熾盛，有不可掩者。且不通禦外之術，指斥伊拉克、朝鮮、伊朗為(wei) “邪惡國家”，蓋以異種視之也。雖然，猶有進退之法也，若年度皆有人權報告、市場國家評估之類，猶《春秋》所以勸夷狄也。

[42] 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於(yu) 京師。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文元年，叔孫得臣如京師。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複。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宣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成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於(yu) 京師。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二十四年，叔孫豹如京師。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定元年，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於(yu) 京師。此皆以周之王所為(wei) 京師也。

[43] 桓九年，春，紀季薑歸於(yu) 京師。傳(chuan) 文釋京師雲(yun) ：“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zhong) 也。天子之居，必以眾(zhong) 大之辭言之。”天子所居，得稱京師，故《公羊傳(chuan) 》之京師，據周之都邑言也。又，僖二十八年，公朝於(yu) 王所。傳(chuan) 雲(yun) ：“曷為(wei) 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宣十六年，夏，成周宣謝災。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luan) 。傳(chuan) 文皆雲(yun) ：“據天子之居稱京師。”此以王居為(wei) 京師也。

[44] 哀四年，晉人執戎曼子赤歸於(yu) 楚。《傳(chuan) 》曰：“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於(yu) 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何注雲(yun) ：“前此楚比滅頓、胡，諸侯由是畏其威，從(cong) 而圍蔡，蔡遷於(yu) 州來，遂張中國，京師自置，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歸於(yu) 楚，而不名而言歸於(yu) 楚，則與(yu) 伯執歸京師同文，故辟其文而名之，使若晉非伯執，而赤微者自歸於(yu) 楚。言歸於(yu) 楚者，起伯晉京師楚。主書(shu) 者，惡晉背叛，當誅之。”此本譏晉不尊周王，反事強楚也。然楚既得為(wei) 京師，則《春秋》王魯，魯亦自可為(wei) 京師。傳(chuan) 文既有此意，而何劭公遂屢發之。成十五年，《解詁》謂“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此以魯當京師也。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蒞盟。《公羊傳(chuan) 》雲(yun) ：“蒞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於(yu) 我也。”《解詁》雲(yun) ：“此亦因魯都以見王義(yi) ，使若來之京師盟，白事於(yu) 王。不加蒞者，來就魯，魯已尊矣。”

[45] 晁公武《讀書(shu) 誌》載常秩之言曰：“明複為(wei) 《春秋》，猶商鞅之法，棄灰於(yu) 道者有刑，步過六尺者有誅。”《四庫提要》以此言為(wei) 篤論，謂明複論《春秋》“有貶無褒，大抵以深刻為(wei) 主”。

[46] 魯之所行，實不足王也。故劉逢祿《釋三科例》雲(yun) ：“郊禘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魯之僭則大惡也。就十二公論之，桓、宣之弑君宜誅，昭之出奔宜絕，定之盜國宜絕，隱之獲歸宜絕，莊之通仇外淫宜絕，閔之見弑宜絕，僖之僭王禮、縱季姬禍鄫子，文之逆祀、喪(sang) 娶、不奉朔，成、襄之盜天牲，哀之獲諸侯、虛中國以事強吳，雖非誅絕，而免於(yu) 《春秋》之貶黜者鮮矣。何嚐真王魯哉？”

[47] 又，隱十年，六月，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傳(chuan) 雲(yun) ：“《春秋》錄內(nei) 而略外。於(yu) 外，大惡書(shu) ，小惡不書(shu) ；於(yu) 內(nei) ，大惡諱，小惡書(shu) 。”《解詁》雲(yun) ：“於(yu) 內(nei) 大惡諱，於(yu) 外大惡書(shu) 者，明王者起當先自正，內(nei) 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因見臣子之義(yi) ，當先為(wei) 君父諱大惡也。內(nei) 小惡書(shu) ，外小惡不書(shu) 者，內(nei) 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此亦發王魯之義(yi) 焉。

[48] 章太炎《中華民國解》有欲郡縣朝鮮、越南之誌，此未為(wei) 虛誕之論耳。民國初年，泰國曾有一位外交次長對孫中山說道：“如果中國能夠革命，變成國富民強，我們(men) 暹羅還是情願歸回中國，做中國的一行省。”（孫中山：《三民主義(yi) ·民族主義(yi) 》，1924年2月17日，《孫中山全集》卷九，228頁）泰國尚有此意，遑論漢化程度更深的朝鮮、越南。

[49] 康有為(wei) ：《意大利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七，389頁。

[50] 參見孫中山：《三民主義(yi) ·民族主義(yi) 》，1924年2月10日，《孫中山全集》卷九，215-220頁。

[51] 康有為(wei) ：《春秋筆削大義(yi) 微言考》卷6，《康有為(wei) 全集》第六，179頁。

[52] 古時常以毛發概括人種之特征，如俗稱百姓為(wei) “黎民”，秦時稱為(wei) “黔首”，皆此義(yi) 也。此外，古時又稱老人為(wei) “斑白”、“二毛”，稱小兒(er) 為(wei) “黃發”，亦類此也。是以明清以後吾國稱西洋人為(wei) 紅毛，未必有貶義(yi) ，猶今人以膚色稱西洋人為(wei) “白種”是也。

[53] 明、清於(yu) 行省之外別設土司以治夷狄，本朝因之，於(yu) 省外別置自治區，欲少數民族以自治也，其用心實與(yu) 古人無二。故南海謂有清大一統，卻滿漢分治，蓋“因其舊俗而治之”，此自治之義(yi) 也。（康有為(wei) ：《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折》，《康有為(wei) 全集》第四，425頁）又在省外另設直轄市，亦沿襲明、清直隸之製也。若以《春秋》異外內(nei) 之說視之，則直轄、直隸猶中國、王畿，省、行省猶諸夏，至於(yu) 土司、自治區之設，則比於(yu) 夷狄矣。戊戌間，南海嚐上《請設新京折》，不僅(jin) 欲於(yu) 北京之外而別建新都於(yu) 滬蘇之間，甚至欲建十都，以輻輳天下之文物焉。中國自古常不過兩(liang) 京而已，至本朝，則於(yu) 北京之外，別建上海、天津兩(liang) 直轄，又於(yu) 西南別辟重慶為(wei) 直轄，不獨控禦隴藏，亦以為(wei) “阜民萌，繁商富之道”。（《康有為(wei) 全集》第四，444頁）

[54] 中國現代啟蒙思想之一部分即是改造吾國之人種。此種改造人種的思想可追溯至康有為(wei) 。康氏對棕人與(yu) 黑人極蔑視，以為(wei) 智力、形貌與(yu) 道德之低劣者，然後其構建的大同社會(hui) 又是人類之平等，因此，他設想了四種辦法來消除這種人種上的差異，即遷地之法、雜婚之法、改食之法、沙汰之法，如此，“至大同之世，隻有白種、黃種之存，其黑人、棕種殆皆掃地盡矣”。（康有為(wei) ：《大同書(shu) 》第2，《全集》第七，45頁）而且，南海雖以黃、白二種族為(wei) 優(you) ，不過，他仍試圖改造黃色人種為(wei) 白色人種。（同上，43-47頁）可見，康氏所主張之種族平等，不是視各種族平等，而是要轉變“劣”種，以與(yu) “優(you) ”種無別。蓋上世紀初頗盛行人種改造之說，不獨希特勒乃有此怪想也。此說實本於(yu) 達爾文物種進化之“優(you) 勝劣汰”說也。

[55] 日本早期的大東(dong) 亞(ya) 主義(yi) 或大亞(ya) 細亞(ya) 主義(yi) 具有這樣幾個(ge) 特征：其一，意識到中日間特殊的曆史關(guan) 係；其二，強烈同情中國的改革事業(ye) ；其三，強烈反對西方統治亞(ya) 洲。（參見柯文：《在傳(chuan) 統與(yu) 現代性之間——王韜與(yu) 晚清改革》，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67頁）日本平石直昭在《近代日本的亞(ya) 洲主義(yi) 》一文中指出了亞(ya) 洲主義(yi) 的三個(ge) 內(nei) 涵：“一是同文同種為(wei) 基礎的聯邦國家構想，二是東(dong) 洋門羅主義(yi) 的依據，三是將日本視為(wei) 以文化同一性為(wei) 基礎的亞(ya) 洲的解放者。”（轉引自葛兆光：《想像的和實際的：誰認同“亞(ya) 洲”——關(guan) 於(yu) 晚清至民初日本中國的“亞(ya) 洲主義(yi) ”言說》，《台大曆史學報》第30期）不過，自1870年以後，隨著中日在琉球群島問題上的衝(chong) 突，以及在朝鮮問題上的矛盾，最後終於(yu) 導致了兩(liang) 國之間的戰爭(zheng) 。

[56] 康有為(wei) ：《與(yu) 近衛篤磨的談話》，《康有為(wei) 全集》第四，41頁。不過，民國時，中國愈加不振，地位之卑弱尤甚於(yu) 清末，則東(dong) 亞(ya) 門羅主義(yi) 不免視中國為(wei) 日本之保護國矣，而康氏乃反對此種門羅主義(yi) 。（參見康有為(wei) ：《共和平議》卷1，《康有為(wei) 全集》第十一，6、7頁）

[57] 甚至早在甲午戰爭(zheng) 時，日本曾發布《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對關(guan) 內(nei) 漢人宣稱“夫貴國民族之與(yu) 我日本民族同種、同文、同倫(lun) 理，有偕榮之誼，不有與(yu) 仇之情也”。（宗方小太郎：《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見宗澤亞(ya) ：《清日戰爭(zheng) 》，香港：《商務印書(shu) 館》，2011年，第275頁）

[58] 馬裏烏(wu) 斯·詹森：《近衛篤磨》，載江晃編：《在政治及文化交流中的中日文著》，113-114頁。

[59] 轉引自任達：《新政革命與(yu) 日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37頁。

[60] 康有為(wei) ：《唇齒憂》，1899年10月底，《康有為(wei) 全集》第五，141頁。孫中山亦屢強調中國與(yu) 日本同文同種，至於(yu) 日本昔日之侵略中國，猶能原諒之，“日本不然，與(yu) 我國利害相關(guan) ，絕無侵略東(dong) 亞(ya) 之野心。從(cong) 曆史上觀察之，彼為(wei) 島國，我為(wei) 陸國，絕對不相侵害。縱近年來不免有侵略之舉(ju) 動，亦出於(yu) 萬(wan) 不得已，非其本心，是我們(men) 最要原諒日本的”。（孫中山：《在東(dong) 京中國留學生歡迎會(hui) 的演說》，1913年2月23日，《孫中山全集》卷三，26、27頁）孫氏之天真如此，蓋從(cong) 地緣政治視之，日本的擴張絕對隻有侵略中國一條路，且隨著舊中國的衰落，日本欲取代之，成為(wei) “新中國”，其意極為(wei) 明瞭，絕不因中國已建立共和而緩其圖謀也。

[61] 康有為(wei) ：《致大隈伯書(shu) 》，1900年1月底，《康有為(wei) 全集》第五，164頁。更晚些時候，孫中山猶視日本為(wei) 兄弟之國，且以維持東(dong) 亞(ya) 和平乃兩(liang) 國之義(yi) 務。（孫中山：《在日本東(dong) 亞(ya) 同文會(hui) 歡迎會(hui) 的演說》，1913年2月15日，《孫中山全集》卷三，13、14頁）就此點而言，康氏與(yu) 孫氏有著共同的看法。

[62] 此種意識不獨康氏有之。戊戌間，日本伊藤博文來華，即頗有留其於(yu) 京以備顧問之議，時軍(jun) 機章京外放鬆江府知府的濮子潼上疏曰：“說者謂日人我之仇雔，不當使之借箸。不知日人與(yu) 我唇齒相依，我製於(yu) 西，則彼亦自不能保。故甲午一役，聞彼實有悔心。”（《戊戌變法檔案史料》，12頁）稍早，刑部司員洪汝衝(chong) 上書(shu) 主張中、日、英合邦，以對抗俄勢之南逼。維新黨(dang) 人楊深秀、宋伯魯亦上書(shu) ，主張中、英、美、日合邦之說。

又據孔祥吉考訂，南海“合邦”之議，實受英國傳(chuan) 教士李提摩太影響，其目的不僅(jin) 是為(wei) 了中國之圖存，而且，更主要是當變法陷於(yu) 危難的後期，欲藉此聳動朝局耳。然李提摩太本人，則頗具政治野心，欲利用康有為(wei) 遂其控製中國之心而已。（參見孔祥吉：《康有為(wei) 變法奏議研究》，遼寧教育出版社，1988年，411-425頁）

[63] 《孫中山全集》卷三，第26、27頁。

[64] 戴季陶：《日本論》，光明日報出版社，2011年，頁95-98。

[65] 《孫中山全集》卷八，401、402頁。孫氏又稱許中國之免於(yu) 歐美列強瓜分，賴於(yu) 日本之崛起也，“列強中初有欲並吞之者，而阻於(yu) 他強，遂有議而瓜分之者，不期適有日本崛起於(yu) 亞(ya) 東(dong) 之海隅，而瓜分之謀又不遂。當此之時，支那之四萬(wan) 萬(wan) 人與(yu) 亞(ya) 洲各民族，無不視日本為(wei) 亞(ya) 洲之救主矣”。（同上，402頁）

[66] 參見孫中山：《致犬養(yang) 毅書(shu) 》，《孫中山全集》卷八，404頁。

[67] 對此，魯思·本尼迪克特亦有見於(yu) 日本此種認識，“日本為(wei) 其戰爭(zheng) 的正義(yi) 性進行辯護的那些前提與(yu) 美國的恰恰相反。……日  本必須為(wei) 建立等級秩序而戰鬥。當然，這一秩序的領導隻能是日本，因為(wei) 隻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級製的國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因此，它應該幫助落後的兄弟之邦——中國。‘大東(dong) 亞(ya) ’諸國是同一人種，日本應當首先將美國，其次是英國、俄國，從(cong) 世界的這一區域內(nei) 驅逐出去，使之‘各得其所’。……即使是在戰敗後，日本也還不認為(wei) 應該從(cong) 道德上排斥‘大東(dong) 亞(ya) ’這一理想”。（本尼迪克特：《菊與(yu) 刀——日本文化的類型》，商務印書(shu) 館，1990年，15、16頁）

[68] 孫中山：《三民主義(yi) ·民權主義(yi) 》，1924年4月13日，《孫中山全集》卷九，304頁。

[69] 孫中山：《在神戶各團體(ti) 歡迎宴會(hui) 的演說》，《孫中山全集》卷十一，第413、414頁。

[70] 汪精衛投敵後，多次提及孫中山在神戶的這次演說。汪氏曾回憶道，孫中山在赴日本當日曾經向他提及，“這一次到日本，如果得到日本的諒解，中日俄聯合起來，我們(men) 東(dong) 方便有辦法”。因此，汪氏自以為(wei) 不過是貫徹了孫中山一貫的中日合作精神而已，“民國六年，他所重視的是中日合作，以中日合作為(wei) 基礎而期望中日兩(liang) 國都得到美國的友誼結合；民國十三年，他所重視的也是中日合作，以中日合作為(wei) 基礎，然後聯俄才有用處，然後中日俄三國才能聯合起來，謀東(dong) 亞(ya) 問題之解決(jue) ”。汪氏還說道，“中國今日不但要和日本分擔東(dong) 亞(ya) 的責任，並且要有力量來分擔這個(ge) 責任。……在日本，為(wei) 本身著想，為(wei) 分擔東(dong) 亞(ya) 的責任著想，也要以先進國的地位，幫助中國做到國家之自由平等”。（汪精衛：《三民主義(yi) 之理論與(yu) 實際》，偽(wei) 南京國民政府宣傳(chuan) 部編印：《汪主席和平建國言論集》，1940年，第121、122頁）

[71] 章太炎：《論亞(ya) 洲宜自為(wei) 唇齒》，《章太炎政論選集》，第6、7頁。

[72] 章太炎：《記西婆耆王紀念會(hui) 事》，《章氏叢(cong) 書(shu) 》，第842頁。

[73] 湯誌鈞：《章太炎年譜長編》，中華書(shu) 局，1979年，第61頁。

[74] 《亞(ya) 洲和親(qin) 會(hui) 規章》，見《章太炎選集》，第429頁。

[75] 《石原莞爾選集》3，轉引自史桂芳：《日偽(wei) 時期北平的東(dong) 亞(ya) 聯盟協會(hui) 》，《北京黨(dang) 史》，2000年第6期。

[76] 史麗(li) 華：《策劃“九一八”事跡的元凶石原莞爾》，天津編譯中心編：《日本軍(jun) 國主義(yi) 侵華人物》，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355頁。

[77] 參見毛澤東(dong) ：《美帝國主義(yi) 是中日兩(liang) 國人民的共同敵人》、《日本人民鬥爭(zheng) 的影響是很深遠的》等文，《毛澤東(dong) 文集》第八，人民出版社，1993年。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