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馬克思主義與儒學關係的三點看法（方克立）

一、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關係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中不可回避的問題，是當前意識形態論爭的前沿問題之一

儒學是在中國2000多年封建社會中長期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則是當今中國的主導意識形態。二者在同一個國度裏先後居於主

導意識形態的地位，它們之間有沒有關係？是什麽關係？這個問題的實質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傳統的思想文化，也涉及馬克思主義本身的本土化即中國化的問題。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十分重視發掘和批判繼承儒學中的精華，包括道德價值、人文理想、民本主義、社會和諧思想等等，都受到執政黨和學術界的重視，注意研究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相容相通問題。這是當前中國思想界的主流。

但是也有極少數人，繼續持一種二者不相容、不兩立的觀點，他們自稱“儒家”或“新儒家”，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是一種非我族類、入主中國的外來文化，堅持“華夷之辨”的立場，明確提出了“以儒學取代馬克思主義”、“儒化共產黨”、“儒化中國”的口號。他們的典型言論是“要馬統則不能有儒統，要儒統則不能有馬統，兩者不可得兼”。還有人提出“鵲巢鳩占”說，意思是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這個位子，本來應該是儒學的，現在被外來的馬克思主義占領了，所以他們極力要恢複儒學在古代的那種“王官學”地位，希望重新回到“獨尊儒術”的時代。要與馬克思主義爭奪主導意識形態的地位，這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學術問題了，反映了當今中國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複雜性和尖銳性，也說明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關係已成為思想鬥爭的前沿問題之一。

二、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關係是主導意識與支援意識的關係。馬克思主義的一元主導地位越明確、越鞏固，就越能以開放的胸襟吸收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的精華為我所用，綜合創新，與時俱進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已經從理論和實踐上找到了一條解決馬克思主義與儒學關係問題的正確途徑，不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都從包括儒學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了不少思想資源。不過有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關係是主導意識與支援意識的關係。

除了前麵提到的兩種把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絕對對立起來的觀點之外，大多數學者都認為二者是可以並存、相容、互補的，特別是要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自然就會把研究的重點放在“異中之同”上。但具體觀點差別也很大。肯定二者有相容性，還有一個以哪一種思想學說為主導的問題。

有人明確提出了“儒體馬用”論，用海外新儒家一個代表人物的話來說，就是儒學要取得“文法”的地位而不隻是“詞匯”。

有人以儒學發展史來涵蓋甚至代替整個中國思想史，認為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儒學發展的一個階段。在他們看來，儒學是“常理”、“常道”，是神聖天道的體現，其他思想學說都不過是它的一個分殊形態。這是我們最常見的一種唯心主義思想史觀，在今天仍有一定市場。

在主張二者可以並存的學者中，還有人提出了“現代社會基本價值體係二元化”的理論，認為馬克思主義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和儒學作為民族主體價值可以二元並存、相輔相成，不存在誰為主導的問題。這與我們黨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一元化理論顯然是不相應、不一致的。

主張馬克思主義與儒學可以相容、相通、相結合的學者很多，有人還以“合則兩利，離則兩傷”來說明二者的關係，但論證的角度各不相同。比如一位美籍華裔學者就主要是從哲學認識論和辯證思維方法方麵去找二者的相似性、結合點；有的學者則主要是以中國古代“均貧富”、“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理想來接引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學說；有的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要在中國生根和發展，就不能不重視儒學主張入世、崇尚道德、追求社會和諧、以人為本、重視經世濟民的人文價值取向；有的學者則更加注重儒學中的某些具有普遍意義和超越性的思想內容，認為這些是可以與馬克思主義相契合的主要之點。我認為這些研究和探討都是有意義的，前提是對儒學采取有“揚”有“棄”的分析態度，繼承和發揚其中能夠“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的那部分思想內容，而不是肯定儒學的整個思想體係。

在講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結合的文章中，還有一種抽象地談論“馬克思主義儒學化”和“儒學馬克思主義化”，認為二者是同一個過程的觀點。我認為這種觀點顯然是不可取的，有混淆二者界線之嫌。馬克思主義與儒學有相容相通之處，並不能否定二者各有其本質的規定性，不能抹煞二者之間的本質區別和界線。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等於馬克思主義儒學化，馬克思主義要是儒學化了它就不是馬克思主義了，就失去了其本真麵目。同樣，儒學也不可能馬克思主義化。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儒學是分析儒學、解構儒學，取其精華，古為今用，同時也要批判其中的封建主義糟粕。大概不能把這叫做儒學馬克思主義化。

“主導意識與支援意識關係”說主要是從古今關係立論，從堅持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立論，強調立足現實，順應曆史發展規律，而又不割斷曆史，將有價值的曆史資源轉化為支援意識，古為今用。“通古今之變”就要有曆史發展的觀點，思想意識形態的更替首先要從社會存在去找原因，不是“天不變道亦不變”，而是世異則道變，“洪荒無揖讓之道，唐虞無吊伐之道，漢唐無今日之道”，社會主義時代也不可能繼續沿用封建時代的主導意識形態。用這樣的觀點來看今日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關係，我認為將其定位為主導意識與支援意識的關係是符合實際的。不是把儒學看成是完全消極過時的負麵意識，而是把它的積極內容轉化為支援意識，這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是有利的。

三、能不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說成是“儒家社會主義”，或者用所謂“儒家社會主義”來提升甚至取代我國現行的社會主義製度，是中國思想界必須正視和嚴肅回答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也是馬克思主義與儒學關係研究中現實性最強的一個問題

經過30年的探索和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理論體係已深入人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麵旗幟也成了各種思潮爭奪和曲解的對象。有人把它曲解為“民主社會主義”，已有不少文章進行辨析和批評；也有人把它說成是“儒家社會主義”，而有關討論和辨析的文章卻很少，說明這個問題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從《禮記·禮運》篇到康有為的《大同書》，中國曆史上確有不少空想社會主義或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資料，但這些思想與科學社會主義都不可同日而語。近年來利用這些思想資料講“儒家社會主義”的人很多，情況也比較複雜。除了對這個問題進行曆史考察的學術論析文章之外，大都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可以將其區分為三種類型。

一是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直接解釋為儒家社會主義。其論證邏輯一般是：所謂“中國特色”就是中國曆史文化特色，中國傳統文化是以儒學為主體，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質上就是儒家社會主義。這種論證在邏輯上的不周延是很明顯的，特別是對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近現代走向視而不見，怎麽能把“中國特色”講清楚呢？

二是自由左派的“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說。提出要“通三統”，即打通以孔夫子為代表的中國古典文明傳統、毛澤東時代的平等和正義傳統、鄧小平時代的市場和自由傳統，形成“新改革共識”；並認為中國的軟實力在於儒家和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含義就是“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他們的“新改革共識”帶有批評隻強調市場、效率、自由和權利的“舊改革共識”的意義，所以要用社會主義的平等、公正原則和儒家的“和諧”理念來補正；其整合三種傳統的“儒家社會主義”也不同於十七大講的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還有，“中華”這個概念本來包含地域、民族、曆史、文化等多方麵內容，把它詮釋為“明貴賤，別同異”、“嚴華夷之辨”的儒家，能夠得到56個民族和社會各階層的一致認同嗎？

三是大陸新儒家的“儒家社會主義”論。其代表人物在“政治儒學”中提出了“通儒院”、“庶民院”、“國體院”三院製的“王道政治”方案，並主張重建以儒教為國教的“政教合一”國家，他明確說這不是中國現行的社會主義製度，但又自稱接近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想。其中還有人寫了“一論”、“二論”、“三論”儒家社會主義；另有人寫了《從馬克思到孔夫子：中國曆史必然的選擇》等文章，也自稱“儒家社會主義者”。還有一個外國人，在清華大學當教授，寫了《中國的新儒家》一書，力挺複興儒學、重建儒教的活動，稱其為“左派儒學”。他在研究了中國當前的意識形態格局後做出了這樣的政治預言：“在未來幾十年，中國共產黨被貼上中國儒教黨的標簽並不完全是天方夜譚”，為“儒化共產黨”、“儒化中國”大造輿論。

上述三種“儒家社會主義”論中，在輿論界影響最大的是第三種，與社會主義最不沾邊的也是第三種，其現實目的和理論實質是什麽，值得認真研究。從其代表人物發表文章對馬克思主義和我國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製度進行全麵攻擊，到他們提出“複古更化”的係列主張，包括在三院製中，“通儒院”議長要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擔任，終身任職；“國體院”議長由孔府衍聖公世襲，議員由衍聖公指定的曆代聖賢後裔、曆代君主後裔等人士擔任等聽起來像是隔世之夢話，但又確實是他們夢寐以求的“儒士共同體專政”的重要內容，如果這就是所謂“儒家社會主義”的話，那麽很容易叫人想起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封建的社會主義”的評論：“其中半是挽歌，半是謗文；半是過去的回音，半是未來的恫嚇，……它由於完全不能理解現代曆史的進程而總是令人感到可笑。”可笑的是還有人把它叫做“左派儒學”！

目前全黨全國都在認真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我們不僅要從正麵認識它作為旗幟、道路、理論體係和實踐運動的深刻意義，而且也要看到它在思想戰線上遇到的來自兩個方麵的嚴峻挑戰：一個是“民主社會主義”論，一個是“儒家社會主義”論。從事思想理論工作的共產黨員，有責任根據科學社會主義原理和中國的實際，有力地回應這些挑戰，捍衛黨的創新理論。

（責任編輯：李豔玲）

來源：紅旗文稿2009年0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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